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小编给大家找来了《转变观念改革贸易统计制论文(精选3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1994年后，我国的贸易顺差一直存在，进入本世纪后显著扩大。据最新统计，2007年1—2月顺差为396.1亿美元，是上年同期的3倍多。日、韩两国经验表明，在工业化初期和中期，对外贸易一般表现为逆差，工业化基本完成后，才出现较长时期的贸易顺差。日、韩的拐点分别出现在1970和1990年前后，而我国目前已出现了长达十余年的贸易顺差，且近年逐渐扩大，值得关注。
转变观念改革贸易统计制论文 篇1：
全面小康：台港澳同胞从未缺席
涓滴细流，汇成江海。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每一个奋斗者都是奇迹的创造者。而在这其中，台港澳同胞从未缺席。他们将自己的拳拳爱国之心和浓浓同胞之情写在中华大地上，融入投身建设祖国的每一段经历、每一处角落。他们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在社会、经济、文化、教育等方方面面带来创新的理念和优质的资源。他们的作用是开创性的、持续性的，也是深层次的、多领域的。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壮美画卷中不可或缺的亮丽风景，也是当之无愧的“最美奋斗者”。
参与改革开放经济建设
时隔多年，台商宗绪惠仍记得初到江苏小城昆山的情景：马路两边全是农田，牛车慢悠悠经过，晚8点后饭馆就打烊……如今，昆山被称作“小台北”，高楼林立、道路宽阔，10万台商台胞在此工作生活。自1990年首家台企落户至今，昆山已累计批准台资项目5376个，投资总额642.30亿美元。统计显示，台资对昆山经济的贡献度超过七成。
同样的故事，先后在许多港商和澳门商人身上上演着，台港澳同胞响应改革开放的热情和力度可见一斑。40多年来，春风化雨，山乡巨变。一代代台港澳同胞先后投入改革开放建设大潮，帮助祖国内地（大陆）大踏步赶上了时代，整体面貌发生了历史性巨变。
镜头拉到1979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吹响了改革开放的号角。台港澳同胞率先响应，发挥投资兴业的龙头作用，创造了许多弥足珍贵的“第一”：第一家合资企业，第一条合资高速公路，第一家五星级合资饭店，第一家外资银行分行……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台港澳处于特殊地位，发挥了独特作用和重大贡献。尤其在刚开始搞改革开放时，很多人还没有转变观念，自我束缚，恰恰是台港澳同胞带来了先进的国际规则和有益经验，扮演着“带徒弟”的“师傅”角色，这其中所发挥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
爱国港商霍英东曾讲过这样一个故事。他说，20世纪70年代的内地，分配上还是“大锅饭”，工人的劳动积极性不高。改革开放政策出台后，他抱定主意要率先响应，决定在百废待兴的内地投资兴建第一家五星级酒店，让内地民众“见识好生活”。在建设管理的各个环节，霍先生亲力亲为、大力创新，搞奖金制、解聘违规员工……“在最紧张的13个日夜，累得我鞋都没有脱下来过，一开业我就病倒了，但我觉得值得。”
和霍英东一样，在改革开放初期投资内地（大陆）的许多台港澳爱国企业家，不仅带来了大量资金，更带来先进的经营理念、管理制度、技术手段，为内地（大陆）搞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带来了看得见、摸得着、学得会的成功经验，给改革开放提供了巨大助力。商务部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4月底，内地累计批准港资项目47.85万家（不含银行、证券、保险领域），累计实际使用港资1.22万亿美元，占内地累计实际使用外资的55.3%。“在参与国家改革开放中，我爷爷说他所做的仅是一滴水的贡献。但这么多爱国爱港的企业家一起来做，就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助推了时代洪流。”霍英东之孙、香港霍英东集团副总裁霍启刚不禁感慨地说。
随着镜头逐渐拉近，后面的故事人们越来越熟悉。自20世纪80年代起，内地以珠三角为首承接了香港的传统制造业，香港有机会向服务业转型，成就了今天的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与此同时，澳门由单一博彩业向国际休闲之都迈进，并成为中葡经贸文化交流的桥梁纽带;爱拼会赢的台商获得了广阔的发展天地，“宝岛眼镜”“捷安特”“旺旺”“呷哺呷哺”等台湾品牌融入大陆人的生活。港澳与内地、海峡两岸人民来往日益密切，“国家好，香港好”“两岸关系好，台湾好”，成为大多数台港澳同胞的深切感受。
這是一个双赢的局面。没有台港澳企业在大陆（内地）投资设厂带来大量的资本和技术，国家的改革开放之路、国际化发展之路走得不会那么快。而没有改革开放的时代东风，没有内地的市场蓝海，只在港澳一隅“ 塘水滚塘鱼”，港商港资、澳商澳资也发展不到今天的规模;对台商台资而言，没有大陆广阔的发展空间，只在台湾岛内抱守“小确幸”，同样将难以想象今天取得的成就。
事实证明，敢为人先、积极融入国家大局、积极投身祖国建设的人，都成为改革开放的受益者。今天，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和大陆持续快速稳定发展，台港澳同胞的事业版图也不断拓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让港澳融入珠三角城市群，资源共享，合理分工，找到新的经济增长点;越来越多的台湾青年怀着“从零开始”的梦想，和老一辈台商一样，勇敢跨越海峡，在大陆白手起家，成为“ 新世代台商”。随着时代乐章的起承转合，那些抓住机遇的台港澳同胞，将再一次乘着全面深化改革的东风，在新时代取得新的更大成就，在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征程中，继续一路同行，共担民族复兴大义，共享民族复兴荣光。
踊跃投身公益民生事业
有没有什么办法，能让一所医院随需而动，帮助更多贫困地区群众看得上病、治得好病？24年前，香港同胞就想了个办法，给内地送来一列可以沿着铁轨移动的“火车上的慈善眼科医院”— 健康快车。
回归前夕，在香港特区筹备委员会任职的方黄吉雯得知，内地各省市自治区都为香港回归准备了礼物。感动之余，她开始思考香港应该以什么礼物回赠内地。在她的建议和筹备下，首任特首董建华代表香港同胞向内地赠送了第一列健康快车—一列流动的、专门从事慈善医疗活动的眼科火车医院，免费为内地贫困地区民众做白内障手术。当时，内地有400多万白内障病人。1997年7月1日，第一列健康快车从香港前往安徽阜阳，车上配备先进的医疗设施和优秀的眼科医护人员。每到一处，造福数千家庭，大家都说，那是香港送给内地同胞“爱的礼物”。
24年倏忽而过，健康快车增至4列，不断奔驰在祖国大地上，救治患者超过20万例，一路播撒光明种子。在火车上，来自大都市的医生们仿佛看到了另一个世界：有的患者来做手术要走七天七夜;有的患者从没见过火车，竟然割了一担草来喂火车吃;地方上的眼科医生趴在车窗上往里看，想学东西。于是，除了做手术，健康快车还帮助培训医生、捐助设备，为当地留下“不走的健康快车”。有偏远地区的医生得到赴香港培训的机会，感叹自己一步登天了。
这些年来，台港澳同胞送给内地（大陆）的“爱的礼物”，又何止健康快车！无数的方黄吉雯踊跃投身祖国公益民生事业，捐资助学、修路架桥、乡村建设、创造就业，扎根山区、对口扶贫、参与支教、开设义诊……他们把心扎根在中华大地上，希望看到在贫困中挣扎的同胞摆脱苦日子，中华民族日益富强。他们的足迹踏遍雪域高原、戈壁沙漠、大石山区，他们的活动涉及范围广、资助领域宽、投入金额大，每年来自民间的捐资金额都高达数亿元。更难能可贵的，他们带来的不仅是物质资源，还进一步改变了落后贫困地区的发展理念和精神面貌，增添了当地群众自立自强的信心勇气。
14亿同胞不会忘记，西藏第一所希望工程小学是澳门同胞捐赠建起的，千千万万所“希望小学”“逸夫楼”“英东楼”“伟伦楼”汇聚在一起，给偏远贫困地区孩子带来公平受教育的机会，阻断了贫困代际传递;14亿同胞不会忘记，脱贫攻坚的路上，台港澳社会各界踊跃支持，倾情投入，投资办厂、特色产业、旅游开发、就业培训、基础建设……他们为当地群众增收、民生改善作出积极贡献，涌现出澳门红十字会等一大批荣获“脱贫攻坚先进集体”的民间组织;14亿同胞不会忘记，每年都有大量满怀热情的台港澳青年，远赴贵州、广西、甘肃、青海、吉林等地支教，将青春挥洒在祖国大山深处;14亿同胞不会忘记，每次发生严重自然灾害，台港澳同胞都是感同身受，最先伸出援手，这些都是拳拳同胞之情的温馨印证。“身为中国人，能尽自己绵薄之力为祖国做些事，此生无憾。”爱国澳门商人马万祺这句朴素的话，是所有爱国台港澳人士的共同心声。
“恩德相结者，谓之知己;腹心相照者，谓之知心。”新时代、新征程已经开启，千千万万台港澳同胞已经率先走在与内地（大陆）同胞共同富裕的路上。他们的分享还在继续，他们的善举还在继续，他们的大爱也还在继续，“ 爱的礼物”永远情谊醇厚绵长。
凝聚民族复兴精神力量
十年前，分藏于海峡两岸六十余载的中国传世名画《富春山居图》在台北合璧展出，轰动一时。《富春山居图》长卷一端存大陆，一端藏台湾，画卷虽断却神韵相继，犹如一母同胞，血脉相连。断卷合璧，成为中华文化史上厚重的一笔，见证了两岸文化同根、文脉相通。
画是如此，人同此情。中华文化在台湾根深叶茂，两岸同胞都是中华文化的传人。多年来，两岸同胞致力于推动文化交流合作，携手传承和弘扬中华文化，共同守护两岸同胞的精神家园。悉心的付出结出累累硕果，推动两岸同胞不断增强文化自信，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强大精神支撑。
从传统戏曲到博物展览、从宗亲寻根到民间信仰、从影视综艺到文化创意，两岸文化交流随着藩篱的逐步撤去，从春水涟漪汇成今天浩浩荡荡的时代大潮。昆曲、京剧等传统戏曲从大陆渡海而去，在宝岛生根抽枝，至今已逾七十载，两岸戏曲开启交流切磋、传承发扬、携手创新的时代;台湾影视娱乐产业优秀人才则纷纷西进“ 登陆”，大陆蓬勃发展的影视市场是他们的广阔舞台，合拍剧、合拍电影越来越多，推动两岸影视产业百花齐放。两岸文化交流向下扎根，互动格局不断深化，增进了两岸同胞的感情基础与民族认同感，也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筑牢深厚的民意基础。
中华文化也一直是港澳的主流。“ 西方文化影响主要体现在建筑风格、饮食多元、习俗外貌等表层，澳门人思维、观念的中庸尚和、忠孝礼义，依然来自中华文化，它才是支撑澳门文化的基石与主流。”全国政协委员、澳门地产业总商会会长钟小健自豪地说。
弹丸之地的香港、澳门，分别有12项和11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入选国家级名录，包括“粤剧”“南音说唱”“大澳端午龙舟游涌”“鱼行醉龙节”等，它们是港澳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传承与弘扬的重要见证。近年来，港澳每年都会举办相关活动，为市民普及文化遗产。粤港澳三地还携手发挥地域相近、文脉相亲的优势，合作举办各类文化遗产展览、展演活动，大力支持弘扬以粤剧、龙舟、武术、醒狮等为代表的岭南文化，彰显独特文化魅力。
中共十八大以来，内地与港澳文化交流再上台阶，高频互派优秀艺术团体和艺术家，积极参加各自举办的区域性、国际性文化活动，不仅丰富当地民众文化生活，更为自身文化发展注入活力。2022年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的开幕，成为香港市民期待的一件大事;澳门艺术博物馆和故宫博物院连续20年合办的故宫专题文物特展，成为澳门人文化生活的重要部分。
为国家创新科技贡献力量
科技興则民族兴，科技强则国家强。
在国家科技自立自强发展道路上，港澳贡献了独特力量。中国首个火星探测器“天问一号”在火星乌托邦平原南部预选着陆区成功着陆，这其中就凝聚着香港科学家的心血汗水。搭载于火星探测系统上的仪器“ 落火状态监视相机”相当于探测器的眼镜，正是由香港理工大学工业及系统工程学系（精密工程）讲座教授容启亮的团队牵头研发。香港理工大学土地测量及地理资讯学系教授吴波的团队，则负责协助探测器选取火星着陆点。“ 天问一号”顺利着陆火星，容启亮与吴波都难掩自豪与激动。
“香港科技界有能力在国家太空探索及科研发展上担当重要角色。”香港理工大学校长滕锦光自豪地说，香港理工大学已于近日成立“ 深空探测研究中心”，未来将不遗余力培养更多香港青年科研工作者，鼓励他们不断创新、勇敢追梦，成为点亮国家航天事业道路上的熠熠星光。
香港拥有多所具有国际水平的大学，基础科研实力向来不俗。除了参与国家重大科技工程，香港也在积极布局，着力发展科技创新产业。数据显示，香港本地研发总投入持续增长，由2014年的167亿港元增加57%至2019年的263亿港元。初创企业的数目也由2014年约1070家，增至2020年约3360家，并培育出8家独角兽企业。经过近几年努力，香港科技创业生态日趋蓬勃，成为粤港澳大湾区科创发展的重要引擎。
“将‘澳门’与‘创科’联系起来，这在回归祖国前几乎不敢想象。”不只是香港，澳门近年来也勇攀科研高峰，助力国家科技自立自强。2019年11月，澳门科技大学校长、中药质量研究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刘良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成为澳门首位中国工程院院士。他自豪地说，在国家和内地科研院所的支持下，澳门科创能力不断提升，不仅有高水平的研究团队，还能做出体现国家水平的研究成果，服务于创新科技和创新产业的发展。
“打造两岸产业链共创发展新局面”，这是一代代台商在祖国大陆打拼的不变主题。威盛电子全球副总裁徐涛扎根大陆30年，他说：“从大陆改革开放起，台商就在这里投资深耕，与大陆各个产业进行了深度融合，建立起完备的产业链，实现互利双赢。”台商在高新技术方面具备一定的优势与实力，而大陆不仅能提供优惠的营商政策，同时还具备大量高科技产业发展需要的人才，两岸产业融合产生了“1+1>2”的互利共赢效果。
随着近年来大陆“31条”“26条”等政策相继出台，两岸高新产业的要素流动不断优化，两岸在半导体行业的合作不断提升，两岸新兴产业的融合不断深化。台商的投资范围逐渐从传统的石化、机械制造、化工产业，转到电子资讯产业，再到高新技术产业，一条两岸高端科技产业链正在逐步打造形成。
逐梦无止境，扬帆再出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心怀美好憧憬，14亿多中国人民为更加美好生活开启了继续拼搏的新征程。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使命更光荣、任务更艰巨、挑战更严峻、工作更伟大。在这段新的征程上，台港澳同胞将继续与我们一路前行，奉献出自己的光和热。
作者：汪灵犀
转变观念改革贸易统计制论文 篇2：
我国长期贸易顺差的原因及调整对策
1994年后，我国的贸易顺差一直存在，进入本世纪后显著扩大。据最新统计，2007年1—2月顺差为396.1亿美元，是上年同期的3倍多。日、韩两国经验表明，在工业化初期和中期，对外贸易一般表现为逆差，工业化基本完成后，才出现较长时期的贸易顺差。日、韩的拐点分别出现在1970和1990年前后，而我国目前已出现了长达十余年的贸易顺差，且近年逐渐扩大，值得关注。
一、“奖出限进”的贸易政策是导致长期贸易顺差的根本原因
虽然我国外贸方针一直表述为“实现进出口基本平衡”，但实际上，我国对外贸易政策服从并服务于“拉动经济增长，减轻就业压力”等内部平衡目标。无论在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层面，均将扩大出口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因此，我国对外贸易政策，事实上是“奖出限进”、追求盈余的。
（一）汇率水平与汇率制度
开放条件下，汇率构成宏观经济平衡条件的一个关键性政策调节参数。维持一个低于均衡水平的名义汇率，是我国实现“奖出限进”、实现盈余目标最为基础性的要素。
从严格意义上讲，我国的外汇制度依然属于固定汇率制度，而且采取的是盯住美元的固定汇率。由于美元对其他货币的汇率是浮动的，以及各国价格水平的变化波动，因此，虽然我国的名义汇率是固定的，但实际汇率一直在变化。1998—2001年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不断升值（年均5.5%），贸易顺差逐年缩小；2002—2004年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出现了贬值的趋势（年均9%），贸易顺差随之不断扩大。外部平衡的变动与实际有效汇率的变化有着更密切的联系。
近年来由于人民币汇率缺乏灵活性或弹性，难以对美元和其他主要储备货币间的汇率变化及其影响做出反应，加之我国的通胀率被控制在相对更低的水平上，结果是名义汇率保持稳定，而实际有效汇率却不断贬值。
在我们以往的宏观经济指导思想中，经济增长是第一位的。因为增长可以缓解和有助于解决一系列问题。因此，我们一直积极肯定净出口对增长的贡献，而没有从内外均衡的角度考虑持续超出会破坏内部均衡和增长的基础，更没有从恒等式（S＝CA＋I）的角度考虑——维持低于均衡水平的汇率水平鼓励盈余（CA＞0），本身就意味着“激励储蓄而抑制消费”，意味着“扩大外需而抑制内需”。以致多年来，我们的汇率水平安排，实际上与中央早就提出的“扩大消费”、“扩大内需”的意愿相左，抵消着扩大内需和扩大消费的努力。
（二）出口奖励和进口限制
长期以来，在我国出口管理政策中，出口退税政策一直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自1985年开始，我国一直全面实行出口退（免）税政策，目前平均的出口退税率在13%左右。此外，政府还对出口企业给予充分的信贷保证以及利率优惠，通过进出口银行，对资本货物出口提供信贷支持，对出口贸易提供风险担保。
进口限制方面，1994年外汇并轨后，政府实施配额和许可证制度。中美入世谈判中，我们承诺降低控制幅度。估计1999年许可证与配额管理控制占到进口额的20%，目前的控制比例已低于5%。关税方面，1992年以前，我国进口关税税率算术平均水平为43.2%，在2001年加入WTO时，平均税率降到17%（而同期发达国家的加权关税水平在3.8%左右），实行数量限制的产品占进口总额的比重降到了20%。2005年关税税率降到10%。此外，进口限制还体现在外汇结售制度以及用汇审批制度上，企业和居民对进口的需求因此受到抑制。
客观地说，我国出口鼓励和进口限制政策的力度，在入世以来都明显弱化了，但仍不足以抵消人民币名义汇率低估、实际汇率持续走低对CA的影响。
综上所述，在我们分析的时期内，无论是汇率水平和汇率制度的安排，还是管理法规的设置，我国的对外贸易政策实际上实行的是“奖出限进”政策，其效果必将使对外贸易倾向于盈余，持续地激励外部需求、抑制内部需求，造成贸易顺差的持续存在和扩大。
二、僵化的汇率制度是妨碍贸易顺差自动调整的关键环节
长期以来，人民币名义汇率水平一直固定不变，从2005年7月我国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但是汇率浮动区间依然很小（0.3%）。央行依然在不断通过收购外汇的办法避免人民币升值过快和波动。
在外部失衡调整方面，由于人民币汇率缺乏灵活性或弹性，难以对美元和其他主要储备货币间的汇率变化及其影响做出反应，结果是人民币名义汇率保持稳定，而实际汇率不断贬值，导致贸易顺差持续扩大，外部失衡加剧。
三、缺乏兼顾内外平衡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对贸易顺差起着助推作用
上世纪90年代初，央行采取了扩张的货币政策，国内基础货币投放迅猛增加，M2快速上升（1993年升到37.3%），引发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国内需求增加，对外贸易趋向逆差；1994—1997年为治理通货膨胀，货币政策由扩张转为收缩，基础货币增速和M2增速逐渐下降（1997年M2增速降到19.6%），通胀率下降，国内需求相对下降，对外贸易转向顺差。这说明1997年以前，外部平衡状况变动主要由内部平衡的变动引起，而后者又受到货币政策的影响。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我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政策，实际汇率不断上升，出口受到影响，为保持经济平稳增长和物价稳定，采取了积极的财政政策（2000年赤字率由1997年的0.8%上升到2.5%），以扩大内需。1998
—2001年贸易顺差逐年缩小。
2001年后人民币实际汇率转向贬值，贸易顺差逐渐扩大，外汇储备不断增加，这导致基础货币的增加，通胀压力逐步增大，同时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在高位运行。迫于这些压力，央行采取了中和措施，且力度不断加大，货币政策逐渐失去主动性。同期财政政策明显收缩，赤字率逐年缩小（2005年降到1.1%）。这些政策取向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国内需求的增加，加剧了外部失衡，同时也妨碍了经济自动调节功能的发挥。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制定，缺乏一个内外平衡目标兼顾的思维框架，政策目标的关注点主要集中在内部平衡目标——“高增长、低通胀”的实现，而忽视了外部平衡。事实上，内部平衡和外部平衡是相互影响和依赖的，1997年以前，内部的快速扩张和逐步的收缩，直接影响了外部平衡状况的变动；2001年后外部失衡的加剧，对内部平衡产生了压力，而关注内部平衡目标的调控制政策，又推动着外部失衡的加剧，也妨碍着经济系统本身自动调节功能的发挥。
四、调整政策建议
在我国当前经济“高增长、低通胀”的表象下，实际上存在内外两方面的失衡问题。从内部看，存在着内需不足、消费不足的失衡；投资内部也有对基础设施和制造业投资比重高、而对教育和公共卫生等投资不足的失衡。从外部看，贸易顺差过大，国家外汇储备增长过快。内外经济失衡在宏观经济中的突出表现，是货币过量供应和流动性过剩。
（一）转入科学发展轨道，走上和谐发展之路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的、举世瞩目的成就，人民的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怎样评价都不为过。但是我们的增长方式是粗放的、高代价方式的，以致资源环境约束加剧。为了多一些出口拉动，我们通过压低本币币值和出口补贴以提高产品的“国际（价格）竞争力”。这种增长是不可持续的，也是不科学、不和谐的。必须转变观念，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入轨”“上路”。
（二）坚持扩大内需，放弃“奖出限进”的外贸政策
根据上述对外部失衡原因的分析，我国长期实行的“奖出限进”的贸易政策，是导致贸易顺差长期存在的根本原因，应进行全面调整，取消出口退税，逐步降低进口关税水平，取消不利于进口的一些管制措施，为尽快恢复外部均衡创造良好的环境。
（三）加快完善汇率形成制度
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着眼长期必须坚持货币政策的独立性；逐步使汇率水平在市场基础上确定，使得经济向均衡状态收敛。
（四）加快法制建设和市场完善
中国最紧迫的发展瓶颈是环境污染的约束，而环境污染的实质是产品价格的不完全。我们必须按照坚持科学发展观和建设和谐社会的要求，加强相关法制建设和完善市场机制，最终将会把环境生态成本逐步“内生化”给企业，使其产品价格趋于完整，减少国民福利的损失。而这些合理成本的增加和价格的合理上升，将有利于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增加汇率弹性。
（五）在货币政策方向上，不宜采取过度紧缩措施
其一，在汇率调整过程中，我们还需要在中美之间继续保持一定的利差；其二，当我们持续地对实际汇率进行调整，随着CA缩小，国民经济有可能出现趋冷变化。
（六）必要时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使经济保持平稳增长
财政政策必须服务于扩大内需，特别是扩大消费的调整方向。为应对汇率升值可能带来的萎缩，必要时调整为积极的财政政策。积极的财政政策并不意味着扩大财政收入的份额，而是要扩大财政赤字。一方面减税，缩小政府收入；另一方面补充社保基金缺口，增加对教育等社会消费的支出，改变居民对未来的预期。准确地说是“积极的消费型赤字政策”。
（执笔：岳国强、程选）
作者：国家发展改革委投资研究所课题组
转变观念改革贸易统计制论文 篇3：
徐冠华：探寻中国经济转型之路
日前，中国科学院院士徐冠华以一个科技工作者的视角，对中国经济转型问题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中国经济转型面临三方面重大问题：一是传统产业步履维艰；二是高技术产业与新兴产业中的无序发展与“低附加值陷阱”；三是中小企业存活率低，难以做大做强。因此，转变观念、深化改革，是实现中国经济转型的关键。
转型之困
谈到传统产业步履维艰的问题时，中国科学院院士徐冠华以笔业为例，做了一个简单的分析。他说，根据统计资料，中国各种笔的产量都居世界首位，圆珠笔的产量更占了世界总产量的80%以上，可以说中国是当之无愧的世界制笔大国。但是从整个产业链、价值链上来看，中国的制笔业是大而不强，甚至很多企业面临着生存危机。究其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圆珠笔的“空心化”，二是制笔产业链在其他环节上也有缺失。所谓圆珠笔的“空心化”，指的就是圆珠笔的笔珠、笔芯和墨水主要依靠国外进口，或者依靠设备的进口，所以国内的圆珠笔企业一直是在价值链的最低端从事生产加工活动。中国出口的圆珠笔价格大约是5毛钱到一元钱人民币，但是在美国市场转眼间就能卖到1美元以上。中国在所获得的一元钱人民币当中，进口的笔头、笔芯、技术和设备占了大头，再加上劳动力的成本，剩余的利润一般也就是2分钱到5分钱人民币。这么少的利润，无法进行创新和扩大再生产，无法支付越来越高的人工工资。另外，在制笔产业链的其他环节上，我们的企业也有缺失。比如，在美国市场上，制笔产业链从1元人民币到1个美元的增值，包括了从产品设计、采购、物流、批发经营、零售服务各个环节，而在这些价值链当中，创造更高利润的环节，全都不在中国企业的手里，所以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制笔业不是没有利润，而是我们的企业缺乏占有制笔业价值链高端的能力，制笔业的这种处境，在中国传统产业当中很具有代表性。
对于高技术产业与新兴产业中的无序发展和“低附加值陷阱”问题，徐冠华院士说，中国有不少地方政府都很热衷于发展高技术和高技术产业，不惜代价实行各种优惠政策，让产业发展的重点向高新技术倾斜。但是从实践上来看，许多地方对此缺乏理性认识，更多的表现为概念的炒作，因此导致了雷同式的布局、低层次的竞争、技术的盲目引进和缺乏有效的核心技术支撑等等，同时也导致了升级版的GDP主义，因为无序发展带来的资源浪费和战略性发展机遇的错失，后果非常严重。我们的高技术企业陷入到“低附加值陷阱”当中，根本原因就是缺乏核心技术。此外，中国经济转型难，也体现在中小企业存活率低、难以做强做大上。徐冠华院士坦言：中小企业是经济发展的主力军，也是孕育大企业的摇篮，尽管这些年中小企业蓬勃发展，但是存活率低，难以做大做强的问题仍然具有代表性。究其原因，融资困难和技术创新能力不足就是制约中小企业发展的关键。资金短缺、融资困难是普遍制约中小企业发展的主要问题，可以说上述难题，都是中国经济在转型时期所绕不开的困惑。
难在转变
徐冠华院士认为，中国经济转型难，主要体现在自主创新能力薄弱，核心技术缺乏；社会化市场化的创新环境不健全；政府的管理思路、管理方式，还没有完成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同时，徐冠华院士认为，目前社会化市场化创新环境的不健全和激励机制的缺失，抑制了企业技术创新的积极性，并且创新环境的不健全、公共服务的缺失，也使得企业很难从社会、从市场上获得技术创新所必需的资源。徐冠华院士认为，当前，政府主导实施了一系列重大项目、工程、产学研结合等等，这些都是必要的，但是政府也需要更多的去关注社会化、市场化的创新环境建设，因为政府主导的项目只能够涉及少数企业及少数研发人员，并且也只能在一个时期内起作用，而社会化、市场化的创新环境将惠及全社会，从而调动企业、科研院所、高校众多人员的积极性，依靠市场的力量组织起浩浩荡荡的创新大军，形成中国自主创新蓬勃发展的局面。另外，在政策的导向问题上，徐冠华院士也认为，当前我国企业创新动力和能力的不足，与政策导向密切相关。比如，现有的GDP导向机制，使得国有企业不愿意冒技术创新的风险，也不愿意在竞争性的领域做创新性的工作。再比如，地方政府在长远利益和现实利益之间的博弈和权衡，妨碍了中央政府制定的鼓励创新的政策进一步落实。在谈到政府的管理思路、管理方式转变问题时，徐冠华院士表示：众多案例都说明，我们在宏观层面与战略层面上把握不足，过多地依靠微观层面的项目操作，这样就引发了一些严重的后果。比如，包括战略规划、前瞻性研究部署不足，导致产业技术换代和市场前景判断的失误；再比如对于战略性新兴产业技术和市场机会的前瞻性研究部署不足、研发不利，因此不能够有效地担当起新兴产业的技术支撑等等。徐冠华院士强调，政府各个部门之间的协调衔接不利，将导致研发市场、金融贸易整个产业链上布局的脱节，并且过度关注规模总量的扩张，会忽视质的提升和改善，会被GDP牵着鼻子走。可见，中国经济转型之难，难在意识与思维的转变。
重在改革
“转变观念，深化改革，是实现中国经济转型的关键。为实现这一目标，我们需要做好以下四方面的工作：一是充分利用市场机制，加快科技和经济结合的步伐；二是要加强科技与经济的结合，要呼唤政府职能的转变；三是传统产业不是夕阳产业，推动传统产业自主创新是中国经济转型当务之急；四是大力发展创新服务业，推动中国经济转型。”
在谈到充分利用市场机制的问题时，徐冠华院士强调：企业的创新不仅包括研究开发的创新，也包括产品的设计创新、工艺创新、管理创新以及商业模式创新等等一系列环节，所以单纯的技术突破，不能解决市场竞争力的问题，因此，孤立的科技改革和孤立的经济改革，都不能解决科技和经济结合的问题，我们必须要大力推动科技改革和经济改革的紧密结合。同时，我们要给予科学家和技术人员更自由的氛围和更宽松的环境，并摒弃现有的以政府为主导的科技奖励和评价体制。对于一些战略性的产业，政府主导的产学研结合是必要的，但是我们还要看到，对于众多的中小企业、高校和研究院所，对于千千万万知识产权的持有者来讲，产学研主要靠政府是做不到的，要靠市场，要靠中介机构来建立起这个桥梁和纽带。
谈到政府职能转变的问题时，徐冠华院士认为，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我国已经初步确立，但在管理服务方面的政府职能仍然存在很多越位和缺位的现象。政府的缺位，集中体现在市场经济环境建设的落后上，体现在宏观战略和政策的把握不足上，所以政府应当把职能定位在提供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上，政府应该在制定和落实公共政策上下大力气，政府应该在事关国家长远发展的战略性研究、前瞻性布局和重大研究基础等方面，多做工作，这样才会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徐冠华院士认为，传统产业不是夕阳产业，推动传统产业自主创新，是中国经济转型当务之急。各国的发展经验表明，即使在发达的经济体当中，传统产业仍然在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事实上传统产业并不绝对等同于低利润、低附加值，传统产业也有高附加值和高利润，关键取决于企业在产业链当中所处的位置。当前，最紧迫的问题是呼吁经济、科技管理部门，高度关注传统产业的创新发展。
谈到加快发展创新服务业，徐冠华院士认为，加快发展创新服务业，有利于推动中国经济的转型，因为大量的创新服务机构和创新中介机构，对于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起到了不可替代的支撑作用。所以我们说，没有现代服务业，就没有现代农业和现代制造业，而脱离了现代服务业的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就是传统的农业和传统的制造业。中国经济的转型要依赖现代服务业的发展，特别是要依赖创新服务业的快速发展。中国要想实现科技与经济的完美结合，也只有在市场化的创新服务业充分发展的条件下，才能够真正实现。
面对中国在经济转型过程中存在着诸多的困难和问题，徐冠华院士满怀信心，这信心来源于他对中国未来发展前景的高度认同，更来源于他对中国经济转型困境的深刻理解。我们有理由相信，通过政府、企业和全体人民的共同努力，中国实现经济转型的目标一定可以实现！
作者：刘柏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