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小编为大家精心挑选了关于《本体化文学批评论文(精选3篇)》的相关内容，希望能给你带来帮助!［摘要］在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中国形态在毛泽东思想文学批评和邓小平理论文学批评之中形成了雏形和轮廓。按照这个雏形和轮廓，我们可以构想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形态的主要方面。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形态的哲学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唯物主义，它不仅仅是认识论，而是包括实践本体论、实践认识论、实践辩证法、实践价值论的整体。
本体化文学批评论文 篇1：
批评的“秩序”和有效性
虽然针对文学批评的指责大都与其回避判断或轻下评判有关，但文学批评的目的却不仅仅止于判断，或者说文学批评的目的不仅仅是好处说好、坏处说坏。文学批评的目的还在于建立一种文学秩序（用T.S.艾略特的话说就是传统）和作品的序列。在这个秩序和序列中，文学史家、作家和读者各取所需，文学史家凭此建构起自己的言说对象，读者循此充实自己的阅读书单，作家从中得以发掘出自己作品的前世今生。概言之，批评是文学活动的中介和枢纽，舍此，我们便不可能真正理解文学。
很久以来，我们总是感叹批评的衰弱或批评地位的下降，批评家似乎也从此成为附在作家身上的“虱子”，靠着吮吸作家的血液营养自己。或者就是感叹批评的学院化、专业化、知识化乃至边缘化，云云。这些都不无道理。众所周知，文学批评曾经被赋予了太过崇高的使命或功能，一度凌驾于文学创作之前或之上。文学批评地位的下降，只是表明文学真正回归自身，及其应有的位置。从历史的角度看，自有文学创作以来，文学批评的重要任务就在于建立起关于文学的种种命题或话题的场域，即是说，批评的目的在于提出问题，或者说引起话题，乃至于建构起一个话语的空间。在这个空间中，批评家可以围绕文学展开讨论，也可以借文学而言他。可以追求一种“寻美的批评”，也可以从事社会历史批评。某种程度上，20世纪80年代早期的文学批评，就是借文学而展开的思想启蒙或思想解放的话语实践，其既不纯粹，也不“文学”。
也就是说，批评可以判断，但批评并不止于判断。对于批评家而言，他必须通过对文学作品的阅读和批评活动，提出某个问题、命题或话题，以引起讨论或争鸣，文学批评必须具备阐释性和生产性。批评如果只是自说自话，或者仅仅只是学院派式的知识再生产，这样的批评，其实是无效的。就文学批评的理想状态而言，建立起一种有效批评始终而且一直都是對批评家的最高要求。
对作家而言，则要求我们的作者，通过文学批评实践所建立的秩序和空间，参与到文学场的建构中去，以使自己建立起某种历史时空意识和现实意识。他们写作的时候，可以远离生活作向壁虚构，或者离群索居，一旦作品创作出来，则要求他们进入到一种文学秩序中去，文学批评的任务就在于努力使作家或作品进入到话语实践的场域中，让其增值、被言说、被阐发甚至误读。某种程度上，一个不能因此而被言说或不具备言说性的文学创作，同样也是无效的文学创作，因为很多时候，经典的意义就在于其具有不断被言说的内在特性。
可见，文学批评的要义在于建立起言说的空间，在这个空间中，作家与作家，作品与作品，作家与作品，批评家与批评家，批评家与作品，批评家与作家，构成一种竞争对抗的关系，对话协商的关系，乃至互为“影响的焦虑”关系。只有通过这种文学场域的内部运动或内在逻辑，才能真正形成一种有关文学本体上的、价值上的或者伦理上的有效的判断。可见，对作品的评判与其说是由批评家作出来的，毋宁说是由作家、作品和批评家乃至读者所构成的文学场所提供的。如果说批评必须建立一种判断的话，其判断只能由这一文学批评所建构起来的文学场所给出，而不是其他。
徐勇，1977年生，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复旦大学中文系博士后，中国现代文学馆客座研究员。曾获《当代作家评论》2016年度优秀论文奖等奖项多项。近几年在《文学评论》《文艺研究》《文艺理论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南方文坛》《当代作家评论》等刊物发表论文二百余篇，出版有《选本编纂与八十年代文学生产》等专著三部，主要从事文学批评和现当代文学研究。
作者：徐勇
本体化文学批评论文 篇2：
论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中国形态
［摘要］在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中国形态在毛泽东思想文学批评和邓小平理论文学批评之中形成了雏形和轮廓。按照这个雏形和轮廓，我们可以构想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形态的主要方面。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形态的哲学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唯物主义，它不仅仅是认识论，而是包括实践本体论、实践认识论、实践辩证法、实践价值论的整体。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形态的理论形态主要是：艺术生产论、艺术掌握论、审美意识形态论、生活源泉论。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形态的实践形态主要是：为人民服务和为社会主义服务方向，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方针，艺术标准第一、政治标准第二操作程序。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形态；哲学基础；理论形态；实践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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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23年和1928年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创造社、太阳社、茅盾、鲁迅等关于“革命文学”的争论开始，经过“左联”时期1930年、1931年、1934年关于“文艺大众化”和“普罗文学”争论的三次高潮，再加上1931年到1936年关于“自由人”、“第三种人”的论争，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和理论就在逐步形成。而在这个形成过程中，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及其理论基本上就是照搬俄苏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及其理论的那一套，除了列宁、斯大林、高尔基、卢那察尔斯基等人的文学批评和理论，甚至连“无产阶级文化派”、“拉普派”、波格丹诺夫等人的庸俗社会学观点也基本上全盘接受了。这样，中国传统文学批评的政治伦理特色得到了加强，从而形成了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及其理论中国形态的初期特点：强调文学艺术从属于政治，为政治服务，突出文学艺术的阶级性，提倡无产阶级的革命文学艺术，要求文学艺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的创作方法或者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这些基本特点的形成伴随着一系列论争和混乱，鱼龙混杂，真假难辨，正统马克思主义批评及其理论逐渐传入中国本土的解放区和国统区。1942年的延安文艺座谈会就是针对当时解放区和国统区左翼作家之间的论争和某些混乱思想而举行的。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正是拨乱反正的理论表述，也是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及其理论的中国形态的基本定型，大致上规定了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形态的主要特点：文学艺术的反映论本质论，文学艺术的人民性，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文学艺术的政治化（文艺从属于政治，为政治服务）。这就是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形态的雏形—毛泽东思想的文学批评。这种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形态一直延续到新中国建立以后，在一系列批判运动之中得到强化和传播。批判电影《武训传》、《清宫秘史》，使得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渗透到文学批评理论之中；批判俞平伯《红楼梦研究》和胡适唯心主义思想使得文学批评的政治化倾向更加浓烈；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使得唯物主义反映论以及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在文艺政治化过程中成为主流意识形态；批判人性、人道主义，批判“现实主义广阔论”、“中间人物论”、“黑八论”等等，把文艺的人民性、阶级性、党性和政治化逐步推向极端，直到“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把毛泽东思想文学批评的政治化倾向推向了最高点。毛泽东思想文学批评及其理论，虽然曾经起到了极大的拨乱反正的历史作用，却没有从根本上摆脱俄苏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及其理论的某些负面影响，没有做到正本清源，回归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根本。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文学艺术花园已经是百花凋零，文学批评已经沦为“四人帮”篡党夺权的工具和武器。20世纪70年代以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对“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做出了全盘否定的决议，以1979年10月30日第四次文代会为标志，逐步对前苏联“正统马克思主义批评”和新中国成立以来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化进行全面反思。以邓小平理论的“拨乱反正，正本清源”精神，进入探索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形态的新阶段。这一阶段主要是反对文学艺术的政治化倾向，不再提“文艺从属于政治”，“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方针，改为“文艺为社会主义服务”，“文艺为人民服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正确方针。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家进行着正本清源的伟大事业，真正进入了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正轨，开始了真正建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形态的康庄大道。
现在，我们可以根据毛泽东思想文学批评和邓小平理论文学批评的雏形和轮廓，构想一种能够正本清源，回到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形态。它的哲学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唯物主义；它不仅仅是认识论，而是包括实践本体论、实践认识论、实践辩证法、实践价值论的整体。在实践唯物主义的哲学基础上，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形态的理论形态主要是：艺术生产论、艺术掌握论、审美意识形态论、生活源泉论、艺术辩证法、艺术价值论。在实践唯物主义的哲学基础上，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形态的实践形态主要是：“为人民服务和为社会主义服务”方向，“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方针，“艺术标准第一、政治标准第二”操作程序。
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形态，毫无疑义应该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自己的哲学基础。但是，至今中国学术界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究竟包含哪些内容，仍然是没有达到共识，没有一个统一的说法。而其中有一个非常流行的说法，那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或者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而马克思主义哲学之中根本就没有本体论。我国著名马克思主义美学家和文学理论批评家蔡仪就曾经在新时期解放思想、拨乱反正、正本清源10年以后大胆地宣称“马克思主义哲学根本就没有所谓本体论”，还说“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不止一次说明，他们的哲学就是认识论”［1］16。其实这个说法的根源来自前苏联“正统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家。在初版于1939年，罗森塔尔、尤金编写的《简明哲学词典》中，本体论就被排除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之外，拱手让给了资产阶级哲学。“本体论（古希腊文—关于存在物的学说）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哲学中的一个名词，是指和认识论（关于认识的学说）不同的一种关于存在、关于存在物的学说。资产阶级哲学的特征就是把存在学说与认识学说对立起来，企图创立一种在存在、在思维形式所反映的客观实在之外，并且不以存在、客观实在为转移的思维形式的学说。‘本体论’这一名词的创造者克利斯提安?伏尔夫（1679—1754）就已经把存在学说和认识学说分割开了。往后在资产阶级哲学的发展过程中，本体论与认识论之间的这种区别变成了对立，滋长出各种怀疑论和不可知论的哲学派别，并在唯心主义的形式逻辑中开创了对范畴和形式的传统看法。”［2］105这种说法明显地是不符合历史发展进程实际的，是苏联正统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偏见。它鼓吹哲学体系中的本体论与认识论的统一，实质上就是用认识论遮蔽或吞没了本体论。实际上，任何一种哲学不可能没有本体论这种关于存在的本原和方式的学说。马克思主义哲学，被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之中称为实践唯物主义，当然它的本体论就理所当然地是实践本体论。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统一性和整体性应该是“实践”这种以物质生产为中心包括物质生产、精神生产、话语生产的根基。对此笔者曾经在《必须澄清美学的哲学基础》之中进行了比较详细的论证，不再赘述［3］。
我们认为，虽然马克思主义哲学可以被称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但是，由于苏联正统马克思主义哲学曾经对这个称谓进行了错误的诠释，把历史唯物主义当做是辩证唯物主义应用于人类社会和历史的产物，从而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拆分为两个部分。这种影响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大众化、通俗化的过程中曾经产生了一些观念上的混乱。实质上，不仅马克思、恩格斯本人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自称为“实践唯物主义者”，而且，“生活、实践的观点应该是认识论的首先的和基本的观点”［4］269，因此，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指称为实践唯物主义，应该是顺理成章、名正言顺、提纲挈领、切中肯綮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当然也不像苏联正统马克思主义哲学所说的，没有本体论，只有认识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包含着实践本体论、实践认识论、实践辩证法、实践价值论的完整整体。
实践本体论是一种以自然本体论为不言而喻的前提的社会本体论，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及其社会的存在本原和存在方式的哲学学问。它认为，人类和人类社会的存在本原就是以物质生产为中心的包括物质生产、精神生产、话语生产的整个社会实践，社会生活本质上是实践的，社会存在决定着社会意识。人们的存在方式在社会实践过程中分成为不同的阶层、阶级、群体。人类社会的存在依赖于经济基础，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之上存在着相应的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在社会实践的历史过程中，社会存在的形态主要经历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必将发展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因此，在一定意义上，实践本体论也就是历史唯物主义或唯物史观。这样的实践本体论决定了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形态的理论形态的艺术生产论和审美意识形态论。换句话说，在实践唯物主义本体论的立场、观点来看，文学艺术的存在本原只能是社会实践以及实践之中的生活源泉和作家艺术家的审美意识的统一，因此文学艺术本身就是一种特殊的物质生产—话语生产—精神生产，文学艺术的创作及其作品的存在方式则是社会实践所决定的意识形态，而且是一种区别于科学、宗教、道德、法律等其他意识形态的“审美意识形态”。
正如毛泽东在《实践论》中所说：“人的社会实践，不限于生产活动一种形式，还有许多其他的形式，阶级斗争，政治生活，科学和艺术的活动，总之社会实际生活的一切领域都是社会的人所参加的。”［4］260如果看不到实践和实践本体论对于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决定作用，就会漠视文学本体论而只关注文学认识论。没有本体论的文学批评理论就必定没有文学本体论。也许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开始于20世纪初期和中期，当时整个世界的哲学思潮正是“拒斥形而上学”的高潮时期，所以把本体论也一同反掉了，也就是认为所谓本体论就是一种形而上学，是应该摒弃的；同时实践唯物主义的历史文献，如《德意志意识形态》《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等都还刚刚发表，没有得到很好的研究，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并没有对这些文献进行专门研读；而且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哲学面临的挑战主要是唯心主义认识论，如马赫主义、经验批判主义、贝克莱感觉主义和主观唯心主义之类的认识论，这些主要反映在列宁的《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等著作中。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学批评理论主要从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出发，甚至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就是可以理解的了。不过，尽管如此，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形态却不能够缺失实践本体论的哲学基础。正如历史事实已经昭示的，没有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本体论，也就同时没有了马克思主义的艺术生产论和审美意识形态论。应该说，经过了对于苏联正统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理论的反思，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重新发掘出了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艺术生产论和审美意识形态论，如本雅明、阿尔都塞、戈德曼等人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艺术生产论和审美意识形态论进行了合乎欧洲文学艺术情势状况的研究和阐发。这对于我们建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形态是一个重要的启迪。
实践认识论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认识的根源、过程和掌握真理的哲学学问。它认为，人类认识的根源在于人类的社会实践，人类的认识是一个“实践—认识—实践”的不断反复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类的认识不断深化，由感性认识经过知性认识深化为理性认识，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样的实践认识论决定了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形态的理论形态的艺术掌握论，它认为，艺术是一种不同于科学和理论的掌握世界的方式，或者“实践—精神的”掌握世界的方式。换句话说，文学艺术是以实践（物质生产、话语生产、精神生产）为前提，并包含着实践要素的认识活动；或者说，文学艺术是一种实践性的认识，认识性的实践。尽管宗教也是一种类似的“实践—精神的”掌握世界的方式，但是文学艺术是现实性的，而宗教则是虚幻性的。
尽管列宁和毛泽东都十分重视实践，把实践作为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首要的、第一原理，但是，由于实践本体论的缺失，实践认识论也就不能产生。因此，列宁主义的认识论被命名为“能动反映论”，运用到文学批评之中就是列宁的“镜子说”，即“列夫?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镜子”。“镜子说”和“反映论”的文学批评理论当然是正确的，是从认识论的角度对文学艺术的本质所作的界定。然而，它忽略了人类社会实践在人类认识形成过程中的“建构”功能，从而把认识仅仅视为一种精神的或者理论的活动，没有看到认识形成过程中的实践活动的前提和构成的功能。这样一来，对于马克思关于艺术掌握论之中的“实践—精神的”掌握方式的理解就产生了偏差，把艺术掌握世界的方式与“实践—精神的”掌握世界的方式并列起来，形成了所谓的“四种掌握世界方式的理论”，并且在重新翻译马克思的相关著作时，把“实践—精神的”中的“—”这个重要的连接符号给取消了，于是文学艺术在这样的语境中就变成了单纯的认识活动，它的实践前提、实践要素、实践过程就被忽略了或者被遮蔽了。这样的忽视或者遮蔽，是必然产生的，就连匈牙利马克思主义思想家、美学家、文论家、批评家卢卡奇这样的大师级人物也在所难免。因此，卢卡奇的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的许多方面就被认识论美学和文论所限制住了，从而产生了一系列的批评偏见，比如对于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认识功能的强调而否定现代主义文学艺术的表现主观世界的作用，把现实主义创作方法认识论化，在文学艺术本质论上的认识论规定，等等。正因为如此，在20世纪50年代前后的欧美和20世纪80年代前后的中国大陆也就必然地产生了一种由认识论美学观和文学观向本体论美学观和文学观的转型，艺术生产论和审美意识形态论重新引起关注，文学艺术的主体性在中国大陆引起一场争论，从而把文学艺术本质论从认识论的单一模式中解放出来，注入了一种多元化、多层累、开放性的文学艺术观。这样才可能回到马克思，回到马克思主义美学和文论关于文学艺术的多层次、多层累、开放性的本质论规定之上。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形态必须回到马克思主义实践唯物主义的这种多层次、多层累、开放性的完整哲学基础之上，才可能真正揭示出文学艺术的本质和本质特征。
实践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关于自然、社会、思维的变化发展和相互依存、相互转化、对立统一的哲学学问。它认为，自然、社会、思维都不是一成不变的、静止的，而是在社会实践中变化发展的、动态的，自然、社会、思维及其各种组成要素也不是孤立，互不相干的，而是在社会实践中相互依存、相辅相成、对立统一，并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的。这样的实践辩证法决定了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形态的理论形态的艺术辩证法。它认为，文学艺术是在社会实践中不断发展变化的，文学艺术的主体与客体、创作与生活、内容与形式、创作与接受、思想性与艺术性等等组成要素是在社会实践中相互依存、相辅相成、对立统一，并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的。
实践价值论是马克思主义关于自然和社会的对象对人类的需要的关系的哲学学问。它认为，自然和社会的对象在社会实践中与人类的不同需要必然发生各种不同的关系。它们与人的实用需要发生实用关系，而形成实用价值，即利；它们与人的认知需要发生认知关系，而形成认知价值，即真；它们与人的审美需要发生审美关系，而形成审美价值，即美；它们与人的伦理需要发生伦理关系，而形成伦理价值，即善；它们还可能与人的信仰需要发生非现实的宗教关系，而形成宗教价值，即圣。这样的实践价值论决定了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形态的理论形态的艺术价值论。它认为，文学艺术是在社会实践中人对现实的审美关系的表现，文学艺术是“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的审美价值活动，文学艺术实质上应该是一种真善美相统一的价值创造活动。
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唯物主义，不仅要认识世界，根本的是要改造世界。因此，它是理论联系实际的哲学体系，它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来指导包括审美实践和艺术实践在内的一切社会实践，从而形成了完整的实践形态，即实践的策略系统。这样的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策略系统决定了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形态的实践形态。它规定着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形态的具体实施的路线、方针、政策，即“为人民服务和为社会主义服务”方向，“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方针，“艺术标准第一、政治标准第二”操作程序。 这种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形态的理论形态，是经过了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化历史进程的艰难曲折的发展，经历了成功和挫折、经验和教训的双重历史考验，是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基本原理与中国当代文学艺术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繁荣发展中国当代文学艺术的方针政策保证。
作者：张玉能 张弓
本体化文学批评论文 篇3：
关于文学学术研究与文学批评的讨论
朱寿桐：今天，讨论的话题是文学学术研究和文学批评，对于两者的探讨我们不妨从以下三个方面展开：第一是否有必要对文学学术研究和文学批评加以区分；如有必要则区分后有什么价值意义？如何进行更好的区分？
五六年来我都在考虑这个问题，文学的学术研究和文学批评都是文学研究，但是在文学成果的形态上不一样。文学有三种本体，一种是通常看到的文学的创作本体；还有一种是文学的学术本体，研究古代文学史研究先秦文学史唐宋文学史，也在做文学工作，也是文学事业的一部分，但是和创作本体不同，这是进行文学学术研究的文学的学术本体；另一个是文学的批评本体，而正是在文学的批评本体意义上，把鲁迅的贡献大力地宣扬，即鲁迅的贡献不仅仅是写了创作本体如《呐喊》《彷徨》《故事新编》等，还在于开创了杂文这一批评本体，尤其在大家对于鲁迅杂文的评价找不到合适的标准时，批评本体的定位更能抵达本质。批评本体又包含两方面的样态：一是文学批评，批评文学，即文学评论，属于文学的本体中的一个样态；还有另一个非常重要的样态，就是以文学家的身份姿态批评人生、批评社会、文化和文明，即鲁迅在总结《语丝社》时提出的，叫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这也是文学的一种本体，是批评文体。只是这种批评文体就比较复杂，因为批评社会、文明、文化方面，谁都可以做，为什么那些不是文学家写作的就不能算呢？当然，这种状况虽然复杂但并不是不可以把握的。文学家的批评以一种文学者的身份进行的批评和其他人是不一样的。
德里达在《文学行动》（《Literature Action》翻译为《文学行为》可能更好）中认为，文学家对社会和文化的批评跟其他职业的人有时候很大程度上是不一样的，其批评视角、批评方法都会不一样。其他人的社会立场、道德观念总是基于某一个社会阶层，基于某一类社会成员出发，而文学家则不同，有时候虽然也服从于党派，但是更多的时候是服从于普遍的真理和普遍的人性。文学批评和文学的学术研究都是文学研究，但是文学批评和文学的学术研究必须划分为两类，因为两者属于两个不同的本体。但是这样分类会留下一些空隙，即在感觉上两者没有那么大的差距。如今用本体论划分开来，这种差异就夸大了。这种夸大是不是有问题？文学的批评、文学评论与文学的学术研究本不应该有那么大差别。
张中宇：关于文学批评和文学的学术研究有没有必要分开这个问题，在看您的相关论文之前，还真是从来没有想过；看了您的几篇论文后，切实地意识到将两者分开是很有必要的。有必要除了朱老师讲的三个本体外，我认为还在于它还是一个客观的文学存在。一般意义上的批评，从古代的角度讲，一些文学批评都不是系统的研究，但是确实是存在的。同时，我觉得是否有些概念可以进一步讨论下？比如朱老师在论文中有时用“学术研究”，有时用“文学的学术研究”，是否借鉴英文词Research/review/academic等给予对应？在英文中，只要有一定的系统都可以成为研究，（美国的高中生写作文一般以写报告为主，且以科学报告的说明文为主，甚至是日本的小学生都要求写调查报告。但是在中国，中学作文有时候写的很宏大，如写“当国旗升起的时候”，这时候学生总是不敢写出自己真实的状态和感情，这就和美国、日本等学生不一样。）文学评论这个翻译，朱老师还是放在文学批评中。但是文学评论，一方面侧重于批评，一方面侧重于论。英文的很多杂志期刊都用research review。review一般是包括批评，同时还有上升到论的情况。文学鉴赏、欣赏可以归入文学批评中。是不是可以以“文学研究、文学批评、文学创作”概念来代替“文学的学术研究、文学创作、文学批评”，以考虑概念的固化？
接下来我想谈谈个人对于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的理解。从个人理解看，两者的差异非常大。（比如像吴思敬老师，做的以批评为主。）以《诗经》中的《关雎》为例，一般的文学批评就是去理解这首诗，包括如何鉴赏。在给学生上课的时候，也是从君子和淑女的形象来讲。君子的锲而不舍，及及时更换方法；而淑女是真拒绝还是假拒绝。这些都是一般性的文学鉴赏文学批评。文学研究是什么形态呢？毛诗就解释不是一般的爱情诗，而是讲后宫之德。如果深入分析，可以发现，这首诗确实是颂后宫之德。君子在《诗经》中共出现61次，其中每次出现的身份都是周天子、诸侯、大夫等，君子不仅是贵族，而且是高等的贵族，而不是一般的读书人。由此考证后，颂后宫之德就不是一种空穴来风。我们做文学研究，这些内容并不能从文学文本本身看出，而是隐藏在文学文本之后。文学研究就是对文学文本隐含信息的挖掘，包括作者的信息、交游情况等。文学研究的形态和文学评论做出的研究是有比较清晰的界限的。我们做划分，不是本身没有界限，而是研究者本身将之弄混了，做得两不像。文学研究是否达到了规范性的要求，也是值得注意的。
庄园：这个问题一直在困扰我。到底什么是文学研究，什么是文学批评。作为一个评论杂志的编辑（《华文文学》副主编），很多人总是问杂志如何定位。编辑这个杂志，我们也经历了从文学评论到改为学术杂志。这种改变和中国当下搞学术研究的人比较多有关。但是，像《中国书评》这个杂志，发的文章学术性又都比较强。是否把学术写在杂志的封面上，这个定位很困惑，现在则比较清楚地定位这个界限。朱老师对当下学术界的感受是很灵敏的，您注意区分两者是非常有道理的。因为从字面来看，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学术研究这个概念应该是从西方引进来的，中国传统注重点评性质的理论和传统，现在强调系统理论性是西方学术进入中国，是对西方的学习、对他们的哲学、学术理念的引进，才会有这样的状态。
李博昊：一般的文学学术研究是升华了文学批评。张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前两者属于更广义的文学批评，而“为往圣继绝学”则更侧重学术研究；文学学术研究的专业性更强，比如除了分析文本本身以外，还需要透过文本考察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因素。比如说元稹的《莺莺传》如果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就不仅仅是一篇爱情小说，还反映了当时婚姻制度、姓氏差别等，陈寅恪的《读<莺莺传>》对此作了精辟的论述，这就属于学术研究。中国古代很多诗话理论，既有文学评点的性质，同时也是一种学术研究，并没有做严格的划分。
张中宇：批评是任何人都可以参与的。学术研究则必须有系统的学习和培养。批评本体是一个大量的客观存在，但又不同于文学的学术本体。如欧阳修的《六一诗话》，水平很高，但是没有系统化。臆想性的东西比较多，实证性的比较难。
戎琦：区分学术本体和批评本体的时候，批评本体基于文本，学术本体会用到文本以外的信息，我认为还不能简单地这样区分。难道用了文本之外的信息就可以叫做学术本体了吗？比如映射研究和考证研究，如刘心武的《红楼梦》研究。杨义老师的诸子还原，从证据到结论，是不是非常真实？
张中宇：这就要看是不是文本真实隐藏的信息。理想的文学批评是非常难的。
如杨义先生会议论文中对《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中一段的考证，是为了更深入地理解文章。刘心武的《红楼梦》研究只能算是另一部小说，不是对《红楼梦》的批评。不赞成把他归入批评本体，而是创作本体。
朱寿桐：一般文学评论和文学批评可以混用，但事实上再研究实践中也确实是这样，不做严格区分，有些人喜欢用批评，有些人喜欢用评论。细细讲究起来，是要区分的。文学批评是一种学问，但我们一般不把文学评论作为一门学问。文学批评一般包含文学理论的开拓创新、文学批评方法的创新。文学评论是在更浅俗的意义上说。当两者混用的时候，其中不包含文学理论和美学理论的因素，只是文学作品的阐发。与文学评论相对的，是文学的学术研究，同时必须是文学的研究，但不能说是文学研究，因为文学批评也是研究。
第二个问题，关于具体的作品、作家就是评论。这是不对的，不能以研究对象规制（规格和体制）的大和小来判断是文学批评还是学术研究。有时候一个词的考证都要牵涉到非常多的问题。任何一个话题既可以是文学评论的对象也可以是文学研究的对象。一定的系统性就涉及到学术研究的本质的方面。学术研究是什么呢？文学的学术研究是对文学的文本、文学的现象进行有理论、有系统、有历史深度的求真、求实性的探讨。
系统性，逻辑性、理论、用可靠的方法，进行求真求实的探讨。文学批评和文学评论一般不需要这么多，评论的主体对文学现象文学作品进行有感而发的阐发，进行一种求新和求实，主要是求新的评价和判断。另一方面，学术目标不同。一千个人有一千个哈姆莱特，就是文学批评，来自于自己的体验、性格、喜好等等。文学评论在学术目标上是鼓励我们的研究者把自己的想象情感价值包含在对对象的解读里面，而文学的学术研究也可以包含这个，但是不能以此作为学术目标。一个研究者也可以以自己的生命体验作为研究的一种途径，让研究变得有活性，但却不能以此为学术目标，而要求真、求实，同时调动的知识是体系性的，成果的呈现有某种规范性。从严谨性和规范性来说，文学的学术研究无疑高于文学批评。我们的研究价值在于比其他人更接近真实的莎士比亚。这样来说，我们从学术目标来分。这时候可以看出对于研究主体是不一样的，文学批评的主体可以是每一个人，甚至是每一个文学爱好者，即只要有自己的判断、思考、感悟就可以表述出来。文学的学术研究要求的主体则是具有比较系统的理论修养，具有娴熟的学术方法的训练，具有比较有厚度的文学知识的积累。有这些东西做文学批评当然更好，可以使文学批评更加厚实，但是却并不是必须的。有一些批评家根本没上过大学，但是这些人在文学批评方面得心应手，在文学的学术研究方面就不行，如王干先生，文学批评做得很好且他只做批评。在文学批评的领域，可以和文学创作一样，可以凭着灵性上路，凭着才华自学成才。但是文学的学术研究则必须读足够的书。我一直有这样一个设想性的实验，就是面对一个大家都没见过的作品，选三个中文系的教授和三个会写文章的中学生，三个文学教授写的文学评论未必高于学生，学生词汇的轰炸、奇异的思维、运笔的灵性、刚气、活力，可能教授都赶不上，学生会更胜一筹；但是如果用一个研究的课题，写出学术论证的东西，那么即便是比较差的教授都会比最好的中学生写的更好，因为中学生没有经过学术的训练。
好，接下来谈谈两者分开的意义和价值。
庄园：有必要区分，现代社会分工很细，细致的分工，每个人都可以深入思考某一方面的问题，这是现代社会必然的结果。
金鑫：因为两者的学术目标不同，一个是系统性的研究，一个是赏析性的评论。如果区分开来，有利于学术基础的培养。
张丽凤：从成果方面，一篇成熟的论文要花很多的时间和精力，但是文学评论大部分很快可以完成。而在现有的学术评价机制中，两者所蕴含的劳动则不能充分体现，这不利于学科的建设。
张中宇：让批评保持自由，让学术更规范。
金鑫：如很多学术著作很难看出究竟是文学的学术研究还是文学批评，如戴锦华老师的《浮出历史地表》。
朱寿桐：在学术实践中，我们很难真正地区分开。许多杂志的文章都很麻烦，让人搞不透到底是学术研究还是文学批评，但是很多又都是感想式的，不需要经过理论论证。《文学评论》上的文章，也有一些不是学术性的文章，这和《文学评论》的历史沿革有关。《文学评论》本来叫《文学研究》，但是上世纪50-60年代的政治生活需要批判，则很难有学术研究。批判是带着自己的观点和立场，进行判断的批评。后来之所以改《文学研究》，因为当时中国很多建制包括社会科学院都是根据苏联的建制来的，后来和苏联失和后，所有和苏联一样的东西，都要改变，于是改为《文学评论》，后来一直没有改回去。
文学学术的现实太需要这种区分了。现实是我们的文学研究界从来都没有意识到这是一个问题，所以把文学批评的文章和文学学术研究混合在一起，没有意识到应该分开。在政治挂帅的时候，文学批评作为政治武器的时候，不分是对的，学术也要为政治服务，是时代的需要。但是现在我们意识到学术要规范了，学术要像学术了，却没有人意识到区分。
当年轻的学者走向学术道路的时候，有几个老师会告诉他们学术论文和一般的文学评论之间的关系？因为有些老师也没有意识到要区分。中国大陆从事文学研究的人，主体当然是中文系的老师，有五千多人，估计没有五十个人意识到要做这种区分。那些教授们凭借自己的经验知道该用功的时候，该含混的时候含混，拿捏得很准。但是我们的学生则没有画出清晰的界限，不知道自己的学术目标应该往哪里走。这个事情我自己是深有体会的。上世纪80年代初读研究生时，我选择了创造社为课程论文，得到老师支持后，两天之后就交出了提纲，如创造社浪漫主义特征、创造社现实主义特征，创造社象征主义特征、创造社的艺术特征。但老师说这样写不行，而要选择一个，深入下去。后来明白之前的提纲就是批评化的道路。文学有预设的框架，找例证是非常好找的，因为文学是一个全方位打开的世界。评论的文章里面可以这么说那么说，而学术的文章则只能如此说。
文学评论经常用第一人称出现，但是学术研究的文章最好不能，最好不要出现第一人称。因为文学评论可以是自己的判断自己的观感，而文学的学术研究是一个求真求实的探索过程，“我”则被淹没在数据、材料、逻辑、系统之中，学术研究的论文应该有一种学术人称。当然这也不是说不可以用，而是用多了之后学术力量会被削弱。学术现实是很多学者没有意识到这种区分是必要的，初学者更是浑然不知。
所以，以前我总是强调研究生入学后，踏踏实实看几本理论书，读一系列的作品，看一些史料。（论文太多，而高质量的论文有限，容易给人一种错误的认识。没有一定的学术定力。定力则是需要系统地看理论、作品、史料，这时候就具有了判断的能力。知道哪些文章好，哪些文章不好。）
区分文学研究和文学评论是有意义的。第一，我们的文学学术研究的规范化建设，批评更自由富有灵性，而学术更规范。第二个针对我们的学术现实就是包括学术教育，这样的区分可以使得我们更加明确了不同的研究工作（文学批评、学术研究）学术目标是有差异的，明确差异后可以明确努力的方向。第三，有利于我们在学术评价上有更多的可操作性。目前的学术评价是有问题的，如果我们在评价体系上有清晰的认知，则可以科学的、实事求是地把握这个问题。有利于文学研究事业比较健康的、理性的发展。这种貌似把文学研究看得高一些，把文学批评看得低一些。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两者含混在一起的原因。一旦区分开来，就可以显出各自的价值。文学批评自己的建设更能显示出自己努力的方向、自己拥有的姿态和风采，自身的价值。和学术研究不再沾亲带故。批评的翅膀伸展不开，则行之不远，含混的、暧昧的状态牵制着它，致使我们的文学批评不够理想，我们的文学批评又有多少受到国外学人的认可？学术研究不够纯粹，融进了文学批评。
朱寿桐：区分即使没有可能，但我们必须有区分的意识。没有区分的意识和努力，对于文学的学术研究和文学批评都是一种严重的限制，越来越不利于两个学科的发展。一个苹果拿来硬要说有葡萄糖、苹果酸、淀粉、维生素，我们很难分出哪一片有。但是并不是说就此不分。因为这正是科学要做的。
张中宇：有些东西看似分不开，但是有些必须分开。就像医学研究一样，就是必须把每一项分开。客观需要，在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之间，需要文学批评，需要文学的鉴赏。看侧重哪一个方面，将侧重的一方面来定位。
第一点是限于作家作品的文本，但是非系统性非理论性的批评。
第二是作家作品隐含信息的考证，而不是文学文本的直接评价。
第三点是文学创作的超文本的综合研究。如流派、思潮、综合史的研究等。宏观的系统的规律的本质性的发展预测性的研究。
朱寿桐：预测性都带有很多偶然性，文学不可以做太多预测。文学的研究有非常独特的方面，文学研究本身就不是科学研究，文学的规律不具有对于未来的一种参照性，和其他学科不同。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自由，但是本身是没有用处的。文学有很多规律，但是却没有固定的规律，文学需要有才能的人，同时还要看是否能发现出来。
方法就几种，选择哪一种进行研究。文学批评不必要依照相关的方法。丰厚的史料、几种方法、理论的积淀，可关注台湾学者的风格，批评的路少走，走学术的路。
作者：朱寿桐 庄园 李博昊 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