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小编给大家找来了《西部大开发分析论文(精选3篇)》的相关内容，希望能给你带来帮助!摘要:西部大开发是社会和政治的热点问题,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对之进行了探讨。为强调西部大开发的政治重要性,以政治的视角分析,从区域差异现状入手,结合政治民主、政治文化、政治权利等要素分析了区域差异在政治层面带来的影响,论证了西部大开发的政治重要性,而后在分析西部大开发政策实施效应的基础上,提出了进一步推进该战略的相关措施。
西部大开发分析论文 篇1：
西部大开发的净政策效应分析
摘要 西部大开发作为中国一项重要的区域发展战略，正确评价其实施效果不仅能对后续政策的实施和完善提供参考，而且还能对其他区域发展政策提供借鑒。在此，利用1992—2014年中国大陆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通过运用合成控制法从西部整体和单个省份两方面对西部大开发的净政策效应进行了分析和评价，并就西部大开发对不同地区投入要素作用机制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西部大开发对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净政策效应整体上来说不显著。但按照行政区域划分后，分省进行评价结果发现，西部大开发对内蒙古、重庆、陕西、青海和宁夏地区经济发展净政策效应显著，且对地区经济发展呈正向促进作用；西部大开发对广西、云南和新疆地区经济发展的净政策效应亦显著，但对地区经济发展呈负向抑制作用；西部大开发对四川地区的净政策效应不显著。随后，对西部大开发的投入要素作用机制进行了检验，结果表明，西部大开发对不同省份投入要素作用机制呈现差异化特征，但普遍上促进了西部地区开放程度的提升和固定投资的增加。对西部大开发净政策效应为正的地区来说，地区政府干预程度较弱，且对于人力资源具有吸收作用；对净政策效应为负的地区，政府干预程度强且对人力资源具有显著的挤出作用；对净政策效应不显著的地区，政府参与程度较弱，对人力资源挤出作用不显著。因此，在未来西部大开发深入实施过程中，应加强对“软环境”的建设，同时要进一步明确政府权力的界限，通过深化地区市场机制体制的建设与内地发达地区建立有效合作，构建长效援建机制。
关键词 西部大开发；净政策效应；合成控制法；作用机制
中共中央于1999年召开的十五届四中全会正式提出“西部大开发”战略，国家通过实施一系列优惠政策为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增长动能。例如，西部经过十几年的发展，地区经济实力不断增强、区域经济差异逐步缩小、居民收入稳步增长、市场需求不断扩大[1]。但学术界对于西部地区取得如此瞩目的成就到底是源于西部大开发的“政策效应”还是区域经济的“自然增长”仍无定论。本文的研究目的就是通过对西部大开发的“净政策效应”进行“剥离”，对其政策实施效果和作用机制进行切实评价和分析，以对后续政策的实施和完善提供参考。
1 问题提出
涉及西部大开发方面的研究较多，大量文献[2-7]基于不同的视角使用不同的方法对西部大开发的政策效果进行了评价，但其研究结论并未达成共识。一些学者认为西部大开发政策对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不仅未发挥出有效的政策促进作用，反而使西部地区经济发展陷入了困境。邵帅和齐中英[2]指出，实施西部大开发后，能源开发对科技创新和人力资本投入的“挤出效应”明显，导致地区发展陷入“资源诅咒”的困境。淦未宇[3]，陆张维[4]等认为，尽管西部大开发促进了西部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但东西部之间区域经济发展不均衡的系统性格局不仅未改观，反而呈现进一步恶化趋势。刘瑞明和赵仁杰[5]利用双重差分倾向得分匹配法（PSMDID）研究西部大开发对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发现西部大开发并未有效推动西部地区GDP及人均GDP的快速增长。邓健和王新宇[6]基于能源利用效率视角研究西部大开发的实施效果，研究结果表明西部大开发的实施并没有提高西部地区的能源效率，反而扩大了与高效区的能源效率差距。
而也有学者认为西部大开发政策效果显著，有效地促进了区域经济的增长。王洛林和魏后凯[7]认为西部大开发对西部地区的投资、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建设以及经济增长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夏飞和曹鑫[8]等研究发现西部大开发对于西部地区“资源诅咒”现象具有明显的缓解作用，且有利于缩小东西部地区之间经济发展的差距。刘生龙[9]、刘克非[10]等研究发现西部大开发的实施有效促使中国区域经济化从趋异转向收敛。彭曦和陈仲常[11]通过建立综合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对西部大开发的政策效应进行评价，结果显示西部大开发政策能显著提升重庆、陕西、四川和内蒙古综合发展水平排名。
综上所述，这种不同的研究结论，可能是因为以往研究混淆了西部大开发的政策效应和其它因素对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效果，并未单独分离出西部大开发的净政策效应所致。因为以往有关政策效应评价的研究，多采用双重差分法（DifferencesinDifferences，DID）[12-13]，但应用DID方法需满足实验组和控制组存在共同趋势的条件约束，但西部地区和中、东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距，难以满足具有共同趋势的假设，因此DID法难以分离出西部大开发的净政策效应。为了突破DID法“共同趋势”的条件限制，Heckman[14]等提出了双重差分倾向得分匹配法（Differences in Differences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PSMDID），但PSMDID只有在大样本情况下匹配效果才更优，且应用PSMDID在进行得分倾向匹配时，模型只控制了可观察变量的影响，而忽略了某些不可观测变量的影响，从而导致了隐性偏差[15]。而近年来，新产生的合成控制法在克服了上述方法缺陷的情况下，被广泛应用于政策评价领域，且在国内仅有的一篇文献利用合成控制法对西部大开发的转型升级效果进行了评价[16]，但文章将西部各省份合并成一个“总体地区”作为研究对象，忽略了西部各省之间的差异，使得研究结果产生偏差。
因此，本文试图利用中国1992—2014年省级面板数据，并采用合成控制法，将其它因素对地区经济增长所产生的贡献剔除，“剥离”出西部大开发的净政策效应，以此来明确衡量西部大开发对地区经济发展的作用。本文的贡献体现在：①将研究样本拓展到31个省份，以在更细范围内讨论西部大开发的净政策效应；②运用合成控制法对研究结果进行有效性和稳健性检验，不仅突破了共同发展趋势假设的限制，还能矫正由于系统性差异带来的误差，使净政策效应评估更为科学、准确；③从整体和个体两个层面更细致地评价西部大开发战略，并通过考察西部大开发对各类经济增长驱动因素的作用来识别背后的原因，并在分析结果的基础上提出完善后续政策实施的针对性建议。
2 西部大开发的净政策效应：一个理论分析
西部大开发对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是否起到了应有的作用，在学术界一直饱受争议。从实践来看，没有哪一项政策能够完全实现政策制定者的意图；从理论上来看，西部大开发既对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产生驱动效应，在某些方面也会抑制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从驱动效应来看，中央加大对西部地区政策优惠的倾斜力度，包括财政投入、金融信贷支持、税收优惠、放宽资源开发条件等，以促进西部地区经济快速发展。加大财政资金投入能够为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提供原始资金支持，这些资金投入主要用于基础设施的建设，为后续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支撑。提升金融信贷优惠力度则可以缓解欠发达地区因资金不足而陷入投资乏力的困境。扩大税收优惠幅度则有助于吸引发达地区企业和境外企业投资，以创造出更具活力的市场。同时，西部地区具备良好的自然资源禀赋，在放宽资源开发条件的政策支持下，为西部地区资源密集型产业的发展提供良好的机遇。已有研究表明[9]，西部大开发政策的实施促进了西部地区经济的快速增长，并促进了地区技术创新和生产率的提升。
从西部大开发对经济增长抑制作用来看，①西部大开发虽然囊括了众多的优惠政策，但这些政策缺乏法律法规提供制度保障，从而导致这些优惠政策只具有短期性而缺乏长期导向、政策执行力度较低和政策效果大打折扣等。②在早先中国式的官员晋升激励机制下，“唯GDP论英雄”的晋升制度往往导致官员在任期内仅注重短期行为，而忽视了地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这一现象的典型表现就是在西部地区放宽资源开发条件后，往往演变为自然资源的掠夺性“开挖”，虽然地区经济在短期增长显著，但忽略了教育、人才培养、制度建设以及产业结构升级等可持续发展要素的培育，从而产生“荷兰病”和陷入“资源诅咒”的困境，进而对地区经济的长期发展产生负面影响。③中国能源市场监管较严，虽然西部地区煤炭、石油、天然气以及金属矿物丰富，但资源开发收益有限，虽有多种政策优惠，但“西电东送”、“西气东输”等工程却又是西部地区对东部地区的一种“隐性补贴”，这在一定程度上也限制了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
基于上述分析，如何分离出西部大开发的净政策效应是本研究的关键。同时，西部大开发实施地区（西部十二省份）之间由于自然环境和资源禀赋存在较大差异，不同省份的政策取向和政策意识也各不相同，导致西部大开发在不同省份之间表现出不同的政策效应。因此，本研究进一步以单个省份为研究对象，对西部各省经济发展的净政策效应及驱动因素进行分析，并给出针对性的建议。
3 研究方法、数据来源与变量选择
3.1 合成控制法
Abadie & Gardeazabal[17]和Abadie[18]率先将合成控制法应用于政策评价。假设观察J+1个地区经济的发展状况，且只有第一个地区（西部地区）在T0时期受到了政策影响，其他J个地区作为控制组。那么，我们能观察到这些地区在T时期的经济发展水平。PNit表示i地区在t时刻未受到政策影响的结果，pIit则表示i地区在t时刻受到政策影响时的结果。在此构建模型：
合成控制法作为一种非参数的方法，其实质是通过数据驱动规划求解最优权重向量从而避免了样本选择偏误和传统回归内生性的问题；同时，通过对多个控制变量进行加权模拟政策实施以前的状况，能够反映控制对象对“反事实”事件的贡献，从而避免了过分外推的情况[19]。
3.2 数据来源与变量选择
本文使用1992—2014年中国（除香港、澳门以及台湾）31个省、市及自治区的面板数据，对西部大开发的净政策效应进行研究。由于西部大开发战略是从2000年开始实施的，故将合成时间段设定为2000年之前（不包括2000年），以满足实验组和控制组之间的特征匹配之用。
本文参照前人研究[5]，选择人均GDP代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并对其进行了对数化处理（lnpergdp）。本文还控制了可能会影响地区经济发展的其他因素，如政府参与程度（gov），用政府每年最终消费额度占GDP的比值表示；地区开放程度，用地区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度占GDP的比值表示；固定资产投资（Inv），用地区当年固定资产投资额度占GDP的比值表示；人力资源水平（hr），用地区专科以上教育水平人数占地区总人数比例表示。为了控制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还引入了滞后一期的地区GDP的对数形式（lnGDP（-1））。此外，为增强控制组和处理组在政策实施前的拟合精确度，还加入了1992年、1994年以及1999年地区人均GDP对数作为预测变量，分别用来控制地区初始经济发展水平，分税制与汇率并轨以及亚洲金融危机等重要事件对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
4 分析结果与相关检验
4.1 分析结果
使用合成控制法的前提是必须找出在政策实施之前能够很好地拟合该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的控制组，否则其经济发展水平难以通过其他省份进行加权拟合。因此，本文借鉴以往研究[19]，将拟合效果差的省份（贵州、西藏和甘肃）剔除，后续研究只针对西部九省进行分析。
如图1所示，实线表示真实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虚线表示对应合成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在垂直虚线左侧，西部地区与合成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趋势线几乎重合，可以认为合成西部地区较好地拟合了西部大开发政策实施之前的真实西部地区。在垂直虚线右侧，真实的西部地区与合成西部地区拟合路径差异不明显。由此可认为西部大开发对整个西部地区经济增长政策促进作用不明显。
西部大开发对整个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没有显著的作用，对单个省份是否存在显著的作用呢？本文进一步验证西部大开发对单个省份的政策效应是否显著。真实西部省份与其相应的合成西部省份的经济发展趋势如图2所示。在虚线左侧，真实西部省份与合成西部省份的经济发展趋势线几乎重合，可以认为合成西部省份较好地拟合了西部大开发政策实施之前的真实西部省份。在垂直虛线右侧，各省份的真实经济发展水平与对应合成省份呈现出不同的发展趋势，存在真实经济发展水平超越合成省份（内蒙古、重庆、陕西、青海和宁夏），真实经济发展水平落后于合成省份（广西、云南和新疆），真实经济发展水平与合成省份之间无差异（四川）的三种情况。说明西部大开发对部分省份的经济发展产生了促进作用，对部分省份的经济发展产生了抑制作用，而对一些省份的经济发展作用不明显。为进一步明确西部大开发对于各省份经济发展作用水平的大小，本文绘制了西部大开发政策对于西部整体及各省份政策作用效果图（见图3）。由图3可以看出2000年之前，西部各地区的发展路径相近且延续到了2002年，2002年之后西部各省的曲线才逐渐分离。其中西部大开发对内蒙古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最强，对重庆、陕西、青海和宁夏的经济发展有促进作用，对广西、云南和新疆地区的经济发展有抑制作用；对西部整体和四川没有产生明显的作用。
4.2 有效性与稳健性检验
为确保上述结果的可靠性，排除偶然因素的影响，在此对拟合结果进行有效性检验和稳健性检验。有效性检验旨在排除其他未观测到因素的影响，一般采用“安慰剂法”，并通过对比实施西部大开发政策前后处理组与控制组之间的RMSPE①（Root Mean Square Prection Error）比值分布进行有效性检验。因为在政策实施之前的变动程度越小表示前期拟合程度越好，越能够接近真实的情况；政策实施之后，变动程度越大则说明政策效果越明显。
稳健性检验：对基础回归模型进行迭代，每次迭代将删除一个对合成地区权重贡献为正的样本，以此检验合成对照组权重是否会影响政策效果的发挥。因检验对象较多，本文选取内蒙古和四川为例。从有效性检验结果（见图4、图5）可知，内蒙古地区西部大开发对其经济发展促进作用显著，而对四川的促进作用并不显著。从稳健性检验结果（见图6、图7）可知，上文的拟合结果与控制组的变化无关，这说明拟合结果具有稳健性。
5 西部大开发政策机制检验
究竟是什么因素导致西部大开发的净政策效应在各省际之间呈现差异化特征？为此，本文通过考察西部大开发对各类经济发展驱动因素的作用来识别背后的原因。根据本文的研究目的，引入地区、政策二虚拟变量及其交互项作为解释变量，各投入要素作为被解释变量。其中交互项作为本文重点观察对象，代表了西部大开发对于各经济增长驱动要素的净政策效应。根据西部大开发政策对地区经济发展的作用方式，将西部九省分为三类：促进作用地区（内蒙古、重庆、陕西、青海以及宁夏），抑制作用地区（广西、云南和新疆）及无作用地区（四川）。表1显示了西部大开发政策对不同地区投入要素作用机制分析结果。
回归结果显示（见表1），西部大开发对三类地区的开放程度和固定资产投资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但对政府参与程度的影响在不同地区呈现出差异性，在净政策效应为正的地区西部大开发实施并未强化政府参与程度；在净政策效应为负的地区，西部大开发政策的实施对政府参与作用具有显著的强化作用，且显著性水平达到1%；在净政策效应不显著的地区，西部大开发政策的实施对政府参与也具有强化作用，但显著性水平仅达到10%。在人力资源方面，在净政策效应为正的地区西部大开发的实施对人力资源具有显著的吸收作用，且显著性水平达到5%；而在净政策效应为负的地区，西部大开发实施对地区人力资源具有显著的挤出效应；在净政策效应不显著的地区，西部大开发政策的实施对人力资源作用为负，但并不显著。
以上分析表明，各个省份在实施西部大开发政策的过程中，由于对不同要素的投入机制不同，从而导致西部大开发的政策效果出现差异。西部大开发提升了西部地区的对外开放程度及固定资产投资，为西部地区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说明在西部大开发实施过程中，国家加大了对西部地区的投入力度，符合现实情况。在政府参与程度方面，由于西部地区整体发展水平较落后，且各省份之间的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异，不同地区在政策实施背景下选择参与程度不同。但根据检验结果可以看出，西部大开发实施背景下，如果政府过度干预地区发展，就会因政府权力过大而扰乱市场机制，进而导致“政策红利”难以释放，甚至消失。在人力资源方面，部分地区政策实施对人力资源具有显著的“挤出效应”，说明地区软环境建设水平还有待提升。短期政府投入、资源开采虽然能够促进地区人均收入快速提升，但也容易忽视地区制度建设以及教育、医疗等“软环境”的建设，最终导致人力资源流失，地区陷入“政策陷阱”，难以实现可持续发展。
6 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首次采用合成控制法对西部大开发对于地区经济发展的净政策效应进行了量化研究，并对西部大开发对不同地区投入要素作用机制进行了分析。结果发现：
（1）从整体来看，西部大开发政策对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并没有明显的提升作用；但从单个省份来看，对内蒙古、重庆、陕西、青海和宁夏地区经济发展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对广西、云南和新疆地区经济发展具有显著抑制作用，而对四川没有显著作用。
（2）进一步的机制识别结果显示，西部大开发政策提升了西部地区的对外开放程度及固定资产投资水平，为西部地区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西部大开发政策对西部不同省份的政府参与程度和人力资源水平影响不同。主要表现为：在净政策效应为正的地区，西部大开发政策对政府参与促进作用不显著，但对人力资源具有显著的吸收作用；在净政策效应为负的地区，政策实施对政府参与具有强化作用，且对人力资源具有显著的“挤出效应”；在净政策效应不显著的地区，政策实施对政府参与具有较弱的促进作用，对人力资源的“挤出效应”不显著。
依据本文的研究结果，在未来的政策实施过程中应该关注到以下几点：
（1）加大西部各省“软环境”的建设。在以往政策实施过程中，西部各省对基础设施等“硬环境”投入较大，而忽视了对制度建设、教育投入和人力资源积累等方面的工作。因而，西部各省在未来应该结合地区特征，不断总结经验，以提升社会制度建设、加大教育资源投入和人才培养与引进为工作重点。通过“软环境”的优化，使之内化为地区经济发展的新增长动能，并以地区产业结构调整为突破口，逐步缩小东西部发展差距。
（2）建立官员长期绩效考核机制。市场作为“看不见的手”，而政府作为“看得见的手”，二者具有不同的職能，但又有互补的作用。因此，在政策实施过程中，不能以政府替代市场，划清二者的作用范围。为了实现政绩，官员往往会以政府权力强行干预市场或过度开发自然资源，以达到短期的经济效益。因此，要重新构建更为科学、更具地方特色的官员考核机制，短期效益、长期效益和绿色GDP都应纳入官员考核体系。
（3）建立对西部地区的长效援建机制。中央对西部地区的优惠政策力度并不是很强，而且没有发挥出应有的效应。例如在税收优惠方面，虽然企业实际税率有所下降，但仍远高于东部地区，税收优惠并不明显[20]。同时，以“政策换能源”的做法，在实际情况下大部分抵消了政策优惠带来的效果，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西部大开发政策效应的发挥。因此，只有建立长期有效的援建机制，才能切实帮助西部地区经济实现快速发展，进而实现东西部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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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谭周令 程豹
西部大开发分析论文 篇2：
西部大开发的政治视角分析
摘要:西部大开发是社会和政治的热点问题,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对之进行了探讨。为强调西部大开发的政治重要性,以政治的视角分析,从区域差异现状入手,结合政治民主、政治文化、政治权利等要素分析了区域差异在政治层面带来的影响,论证了西部大开发的政治重要性,而后在分析西部大开发政策实施效应的基础上,提出了进一步推进该战略的相关措施。
关键词:西部大开发;政治参与;政治民主;民族主义;政治文化;区域问题
“政治统治以维护政治权力主体地位为出发点”[1]119,在社會主义国家,政治统治的目的是维护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政治主体地位。政府作为人民的代理人,其天职就应是为民谋利。实施西部大开发,消除区域差异,是为民谋利的一大举措。中国的区域发展极不平衡,胡鞍钢将这种状况概括为“一个中国,四个世界”,其中,中西部贫困地区属于第四世界,这些地区的人均GDP位居世界第140位之后。区域差异在影响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执政党执政的合法性,进而影响国家稳定与民族团结。我国的区域差异特别是东西部差异,一方面,源于历史因素和自然地理条件;另一方面,则源于我国对落后地区在新形势下制度完善与创新不足。区域问题从来都不单单是区域问题,我们必须从政治的高度去看待我国的区域差异,结合西部地区的现状制定并实施相应的政策解决由区域差异引发的矛盾,通过政策的不断调整和完善来实现国家稳定、经济繁荣、社会和谐。
一、中国区域差异现状概述
中国现阶段的区域差异(本文尤指东西部差异)主要表现在地理条件、经济发展水平、地方政策、人力资源等方面。
中国西部地区包括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和内蒙古等12省区市,土地面积685万平方公里,占全国土地面积的71.4%,人口总数占全国的28.5%,西部跨越了我国青藏高寒区、西北干旱半干旱区,地形上出于我国的第一、二阶梯[2]。我国版图各组成部分不同的特性,使得中部和西部的一些地区具有较优越的自然条件,在农业上曾取得较大成就。但这一优势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速,已逐渐消失。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90年代后期,中国东西部的差距处于急剧扩大的态势。东部和西部地区人均GDP之比由1995年的2.3∶1扩大到1999的2.4∶1。1986—1999年,东部与西部人均收入绝对差额由132元变为2 022元,东西部之比由1.15∶1变为近1.4∶1。1996年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城镇居民的人均收入分别为5 885元和4 397元,西部地区明显低于东部地区;农村人均纯收入东西部分别为2 956元和1 493元,差距更为明显[3]。1987—1995年,我国东西部地区人均GDP的绝对差距扩大了31倍,已经超过警戒线。并且“1999—2020年间东西部人均GDP的差异在我国区域发展政策不变的情况下将与1978—1999年间有相同的发展趋势,其发展趋势呈波浪型曲线,而且具有分形特征。”[4]13,“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讲,H指数告诉我们今后若不采取人为干涉,我国东西部地区差异将越来越大。这样看来,在当前形势下采取的西部大开发战略部署是完全适时的”[4]13-14。
在体制方面,东部地区相对于中西部地区的优势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一是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开始得比较早。二是沿海地区计划经济包袱相对较轻,西部地区由于历史的因素,计划经济对其影响全面而深入,虽然目前的市场化改革已经有所进步,但要形成一个完善的市场机制西部地区要做的努力还很多;三是沿海特区具有某些特权;四是政府职能转换方面,沿海各地进展较快。西部地区丰富的自然资源为其经济发展提供了雄厚的基础条件,但如果不进行技术改进,优化产业结构,这种资源依赖性的增长持续性将受到严重影响,这相应的对政府职能转换提出了要求。
人力资源是现代社会经济发展的第一要素,能否有效开发和充分利用人力资源事关我国西部大开发的成败。从总体上看,我国西部人口文化素质明显偏低,基础教育落后……这种现状严重影响了西部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西部12个省市自治区人均受教育的年限除陕西、新疆略高于全国水平外,其他10个省、市、自治区只有全国水平的70%~80%。从业人员的文化程度除新疆、陕西、宁夏、内蒙古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外,其他省市区初中以上文化程度从业人员的比重均在50%以下,青海、甘肃、贵州、云南、宁夏从业人员中,文盲的比重高达20%以上,西藏甚至高达67.5%[5]。
二、区域差异影响的政治分析
区域经济的差距在很大程度上带来了政治、社会、文化等方面发展的不平衡,若任由区域差距进一步扩大,将会影响到政治权力的运行,甚至会对执政党执政的合法性产生威胁。
首先,西部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影响政治民主发展。一方面,政治民主是公民政治权利的实现,而公民只有首先实现了生存权,才能实现其政治权利。同时,低水平的社会经济也无力支付和承担政治民主过程所需要的大量资金。只有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才能为政治民主提供必要的物质基础。另一方面,政治民主的规则是商品经济规则的政治运用,因此,确立和完善商品经济,是确立和完善政治民主的必要途径[1]430。从政治参与的角度来看,政治参与度与社会成员的社会经济地位、受教育程度、社区性质等因素相关。“公民政治参与恰如其分地反映了社会和经济不平等的本质特征,这一点在任何社会都可以得到证实”[6]。民主化的推进在西部大开发政策执行过程中意义重大,然而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使得公民政治参与意识不高,加上参与能力的缺乏与参与机制的不健全,西部地区的政治参与呈现出极低的参与水平,正如阿尔蒙德所说,“在贫富差距巨大的社会里,正规的利益表达渠道很可能由富人掌握,而穷人要么是保持沉默,要么是采取暴力的或激进的手段来使人们听到他们的呼声”[7]230。
其次,从政治文化来看,政治文化是在一定历史时期和一定社会条件下形成,并且持久影响人们的政治倾向与政治行为的政治思想意识、政治价值评价及政治心理习俗的总和。政治文化包含价值、认知和情感三个层面,“为了对政治体系做出评价,人们就要对它有所认识;政治认识可能受到这种感情的影响,也可能影响政治感情。”[7]30-31“政治文化一定代表着特定的组织取向——对于这种制度及其各个部分的态度,对于自己在这种制度中的作用的态度。”[8]
落后的社会中,社会政治不会是一个常态发展过程,由落后而带来的公民对当下政治、政局的体认就会包含敌对以及抵触心态,这种抵触心态会发展成为强烈的不满和仇恨亦即政治学意义上的怨恨,舍勒总结其特征是:一它是对情绪本身的一次再体验,二是它所具有的敌意是隐忍未发、不受自我行为控制的愤懑[9]。在现代社会运动中,怨恨成为一股决定作用的强大力量,并逐步改变了现行伦理[10],若怨恨得不到疏导它最终将演变为实际的政治行动。在同一政治系统中,往往落后区域的民众会对发达区域抱有一种敌对的嫉妒与怨恨心理,这是造成民族矛盾的一个最重要的根源,因此消除重大社会矛盾和分歧,及时疏导排解民众的怨恨,保持社会稳定发展,合理缩小我国中西部的差距,有助于更好的维护我国政治共同体的稳定性与完整性。
再次,由区域经济发展差异带来的利益冲突和文化差异,常常被民族分裂分子所利用,同时也加剧了地区间的矛盾,民族问题的政治影响力由此显现出来。在我国,绝大多数少数民族生活在西部、西南部,西部相对落后的经济与民族问题纠结在一起使我国的区域问题进一步复杂化,为缩小区域差异,国家已经投入了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西部大开发的实施也取得了很大成效,但依然存在一些分裂势力制造骚乱,挑起民族对立情绪,破坏西部大开发稳定的社会环境,因此,保证实施西部大开发的顺利进行,民族问题是一个不得不正视与重视的问题。
三、当代中国西部大开发政策的深化措施
自由主义者认为,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全世界的贫困和收入不平等都出现了下降,这是一个半世纪以来的第一次,《金融时报》的马丁·沃尔夫则说他们是在宣扬“这个大谎言”[11]。就我国西部大开发来说,虽然已取得了一些成绩,但这些成绩与我国的区域和谐发展以及现代化的目标仍相距甚远,西部的贫困程度依然很高,西部的各项建设仍有待大力推进。“在我们现在所在的这样一个世界,大家又都深信这里或那里的物质条件必须加以改善,我们要建设一个像样世界的唯一机会就是我们能够不断改善普遍富裕的水平。”[12]199因此,解决西部问题应先从经济着手。
西部大开发是解决东西部区域问题的一大举措。区域问题是经济发展的产物,其产生的诱因很多,地理位置、资本储存等基础决定了一个区域的发展机遇,有些区域经济增长迅速而有些区域则相对缓慢,区域问题便逐渐形成;再者,国家为了实现总体发展而制定的宏观政策将改变产业结构与贸易结构,实行非均衡发展,我国东西部发展差距即是这种区域非均衡发展政策的伴生结果之一。经濟发展的早期,区域差距会扩大,但增长到极点时先进地区则可以反哺落后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使之也增长到一个极点,最终二者达到平衡,这便是所谓的增长极理论[12]200和倒“U”形理论思想。
西部大开发是一个系统工程,除了经济这一重要方面外,还要多管齐下,政治作为与经济相伴生的一个方面,理所当然是改善西部落后状况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切入点。
首先,要加强执政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提高执政的有效性。执政有效性是执政党保持其执政地位的基础,是衡量政党执政能力的重要尺度,提高党的执政有效性蕴涵着执政者不仅要创造物质利益上的经济绩效,更要取得政治生活中民主与秩序协调上的政治绩效。李普赛特认为,“长期持续的有效性,可以给予一个政治系统合法性”,同时,执政党较强的执政能力能够使执政党在处理区域(特别是东西部)和谐发展的大局上更加游刃有余,能够更好地应对西部地区的分裂势力的分裂活动以及国外干涉势力的无理干涉。
其次,大力发展西部教育事业。发展教育事业已经作为我国的一个全局性和先导性的政策。我国政府把西部大开发与科教兴国作为基本国策,在“十五”发展规划中有专门表述,这反映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共识。教育对于西部来说意义尤其重大。为维护和保持民族地区的稳定,加强民族团结,增强整个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挫败国内外敌对势力分裂阴谋,有必要通过教育途径,开展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等方面的教育。而且政治民主的发展,政治参与的由少到多、由消极到积极、由积极到自动,政治文明的发展延续,以及西部建设成果的维护与管理的知识与技能等都离不开教育的作用。
最后,在民族问题和对外关系方面,要继续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着眼于加强民族团结,维护国家统一。在西部大开发进程中,进一步探索和认识民族问题的发展规律,制定更加切实可行的民族政策,加强各民族的融合,增强各民族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在对外关系方面,坚持原则,捍卫祖国统一与领土完整,决不允许国外势力干涉中国内政,破坏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
结论
西部大开发是系统而且复杂的问题,它有复杂的产生原因,既有历史原因又有区位原因,既有体制原因又有资源转化能力的原因,只有弄清楚了问题的来龙去脉才能更好把握问题的症结所在,才能制定更加切合实际的政策。西部大开发主要是经济问题,即使大力发展现代民主,现代民主也不能容忍在和平时期必须大大降低生活水准或是经济状况裹足不前,迁延日久[13],但是经济问题所带来的影响是多元的、复杂的,它在很大程度上由政治而生,它所带来的政治问题需要政治的力量和方法去解决,而不能单单靠经济的方法;西部大开发是个复杂的系统,因此需要配套的政策系统去解决,多管齐下,而不能头疼医头,脚疼医脚;西部问题不单单是西部问题,它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它事关中国和谐发展与现代化建设的全局,事关民族团结、领土完整和国家统一,它在多方面影响着我国的外交以及国际关系的亲与疏、分与合,可以说,西部大开发是一个经济问题更是一个政治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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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袁登峰
西部大开发分析论文 篇3：
西部大开发对职业教育的需求分析
摘要：西部大开发，教育要先行；西部大发展，教育是基础。这已成为响彻西部大开发的号角。但西部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究竟需要什么样的教育和人才类型，西部大开发中职业教育的市场份额有多大，这是研究西部职业教育结构的重要问题。
关键词：职业教育；西部大开发；需求
作者简介：孙萍（1964-），女，河南濮阳人，兰州交通大学学生处，助理研究员。（甘肃 兰州 730070）
一、西部大开发呼唤着职业教育的发展
我国西部大开发是在人类进入知识经济时代背景下的开发，是全方位、广视角的开发。其核心是一个科学发展问题，制度创新迫在眉睫，文化发展亟待支持，生态保护刻不容缓。西部大开发诚然有缩小地区差异、维护民族团结等社会性目的，但其效果更多取决于如何找到一条高效的开发之路。
实施西部大开发是一个巨大的系统工程，涉及到西部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生态等诸多方面，而教育则是其中的一个关键因素。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教育具有重要的作用。一方面，通过教育发展，可以提高西部地区劳动者的综合素质和生产能力，是广大群众摆脱贫困乃至西部地区脱贫致富的明智选择；另一方面，通过教育发展，提高西部地区的知识水平和人力资源质量，可以使西部地区潜在的自然资源和地域优势转化为经济发展竞争实力。没有西部地区教育的大发展，就没有西部地区国民素质的提高、人力资源的开发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也就不会有西部地区经济和社会的健康、持续和快速发展。[1]
从国际经验讲，开发落后地区要高度重视智力开发。西部大开发的成功，要靠唤醒西部人民沉睡多年的创业冲动和企业家精神。中国西部历史上也并不缺乏活力。只有激活西部人“潜在的”企业家精神，西部才会真正被开发。[2]
从可持续发展来看，西部大发展不仅仅体现在物质建设成果上，更要体现在人文素质的全面提高，体现在经济社会的全面进步上。资金技术是可以引进的，而广大的劳动技术大军是不能引进的，必须靠自己培养。西部大开发，教育要先行；西部大发展，教育是基础。这已成为响彻西部大开发的号角。百年大计，教育为本。人和教育的开发对西部大开发战略的顺利实施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西部大开发要在开发内容和领域上实现新的转变，既由过去主要开发物转变为既开发物又开发人，且以开发人为主；由过去主要开发自然资源转变为既开发自然资源又开发教育、技术、信息、市场等各类要素，且以优先开发各类软要素为主。对西部地区来说，要在大开发中实现大发展，如果不能加快教育发展，没有对劳动力资源的有效开发，有效地提高劳动者的生产技术水平，任何先进的管理制度也是难以奏效的。
教育可以促进经济增长，但并不是什么样的教育都可以很好地促进经济增长。只有适应经济发展对劳动市场需要的教育才能促进经济发展。一个人的能力是体能、技能与智能三者的高度统一。中国科学院与美国耶鲁大学合作的一项研究表明，在现代社会中，对于人的体能、技能与智能的获得需要的社会支付之比分别为1∶3∶9，而人的体能、技能和智能为社会所创造的财富价值之比分别为1∶10∶100，也就是说人的三种能力对社会发展的贡献之比为1∶10∶100。[3]因此要尽可能地提高人的技能与智能。加强人力资源能力建设就是通过教育发挥作用，不断提高人力资源对社会的贡献能力。教育发展对社会经济发展的适应是一个具有时效性和发展性的动态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既要思考东西部的协调问题，又要考虑西部的教育特色问题。[4]（1）从西部的教育类型上看，西部民族种类的多样性決定了民族文化类型的多样性，而不同的民族文化也决定了西部地区的教育从总体上应是体现民族文化的教育，其他任何类型的教育都不可能照搬。（2）从与自然生态的关系来看，西部地区属于需要加以保护的自然生态区域。这一特点决定了应加强“绿色教育”。应通过绿色教育使西部人主动摒弃工业经济时代以短期行为、掠夺式开发为主体的发展模式，以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目标营造自己的家园和人类的生存空间。（3）在西部发展与科技应用的关系方面，提倡高起点。应利用高科技以及国家在资金上的倾斜政策，在西部教育中发展以多媒体为核心的现代网络教育，从技术上实现与世界先进科学技术发展水平的接轨。总之，应以民族的、绿色的、网络的教育构成西部地区未来教育发展的三大特色。
西部大开发需要各级、各类人才。高级人才既可以培养，也可以引进；但大量的初中级人才则主要要靠自己培养，大量引进既不现实，在经济上也无法承受。而职业技术教育培养的正是适应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中初级实用型人才。西部大开发战略，为西部地区职业技术教育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对西部地区来说，由于西部经济的发展要靠科技进步与劳动者素质的全面提高，而在人力资源开发中，职业教育具有决定性作用。所以从根本意义上来说，西部特别是少数民族与贫困地区发展的根本出路在于发展职业教育，提高劳动者职业素质。因此说，西部大开发关键是要大力发展职业教育。
二、职业教育助推新一轮西部大开发
经过十年的开发，西部地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实施新一轮的西部开发，科技、教育和人文将成为决定性因素。西部地区劳动者的科学文化水平和素质也会连动提高，最缺乏和迫切需要的是他们良好的劳动素质和职业道德素质。职业教育是我国现行各类教育中培养技术和技能应用型人才、提高广大劳动者劳动素质与职业教育道德素质的主要渠道，是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桥梁。因此，积极寻求、拓宽职业教育为西部大开发服务的领域，培养大开发所需要的各类技术、技能人才和高素质劳动者，是为促进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根本动力。
实施新一轮西部大开发需要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人才，而职业教育在培养不同人才中的市场份额是发展西部职业教育的重要依据。
（1）西部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不仅需要高精尖的技术人才，更需要大量的初中级技术人才。西部地区生产力不发达，经济发展缓慢，主要是由于经济结构存在着严重的不合理。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要充分利用新一轮西部大开发和发达地区产业调整与转移的有利时机，通过产业结构变化来带动，发挥“后发优势”，关键是要利用高新科技去改造传统传统产业，提高传统产业的升级换代。可以说东部发达地区的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转移给西部地区腾出了一个由低级结构逐步进入高级结构的产业空间。这样，西部地区不仅可以从中吸引到大量的资金、技术和先进管理经验，解决经济发展中资金、技术和生产要素缺乏的问题，而且有利于培育产业发展的基础，扩大产业的规模，优化产业的结构，提高劳动生产率，加速经济的增长，从而帮助西部培育和促进产业发展，形成经济起飞的基础。[5]而西部职业教育在广度和深度上的拓展则可以为西部地区培育新兴产业，优化产业结构，增强西部地区吸纳资金、技术和先进管理经验的能力奠定人力资源基础。
（2）提升西部产业的科技水平，需要培养一大批科技人才。由于历史的原因，西部地区科技综合实力相对较弱，尤其是科技成果的转化能力较低。西部的科技进步平均水平和科技进步贡献率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差距还有加大的趋势。西部地区要合理开发利用自然资源，振兴和发展地区经济，必须紧紧依靠科学技术。东部向西部转移产业一般具有相当的科技含量，与西部占较大份额的传统产业相比，能够提高西部产业的科技总水平。在国家产业政策扶持下的转移产业一般含有较先进的科学技术，如军工、机械等行业，能够减少东部和西部的技术级差。同时在产业转移投资过程中，东部能给西部培养更多的人力资源，为提高西部未来接纳科技产业准备更为扎实的人力资本条件。[6]西部经济发展、产业和技术结构调整的趋向为职业教育的发展提供了新的空间，西部职业教育更要接力相助，培养应用型并具有高技术、技能的科技人才应该成为西部高等职业教育培养目标的一个选择。
（3）开发和保护西部特有的民族文化资源，需要培养大批的专业人才。西部地区的自然环境、悠久历史和众多的民族，使得西部地区无论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的旅游资源都独具特色。开发和保护西部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也是开发的重要内容。西部各省市已经意识到开发利用和保护民族文化这种潜在的资源优势，并正在不同程度地发掘、利用，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随着西部大开发的深入开展，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在提高西部各民族生活水平、带来现代文明的同时，也会给西部民族文化的生存和发展带来影响，特别是旅游文化资源保护的专业人才缺乏，难以胜任民族文化资源的保护和维修。在西部开发的过程中如何保护好地区特有的、民族的文化资源需要高度重视，做好遗产资源的保护与开发工作，人才是关键。重视文化资源的经济价值，充分利用极富特色的西部人文资源和自然景观，加快发展文化产业，培育西部经济新的增长点，这既是西部大开发的目的，也是推进西部大开发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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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王祝萍）
作者：孙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