下面小编整理了一些《县域农田水利建设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年初中央确定的大规模农田水利建设规划，终于在半年之后开始具体落实。7月8日，中央水利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出席会议并讲话。为期两天的会议，重申了水利建设的重要性，对于地方政府落实投入资金提出了明确的要求。
县域农田水利建设论文 篇1：
合理布局加快县域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与高速发展的城市经济相比，目前县域经济的发展严重滞后，尤其是经济不够发达的落后县区，越来越跟不上城市发展的步伐。党的十七大报告强调大力发展县域经济，明确指出：“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事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大局，必须始终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这充分表明党中央对发展县域经济的高度重视。但县域经济的发展目前仍存在比较多的问题，现就如何破解决县域经济发展“瓶颈”谈谈自己初步的看法.
一、现阶段县域经济发展状况
（一）县域经济发展滞后且不平衡。一方面，全国县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各地区的县域经济差别明显。东部沿海地区县域经济发展较快，目前我国的百强县绝大部分集中在这一区域中，中部次之，西部最差。另一方面，省内县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即使在经济发达的江苏、山东、广东等省份都同样存在县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问题。
（二）县乡财政困难日益突出。目前我国绝大多数县乡财政入不敷出的问题突出：一是西部、中部和东部的县乡财政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欠发工资问题；二是县乡财政多维持在吃饭的水平上，用来提供公共产品与服务等办事的能力非常有限；三是县乡财政负债问题严重，基层财政风险不断累积。
（三）县域经济产业层次较低，劳动力素质不高。目前，我国大多数县域经济仍未摆脱传统的经营模式，农业仍是主导的产业。从事农业的劳动力素质明显较低，目前只有年龄大的和能力比较差的农民从事农业生产，农民对务农的兴趣不大，农业产业化和市场化程度非常低。
（四）中央对县域经济发展支持不够。一是国家财政对县域经济发展，尤其是对农业基本建设投资比重呈下降趋势。二是国家财政对县域经济社会的要素供给支持不够。目前，县域经济发展迟缓，国家的要素供给支持不够，特别是资本、技术、信息的供给不足。三是国家财政对农业经济的结构调整供给支持不够。结构调整缺乏强有力的财政支持，结构供给对农业、县域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不够显著。
二、县域经济的发展应当注意的问题
在财政支持力度不够的情况下，县域经济在发展过程中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第一，要走出“干部经济”的误区。县域经济在发展思路上受决策者的影响很大，许多地方呈现出政府干预模式、政绩经济模式、指标经济模式。不是去培植市场，以市场经济的规律推动县域经济的发展，而是通过简单的行政手段去创造所谓的“洼地效应”，这种发展自然不会稳定更不会持久。第二，发展县域经济切忌“大拼盘”。发展县域经济要围绕支柱产业，通过改善环境、政策扶持、招商引资等办法发展配套产业和服务业，把支柱产业变成主导产业，把单一产业变成集群产业，把孤悬的点状企业变成链条产业。第三，县域经济的跨越式发展不具有普遍性。对绝大多数县来说，他们的产业结构的层次还比较低，工业化和城镇化还处于初级阶段，在经济发展中一定要脚踏实地，切忌不顾自身的要素禀赋结构，提过高的指标，盲目地实行赶超战略，盲目地跨越式发展。
三、发展县域经济具体思路及建议
（一）县域经济应当不倚不靠，自谋发展出路。县域经济发展要做到以下几点：其一，应当积极主动承接发达区域的产业梯度转移。县域地区要结合自己的发展规划，突出特色，积极主动抢占先机，引进更多的发达地区的产业转移投资。其二，把劳动培训和输出作为战略产业来对待，实施人力资源开发战略，活跃县域经济。其三，充分利用县域资源优势，努力打造特色产业，突出自身特色，做到劣中选优。
（二）财政应当把解决“三农”问题放在突出位置。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以促进农民增收为核心，发展乡镇企业，壮大县域经济。”而“三农”又是县域经济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财政必须站在全局的高度，从统筹城乡社会经济发展的大战略着手，把解决“三农”问题放在突出位置予以支持。
（三）按照公共财政取向支持发展壮大县域经济。运用财政政策工具，促进县域经济健康发展，是政府财政政策及其制度安排中重要的内容。
1．做大县域财政经济蛋糕。充分发挥财政调控经济的职能作用，通过运用税收、财政贴息、信用担保等政策工具，为县域各类市场主体的发展营造更加规范、公平、开放的外部环境，在做大县域经济总量基础上，逐步增强县域财政实力。一是加大县域技改贴息资金的投入，重点向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农产品深加工项目倾斜，培育和涵养县域基础财源。二是实行省对县财政综合绩效评价奖励政策、招商引资大项目奖励政策和县（市）财源建设工程，发展壮大县域经济。三是支持县域和县域工业园区建设，推动城镇化、工业化进程。
2．构建财政支农稳定增长机制。一是调整国民经济收入分配格局，把基础设施投资建设的重点转向农村，使新增预算内固定资产投资主要用于“三农”。二是逐步提高土地出让金用于农业土地开发的比重，督促各地区用于农业土地开发的土地出让金及时足额划账，并适当向小型农田水利建设倾斜。三是加大对农业科研推广、质量安全和检验检测、农产品流通设施、农民培训等方面的投入。四是拓宽支农资金来源渠道、形成多元化的农业投资格局。
3．加大县域社会事业投入，加大对县域公共产品的投入，为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创造条件，是公共财政建设的重中之重，是财政义不容辞的责任。在农业，教育、卫生、文化等方面加大投入，并通过完善社会保障和扶贫救助等措施，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保证农村社会的稳定发展。
作者：彭定国
县域农田水利建设论文 篇2：
农田水利建设难题
年初中央确定的大规模农田水利建设规划，终于在半年之后开始具体落实。
7月8日，中央水利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出席会议并讲话。
为期两天的会议，重申了水利建设的重要性，对于地方政府落实投入资金提出了明确的要求。
水利部部长陈雷7月11日向全国水利系统动员，在动员大会上，陈雷表示要准确把握中央水利工作会议明确的重大战略举措，不折不扣地落实好中央的各项扶持政策。
这是建国以来第一次以中共中央名义召开的水利工作会议。水利系统官员颇感振奋。振奋之余，水利系统人士亦对《财经》记者坦承，投入新机制和水利设施管护机制，是本轮农田水利建设的两大难点，目前，两大新机制均尚未实质建立，地方政府的观望更让这轮农田水利建设多了几分悬念和疑问。
从土地出让收益中提取10％用于农田水利建设，是今年中央“1号文件”含金量最高的政策，但是由于实施细则尚未公布，仅有广东、浙江、安徽等少数省份提出具体落实指标。学界担忧，掌握着土地出让收益的区县政府，是否会做大土地出让成本，规避足额提取值得关注。
为解决好土地出让收益与农田水利建设资金需求不匹配的矛盾，这次会议确立由各省自主决定是否实施省级统筹使用出让收益。中央统筹方案正由财政部、水利部讨论制定，目前尚未定案。
财政部财科所一位专家告诉《财经》记者，土地出让金制度尽管广受诟病，但在一定时期内定将维持，部分地区的土地出让收入也可能更高，所以将农田水利建设与其挂钩，资金就更有保障。但据了解，这项政策落实难度极大，形势不容乐观。
土地出让收益难修水
投入不足是造成农田水利建设落后的主要原因。为此，今年中央“1号文件”第一次提出从土地出让收益中提取10％用于农田水利建设。土地出让收益指的是政府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取得的土地出让收入，扣除当年从地方国库中实际支付的征地和拆迁补偿支出、土地开发支出等相关成本性支出项目后部分。
这一指标含金量极高。2010年全国土地出让金总额高达2.9万亿元，其中收益约8000亿元，依照10％的比例推算，用于农田水利建设的新增资金将达800亿元，这超过了2010年中央和地方财政资金总和。
由于土地出让收益大多掌握在区县政府，而中央和省对县区级政府能否足额提取并没有多少有效的控制手段。在过去数年，中央“1号文件”也曾提出15％的类似提法，但实际落实并不理想。
土地出让收益已经成为地方政府预算外收入最主要的来源，有些地方其占比重高达70％，成为地方政府的“第二财政”。但由于没有纳入预算管理，使用不规范，就连全国土地出让的具体数字，国土部门和财政部门的说法也各不相同。
熟悉内情的人士认为，一些地方采取将土地出让金的成本做大,从而减少实际收益。
为此，有学者提出改土地出让收益为土地出让金，按土地出让总收入提取一定的比例。目前浙江省提出土地出让收入的2％用于农田水利建设。据悉，2％－3％的比例获得更多认可。
由于各级政府多有负债，土地出让金维系政府运转作用日益突出，各级政府少真金白银用于农田水利，并不被部分学者和官员看好。水利部门一位官员估计，最多可落实500亿元。
另一个棘手问题是土地出让收益地区不均衡问题。目前约75％的土地出让收益集中在东部，但很多东部地区的农田水利建设任务并不重。中西部地区，尤其是农业大县，农田水利建设欠账多，建设任务重，而土地出让收益往往很少。
为此，相关部门提出了跨区域统筹使用的建议，但这遭到了部分发达省份的反对。上述专家认为，东部地区的土地出让收入是比较多，但要做的事并不少，而且建设规格比西部地区高，建设资金需求并不小。
水利部农村水利司副司长倪文进告诉《财经》记者，财政部、水利部正在积极研究具体的落实政策。水利部建议中央和省统筹一部分土地出让收益，支持粮食主产区、中西部地区改善农业生产条件。
中国科学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副主任王亚华建议，在加强跨区域的转移支付的同时，制定相应的政策，允许东部地区的土地出让收益用于非农田水利的水利建设项目。
近日，财政部、水利部印发一份农田水利建设资金计提、清算的具体办法的文件——《关于从土地出让收益中计提农田水利建设资金有关事项的通知》，文件要求各地足额提取、定向使用，将10％的土地出让收益用于农田水利建设。
文件规定，农田水利建设资金实行专款专用，专项用于农田水利设施建设，并重点向粮食主产区倾斜。具体使用范围包括：小型农田水利设施、田间工程和灌区末级渠系的新建、修复、续建、配套、改造；山丘区小水窖、小水池、小塘坝、小泵站、小水渠等“五小水利”工程建设；发展节水灌溉，推广渠道防渗、管道输水、喷灌滴灌等技术；牧区农田水利建设。同时，也可以用于上述农田水利设施的日常维护支出，但不得用于人员经费、公用经费等经常性开支。
中央政府如何统筹，方案尚未最后敲定，但提取比例极有可能为30％左右，约900亿元。
地方政府配套分歧
中央“1号文件”出台后，一些县市水利局、发改委便忙碌起来，加紧制定规划，上报项目。据了解，一些原本要上马的项目被加快推进，另一些因资金困难而无法上马的项目也有望争取到。
“有了项目才有钱，没有项目，不可能搞来钱先放着让你再统筹使用。”山东水利部门一位官员告诉《财经》记者。由于所有的水利资金都是以项目形式划拨，申报项目，争取国家相关部委支持，成为当下一些地方政府的急务。
不过，随着中央水利投资的大幅增长，地方政府的配套缺口和压力也越来越大。
《财经》记者在多省采访了解到，县市预算内资金往往用于项目的前期规划，中央投入多少、地方配套多少的“钓鱼政策”，演变成了地方的“反钓鱼政策”，即在中央投资到位后，地方承诺的配套资金并未到位。
2010年的统计数据也证明了这一点，全年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投资1139.15亿元，其中市级政府和县级政府，投资额仅仅是97.86亿元和152.75亿元，刚刚超过两成。
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课题组认为，水利资金投入结构变化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88年－1996年所有水利骨干项目投资均由中央财政承担；1997年－2003年在中央财政资金的引导下，地方政府逐步增加对项目的配套，通过组织和动员，扩大自筹资金的投入比重；2004年后，在中央财政资金带动下，地方财政配套和自筹资金逐步成为项目的投资主体。
“十一五”期间，中央水利建设投资2934亿元，地方水利建设投资4000多亿元。但业内人士分析指出，地方水利建设投资增长主要得益于省级政府，在4000多亿元中，省级投入2947亿元，占七成以上，拥有大量土地出让收益的区县政府投入仅占两成。
水利建设投资渠道较多，例如预算内固定资产投资、财政专项资金、水利建设基金、金融机构贷款、外资及其他社会资金。由于农田水利项目公益性强，社会资金往往不愿意进入，政府财政资金仍然是投入的主要来源。
《财经》记者在多地调查发现，无论东部还是中西部地区县市官员均认为，中央应该加大投入，减少地方配套。中央一些部委官员则认为，预算外的土地出让收益较多，应该加大对农田水利的投入。
与投入渠道同样重要的，是农田水利建设资金的整合机制。
全国人大2009年的一份专题调研报告指出，农田水利建设直接投入项目有九项，涉及国家七八个部门和更多的运行环节。其中国家发改委和水利部负责大型灌区续建配套、节水改造、灌排泵站改造等项目；财政部和水利部负责小型农田水利建设补助专项资金；国家农业综合开发办负责农业综合开发中低产田改造项目；国土部和财政部负责土地开发整理项目；国家发改委、农业部负责大型商品粮基地和优质粮产业工程项目等。
由于涉及部门较多，所以资金整合难度大，这势必会影响资金使用效率，且项目监督评估难度大。
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报告建议，加大省级资金整合力度，省财政积极协调、归并和本级安排的有关涉及农田水利建设资金；县级政府在农田水利建设总体规划引导下，打捆使用农业综合开发、土地整理、灌区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等资金。
管护新机制难建立
广西横县水利局水管站站长何焕华对国有水利工程管理单位的现状忧心忡忡。
何焕华介绍说，横县仍在使用的水利工程大部分修建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且排灌标准很低，由于后期资金投入较少，导致后续的维护和管理不到位，大多数水利设施的功能普遍衰减，甚至有的地方提灌设备和引水渠因年久失修已经丧失了功能。
横县水利局日前对国有水利工程管理单位的现状、存在的问题进行了专门调研，发现存在诸多问题，比如工程设备老化严重，水利队伍不稳等。诸多问题的症结之一便是投入不足，导致这些水管单位大多欠发工资。
六蓝水库管理所是全县国有水利工程管理单位中最大的，在2010年，该单位人均工资为1308元，最低的月工资只有1016元，工资本来就低，但除了财政补贴每人每月的500元，单位收入部分只能发放九个月。由于国有水利工程单位收入差且极不稳定，工资自行解决部分大多数单位不能足额发放，有的甚至只能发放五个到七个月，从而又出现新的欠发工资现象。
基层水利队伍不稳，人才匮乏，导致水利设施管理维护水平低。横县峦城电灌站改革后定编32人，但只有23人在岗，2010年想通过县人事局招录一批技术人员，由于待遇低，导致无人报名而不能开考。
政府举办的专门管理机构运转困难，而对末端渠系管理的民间组织——农民用水协会，实际上也是运转困难，往往难以发挥作用。
在实际运行中，农民用水协会经费难以保障，仅靠收水费对工程进行简单的清淤维修，难以解决根本问题，从而导致农民对协会失去信心，甚至导致协会难以运转下去。
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报告认为，农村水利设施管护主体缺失和能力不足是目前存在的突出问题。今后政府应该通过产权、补助、补偿等多种方式，大力扶持用水合作组织，从根本上解决管护难题。
本刊记者郑猛、王毕强对此文亦有贡献
作者：翁仕友 焦建
县域农田水利建设论文 篇3：
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 党的生态文明建设
〔摘要〕 在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在生态文明建设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探索，其中，自然生态系统和传统农业生态系统由于具有天然的自然地理联系和不可分割性，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点和难点。通过大江大河治理、植树造林和生态修复、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建设，中国共产党将自己的政治理想和执政理念融入生态文明建设中，取得了巨大成就，也经历了不少挫折，为进一步探索生态文明建设积累了基本经验。
〔关键词〕 中国共产党;生态文明建设;党史
〔
在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通过大江大河治理、植树造林和生态修复、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建设，将自己的政治理想和执政理念融入生态文明建设中，取得了巨大成就，也经历了不少挫折，为探索生态文明建设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对社会主义改革时期及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具有深刻的历史启迪。
一、大江大河治理
我国自古以来就很重视治水管水问题，历朝历代统治者莫不把兴修水利作为一件兴国兴民的大事来抓。近代以来，晚清朝廷、北洋政府、南京国民政府朝政腐败、政治衰朽，政府几乎没有能力治理大江大河、兴修大规模的水利工程，全国范围内的水利灌溉设施严重衰败老化。农村的水土保持、山林涵养、管水治水主要依赖传统习俗和宗法制度架构下的民间自组织协作。新中国成立之初，党中央对于大江大河治理非常重视，淮河、黄河、长江都成立了水利委员会，统筹全流域治理规划、水土保持、河道疏浚、堤防加固、水库建设、水电开发、防洪泄洪等相关事宜。
1950年8月28日，华东军政委员会向周恩来转报中共苏北区委对治淮的意见的电报，电报第三项内容大意为：今年导淮对于苏北困难较大，要动员苏北党政军民全部力量，全年工作方针要重新调整，治淮技术上、人力组织上、思想动员上及河床搬家，及其他物资条件准备等均感仓促，对下年农业生产会有很大影响。毛泽东就此电报向周恩来发了《关于导淮问题的批语》，包含这一批语在内，1950年7月至9月间，毛泽东就根治淮河问题作了四次批语。这些批语的主要内容是：第一，淮河治理要考虑根治办法，现在开始准备，秋起即组织大规模导淮工程，期以一年完成导淮，免去明年水患。第二，令水利部限日作出导淮计划。第三，导淮必苏、皖、豫三省同时动手，三省党委的工作计划，均须以此为中心。第四，早日做好计划，早日开工 〔1 〕355-357。这是目前看到的毛泽东关于大江大河治理的最早批语。淮河流域是我国重要的农业生产区，人口密集、水网纵横，淮河水患影响全流域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和农业生产的稳定，要根治淮河水患需要组织大规模导淮工程，这需要苏、皖、豫三省同时动手，毛泽东指出三省党委要将治淮作为当时工作计划的中心，体现了党中央对大江大河治理的高度重视。1950年10月14日，政务院发布关于治理淮河的决定，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国家层面关于江河治理的决定，决定明确指出了淮河治理的基本方针是“蓄泄兼筹” 〔1 〕426。此后，政务院决定以淮河水利工程总局为基础成立治淮委员会，统一领导苏、皖、豫三省的治淮工作。经过一年的治淮工作，淮河流域的面貌发生了巨大的改变。1951年9月24日，曾希圣以治淮委员会副主任的名义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指出，“从来无法控制的洪水，在一定限度内已经开始被我们掌握了。淮河流域今年已获空前的丰收” 〔2 〕84。治淮工程总量“包括修筑堤防二千一百九十一公里，疏浚河道八百六十一公里，水库三处已经动工，其中一处已经完成，湖泊洼地蓄洪工程十二处，大小闸坝涵洞九十二座，都已按期完成，前后动员民工二百二十余万人” 〔2 〕84。在一年的时间内完成这样的工程量，在旧中国是不可想象的，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才能进行如此大规模的淮河治理工程。
新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中关于水利建设的部署主要包括：继续根治淮河;开始进行黄河的根治和综合开发的工作，着手建设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巩固长江堤防;积极进行海河水系的流域规划;进行辽河的流域规划，修建浑河大伙房水库 〔3 〕492-493。1955年7月30日，第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了《关于根治黄河水害和开发黄河水利的综合规划的决议》，这一规划的核心是三门峡和刘家峡两个大型水利枢纽工程的勘测设计和建设。时任国务院副总理邓子恢在本次会议上作报告时指出，“黄河是古今中外著名的一条灾害性的河流。它的灾害主要是水灾” 〔4 〕5。新中国成立初期，在党的领导下各级政府组织大量人力、物力加固黄河堤岸，在山东东平湖两侧、河南长垣到山东寿张的黃河大堤和大堤北面的金堤之间建立滞洪区、溢洪堰，扭转了黄河近百年间几乎每年决口的险恶局面。邓子恢指出，“黄河流域由于旱灾、水灾和水土流失，农业生产受到很大的损害。这些损害在解放以后虽然有了减轻，但是由于人民政府在短期间还不可能对黄河流域实施大规模的有系统的改造自然条件的计划，黄河流域的农业生产还是遭到一些特殊的困难” 〔4 〕11。邓子恢的报告提出了控制黄河的水和泥沙、根治黄河水害、开发黄河水利的基本方法，即“从高原到山沟，从支流到干流，节节蓄水，分段拦泥，尽一切可能把河水用在工业、农业和运输业上，把黄土和雨水留在农田上” 〔4 〕17。节节蓄水需要建设梯级水库和水电站，留住黄土和雨水需要进行大规模的水土保持工作。“这里需要现代的科学技术知识，需要国家的大量投资，需要广大群众的支持，需要政府和人民、工人和农民的通力合作。因此，采取这种方法在过去的时代是不可能的” 〔4 〕17。这种大规模的生态治理工程，通过建立人工生态系统（水库、水电站、植树造林等）实现对自然生态系统的修复和改造，只有我们党在全国范围内执政后才能够得到实施。但事物都有两面性，人工生态系统在实现某些特定功能（如蓄水、防洪、灌溉、发电）的同时也会对自然生态系统造成一定损害。如水库的修建一般是在丘陵山溪的峡口处筑一道拦水坝，堵住原来的水道，把水拦蓄在里面，这必然造成水位上升，淹没部分丘陵山地，改变周边环境的地质结构、生物结构，甚至造成某些生物物种的灭绝，而水库的淤泥、淤沙又会产生新的地质灾害隐患。党中央很早就注意到这方面的问题，所以在长江、黄河、淮河等大江大河的梯级电站建设上是比较慎重的。1957年8月20日，周恩来在国务院第十一次常务会议上作总结发言时重申，水利工作要有综合计划，要有全面设想和安排，要和防洪、水土保持、排涝等结合起来 〔5 〕411-412。尽管这样，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及六七十年代我们国家还是在黄河治理上出现了急躁冒进的失误，导致部分黄河梯级水库规划建设时没有重视泥沙淤积的问题，三门峡水库建成7年后已淤掉库容的44%，而盐锅峡和青铜峡的水库淤损更为严重。后来三门峡水库改建后采用“蓄清排浑”的方式解决泥沙淤积问题，即汛期降低水库水位、敞泄排沙，汛后抬高水位、蓄积清水，但这种解决方式降低了水库的防洪能力，使其综合治理的实际效果有所折扣。
长江三峡工程经历了漫长的考察、论证、勘测、设计阶段。毛泽东对三峡工程情有独钟但又非常谨慎。1958年1月南宁会议期间，毛泽东听取了关于三峡工程的不同意见，提出三峡建设要坚持“积极准备，充分可靠”的方针。2月26日，周恩来等中央领导率有关部委、省市负责人以及中外专家100多人，沿江而上对三峡地区进行了为期一个多星期的实地勘察。途中，中央领导充分听取各方面意见，尤其是反对意见，后来形成了《关于三峡水利枢纽工程和长江流域规划的意见》。该意见指出，“从国家长远的经济发展和技术条件两个方面考虑，三峡水利枢纽是需要修建而且可能修建的” 〔5 〕412。毛泽东在其后加了一句话：“但是最后下决心确定修建及何时开始修建，要待各个重要方面的准备工作基本完成之后，才能作出决定。” 〔5 〕412三峡工程对经济、政治、国防、生态各方面都有深远影响，对国家的财力、物力、人力、科学技术水平都是重大考验，采取慎之又慎的态度是正确的。尽管三峡工程在1978年以前没有开工建设，但是对长江及其支流的治理、利用、开发一直在进行。据1983年相关部门统计，新中国成立以来，各级政府共完成修堤、治河、灌溉、除涝等项土石方230亿立方米;对沿江3 570公里江堤和近3万公里的民堤，普遍进行了修复和加高加固;182公里的荆江大堤，普遍加高了1.5米至2米，并加固了险工险段;修建了一批分洪、蓄洪工程，分蓄洪容量达500多亿立方米;在支流修建了大、中、小水库4.8万多座，总库容1 222亿立方米，其中大型支流水库105座，总库容733亿立方米。这些工程在长江干支流防洪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二、植树造林和生态修复
由于时代的局限和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限制，1949年至1978年，我们党还没有对气候变化、大气环境、生物多样性等问题给予过多关注，人口和粮食的巨大压力使我们党将生态文明建设的重点放在水土保持、防风固沙等和农业生产有密切关系的领域，而植树造林工程兼具水土保持、防风固沙等功能。所以，这一时期我们党生态修复工作的主要内容是植树造林。
1951年2月13日，政务院发布了农林生产的决定，要求各地实行山林管理。“严禁烧山和滥伐，划定樵牧区域，发动植树种果，推行合作造林。为了保持水土，还应分别不同地区，禁挖树根草根” 〔6 〕30。“绝对禁止开山荒和陡坡。已开之山荒，必须修成梯田” 〔6 〕31。1951年9月29日，中共中央转发华东局《关于加强林业工作的指示》，要求“把保护山林和建植苗圃造林植树工作，列为山区、沙区及其附近地区党委和政府的重要任务之一” 〔6 〕436。该指示指出，“治本办法：应大规模开展封山造林运动，华东自然条件一般尚好，将荒山封起数年之后，即可收水土保持之效，十年二十年后，即可抚育成林，结合全面性的植树造林运动，普遍进行封山造林、育材，是消灭荒山荒地，使广大面积同时成林的最经济办法” 〔6 〕437。封山造林的目的在于营造次生林以修复已经遭到人为砍伐和破坏的森林生态系统，這是一个森林生态系统的次生演替过程。森林植物在火烧迹地、采伐迹地等次生裸地上进行演替，由于次生裸地上多少还保留着原有群落的土壤条件及某些植物种类的繁殖体，或者在其附近还保存着未经破坏的原生群落，因此其演替起点与原生演替不同，其演替速度也较原生演替更快。次生林是人类干预森林生态系统的结果，修复后的森林生态系统很难再回到原始森林的状态，因此靠近人类居住地和农田生态系统营造次生林，应该把茶、桑、桐、橡、茶油、漆、果树、竹等经济林木及其他用材林、薪炭林作为培育重点，既能实现绿化荒山和水土保持的生态效益，又有投入低、产出快的经济效益。1953年7月9日，政务院通过《关于发动群众开展造林、育林、护林工作的指示》，指出新中国成立以来全国造林约达175万公顷，封山育林414万公顷。“开展群众性的造林工作是扩大木材资源、保证国家长期建设需要的首要办法;也是减免风沙水旱灾害、保障农业丰收的有效措施” 〔7 〕296。“大体上在水土冲刷严重、风沙水旱灾害经常发生的地区，应积极营造水源林和防护林;在水土条件较好林木生长迅速的地区，应大力培育用材林” 〔7 〕298。第一个五年计划规定：国有林区采伐迹地的更新面积为422万亩，其中东北各省为300万亩，内蒙古自治区为28万亩，西南各省为49万亩，华北和西北各省为45万亩 〔3 〕495，而且还要求“一般农业地区，应该普遍地发动群众在山地、道路两旁、屋前屋后、河岸村头造林植树，并保护他们造林植树的利益” 〔3 〕496。
中国960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面积，山地、丘陵和高原面积约占66%，而水土保持工作的难点就在丘陵山区。这些地方坡陡、土层薄而松散，其地表径流流速往往比平地快好几倍，被冲刷的泥沙量要比平地增加30倍以上，如西北黄土高原，是中国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地区。邓子恢在关于根治黄河水害的报告中分析了黄河泥沙量大的基本原因，“我国西起六盘山、贺兰山，北起阴山，东至太行山，南至秦岭，有一个世界上最大的黄土区域，这个区域基本上就是黄河的中游地区。由于黄土‘沙松土散’，特别容易受侵蚀;由于黄河中游暴雨特别多，侵蚀的力量特别大;由于黄土高原被侵蚀后形成了很多陡坡，陡坡更容易被暴雨冲刷;又由于地面上的森林被滥伐，陡坡被滥垦，土壤缺少保护，被侵蚀的过程更加迅速” 〔4 〕15。甘肃、陕西、山西三个省水土流失是黄河流域水灾、旱灾频发的根本原因，黄河河道淤积、河床抬高、河流改道都与此密切相关。邓子恢在报告中提出了黄河流域水土保持的具体技术措施，包括农业技术措施、农业改良土壤措施、森林改良土壤措施等。这些技术措施非常全面，不只适用于黄土高原，在南方丘陵山区一样适用，其核心思想是贯彻因地制宜的原则，促进农、林、水、牧等部门密切配合，结合当地自然生态条件植树种草、发展梯田、修渠筑坝、打井挖窖，通过改造农田和山林生态系统控制水土流失。到20世纪70年代末，黄河流域有1/4原来水土流失严重的地区的水土流失得到了有效控制。
我国湿润、半湿润地区面积与干旱、半干旱地区面积大约各占国土面积一半，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约有沙漠化土地17万平方公里，主要分布在西北、华北北部及东北西部，涉及12个省区207个县（市、旗）。在沙区及其边缘地区的1亿亩耕地和全国1/3天然草场，都不同程度地受到沙漠的威胁和影响 〔8 〕。过度开垦、过度放牧、樵采薪柴、过度用水都可能引起干旱、半干旱地区土地沙漠化。在粮食种植和用水量刚性约束的情况下，延缓和遏制沙漠化最直接有效的办法就是植树造林、防风固沙。1955年2月4日，水利部在关于水土保持工作的总结报告中指出，“在陕北长城内外的风沙区：由于人口少，耕地多，畜牧比重大，以及风多雨少，常受风沙灾害等特点，开展水土保持工作应以固定沙邱为原则，有计划地营造防护林带，开展群众性的种植固沙林” 〔3 〕98。新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对营造防护林有明确规划，全国要营造防护林2 343万亩：东北西部防护林430万亩，辽宁饶阳河的水源林24万亩，吉林松花湖的水源林50万亩，内蒙古东部防护林66万亩，黄河上游和中游的水源林215万亩，陕西北部的防沙林44万亩，永定河上游的水源林66万亩，淮河上游和中游的水源林37万亩，汉水的水源林45万亩，河南东部的防沙林33万亩，山东沿海的防护林15万亩，其余1 318万余亩是分散在全国各地的较小水系的水源林和小片农田的防护林 〔3 〕494-495。以内蒙古自治区为例，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区森林覆盖面积只有1.37亿亩，森林覆盖率只有7.7%，而且80%集中分布在大兴安岭。在随后几十年间，自治区各级党委政府领导人民植树造林，防风固沙，改造自然，取得了显著的成就。据1980年森林资源调查，全区森林面积已增加到2.34亿亩，比新中国成立初期增长了41%，森林覆盖率提高到13.21%，按人口平均计算，每人占有林地面积12亩。其中，次生林资源有11个分布区，构成“三北”防护林体系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 〔9 〕。
同时也要看到，“植树造林，生态修复”工作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尤其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期至六七十年代，受“大跃进”的影响，各地都出现了毁林开荒、砍树炼钢的现象。在甘肃省，1958年1月至3月办厂1 000多个;3月至5月建厂3 500个;5月至6月，厂矿数目猛增到22万个。全省出现了10多个“万厂县”，20多个“千厂乡”，50多个“百厂社”。平均每个乡有110个厂矿，每个农业合作社有12个厂矿 〔5 〕483-484。这些数字尽管有大量的浮夸成分，但当时大干工业、多上项目的状况却是事实。1958年8月，北戴河会议确定当年全国钢产量要达到1 070万吨的指标时，实际上前八个月全国的钢产量任务只完成了400万吨，剩下近700万吨的缺口需要依靠全民大炼钢铁来完成。于是，在短时间内，小高炉、土高炉在中国的城乡迅速涌现，1958年8月底达到17万座，9月底增加到60多万座，10月底猛增至几百万座。由于炼钢用的原材料、燃料极其缺乏，焦煤不够就用普通煤炭，煤炭不够就砍伐树木烧成木炭代替，高品位的矿石缺乏，就用低品位的矿石代替。这种方法炼出的钢铁，不仅成本高、浪费大，而且质量低下。滥采滥伐、毁坏环境、破坏生态的后果是非常严重的，河南省大别山区的有些县林木被砍伐殆尽，四川省境内长江上游的林区被毁林木达几十万亩，带来了水土流失等一系列生态问题。由于过量采伐树木、毁林开荒和盲目开采矿产资源，对森林资源和生态环境的破坏也相当严重，致使许多地方水土流失加剧，生态环境恶化，林产品产量锐减，在短时间内原有的生态环境很难得到恢复。1961年8月6日，刘少奇到呼伦贝尔盟林场视察时提出了“采伐与更新方式”的问题，他指出，“应该根据不同的条件因地制宜，有的可以采取皆伐，有的可以采取择伐，以有利于提供木材、有利于更新为目的” 〔10 〕346，天然更新和人工更新也要因地制宜，“可能到我们下一代，采伐主要是采人工更新的林子，而不是天然更新的林子” 〔10 〕346。从刘少奇的讲话中可以发现，他已经预见到将来天然林采伐应该停止，人工次生林才是采伐重点。
三、农田水利建设
土壤、水、光照是农田生态系统的三大核心要素，其中水历来是制约我国农业发展最关键的因素。在中国的自然环境中，水资源的分布是不均衡的，我国农村普遍需要开展农田水利建设，提升农田生态系统的生态效益和产出效率。农田水利建设覆盖的范围包括农田、山林、池塘、沟渠、民居等农村生态系统下各级子系统的水资源开发、利用和保护。早在土地革命时期，我们党就非常重视农田水利建设，尤其是“水陂、水圳、水塘”三小水利工程的建设。毛泽东指出，“水利是农业的命脉” 〔11 〕。新中国成立初期，各地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进行了一定的农田水利建设，在防旱防涝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在西南地区，初步克服了严重的干旱威胁;在西北、华北地区扩大了灌溉面积;在中南、华东地区普遍整修了塘坝工程，增强了抗旱能力。一部分低洼地区与滨湖地区进行了河道疏浚、农田排水工作，缩小了内涝的面积，有些较大的灌溉渠，开始注意用水管理问题。
1953年5月6日，水利部提交了《关于农田水利工作会议的综合报告》。报告总结了过去三年农田水利建设上的经验和教训，明确了以后的工作方向，“今后的农田水利工作应该着重开展群众性的各种小型水利，整顿现有水利设施，加强灌溉管理，发掘潜在力量，以扩大灌溉面积;至于新办的较大的水利灌溉工程，则应采取慎重态度，充分准备，稳步前进，择要举办” 〔7 〕263-264。该报告介绍了热河省承德县在农村小型水利建设上的成功经验。热河省十年九旱，水利是制约农业生产的瓶颈，他们的基本经验是：山地修梯田和谷坊，保持水土，平地则应以搞小型水利为主 〔7 〕267。1955年10月，党中央提出了第一个五年计划，计划将全国农田水利灌溉面积由7 200万亩增加到1亿亩，并要求各地加强水利机构建设、水利规划編制、水利章程完善、水利设备统筹、水利贷款发放 〔4 〕313。1956年1月，毛泽东在审阅《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稿时，加写了一段文字，要求兴修水利，保持水土，一切大型水利工程，由国家负责兴修，治理为害严重的河流;一切小型水利工程，例如打井、开渠、挖塘、筑坝和各种水土保持工作，均由农业生产合作社有计划地大量地负责兴修，必要的时候由国家予以协助。通过上述这些工作，争取在7年内（从1956年开始）基本上消灭普通的水灾和旱灾，在12年内基本上消灭特别大的水灾和旱灾 〔5 〕411。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由于农业合作化的实现和农田水利建设的发展，农业建设在遭受自然灾害的情况下仍取得了很大成绩，1956年农业总产值为583亿元，比上年增长5%;粮食产量为3 855亿斤，比上年增长4.8%，接近“一五”计划规定的1957年的水平 〔5 〕360。
总体来看，这一时期大规模的群众性的农田水利建设，建成了一批大中型的水库和众多的小型水利工程，扩大了农田的灌溉面积，提高了抵抗水、旱灾害的能力。有一些地方因地制宜，战天斗地，改造了山河，创造出很高的生态效益。山西大寨和河南林县就是杰出代表。大寨是将脆弱贫瘠的自然生态系统改造成高产出、高效率、具有优美景观的农田生态系统的范例。河南林县（现林州市）人民在党的领导下，用最普通的工具，劈开太行山的重峦叠嶂，引漳河水入林县，建成了“人造天河”红旗渠。红旗渠是巧妙利用自然生态系统（河流和山势），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通过改变山形地貌变更河流生态系统的流向，在自然演化不可能的地方建成一条盘绕在太行山千丈绝壁上的沟渠生态系统。除了山西、河南，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其他省份也有这样因地制宜改造山河的壮举，如山东省黄县下丁家大队为改造恶劣的自然环境，提出了“以水为纲，山水田综合治理”的口号，他们劈山筑库，拦河打坝，把山上的水蓄积起来，从河滩到山顶修建了10多座水库，形成一个“三层楼式”的灌溉网，将1 400多亩旱地变成水浇地。再如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县当铺地大队经过十几年的艰苦奋斗，营造林带和片林以防风固沙，他们不但靠人力、风力搬走了几百个沙丘，而且将2 500亩耕地打上地埂，造出畦田浇灌地块，使亩产提高到358斤，相当于1949年产量的5倍。1965年至1975年，全国农田水利建设继续得到加强，北方平原开始使用机井，这一时期我国的水浇地面积增加了1 000万公顷，占耕地总面积的比例从1965年的32%上升到43% 〔12 〕585。
水资源的分布、流动有其内在的规律，如果农田水利建设违背了自然规律，其结果只会适得其反。各地生态环境条件因各地自然生态系统和人工生态系统的适应关系、恒定关系、协调关系的不同而不同，所以农田水利建设要因地制宜、考虑各地不同的生态环境条件。例如，“中国北方亟需较稳定的水源，但仅在部分地区……才有可能仅靠动员劳动力就能大幅度提高灌溉面积。在其他地区，人们不得不更多地利用黄河水，这意味着首先要清除大量泥沙，而要实现这一点，就必须建造大型水坝和在黄河上游植树种草” 〔12 〕589。但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期和六十年代前期，各地推进农田水利建设也出现了“大跃进”，“不顾各地自然条件和耕作习惯的差别，一律搞深翻改土和密植;不顾山区和平原的差别，一律推行以蓄为主的治水方针等等” 〔13 〕，使得农田水利建设产生了脱离实际的问题。相关文献记载，1958年1月底，全国已经建成可以浇灌780万公顷土地的灌溉网。到年底，灌溉面积增加了3 200万公顷，相当于1957年9月国务院和党中央联合决定所规定的当时应达到面积的10倍多，同期所公布的土地增加面积几乎是实际总灌溉面积的两倍 〔14 〕399。1958年8月，中共中央在下发的《关于水利工作的指示》中指出，“去冬以来已扩大灌溉面积四亿五千万亩，加上原有灌溉面积共达九亿七千万亩，占现有耕地的百分之五十七，占全世界现有灌溉面积三分之一以上。只要再苦战两冬两春，全国现有耕地，基本上完成水利化是完全可能的” 〔15 〕。1959年的中国是一个大旱年，入冬以后各地开始大搞水利建设。据统计，当年全国冬修水利的上工人数已经超过7 000万人。全国有蓄水1亿立方以上的大型工程314个，蓄水1 000万立方到1亿立方的中型工程1 000多个，蓄水1 000万立方以下的小型工程150万个以上。
不顾自然规律盲目发挥主观能动性进行农田水利建设，会破坏健康的农田生态系统循环，造成地质结构、土壤结构、物种结构的破坏，使农田生态系统各子系统之间数量比例失调、结构功能失衡、物质能量循环中断、新陈代谢能力丧失。在农田水利建设“大跃进”中，一些灌溉工程由于赶工期，设计不够严谨，未能发挥应有的作用，不但没有使粮食产量增加反而导致粮食减产，华北平原尤其严重。比如，由于排水系统不完善，灌溉导致土地盐碱化，使得粮食减产。1960年全国粮食产量仅有14 350万吨，比1957年减产26%，为1950年以来的最低水平 〔14 〕404。毛泽东在谈及此问题时指出，“大跃进”的重要教训之一，就是没有搞综合平衡。在整个经济工作中，平衡是个根本问题。有三种平衡：农业内部的农、林、牧、副、渔之间的平衡;工业内部的平衡;工业和农业之间的平衡。整个国民经济是在这些基础上的综合平衡 〔16 〕。可见，农田水利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必须实事求是、因地制宜、搞好综合平衡。
在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尽管没有系统地提出生态文明建设的概念，但遵循了“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执政理念。中国共产党将自己的政治理想和执政理念融入生态文明建设中，在大江大河治理、植树造林、水土保持、防风固沙、农田水利建设等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我们党的生态文明建设体现出绿色、环保、生态、可持续的特征。这一时期党的生态文明建设涵盖了自然生态系统、传统农业生态系统、产业生态系统、城市生态系统等多个方面，涌现出了淮河治理、“三北”防护林、红旗渠等一大批样板工程，提出了一系列保护生态环境的理论和主张，对我们党的生态理论和生态文明建设进行了初步探索。虽然由于时代的局限和工业化、城市化水平较低的限制，我们党在生态文明建设方面经历了一些曲折和失误，在控制人口规模、防止工业污染、降低资源和能源消耗、发展循环经济等方面没有提出实质性举措，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都是探索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宝贵历史财富。
〔参 考 文 献〕
〔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
〔2〕曾希圣文选（1939-1961）〔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6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7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5〕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2卷（1949-
1978）上册〔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
〔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
〔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4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8〕潘纪一.人口生态学〔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8：215.
〔9〕本书编写组.内蒙古自治区概况〔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3：116-117.
〔10〕劉少奇选集：下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11〕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32.
〔12〕费正清，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66-1982）〔M〕.金光耀，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
〔13〕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下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750.
〔14〕费正清，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M〕.王建朗，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
〔1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1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455.
〔16〕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2卷（1949-
1978）下册〔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537.
责任编辑 王亚峰
作者：车辚 胡昊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