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写好一篇逻辑清晰的论文,离不开文献资料的查阅，小编为大家找来了《城市空间结构演变的新经济论文(精选3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摘要：构建空间一般均衡模型，并采用“核心—边缘”式空间关联探究城市群发展引起的土地价格影响，研究发现：土地价格并非全域或局域空间关联，而是“核心—边缘”式关联;城市群发展的交通一体化和产业一体化提高了土地价格的空间关联，后者甚于前者;城市群空间结构以及次中心城市发展水平越高，城市群交通一体化越有可能促进土地价格空间关联，但对城市群产业一体化影响甚微。
城市空间结构演变的新经济论文 篇1：
城市群空间组织演化的基本逻辑：一个理论假说的提出
摘 要：国内外针对城市群空间组织演化的研究主要从空间结构演化特征及城市群成因等角度进行，割裂了现象与本质之间的联系。依托空间经济学理论分析城市群空间组织演化的基本逻辑，指出城市群空间组织演化的内动力和外动力及该动力机制作用下城市群空间组织演化的表现和阶段性特征，在此基础上提出一个理论假说及相应的分析框架。为城市群空间组织等相关领域的研究提供新的研究视角和方法。
关键词：城市群空间组织；演化；产业空间分异
引 言
在世界经济全球化、区域经济一体化日益加强的背景下，城市群已成为区域经济竞争的基本单元和区域竞争力的核心，面临来自全球生产网络作用下的区域空间结构重组和功能结构整合的新问题。国家"十二五"规划纲要明确指出："科学规划城市群内各城市功能定位和产业布局，缓解特大城市中心城区压力，强化中小城市产业功能，增强小城镇公共服务和居住功能，推进城市基础设施一体化建设和网络化发展。"城市群的发展对于对引领区域和国家经济发展，培育国家参与全球竞争的主体力量、提升国家竞争实力不仅意义重大而且极为迫切。现有城市群空间组织的演化研究主要分两类：一类以空间经济学为基础，基于产业集聚的视角及其分析框架，分析产业空间分异的某个方面对城市群空间组织演变的影响；另一类以地理学（城市地理学中的等级体系演变和复杂城市体系理论）为基础，注重分析城市群空间结构的演变特征。但理论和实践证明，城市群形成、发展及其地域系统的演变是系统的空间过程，不仅是城市区域在空间上的扩展和结构优化，也是城市功能不断增强与升级、经济空间结构不断重组和优化过程中的空间表现。因此，上述两类研究城市群空间问题的视角和内容都有一定局限。但都认识到城市群空间组织演化动因及其表现，是研究城市群空间结构优化和增强城市群整体竞争力，发挥城市群空间功能的理论基础。所以，我们试图以城市群空间组织演化为分析视角，对城市群的空间过程进行整体研究。把城市群空间结构和城市群功能两方面进行结合，以城市群空间组织演化的内动力（产业空间分异）和外动力（制度因素）作为分析框架的基本出发点，为该领域的研究提供一个新的视角和理论假说。
一、产业空间分异是城市群空间组织演化的内动力
产业发展是推动城市群空间组织演化的关键因素，而产业发展在空间上的主要表现即为产业空间分异，包括产业集聚、扩散和网络化。目前，从产业空间分异的角度研究城市群空间组织演化动力机制的成果还比较薄弱。现有文献关于产业空间分异对城市群空间过程的影响主要集中在产业群与城市群的耦合性，产业结构与城市群空间结构、城市功能的相关性，产业集聚与城市群形成发展的互动关系等方面。
1.基于产业集聚的城市群空间组织演化动因
产业集聚和产业专业化分工是城市群形成、发展的动力，推动城市群空间规模扩大和空间结构不断优化，逐步提升城市群的功能。但目前的研究尽管认识到产业空间分异是城市群空间组织演变的内部动力，但大都是在集聚经济框架下展开的，没有涉及产业扩散和网络化，更没有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论证产业空间分异与城市群空间组织演化的作用机理及一般规律。
（1）产业集聚是城市群形成和发展的重要推动力。现有研究普遍认为产业集聚是城市群空间联系及相互作用加强的根本动力。薛东前（2002）指出产业聚集和产业结构演变是城市群空间扩展的直接动力，而经济活动是城市群空间扩展的决定因素。罗洪群等（2008）认为区域主导产业与优势产业集聚并不断壮大，会使产业分工和联系加强，带动相关产业发展，产业的集群与集聚推动了城市群的形成和发展。学术界认为产业群与城市群空间组织具有明显的联动机制。产业群内企业规模的扩大和专业化程度的提高，推动企业纵向分离，把部分生产环节或分公司转移至周边城市，形成更合理的产业分工和布局。同时，周边城市因为大量企业的迁入导致职能转变，使城市群的空间组织形式发生变化。城市之间产业联系加强并按照产业功能连接在一起，通过城市功能分工结成了城市群，城市群的形成又进一步为产业群发展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设施，为产业纵向横向的空间延伸奠定基础（邬丽萍，2012）。
（2）产业集群与城市群之间的相互作用机理。产业发展与城市群空间演化之间存在相互反馈的关系。夏维力和李博（2007）阐述了产业集群和城市群在发展过程中彼此的相互促进作用，表明产业集群与城市群存在同步协调发展的趋势，并进行了相关实证分析。乔彬（2006）在新经济地理框架下分析了由聚集经济发展为城市群的内在机理，认为产业关联与聚集效应，产业技术扩散与转移效应是城市群空间结构演变的内在动力。各种产业效应间存在相互作用的机制，城市聚集经济的演变反过来又会不断加强各种产业效应，形成城市空间不断演进的自我增强机制。马延吉（2010）认为区域产业集聚是城市群形成和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城市群是区域产业集聚发展的重要载体，区域产业集聚与城市群的协调发展推动了地区经济整体发展。
以上文献均揭示了产业集聚是城市群形成和发展的基础，某一产业在实现聚集的过程中带动了资本、技术、人口等生产要素的集聚，并进一步推动了其他相关产业的集聚。大量的企业为了获得规模经济和外部经济而聚集在一地，企业中的雇员为了减少通勤成本而在附近定居，从而引起人口的集中。聚集在一起的人口和经济活动所产生的集聚效应，不断吸引其他相关的经济活动和人口的进一步集聚，这是产业集聚作用下城市的量的聚集。建立在专业化分工以及价值链基础上的产业集聚有利于产业组织、产品结构、技术结构和区域结构的优化与升级，不断增强城市聚集效应的质的变化。并推动了市场规模和辐射半径的扩张，增强了城市持续演进的自增强动力机制，导致城市地域的外延和扩展，从内部推动了城市群空间组织的演化。
2.基于产业扩散视角的城市群空间组织演化动因
藤田昌久、保罗·克鲁格曼和安东尼基于C-P模型，综合"冰山成本"和不变替代弹性（CES）效用函数构建的城市系统空间模型，从企业转移的微观角度解释了城市的形成和演化过程。其基本假定如图1：一个一维空间内，存在一个线性经济体，人口和经济活动都沿线分布，经济体中存在农业部门（A）和工业部门（M），劳动力总数为N，劳动力可以在两部门间转换。工业生产都集中在位于0处的城市中，农业区从-f延伸到f，f是为该城市提供农产品的农耕带边界，超过f距离的农产品由于运输成本的原因会运向其他城市。不同工业品之间的替代弹性（ €%l）是不变的。消费者把总收入中的u部分消费在工业品上，1-u部分消费在农产品上。产品运输遵循冰山运输成本，即在运输过程中，产品每单位运输距离按固定比例减少，所以单位农产品和单位工业品经过r距离的运输后，只有 和 单位的产品到达目的地。其中， €%mA为单位农产品的运输成本， €%mM为单位工业品的运输成本。并且，假设总人口中劳动力所占比例不变，这样可以用劳动力规模N来表示人口规模。
图1 一维空间单中心城市体系
原有城市的稳定性取决于在任何一个区位r上，厂商能支付给工人的最大实际工资€%rM（r） 和城市内部实际工资€%rM（0） 的对比关系；因为工人可以在工业和农业部门间流动，根据工资均等化条件，各地农民的实际工资 €%rA（r）等于城市工业工人的实际工资€%rM（0） 。因此有市场潜能函数：
€%R（r）= （1）
原有城市要保持稳定，那么必须满足条件 €%R（r）≤1，如果在距离城市r的地区 €%R（r）≥1，则企业选择区位能获利，产业开始从城市扩散，向r地区集聚，单一中心结构被破坏，新城市开始出现。
藤田等根据一组固定参数： €%j=0.75，€%e=0.4，€%mA=0.8，€%mM=1， cA=0.5，计算出了不同人口规模的市场潜能曲线，如图2。
图2 不同N值下的单一中心潜能曲线
图2中，市场潜能函数的曲线随着人口规模N的增长向上移动。首先，城市的市场潜能€%R（0）=1 ，从城市开始，市场潜能曲线先下降后升，它一方面反映了因城市的前后向联系，工业选择接近城市区位的趋势，另一方面又反映了远离竞争对手的趋势。其次，当人口规模充分小时，城市之外所有区位的潜能值都小于1，此时单一中心结构稳定（例如图中N=3的曲线），如果此时城市人口增长了（例如图中N=3的曲线上升为N=4的曲线），则该增长部分主要居住在原有城市，城市空间组织的演变主要表现为原有城市规模的扩大。最后，当人口规模达到4.36时，在距离城市1.1的地方企业选择该区位也能获利，单中心结构被破坏，产业扩散，或者说产业在一个新的地点集聚，这一过程持续进行下去，就形成了次于原来中心城市的中、小城市，这样城市群的空间等级体系就形成了。
以上基于空间经济学理论的城市空间系统模型从微观层面揭示了城市空间系统的稳定性，主要是通过企业和劳动力的动态调整维持。从中观层面来看，企业的转移对应产业扩散，产业扩散或者说产业在一个新的地点的集聚过程持续进行下去，就形成了次于原来中心大城市的中、小城市。据此改变了一个城市群的空间等级体系。
二、制度因素是城市群空间组织演化的外动力
城市群的形成与发展在受内动力影响的同时，市场驱动力和政府调控力等外部的动力也发挥着作用。宁越敏等（1998）认为宏观政策机制、投资机制、市场机制和辐射机制是长三角都市连绵区的四大发展机制。张京祥（2000）将城市群的空间演化视作空间自组织，社会、经济演化，以及空间被组织的复合过程。叶玉瑶（2006）将城市群空间演化的动力归结为三类，即自然生长力、市场驱动力以及政府调控力。张东升等（2012）通过梳理黄河三角洲地区城镇化格局演变的历史脉络，认为不同时期城镇体系空间格局发展的动力机制不同，主要包括区域经济驱动和政策驱动两方面。
行政区划影响是政策调控机制的一个微观表现，其对城市群空间结构及功能的影响较为显著。Agarwal（2007）等人建立就业中心增长模型，运用从1990到2000年的洛杉矶数据，研究了地方政府在大都市区空间结构演化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徐梦洁，陈黎等（2011）认为行政区划的调整导致城市群空间结构发生变化，因而对区域城镇和经济体系乃至整个区域发展产生重大影响。根据计算长江三角洲城市群2000-2009年的三类分形维数，分析期间行政区划调整对城市群空间分布的向心性、均衡性和相关性的影响，从而判断行政区划调整的合理性。认为各级地方政府的政策对城市群的演化发挥最直接的主导作用，偶尔也会起到抑制作用。
王娟（2012）将政府主体分为中央政府和各级地方政府两类，认为制度因素的影响可以按等级分为以下几类：中央政府的政策一般都具有较强的宏观性，因而对城市群的演进将产生重大影响，这种影响具有持续性和多重性；省级或直辖市政府将城市群发展作为增加经济总量、促进自身区域崛起的战略而大力扶持；市县一级政府更多地是以挤入城市群行列获取上一级政府政策支持或优惠、抢抓发展机遇作为直接目标。刘静玉（2004）将政府对城市群发展的宏观调控行为分为引导性和强化性行为两种。引导性行为是指政府通过区位和政策环境，如相关政策制定、基础设施建设、人才培养、投资软硬环境的改善对城市发展施加影响。强化性行为是指通过行政管理手段决定城镇的设立及其区位选择；行政主管部门参与城市群的组成与管理；通过城市群内部同等级别的城镇政府部门或官方性质的机构组织和协调城市群的内部事务等。
以上梳理表明，制度因素对城市群空间组织演化的影响作用是外在的，且有促进和抑制两个表现。积极作用主要表现在：政府宏观调控政策构建了我国城市群建设的基本框架。目前城镇体系的规划与重构、区域经济开发、主体功能区建设等都得益于我国一系列政策的引导和实施。但是，由于各个城市群地理基础、经济、社会发展条件和水平的差异，其发挥的功能也各具特色，很难复制某一种模式。所以，这些政策在产生积极作用的同时，也对城市群的发展形成一些负面作用。如：通过城市范围和数量的扩张组合推进城市群发展，而不是在注重经济联系的基础上培育城市群；不顾自身实际，盲目跟风，导致城市群建设相互攀比、重复建设的现象；不顾资源环境承载力争相提出高目标，并引发为城市群之间的资源环境剥夺行为。
三、城市群空间组织演化的表现与阶段性特征
1.城市群空间组织演化的基本表现
城市群的空间组织演化过程包括城市群空间结构和功能两方面，其表现主要集中在三层面。第一，交通运输设施和信息化的改善。刘勇（2009）认为交通技术与手段条件决定了城市群空间相互作用的深度和广度，并对城市群空间组织结构及形态产生影响，Sinai Todd和Waldfogel Joel（2004）认为，信息技术的高度发展可以使空间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的可达性最大化，这意味着区位优势会相应降低，从而影响城市群空间结构组织的演化；第二，健全的中心地等级体系。随着城市群空间结构和功能的优化，中心地等级体系表现出以少数特大、大型核心城市与多数中小型城市及市镇相互构建而成的中心地等级体系，层次分明，各个规模等级中心地之间保持金字塔结构，城市的职能通过城市群网络有序地逐步扩散到整个中心地体系，产生较高的中心地体系能级效应；第三，完善的产业体系。依据不同城市的自然资源和技术资源等特征，实现不同产业之间的协调发展，不同空间分布类型的城市体系和经济结构也随之不断变化，决定了其内部各城市间相互交流的经济格局。林先扬等（2009）认为城市群有利于实现内部基础产业、高新产业、支柱产业和传统产业的有效联合，形成城市群的产业链、技术扩散链和市场分工链。
（1）城市群空间组织演化的阶段性特征
目前，对城市群空间组织演化的研究多停留在城市群空间结构演化层面，忽视了城市群功能的演化。姚士谋、朱英明等（2001）将城市群地域结构演化划分为四个阶段：分散发展的单核心城市阶段、城市组团阶段、城市组群扩展阶段、城市群形成阶段。官卫华（2003）更加注重经济、社会和文化层面的影响，并根据城市群的集聚与扩散特征，将城市群空间发展大致分为城市区域、城市群、城市群组、大都市带等四个阶段。此外，有学者还将政治因素、自然地形、区域交通设施等因素考虑在内，划分城市群空间结构演变的阶段和规律。汤放华等（2010）认为城市群区域空间将出现三个趋势：区域一体化、信息化与知识化、生态文明趋势。事实上，城市群空间演化总体具有从低级阶段到高级阶段、中心地体系由不完善到完善、产业集聚与扩散交替复合作用、基础设施从不健全到健全、结构和功能不断提升等特征。在已有研究基础上，综合多个方面，将城市群空间组织演化的过程归纳为以下五个阶段，不同阶段具有不同的表现特征。
A.分散式发展阶段
该发展阶段为城市群发展的初始阶段，城市群规模较小，城市化率较低，城市群整体发展缓慢。其特征主要表现为：城镇体系不完善，城市群表现出多个独立分散中心，没有形成能够带动城市群整体发展的极核；空间结构分散，城市之间的分工协作关系尚未建立，城市间专业化生产联系程度低，存在重复建设、恶性竞争等问题，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水平较低，功能分工不明确。处于这一阶段的城市群多是省级层面规模较小的城市群。
B.极核式发展阶段
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城市群规模开始扩大，城市化水平提升，城镇体系随之改变。由于在经济活动中的行业构成、资源基础、区位条件等方面存在着差异，适合工业发展的中心地得到了良好的发展机遇，经济快速增长，形成该城市群的"极核"。中心城市的工业集聚作用明显，但与其他城市未形成良好的产业联系，城市之间的分工协作关系尚未建立。中心城市作为城市群经济活动和社会活动的极核，对其他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发挥主导作用，"极核功能"显著。极核式发展阶段往往可以分为两种：（1）单核心模式：城市群由一个增长极和多个分散的独立中心地组成，增长极的集聚功能显著；（2）双核心或多核心模式：城市群以两个或多个城市为中心。
C.点轴式发展阶段
该阶段是城市群成长中的重要阶段。城市群规模开始较快扩大，城市化水平快速提升。随着"极核"的发展，中心城市的工业集聚度越来越强，集聚达到一定规模，诱发地价上涨、竞争压力增大等问题，企业为寻求新的发展机会主动转移，工业从中心城市向外扩散。工业扩散的过程也是中心城市与周围城市经济联系增强的过程，产生越来越多的商品、人口、物资、技术和信息等生产要素的运输要求。为了实现这一需求，必然会发展连接中心城市和其他城市的各种交通干线、通讯路线、动力供给路线等①，成为城市群发展的依托轴线，导致城市群的空间结构呈现城市和交通干线的点轴状发展。此时城镇体系加快发展但仍不完善，中心城市的空间集聚功能强化且扩散功能也日益明显，城市之间开始加强分工协作关系，功能专业化程度提升，基础设施建设强力推进。
D.圈层式发展阶段
该阶段是城市群发展的高级阶段。城市群规模较大，城市化水平较高，城镇体系发育趋于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向网络化方向发展。企业价值链中管理研发环节在中心城市集聚，生产、制造环节在中小城市集聚；企业组织部门中企业总部、研发部门主要在中心城市集聚，生产制造部门在中小城市集聚；生产性服务业主要在中心城市集聚，一般制造业主要在外围城市集聚；中心城市主要承担总部管理与研发中心功能，而中小城市则主要承担生产制造功能。中心城市的工业发展在经历了集聚和扩散后，迫使中心城市以第三产业的集聚为主导，专业化生产功能向周边城市转移和扩散，各城市市场区域进一步扩大，原有的外围城市之间开始形成密切的圈层联系，圈层式发展阶段的城市群功能专业化程度较高。
E.网络化发展阶段
随着生产要素和经济活动在空间上的集聚与扩散，产业经历了集聚-扩散-再集聚-再扩散等一系列的空间过程。城市间的吸引力与竞争力不断抗衡，城市群内部的联系紧密，轴线扩展和圈层扩展并存。多个城市之间由于引力加强和辐射区域的临近，会出现互为影响区、互为经济腹地的空间分布形态，城市群体空间向多中心网络化的空间结构演化，在产业与城市的协调整合过程中会形成一种相对稳定的状态，即产业空间网络化。在这一发展阶段，人流、物流和信息流等在网络体系中高效运行，促进城市群网络化空间模式的形成；城市群规模大、城市化水平高，城镇体系发育健全，城市之间已经形成了合理的分工协作关系；基础设施建设的一体化和网络化特征明显。这是城市群空间组织在集聚力和扩散力相互作用过程中的一个均衡状态。因此，网络化发展阶段是城市群空间组织发展的最终阶段，是一个较为理想的发展阶段。
四、城市群空间组织演化理论假说的提出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城市群空间组织的演化是一个系统过程（结构和功能），推动城市群空间组织演化的内动力是产业空间分异（产业集聚、扩散和网络化），外动力是制度因素。城市群在这两个动力的合力作用下表现出交通基础设施、中心地等级体系和产业体系趋于完善等特征，并根据其空间结构和功能特征划分为五个阶段。据此，我们提出一个初步的理论假说（表1）：产业集聚促使城市群空间结构"点"状发展，城市群集聚功能强；产业扩撒促使城市群空间结构"线"状发展，城市群扩散功能强；产业网络化促使城市群空间结构"面"状发展，城市群功能一体化。以此为基础，依托空间经济学理论，我们以产业空间分异为视角，提出一个研究城市群空间组织演化的分析框架，并集中在两个方面展开研究。
第一，随着城市群总人口规模的不断上升市场潜能曲线上升，当城市的产业集聚达到一定程度时，也就是市场潜能值等于1的时候，企业开始向外迁移，就会发生产业扩散，向中心城市以外的地区聚拢，导致该地区经济增长，功能提升，有可能是新城市的形成，也有可能是已有城市等级的提升，从整体上改变城市群的空间结构和功能。产业的集聚与扩散同时作用于城市群空间体系，低等级的产业先于高等级的产业溢出，当市场潜能值达到1时，工业从中心城市溢出，向次级城市扩散，中心城市产业升级为服务业。
第二，政策调控力作为一个调控系统的力，既可促进也可制约城市群空间组织演化的发展，既存在力的大小，又存在力的方向性。如对城市土地实施的管理制度使城市群空间扩展受到阻碍，影响城市群空间组织的演化进程。因此，应分析不同阶段的制度对城市群空间结构和功能的影响效果。
注释：
①李小建.经济地理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10.
参考文献：
[1]邬丽萍.城市群形成演化机制与发展战略--基于集聚经济三维框架的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
[2]马延吉.辽中南城市群产业集聚发展与格局[J].经济地理，2010，30（8），1294-1298.
[3] 藤田长久，保罗·克鲁格曼，安东尼·J·维纳布尔斯.空间经济学--城市、区域与国际贸易[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4]张东升，柴宝贵，丁爱芳等.黄河三角洲城镇空间格局的发展历程及驱动力分析，经济地理，2012，32（8）：50- 56.
[5]Agarwal Ajay， Giuliano Genevieve. Testing the entrepreneurial city hypothesis： a case study[C]. Association of collegiate schools of planning 48th annual conference， 2007.
作者简介：吴婷莉，女，1989，江苏苏州，应用经济学硕士，浙江财经大学经济与国际贸易学院，区域经济学专业，研究方向：区域现代化与都市区发展。崔大树，男，1961，陕西榆林，应用经济学博士后，浙江财经大学经济与国际贸易学院，教授，主要从事区域与城市发展研究。
作者：吴婷莉 崔大树
城市空间结构演变的新经济论文 篇2：
城市群土地价格“核心—边缘”式关联研究
摘 要：构建空间一般均衡模型，并采用“核心—边缘”式空间关联探究城市群发展引起的土地价格影响，研究发现：土地价格并非全域或局域空间关联，而是“核心—边缘”式关联;城市群发展的交通一体化和产业一体化提高了土地价格的空间关联，后者甚于前者;城市群空间结构以及次中心城市发展水平越高，城市群交通一体化越有可能促进土地价格空间关联，但对城市群产业一体化影响甚微。土地“核心—边缘”式关联可以促进边缘城市的经济发展，这不仅需要加强城市群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而且需要推动城市群内产业的相互融合，以及促进城市群结构的高级化发展。
关键词：城市群发展;土地价格;空间关联;“核心—边缘”式关联
一、问题的提出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化率不断提高，从1979年的17.9%跃升到2020年的63.9%，城市化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极[1]。伴随着中国人口城市化的快速推进，城市建成面积迅速扩张，土地城市化甚至超过了人口城市化。为解决这一问题，中共中央、国务院于2014年印发了《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并明确提出“以城市群为主体形态，推动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2]
城市群是要素、人口以及经济活动在空间集聚的载体[3]，也是“块状经济”的重要体现。随着城市群的发展，城市群也将从最初的单核心城市群结构逐步向双核心城市群以及多核心城市群结构演变[4]。城市群作为区域经济发展到高级阶段的产物，有望成为中国经济未来发展中最为重要的推动力之一。城市群并非城市在空间上的简单堆砌，而是需要城市间的相互协调来促进城市群的发展，包括加强要素空间流动、促进城市间交通便利性以及提高城市间的产业分工等。作为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方式，城市群能够更好地促进资源在空间上的配置，推动区域的市场整合和一体化发展，从而实现经济绩效的提高[5]。城市群的发展降低了要素价格在空间上的扭曲程度，从而引起城市群内的边缘城市与核心城市要素价格趋同。作为不可流动要素，土地在空间的关联性通常较弱。城市群的发展更有可能增加城市群内不同城市间的土地价格空间关联。城市群与中小城市土地价格的表现让我们不禁思考：城市群的发展是否能促进城市间土地价格的空间关联，进而导致土地价格的趋同？
尽管研究城市间土地价格空间关联的文献较为少见，但是城市内土地价格空间关联和城市或区域间的住房价格空间关联的研究却可以为其提供佐证。比如，同区位的土地价格存在着空间的相互影响 [6]，以及城市群内的住房价格出现了明显的收敛现象[7]。这些研究从侧面为土地价格空间关联提供了佐证，但并未能够揭示土地价格空间关联的内在机制。因此，仍然有如下内容待补充：第一，关于城市间土地价格空间关联。以往关于土地价格空间关联的研究，更多地是选择城市内土地价格空间关联作为研究对象而忽视城市间土地价格的空间关联。第二，关于城市群发展的研究。城市群的发展无疑会影响经济活动的空间关联，但是相对于城市群发展数量的研究、城市群发展质量的研究却极为罕见。第三，关于空间关联的研究方法。空间计量经济学除了令人诟病的空间权重设置外[8]，截至目前仍然没有能够识别出“核心—边缘”的空间关联，而“核心—边缘”却是空间经济学的核心内容[9]。现有研究不仅未能揭示土地价格的空间关联内容，而且未能触及城市群的发展如何促进土地价格的空间关联。为此需回答：城市间的土地价格是否存在空间关联？如果是，城市群的发展（交通一体化发展、产业一体化发展）是否影响城市间的土地价格空间关联？不同城市群结构是否会改变这一结果，是否会改变土地价格空间关联的模式？
二、土地价格空间关联理论模型
尽管部分研究指出城市间的居住土地价格存在着相同的变化趋势[7]，但鲜有文献研究城市群内不同城市的土地价格空间关联机制，为此，笔者尝试构建一个简化的土地价格空间关联模型对此加以解释。
（一）基本假设
类似于Fujita和Thisse[10]，假设城市土地呈狭长条形，宽度为单位距离。由于城市土地宽度足够小，因而城市为线性的城市，城市的扩张表现为长度上的延展。假设经济系统中存在两个城市，并且假设每个城市的中心位置（CBD）都已经事先确定。每个城市中包括若干个工业企业以及城市居民，其中工业企业为居民提供消费品，而居民为工业企业提供生产所需要的劳动力。城市居民在城市居住需要占据一定的土地，换言之，居民需要和工业企业竞争使用土地。考虑到城市群存在核心城市与边缘城市，不妨假设城市群中的两个城市存在着规模差异。如果假设核心城市的CBD到城市边缘距离为l，边缘城市的城市CBD到城市边缘距离为l*，则始终有l>l*。为简化，假设所有的土地租金收入全部收归政府所有，假设工业品在不同城市间贸易存在冰山交易成本（τ），而在城市内部交易不存在交易成本[9]。
（二）消费者行为
假设居民效应函数为两层效应效用函数：上层效用函数为土地与工业品组合的Cobb-Douglas型的效用函数，下层效用函数为工业品组合的CES效用函数[9]。代表性消费者的效应函数：U=H1-αMα，并且M=[∫n0mρidi+∫n*0（τmj）ρdj]1/ρ。其中，U表示代表性消费者的效用水平;α∈（0，1）为常数，表示工业品支出占消费者总支出的比重;H为代表性消费者的土地消费量;M为代表性消费者的工业品组合的消费量;mi为代表性消费者对核心城市第i种工业品的需求量，τmj为代表性消费者对边缘城市第j种工业品的需求量;n、n*分别为核心城市和边缘城市的企业数量;ρ为消费者对不同种类工业品多样性的偏好程度。
假定土地租金由政府所有，那么工资w将是消费者的唯一收入来源。消费者的预算约束函数：pHH+PM=w。并且，P=[∫n0（pi）1-σdi+∫n*0（τpj）1-σdj]1/（1-σ）。其中，σ=1/（1-ρ）为不同工业品之间的替代率，pH为土地的价格，pi为第i种工业品的价格，P为工业品价格指数，H为单个消费者土地的消费數量。在预算约束下，最优化消费者的效应函数可以得到代表性消费者对土地以及不同工业品的需求函数：H=（1-α）w/pH，M=αw/P，mi=αwp-σi/P1-σ，mj=αw（τpj）-σ/P1-σ。
（三）生产者行为
工业企业生产过程中使用土地和劳动力，不妨假设工业企业使用f单位土地作为固定投入，使用a单位的劳动力作为可变投入，从而企业的成本函数：F（q）=R（四）一般均衡分析
1.土地市场供求均衡。类似于Alonso[11]，不妨设位于区位x的土地价格为R（x），那么可以得到城市土地的平均价格为：R[TX-〗=[∫l0R（x）dx]/l。根据假设，城市土地总供应量为2l。而城市土地需求来源于两个方面：居民居住对土地的需求和企业生产对土地的需求。当土地市场供求均衡时：
本文多数数据直接来源于汇总数据和宏观经济数据，取对数进行处理，文中城市群产业一体化指标采用“城市专业化程度（SPEC）”作为代理变量。以往研究对专业化的衡量采用区位商LQ，从而得到地区各行业的专业化程度。但是，由于存在多个行业，直接采用区位商无法判断地区的专业化程度。为此，本文研究中采用了两个指标作为代理变量来衡量城市专业化的变化情况：（1）对地区专业化程度选择均值作为地区专业水平的变化（SPEC1=1n∑ni=1LQi），作为主解释变量;（2）从所有专业化程度中选择最高值作为地区专业化水平的变化（SPEC2=max{LQ1，LQ2，…，LQn}），作为稳健性检验。
四、土地价格空间关联检验
本文理论研究发现，空间缺失下的城市土地价格受本地工资水平、人口数量以及土地面积等因素影响。但是，当考虑空间因素时，理论研究发现土地的价格实际上是存在空间关联的，并且这种空间关联是“核心—边缘”式的空间关联。
（一）空间缺失下的城市土地价格影响因素分析
根据理论假说1，地区的土地价格与本地的工资水平、人口数量以及土地面积有着直接的关联。表2中给出了空间缺失下的城市土地价格影响稳健性回归分析的结果。从表2中可以看出，不管是使用全市或市辖区的全部用地价格、商服办公用地价格、工业用地价格还是住宅用地价格作为解释变量，可以发现地区的工资水平对土地价格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人口数量对土地的价格也有显著正向的影响，而地区的土地面积对土地价格有着显著负向影响。
从表2结果来看，不考虑土地价格空间关联的因素，本地的人口规模、工资水平以及土地面积等因素为城市土地价格的影响因素，这一研究结论也与宋佳楠等[13]的研究结论一致。然后，正如理论研究中所指出的那样，城市土地价格可能还会受到其他城市的土地价格影响，土地价格是否存在普遍的空间关联呢？
（二）土地价格全局空间关联的Moran’s I检验
为了检验土地价格空间关联问题，文中采用全局Moran’s I指数来进行检验。表3中给出了2011—2016年全国317城市土地价格空间关联的全局Moran’s I指数，按照500公里的距离给出结果②。除2012年之外，无论距离远近，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所有地区的土地价格并不存在空间关联。
城市群内城市经济关联更加紧密，因而通常认为城市群内城市之间更有可能出现土地价格空间关联。表4中给出了2011—2016年三大城市群土地价格空间关联检验的全局Moran’s I指数。从表4中可以看出，除了京津冀城市群在近距离内存在负向土地价格空间关联之外，整体无法观察到显著的土地价格空间关联。
表3和表4的结果表明，无论是城市群内的城市间还是全国城市间，空间统计意义上的土地价格的空间关联并不显著。对于城市群而言，土地价格的空间关联问题可能更加复杂，其“核心—边缘”特征可能更加明显。正是由于城市群内城市间的关系更加满足核心—边缘的结构，城市群的空间关联并没有通过空间关联Moran’s I指数的检验。那么，城市群土地价格的空间关联是否为“核心—边缘”式的空间关联呢？
表5给出了三大城市群2007—2017年边缘城市与核心城市土地价格“核心—边缘”式空间关联的回归结果。整体而言，边缘城市与核心城市的土地价格空间关联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是显著的。
现有对空间计量经济的研究更多地是研究空间的普遍关联，然而新经济地理学的大量研究表明“核心—边缘”式的关联可能更加显著。本文的理论假说2也指出土地价格的空间关联更有可能是“核心—边缘”式的空间关联，表3—表5实证结果则可以进一步证实：城市群内的土地空间关联并非普遍的空间关联，反而更多地是“核心—边缘”式的空间关联③。 五、城市群交通一体化、产业一体化与土地价格空间关联 城市间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无疑缩小了城市间的交易成本，进而使城市间的经济关联增强。相比较城市群的交通一体化而言，城市群的产业一体化则是城市群发展所追求的更高目标。这需要研究城市群发展如何影响土地价格“核心—边缘”式的空间关联。
（一）城市群交通一体化与土地价格空间关联
高铁的开通无疑加速了城市群内人口的空间流动，从而促进城市群经济的空间关联性提高。而城市群内的一些城市高铁互通，本质上是城市群交通一体化。那么，以高铁开通为代表的城市群交通一体化是否改变了土地价格的空间相关性呢？
表6中给出了城市群交通一体化如何影响土地价格空间关联的回归结果。从表5中可以看出，在控制了城市群和年份等固定效应后，所有样本的回归结果都是十分显著的。
（二）城市群产业一体化与土地价格空间关联
城市群交通一体化只是城市群发展的初步，城市间良好的交通能够有效地促进城市间的经济关联， 从而更好地利用城市群集聚效应。 而城市群的发展最终是让城市间形成良好的分工、协同发展。换言之，城市群的产业一体化才是城市群发展的更高目标。那么，城市群产业一体化如何影响土地价格空间关联呢？
表7中给出了城市群产业一体化如何影响土地价格空间关联的回归结果。与表6的结果一致，所有样本的回归结果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都是十分顯著的。并且，无论是全市数据还是市辖区数据，三大城市群产业一体化对商服办公用地空间关联的影响仍然是最高的，对住宅用地空间关联的影响次之，而对工业仓储用地空间关联的影响仍然是最小的。
（三）交通一体化与产业一体化，谁的影响更明显？
从表6和表7中可以发现，城市群发展所包括的交通一体化和产业一体化都能有效提高土地价格空间关联。交通一体化只是城市群发展的初步，而产业一体化才是城市群发展的主旋律。如果将两者放入同一框架中，并且加入相应的控制变量，则可以进一步分析影响土地价格空间关联的核心因素到底是交通一体化还是产业一体化。
表8中给出了城市群交通和产业一体化对土地价格空间关联影响的回归结果。从表8中可以看出，在增加了城市群产业一体化、边缘城市与核心城市的相对国内生产总值、地理距离、工业化率、外商直接投资以及土地面积等控制变量后，城市群交通一体化的影响变得相对较小且不显著，而城市群产业一体化的影响仍然十分显著。在控制变量方面，整体而言，GDP相对值越大、距离核心城市的地理距离越远、土地面积相对越小、房价相对价格差异越小，则边缘城市与核心城市土地相对价格越大。值得一提的是，边缘与核心城市的地理距离远近并没有影响到城市全部用地和工业仓储用地土地价格，对商服办公用地和住宅用地有着正向影响。而相对工业化率则对工业仓储用地的土地价格有着负向的影响，但是对商服办公用地的土地价格则起着正向的影响。这与地方对工业用地的偏向是一致的。
综上所述，城市群交通一体化只是初步的城市群发展，其对土地价格空间关联的影响并不显著;但是，城市群产业一体化则是城市群发展的高级阶段，对土地价格空间关联的影响十分显著。
六、稳健性检验
研究表明，城市群交通一体化可能会对土地价格空间关联产生影响，但是城市群产业一体化才是影响城市群土地价格空间关联最为关键性的因素。为了检验上述研究结论的稳健性，笔者对被解释变量进行替换，将“土地成交价格”替换为“土地挂牌价格”。
（一）空间缺失下的城市土地挂牌价格影响因素稳健性分析
表9中给出了空间缺失下的城市土地价格影響因素稳健性分析结果。与表2不同的是，表9的被解释变量由原来的土地成交价格均价换成了土地挂牌价格均价。从回归结果来看，无论以哪种类型的土地挂牌价格为被解释变量，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所有的解释变量都是十分显著的。
表9的结果充分表明表2的结果具有一定的稳健性，从而可以证实理论假说1，即空间缺失的情况下，地区的平均工资水平越高、地区人口数量越多、地区土地面积越小，地区的土地价格越高。而从计量的角度来看，如果不考虑土地价格的空间影响，选择这三个变量作为城市土地价格影响的主要因素也是合理的。其主要原因在于，无论是地区的平均工资水平或者人口数量，其本身就是经济活动空间关联的结果，因而也可以解释地区的土地价格。不过比较遗憾的是，如果加入这些因素，则无法解释空间相互影响。这也表明，在研究土地价格空间关联时，如果加入平均工资水平和地区人口数量这两个变量作为控制变量反而是不合理的④。
（二）城市群交通一体化、城市群产业一体化与土地挂牌价格空间关联的稳健性检验
表6和表7的回归结果表明城市群交通一体化、 产业一体化对土地价格空间关联有着一定的影响，尤其是城市群产业一体化的影响十分显著。那么，这一结果是否具有稳健性呢？与表9相似，表10同样将解释变量由原来的土地成交价格均价换成了土地挂牌价格均价。与表6和表7的回归结果相似，无论是哪种类型的土地价格，城市群交通一体化和产业一体化都对其有显著的影响。这一结果表明，前述的城市群交通一体化和产业一体化对土地价格空间关联影响具有稳定性。
（三）城市群发展与土地挂牌价格空间关联的稳健性检验
表10的回归结果与表6和表7的回归结果是一致的，无论是城市群交通一体化抑或是产业一体化都将对土地价格空间关联产生显著的影响。同样，与表10相比，表11将交通一体化和产业一体化放入同一框架并加入控制变量，可以发现城市群产业一体化的影响是十分显著的，但是交通一体化的影响是不显著的，这一结论也是与表8的结果是一致的。
表9—表11给出了表2、表6—表8的稳健性回归结果，这里采用了解释变量替代的方法⑤。从回归的结果来看，表2、表6—表8的回归结果具有很强的稳健性，无论是解释变量还是控制变量，其系数的大小和符号都是相似的。
七、拓展研究：城市群结构有影响吗？
从城市群结构来看，长三角城市群、珠三角城市群和京津冀城市群在城市群结构中存在显著差异，分别为多核心城市群、双核心（对等）城市群和双核心（非对等）城市群⑥。从城市群结构等级来看，长三角城市群形成上海、南京、杭州和合肥多中心，珠三角城市群则形成广州、深圳双中心，京津冀城市群则以北京为单中心。长三角城市群结构优于珠三角城市群，而京津冀城市群结构的等级最低。那么城市群结构是否影响土地价格空间关联？
（一）城市群结构与土地价格空间关联
表12给出了不同城市群的城市群发展与土地价格空间关联之间的回归结果。整体而言，城市群产业一体化会对土地价格空间关联产生正向的影响，但是不同城市群的城市群交通一体化对土地价格空间关联的影响则是截然不同的。
整体而言，长三角城市群交通一体化对土地价格空间关联的影响显著为正，珠三角城市群交通一体化对土地价格空间关联的影响并不显著，而京津冀城市群交通一体化对土地价格空间关联的影响显著为负。相比较而言，城市群产业一体化对土地价格空间关联的影响显著为正，与城市群结构无关。长三角城市群、珠三角城市群和京津冀城市群代表着城市群结构的不同阶段，因此可以认为：城市群结构影响着城市群交通一体化对土地价格空间关联的效果，也会影响城市群产业一体化对土地价格空间关联的效果。
（二）城市群发展与土地价格层级空间关联
上述研究表明，城市群发展尤其是城市群产业一体化能够促进土地价格的空间关联，而这种空间关联是核心城市与边缘城市“核心—边缘”式的空间关联。并且，城市群结构越高，城市群交通一体化的作用越明显。但是，上述研究所揭示的土地价格空间关联只是边缘城市与核心城市的土地价格空间关联，那么城市群发展会如何影响边缘城市与核心城市的土地价格关联呢？
表13给出了城市群发展、次核心城市与边缘城市的土地价格空间关联分析的结果。表13中分别以长三角城市群的次核心城市南京、杭州、合肥，珠三角城市群的次核心城市深圳，京津冀城市群的次核心城市天津，把这五个城市作为边缘城市的参照系进行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城市群产业一体化对边缘城市与次核心城市的土地价格空间关联具有显著正向的影响，这一点与边缘城市与核心城市的土地空间关联完全一致。同样，与城市群结构得到的结论相似，城市群交通一体化对边缘城市与次中心的土地空间关联影响存在差异，除了南京影响为正、天津影响为负之外，杭州、合肥和深圳三个次中心城市的影响都不显著。由此可以认为：城市群中次核心城市发展水平越高，城市群发展越有可能促进土地价格的空间关联。
根据表13的结果，城市群发展增强了“核心—边缘”城市的土地价格空间关联，而类似南京、杭州、合肥、深圳和天津这类次中心城市，隨着城市群的发展，其与核心城市上海、广州、北京的土地价格关联性不大。而城市群的发展，尤其是产业一体化更有可能影响城市群内的中小城市与大城市的土地价格关联。整体而言，城市群的水平越高，城市群内的次中心城市越有可能对周边的中小城市产生土地价格的空间关联。
八、结论与启示
城市群的发展无疑会增加城市经济活动的空间关联，促进要素在空间的流动从而实现城市群的高质量提升。随着城市群的交通和产业一体化，即便是土地这类不可流动的要素的价格在空间关联上也会得到提升。通过构建空间均衡模型，使用长三角城市群、珠三角城市群、京津冀城市群50个城市2011—2016年的面板数据进行研究后发现：（1）在存在空间维度的情况下，地区工资水平越高、人口规模越大和土地面积越小，则地区的土地价格越高;（2）城市间的土地价格空间关联并非是普遍意义上的空间关联，更有可能是“核心—边缘”式的空间关联;（3）城市群的发展能够显著促进边缘城市与核心城市的土地价格空间关联，但处于城市群发展初级阶段的交通一体化对土地价格空间关联的影响相对较弱，而处于城市群发展高级阶段的产业一体化对土地价格空间关联的影响则相对较强;（4）城市群产业一体化对土地价格空间关联的影响并不受城市群空间结构以及次中心城市发展水平的影响，但是城市群空间结构以及次中心城市发展水平越高，城市群交通一体化越有可能促进土地价格的空间关联。
根据本文的研究结论得到如下启示：首先，城市群发展是边缘城市经济发展的重要途径。城市间是否存在关联直接影响着土地价格的空间关联，尤其是这种关联是“边缘—核心”式的土地价格关联。城市群的发展有望促进城市之间的关联，尤其是大城市与中小城市之间的经济关联。因而，边缘城市通过加入城市群后，有望缩小与核心城市的要素价格差异，实现边缘城市的经济发展。其次，城市群的发展需要加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更需要产业的相互融合。城市群交通一体化能够有效地提高边缘城市与核心城市的土地相对价格，但是相比较而言，城市群的产业一体化能够更加促进边缘城市与核心城市的土地相对价格。换言之，城市群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只是城市群的初级阶段，只是城市群发展的基础，城市群经济要想达到规模经济的效果，则需要城市群内不同城市产业深度融合，实现更加专业化的发展。最后，城市群结构会影响到城市群要素空间关联，城市群的发展需要推动城市群结构的高级化。不同的城市群空间结构对边缘城市与核心城市土地相对价格的影响是不同的，更加高级化的城市群结构能够更好地促进城市群经济活动的空间关联，并且城市群发展的土地价格空间关联效应也会更加明显。因此，城市群的发展需要逐步实现从单中心到双中心最后再到多中心的演进，以促进城市群经济的发展。
注释：
①国泰安区域数据中有部分地区年度数据存在问题，包括绍兴（2015）等地区，作者采用EPS中国区域数据库数据代替。
②2011年，汕尾市、武威市、海北藏族自治州、海南藏族自治州、石嘴山市、阿勒泰地区缺少土地成交价，笔者用当年土地出让价格替代;潮州市、迪庆州、铜川市、嘉峪关市、金昌市、甘南藏族自治州、黄南藏族自治州缺少土地成交和出让价格，用后两年土地成交均价替代。
③本文证实了土地价格空间关联是“核心—边缘”式的关联，随后对土地价格空间关联的分析均指这种关联模式。
④地区土地面积并非内生变量，因而在研究土地价格空间关联时仍然有必要加入，这也是为何下文研究中保留土地面积作为控制变量的原因。
⑤受于篇幅的限制，有关解释变量替代的结果不再赘述，如有需要请联系笔者。
⑥长三角城市群包括上海、南京、杭州和合肥多个核心城市，珠三角城市群包括广州、深圳双核心城市，京津冀城市群包括北京、天津双核心城市。值得一提的是，京津冀城市群中的北京和天津虽然是双核心城市，但是北京在城市规模、人口规模以及经济总量方面都要远超过天津，形成比较明显的强弱型双中心，严格来说介于单核心城市群和双核心城市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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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金霞
Key words：the development of urban agglomeration; land price; spatial linkage; core-periphery linkage
作者：颜银根 崔启涵
城市空间结构演变的新经济论文 篇3：
科技进步与城市空间的发展
[摘要] 本文主要揭示科技进步与城市空间发展之间的关系，从理论方面分析科技进步在城市空间发展中的作用，重点分析信息技术和城市空间发展之间的关系，分析的目的是启发人们要善于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最新成果来创造新的城市空间，从而提高城市的品质。
[关键词] 科技进步 信息技术 城市
科技的进展对城市发展战略具有重大影响，从18世纪开始的工业文明不仅使得人类享受到了工业文明的成果，也对城市的空间布局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城市的结构、内容、形态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大工业化的生产方式,促进了人口集中。城市规模的迅速扩大，引起了城市功能结构的变化和城市空间上分区的扩大，城市中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片工业区,交通运输区、仓库码头区、工人居住区等。城市生活的空间随之扩展，打乱了原来城市封闭的布局，这种空间结构与布局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的现状，随之而来出现了布局混乱、交通阻塞、建筑密度高、环境条件差等问题。这些又迫使人们研究新的技术解决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问题，城市空间的发展研究也有了新的突破。当前随着后工业社会及信息化时代的到来，城市空间及形态逐步发生变化，因此分析科技进步与城市空间发展的关系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
以信息技术为基础的科技革命带来城市产业结构的更新，新技术一旦与新观念相结合就将产生巨大的社会发展推动力，成为城市空间创新中最为活跃的因素。科技进步首先引发人们思想观念的变化,进而影响城市的社会形态,导致新的社会形态的产生，而新的社会形态为城市空间结构与形态的更新与发展提供了动力。每一次的技术进展,都形成新的产业群，新的产业要求有与之相应的空间格局，促使城市空间结构与形态的重组,从而为城市空间的创新提供可能与条件，这种变化了空间的结构与形态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经济形态。因此科学技术的重大进展,不仅决定城市社会形态的发展，也决定城市空间形态的变化。城市空间的形成、组织与变化是一定历史时期社会形态作用的结果，特定的社会形态,要求有与之相应的空间格局。
以信息技术为主导的现代高新技术的发展,标志着一个新的时代——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人们所处的社会也由工业化社会过渡到信息社会。信息技术不仅改变了人们的生活和生产方式,而且对城市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产生巨大的影响。信息技术对城市经济的渗透和城市经济结构中信息经济比重的提高,促使城市产业结构的再一次调整和整合,推动产业结构的升级优化,从而使城市空间结构再一次发生变化。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使生产物质产品的制造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大幅下降,以信息服务业为代表的第三产业的比重大幅上升,信息技术和信息产业成为新经济发展的基础。为了适应信息时代城市经济、社会结构的变化,城市用地布局、居住模式、交通方式等发生相应的变化,由此带来城市整体空间结构的发展和演变。信息技术不仅应用于高技术行业本身,而且向教育、娱乐、服务等领域扩展。
由于科学技术对于经济发展的主导作用日益显著，现代城市都在积极营造有利于科技创新的环境，以提升经济竞争能力，知识经济催生各种高科技园区，它将是未来城市的重要组成部分。城市科技园区高技术产业的培育在城市信息化建设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是城市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面对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和传统产业信息化进程的加快，许多城市都将信息产业作为城市经济发展的新增长点。高新技术园区用新的城市功能体，用高技术、高效益、低污染的工业代替了低效益、高污染的传统产业，以金融贸易、信息管理等高层次的第三产业置换出以加工、制造为主的第二产业。
在信息时代,通信网络的形成使交通运输不再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首要问题,城市之间的联系突破区域的行政界限。网络缩小了城市与区域、城市与城市之间的时空距离,企业分布可以分散化、小型化,从而使城市发展分散化、中小型化, 城市将以远程联系方式来组织社会生产和生活,空间结构集聚动力减弱。城市各种功能的分布可以不受地域空间的限制,以区位条件为主导的城市功能布局原则在信息网络时代不再重要。城市的一般功能区(如居住、工业等)呈分散趋势,形成开放式、网络型和多中心的城市体系。这种开放结构促进城市之间横向经济联系和城乡经济的共同增长,城乡界限逐渐消失,城市之间竞争、互补、协同关系将代替传统的等级关系。如在科技进步背景下，南京都市发展区将形成“以长江为主轴，以主城为核心，结构多元，间隔分布，多中心开敞式的空间格局”，并凭借优越的区域基础设施条件向东扩展，和上海、苏州、无锡、常州等苏南地区在经济和信息上形成一体化发展。
总之，在科技进步条件下，城市发展会不断地出现新问题，我们要不断地对城市发展及技术机部的相关性进行检讨，从而使城市形成一个功能与环境相对完善的人居环境。城市规划是城市建设发展的龙头，在全面的社会转型和变革中，城市规划理论与设计方法应适应城市信息化、全球化、网络化的发展趋势，需要我们扩展城市的研究领域与技术方法,形成富有中国特色的城市规划理论与方法体系，及时调整城市发展的方向和策略，使城市空间的发展演化适应信息化发展的要求，要善于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最新成果，创造“以人为本”的丰富多彩的城市空间。
参考文献:
[1]钱小玲王富臣:技术进步与城市空间创新.合肥工业大学学报，2001[6]:378-386
[2]李和平严爱琼:信息时代城市空间结构的发展.重庆建筑大学学报，2002[8]:1-3
作者：刘韶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