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读辛亥革命有感范文
读《辛亥革命》有感
星期三的近代史课上，老师为我们播放了一部由成龙主演的电影，它的名字叫《辛亥革命》，重温历史让我感触颇多。这段历史其实我们都从历史课本中学习过，那时的我们对于这段历史的意义理解的并不深刻。现在看来，这是多么伟大的一段历史，没有这段历史，我们今天可能依然生活在封建社会，受人欺负，卑躬屈膝，一直是别人的奴隶。
辛亥革命的爆发有它的偶然性。1911年10月10日，当时清政府将驻守湖北的主力部队调往四川镇压保路运动，湖北新军中的革命党人决定乘机发难。不料革命党负责人孙武当天在汉口装配炸弹时被炸伤，引起清军的大搜查，革命党领导人要么被捕杀，要么逃离武昌。在群龙无首的情况下，新军各标营中赞同革命的基层官兵主动发难，经一夜战斗占领了湖广总督署，后来又控制了武昌、汉阳、汉口三镇。 但仓促举事的官兵马上面临缺乏统帅的致命问题。无奈之下，他们找到黎元洪，黎元洪在士兵枪口的逼迫下出任湖北军政府都督。湖北军政府发布文电，号召各省为推翻清朝建立民国而奋斗。武昌起义就这么稀里糊涂地成功了。这就他的偶然性。
辛亥革命的爆发更有它的必然性。纵观满清王朝在革命前50年、尤其是前10年的作为和不作为已经让革命的发生只是个时间问题。在《辛丑条约》签订时，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政府已经彻底放弃了抵抗外侵略者的念头，甘当“洋人的朝廷”,同时也使国人对清政府更为失望，国内要求变革的呼声日益高涨，清政府越来越腐败，苟且偷生。清政府于1906年宣布“预备仿形宪政”,在1908年制订了一个学习日本实现君主立宪的方案。又规定了9年的预备立宪方案期限。预备立宪并没能够挽救清王朝，反而激化了社会矛盾，加重了危机。主要原因在于清政府改革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延续其反动统治。立宪有三大利：“皇位巩固”，“外环减轻”，“内乱可弭”。事实表明，清政府已经陷入无法照旧统治下去的境地。正如孙中山所形容的，清政府可以比作一座即将倒塌的房屋，整个结构已经从根本上腐朽了，难道有人只要用几根小柱子斜撑住外墙就能够是那座房屋免于倾倒吗?答案明显是不能的。这更加突出了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政府的腐败无能。为此，孙中山得出结论，只有革命才能真正推翻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也只有革命才能解救人民于水深火热的生活。这就是他的必然性。
秋瑾对革命的理解是为天下的孩子造一个宁静温和的世界;林觉民说，革命是替天下人谋求永久的幸福;孙文说，革命就是让全国之人无一贫者，使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的东方。有革命就有战争，有战争就流血，辛亥革命的每一次起义都有那么多的热血男儿抛头颅洒热血，他们义无反顾的奉献自己，贡献人民，他们死得其所。革命中最伟大的人当然要属孙中山了，在袁世凯的家宴中，唐绍仪曾这样评价孙中山，“章士钊说他，有逸仙而中国始可为，谈兴中国者，不可脱离孙逸仙三字;日本人宫绮滔天把他尊奉为拯救中国的英雄···一个无私的人”。孙中山为革命可以说是呕心沥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在孙中山宣读就任临时大总统的誓词时说到，“我等着，有一天，我会把共和国的第一任总统之职交给那个让清朝退位的人。”他的无私和伟大着实令我钦佩和学习。现在新中国建立了，不需要革命了，但是革命的精神却不能忘，我们要认真地继承下来，因为它在今天依然有用，有意义。
中国人民为了国家的独立、民主、富强，用了整整一个世纪的时间，进行前仆后继，英勇不屈的斗争。在革命斗争中，一个阶段接着一个阶段，每个阶段又充满着胜利和失败，前进和暂时的后退。近代中国由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发展是一个完整的过程，前一阶段是后一阶段的准备，后一阶段是前一阶段的继续和发展。一切为中国独立、民主、富强而奋斗牺牲的烈士都永垂不朽，一切为中国革命作出过贡献的人都受到人民的崇敬和怀念。 近代中国革命的历史丰富多彩，可歌可泣。
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领导的以反对君主专制制度，建立资产阶级共和为目的的革命，是一次比较完全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近代史上，辛亥革命是中国人民救亡图存，振兴中华而奋起革命的一个里程碑，它使中国发生了历史性的巨变，具有伟大的意义。
从整个革命运动的进程看，斗争是异常复杂和曲折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有过胜利的亢奋和喜悦，更有失败的悲愤和痛苦。胜利和失败都来得很迅速，说明当时中国革命与反革命，进步与反动，爱国与卖国两种势力、两条道路、两种前途的斗争极其尖锐和激烈。但是，由于资产阶级的不成熟，革命派的力量十分软弱，不能在极端复杂和困难的环境下战胜敌人，在推翻封建帝制之后未能把政权巩固起来。革命的果实被大地主大买办资产阶级的代表袁世凯篡夺，革命以失败告终。然而，辛亥革命推翻了腐朽的清王朝，结束了中国的封建君主制度，建立了共和国，这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划时代的伟大事件。作为一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辛亥革命虽然最后失败了，但它的历史功绩是永存的。
历史已不可更改，但值得我们借鉴，那些为中国人民谋求幸福的人更值得我们钦佩和学习。我们也应立志报效祖国，服务人民。
第二篇：读《读革命英雄的故事》有感
这个暑假我读了一本书。这本书不像小说一样是假的故事，这本书中写的全都是真实的故事。这本书就是《革命英雄的故事》了。
这本书非常的好看，里面诉说了：左权、董存瑞、赵一曼、邓中下、叶挺、狼牙山五壮士等各个革命英雄的故事，但是，我最喜欢的就是：狼牙山五壮士和左权大将军他们七个人。
我喜欢左权大将军的原因是：他有勇有谋，在长征中指挥了强渡大渡河、攻打腊子口，以及罗镇、东征等着名战役。他以自己出众的军事指挥才能，军事家的胆略和才识立下了赫赫战功，保存了红军实力。在1938年2月，日寇出动四万兵力，分三路向临汾地区进犯，左权率领三百余人阻击敌人，他以自己的才能对敌人产生了重大的杀伤力，给了敌人当头一棒，敌人就撤退了。在1942年5月，左权遭到敌人炮弹袭击后壮烈牺牲，年仅37岁。
我喜欢狼牙山五壮士的原因是：他们以只有五个人的情况下阻击了大批敌人，掩护了大批人员撤离，又让敌人知道了红军的厉害，使敌人认为他们碰到了红军的主力部队，当狼牙山五壮士到了一个路口，往左则会把敌人再次引到主力部队那儿，往右走到底是悬崖，他们果断的选择了往右走，到了悬崖，他们用石头往下扔，到石头扔完时他们就跳了下去，那时，日军才知道对方只有5个人。
第三篇：读英雄革命家书有感
“我最亲爱的孩子啊!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就用实行来教育你。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这是抗日烈士赵一曼就义前一刻留给儿子的家书。
“夫今死矣!是为时代而牺牲。人终有死，我死您也不必过伤悲，因还有儿女得您照应。”这是共产党员、抗日名将吉鸿昌在走上刑场前，写给其妻胡红霞的遗书。
穿越历史硝烟，经历战火洗礼，在波澜壮阔的抗战画卷中，一封封家书，就这样让我们窥见那个永不磨灭的时代，靠近那些至情至性的抗战英灵。岁月可以抹去各色记忆，却永远抹不去情感上的共鸣。虽然时间流逝70多年，今天细细品读这些英烈的家书，依然能感受到流淌其间炽热的温度，赤诚的情怀。
一封封抗战家书，既是抗日英雄舍家救国的正气书，亦是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的警世洪钟。“我们要中国打胜仗，必须全中国四万万同胞都团结起来，同心合力去打鬼子，才能把鬼子赶出中国。”新四军烈士胡孟晋的辞别书道出了当时国人的心声。
一封封抗战家书，既是坚定信念牢记使命的教科书，亦是面向未来振兴中华的强军战歌。“儿这次为了民族，为了阶级，为了可爱的家乡，为了骨肉相连的弟妹，求得生存和幸福。”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程雄向双亲袒露了自己的革命理想。“你应该立即奔上抗日的战场，在战斗的环境中创造你的人生，开辟你的前途!”面对残暴的敌人，共产党员王孝慈为国捐躯、效命疆场之志涤荡人心。
透过抗战家书，看到一种滚烫的爱国情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透过抗战家书，升腾一种激越豪迈的民族气节：视死如归、宁死不屈。 透过抗战家书，感受一种久违的英雄气概：不畏强暴、血战到底。 透过抗战家书，感到一股力透纸背的必胜信念：百折不挠、坚忍不拔。
会有一种情怀令人泪流满面，会有一种力量让人心潮澎湃。重温抗战家书，我们捧读壮怀激烈的绝笔，聆听殷殷期盼的嘱托，铭记拳拳相报的誓言……在那些朴实的文字、纯真的情感、高尚的理想中，体会革命志士博大胸襟、浩然正气。
重温抗战家书，我们穿越时空的隧道，接受一次深入骨髓、直抵灵魂的心灵净化与洗礼，深情缅怀那些为祖国、为民族、为人民奉献的宝贵生命，缅怀那些为我们创造今天一切的革命先烈。
重温抗战家书，我们以史为鉴，补足精神之钙、补齐能力短板、清除作风之弊，成长为担当强军重任的“四有”新一代革命军人。
“万物得其本者生，百事得其道者成。”我们共产党人的根本，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信念，对党和人民的忠诚。我们刚刚隆重纪念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那些在抗战中英勇牺牲的革命先烈敢于抛头颅、洒热血，就是因为具有坚定的理想信念。重温在烽火硝烟中写就的抗战家书，就是要坚定这份信仰、坚定这份信念、坚定这份忠诚。
“你能看到多远的过去，就能看到多远的未来。”在时间深处重温泛黄的抗战家书，我们收获更加清醒的使命意识与责任担当。让我们万众一心传承生命铸就的抗战精神，凝聚起捍卫和平的无尽力量。
英烈长眠，浩气永存，精神不朽!
第四篇：读《教案的革命》有感
学历案，顾名思义，即关于学习经历或过程的方案。具体来说，学历案是指教师在班级教学背景下，围绕一个具体的学习单位(主题、课文或单元)，从期望“学会什么”出发，设计并展示“学生何以学会”的过程，以便于学生自主建构或社会建构经验或知识的专业方案。由此可见，区别于传统的教案，老师关注的重点不再是教什么、怎么教，而是学生学什么，怎么学，何以学会。老师作为学习的促进者，旨在帮助学生更好地学习来实现自身的专业发展。
建构主义学习理论提出，教学不能忽视学习者已有的知识经验，应当把这些知识经验作为新知识的生长点，引导学习者从原有的知识经验中，主动构建新的知识经验。有了这样的理论依据，再加上元济高中多年的实践，学历案被证明是切实有效的，不仅促进了教师观念和行为的变化，还促进了学生学习方式的转变。那么，这本来为高中生打造的学历案是否就不适合小学生呢?我看未必，我们可以按照学历案的框架，结合小学生的特点和实际情况来设计适合小学中高学段学生的学历案。为什么要排除低学段呢?因为我认为该学段的学生识字量太少，尚处在模仿式学习的阶段，学历案的效果对他们并不大。
学历案有六大关键要素：主题与课时、学习目标、评价任务、学习过程(资源与建议、课前预习、课中学习)、检测与作业和学后反思。我认为，学历案的重点应该落在教师如何设计学习目标和学习过程上。学习目标是课堂教学中学生一切学习活动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只有设计好科学的、清晰的学习目标，才能切实提高课堂教学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如果学习目标不明确或者有偏差，学生的学习行为也就会表现出一定的盲目性和随意性，从而导致学习效率低下。我认为在这一点上我们学校的老师已经做得很好了，他们在撰写教学目标时往往以学生为行为主体，依据课程标准、学情和教材，制定三维的教学目标。所以如果要制定学历案，那么只要把教学目标的内容改为学习目标就可以了。学习过程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我发现，目前班级教学一个大的困难是，老师教了，学生经常不懂或不会。为什么会这样?从教师的“教”到学生的“学会”，信息必须经过两次转换，从“教”到“学”是第一次，从“学”到“学会”是第二次。第二次转换即信息的自我转换，要求学生对信息进行精加工，从而使新知识被顺应或同化到原有的知识网络中。在现在的教学中，学生被动接受老师“教”的知识后，很难对知识进行加工，导致“学不会”。所以老师要想方设法设计学习过程，帮助学生完成信息的第二次转换，实现“真学习”。
《教案的革命》一书提出的“学历案”这样一个概念让人眼前一亮，作者也用元济高中老师和学生的使用体会证明了它的有效性，我们学校也不妨做做尝试，相信也会有大的收获。
第五篇：读《伟大的中国革命》有感
或许是处于一个文科生对历史熟悉的感觉，让我选择了这部书。学了很多年的历史，却没有真正的读完过一部关于研究历史的书籍，于是，拿起这本书，想要发现一些不同于我们背烂了的教科书上的东西。
历史首先是一个相互渗透的过程，每一个阶段都是上一阶段的延续，而决不会是一个孤立的存在。费正清先生正是从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入手去溯本求源，以求深入了解中国革命进程中的种种内外因素。费先生认识到中国是一个专制历史非常悠久，专制意识根深蒂固，专制文化相当发达的封建国家，它既有着长期“天朝上国”雄视四夷的文化优越感，又有一整套错综复杂，而且自行运作的宗法制官僚的惰性体系，这种文化体现为一种内敛式的“内在爆炸”，“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它不愿意改变它的社会价值观，文化和体制”，也正是这样一种传统文化阻碍了中国革命的进程，制约了中国现代化的实现。所以中国革命注定了不会是一个固定的概念，而只能是一个传统文化分崩离析、西方先进的价值观念与生活方式逐渐渗透的渐变过程。
费正清先生把中国革命的进程分作了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为“晚期的中华帝国：成长和蜕变(1800年-1895年)”，这是中国近代屈辱史的开始，同时也是中国近现代革命的萌芽和发展时期。
中国自古即自命为“天下之中”的“天朝大国”，中华帝国本来就没有真正的外交关系，所谓的对外关系也只是为了“宣我圣教”“布我威德”，乃是“柔远”“怀柔”之术，是对于野蛮民族的教化过程，根本谈不上有什么对等，公平的外交意识。中华帝国在伊始也正是以这样的心态去面对不请自来的西方列强的，但是鸦片战争的炮火很快就击碎了满清政府“天朝大国”的帝国美梦，到甲午战争结束，中国近代革命的历史已经到了一个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关键时刻，人们已不得不去痛苦地面对这个严峻的现实，在这个生死存亡的关头，任何对于传统文化所报有的幻想都显得那么不切实际，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体用”之争，到重新审视自己的文化传统，他们终于得出一个结论：旧瓶不能装新酒，中国必须从根本上改变自己，才有可能重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新的革命已在酝酿之中。
费正清先生对于鸦片战争的解释曾经遭到了华裔历史学家唐德刚教授的激烈批评，对于鸦片战争，《伟大的中国革命》表示了以下观点：“鸦片战争的发生意味着中国拒绝在外交平等和对等贸易的基础上参加国际大家庭，结果导致英国使用武力。”其观点就是鸦片战争的根源并不在鸦片。在此唐德刚教授反问，如果拿鸦片同美国搞“对等贸易”，美国会同意吗?或许有人认为这无疑是本书的败笔之处。虽然对西方列强的野蛮行径感到忿恨，但我不得不想到，倘若像唐代一样，我们自始至终都用一个开放的姿态去面对世界，又会出现一个怎样的局面。在当今国际贸易中，我们同样强调国际收支的平衡，同样，在当时，面对中国长期在国际贸易中的出超地位各国必然不会无动于衷，只是他们选择了一条野蛮而血腥的道路，或许是本性使然，可这的的确确不能排除我们自身的因素。这场貌似是由鸦片引起的战争可能真的被冠以了一个不恰当的名字。当然，历史无法假设。
对于李鸿章，我发现了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多数评价都对其给予肯定的态度。可是，在我们的教科书上对他总是隐隐约约流露出一种卖国贼的恨意。的确，他只是一个人，会有功和过，现在，他同样也是一段历史，总会被后人掺杂上不同的主观因素。个人认为，即使众多屈辱的条约有他的经手，即使他也犯了一些战略上的错误，即使他参与的运动或改革没有发挥明显的成效，我们无法抹杀他对于自己国家的感情，无法忽视他对这个国家做过的努力，无法摆脱他领导的运动对历史产生的持续的影响。
《伟大的中国革命》的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分别为“晚清帝国秩序的变革(1895年-1911年)”，“中华民国时期(1912年-1949年)”。
前者叙述了甲午战争之后中国面临的严峻形势与满清帝国的最终灭亡，以及中国现代革命的发端。后者对中国革命所面临的问题与中国革命的进程进行了深刻的反省与剖析。中国现代革命的发端有着两个平行的过程，即政治上的军阀混战、国共之争与文化上的以“五四”为标志的启蒙运动。在此费正清高度赞扬了白话文的普及，他认为白话文标志着文化的平民化，标志着愚民政策所设置的最大屏障已经被拆除，对于传统文化的改造有着非常深远的历史意义。但是由于中国长期处于一个宗法专制的社会形态之中，自古就缺少自由主义传统，西方的民主传统对于中国的社会现实而言未免有些遥不可及，以中国的社会土壤所疾需的并不是美国式的民主，而是一个强有力的政府，这或许也揭示了为什么中国无法走资产阶级改良的道路。倒是“俄国和中国的专制政治和落后状况，使两国间在某些方面互相效仿。”于是，俄国的十月革命在很大程度上就成为中国革命的现实参照物。
毛泽东无疑是一个充满了传统文化智慧的农民领袖，他目光远大，对中国的社会形态有着入木三分的认识。毛泽东本人并没有受到欧风美雨的熏陶，他更注重中国革命的实际效果，毛泽东敏锐地看到在中国这个农村大国，只有农民才是最义无返顾的革命者这个基本的国情，所以“群众路线”就成为毛泽东实践上的重大突破，同时也是他一生最大的政治权变。事实上，毛泽东眼中的所谓“民主”，不过是民粹式的，多数农民的民主，这种民主的实质与传统社会“实其腹，虚其心”的愚民政策亦不过一步之遥而已，毛泽东的组织原则也仍未脱封建社家长制的运作方法，但他的单纯的组织与热情，也最容易唤起农民对于“乌托邦”社会的狂热向往，那种农民式的平均主义理想，最终在毛泽东的手中得到了发扬光大。
相比之下，国民党则是一个鱼龙混杂的大拼盘，其内部腐朽不堪，一团烂污，蒋介石本人亦不是一个合格的政治家，既没有胆量去独裁，又没有肚量去民主，更重要的是他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农民的实际问题，国民党的最后败落又岂是偶然?所谓时势造英雄，毛泽东正是以他独具的个人魅力和超人的政治魄力成为中国现代历史最为现实的选择。
《伟大的中国革命》最后一部分为“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年-1985年)”。
费正清先生对中国当代的这一段历史进行了审慎的清理和颇具私人意味的解读。“中国革命中发生的一切，无非是回到旧帝国的结构中去，只不过有了现代化的技术和群众的爱国主义而已。”因为有了这个前提，毛泽东所需要的“新知识分子”实际上是思想统一之后的一种社会工具，其本身并没有独立的人格可言，也正是在“中国最精贵稀少的人才丧失了活力”之后，“在这样的谴责和反知识主义气氛中”，人治的弱点已经逐渐暴露无遗。“大跃进”和“十年文革”正是个人极权的必然结果，它们从各个方面暴露出中国仍然只是一个包着现代化外衣的传统帝国，同时也说明对于文化的改造也决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而是一个长期复杂的社会工程。
费正清先生对中国目前的现状是理解的，对中国的将来则是乐观的，“中国人口从来没有今天这么多，通过一个中央权威保持统一，仍然是必要的;管理这么多的人民只能依靠一个被广泛接受的信仰制度，政府机构必须由受过训练的精英组成，地方当局在农村代表着国家。”费正清先生欣喜地看到改革开放后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所取得的各项令人瞩目的成就，正在把这个古老的国家导向一个自由的国度，这正是任何力量也无法阻挡的时代趋势。
中国的政治历史从来都是“成王败寇”的政治历史，每一次政治上的改朝换代，也是历史上的又一次另起炉灶，从来都把前朝的政绩一笔抹杀，而不是在批判的基础上进行扬弃，这种对意识形态的专制手段是非常可怕的，其危害也是难以估量的。费正清先生对于中国近现代历史的探讨，首先是站在了一个公允的立场上，对中国各个阶段的革命历程进行了不偏不倚的解读。他的成功之处在于没有以西方惯有的价值标准为取舍来衡量中国的近现代历史，而是以中国传统文化为依据，并设身处地地考虑到中国长期所处的国情，对中国革命的现代化进程进行了深刻反思，做为一个美国的历史学者，这一点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正如费正清先生所说的那样：“任何一种新的中国的世界观，必然是一种适用于全人类的世界观，而不是地区性的或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历史的作用也是这样，中国革命的历史也决不仅仅属于中国，而是世界文明史的一面镜子，是全人类的一份宝贵的文化财富。
费正清先生的作品从一个新的角度为我们印证了传统中国的一句老话：史者，宇宙公器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