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伙伴们反映都在为论文烦恼，小编为大家精选了《城市社区城镇化建设论文(精选3篇)》相关资料，欢迎阅读！摘要：本文主要以综合角度进行探讨新型城镇化体系的构建，在回顾分析我国城镇化道路发展历程及弊端基础上，对比新型城镇化与传统城镇化所存在的差异，提出将中心城市、县域、小城镇及到农村社区全部纳入的多层次城镇化体系构建及推进的若干建议。
城市社区城镇化建设论文 篇1：
农行陕西省分行支持新型城镇化建设思考
摘要：分析了当前陕西新型城镇化建设的特点，认为新型城镇化建设为农行开辟了新的金融服务空间，进而提出了加大创新模式创新、服务渠道创新、信贷制度创新等三类创新，加强与政府的合作、与城市社区的合作、与村集体的合作等三类合作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新型城镇化；金融支持；对策
F83
文献标识码：A
党的十八大提出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的基本构想，将新型城镇化列入“新四化建设”。要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从历史发展和现实国情及国际经验比较来看，未来10年乃至更长时间，新型城镇化将成为我国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的大战略，是推动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王牌”动力。对农业银行来说，服务好新型城镇化建设，既是新时期落实面向“三农”市场定位的必然选择，也是推进自身可持续发展的难得机遇。
随着新型城镇化建设活动的蓬勃开展，许多学者也展开了金融支持城镇化的研究，如刘洋（2012）对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金融支持新思路进行了研究，邱俊杰、邱兆祥（2013）分析了新型城镇化建设中的金融困境及其突破，杨毓（2013）研究了商业银行支持新型城镇化建设，熊长城（2013）以四川省为例，专门对农业银行支持新型城镇化建设提出需解决八大问题，等。本文以促进陕西省城镇化建設为目标，因为加快推进城镇化是陕西省全面建设“三个陕西”、实现“三强一富一美”目标的重大战略，同时结合农业银行陕西省分行的金融支持，进行分析研究，提出自己的相关对策建议。
1 陕西省城镇化建设特点
陕西省政府已制定了专门的城镇化发展规划，确立了“建设大西安、做美城市、做强县城、做大集镇、做好社区”的城镇化总体推进思路，将紧抓城镇化加速发展的战略机遇期，以建设西安国际化大都市为龙头，以新型工业化为动力，以保障性住房建设、有条件农民进城落户、移民搬迁、重点县城和重点示范镇建设为抓手，积极稳妥地推进城镇化，提升区域竞争力。
近几年，陕西城镇化进展迅速，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城镇化水平显著提高，城镇化的经济效应进一步显现。2010年全省城镇人口达1705.9万人，城镇化水平达45.7%，城镇化拉动GDP增长约81.1亿。二是非农产业规模迅速壮大，城镇化的产业和就业推动效应明显。2010年全省非农产业总产值达9033.1亿元，非农产业产值占GDP总量的比重达90.1%，全省二、三产业从业人员达1218万人，城镇从业人员达635万人。三是城镇化规模进一步扩大，城镇建设水平大幅提升。2010年全省城镇建成区总面积达到2202.1平方公里，城镇人口规模在20～50万、10～20万的中等城市和小城市分别增加了2个和6个。四是县域城镇化水平快速提升，城乡一体化建设稳步推进。2010年全省县域城镇化率达到36.9%，城镇化率大于30%的县占60%以上，县域城镇人口达860万人，占全省城镇人口比重达52.4%，县城人口规模超过10万人的县达19个。
2 新型城镇化建设为农行开辟了新的金融服务空间
城镇化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过程中的不可逾越的发展阶段。李克强总理指出，城镇化的核心是“人”的城镇化，关键是提高“人”的生活质量。新型城镇化要走集约、节能、生态的新路子，着力提高内在承载力。对于农业银行而言，无论从经营战略定位、历史渊源还是资源禀赋来看，始终是农村金融市场的主导者，也是未来农村金融改革和城镇化建设的最大参与者。城镇化建设是一个资源和要素快速集中的过程。空间资源的重新配置、人口和资本的集聚，释放出经济要素流动和重组的巨大力量，金融资源更加富集，为农业银行提供了广阔的金融服务空间。城镇化建设涵盖了各类市政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住宅建设等，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潜在的融资需求巨大。把服务城乡一体化作为企业使命的农业银行，应当抢抓历史机遇，积极实施“四大工程”，在支持服务新型城镇化建设中有所作为，实现自身健康可持续发展。
城镇化建设的推进，必将催生金融生态的深刻变化。一是促进融资方式日趋多样化。在城镇化项目建设上，委托代建、PPP公私联合开发、BT建设转让合作、BOT建设经营转让等新模式将逐步兴起。在建设项目融资上，除传统的银行信贷以外，融资租赁、城投债券、直接股权投资等多种融资渠道蓬勃发展。这既对银行的主导地位提出了挑战，也为进一步强化金融同业合作提供了机遇。二是促进金融资源配置和空间格局的变化。随着中城镇化建设的推进，尤其随着优势产业、项目向县城和重点镇集聚，农村人口将向小城镇集中，县域金融业的发展和银行规模化融资服务创新将获得更多的机会。由于城镇化的推进、基础设施状况变化将影响城镇区域的地理区位特性，进而会影响区域内金融机构的网点资源配置、金融服务和产品创新及整个金融景观。三是促进银政合作的深化。农行的服务优势与新型城镇化方向高度契合，在新一轮城镇化建设中将有助于各分支行进一步加强与地方政府的合作。高度契合的战略定位、丰富深厚的业务基础、联动城乡的经营布局、长期积淀的资金品牌、日益完备的技术产品，成为农行支持城镇化建设的独特优势和可靠依托。四是促进县域支行转型发展。新型城镇化发展战略实施后，县域工业反哺农业、强农惠农富农政策力度不断加大，金融需求渐趋旺盛，金融市场逐步繁荣，县域城镇建设、新农村建设可供挖掘的业务增长空间迅速显现，加快发展城镇化业务，既是县域支行转型发展的迫切要求，也是提升县域竞争力的有效载体。
3 农业银行陕西省分行支持新型城镇化对策建议
支持新型城镇化建设，要按照城镇化特征和规律，紧紧围绕城镇化进程中居住社区化、产业园区化、农民市民化趋势，重点把握三类创新，加强三类合作。
（1）加大三类创新。与新型城镇化建设相伴随的，将是在土地制度、户籍制度、财税制度、金融体制等方面的深化改革和机制创新。相应的，商业银行更需要加大适应性创新力度，满足服务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各类金融服务需求。一是信贷制度创新。现有信贷制度在行业准入、担保要求、贷款期限、资本系数、贷款主体性质等方面有很多与新型城镇化金融需求不适应的地方，这些问题都必须通过创新来予以解决。二是服务渠道创新。要根据城市布局重点和人口流动方向对银行网点布局进行调整，要根据未来城市信息化、智能化建设的趋势加大对网络金融的提前布局，更要结合城乡一体化发展趋势加大城乡联动服务的力度。三是创新模式创新。新型城镇化建设既少不了顶层设计的统一规范，更需要各地区因地制宜的个性化模式，建议我行改变目前以集中为主的创新模式，赋予分支行更大的创新权限，鼓励基层行创新。
（2）加强三类合作。一是要加强与政府的合作。从新城市建设到新市民服务，承担主体都是各级政府，从重大城际交通项目到城市内部水电路气桥各类基础设施项目，都掌握在政府或者政府控制的各类国有企业手中，这些项目也必将是各家银行营销的重点，我行只有与政府建立密切的合作关系，才能够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抢得先机。二是要加强与城市社区的合作。农民工市民化将开启被压抑的大量个人金融服务需求，银行在第一时间获取这些分散的需社区求信息，才能把本行的相关金融产品及时呈现到位，才能抢占市场先机。加强与各个社区包括社区居委会、小区物业公司的合作非常关键。为此，我行既要在保障房建设、开发贷与按揭联动方面有战略布局，又要加大走进社区进行服务宣传的力度。三是要加大与村集体的合作。尽管新型城镇化离不开土地制度改革，但预计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农村土地集体所有这一基本制度将不会改变，不论是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农村承包地流转还是农村宅基地抵押、农村建设用地直接入市，农村村民委员会都将是最重要的参与主体，银行围绕新农村、新农民以及新农业的各类产品与服务，都需要村民委员会的大力协助。
参考文献
[1]刘洋.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金融支持新思路研究[J].北方经济，2012，（24）：94-95.
[2]邱俊杰，邱兆祥.新型城镇化建设中的金融困境及其突破[J].理论探索，2013，（04）：82-86.
[3]杨毓.商业银行支持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思考[J].金融纵横，2013，（03）：4-7.
[4]熊长城.农业银行支持新型城镇化建设需解决八大问题——以四川省为例[J].银行家，2013，（04）：53-55.
作者：史强
城市社区城镇化建设论文 篇2：
多层次城镇化体系构建与推进探讨
摘要：本文主要以综合角度进行探讨新型城镇化体系的构建，在回顾分析我国城镇化道路发展历程及弊端基础上，对比新型城镇化与传统城镇化所存在的差异，提出将中心城市、县域、小城镇及到农村社区全部纳入的多层次城镇化体系构建及推进的若干建议。
关键词：多层次；新型城镇化；体系构建；若干建议
当前，城镇化已经成为我国拉动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推动经济转型升级的前提条件，构建和谐社会的主要途径。城镇化水平的高低直接体现一个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程度和综合竞争力水平的高低。城镇化水平的快速提升以及由此带来的巨大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将成为今后一个时期拉动当地乃至全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但是由于各种主观和客观因素，尤其城镇化在快速推进的过程中，还存在着与工业化发展不协调、资源能源利用方式粗放、城乡差距不断拉大、体制机制创新滞后等不少较为突出的矛盾和问题。传统的城镇化发展方式面临严峻挑战，已经严重制约了城镇化的持续健康发展，影响到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为此，探索一条符合实际的新型城镇化路径作出初步探讨，就在新型城镇化推进过程中加强培育辐射带动力强的地区性中心城市、注重建设各具特色的县级市和县城，积极发展产业基础好的小城镇等提出了对策建议，以期为推动城镇化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提供理论支撑和对策参考。
一、我国城镇化道路历程及弊端分析
自建国60年来，我国城镇化曲折向前发展，具有起步性、动荡性、萧条性、停滞性、徘徊性、低速性的基本特点。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我国城镇化总体上经历了一个长期停滞的过程。城镇化率水平从1949年的10%徘徊到1978年的17.92%左右。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的城镇化主要强调发展小城镇。1978年召开全国城市第三次会议，制定“控制大城市规模，多搞小城镇”的发展方针。1980年国务院《全国城市规划工作会议纪要》，提出“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市”的发展总方针。“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以小城镇为主，大中小市为辅，小城镇建设的加强是中国社会主义城镇化的必由之路”（费孝通，1983），简称为“小城镇、大战略”。2000年10月，中央关于“十五”计划提出：“着重发展小城镇的同时，中小城市也要积极发展，完善区域性中心城市功能，发挥大城市的带动辐射作用”。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提出“要逐步提高城镇化水平，坚持小城镇和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走中国特色的城镇化发展道路。十七大报告指出，“要走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按照统筹城乡，节约土地，布局合理，功能完善，以大带小的原则，促进小城镇和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到2011年，全国城镇化率达46.6%，比1978年提高了28.68个百分点，年均提高0.93个百分点。其中以1996年为界，之前平均年增0.72个百分点，但年度城镇化率提高速度变化剧烈；1996年我国城镇化率突破30%，进入加速发展阶段，至2011年平均年增1.3个百分点，年度变化相对平稳。经过30多年的发展，目前我国城镇发展形成了较为有序的空间竞争、较为合理的产业分工、运行较为高效的市场体系，共有特大城市50个、大城市81个、中等城市233个、小城市297个、小城镇1.89万个。城镇化在有力地推动经济社会加速发展的同时，也存在许多弊端，越来越不能适应基本国情和形势发展的需要。具体表现在以下六个方面：
（1）城镇化与工业化发展水平不协调
工业化发展水平一般参照工业化率的高低，即工业增加值占全部生产总值的比重。我国城镇化水平在相当长时期内落后于工业化水平，应该遵循科学发展规律，城镇化的发展要与工业化相适应。从建国初期到2001年底，工业化水平大大高于城镇化发展水平。1952年，城镇化发展落后工业化7个百分点，并随着工业化水平的不断提高，两者差距继续扩大。直至1978年二者差距高达27个百分点。自1970-1981年这段时期内，工业化率高于城镇化率平均多达20个百分点。
（2）以牺牲农业为代价的城镇化发展现象增加
工业的不断集聚发展，可带来人口的集聚增长，随即带来城镇的兴起和发展，所以说工业化是城镇化的基础。而建设、发展又要大量占用土地，对于人口基数庞大的中国而言，如何才能既加快发展工业化、城镇化，又不牺牲农业为代价是一个大难问题。自改革开放以来，在城镇化发展推进过程中，一些地方特别是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的耕地减少、粮食减产、农业萎缩的现象十分突出。
（3）城镇化发展过程中未处理好与农村发展的关系
虽然我国城镇化水平不断提高，但城乡差距一直比较明显。世界银行1998年对36个国家的研究结果表明，绝大多数国家的城乡居民收入比低于1.5：1，超过2：1的极为罕见。而我国居民收入差距1978年城乡比为2.57：1，到2006年城乡比为3.28：l。在快速城镇化过程中，一些地方出现了损害农民利益的行为，简单视城镇化为土地的城镇化，随意改变建设用途，随意占用、出让、转让、出租耕地和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以用于非农建设的现象时有发生，虽使城区面积不断扩张，但农村人口未能有效转变为城市人口为城镇化高质量的发展留有祸根。
（4）城镇化管理水平落后
一些地方城镇未能制定科学合理的规划，盲目无措的发展城市建设，城市规划远远滞后于城市发展；对于城镇化发展，一些城镇城市规划约束力薄弱，领导个人意志干预占很大程度，促使城市规划发展、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缺少长效规划约束机制，牺牲长远利益，注重短期成本，多以形象工程造成大拆大建，反而增加了建设总成本。发展思路盲目闭塞，城镇建设求大求洋、盲目扩张，错误地把城镇化等同于城市建设。
（5）城镇化发展过程中未处理好与生态环境的关系
环境污染这一课题伴随着城镇化发展的进程中，有些地方一味的寻求经济的增长和城镇化率的提高，造成大气污染、水污染、噪声污染、固体废弃物污染等恶劣现象。城市“热岛效应”也越来越为人们熟知和体会。一些中小城镇建设过程中对公共服务设施缺少规划，生产技术、工艺落后，使城镇卫生状况不断恶化，严重影响城乡居民的生活质量和城市可持续发展能力。
二、新型城镇化与传统城镇化的差异
（一）发展背景不同
传统城镇化产生于计划经济体制，受当时以农业国身份立足的国情限制，发展城镇化的相关战略、方式以及效能存在诸多缺陷。而新型城镇化破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本着科学的发展观，实行新型工业化道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特别是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的发展，为走新型城镇化道路提供了条件。
（二）发展目的不同
传统城镇化以物为本，以增长为标。城镇的发展依靠生产要素的扩大投入实现其增长，经济增长则依靠第二产业拉动，资源环境破坏严重，社会全面的发展大大滞后于经济发展，致使城市增长快、发展慢。新型城镇化注重以人为本，以发展为标。在城镇化推进过程中，充分尊重人的主体作用，确保城镇化的推进与社会全面发展并驾，人民群众充分享受城镇化发展成果，物质财富增长同时，更看重人的全面发展，不断改进公共服务、提升福利程度、优化人居环境。
（三）发展重点不同
传统城镇化发展的重点不是放在大城市，就是放在小城镇。新型城镇化要求城镇乡统筹发展，总揽发展全局、兼顾各方利益、有序安排时空、协同推进进程。在城乡关系上，既发挥辐射、承载和吸纳的能力，又通过以城带乡、以工补农的机制来统筹城乡关系。在推进城镇化的道路选择上，发挥不同规模城镇各自的优势，形成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路子。
（四）发展主体不同
传统城镇化的主体是各级政府，“自上而下”地推动城镇化。新型城镇化的主体是多元的，政府、企业、居民等共同参与，是 “自下而上”形式地城镇化。
（五）发展内推力不同
传统城镇化的根本动力主要来自于传统工业化。传统工业化发展模式以生产要素特别是资本与劳动力要素的规模化投入为条件，以经济高速增长为目的，以城市为产业聚集中心。在聚集效应的作用下，大量稀缺性生产要素从农村流向城市，抑制了乡村非农产业的发展，拉大城乡产业发展差距。新型城镇化的根本动力来自新型工业化，利用高新技术特别是信息网络技术对传统工业进行改造，使工业的发展以高新技术、信息技术为动力，具有可持续性。新型城镇化有利于消除城市发达的现代经济部门与乡村落后的农业部门之间的产业分割，促进城乡产业之间的协调、互补、互动和联合。
（六）发展模式不同
传统城镇化的发展主要是依靠城镇土地和人口的增长值来实现城镇化率的提高，片面追求城市人口数量的增长、建成区面积的扩张，不仅加大了城市资源保障压力，而且造成大量优质耕地的丧失、严重损害农民的利益。而新型城镇化的发展则以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达到产业升级，通过生产要素效能的提高推动城镇化水平的提高。新型城镇化立足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和主体功能区的要求，以城镇功能、文化、个性、人文等角度为切入点，开创环境友好型、资源节约型、经济高效型、社会和谐型的城镇化新格局。
三、新型城镇化体系构建与推进建议
从本地基本情况出发，加快城镇化进程必须继续实施中心城市带动战略，坚持扩大规模与提高质量并重，产业为基，就业为本，向心布局，集群发展。应加强以下几方面体系工作；
（一）着力培育辐射带动力强的地区性中心城市
加快省辖市中心城市发展，一是完善协调发展机制。科学确定各市主导产业，由省级规划部门加强协调管理和政策引导，推进地区发展规划对接，促进优势互补、协同发展，并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二是制定有利于产业聚集和壮大优势产业的财政、税收、土地等政策，鼓励企业和投资者依照规划确定的主导产业进行选址投资，注重降低城市间要素流动成本，鼓励符合产业定位的企业跨行政区域进行联合、兼并、重组，加强产业分工与合作，破除体制障碍，实现要素自由流动。三是促进资源共享、互动发展。以交通干线为纽带，以城市为载体，整合区域资源，加强分工和协作，围绕提升城市群整体效能，突出每个城市的个性和优势产业，拉长产业链，大力推进经济、社会和文化资源整合，提高产业关联度，提升中原城市群的整体竞争力。
（二）注重建设各具特色的县级市和县城
县域经济在河南省经济社会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应积极发挥县级市和县城在县域经济发展中的带动作用，调整优化经济结构，加强市政基础设施建设，主动承接中心城市产业转移，自觉参与城市产业体系分工，积极扩大与中心城市的经济联系，进一步发挥辐射带动作用，带动县域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基础较好、潜力较大和区位优势突出的县级市和县城要努力培育壮大优势特色产业，提升产业层次，扩大城市规模，提高吸引力、竞争力，尽快成为对周围地区有较强带动作用的中等城市。其他县城要以产业集聚区为载体，增强产业集聚能力，统筹城乡产业布局，把城镇发展与产业发展结合起来，引导人口向城镇集中、产业向园区集中。
（三）积极发展产业基础好的小城镇
从各地实际出发，选择那些非农产业有基础、发展前景好的小城镇为重点发展对象。做到高起点规划，高质量建设，高效能管理。在确定合理的城镇规模、功能分区及产业方向后，按正确定位的规划进行建设，抓好质量关，建设好综合配套建设，从而完善城镇功能。进一步规范完善小城镇管理的相关法律法规制度体系，使管理实现规范化、制度化，尽快将这些重点镇发展成为各具特色的小城市。要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发挥优势，注重产业发展。
（四）整合发展现代化农村社区
农村社区建设，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发展方向，是提高土地利用效率、提高农民生活水平的重要途径。农村社区建设必须根据农村产业发展需要，结合城镇体系布局，通过发展产业，整合村庄，整理土地，集聚人口。对城市近郊村庄，要与扩大城市规模、提高城市质量结合起来，统筹城乡发展规划、统筹城乡土地管理、统筹城乡社会保障、统筹城乡公共服务，大力发展非农业，将农民直接转化为城市居民，推动农村尽快向城市社区转变。对于具有非农产业基础的村庄，可以通过培育产业、集聚人口向小城镇发展；对于一般农区的村庄，要根据农村人口变化情况，严格遵循农民自愿原则进行村庄整合。农村社区建设要以提高农村公共服务能力为着力点，从农民群众现实需要出发，建立完善农村社区服务体系，拓展服务领域，改进服务方式，形成政府公共服务、市场化服务和村民互助、自我服务有序发展的格局。要积极寻求和争取资金来源，不断增加资金投入，尽快形成以财政投入为主、驻区单位和个人自愿为辅、社会捐助为补充的多元化投入机制。要强化社区基础设施建设，抓好农村社区的综合整治，搞好道路、水电、通讯和污水、垃圾处理等基本生产生活设施，净化、绿化、美化农村社区环境。
结论
新型城镇化是在反思传统城镇化所存在的不足中对城镇化道路的新探索，对传统城镇化本着扬弃的态度以及新的视角再创造。新型城镇化的主要动力工业化和信息化，实行全面开放、节约资源、统筹城乡、经济高效、环境友好、社会和谐的新主张。以城市群为主体形态，“三化’’协调发展，大中小城市与小城镇、农村社区互促共进。探索一条具有中原特色的新型城镇化道路既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走型城镇化道路，需要更加注重构建科学合理的现代城镇体系，就在新型城镇化推进过程中加强培育辐射带动力强的地区性中心城市、注重建设各具特色的县级市和县城的同时，应更加注重促进“三化”协调发展发展，更加注重促进城乡统筹协调发展，更加注重集约节约发展，更加注重提高城市规划建设和管理水平。（作者单位：新疆农业大学）
参考文献
[1]白燕. 新一轮开发中的西部城镇化思考[J]. 宏观经济管理. 2011（08）
[2]曹宗平. 西部地区城镇化面临问题及其模式解构[J]. 改革. 2009（01）
[3]尚小清，董欣. 多维视角下中国西部城镇化发展特征解析[J]. 水土保持研究. 2010（01）
[4]厉无畏. 西部地区城镇化发展现状问题和建议[J]. 中国经贸导刊. 2010（05）
[5]王宝民，李劲为，田华. 中国城镇化发展现状与发展趋势[J]. 中国经贸导刊. 2010（18）
[6]余红艳. 城镇化发展与财政政策相关关系的实证分析[J]. 统计教育. 2008（11）
[7]彭文武. 衡阳市城镇化进程的障碍与对策研究[J]. 经济地理. 2011（07）
[8]王发曾，程丽丽. 山东半岛、中原、关中城市群地区的城镇化状态与动力机制[J]. 经济地理. 2010（06）
[9]张永凯，周亚雄. 河西走廊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与转型探讨[J]. 干旱区资源与环境. 2007（09）
作者：谷健梅
城市社区城镇化建设论文 篇3：
城乡融合发展背景下民众就地城镇化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摘 要：【目的/意义】在我国城乡关系从城乡二元分割向城乡融合发展演变的背景下，就地城镇化已成为破解制度障碍，促进城乡公共均等化，以及推进农村人口市民化的重要载体。研究通过典型案例分析，多指标测度民众的就地城镇化意愿，并从就地城镇化成效角度甄别意愿的影响因素，为案例地继续推进就地城镇化提供参考。【方法/过程】以嘉兴市海盐县为案例地，利用232份样本问卷调查数据，从身份、生产方式、居住方式转变角度多指标测度就地城镇化意愿，并运用多元有序Logistic回归模型，从城乡要素配置、公共服务普惠、基础设施一体化、收入增长4个维度甄选就地城镇化意愿影响因素。【结果/结论】结果显示：海盐县民众就地城镇化总体意愿一般，但市民化意愿较高;就地城镇化意愿受迁移范围、社会保障、乡村服务与管理水平、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状况、就业机会等因素影响。
关键词：就地城镇化;意愿;城乡融合;海盐县
Key words： InSitu Urbanization; willingness; urbanrural integration; Haiyan Couty
《國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要求，要以人为本，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提高城镇人口素质和居民生活质量，把促进有能力在城镇稳定就业和生活的常住人口有序实现市民化作为首要任务。有别于以物为主的城镇化，人本主义的回归要求新型城镇化过程中既要注重经济发展，更要注重人的获得感的提升。而就业和收入提高、居住条件提升、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完善都与民众获得感息息相关，也影响着民众城镇化的意愿。就地城镇化是新型城镇化的一种模式[1]，表现出就地就业、城乡之间公共设施和公共服务均等化特征，成为寻求克服城市病的一种城镇化模式[2]，也是城乡融合发展的表现之一。就地城镇化成效能否提升民众的获得感，影响着民众就地城镇化的意愿，影响着就地城镇化和城乡融合的进程。
城镇化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就是农村人口向城镇迁移和聚集，并向市民角色转型，即市民化[3]。市民化作为城镇化核心问题之一[4]，市民化意愿的人群差异、影响因素，以及市民化策略与政策响应成为了研究的热点。意愿的差异研究主要关注异地迁移的农民工、第二代农民工、农村生源大学生等人群。城市稳定的就业[5]、较高的收入、良好的医疗教育资源、丰富的文化生活是农民工愿意市民化的重要原因。而相较于初代农民工，高学历的第二代农民工有更强的市民化意愿[6]，但是由于社会参与程度较低，远离城市政治生活，自身利益诉求难以表达等原因[7]，第二代农民工却面临着不能真正融入城市社会，又难以回归农村社会的自我身份认同的困境[8]。农村大学生市民化过程同样存在着社会排斥严重、社会资本稀少、自身素质局限等问题[9]。影响因素方面，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主要受地缘特征[10]、迁移成本[11]、户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12-13]等影响。在市民化策略与政策响应的研究上，大部分学者认为破解城乡二元制度是解决市民化的重要途径[14]，然而大城市盲目地放开户籍制度，将会导致人口过度集聚、交通拥挤、住房紧张、社会保障财政负担过大、公共资源不足等城市病加重，因而通过以小城镇为载体的就地城镇化等新的城镇化模式成为寻求破解“城市病”，解决异地城镇化的“半城镇化”问题的重要方式[15]，也是解决市民化的重要选择[16]。就地城镇化概念自朱宇提出以来[17]，诸多学者对就地城镇化的优势、推动力展开了研究。就地城镇化是城乡融合发展的路径之一，除了能缓解大城市“城市病”问题，缩小城乡差异以外，对农业转移人口来说，其受到的心理、经济、制度排斥等因素少，融入城市社会成本低[18]，同时有助于消除留守儿童、妇女和老人等社会问题。在动力机制方面，非农产业发展和农业现代化是就地城镇化的根本动力[19-20]，而户籍制度、人地挂钩机制[21]等体制制度安排则具有正负两面效应，是就地城镇化的推阻机制，此外，乡镇企业发展、当地精英驱动等也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也有学者从个体角度出发，对就地城镇化意愿开展研究，得出农民存在“就业-居住-落户”的城镇化意愿逐渐降低的序次现象[22-23]，然而研究较少从多指标综合测度意愿的大小。影响因素主要考虑个体属性差异[24-25]和居住与就业条件[26]因素，较少从民众感知的城镇化成效角度考察对意愿的影响。因此，本研究选择就地城镇化发展较为成熟的嘉兴市海盐县作为典型案例，多指标测度民众的就地城镇化意愿，并从就地城镇化成效角度甄别意愿的影响因素，以期为海盐县继续推进就地城镇化提供参考。
1 研究区域概况、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1.1 区域概况
海盐县位于杭州湾北岸的杭嘉湖平原，嘉兴市域东部，北距上海市118 km，南离杭州市98 km，为上海都市区腹地和环杭州湾重点开发区域。陆地面积534.73 km2，辖4街道、5镇，49个城市社区，85个行政村。2017年全县常住人口445848人，城镇化率为60.2%，相比2000年的30.8%，增长了29.4个百分点，城镇人口数量的快速增长，表明了海盐县就地城镇化加快了农村居民向城镇集聚的速度。
2017年，海盐县实现生产总值460.10亿元，三次产业结构4.4∶58.6∶37.0，村镇工业的发展和经济综合实力的提升为海盐县实现就地城镇化提供了较为成熟的经济发展条件。城镇与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54633元、32177元，城乡收入比为1.7∶1，优于全国水平2.7∶1。城乡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分别为24.9%和26.3%。无论是从城乡人均可支配性收入比还是城乡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看，一定程度上说明海盐县城乡差距在不断缩小。
海盐县被列为全国农村综合改革示范点、浙江省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改革试点，就地城镇化在促进民众就地就业，提高民众收入，推动公共服务均等化，完善土地流转制度，保障民众基础权益等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是就地城镇化的典型地区。以海盐县为研究区域开展就地城镇化意愿研究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1.2 数据来源
本文采用随机抽样进行面对面访谈的方法，以农业转移人口为主要调查对象，于2017年9-10月，在海盐县县城、秦山街道和百步镇，由经培训过的调查人员随机调查，并现场收回问卷。为确保问卷数据质量，每份问卷调查时间控制在15～30 min。问卷共发放250份，回收244份，剔除12份漏选率超过20%的无效问卷后，共获取232份有效问卷，问卷有效率为92.8%（表1）。
1.3 变量设置
1.3.1 就地城镇化意愿的测度方法
就地城镇化意愿涉及户籍、就业、居住多个方面[22-23]。本文结合问卷调查数据和研究目标，从“身份转变意愿”“生产方式转变意愿”和“居住生活方式转变意愿”3个维度选取8个具体指标进行叠加，用以衡量民众就地城镇化意愿。8个指标对应的问题分别是：“是否愿意市民化”“是否接受户籍制度改革”“是否愿意加入农业合作社或家庭农场”“是否愿意参与土地流转”“是否愿意到工厂上班或从事服务业”“是否支持拆迁”“是否愿意搬迁到新市镇”“是否支持村改居”（表2）。分析过程中，“愿意”取值为1，“否”取值为0，8个指标皆为同向性指标，叠加求和后的取值范围为0～8，进而将序次变量划分为“意愿低”：0～1，“意愿一般”：2～3，“意愿较高”：4～5，“意愿高”：6～8。
1.3.2 自变量
结合《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的意见》内容，从城乡要素配置、公共服务普惠、基础设施一体化、收入增长4个维度选取与民众获得感相关的自变量。具体如下：城乡要素配置当中，人口迁移状况与市民化政策是民众核心关注点，因此选取了“迁移是否超出县域范围”“农民待遇是否与市民一样甚至更优越”“市民化过程中权益是否得到保护”和“住房条件”4个变量;公共服务普惠维度主要考察就地城镇化过程中，公共服务水平提升对民众感受度，以及意愿产生的影响，选取了“是否主要在县内看病”“医疗水平”“是否在县内读书”“教育水平”“社会保障水平”“文体活动丰富程度”“乡村服务与管理是否水平提升”和“城乡基本公共服务是否均等化”8个变量;基础设施具有网络效应和规模经济效应[27]，是就地城镇化的“硬件”基础，该维度选取了“交通设施状况”“供水状况”“供电状况”“通讯状况”“生活便捷性是否提升”“生態环境状况”6个变量。
在此基础上，还选取了性别、年龄、户籍类型、年收入、学历、职业类型6个控制变量，用以衡量个体属性的影响（表3）。
1.4 研究方法
2 结果分析
2.1 意愿结果
2.1.1 总体意愿
从调查数据的统计结果看，海盐民众就地城镇化意愿高、较高、一般、低占比分别为11.7%、21.7%、40.1%、26.5%（图1），超过1/3的民众愿意就地城镇化（33.4%）;意愿一般，即对就地城镇化的优势尚不清楚，持观望态度的民众的占比最多（40%）;意愿低的民众占最低（26.5%）。海盐民众对就地城镇化各方面意愿占比见图2。
2.1.2 身份转变意愿
民众愿意市民化占比高达76.7%，市民化带来的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以及社会保障水平的提升已被民众所认同，民众普遍愿意市民化。愿意接受户籍制度改革占比較低（29.7%），与市民化相比，民众对户籍制度改革带来益处的直观感受并不强烈，而且面临着政策改革对自身和家庭带来影响的不确定，因此意愿较低。
2.1.3 生产方式转变意愿
民众加入农业合作社或家庭农场的意愿较低（26.3%），可见，农业合作社和家庭农场等经营模式在吸纳劳动力人口的能力一般。土地问题是就地城镇化的瓶颈，土地能否正常流转，影响着土地政策的实施。根据结果，民众参与土地流转愿意的占比为28.9%，土地流转对农民来说，意味着基本放弃农业生产，由于民众有着普遍的土地情节，因此意愿也一般。愿意到工厂上班或从事服务业的民众占比20.7%，虽然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吸纳农村转移人口的能力较强，然而一方面农民更倾向于从事农业生产，另一方面对学历较高的人群来说，还是更加愿意从事体力较轻、更具挑战性的工作，因此该比例不高。
2.1.4 居住生活方式转变意愿
支持拆迁的民众较多（46.6%），究其原因，对拆迁户来说，能够从拆迁过程中直接受益，而对非拆迁户来说，拆迁地区重新规划建设带来的居住环境改善、管理水平提升也将带来间接益处。有接近1/3的民众愿意搬迁到新市镇，还有26.7%的民众支持村改居，可见，由于城市型的居住方式将带来传统邻里关系的解体和生活方式的改变，因此民众的意愿也一般。
2.2 影响因素分析
使用SPSS 19.0软件进行数据多元有序Logistic分析，回归结果见表4。Logistic模型的似然比χ2为88.181（P<0.01），具有统计学意义，表明模型对样本数据的拟合较好。平行性检验联结函数采用Logit，结果显示，χ2=76.418，P=0.103（P>0.05），平行性假设成立。可见，模型选择较为合理，回归结果具有较强的解释意义。
是否存在迁移超出县域范围现象对就地城镇化意愿的影响具有一定的显著性（P<0.1），迁移超出县域范围的民众就地城镇化意愿较低。调查结果显示，只有21.7%的民众存在迁移到县域范围外的现象，对民众来说，显然更愿意通过短距离迁移，在不离开原有熟悉的生活环境的情况下，获得与市民一样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就地城镇化的优势就在于就地转移人口，对于中小城镇来说，通过在集镇或中心村集聚人口，不仅降低了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完善等需要的城镇化成本，还能更好地提供就业机会。在我国，农民普遍具有恋土恋乡情结，不迁移或短距离迁移的民众能说着熟悉的乡音，维持着稳定的社会关系，体验着家乡美食，观赏着地方景观风貌，使得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成为可能，就地城镇化的意愿自然而然也就提升。城乡要素配置变量维度中，虽然待遇情况、权益保护、住房条件未对意愿产生影响，仍有63.7%的民众认为农民待遇与市民一样甚至更优越，78%的民众认为市民化过程中权益得到保护，另有55.7%的民众认为住房条件良好，可见海盐就地城镇有效提升了城乡要素配置，特别是人口流动要素的合理性。
社会保障水平对就地城镇化意愿具有一定的影响（P<0.1），社会保障水平越高，就地城镇化意愿越高。56.9%的民众认为社会保障水平较高，认为社会保障水平较高的民众更愿意参加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基本保险制度，在就地城镇化过程中更容易保障自己的各项权益。社会保障是就地城镇化的核心问题之一，关系到就地城镇化能否真正促进市民化。我国城乡二元体制导致了农村居民无法享受和城镇居民一样的基本生活、生命等必要保障，加大了农村居民经济甚至是生存风险，当民众感受到就地城镇化能够提升社会保障水平，更好地保障自身生存能力时，就地城镇化意愿也就能有所提高。
文体活动丰富程度对就地城镇化意愿呈负面的影响效应（P<0.1），即认为文体活动越丰富的民众，就地城镇化意愿越低。从理论上说，文体活动越丰富，民众也应该更加满意就地城镇化带来休闲、娱乐的增加，从而更愿意就地城镇化。然而，现实与理论不一致的原因可能是，一方面民众认为现代文体活动会造成民俗和传统文化活动边缘化，另一方面文体活动并不一定要以就地城镇化为载体，乡村振兴与美丽乡村建设同样能达到丰富文体活动的效果。认为就地城镇化促进乡村管理与服务水平提升的民众，就地城镇化意愿较高。乡村管理与服务水平高的地区，基层管理越民主、村容村貌越美观、环境卫生整治越完善、乡风也越文明，民众越能感受到现代生产、生活和管理方式的益处，就地城镇化积极性更高;同样的，认为就地城镇化能够提升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就地城镇化意愿强烈。公共服务均等化意味着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日益形成，对民众来说则意味着宜居性的提高，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增强。与公共服务总体上的均等化不同，医疗和教育状况并没有对意愿产生影响，这可能与海盐县位于长三角地区有关，长三角地区医疗和教育水平普遍较高，民众选择的余地较大，医疗和教育的提升感受不明显。
在基础设施一体化维度，变量的显著性均为通过。虽然认为交通设施（70.3%）、供水（78.0%）、供电（83.2%）、通讯（81.5%）、生态环境（68.1%）良好的比例基本都达到70%左右，但与医疗和教育水平类似，与周边城镇化较高的地区相比，基础设施一体化水平仍有一定的差距，未对就地城镇化意愿产生影响。
此外，在收入增长维度，民众认为就业岗位增加的，就地城镇化意愿较高。相较于异地就业，就地就业在满足民众经济需求的同时，也能有效解决留守儿童、老人等家庭问题。当民众感受到本地就业机会增多，在考虑家庭因素的情况下，更愿意就地城镇化。
控制变量中，除了商业服务业人员比无就业民众意愿更强以外，其他因素均未产生显著影响。
3 结论与启示
3.1 主要结论
海盐县民众就地城镇化总体意愿一般。民众除了在市民化表现出较高的意愿以外，生产方式和居住生活方式的转变意愿均较低。从趋利避害的角度分析，民众普遍希望通过市民化，享受与市民同等的待遇，使用便捷的基础设施，享受均等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而对户籍改革、土地流转、职业改变等对自身和家庭影响较大，且具有风险性的转变意愿不强。此外，对农民来说生活方式、思想观念、行为习惯的改变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仍需通过宣传和带动效应，增强其转变意愿。
就地城镇化意愿受迁移范围、社会保障、乡村服务与管理水平、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状况、就业机会等因素影响。迁移范围和就业机会的影响一定程度上佐证了就地城镇化短距离迁移和就地就业的优势。社会保障、公共服务不仅关系到民众的安全感和获得感的提升，又涉及到公平性问题，在城乡融合发展背景下，就地城镇化将成为减少城乡差距，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的重要方式之一。乡村服务与管理水平提升是乡村社区化的表现之一，而乡村社区化则是就地城镇化的前期形式，当民众感受到社区化的管理方式带来生活环境的改善时，其就地城镇化的意愿也就比较高。
3.2 政策启示
3.2.1 提升就业吸引力
海盐县就地城镇化目前还存在就业不畅等问题，鉴于就业对民众就地城镇化意愿的影响，还应继续以县城和乡镇街道为载体，通过发展村镇企业、培育特色产业和产业集群，扩展就业空间，引领周边人口集聚，吸引外出劳动力回流，并在短距离迁移的基础上，提升居住和就业空间的匹配程度。
3.2.2 推进制度改革
顺应民众市民化意愿，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完善落户政策，化解户籍对社保、住房和教育等方面的限制。在财政可持续的基础上，进一步健全农业转移人口基本养老、基本医疗等各项社会保障。
3.2.3 加强公共服务建设
提高镇区公共服务水平，加大人居环境建设力度，并同步向农村延伸。逐渐提高教育、医疗、基础设施建设、社区服务的均等化水平。在尊重民众意愿，保障民众权益的基础上，加快土地流转，适当通过拆迁、搬迁等机制，引领民众集中定居。
3.2.4 改善乡村服务与管理水平
针对距离镇区的乡村或就地城镇化推进难度较大的地区进行乡村社区化，结合乡村振兴，改善乡村服务与管理水平，提升乡村治理能力，推进道路硬化、污水处理、景观绿化和村庄整治，提升乡村的宜居性。在弘扬传统文化活动的基础上，丰富城乡居民文体活动，培养民众的社会活动和政治参与能力，增强社区归属感。
参考文献：
[1]廖永伦. 就地就近城镇化：新型城镇化的现实路径选择[J]. 贵州社会科学，2015（11）：123-127.
[2]焦晓云. 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农村就地城镇化的困境、重点与对策探析——“城市病”治理的另一种思路[J]. 城市发展研究，2015，22（1）：108-115.
[3]文军. 农民市民化：从农民到市民的角色转型[J].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3）：55-61，123.
[4]王晓丽. 从市民化角度修正中国城镇化水平[J]. 中国人口科学，2013（5）：87-95，128.
[5]袁方，安凡所. 就业稳定性、市民化意愿与农民工消费[J].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学报，2019，33（3）：96-111.
[6]刘传江，程建林. 第二代农民工市民化：现状分析与进程测度[J]. 人口研究，2008（5）：48-57.
[7]丁静. 中国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研究[J]. 学术界，2013（1）：215-226，288.
[8]彭远春. 论农民工身份认同及其影响因素——对武汉市杨园社区餐饮服务员的调查分析[J]. 人口研究，2007（2）：81-90.
[9]彭小翠. 农村大学生“城漂族”市民化研究[D]. 长沙：湖南师范大学，2014.
[10]陈昭玖，胡雯. 人力资本、地缘特征与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实证分析[J]. 农业技术经济，2016（1）：37-47.
[11]刘传江. 迁徙条件、生存状态与农民工市民化的现实进路[J]. 改革，2013（4）：83-90.
[12]王桂新，胡健. 城市农民工社会保障与市民化意愿[J]. 人口学刊，2015，37（6）：45-55.
[13]张文武，欧习，徐嘉婕. 城市规模、社会保障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意愿[J]. 农业经济问题，2018（9）：128-140.
[14]黄锟. 城乡二元制度对农民工市民化影响的实证分析[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1，21（3）：76-81.
[15]岳玉莲，耿相魁. 就地城镇化的必要性、可行性及关键问题研究[J]. 农村经济与科技，2018，29（13）：261-262.
[16]陈慧. 农业转移人口就近市民化问题研究[D]. 济南：山东师范大学，2018.
[17]ZHU Y. “Formal” and “informal” urbanisation in China： Trends in Fujian Province＼[J＼]. Third World Planning Review， 1998， 20（3）： 267.
[18]梁丽. 我国就地城镇化发展的现实基础与策略研究[D]. 上海：东华大学，2016.
[19]朱宇，祁新华，王国栋，等. 中国的就地城鎮化：理论与实证[M]. 北京：科学出版社，2012.
[20]祁新华，朱宇，周燕萍. 乡村劳动力迁移的“双拉力”模型及其就地城镇化效应——基于中国东南沿海三个地区的实证研究[J]. 地理科学，2012，32（1）：25-30.
[21]田鹏. 就地城镇化动力机制研究：兼论小城镇战略的当代转向[J]. 河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57（1）：77-82.
[22]李云，陈宇，卓德雄. 乡村居民的就地城镇化意愿差异特征——基于两省21村的调查[J]. 规划师，2017，33（6）：132-138.
[23]赵殿红. 就地近地城镇化地区乡村居民的居住—就业—户籍城镇化意愿及其交叉分析研究[J]. 中外建筑，2017（11）：67-71.
[24]白先春，柯婧，李一忱. 农村居民个体特征对其就地城镇化意愿的影响——基于安徽省的调查[J]. 江苏农业科学，2016，44（12）：631-635.
[25]吴琴. 农户就地城镇化意愿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重庆例证[J]. 知识经济，2015（17）：9-11，13.
[26]陈轶，刘涛，李子豪，等. 大城市边缘区居村农民就地城镇化意愿影响因素——以南京江北新区为例[J]. 地域研究与开发，2018，37（6）：70-75.
[27]闫文霞，郭瑞萍. 就地城镇化指向下的农村社区基础设施建设[J]. 中国科技投资，2013（26）：165-166.
作者：许彬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