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像即身体意向 (body image) , 是个体对自身外表的主观评价[1]。如果个体对体像感到不满, 即表现为体像困扰 (body image disturbance) , 严重者甚至达到躯体变形障碍 (body dismorphic disorder, BDD) 的程度。自尊是个体对自我进行的整体积极性评价, 对个体行为发展包括体像形成发挥重要影响[2]。家庭作为个体成长的重要场所, 家庭成员之间的互动和关系会影响彼此的心身健康。本研究旨在探讨体像困扰与家庭亲密度和适应性之间的关系, 以及自尊在二者之间所起的中介效应。
一、对象与方法
(一) 被试
采用整群抽样法, 以班级为单位, 选取在校大学生702人, 男性329人 (46.87%) , 女性373人 (53.13%) , 平均年龄 (19.53±0.78) 岁。所有被试均愿意配合完成本次调查。
(二) 工具
(1) 家庭亲密度和适应性量表中文版 (FACESⅡ-CV) 。由Olson等于1982年编制, 费立鹏等进行了修订。包括2个分量表:亲密度和适应性, 前者指家庭成员之间的情感联系, 后者指家庭体系随家庭处境和家庭不同发展阶段出现的问题而相应改变的能力。量表共30个条目, 采用五级评分, 可分别计算家庭的亲密度得分和适应性得分[3]。
(2) 躯体变形障碍量表 (Body Dysmorphic Disorder Examination, BDDE) 。由Rosen和Reiter编制, 包括28个条目, 采用7点计分的方法, 计算量表总分, 得分越高表示躯体变形障碍或体像困扰的程度越严重, 修订后的中文版具有较高的信、效度[1]。
(3) Rosenberg自尊量表 (Rosenberg Self-esteem Questionnaire, RSES) 。由10个条目组成, 用于测查单一维度的整体自尊水平, 各条目采用4点计分的方法, 得分越高表示自尊水平越高[4]。
(三) 统计方法
采用SPSS20.0对调查数据进行输入整理, 并进行Pearson积差相关分析、回归分析等统计处理。
二、结果
(一) 大学生体像困扰与家庭亲密度和适应性、自尊的相关分析
采用Pearson积差相关分析, 对BDDE、SES和FACESⅡ-CV得分进行分析, 见表1。结果显示, 体像困扰与自尊呈显著负相关 (r=-0.458, p<0.01) , 与家庭亲密度和适应性呈显著负相关 (r=-0.189和-0.263, p<0.01) 。
注:*表示p<0.05, **表示p<0.01, ***表示p<0.001, 下同
(二) 自尊在体像困扰与家庭亲密度之间的中介效应
除性别和年龄以外, 将所有原始数据进行中心化处理后, 根据温忠麟[5]等提出的中介效应检验程序, 检验自尊在体像困扰与家庭亲密度之间的中介效应, 见表2。
由上表可知, 系数c、a、b和c'均显著, 说明中介效应显著, 自尊在家庭亲密度和体像困扰之间起部分中介效应, 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为0.400×0.367/0.254=57.80%。
(三) 自尊在体像困扰与家庭适应性之间的中介效应
自尊在家庭适应性与体像困扰之间的中介效应分析见表3。结果显示, 系数c、a、b和c'均显著, 说明中介效应显著, 自尊在家庭适应性和体像困扰之间起部分中介效应, 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为0.097×0.400/0.139=27.91% (如表3) 。
三、讨论
体像困扰与自尊、家庭亲密度和适应性均呈显著负相关, 说明对体像不满的个体倾向于低自尊且具有一定的家庭特征, 如家庭成员之间的情感联系较少;当家庭处境发生变化或处于家庭不同发展阶段时, 家庭体系发生相应改变的能力较弱。根据包含了中介变量的模型分析结果表明:自尊在家庭亲密度、适应性与体像困扰之间存在部分中介效应。一方面, 家庭亲密度和适应性对体像困扰有直接负效应, 即家庭亲密度和适应性较差的个体, 体像困扰更严重;另一方面, 家庭亲密度和适应性通过自尊水平对体像困扰有间接负效应, 即家庭亲密度和适应性得分低的个体, 自尊水平往往较低, 而自尊水平会影响个体的体像, 使其体像困扰程度更高。因此, 通过提升个体的自尊水平和家庭成员之间的亲密度与适应性, 可以缓解体像困扰的程度, 进一步降低躯体变形障碍等体像障碍的发生率。
摘要：探讨自尊在体像困扰与家庭亲密度和适应性之间的中介作用。方法:采用躯体变形障碍量表、家庭亲密度和适应性量表及自尊量表对702名在校大学生进行测查。结果:①体像困扰与自尊、家庭亲密度和适应性呈显著负相关;②自尊在家庭亲密度和适应性与体像困扰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结论:家庭亲密度和适应性既可直接影响体像, 也可通过自尊间接影响体像。
关键词：体像困扰,躯体变形障碍,家庭亲密度和适应性,自尊,抑郁,变态心理
参考文献
[1] 郑铮.大学生和整形科求术者的体像及躯体变形障碍研究[D].南京:南京师范大学, 2007.
[2] 辛自强, 郭素然, 池丽萍.青少年自尊与攻击的关系:中介变量和调节变量的作用[J].心理学报, 2007, 39 (5) :845-851.
[3] 栾风焕, 杜亚松.家庭功能评估量表的应用现状[J].中国儿童保健杂志, 2016, 24 (12) :1287-1289.
[4] 戴晓阳.常用心理评估量表手册[M].北京:人民军医出版社, 2011:251-253.
[5] 温忠麟, 张雷, 侯杰泰, 等.中介效应检验程序及其应用[J].心理学报, 2004, 36 (5) 614-6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