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公共关系与政府行政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摘要:在当今知识经济和信息社会日益发展的背景下,现代大学面临的环境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大学与政府之间的关系也发生了重要的变化。现代大学与政府之间存在着领导与被领导、独立与制约、依存与合作的关系;大学校长在现代大学与政府三重关系作用下,扮演着经营者、倡导者及开拓者等角色;具有制定学校发展规划、实践教育管理理念、协调与发展大学内外关系的职责。
公共关系与政府行政论文 篇1：
行政管理与初中教学管理的关系
公共关系学是中学行政管理专业的必修课,应该说,在行政管理的课程设置中,还是占有比较重要的地位。公共关系学本身虽然是一门独立的学科,但在一定程度上却仍依赖于其他学科的发展,尤其是管理学。于是,就产生了这么一种情况,一方面,公共关系学是行政管理专业的必修课,很重要,应该引起高度重视;另一方面,它的学科地位还不够高,缺乏相对的独立性,制约发展的因素太多,直接影响到了行政管理学的发展。根据对此现象的分析,笔者产生了三个疑问:一是公共关系教学对中学行政管理专业而言,究竟具有什么意义?毕竟,如果只谈意义的大小和重要程度未免过于抽象,研究成果也会流于形式,缺乏价值。二是在现实的行政管理专业的公共关系教学中,公共关系学本身究竟是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现状?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充分地了解现实有利于我们对问题的进一步分析并得出解决方案。三是如果现状不容乐观,如何才能走出困境?这是本文最关注的问题,也是本文写作之最终目的。
一、公共关系教学对于中学行政管理专业的意义
考察公共关系教学对中学行政管理专业的意义,首先应该从两者的研究内容入手,寻找它们的共同区间,找到了这个区间,意义就显而易见了。行政管理学的研究内容比较广泛,是由其研究对象所决定的。随着这门学科的发展,其研究内容也不断丰富和发展。概括地说,包括政府自身的结构、功能及其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活动的规律,具体地说,包括行政职能、行政环境、行政组织、行政首长与领导群体、国家公务员、行政决策与执行、行政监督、行政法制、行政机关管理、行政管理的方法与技术、行政效率与改革等等。由此可见,行政管理学关注的面极其广泛,但它不可能真正做到面面俱到。而公共关系学是研究组织与公众之间传播和沟通的行为、规律和方法的一门科学。它旨在通过塑造良好的组织形象,利用有效的传播和沟通手段,达成公众对组织的了解、认可与合作[1]。公共关系学既有较强的理论性又有较强的应用性,这就决定了学习这门学科必须注意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因此,公共关系学所关心的内容恰恰是行政管理学所需要的,在行政管理学看来,公共关系学是一种极其有用的工具,行政管理学只需要提出需要的内容,公共关系学则根据需要去完成。所以,在管理类专业设置这门课程就显得十分重要,没有了公共关系学,行政管理就如同断了一臂。归纳起来,公共关系学使攻读管理类专业的学生认识到公共关系在现代管理中的性质、意义和作用,学习和理解公共关系管理的概念和基本原理,了解和掌握组织与公众沟通的过程、手段和方法,最终的目的是努力培养现代公共关系意识,完善自身的公共关系素质,提高实际公共关系能力,将所学的理论知识和操作技能运用到工作实践和社会实践中去。
公共关系学是行政管理专业中必不可少的核心课程之一,其理论部分是对行政管理理论的重要补充和完善,其实务部分是行政管理学生所必备的技能。
二、在当前中学行政管理专业中公共关系教学的现状
既然公共关系教学在行政管理专业中的意义举足轻重,那么,它是不是真的就处于这么一个良好的现状呢?当然,成绩首先是不应该被回避的。应该说,通过努力,中学公关教学成绩显著,呈现出这样几个特点:
一是发展的速度快、规模大。全国大部分中学的行政管理专业都开设了公共关系课程,教师和学生数量都有较大增长,为我国行政管理人才的培养立下了汗马功劳,由此也在一定程度上带动了公共关系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发展和壮大。
二是与行政管理学形成了良好的互补关系,互相促进,共同发展,与此同时,公共关系教学水平有一定的提高,配套的系列教材建设已经开始,师资水平也直线上升。
三是无论在校内还是在社会上,公共关系的教学效果已得到普遍认可和重视,培养出的学生在人才市场受到欢迎,而社会和企业对高层次公关人才的需要正呈现上升趋势[2]。
当然,中学公关教学虽然成绩显著,但同时也存在不少的问题,必须下决心、花力气尽快解决,这也是本文写作的意义之所在。
第一,教师队伍整体素质有待提高。
尽管现在我们拥有一支数量巨大的专业教师队伍,但是,由于我国中学专业设置上的问题,基本上就没有科班出身的教师,这就使得教师整体素质参差不齐,这种情况在行政管理专业的教学中尤其明显。因为一般院校都没有公共关系专业,公关教师大多是由其他学科、专业的教学科研工作转而从事公关教学,主要精力仍用于原来的专业研究,所以行政管理专业中公共关系的教学任务实际上是由其他学科的教师在承担,这必然会对整个公共关系学的发展产生影响。
第二,教材的编写和使用问题重重。
目前的教材种类繁多,但质量上乘者则少之又少,况且,大部分教材是为公共关系专业教育或者职业教育服务,很少有适合于行政管理专业学生使用者[3]。虽然公共关系专业教材有一定的广泛适用性,但对于不同专业的学生也应区别对待,毕竟不同专业对于同一门课的要求不一样。第三,公共关系的理论研究水平亟待加强。
一方面,学习公关专业的教师很少,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公共关系理论研究的进行;另一方面,国家在该学科的研究经费投入较少,国际国内学术交流机会寥寥,教师就某一问题进行切磋的机会太少,也不利于学习借鉴国外的新理论和新经验。理论可以指导实践,理论水平的欠缺自然也会导致实践水平的降低。整个学科的研究水平欠缺,对于日常教学来讲,受到制约和影响也是必然的了。
三、走出公共关系教学的困境
首先,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师资队伍是学科发展的核心,学校应有组织、有计划、分步骤地逐渐完善公关教师队伍,可以以院系的名义聘请一 些公关经验丰富、长期从事公关活动的资深专家作为校(院)系外聘教授或名誉教授,每年给学生开课,由此也带动教师教学水平的提高。有条件的话可以引进一些既有公关实践经验、又有深厚理论素养的公关人才,补充到中学公关师资队伍中来。同时,鼓励教师参加一些全国性的学术交流活动,不定期或者定期地举行一些针对教师的培训活动,不断提升队伍素质水平。要注意对教师进行专业教育和培训,将不利条件转化为有利条件。
其次,在教学方法和教材建设方面加大投入,争取突破。公共关系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应用性学科,这就要求理论教学必须结合中国实际,特别是要结合中国行政管理的实际,形成独具特色的教学方法和配套教材。在教材建设方面,要组织有经验的专家学者编写适合于不同专业的公共关系学的示范教材,鼓励教材多样化,不仅采用书本教材,还要采用影音教材等多媒体手段,能够化说教为感知、化抽象为具体、化枯燥为生动。在教学方法上,要鼓励教师之间互相交流,还要充分注意到公共关系学的学科特点,有意识地将说教式教育转变成实践式教育[4],一方面要保证学生理论水平的提高,另一方面又要注意学生动手能力的培养。例如,可以开展案例讨论,举办学生模拟创业大赛、商务洽谈策划、新闻发布会等情景模拟[5]。这需要公共关系学教师不懈努力,不断进行教学创新改革,挖掘学科潜力,实现教学模式多样化,多设计、安排课堂技能训练,灵活把握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实现师生互动,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再次,重视公共关系学理论研究,鼓励创新性成果。国家和学校应对公共关系学的基础理论研究给予高度重视,加大投入,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多创造学术交流机会,争取我国的公共关系学研究与国际上接轨和对话。同时,又要保持自身的特色,发挥优势。行政管理学是一门中国特色非常强的学科,相对应的公共关系学自然也不例外,公共关系学理论的发展,必然为行政管理专业的建设和发展添砖加瓦。
作者：王恩宇
公共关系与政府行政论文 篇2：
校长在大学与政府关系中的角色职责与能力
摘 要: 在当今知识经济和信息社会日益发展的背景下,现代大学面临的环境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大学与政府之间的关系也发生了重要的变化。现代大学与政府之间存在着领导与被领导、独立与制约、依存与合作的关系;大学校长在现代大学与政府三重关系作用下,扮演着经营者、倡导者及开拓者等角色;具有制定学校发展规划、实践教育管理理念、协调与发展大学内外关系的职责。为实现、履行上述角色和职责,大学校长应当具备前瞻力、执行力与开发力。
关键词: 大学校长; 政府; 关系; 职责; 角色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飞速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开放与社会结构的转型,使社会在体制、构成与运行机制等方面均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种变化所带来的是社会流动人口的增加、社会职能的分化以及社会中个人、组织乃至地区、国家间的交流日益频繁,人们的价值取向、观念形态、行为方式与社会地位等随之不断变化。新的角色与角色期望不断出现,特定角色的扮演方式也不断更新,替代了人们习以为常的传统观念和角色规范[1]。
处于现代化发展趋向中的大学也不例外。政府对大学的自治权日渐放宽,行政命令和行政执行的概念逐渐淡化,大学的活动范围与交流沟通渠道也随之增加,真正意义上的大学地位开始显现。为适应社会宏观环境和大学地位的变化,大学校长要做的事越来越多,社会对大学校长的角色期望越来越高,大学校长的角色扮演也越来越难。在现代大学与政府新型关系的背景下,探讨大学校长的角色、职责与能力,对构建现代大学制度与大学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指导意义。
一、大学与政府的关系变化
在大学的发展过程中,大学与政府之间存在着错综复杂的关系,集中表现在3个方面,即行政性、独立性和依存性。
(一)行政性: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
西方国家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逐步进入后工业时代,英美等国相继实行了大规模的私有化、地方分权或权力下放的改革,政府的阶级统治与社会管理职能淡化,取而代之社会服务与社会平衡职能得以增强。政府控制和管理大学的方式也发生了变化,由开始的直接控制转变为间接控制,采取立法、经费资助及设立中介组织等方式进行管理,极大地促进了欧美现代大学的飞速发展。现代大学已成为社会的“轴心机构”,从社会生活的边缘走入社会生活的中心,传统的“象牙之塔”开始瓦解,大学与社会发展的关系日益密切[2]。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先后多次进行教育体制改革,颁布了一系列法律法规,确立了高等学校的法人地位,规定高等学校的权利和义务。按照政事分开的原则,逐步下放大学的自主办学权,虽然有些权力的最终落实还需要较长一段时间,如招生自主权以及专业设置与调整权等[3],但与过去相比,我国目前大学的自主权的范围还是大了很多,校长在政府教育方针、政策的指导下,可以较为自由地管理学校,实现其教学理想与目标。作为政府,只从宏观上加以行政领导,确保社会主义的办学方向,并提供资金支持;而微观上的事情如教育资金分配、人事任免等则由大学校长根据学校实际自主安排,政府只起到行政领导、监督与服务的作用。所以,大学不管怎么发展,大学与政府都是行政隶属关系,体现的是行政性关系。
(二)独立性:独立与制约并存的关系
自中世纪欧洲大学诞生,大学都具有很强的独立自主权力。当然,政府维护和支持大学的目的是为了使大学按照政府的价值准则、组织原则和程序行事,以保证大学培养的人才和创造科研成果等符合政府的要求,向着有利于政府政治统治和社会管理的方向发展。也正是这样的潜规则的作用,大学自产生之始就尽量回避政府的控制,维护其自主办学地位,按照自身的逻辑办学而免受来自政府及社会其他各方面的干预和控制[2]33。在西方历史上,政府、宗教和大学之间长达几百年的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就是这种矛盾关系的反映,也正是这样的矛盾关系,使大学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发展阶段,呈现出不同程度的相对独立性,二者的发展也就呈现出相互制约的关系。
现代大学已成为社会的“轴心机构”,成为社会政治文明、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的动力之源。为适应经济全球化和大学国际化发展的需要,各国政府都把更多的权力下放给大学,使大学校长有更多的权力去处理大学内外事务;大学校长在法律上或传统上是大学的最高首脑,是学校形象的代表和与政府及其他社会团体接触、交流沟通的法人代表,其决定就代表了学校的决策,其命令大学自上而下都要执行。我国大学校长依赖政府立法等多种调控手段确立并获得了职位的合法性与治校的权力。在中国,现实情况就是政府和社会的主体性在高等教育领域的过度扩张压制了大学校长主体性的生长和体现,故强调大学校长的相对独立性在今天更具有现实紧迫性。
(三)依存性:依存与合作的关系
大学自诞生以来,大学自治和教授治校始终是大学的理想,也正是其理想性,才在另一方面显现出对政府具有较强的依赖性。大学教育地位的确立、学校社会安全的维护、教育资金的配备等都离不开政府的支持,尤其是在经费投入方面,我国高校几乎全部的教育经费都由政府支付。政府是大学的守护者和衣食之源,大学则依赖政府而生存和发展。政府为履行其政治统治、社会管理及发展经济的职能,离不开大学的人才与智力支持,而大学也需要政府的保障与资金支持。西方大学校长不论是选举产生或是政府任命,他要获得政府的资金与政策支持、或者要维护学校的社会安全,都必须要接受政府所提出的教育或其他方面的条款,这种契约或相互约定就是一种合作的关系。而我国大学校长一般都由上级教育主管部门任命,执行上级政策、服从上级命令是他的职责,带领大学为政府和社会培养政治统治、社会管理和经济发展方面的社会主义建设人才更是其职责所在。这种大学校长与政府的关系有一定的强制性,但是一定意义上也可以理解为一种相互合作。
随着经济社会的现代化,全球范围内政府对社会管理权力下放与宏观调控作用增强,使得大学与政府关系向着更为紧密的方向发展,更加注重合作关系的培养。一方面,在政府不断适应市场经济发展而进行权力下放时,各政府也都加强了自身的宏观调控能力,通过大政方针的指导,运用立法、拨款、规划、信息服务、政策指导和必要的行政手段等方式进行适度的控制;另一方面,政府则依赖大学更好地配合,使其宏观政策与决议发挥应有的作用。作为现代大学的校长,他们有更大的自由和条件游走于大学与政府之间,具备更多的机会与政府讨价还价。
总之,现代大学与政府之间呈现出“三位一体”的关系状态,其行政性、独立性和依存性既表现出相对独立的制约关系,又表现出相互联系的依存关系。在二者关系的常态下,政府是控制者和监督者,大学是承载者、行动者和受控者。但这个常态是不断变化的,当政府趋于保守,社会进步减缓之时,大学就应充当引导者和开拓者,表现出相对独立性。不管是相对独立性还是相互依存性,都无法脱离其行政性关系。
二、大学与政府关系中的校长角色
进入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社会办学主体和办学形式日趋多元化,出现了规模庞大、人员众多、结构复杂、耗资巨大的多元化巨型大学。大学内外环境及其结构的复杂化,要求大学管理的专业化,大学校长的角色要求越来越趋向于综合化和多元化。前加利福尼亚大学校长克拉克•科尔1963年在哈佛大学演讲中对大学校长角色是这样描述的:“大学校长担当的是调解人、发起人和斗士,是领导者、创新者、教导者、掌权者、信息灵通人士,还是官员、管理者、继承人、寻求一致的人、游说家、瓶颈口”。 20世纪80年代以后,美国大学校长协会的研究报告认为,美国大学校长的角色构成主要包括计划者、把持者、控制者、建筑师、参与者、教师、领袖和辅导者。报告还进一步指出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大学校长的角色还在不断地变迁,面临着角色分离、角色多元、角色冲突等困难和进行角色整合的任务[4]。斯坦福大学荣誉校长卡斯珀尔教授将当今美国大学校长扮演的角色概括为领导人、执行官、理事会成员、募捐者、教育家、学者、公众人物、社会工作者、伙伴[5]。
因此,现代大学校长应该在大学与政府的关系中,扮演好自己的角色,才能明确其履行的职责。现代大学与政府的关系要求大学校长应扮演经营者、倡导者和开拓者的角色。
(一)学校的经营者
随着多元化巨型大学的出现,对大学校长角色要求越来越多元化、复杂化。就校内而言,涉及方方面面;就校外来说,不仅要直接服务于社会,处理好学校与各种服务对象的社会关系,而且为了获取学校发展资源,筹集学校发展资金、营造一个良好的学校发展环境,还要处理好学校与社会各界如学校和政府、学校和企业、学校和校友、学校和学生家长以及学校和学校之间的关系;同时大学校长要担负起学校形象塑造者的使命,对外进行学校的形象宣传,树立大学良好的社会形象[6]。因而,现代大学校长管理学校,应当具有良好的现代经营意识,做一个好的学校业务经营者。就我国来说,当代大学校长已经不是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严格的照章办事者,他们已享受到国家下放的部分权力,拥有部分办学自主权,他们可以在一定范围内独立自主决策,按自己的教育理念规划学校的未来。
尽管现代大学与政府之间有着一定的行政性关系,但实际上,现代大学校长已在开始履行着学校经营者的角色。
(二)学术自由的维护、倡导者
学术自由、学术自治被内化为大学根深蒂固的发展动力和追求目标,大学无时无刻不在关注其自治权力的得失[7]。如今,大学已走出象牙塔,承担起教育、科研和社会服务三大职能,但其崇尚学术自由、学术自治的精神并没有改变。大学要追求真理和探索知识,就必须保持学术自由和大学自治的价值取向。然而大学却不能孤立于社会、政府而独立存在,不可能完全自治和经费独立,它必须得到政府和社会各界支持和保障。而这些支持和保障往往是以满足他们的意愿为条件的,特别是在历史上政府一直是把大学置于其控制之下,并且按其政策和规定行使。这就常常损害了大学学术自由、学术自治的理念,有时候,政治权力侵犯了大学权力,使大学的运作背离了初衷。
学术性是大学生命力的所在,而学术自由和学术自治则是实现大学学术性的必然。在当今社会,随着各种社会力量对学术活动的干预,大学校长作为学校的最高领导,作为学术利益的代言人,就要维护学术自由,因为维护学术自由是世界一流大学成功的根本[8]。在某种意义上,大学要取得成功,大学校长就必须扮演好学术自由、学术自治的维护者和倡导者。在维护、倡导大学学术自由、学术自治的过程中,大学校长要始终对大学学术自由、学术自治抱有坚定的信念。
(三)与政府关系的开拓者
大学发展的历史证明,大学与政府关系处理的好坏直接影响到大学发展的顺利与否。在政府逐渐向大学放权的现代社会,大学校长更应把握好与政府关系的度,做好与政府关系开拓者的角色。大学校长要在坚持实践自己办学理想的同时,要通过贯彻政府教育政策等方式,争取与政府协作,赢得政府支持;通过积极主动地向政府提出议案、建议来进一步拓展与政府的关系,争取更宽松的政策环境;通过承办政府科研、改革、经济发展、环境保护、社会服务等方面的项目来构建与政府更广泛的合作关系。
在我国,大学校长更要具备政治家的宽广眼界与思维,要有坚定的政治立场和正确的政治观点,具备较强的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要从大处着眼,创造性地贯彻执行国家的教育政策和教育方针;要善于学习,不断增强自己的政治理论素养,增强自己在处理与政府关系上的原则性、系统性、预见性和创造性。在高校竞争越来越激烈的今天,大学校长要“跳出教育看教育”、“走出国门看教育”,借鉴国内外先进经验,主动拓展与政府的关系;要充分发挥其主观能动性,为高校的生存发展奔走呼号,以赢得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广泛理解和支持,从而为高校争取发展政策,争取发展空间,争取宽松环境,吸引优秀人才[9]。
总之,在大学主体性越来越强的今天,大学校长是作为大学与政府关系的枢纽而存在的,他要具备政治的敏锐性和洞察力,善于把握有利时机,抓住重点,有力出击,不断开拓与政府的良性关系。
三、大学与政府关系中的校长职责
(一)制订发展规划,引领发展方向
在现代社会激烈的市场竞争下,大学要在国际或国内赢得竞争优势,必须有自己的办学特色和定位,在此基础上制订明确的发展规划和目标。香港科技大学校长吴家玮博士指出,“高等学校绝不要追求不适合自身特点的类型,结果造成学校水平下降甚至更糟,就那样没有灵魂而苟延残喘。每所高等学校都应清楚自己的使命,并为自己的身份而自豪,努力使自己成为自己所属类型高校的佼佼者。”[10]那些早期大学校长如麻省理工学院的校长吉里安、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清华大学校长梅贻奇、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华中科技大学校长朱九思等,正是他们在任期内所制订和所形成的明确的办学定位和特色,发展规划和目标,促成了这些大学之后的辉煌和成功。
大学校长作为学校的最高首脑,必须担负起制订学校发展规划,引领学校发展方向的职责。前哈佛大学校长哈钦斯认为,大学需要有一个目的,有一个远景目标,“管理者必须对此讨论、说明,确立和宣布这一目的负起特殊责任”[11]。大学校长应该是大学未来的领导者,对所领导的大学定位有明确的意识,从其学校现有的教学条件和实力出发,进行大学的自我评价和对比评价,找准自己的位置,形成自己的特色,以求未来更大的发展。武汉大学校长刘道玉教授对此深有体会,他说,“大学校长应当有强烈的目标意识。这是因为,目标是决定行动的,无目标的思考,无目标的行动是成就不了大业的。”“一位大学校长就是一个总设计师,他必须是一位清醒的、敏锐的观察家,能够准确的洞察社会的需要和时代的发展趋势,并据此来制订学校发展的目标、规划以及培养人才的规格。”[12]
可见,大学校长能否领导好大学,能否带领大学走向辉煌与成功,取决于其能否正确的定位大学,能否为大学的特色、使命、目的、方向等做出正确的选择。实际上就是制定好学校发展的规划,引领学校未来的发展方向。
(二)实践教育理念,坚持学术方向
历史经验证明,那些成就斐然的著名大学,必有一批杰出的大学校长。而凡是杰出的大学校长,又必定是深谙教育管理理论和实践之道的教育家,在长期的教育教学管理实践中,形成了一套属于自己的富有个性与创新精神的优秀的治校理念与风格,从而引领大学不断发展和前进[13]。因此,大学校长在任期间,应当责无旁贷的承担起研究和实践教育教学管理规律,坚持学术自由发展方向的重任。大学校长是大学办学治校的核心,是教师的教师,理所当然要懂得教育。如今,建立新的教育思想,指导、推进新的教育实践,更应当是当代大学校长的责任。大学校长要在实践中研究高等教育,把研究工作与实践工作结合起来,并用研究的结果来推动大学教育的发展,唯其如此,才能真正掌握大学教育教学管理的规律,形成切合本校实际的独到的教育理念和系统的教育理论,进而带领自己的大学进行创造性的教育实践[14]。大学校长最好是某一方面或某一学术领域的专家和学者,具备一定的学术能力和某一专业特长。这样,他对知识分子的工作特点、性质,知识分子的成长有深入的了解;对知识的传播和知识转化为生产力有深刻的见解,对教学与科研有较深的体会,深知学术自由对大学发展的重要,以便更好地按照教育教学规律管理学校,更好的坚持大学学术自由的发展方向[15]。
总之,大学校长是大学学术利益的代言人,他必须承担起维护学术自由的职责,他应该具有自己独立的学术思想,对自己所领导的大学有自己独特的设计,为大学的发展指引明确的方向。作为学者集体的代表,他必须向社会各界尤其是政府,阐明学术的基本主张和基本价值观,以获得社会各界尤其是政府的理解与支持,以确保大学学术自由的顺利实现。
(三)协调、发展大学内外关系
在现代社会,随着世界各国高等教育的急剧膨胀,大学的规模不断扩大,大学与社会其他教育组织的联系越来越密切,各国大学之间的竞争也越来越激烈。各国政府为了顺应经济社会的发展,纷纷改革教育教学管理体制,放松大学教育自主权。作为当代大学校长开拓者的角色,协调、发展好大学内外尤其是与政府的关系,营造宽松的内外发展环境,无疑是其最重要的职责之一。
首先,就大学内部关系协调方面来说,大学校长应该协调好大学整个体系内的教学、科研、生产、生活等各方面的活动,理顺学生、教师、学校内部教育行政管理者之间的关系以及人事、财务、公关等各个部门之间关系,使整个系统和谐、规范、有序、高效地运转。然而,要做到这一点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大学校长需要有海纳百川的宽广胸怀和熟识知识型员工的管理之道,具备领导的艺术,崇尚学术自由,能够接纳不同学者不同类型甚至与自己相左的观点,善于了解同事、下级、师生及其观念、意见和态度,使其相互支持和协作,并且用适应他们特点的方式来激励他们,以创造高效的工作业绩,授予大学教授以管理学校事务的权力,也即“教授治校”,“让懂得学术的人来管理大学”,通过民主的途径来大大提高教授教师的积极性,从而形成大学内部各个层次、各个部门、各个人之间关系和睦、融洽、高效的局面。
其次,大学校长协调好大学与政府的关系。目前,各国政府正在不同程度的放松对大学的管辖,加强对大学的宏观调控,大学校长应抓住这个机会,积极主动的协调、发展大学与政府的关系。大学校长应采取相应措施,主动去向政府争取权利和义务,而不是消极等待政府的施舍和安排。大学校长要将自己的主体意识提高到空前的地位,采取多种途径和手段与政府进行沟通,得到政府的理解和尊重,形成良好的合作关系,在平等的基础上达成契约,特别是学校财政紧张的情况下游说政府更多地拨款[16]。大学校长也应该认识到,现代大学几乎不能脱离政府而存在,在历史上政府与大学的关系中,政府总是处于主动地位,政府的职责决定了它更多地注重大学对社会现实发展的作用,因为它面临的是现实社会的压力,不容许考虑更远的事情。但是大学的理想是引导社会发展,并成为社会文明的“灯塔”,这决定了它应超越社会现实之上思考问题,所以大学总是倾向于与社会保持一定距离[17]。所以大学校长要正确地引领并适时地调整所领导的大学在国家和社会中的地位,在坚持和维护科学教育理念前提下,把握与政府关系的尺度,以实现当代大学的良性发展。
四、实现大学校长角色、职责应具备的能力
(一)前瞻力
在处理与政府的行政关系中,大学校长扮演好经营者的角色,履行制定学校发展规划,引领学校发展方向的职责,就需要对学校发展及其与政府的关系进行战略思考和规划,制订出符合学校发展的与政府关系的战略决策和规划。在此基础上,分清轻重主次,远近缓急,逐步推进与政府关系的发展。同时,大学校长要把学校的发展战略融入全国教育发展战略之中,甚至要有能把学校发展战略、教育发展战略与整个社会发展战略、世界发展战略统一起来的胆识和勇气。只有紧跟社会和政府的发展步伐,从宏观上做出合乎教育发展趋势的前瞻性决策,并敏于从微观战术上做出合乎实际的科学安排,才能不断开拓大学与政府关系发展的新局面[14]。而这一切的实现,离不开大学校长富有远见的前瞻能力。
(二)执行力
大学校长要理顺与政府独立与制约并存的关系,扮演好学术自由的维护者和倡导者的角色,实现实践教育理念的职责,就必须具备百折不挠的执行能力。在现代政府的社会服务功能不断加强,对大学的管制也逐渐放松的情况下,大学校长在处理大学与政府关系的过程中,更需要表现出对宏观政策理解准确前提下的执行力和对学校内部制定的发展规划克服重重困难,在实现宏观规划所不断推行措施的过程中,所表现出的较强的执行能力。否则,大学的相对独立发展和相互制约的平衡就会遭到破坏,大学的发展就会出现断层,甚至是出现倒退或者反复。
总之,大学校长较强的执行能力,既是大学组织特性和组织文化得以延续的保障,更是大学可持续性发展的动力之源。
(三)开发力
从大学产生到现在,大学都不可能远离社会的政治现实,即便有大学偏安一隅的历史,但那也是非常短暂的,真正的大学历史是顺政治潮流则兴,逆政治潮流则滞。在大学与社会关系尤其是政府关系越来越频繁的现代社会,大学校长所面对的是由“大学、市场和政府组成的环境场域”[19],同时,随着社会对大学校长角色的要求越来越复杂化和多样化,大学校长的职责越来越多元化,其处理社会公共关系的能力要求也越来越高。优秀的大学校长要善于协调大学与外界的关系,时刻把握大学与教育界、社会及同整个国家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力量之间的关系。在处理与政府关系方面,大学校长要保持与国家政府部门和官员尤其是与国家教育部门、教育官员之间的联系,不断加强与他们的沟通交流,以便相互了解。同时加强与社会各种政治、社团组织的交往,以换取他们政治上的帮助和支持。
因此,大学校长必须具备较强的环境和人际关系的开发能力,才能够更好地理顺与政府的依存与合作关系,扮演好与政府关系的开拓者的角色,更好地实现协调、发展大学内外关系的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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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东 彦)
作者：许国动
公共关系与政府行政论文 篇3：
产学研协同创新中高校角色模型分析
摘 要： 产学研协同创新对各个参与合作的创新主体都提出了相应的要求，高校在整个系统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高校与政府之间要把握好自治与调控的比例，积极响应政府的政策调控；高校要为企业提供人才和技术的支撑，让高新技术及时地应用到企业生产中；高校要积极营造促进学科建设的氛围，为科研机构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生机和活力。在新公共管理理论的指导下，高校可采取科研外包的措施，与企业实现密切的合作。
关键词： 协同创新；高校创新能力；高校角色；模型分析
收稿日期：2013-09-14
作者简介：陈攀，兰州大学教育学院教育经济与管理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高等教育管理。
胡锦涛在庆祝清华大学建校100周年大会上指出：高等学校特别是研究型大学要同科研机构、企业开展深度合作，建立协同创新的战略联盟，促进资源共享，联合开展重大科研项目攻关，在关键领域取得实质性成果，努力为建设创新型国家作出积极贡献。[1]协同创新的理念最早是由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研究员彼得·葛洛提出。他认为，协同创新是建立在参与者有着共同目标的基础上，通过一种互联网络使各方相互联结、实时沟通各自的工作情况、最终实现目标的过程。[2] 40-43
大学是获取知识的神圣殿堂，时至今日，仍有人把其比喻为象牙塔。在产学研协同创新的大背景下，大学的定位与发展面临着新的抉择，如何找准大学的角色定位？大学如何处理好学科、人才与科研之间的权重关系？如何使传授知识、培养人才与服务社会三者更好的体现大学的社会职能？都是值得我们展开深入研究的价值点。
查阅相关文献，着重对论及高校与企业、政府关系的文献进行整理。殷翔文在《高校协同创新的角色定位和价值追求》中指出在形式多样的协同创新中，应针对不同的协同创新内容，由参与合作的各有关创新主体按照国家创新体系的定位分工，开展协同创新活动，承担相关责任。比如在人才培养或者面向科学技术前沿开展基础研究的协同创新中，高校应为主要责任主体。[3]9-10徐曼在《高校与企业合作形式探析》中把高校为企业服务的形式分为三种：为企业培养培训人才，以学科建设为依托、以应用型科学研究为基础的科技服务和为企业提供信息搜集、整理、加工等方面的信息服务。[4]133-135邓存瑞在《国外高校与企业合作的发展趋势》一文中指出高校与企业合作是世界高等教育的共同趋势，在高技术方面的合作将会加强，促使更多的高校人才流向了工业界，并使合作逐渐走向国际化。[5]68-69田华在《论高校与政府公共关系的运作》这篇文章中提到高校与政府建立公共关系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指出高校为政府提供发展所需的人才和技术，随着知识社会对知识的需求度增加，政府的发展更离不开高校的支持。[6]119-120
综合文献，得知对产学研协同创新中高校角色定位进行模型分析是一种新的研究思路，产学研协同创新的相关研究从上世纪90年代就已经开始，但思路总是拘泥于对关系的阐释上，如加以模型的分析，将会是对研究思路和方法的创新。
一、产学研背景下高校角色模型分析
随着产学研协同创新理念的提出，国家制定了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和创新力的《高等学校创新能力提升计划》（简称“2011计划”），并于2013年4月11日公布了2012年度“2011协同创新中心”认定公示名单，首批14家协同创新中心涵盖量子物理、化学化工、生物医药、航空航天、轨道交通等多个国家发展重大需求领域。“2011计划”把高校作为协同创新的组织主体，成为产学研的主导，把创新人才的培养凝聚在协同创新中心的前沿阵地，要求高校要统筹学科、人才和科研三者的关系，做到三位一体，并提高在这三方面的创新能力。[7] 107-109
1.高校在产学研协同创新中居于主体地位
高校有着悠久的文化传承、系统的课程体系和扎实的理论基础，不仅如此，高校与科研机构还都具备强大的研发力量，政府掌控着行政权，企业拥有市场和资源。产学研协同创新就需要一个具有深厚文化和科研底蕴的组织作为牵引力量，把协同创新的不同主体联结起来，高校自身的特点使其能够充当这个角色。因此，高校在产学研协同创新中处于组织主体的地位，发挥着主导作用，在进行产学研协同创新时，要充分考虑到高校的角色使命，使其能发挥自身的优势和特色。
2.高校居主体地位的角色模型分析
高校在产学研协同创新中发挥主导作用是建立在它本身拥有的资源和优势基础之上的。对高校主导作用的角色模型进行分析，需要细化到高校跟政府、企业以及科研机构间每二者间的关系。一个模型图可展示高校在产学研协同创新中的角色定位。（见图1）
高校作为协同创新的主体，它的目标是实现科学研究与人才培养的良性互动，要促使创新主体间资源与成果的有效传递和转换。在上述角色模型中，高校与政府、企业和科研机构的关系都是双向的。对于高校来说，要处理好与政府的关系，把握好自治的比例，建立与政府合作的社会服务模式，同时政府要对高校的人才培养等提供适度的政策调控。对于企业来说，高校的人才和技术支撑是至关重要的，同时，高校也可以采取业务外包和科研外包的方式，以加强与企业的联系；学科发展的成熟度制约着科研机构的发展成效，高校应加快重点和重要学科的建设，为科研机构提供良好的学科支持。
（1）高校与政府的关系就是处理自治与调控的比例问题。美国教育家、高等教育哲学理论的奠基人约翰·S·布鲁贝克曾提出：“传统的高等教育自治现在不是，也许从来都不是绝对的。”[8]33协同创新就要求高校适时调整与政府的关系，既不能完全做“象牙塔”，也不能由政府过死地压制，要积极争取各级政府的政策和资金支持。政府作为高校的管理者和政策的制定者，就需要在管理和政策层面给予指导，在协同创新的大背景下，政府对于高校的作用更是至关重要，为促使创新能力的提高，政府可以与高校的行政部门联手营造适合创新的制度环境，简化科研创新的申请环节，鼓励高校与国际上先进的科学技术力量的合作，支持学术上的对外开放与积极引进相结合。
（2）高校为企业发展提供人才和技术支撑。企业的发展需要技术的支撑，尤其一些对技术要求严格的企业，更注重平时技术的研发。先进技术不仅来自企业自身的研发机构，很大一部分来自高校及其科研机构。高校与企业的合作历史由来已久，西方发达国家在校企合作方面有着优良的传承基础，值得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借鉴和学习。我国《高等教育法》明确指出：“国家鼓励高等学校同企业事业组织、社会团体及其他组织在科学研究、技术开发和推广等方面进行多种形式的合作。” [4]133产学研协同创新迫切地需要构建高校与企业进行协同创新的平台，因此，我们应该在以往校企合作的基础之上探索以高校为主导的协同创新的路径。
高校作为人才培养的基地，要兼顾和健全不同类型和层次的人才培养与培训的形式，在经济迅速发展的时代，高校还要考虑企业所需人才的类型，尽可能与企业发展相同步，探索新的培养方式，为企业提供大量的优秀人才。[4]133-135高校还要积极进行科学技术研发，可以开展独立研发，也可以开展联合研发。独立研发对高校的要求比较高，高校不能有“等”和“靠”的思想，要时刻注重创新，无论条件是否具备，都得独自承担；联合研发包括校际间的合作，也包括校企间的合作。目前，我国高校的科研成果转化率低，很大程度上归因于高校自身没有很好的区分开知识传播和知识的直接运用，高校在产学研协同创新中要担任知识的传播者，而不是直接运用知识进行生产的生产者，要为企业生产不断提供先进技术的支撑。
（3）高校学科的发展是科研机构创新的必要保证。科研机构依托于扎实的学科基础、强大的研究队伍、高素质的研究人员以及与时俱进的观念，产学研协同创新中对科研机构的划分分为高校科研机构和企业科研机构，二者在组织属性上没有多大区别，归结到一点都应为协同创新提供科研支撑。“2011协同创新中心”是产学研协同创新的落脚点，高校、企业与科研机构的协同创新终究是要对关乎国家发展的重要领域起促进作用，这些领域对前沿理论和先进技术的渴求度高，亟需科研结论的支撑。基于此，以高校科研机构为首的组织就要尽快着手开展相关调研，从长远发展的角度来看，想要在重点领域取得持续的发展，就得从高校本身做起，对科研机构进行创新，否则就会使现有的研究囿于之前的思维和成果之中。
高校科研机构是依附于高校的组织，高校学科、人才素质和科研经费等的发展对其都会产生影响；企业的科研机构是企业为了改进生产技术而成立的组织，它的发展更多地受到企业自身情况的影响，但是仍然有大多数的企业与高校合作，利用高校的高素质人才和研究成果。因此，提升科研机构的创新能力，从高校学科建设与发展、人才培养等入手是稳妥之举。
实验室、研究所等是高校科研机构的组织形式，它们建立在一门或几门成熟学科的基础之上。事实证明，越是发展近乎完善的学科，配套的实验室和研究所的数量也就越多，研究机构的软硬件设施水平也很高。学科是科研机构茁壮成长的肥沃土壤，高校要注重学科的改革，从“需求教育”[9]7-10的层面进行学科的增减，而不是仅仅把教育部的学科目录作为依据；高校要重视对重点学科的发展，也不能忽视特色学科的建设，形成重点学科稳健推进、特色学科大放异彩的局面，对于弱势学科高校要引导其发掘学科发展的内外部有利条件，从而兼顾各学科的统筹发展，并不断促进学科创新力的激发和生成。
二、研究启示
1.美国著名公共行政学家罗伯特·B·登哈特对新公共管理理论进行反思，提出了新公共服务理论，指出政府的职能是服务，而不是“掌舵”，现在政府的角色应是从控制转变为议程安排，使相关各方坐到一起，为促进公共问题的协商解决提供便利。[10]8-10在产学研协同创新中，政府的服务职能就至关重要，而不是居于至高无上的地位进行政策的制定；相反，政府需要做的是调动起协同创新各方的积极性，为它们整合资源、及时沟通交流建立条件，更多的是担任幕后工作者的角色。可以想象得到，政府如果能真正做到权力下放，获益的不仅仅是高校，最大的变化将体现在治学环境的改观，学术和科研的发展能有更多自由呼吸的空间。
2.随着虚拟企业概念的提出，出现了“业务外包”的提法，推而广之，在高校和企业的合作中也可以借鉴外包的经验，比如高校做关于生产技术的科研，可以把其中生产实践的研发环节外包给企业，这样在节省高校科研成本的基础上，还会提高科研结果的科学性，具有一定的实践指导意义。现在，外包最多的体现在服务外包上，而像科研外包还是很少，因此高校与企业可以以产学研协同创新为契机，建立高校、企业间的业务外包链，促使高校的发展与时代进步接轨，为建立世界知名高校创造氛围。
参考文献：
[1]胡锦涛.在庆祝清华大学建校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1-04-25（1）.
[2]卜琳华，安实，付强.基于高等院校主导的协同创新模式研究[J]. 科技进步与对策，2012（22）.
[3]殷翔文.高校协同创新的角色定位和价值追求[J]. 中国高校科技，20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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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邓存瑞，邓文. 国外高校与企业合作的发展趋势[J]. 高教探索，1991（4）.
[6]田华. 论高校与政府公共关系的运作[J]. 大学时代（B版），2006（6）.
[7]郭菊娥，李奎泉.“2011计划”的目标追求及其实现路径[J]. 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2（32）.
[8][美]约翰·S·布鲁贝克.高等教育哲学[M].王承绪，郑继伟，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2.
[9]蒋文宁，陈振中.从“需求教育”的角度看大学专业设置[J]. 现代教育科学，2008（4）.
[10][美]珍妮特·V登哈特，罗伯特·B登哈特. 新公共服务：服务而不是掌舵[M].丁煌，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作者：陈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