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产业差别的税收政策论文

2022-04-21

小编精心整理了《基于产业差别的税收政策论文(精选3篇)》,欢迎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摘要:依据梯度转移理论和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形势,积极承接东部地区产业转移是促进四川产业升级的重要途径。但在实施过程中要理智地分析承接转移的利好和风险,遵循一定的原则,审慎地选择承接产业,并不断改善自身条件,提高承接产业转移的能力。

基于产业差别的税收政策论文 篇1:

财政税收对医院发展的作用与重要性分析

[摘 要]现代社会中,医院在保障人们身心健康、维系社会稳定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与其他营利性机构不同,大多数医院具有较强的公益性质,在醫院发展过程中,国家财政税收是确保医疗服务公平性和公益性的关键所在。为进一步分析和明确财政税收对医院发展的作用与重要性,本文探讨了新时代背景下医院发展的特点以及财政税收对医院发展的积极作用与消极作用,并以此为基础,就如何更好地发挥财政税收在医院发展中的积极作用提出了几点意见和建议,以对我国医疗事业快速、均衡发展有所帮助。

[关键词]财政税收;医院发展;作用;重要性

doi:10.3969/j.issn.1673 - 0194.2019.22.065

0     引 言

近年来,随着我国医院管理工作不断深化、院内各种规章制度改革持续推进,国家对医院实行的财政税收政策对医院发展的重要性日益突出,但同时各类财政税收政策与医院发展目标不相适应的问题也时有发生。在这样的背景下,如何改善财政税收政策,以全面提高医院管理水平、建立更加完善的医疗体系就变得十分重要。

1     财政税收对医院发展的作用

1.1   积极作用

1.1.1   加快卫生产业发展

整体而言,国家财政税收政策对于当前医院卫生产业的发展是有着加速促进作用的,调查显示,在我国经济近年来飞速发展的背景下,现代城市医院一直保持着高水平、高效率的增长姿态,而现代乡镇医院受到信息闭塞、条件落后等因素的影响,发展速度与发展规模均明显落后于城市医院。但在城乡一体化进程不断深化以及国家不断出台财政税收政策扶持乡镇医院发展的背景下,乡镇医院与城市医院之间的差距正在不断缩小,虽然在短时间内无法彻底消除二者之间的发展鸿沟,但整体趋势在不断缩小。与此同时,在国家有利的财政税收政策的支持下,乡村医院有能力引进更高质量的仪器设备和更高素质的专业人才以及国外相关先进的医疗技术,从而有效改善乡村医院落后的发展现状和落后的卫生条件。由此可见,在国家财税政策的作用下,随着乡村医院卫生医疗条件持续改善,必然能够实现城市医院和乡村医院之间的平衡发展,达到带动整个卫生产业快速发展的目的。

1.1.2   促进现代化城市医院发展

国家财政税收政策能够为推动现代化城市医院发展提供更加充分的动力,使其发展充满活力。如今,在国家城镇化建设不断深化的背景下,为了进一步加快我国城市的现代化建设,更好地满足现代城镇居民对于医疗的需要,国家财政在现代城市医院的建设中投入了大量建设资金并出台了多项有利于现代化城市医院发展的税收政策,这不仅能够有效促进现代化城市医院发展;同时能够有效降低现代化城市医院引进高端医疗设备和专业医疗技术人员的成本,较好地解决现代城市居民看病难的问题,确保了城市发展过程中居民健康实际需求得到保障。

1.1.3   加速民营医院发展

现阶段,我国综合医疗卫生体系较前一阶段有了较大改善,各种正规医疗卫生体制的改革逐步纳入了各种民营医院之中,与此同时,为了进一步推动我国民营医院发展,充分发挥民营医院的医疗补充作用,在针对民营医院的财政税收政策方面也给予了一定的优惠。同时,面对激烈的竞争,民营医院通常比国有医院对医疗服务和市场发展有更高的认识,在有利的财政税收政策支持下,民营医院的管理势必将更加规范、融资渠道必然更加多样化,长远来看,这一趋势必将推动我国民营医院持续发展和进步。

1.2   消极作用

1.2.1   加大地区之间的医院发展差距

尽管整体来看,国家税收政策对于我国医院和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是有着积极作用的,但结合我国国情,从各地区的实际情况出发可知,在医疗投入方面,不同地区的投入力度是有较大差别的,一般情况下,区域经济整体发展较好,则地方财政对于医疗服务机构的财政投入力度较大;反之,若区域经济整体发展较差,则当地的医疗服务机构发展可能仅能得到十分有限的财政支持。由此可见,地方财税收入是医疗财政投入的主要来源,对于贫困地区的医疗服务机构而言,发展过程中得到的财政支持往往较少,难以及时有效地更新和引进院内医疗设备和基础设施,长此以往,这种不平衡的财政投入将进一步加剧贫困地区医院与现代城镇医院之间的发展差距,给贫困地区医院的可持续发展带来巨大障碍。

1.2.2   加剧医院内部发展的不平衡性

就以往数据来看,国家税收政策制定具有较为明显的倾斜性,对于税收政策重点支持的业务,医院方面必然会加大对其的人力、物力、财力投入,这对于重点项目发展以及医院平衡发展较为不利。与此同时,在利益的驱动下,存在部分人员财务作假,加大医院的财务管理难度,严重降低财政税收的利用效率,导致财政税收在促进医院发展中的积极作用难以得到有效发挥。

2     进一步发挥医院发展中财政税收积极作用的建议

2.1   明确医疗卫生事业中政府的责任

在医疗行业市场化改革的过程中,政府逐渐淡化了对医疗卫生事业的监管责任,可能导致医疗行业的发展缺乏有效的监督,出现发展混乱的局面,因此,在促进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过程中,必须明确政府在医疗事业中的各项职责,使其能够通过有效的财税政策合理配置医疗资源策,最大限度地保障医疗事业的公益性和公平性。对此,政府方面首先应当利用财税政策进行宏观调控,加大对于落后地区的财政投入力度,以帮助缩小其与城乡医疗服务之间的差距,确保医疗服务能够使全国人民受惠。其次,考虑到医疗机构之间经济能力的差异,政府还应在一定程度上辅助承担医院发展融资和配置的风险,在这个过程中,应建立适应市场经济的医疗服务体系,最大限度地提高各级医院的服务水平。

2.2   以地区医院实际情况为依据,动态调整财政税收政策

考慮到我国城镇医院与乡镇医院医疗水平之间的差距,我国政府在制定财税政策时,应结合地区实际经济情况和发展政策,对财税政策进行动态调整。一方面,适当增加贫困地区的财政投入;另一方面,适当减少贫困地区的财政支出,以保证财税促进医院发展、合理配置资源的作用得到充分发挥。此外,由于大多数城市医院具有一定的自我发展和建设能力,因此,通过有针对性地调整财政税收政策,不仅可以不断缩小乡镇医院医疗水平与城市医院医疗水平的差距,同时还能够充分激发现代城市医院的发展潜能。在经济发展相对缓慢、人民生活水平相对较低的城镇,要采取灵活多变的财税政策,既能改善乡镇医院的环境和医疗条件,又要保证职业卫生人员的健康发展,具体可采用降低乡镇医院工作人员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等措施,以此不断加大乡镇医院对于人才的吸引力,保证乡镇医院医疗服务队伍稳定,进而达到有效提升乡镇医院医疗服务水平的目的。

2.3   加大政府对基本医疗和保障性医疗支出的投入力度

目前,在我国经济不断发展的背景下,我国对于基本医疗和保障性医疗的财税投入不断增加,居民医疗保险得到有效普及,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得到一定程度解决。但同时需要注意的是,受到我国自身的国情和其他方面原因的影响,与国外部分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对于基本医疗和保障性医疗的投入仍然较为有限,长远来看,这不利于我国卫生事业平衡发展。基于此,应当进一步加大国家对基本医疗和保障性医疗的财政投入,不断完善财税政策体系,优化医院融资环境,把医院引入资本市场,发挥资本市场的实际作用,进而更好地为我国的基本医疗卫生事业服务,实现医院的长期可持续发展。

2.4   医院方面积极完善财政预算体制

为切实发挥财政税收在促进医院发展,降低医院发展成本中的积极作用,除了政府方面应当酌情加大对于医院发展的税收支持力度,并适当在政策上进行倾斜以外,医院方面也应当根据财政税收政策的变化做好财政预算体制的建立与优化工作,保证通过完善的预算管理制度,科学、严谨地开展预算编制、预算执行和预算监督工作。实际工作中,一方面,医院应将短期预算与长期预算合理结合,实行双预算管理制度;另一方面,应当将国有资产管理和医院保障预算纳入整个预算管理系统之中。期间,为进一步提升预算管理的专业性,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在医院内部设立专门的预算管理部门和预算管理委员会,由其负责对各项财政税收工作进行监督管理,确保医院财政目标得以顺利实现。

2.5   优化财税收入分配,保持财政税收政策的连续性与稳定性

考虑到贫困偏远地区的医院发展缺乏足够的财政支持问题,政府方面在制定财政税收政策时,应当有意识地将财政支出向贫困偏远地区的医院倾斜,并为其发展提供长期支持,以此保证我国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平衡性。另外,需要注意的是,医院的发展是一个长期过程,对此,为了保持财税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财税体制创新应立足于经济形势的发展趋势,制订长远规划,用发展思路制定相应制度,以此确保财税体制的稳定性。在这个过程中,相关行政部门还应当进一步督促各项优惠政策落实,确保各项政策能够切实发挥促进医院进步与发展的作用,保证医院真正受益。

3     结 语

为了适应社会发展、促进经济进步,不同国家的财政政策所有差异,积极、科学的财政政策可对社会各行各业的可持续发展产生良性影响;反之,财政政策不合理,则可能阻碍各行各业进步。因此,在现代医院发展中,必须要给予财政问题以充分的重视。

主要参考文献

[1]平晓伟.财政税收对医院作用的探索[J].中国科技投资,2019(12).

[2]郑兆.财政税收对医院作用分析研究[J].商品与质量,2017(39).

[3]卢翠波.财政税收对医院作用的几点思考[J].财经界,2016(11).

[4]梁娟.关于财政税收对医院作用的探索和研究[J].决策与信息,2015(9).

[5]李波.医院财政税收工作存在的问题及深化改革建议[J].投资与创业,2019(4).

作者:姚燕

基于产业差别的税收政策论文 篇2:

四川承接产业转移促进产业升级路径分析

摘要:依据梯度转移理论和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形势,积极承接东部地区产业转移是促进四川产业升级的重要途径。但在实施过程中要理智地分析承接转移的利好和风险,遵循一定的原则,审慎地选择承接产业,并不断改善自身条件,提高承接产业转移的能力。

关键词:承接产业转移;产业升级;路径选择

Choice of Path for Sichuan to Accept Industrial Transfer and Promote Industrial Upgrade

ZHANG Hong-wei1,YUAN Xiao-hui2

(1.School of Economics,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610065, China;

2. College of Agronomy and Biotechnology, Southwest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716, China)

Key words: accept industrial transfer; industrial upgrade; choice of path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制造业发生了显著的空间集聚现象,以东部制造业为中心的“核心——边缘”模式逐渐形成。依据新古典经济理论,这种模式发展到一定程度会实现升级和扩展,即要素、产业会根据不同区域的要素成本变化、沿着一定的路径自然演进,实现不同区域之间的产业梯度转移。事实上,我国东部地区的产业转移不仅符合经济发展理论的逻辑,也符合现实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

从表面上看,产业转移是因市场的扩张,产业结构的调整、追求经营资源的边际效益最大化以及企业成长的需要。从深层面分析,产业转移又是东部地区几十年发展日益积累的矛盾决定的,这一矛盾产生于东部地区长期践行的要素驱动型发展模式。虽然这几年东部地区经济结构不断升级优化,但其“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不协调、难循环、低效率”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并未得到根本转变,经济发展对大量土地、劳动力、原材料等经济要素的依赖性并未明显降低,要素驱动型经济特征仍然显著,生态环境压力不断加大。

随着劳动力、原材料等价格的上涨,东部相关产业企业的经营成本大大提升,作为理性的“经济人”,这些企业必将寻求更低的要素成本洼地;同时,由于当地资源环境难以继续承载简单粗放的经济增长,政府也因势利导地制定宏观政策“腾笼换鸟”,淘汰原有粗放产业,为承接新兴产业提供空间,特别是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直接引燃了东部地区产业转移的导火索。作为西部大省,四川基础设施条件较好、成本低廉、资源丰富,是东部地区产业转移的最佳选择之一。在东西部产业转移格局日渐形成的趋势下,必须重视这次产业转移带给四川的影响,早日做好承接转移的准备,扬长避短,趋利避害,充分利用产业转移,促进四川产业升级,推动四川经济发展。

一、承接产业转移对产业升级的利弊

(一)承接产业转移对产业升级的利好分析

产业梯度转移理论认为区域经济的发展取决于其产业结构的状况,而产业结构的状况又取决于地区经济部门,特别是其主导产业在工业生命周期中所处的阶段。如果其主导产业部门由处于创新阶段的专业部门所构成,则将该区域列入高梯度区域。随着时间的推移及生命周期阶段的变化,生产活动会以产业和要素的形式逐渐从高梯度地区向低梯度地区转移。所以,在一定的条件下,产业在地区间可以进行梯度接力,一个地区可以将相对落后或不再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转移到其他与该地区存在梯度差距的地区,成为其他地区相对先进或具有相对比较优势的产业,从而优化承接地的产业结构。当然,承接产业转移不仅是指高梯度区域产业在空间上的转移,而且还包括承接地产业间的序列演化,即在承接产业转移的同时,伴随的是自身产业结构调整优化,因此,产业转移是调整产业结构、实现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的重要途径。

梯度转移理论具有较强的理论逻辑,在现实中也得到了东亚地区经济发展过程的充分佐证。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抓住美国向其转移国内相对落后产业的机会,将这些产业变成本国的经济增长极,使本国经济得到迅速发展,成为世界“制造中心”乃至后来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继日本之后,亚洲“四小龙”经济的腾飞以及再后来的东盟四国经济的起飞都有着几乎和日本相同的模式,创造了所谓的“东亚奇迹”。另外,我国东部沿海地区通过承接发达国家或地区产业转移而取得经济上的飞跃发展也为这一理论提供了很好的注脚。周耀烈、缪苗在考察长三角地区的沪苏浙产业升级的机遇时就明确指出,产业升级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以资本的流动(主要是外商直接投资)为内在机制的国际产业转移是一个强烈的推动因素(周耀烈、缪苗,2006)。

从全世界范围来看,产业转移已成为具有后发优势的国家和地区进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重要手段。从产业承接地自身而言,产业转移的效应主要包括“优势升级效应和结构优化效应”(丁文喜,2009)。一方面,先进产业的移入本身将使移入区产业结构中采用先进技术的部门在数量上和比例上增加,从而使区域产业结构体现出高级化的趋势;另一方面,先进产业的移入,意味着新的生产函数的导入,这种蕴含新技术的新的生产组织方式会作为“扩散源”,对原有的相对处于较低层次各等级的产业发生“升级转型”运动,对其增长产生直接或间接影响,从而逐步提高整个产业的集约化程度,促进产业结构向高级化方向演进。从承接地与相关区域间的关系来看,产业转移打破了参与地区原有产业之间的关联模式与合作路径,引起区域合作互动关系的演化和升级,为产业结构升级提供了发展和拓展的空间。

(二)承接产业转移的风险与弊端

任何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低梯度地区在承接高梯度地区产业转移过程中机遇与挑战并存,利好与风险同在。因此,客观冷静地揭示承接产业转移的风险和可能的弊端是必须的。

1.单纯地依赖承接转移容易使承接地陷入“滞后循环”。不可置疑,低梯度地区承接产业转移能够在一定时期内、一定程度上推进本地区产业升级,这种模式对处于低级阶段、技术创新能力不足的经济体而言,无疑是一条加速产业升级的捷径,但这种模式又存在使本区域陷入产业和技术方面“滞后循环”(娄晓黎,2004)的风险。因为如果没有自身的创新和内涵的提升,单纯依靠接替发达地区移出的边际产业来完成产业升级很容易导致对外来技术和产业的严重依赖性,如此,凭借承接产业转移造成的繁荣将会是表面的繁荣,产业的升级也绝对是短暂而脆弱的,区域发展的前景仍然是被人家远远地抛在后面。

2.盲目地承接转移产业可能会丧失产业升级的可持续性,即出现产业升级中断的风险。中国社科院张其仔研究员指出,实行产业升级时,不但要考虑产业间的技术距离而且还要考虑后续产业的升级机会。他引入“产业度”的概念,将产业的升级机会称之为产业度。如果企业升级到一个新产业后,新产业具备的升级机会越多,即产业度越大,则其“被套住”的可能性就比较小。这就好比企业进行了一项固定资产投资,如果通用性较强,那么,被锁定的风险也就较小(张其仔,2009)。反之,如果企业升级到一个新产业后,新产业具备的升级机会越少(产业度小),则被锁定的风险即产业升级中断的风险就越大。那么,对于依靠承接产业转移完成产业升级的地区而言,如果没有产业进一步升级的长远考虑,则很容易引入一些短期效益明显但缺乏进一步升级潜力的产业,这对承接地的长远发展而言,弊端是不言自明的。

3.不加审视地承接产业转移可能会付出生态环境破坏的代价。理论和现实都表明,一个地方的环境污染状况与该地经济发展所处的阶段、不同的能源使用方式和产业结构的状况密切相关。不同的产业结构对环境、资源的影响程度不同,对能源的依赖程度也不同。东部地区需要转移的产业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受当地能源资源和环境约束而被迫转移的,承接这些产业虽然可以带动本地经济的发展,但也会造成承接地的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现实中为了争取产业转移落户不惜牺牲环境和资源的案例已经很多,而这种行为将会给本就不堪重负的西部生态造成不可估量的严重后果。

(三)辩证地看待四川承接东部产业转移

综上所述,由于受各种因素制约,区域之间的经济发展程度总是处于相对不平衡的状态,这就为区际之间的产业转移提供了客观上的可能。一般说来,高梯度地区为了完成本地产业结构的升级和调整,需要把一些已丧失成本优势、不再适合本地发展的企业转移出去,而产业迁入地为了发展本地的经济,调整本地的产业结构,也需要承接高梯度地区的产业,同时又把本地的产业向下一梯度转移。在这一过程中,各个地区都在通过产业转移完成自身的产业升级。然而这仅仅是一种较为理想的状态,因为在很多情况下,产业转移带来的并不总是利好的消息。例如产业迁出地因没能发展好新兴替代产业而出现产业“空心化”现象,经济发展势头受阻,而迁入地也常常因为承接了一些不合时宜的产业缺乏竞争力,或因自身承接能力差而使产业升级成空。因此,必须冷静地、辩证地看待承接产业转移与产业升级的关系。

四川省地处西部,在全国的经济发展格局中,处于明显的低梯度区域,尽管经过多年的发展,四川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总体而言,“四川各区域的产业分工仍不够明显,产业布局仍不很合理”(江世银,2009)。因此,积极主动地承接东部产业转移对促进四川产业升级和经济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当然,四川在承接产业转移的过程中一定要对其风险保持高度的警惕,扬长避短,趋利避害,对迁入产业进行理智地筛选,在承接转移的同时注重自身的创新,不断提升自己的承接能力和“内生”发展能力。

二、四川承接产业转移推动产业升级的原则

承接产业转移机遇与挑战并存,利好与风险同在,为了更好地趋利避害,就必须要遵循一定的原则。

(一)与承接地原有产业相契合的原则

承接地原有产业结构是经过长时间多次调整优化的结果,进一步的优化升级实际上是根据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和区域发展规划的要求,对现有产业结构进行更高层面和更高级别的调整和提升,所以,本地区现有产业结构的状况就成为进一步优化升级的客观基础。

“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产业升级路径选择需解决三大问题,即产业升级的方向、产业升级的幅度和产业升级中断风险的规避等”(张其仔,2009)。其中产业升级的方向和升级的幅度都是指的与原有产业基础的契合关系,因为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产业升级路径由其比较优势演化路径所决定,不同的国家(或地区)因其当前的产业结构不同,其未来的演化路径就会有所差异。这就好比制度变迁具有的“路径依赖”特征,一个国家或地区产业升级必须要建立在原有产业基础上,即在升级方向上符合既有轨道和趋势,在升级幅度上不脱离原有的根基,否则产业升级将因为缺乏要素配套、产业配套以及基础设施配套而陷入僵局。因此,“政府如果不顾历史条件的限制,强行提出过高的产业升级目标,其后果是,企业在这惊险的一跳中,会摔得粉身碎骨。根据这一理论,产业升级的方向就是从现有产业向与其处于最佳距离的产业的跃升”(张其仔,2009)。

显然,承接产业转移以推动产业升级也同样要考虑承接产业与原有产业的契合度和适应性,衡量二者在发展方向、技术水平以及要素禀赋上融合的可行性。因此,四川在承接东部产业转移的过程中,应本着“积极接纳、谨慎选择”的方针,根据四川经济的发展阶段、原有产业基础,结合我省的要素资源禀赋、生产技术水平和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引进切合本省实际的相关产业,更好地推动我省产业升级,促进经济协调发展。

(二)比较优势战略和赶超战略相结合的原则

在我国,比较优势战略与赶超战略曾经一度被争论和对立着。北京大学林毅夫教授等继承和发展了李嘉图的外生比较优势理论,在对赶超战略进行批判的基础上,提出了比较优势原则,他们指出,赶超战略是以牺牲经济整体进步为代价的少数产业的赶超,不足以支持资源结构的升级或总体经济实力的提高。在赶超战略下,违背比较优势所形成的畸形产业结构与劳动力丰富的资源结构形成矛盾,使大规模的人口不能分享经济发展的好处而陷入贫困。因此,作为一种替代性选择,遵循比较优势是一种更有效的发展战略。这一战略就是使一个经济的产业和技术结构充分利用其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从而使资源禀赋结构随之不断提高。与林毅夫教授持不同观点的如洪银兴却认为,完全按照比较优势原则进行产业安排,后发国家和地区容易陷入“比较利益陷阱”,因此,他认为要摆脱这种不利局面,就应当将比较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转换的关键是将高新技术,包括引进的高技术与丰富的劳动力资源结合。左大培则从技术进步的另一角度表述了对遵循外生比较优势理论的怀疑和否定,他强调通过扶植处于幼稚期的高技术产业来获取内生比较优势。

显然,比较优势战略和赶超战略在这里被人为地隔离和对立了。本文认为,这二者并不必然矛盾和对立,完全存在着调和共存的空间和可能。如果把后发国家和地区比作一个处于温饱线上的家庭,那么比较优势战略和赶超战略就相当于让孩子打工挣钱养家糊口和让孩子读书受教育彻底走出贫困两种不同的选择。以前争论的焦点在于,这个家里的资源是特别有限的,而我们又假定孩子只有一个,所以选择是非此即彼的,但如果孩子有两个甚至更多呢?那么完全可以一些打工、一些读书,此时,比较优势战略和赶超战略就可以共存和结合。事实上,在我国很多后发地区实践的也正是这两种战略的结合。

四川在承接东部产业转移时也同样需要坚持比较优势战略和赶超战略相结合的原则。一方面,由于全省原有产业结构不够合理,梯度较低,加之人口众多,就业压力较大,从经济平稳发展的角度讲必须采取比较优势战略,承接一些在东部地区已经失去发展潜力而在四川仍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如一些传统的初级加工产业、劳动密集型产业等,同时注重本地传统产业升级改造,遵循从低端向高端逐步进化的进程;另一方面,必须腾出足够的资源发展新的主导产业,实施跨越式发展战略。在当前经济全球化、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形势下,区域产业结构越来越深刻地受到国内外分工的影响,新的主导产业一旦纳入到外部区域产业结构体系中,构成外向结构关联,其增长速度和升级速度往往快于常态趋势下的传统产业。亚洲“四小龙”的成功已充分显示出这种偏离常态结构演进趋势的优势(万志博,2009)。因此,必须坚持发挥比较优势与实施跨越发展相结合,找准比较优势和在国内外产业体系中定位的结合点,合理配置各方资源,积极参与相关区域的分工、互补和联动,既要谋当前的平稳发展、人民的公平福祉,又要高瞻远瞩,启动好新兴的主导产业。

(三)自主创新与承接转移相结合的原则

以四川目前在国际国内的产业位置来看,排斥或收缩承接产业转移是不可取的,而坚持利用外资、扩大开放政策,积极承接发达地区产业转移以推动产业升级才是明智之举。但正如前文所述,依靠承接发达地区移出的边际产业来完成产业升级很容易导致对外来技术和产业的严重依赖性,这种模式的产业升级是短暂而脆弱的。因此,承接产业转移的升级模式只是特定条件下的次优选择,从长远发展来看,必须要加强自主创新,改变依附性的产业升级模式,即通过自主研究与开发投资来创新,使技术“内生化”,从而摆脱对外来技术和承接产业的依赖。例如韩国,在承接第四次国际产业转移时,紧紧抓住技术领域由模拟信号向数字信号转变的契机,自主创新,致力于同日本竞争,由产业转移的承接者转变为转移者。

笔者认为应该从韩国的成功案例中吸取经验,坚持承接转移、引进技术与自主创新相结合,双管齐下,同时发力。在自主创新中,加强企业与科研单位的合作,不断理顺和创新产学研融合机制,充分利用我省各大高校和科研机构的力量,创新一大批科研成果,支撑一大批特色产业,不断推进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

(四)保护生态原则

在人类社会的发展经历中,先后出现了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三种文明形态。在原始文明和农业文明状态下,虽然人类的物质生活水平低下,但人与自然处于较为和谐的关系当中,而进入工业文明以来,人类在创造和享受巨大物质财富的同时,却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社会危机和生态危机。于是,可持续发展、新型工业化、低碳经济相继被提出,保护生态环境成为了人们发展经济必须考虑的前提。对于欠发达地区而言,保障良好的生态环境,既是保持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需要,也是营造后发优势、推进跨越发展的战略选择。

四川省位于长江上游地带、地处三峡工程上游区域,是长江上游重要的生态屏障,四川的生态状况不仅关系到自身的可持续发展,也关系到全国更大范围内的生态循环和生态安全。因此,在承接产业转移过程中,四川必须摒弃传统的粗放型发展模式,避免在承接转移产业中继续走以牺牲资源、环境为代价的老路,审慎选择承接产业,限制高污染、高消耗、高排放的产业,大力引进能耗低、污染小的能源节约型、资源集约型、环境友好型生态化产业,保证产业发展和生态环境之间形成良性循环,从而在更长远的时期内实现可持续发展。

三、四川承接转移的产业选择

一般来讲,承接地在选择承接产业时,需要明确两个问题:一是承接产业的方向和原则,即自我规定性问题,前文已经探讨;二是高梯度地区到底哪些产业需要转移,即承接转移的外部可能性,这个问题也必须事先搞清楚,然后才能遵循基本原则做出科学的选择。

(一)东部地区具有转移趋势的产业分析

关于东部地区具有转移趋势的产业,目前已有学者做过深入调研。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研究小组和《湖北日报》社在联合调研项目“沿海地区的产业转移和东部地区的承接问题”的报告中预测①,东部沿海地区将向外部转移的产业可以具体分为11个大类:电子信息产业类;光机电产业;生物技术行业;IT行业;光机电一体化行业;汽车零部件行业;电子汽车配套行业;食品饮料行业;服装、玩具、橡胶行业;配套型的行业;配套的包装业。黄钟仪(2009)运用产业区域集聚指数分析法,确定了东部五省一市具有转移趋势的产业,结果显示,福建有5个:家具制造业、造纸及纸制品业、印刷业及记录媒介、塑料制品业、通信设备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广东有8个: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皮革羽毛及制品业、造纸及纸制品业、塑料制品业、金属制品业、通信设备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燃气生产和供应业;山东有5个:煤炭开采和采选业、有色金属矿采选业、橡胶制品业、化学纤维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江苏有4个:纺织业、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通用设备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浙江有4个: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皮革羽毛及制品业、木材加工制品业、造纸及纸制品业;上海有12个:烟草制造业、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印刷业及记录媒介、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化学纤维制造业、塑料制品业、通用设备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电器机械及器材制造业、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燃气生产和供应业。

笔者在参考上述调研成果基础上,结合近年来东部地区产业转移的现状,理出了以下最具转移趋势的产业(见表1)。

(二)建议四川承接的产业分析

在选择承接产业时,必须坚持与四川原有产业相契合的原则,将承接产业与本地优势产业结合起来,充分发挥集聚优势、网络效应、创新激励以及知识溢出等内在机制,从而形成稳定持续的竞争优势;充分发挥四川资源要素、科研实力以及交通等方面的比较优势,积极引导新兴主导产业的发展。

目前,四川在资源、产业方面具有如下优势:一是在资源要素方面,四川素称“天府之国”,水电、天然气、钒钛等矿产资源储量丰富;劳动力相对充裕,劳动力成本较低;作为科教资源大省,科研院所密集,科研实力在西部具有明显比较优势。二是交通区位优势明显。四川地处长江上游,位于西南腹地,与西部7个省区市接壤,是西南、西北和中部地区的重要接合部,是承接华南华中、连接西南西北、沟通中亚东南亚的重要交会点和交通走廊,也是西部特别是西南地区各种要素和商品的重要集散地。目前,四川正竭力打造西部综合交通枢纽,其交通枢纽功能和辐射能力正不断提升。三是四川有较好的产业基础。四川是中国重要的工业基地之一,从工业大类来看,拥有包括装备制造、清洁能源、农产品加工、高新技术、化工、采掘和冶金等优势产业,成都电器、制药、量具刃具、攀枝花钢铁、川中油气田、自贡盐化工、内江制糖、泸州和宜宾等地的酿酒工业都在全国占有重要的地位,也形成了一批像东电集团、长虹、二重等行业骨干或龙头企业,对产业转移、吸引一些高端的加工制造企业,包括将来的服务外包和软件的发展,都有比较好的基础。

基于以上情况,按照可持续发展的思路,笔者建议:在四川现有优势产业的基础上,承接改造农副食品加工制造业、饮料制造业、木质家具制造业等传统产业,重点承接生物医药制造、仪器仪表、电子信息、通信设备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交通运输设备制造、天然气石油化工等产业;同时,以太阳能、生物质能等新能源,钒钛、稀土等新材料,航空航天、节能环保等高新技术装备为重点,大力培育战略性新兴主导产业。

值得强调的是,在选择承接产业时,有必要将西部几个主要城市之间的规划协调考虑,尤其是在“西三角”概念下,如果没有一个相对协调的目标和战略,在承接东部产业转移时必将出现混乱的局面,导致重复投资和恶性竞争,从而破坏区域间协调发展和一体化进程。因此,只有协调各省市规划目标后,各地才能采取真正有效的政策措施来承接转移产业,促进产业升级。

四、四川承接产业转移的难点和对策

相对于西部其他省市,四川在承接东部地区产业转移时具有一定的比较优势,但与东部地区相比,四川尚存在很多不足,这严重地制约了大规模转移的实现。当然这些不足既是四川承接产业转移的难点,也是我们工作的突破口。具体而言,需要从以下几各方面着手,不断提高承接产业转移的能力。

(一)提高产业配套能力和要素配套能力

在东部地区,传统产业经过多年的发展,己经形成规模较大、配套齐全的产业集群,各种生产要素的流动方便快捷,企业成本极大降低,这就使得产业之间存在着相互依存的关系,任何产业都不能脱离其他产业而孤立地存在和发展,因此,只有那些能为转出产业提供良好协作配套能力的地区,才能真正成为承接产业转移的基地。虽然四川具有较完备的产业体系,但整体协作能力与联动效应不强,集聚效益不明显,尚不能满足很多产业的配套要求。为此,四川在承接产业转移的过程中,必须实施城市群和产业集群战略,构建产业聚集平台,引导产业相对集中,发挥城市的聚集效应和产业的规模经济效应,坚持以优势产业为依托,围绕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搞好产业配套和要素配置工作。

(二)加快基础设施投资建设

基础设施是一个地区招商引资的重要条件,已越来越成为地区竞争的重要因素。近年来,尽管四川的基础设施建设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但由于过去基础太差,加之四川的地理劣势导致基础设施投资强度太大,目前基础设施仍然不够理想,交通不够顺畅,物流成本居高不下,这使得四川承接转移产业的能力大打折扣。因此,四川要要继续加大投入,加强以交通、通讯为重点的基础设施建设,全面构筑铁路、公路、航空、水运等立体式的交通网络,打造承接产业转移的良好基础条件,改善物流配套服务,降低物流等交易成本,增强对转移产业的吸引力和长期发展的支撑力。同时,进一步加强园区建设,完善服务,使园区成为承接产业转移的主要载体和平台。

(三)进一步改善投资软环境

应该说,四川近些年的投资软环境得到了极大的改善,但仍然存在很多问题。如“不少地方政府对收费、土地政策和税收政策轻诺寡信,且政策缺乏统一性、稳定性、公正性和透明性,而且配套措施也不完善”(江世银,2009)。部门之间缺乏协作,相互掣肘,效率低下,企业办事困难,交易成本较大,这成为了四川承接产业转移的又一“瓶颈”。因此,四川必须在这些方面下狠功夫,努力打造精品投资环境:加强政务环境建设,转变干部作风,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坚持依法行政,规范行政审批,改进服务方式,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创建诚信进取的人文环境,建立成熟稳健的制度环境,塑造廉洁高效的政府形象。让迁入企业真正“无障碍进入、无障碍发展”。

注释:

① 新浪财经[EB/OL].[2009-01-11].http://www.sina.com.cn.

参考文献:

[1] 周耀烈,缪苗.国际产业转移与长三角地区的产业升级[J].商业研究,2006(13).

[2] 丁文喜.金融危机下产业升级与企业转型的可行性探讨[J].商业时代,2009(32).

[3] 娄晓黎.产业转移与欠发达地区区域经济现代化[EB/OL].[2004-06-10].中国知网.

[4] 张其仔.比较优势的演化与中国产业升级路径的选择[J].中国工业经济,2008(9).

[5] 黄钟仪.产业转移:东部的趋势及西部的选择——以重庆为例[J].经济问题,2009(7).

[6] 戴宏伟,田学斌,陈永国.区域产业转移研究[M].北京:中国物价出版社,2003:15.

[7] 张可兴.理性承接产业转移[N].中国环境报,2005-03-23.

[8] 江世银.四川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对策研究——基于承接产业转移的背景[J].理论与改革,2009(5).

(责任编辑:石树文)

作者:张红伟,袁晓辉

基于产业差别的税收政策论文 篇3:

文化产业融合的动力机制研究

[摘 要]组织的演化与文化的自觉是文化产业融合发展的双重动力。文化产业作为一个独特的产业形态,有其特定的融合前提:即对社会文化系统的适应和改造。而组织作为后现代产业发展的基本载体,能否负熵、有序的演化发展也是文化产业与后现代遭遇的必然考验。对于系统开放、远离平衡态、非线性的有限演化一旦与无限的文化自觉推动相结合就能形成文化产业融合发展的复合式加速。以自组织理论为假设来检验文化产业融合的条件,并透视文化自觉在其过程中的推动作用,能为产业演化与文化发展提供一个新视角。

[关键词]自组织理论;文化自觉;文化产业融合

Key words: self organization theory;cultural consciousness;cultural industry integration

自組织理论发展到今天已经不再局限于最初的物理学和生物化学,更被许多学者沿用到了人文社会科学。在社会发展变迁的过程中,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用自组织理论去解释各种社会现象、社会问题。

文化产业的融合是一个完全的新生事物。从国外文化产业发展的历史来看,最初形成文化产业融合趋势的领域是对传统艺术品领域与其他商业领域之间的界限模糊化过程。E.Caves(2004)认为,文化创意产品不仅仅局限于服务型产业,也可以通过不同的市场来获得相应的经济效益。只要文化创意产品对其核心价值进行新的调整和演绎,以不同的形态展示其内在的文化价值,则仍然可以突破产业或是国界的边界,实现与多个产业互通的目的[1]。这正是文化产业与其他产业之间进行融合的最初动力。

文化产业融合作为一个动态的演化过程,既包含了路径求索、制度变迁,也存在着复杂、多元的利益主体互动。但无论是何种层面上的发展演进,从根本上来说都是多主体之间基于不同的利益需求进行互动的结果。文化产业的融合从本质上来说,实际上就是产业发展中的一个自组织过程。

本文以自组织理论的内涵及发生条件为研究基础,分析了文化自觉对文化产业自组织融合的促动作用,并最终对文化产业融合的自组织过程进行了条件检验与特征检验。

一 借鉴与催化:自组织和文化自觉的双重动力

(一)自组织理论视角的借鉴

1.自组织演化——从无序到有序的耗散

自组织理论是系统研究中一个复杂的理论体系,其最初的主要渊源来自四个方面:一是20世纪60年代普氏(普利高津,Nicolis, I. Prigogine)的“耗散理论”[2];二是以哈肯为代表所提出的协同学理论[3];三是来源于托姆对系统突变展开的理论分析;四是由艾根、舒斯特尔等人以“超循环”为基础建立起来的系统演化论[4]。

上述诸多观点的一个普遍共识是认为,系统是一个处于耗散中的状态,因而它本身必然要处于开放的状态中,并只有在整个系统处于不平衡时,其内部的要素之间才会产生大量非线性的作用,从而促进系统与外部环境之间进行多形态的物质和能量交换。在这个过程中,一旦其中的某些参变量达到特定的阈值,那么系统就会发生突变,从而实现从无序到有序的转化。

2.发生条件——开放系统中远离平衡的非线性互动

普氏理论认为,自组织要发生,必须满足三个基本条件:系统开放、远离均衡、系统内外的非线性互动。

普氏理论的一个重要前提假设就是对系统开放的要求。这是因为,在封闭的环境下,总熵值会出现大于零的情况,这个时候,系统只会呈现出混乱的态势,而不会形成有序的自组织。因此,只有当系统处于开放状态时,系统与外界的交互行为才会促成其形成自组织的演化。

一个开放系统可能有三种不同的存在方式,即热力学平衡态、线性非平衡态和远离平衡态。远离均衡则是指系统中的各个组成部分,在其资源、能量、物质的分配上是不平衡的,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性。只有当系统处于不均衡的状态时,其与外部环境进行的交互行为,才能达成由外而内的推动作用,导致现存系统中线性关系的破裂,促成系统中各个要素之间产生非线性的互动关系与作用[5]。

非线性互动是对系统内各要素互动关系与状态的描述。一般来说,系统的要素之间既可以是固定的、简单的线性关系,也可以是复杂的、网络化的非线性关系。而只有网络的、复杂的非线性关系才能导致各子系统之间在制衡与协同中形成整体效应。非线性互动最终会导致系统以无法逆转的形态,按照协同的方式推动系统中各个部分共同演进,从而促成自组织的形成。

3.启示与借鉴——系统的开放、协同促成融合有序化

自组织理论的形成及其内容的不断丰富,为文化产业融合发展的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和方法论指导。

一方面,文化产业的融合发展是一个开放的自演化系统。它同绝大多数的复杂系统一样,对环境变化具有相对独立的适应性,显然,其融合发展也只有在与外部环境之间不断开放、交换,才能发生、发展。因此,系统的开放水平与生存演化能力之间呈正相关的态势[6]。通常而言,开放程度越高,物质、能量和信息交流越充分,越有利于文化产业融合的深化和竞争力的提高。因此,要保证文化产业融合演化的有效、健康,客观上就必须不断扩大文化产业的系统开放性。

另一方面,文化产业的融合发展是一个复杂的自适应系统,各子系统间呈现出复杂的非线性关系,它们彼此间的竞争和协同是文化产业融合发展、自组织演进的根本力量所在。这是因为,一旦发现文化产业融合是一个开放系统,那么其内、外部相互关联的各子系统间,势必存在着要素间的“竞争”、“协同”和“支配”运动,正是这种互动形成了整个文化产业的融合架构。以此为基础,就可以确立起文化产业融各子系统间绩效协同的序参量,并依此分析序变量(竞争、协同水平)与序参量(子系统绩效涨落)的关系与规律,从而有序推进产业的融合发展。

(二)文化自觉的推动作用

尽管自组织理论把社会系统发展变化的最终力量归因于系统内部,但也不否认系统与外部环境之间互动对于系统演化的重要性。相反,它认为只有一个开放系统才能完成与外部的这种互动与交换,进而才能导致系统内部形成负熵流,在非线性的互动作用中促成新结构的形成。

由此可见,对于产业演化而言,能否形成自組织的演化方式并不仅仅取决于产业结构本身。这是因为,产业的演化既会受到来自产业发展要素的内在环境的影响,诸如产业结构、劳动力配置等。同时,在产业演化的过程中也必不可少地会受到来自外部环境的影响,如产业的发展政策、社会价值体系、社会文化等。而按照自组织的理论,产业主体只有在与外部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多元主体进行互动的交换行为时,才可能由外而内地激发多样性的非线性互动。换言之,这种非线性的互动要比产业内部的非线性具有更强的改造能力,对新的产业结构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

在文化产业的自组织融合过程中,势必有一个与之形成强互动的外部环境来促成其系统的开放与非线性互动。这个外部环境既包含了产业的微观环境,亦包含了宏观的社会发展环境,从后者而言,即是指一个社会的文化自觉状态。

文化自觉是费孝通先生于1997年在北大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开办的第二届社会文化人类学高级研讨班上首次提出,并在《反思·对话·文化自觉》中对其内涵和意义做出了分析。文化自觉是文化检视、反省、调适的过程和方法,是文化的自我觉醒、自我反省和自我创建[7]。由此可见,文化自觉是人或者集体、企业对于文化的一种反思之后的清晰的内在的认识,因此文化自觉基于对自身认识基础上才能突破边界,实现真正的融合、交集。

文化自觉在文化产业融合的过程中,是以外部动力的方式在推动融合的产生和发展。文化自觉客观上会促使文化产业主体不断对现存的文化体系进行反思,并对自身的作用、责任和功能进行审视,从而调整产业主体的经济和社会行为。由此,文化自觉破除了封闭的产业环境,促成了产业系统的开放,为文化产业的融合提供了有利的外部环境。

首先,文化自觉必然激发多元价值之间的认同度和融合度,这为文化产业与其他产业跨平台的合作与沟通提供了意识形态上的保证。

其次,文化自觉的过程实际上是对传统文化产业保守的发展路径的批判过程,其作用不仅仅是对传统文化的推陈出新,更重要的是将科技元素融入了文化产业的发展理念,为产业结构的重组划定了较为清晰的边界。

最后,文化自觉促进了文化消费水平的提高和文化消费市场的多元化,这为文化产品和文化产品的多样性提供了来自市场的激励、经济效益上的保证。

综上,正是在自组织与文化自觉的双重动力下,才产生了文化产业的自组织融合过程。具体如图1所示。

二 文化自觉:文化产业自组织融合的外部动力

外因是事物存在和发展的外部条件,它通过内因而作用于事物的存在和发展,加速或延缓事物的发展进程。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指出:“唯物辩证法认为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8]291文化自觉是文化产业演化的时代背景。文化产业无论是其政策演化还是产业结构的重组,抑或是整个产业边界的重构都不可避免地要受到这种外部时代背景、宏观环境的影响。文化自觉的程度或其指引方向往往决定了整个文化产业在发展过程中的价值选择。更重要的是,由于文化自觉对整个社会的价值导向、道德水平、文化消费倾向等潜移默化的影响,因此在很大程度上会决定文化产业融合的产业平台和融合对象,从而决定了文化产业融合的方向。

文化自觉对文化产业自组织条件的形成具有重要的外部牵引意义。这种牵引作用主要体现在对文化产业系统的改造上,通过建立起有利于产业系统开放的外部环境,来加速产业系统的开放,推动产业主体之间,以及产业主体与外部环境之间的物质、信息和能量的交换。这种促进作用主要表现在推动产业发展政策改革、拉动产业系统非线性运动和促进消费市场多元化三个方面。

1.文化自觉促进了文化产业发展政策在开放性上的变革

尽管文化产业在政策的监管上力度仍然偏大,体制安排不够灵活,但是从2015年以来不断出台的一系列产业管制放宽的政策角度来看,一个开放的,有利于产业系统内外进行资源和信息交互的监管体制正在逐步成型。这些开放性政策的变革从根本上来说,是文化自觉在文化发展决策层上对文化自觉的一种呼应。总体来说,政府受动于文化自觉的影响,在文化产业政策开放性的变革上取得了如下几个方面的成果。

首先,主体多元化是文化自觉实现的本质要求,这一要求有利于文化市场准入政策上的放开。活跃市场,增强市场的多元化是文化自觉对文化发展提出的本质要求之一,为此文化产业不断降低门槛,简化程序,并鼓励多种所有制经营方式。主要表现在对文化产业企业注册、审批上的优惠:允许投资人以技术、科研成果等无形资产评估作价出资;允许和鼓励文化单位、机构和企业以各类社会资金,通过独资、合资、合作、联营、参股、特许经营等多种方式进入文化产业领域等。

其次,文化自觉意味着多元价值间的互相交融,以及随之而形成的信息沟通与共享。反之,文化自觉也同样要求一个社会具有较为开放的信息沟通、交流系统。而这种互动的作用力从物质角度来看依赖于信息平台的建设。为了回应文化自觉的这一客观要求,文化产业基础设施建设的政策也进行了较大力度的改革,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积极建立文化产业发展信息平台;二是建立文化产业信息资讯网[9]。

再次,文化自觉的实现并不仅仅意味着精神文化领域内的创新、革命和融合。从物质文明建设的角度来说,它意味着必须建立起与之相适应的跨产业、跨平台的资源整合和资本合作。文化产业在产业交流的政策上也不断打开局面,拓展合作领域,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鼓励与中央、其他地区的相关文艺及娱乐产业之间的经验交流与互动,在中央台播出的影视作品,根据影片类型的不同予以奖励;二是对进行国内外文化产品、服务输出的企业给予财政上的支持,例如,文化产业企业在国际贸易中,通过劳务输出所获得的盈利免于征收企业所得税;三是加大支持知识产权交易平台的建设,为知识与科技的交流提供保障。

最后,从金融与税收政策角度来说,在加强产业系统开放性上的政策非常多,比较典型的有几个方面:一是对引进的新办文化产业企业减免税收的政策;二是对重点文化产品进出口的企业减免税收的政策;三是對境内外风险投资企业的贷款利率、企业债券等方面的政策。

2.文化自觉依赖于文化项目的建设,并以此带动系统变量的非线性运动

文化自觉既是一种思想的活动,也是一种评判的实践和创造的实践。因此,文化自觉的实现有其物质基础。要实现一个社会的文化自觉,就必须有相应的文化产品或服务作为载体来实现这一评判和创新过程。这些文化产品和服务主要都是通过或大或小的文化项目建设提供的。

而文化产业系统的开放性除了为系统内外的各种交互活动提供条件之外,更重要的是在系统内外各种变量及参数上的非线性运动。这意味着,在文化产业项目建设的过程中,一旦缺少了来自外部系统的牵引或推动,那么整个系统就很容易陷入线性和封闭的状态。文化自觉在很大程度上为文化产业项目的建设提供了这种外部的驱动力。文化项目建设的开放性受到文化自觉的影响,主要在主体构成和实施方式上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改革和突破。

文化产业的发展将以项目效益为标准,项目主体构成的多元化将会加剧产业内的竞争程度。同时,项目实施方法上的多样化也会导致在文化产业的资源流动上出现原来所没有的各种变化。主体多元化、行为不确定性、资源流动的自由性就形成了文化产业系统中变量的非线性运动。

3.文化自觉促成了文化消费市场在产品类别和消费热点上的多元化

文化自觉的实现过程包含了从个体到社会的价值重构,这一重构是多种价值观之间的碰撞与融合的结果。而不同的价值观在相应人群身上则表现为不同的文化消费倾向、消费层次和消费水平。因此,文化自觉的过程在经济领域中就表现为多元的文化消费市场,其中包含了消费产品和消费热点的多元化。文化自觉对于文化消费市场的改革作用也十分明显,主要表现在消费产品的供给多元化和新的、多元化消费热点的逐渐形成。

当前,文化产业在消费市场上的供给除了传统的文化产品之外,还推动了数字技术与出版业之间的接轨,促进了现代信息技术,通讯技术与媒体产业的融合,从而加快了网络游戏、动漫产业、网络音乐、数字艺术品等领域的消费。这种全新的文化产品和服务上的供给具有很明显的“文化融合科技”的特征。

同时,对这类文化产品的提供不仅意味着要与其他产业之间进行信息、能量与物质的交换,更意味着在提升数字技术与文化产业相结合的过程中,要加大对数字技术进行转换、创新、投送等领域内的研究与开发,并为这种技术转移提供良好的平台,从而培养和刺激公众文化消费意识,培育新的消费热点。在这种平台的带动下,多元化、开放的供给—消费结构也就建立了起来。

三 自组织检验:文化产业融合的特征、结构与企业特性

尽管目前文化产业的融合程度还远远不足,但是从发展现状来说却符合了自组织理论中的三个基本条件,即产业系统的开放性、产业结构远离平衡态、产业主体间的非线性关系。这三个条件与文化产业自组织的实现关系如图2所示。

本文从这三个角度出发,分析文化产业的融合是否满足自组织的基本条件。

1.文化产业融合的自创生、自适应、自演化符合自组织特征

按照日本学者植草益的观点,在产业发展的系统中,各个子部分之间会按照特定的规律进行彼此之间的交互与博弈,并在互相竞合的过程中产生自发的适应能力,最终导致系统向有序的方向演进[10]。这一过程就是产业系统的自组织过程。

从植草益的这个观点出发,考量文化产业融合的时代环境及其过程,可以看出,它在本质上是自我生长、自我适应的演进过程。文化产业作为一个新生事物,本身在发展的过程中十分依赖于产业内外部的环境。文化产业企业发展的外部环境会始终处于不稳定的变化发展中,单一的依靠政府管理的方式无法保证其发展的高效性、有序性。因此,既要通过传统的控制手段来完成对企业的宏观引導,又要利用市场因素为文化产业发展引入新的非线性作用的各个因素。

文化产业融合本身就是一个有机演化的过程,它必然包含了多种复杂要素所构成的各具特色的结构和功能。文化产业融合的这一演化特征决定了,它必须处于开放、动态的演变中,才能完成这一艰难的过程。当然,由于在融合过程中各部分之间的相互关系与互动行为具有较强的不确定性,因此其演化发展的过程也必然包含了大量随机的因素,其演化方向也会做出多次的调整。总的来说,文化产业融合的过程符合自创生、自发适应、自我演化等特征,在本质上是一个自组织的过程。

文化产业融合的自创生指文化企业在本质上是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产业发展的出发点。跨产业的融合不仅可以带来规模效应,而且可以促成产业在增长方式上的根本性变革。

文化产业融合具有自发适应的特征,这是因为,文化产业企业在面对不断变化的外界环境时,必然能按照自身的优劣,来及时调整其战略部署,从而适应来自市场竞争方面的压力。文化产业融合的演化方式实际就是对其时代背景和发展背景的一种自我适应过程。

文化产业融合同时也是一个自我演化的过程,这是因为,文化产业融合本身处于极其复杂的经济系统中,其演变发展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必然会符合任何一个系统演化都具备的周期规律:产生—发展—存续—衰退。在这一过程中,必然会伴随着文化产业企业对自身产品、服务生产与营销方式的优化整改,并通过与其他产业相融合的方式,来提升自身的竞争能力。

2.文化产业结构符合自组织的非均衡条件

从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现状而言,无论是各行政区域之间还是文化产业的各层级之间,整体业态的发展都处于高度的不平衡之中。这种不平衡至少在两个方面说明了,文化产业目前的发展呈现出明显的远离平衡态的特征。

(1)空间结构远离平衡态

从产业经济链的空间结构来看,不同区域对整体产业结构的支撑力度和贡献水平迥异。除我国文化资源在地域分配上的差别外,更重要的还有各行政区在文化产业发展政策上的区别,以及对产业形态的侧重点不同。一个显见的逻辑是,在文化资源相对优渥的地区,其文化产业在发展过程中势必会更多地继承、吸纳原生资源的要素,并在此基础上将文化产业的具体形态与社会发展的时代需求结合在一起。而相应的,以自然资源消耗或劳动力密集型的产业作为地方经济发展支撑点的地方,文化产业则相对发展缓慢,产业发展的政策支持力度也就相对薄弱。总体而言,资源不平衡、产业发展政策差异较大的格局使得文化产业结构在空间布局上处于一种非平衡的状态。

(2)产业层次远离平衡态

从产业层次上来说,多种因素也造成了其发展始终远离平衡的局面。造成结构层次不平衡的原因,首先是来自总体规模的局限性。在产业无法拓宽自身结构,扩大聚集经济效应的条件下,文化产业内部的结构只能在传统范围内进行调整。这种调整基于先天的不足,势必不可能符合现代社会的发展需求。其次,单一的投资渠道在客观上也会造成文化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经济链的断裂。产业结构的调整,客观上必然需要耗费大量的资源,只有在足够自由、强力的投资环境下,产业结构才能根据市场需求做出整体、有效、灵活的调整。最后,由于生产结构与需求结构的脱轨,产品、服务无法实现社会满足,文化产业的发展表现出层次不平衡,发展政策和发展路径频繁变化、不连续的局面。

(3)文化产业主体间关系呈现出非线性的自组织特征

文化产业的发展,作为一个新生事物,势必会受到开放社会、协同结构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伴随着我国后现代化的发展进程,文化产业势必成为传统与现代之间角力的主战场。地区之间的合作与竞争、文化资源在各层级间的分配,客观上都会让文化产业主体间的关系变得十分复杂,这既包含了竞争也包含了协同。

从竞争的角度来说,处于开放产业系统中的文化产业企业,无论是在园区内的竞争还是跨园区、跨产业的竞争,从本质上来说都是围绕着三个主要的层次展开并不断加剧演化。第一个层次是各园区、基地的文化产业企业在产品、价格、质量、服务、品牌等方面的竞争,这是相对而言比较常态的竞争内容,在大部分的产业发展阶段都时刻发生着。第二层的竞争则主要是通过文化产业企业来完成的。这方面的竞争主要集中在技术、工艺手段、产品标准、质量优化等制度领域内,本质上是对原有的价值体系的不断拓展、完善。第三层的竞争相较于前两个层次要更为关键,因为这个层次上的竞争是产业主体在竞争力高低上最根本的决定因素,亦即核心竞争力上的比较。

同时,文化产业主体间也在进行着三种不同类别的协同。文化产业主体间在制度上的协同、模块化的协同和文化产业共生——演化协同这三类。这三类协同在不同的层次和范围内互相影响,共同形成了文化产业主体间的协同机制。

总之,正是文化产业主体间的协同机制与竞争机制形成了文化产业企业间复杂的竞合行为,这种复杂的竞合行为呈现较强的非线性特征,并通过此类行为来不断完成对文化产业边界的解构。

3.自组织融合的文化产业主体特征及关系

文化产业的系统结构包含了多个要素,其中最为核心的是产业主体、产业技术、产业产品、市场环境、社会制度等。其中,文化产业主体是各个要素相互关联的节点,各要素通过文化产业主体来影响整个系统的演化。文化产业的整个融合过程也正是依赖于这些因素之间的复杂互动而完成的。

要明确文化产业融合之所以会呈现出自组织的特征,就必须厘清文化产业主体之间的融合是通过大量的非线性竞合来互相作用的。这些非线性的竞合行为一方面既突破了原有各系统之间的线性关系,从而促成整个文化产业系统沿着更有效率,更加有序的路径发展,同时,也会反作用于文化产业的主体,即文化产业企业,并促成融合型文化产业的出现与发展。这种企业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

(1)融合型文化产业的产生是开放的文化产业系统对多文化之间的共通与包容

封闭的产业系统无法促成多个要素之间的互动影响[11]。而只有当产业系统处于开放状态时,产业发展所必需的产业技术、产业产品、市场规律、产业主体等才能彼此互相影响,并推动其他产业对这些要素开放,促成产业要素之间的交流和扩散。

在多种要素共同发生融合的过程时,文化产业的融合才会最终实现。这种产业系统的开放表现在文化产业上就是相关政策法规的完善与放松、管理机构的改革、垄断体系的瓦解等。

政府在加强立法、网络科技建设的同时,也应当采取多种手段,在保护少数族裔文化的同时,正确引导大众文化取向,并实现多种文化的交流、融合,为信息共享平台的建设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

(2)融合型文化产业的发生是由多个产业跨平台、跨区域融合的结果

融合型文化产业的产生不是文化产业内部通过产业分立而产生的,或者说不是文化产业系统的分支部分。相反,它是多个不同产业之间互相作用并最终形成一个新的融合型产业的过程。实际上也就是多个产业之间的互补与整合,并最终实现产业边界的打破,产业结构的调整,实现大产业的建构过程。由此,文化产业的融合才能完成与工业时代产业分立的背道而驰。

(3)以园区合作孵化、加速科技元素融入文化产业发展

高科技产业园区在我国已经进入高速發展的阶段,而文化产业园区则方兴未艾。要实现文化与科技的互融,在很大程度上就要尽可能地综合两种不同特色主体的产业园区之间的流通与甄别。一方面,充分遵循全球化、科技化、现代化的潮流,大量培养与引入高科技人才;另一方面,则充分挖掘地理、历史、传统的文化资源,为信息共享通道的建设提供更多“兼容性”。

此外,文化产业孵化器与高科技企业加速器是信息平台中的“消费大户”,应当重视它们在其中的制动与反制动。在为高科技产业提速的同时,将文化信息、文化资源融入。在这一融入的过程中,客观上会促进两种不同本质的企业在客观上去追求对信息的获取。文化产业孵化器的优势在于其对于产业间信息及价值平台的整合作用。一般来说,跨产业的平台整合往往在发展前期并不能为产业的高速发展提供即时的强劲促动力,其主要的作用在于平台整合所带来的扩散性资源融合。扩散性资源融合客观上势必会为标准的融合、产品的创新等创造有利的条件。

(4)文化产业企业的互动行为是指跨产业平台的企业竞争与协同

各个产业在多种内生性激励因素的影响下,必然会产生非线性的合作关系。这些内生性的激励因素主要包括了竞争优势、共生原理、协同效应、网络效应等[12]。而这些非线性的竞合行为既能形成具有集约效益的战略与知识联盟,又能通过竞争来完成跨产业之间的并购行为,从而突破原来的产业界限,促进不同产业之间的知识交流和积累[13]。因此,非线性竞合的结果必然是加快了产业之间生产要素的流动过程,为融合型文化产业企业的形成奠定基础,并进而影响整个文化产业融合的进程。

(5)融合型文化产业的产生是多个要素共同互动的结果

在融合型文化产业的产生过程中,不同要素之间存在着大量的竞合行为。这些竞合行为一方面促进了各种产业要素之间的重新组合,例如,融合型技术的出现对融合型企业所发挥的推动作用;另一方面也推动了产业内各种要素的相互协同演进。只有当竞争与协同作用同时发挥其功能时,融合型文化产业企业才能逐步扩散,并导致整个产业趋向融合态。当前仍然存在大量的融合失败的例子,其中最为重要的原因之一就在于即便在产业管制放松的状态下,如果不同产业要素之间无法形成协作,那么融合的进程依然会受到严重阻碍。例如,在市场融合的过程中,如果缺少了融合型产品的支持,那么其演化过程无疑会受到破坏。

总之,文化产业融合中所呈现的自组织特征客观上推动了其产业主体为适应产业演化之需求而做出相应的调适。同时,文化自觉作为文化产业融合双轨嫁接的另一力量,不仅为文化产业融合提供了外部动力,更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一种高效率、多功能的加速平台:它推动着产业政策的变革,并依托产业项目建设来促成产业市场结构的多元化。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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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林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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