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小编整理了一些《庭审公开研究论文(精选3篇)》的文章，希望能够很好的帮助到大家，谢谢大家对小编的支持和鼓励。2011年4月14日上午，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召开2011年浙江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工作会议，由此拉开了浙江省法院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宣传周的序幕。值得关注的是，美国驻沪总领事馆、中国欧盟商会、日本贸易振兴机构这3家外国政府和国际组织驻华机构代表，与来自《人民日报》、日本读卖电视台、香港《文汇报》等41家境内外新闻媒体记者应邀列席了会议。
庭审公开研究论文 篇1：
“互联网+”让政务服务更上一层楼未来将打破“信息孤岛”
日前，汕头海关新开设了“海关政策法规”二维码导读区，群众可以通过扫描二维码获取相关信息。
“两会”是中国人一年一度的重要政治时间，吸引着全世界的目光。在2018年的“两会”会场内外，“互联网+”随处可见。政府工作报告、“两高”工作报告、中央预算报告都可以通过扫描印在纸质版上的二维码进行查看。两会上的“互联网+政务”已成为中国发展“互联网+政务服务”的缩影。
2016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加快推进“互联网+政务服务”建设。两年间，各地都在积极地进行探索和实践，“让信息多跑路，让群众少跑腿”成为了“互联网+政务服务”的最好注脚。随着互联网建设的进一步推进，“互联网+政务”将会更上一层楼。
让群众办事更便捷
自从“部长通道”在全国两会推出后，赢得一致好评。2018年“两会”，“部长通道”和2017年一样，记者可以通过扫描二维码进行提问。不仅如此，2018年“两会”开启的“委员通道”和“代表通道”同样可以利用二维码进行提问。
这次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在2018年，要深入推进“互联网+政务服务”，使更多事项在网上办理，必须到现场办的也要力争做到“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加快政府信息系统互联互通，打通“信息孤岛”。
最高人民法院的工作报告也提出，要加快“智慧法院”的建设。截至2018年2月底，中国庭审公开网直播庭审64.6万件；中国裁判文书网公开文书4 278.3万份。建成了人民法院大数据管理和服务平台；在吉林、浙江、海南等14个省市开展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纠纷“网上数据一体化处理”改革试点等。
2017年，全国各地都在不断地推进“互联网+政务”建设。根据数据显示，目前全国政府网站运行总数近3.2万家。中国政务微信总量已近6 000个，微信公众平台覆盖了从中央部委到省区市、从地县到乡镇的所有行政级别。还有许多专业类的客户端。
中山大學中国公共管理研究中心教师郑跃平表示，各级政府拥抱“互联网+政务”的意愿强烈，在横向上强调服务平台和渠道的连接和融合，将会让政务服务更加主动便捷地提供给公众。
让权力运行更阳光
“互联网+政务”不仅成为政府服务群众的平台，更是沟通、联系群众的重要窗口，让群众能够及时了解政府。
近日，《中国县级政府政务诚信评估报告（2017年度）》在北京发布。从报告中可以看到，全国省会及副省级以上城市所辖的县级政府门户网站平台建设成效突出；全国地级市所辖的县级政府的重点信息公开力度较大。报告还显示，东部地区的县级政府在信息公开平台建设方面水平最高；东北地区门户网站上公开的主要领导信息最为全面。
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就要接受群众的监督。“互联网+政务”给群众提供了一个监督政府的重要平台。
近期，湖南省郴州市安仁县通过“互联网+监督”平台受理群众举报，对该县渡口乡渡口村7户家庭违规领取最低生活保障金的行为进行核实，7户被取消资格，相关责任人被问责。这是自2017年11月14日湖南省“互联网+监督”平台并网运行以来查处的众多案件中的一个。运行三个月，接到全省各市举报投诉2 477人次。
河南省社科联的张柏林指出，“互联网+政务”克服了传统公众参与政务的空间和时间上的局限，给公众参与政务带来了便捷，新的媒介拓宽了公共参与政务的领域。政府与公众能够进行随时的互动和沟通，让公众更加方便地参与政务管理。
让服务质量更优质
“互联网+政务”的建设不是一蹴而就的，它的发展也经历了两个阶段。首先是最基本的信息服务，也就是信息公开，让群众能够随时查询相关的信息；其次就是线下服务互联网化，群众不用四处跑腿就可以在互联网上一块办理。
伴随着大数据技术、物联网、5G通信技术等科技的推广，“互联网+政务”将会提供更加优质的服务。
在网络上经常有人抱怨，为了办一件事需要跑好几个部门，开很多证明，这也是各部门间信息不连通带来的弊端。未来要升级“互联网+政务”就需要将各部门数据连通，实现共享，让“群众少跑路”。打破“信息孤岛”，让数据连通也是将来推进的重点。
同时，还要打造按需定制的“智慧政务”。群众在互联网上确定要办事项之后，系统能够自动匹配所需材料，通过数据库调取相关的证明和文件，让群众在家就可以把业务办了。
2017年底，中央网信办、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有关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开展国家电子政务综合试点的通知》，要求试点地区要在建立统筹推进机制、提高基础设施集约化水平、促进政务信息资源共享、推动“互联网+政务服务”、推进电子文件在重点领域规范应用等方面进行重点探索。
江西财经大学教授李春根表示，这样不仅为公众提供更多便利，也让政府变得更智慧，提升了管理者的治理能力和科学决策能力。（来源：人民日报）
庭审公开研究论文 篇2：
提挡加速力推“阳光司法”
2011年4月14日上午，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召开2011年浙江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工作会议，由此拉开了浙江省法院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宣传周的序幕。
值得关注的是，美国驻沪总领事馆、中国欧盟商会、日本贸易振兴机构这3家外国政府和国际组织驻华机构代表，与来自《人民日报》、日本读卖电视台、香港《文汇报》等41家境内外新闻媒体记者应邀列席了会议。会议前，外国政府驻华机构代表和境内外媒体还旁听了法国轩尼诗公司与顾玉辉等侵犯商标专用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案的二审公开庭审。
这是继前两年成功邀请外国政府和国际组织驻华机构代表以及境内外新闻媒体列席知识产权审判工作会议后，浙江省高院第三次邀请这些代表和媒体列席。
法院：能公开的尽量公开
司法公开是人民法院各项审判工作必须严格遵循的基本宪法原则和基本诉讼制度。然而，长期以来，全国各地法院的司法公开化程度普遍较弱，达不到民众的需求。为此，浙江法院率先走上了探索之路。
2009年初，在浙江全省法院院长会议和省十一属人大二次会议上，浙江省高院提出了“抓好八项司法，服务科学发展”的工作思路，将“阳光司法”作为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要求全省法院自觉将司法公开作为接受社会各界监督的主渠道。2010年10月，最高人民法院在全国法院确定了一批司法公开示范法院，并下发《司法公开示范法院标准》。以此为契机，2011年2月26目，浙江省高院制定下发了《浙江法院阳光司法实施标准》，在最高人民法院示范标准的基础上，从硬件、软件到运行，对司法公开工
作提出了更加明确、具体、可操作的要求，以进一步推动司法公开向纵深发展。
“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只有把司法权的内外行使尽可能置于阳光下，才能最大限度压缩潜规则的生存空间。”浙江省高院院长齐奇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按照公开审判的要求，能公开的全部公开，以阳光司法来提升司法公信力。”
从最初较为单一的庭审公开，至Ⅱ如今推行立案公开、庭审公开、执行公开、听证公开、文书公开及审务公开的全方位公开；从传统形式上的公开，到如今运用高科技来提升公开的广度与深度，浙江省各级法院近年来的司法工作越来越“阳光”。
“以百姓接触法院的第一步‘立案’为例，目前我们已经通过法院网站设立‘在线诉讼服务平台’，实行网上立案、案件查询、材料收转、文书送达、联系法官等在线诉讼服务。”浙江省高院的同志告诉记者。
同时，公开工作不仅止于庭审阶段，还延伸到了执行和听证阶段。比如尝试利用产权交易平台竞价拍卖，探索网上竞拍，确保司法拍卖的公正、公开、公平；建立浙江省公共联合征信平台联建共享机制，将全省法院“老赖”失信信息发布于信用浙江网，供社会公众查询并应用于政府监管、金融和招投标等领域。
“此外，我们还主动邀请法律共同体内的同仁来‘挑刺’。比如在全省法院建立检察长列席审判委员会制度，省法宫协会与省律师协会签署‘法官与律师良性互动机制’，共同抵制涉案不正当交往和不公不廉行为等，确保‘阳光司法’没有死角。”浙江省高院办公室的负责人告诉记者。
在浙江省高院联合课题组《关于阳光司法的调研报告——以浙江法院实践为样本》中，一系列数据足以显现出公开的力度：2010年以来，全省法院就召开新闻发布会172次，发布新闻报道3400余篇；全省法院组织“公众开放日”活动549次，邀请社会公众3万余人次；全省103个法院已全部建立门户网站、及时公开审务；全省已建成1347个数字法庭，实现所有开庭的案件全程录音、录像，让公正“可定格”、“可再现”、“可复制”；在浙江法院网公布的裁判文书共计3S万多篇……
“全方位地实现司法程序的全程透明，勇于向社会公开一切依法应当公开、能够公开、可以公开的内容，给人民群众以看得见、感受得到的公平和正义。”调研报告这样阐述“阳光司法”的动因。
“包括一些原本属于内部文件的管理制度、审判业务指导性文件也都公开了。”浙江省高院的同志告诉记者。
法官：工作越来越透明
开庭前，先把开庭的时间、地点、相关人员名单录入电脑中的承办案件列表；判决后，将合议庭笔录、判决书等进行上传……如今，从立案到审结归档的每一步，承办法官都需要将案件进展及一系列文书进行电子登记，最后再由专门人员将判决文书上传到网上。在记者采访中，不少法官表示，如今从立案开始的每一项环节都越来越规范，各项工作也逐渐走向透明化、公开化。
“法院是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屏障，也是各种社会矛盾的聚集点，这意味着法官肩上的责任很大，需要更多的担当。”浙江省高院研究室主任魏新璋特别提到法院案多人少的矛盾非常突出，法官工作很辛苦，“但必须面对的现实是：法院内部的自我评价与外界对法院的评价有一定的落差，因此法院需要把自己的工作情况主动向社会公开，让社会来了解，给法院、法官一个公平合理的评价。”
在推行“阳光司法”的过程中，公开裁判文书被认为是司法公开工作的重要内容。不少学者认为，通过公开裁判文书，能够增强百姓对法院司法审判工作的信服，提高法院的司法权威。从实践效果来看，案件档案电子化、文书上网等一系列公开方式，已不仅仅是简单的公开，还能发挥司法审判对社会行为的规制、引导、教化作用，维护正常社会秩序。如今，倘若想知道法院对某类案件或者问题的看法，可以直接上网查阅相似案由的司法文书或者法院公布的内部审判指导意见，“通过个案，向社会昭示行为规范。这是其他部门无法取代的”。
然而，“阳光司法”也使法院的每一项工作程序都被“放大”置于公众监督目光之下。如何面对外界的监督，需要法官心态上有所调整，化压力为动力。
“事实上，‘阳光司法’能够较好地推动法院工作的全面发展，最大限度地減少和杜绝司法工作的随意性。”浙江省高院研究室的负责人告诉记者，“这几年，包括审判质量、司法作风在内的很多问题都随之有所好转。”
当事人、律师：形式、实质须并重
搜索进入“浙江法院网”，就可以看到“案件信息查询”这一大大的浮动图标；点击进入，选择诉讼案件的类型，再输入案号以及持有的特定密码，立案日期、开庭时间、承办法官、案件进展程度等信息立马跃入眼帘。不少当事人对此直呼方便快捷，“再也不用天天缠着律师和法官问这问那了”。
“‘阳光司法’体现了法院对自身工作的严格要求，是件好事。”浙江某知名律师事务所的一位律师告诉记者，但是相对于形式上的公开，律师与当事人更关注案件的实质正义，毕竟公正需体现于个案，是具体的。
不少专家指出，庭审公开是司法公开的关键。在审判实践中，一些当事人反映在庭审中“想说的话说不出来”、“很难自由表达自己的真实诉求”。
“庭审公开对当事人程序权利的保护最为关键，社会公众也主要通过旁听庭审来了解司法运作，进而形成对司法的信赖。”浙江省高院研究室的负责人表示，“我们强调要‘胜败皆明’，做到有话说在庭上、有理辩在庭上、有证举在庭上。”
对此，浙江各级法院都加强了对庭审的公开力度。如杭州市中院推行以公开举证、质证、认证、裁判为主要内容的庭审方式改革，所有证据都在法庭上公开质证辩论，能当庭认证的均予当庭认证，使庭审真正成为诉讼活动中心，进一步促进程序公开、审判公正。
2011年3月24目，浙江省高院下发了《浙江法院阳光司法实施标准考核计分办法》，明确考核标准，并将考核结果纳入年度创先争优考评内容，以推进阳光司法工作的科学发展。记者在这份考核计分办法上看到，立案公开、庭审公开等7大项3s条，将公开要求细分到了案件审判执行的各个大小环节。其中，“所有证据应当在法庭上公开。能当庭认证的，应当当庭认证。逐步提高证人、鉴定人的出庭比率。证人、鉴定人因故不能出庭或者征得各方当事人同意的，可以通过双向视听传输技术手段远程或在相关场所作证、接受询问”。
这些举措在实践中颇受当事人和律师的欢迎，“不用再揣摩法官意思，也不用所谓的托关系，真正心里有底”。
“当然，在推行‘阳光司法’的过程中，还存在一些困难与问题。”浙江省高院研究室负责人说，比如如何在推进“阳光司法”的同时兼顾司法成本，如何在公开的过程中保护当事人的隐私权等权益，如何处理网络舆论与独立审判的关系……这些都是在探索中发现并需要解决的问题。
为此，浙江省高院的领导已多次走访人大代表、浙江省律师协会、相关部门，倾听各方对法院工作的意见，从而不断完善司法公开工作，以更好地提供司法服务。
“浙江法院‘阳光司法’的步伐不会停歇。”齐奇院长说。
作者：崔艳
庭审公开研究论文 篇3：
政法系统“主动拥抱”新科技
“科技形势之下，连犯罪分子都转型了。”
一宗特大电信网络盗骗案中，当26名嫌疑人的背景梳理清晰之后，深圳市刑侦局二大队的副队长王征途发现，“三分之一有盗窃、扒窃等犯罪前科。”
和电信网络诈骗交手了几个回合后，他发现这类案件破案率不高并不在于警力不足，“现在最不缺的就是能打、能蹲、能熬夜的警察了，缺的是懂互联网技术、懂通信技术、看得明白银行流水的人。”
与公安相同，法官和检察官们也感受到这股来自科技的压力。而十八大以来，一场政法系统的“科技革命”已悄然发生——
在公安系统，线上正在逐步取代线下成为打击犯罪的重要战场；在法院系统，“智慧法院”成了新的司法生产力，人工智能不但能给法官们代笔写法律文书，而且还能依据全国判例提建议；在检察院系统，“大数据”已经成为检察官们的得力助手，如果公安机关移送的证据有程序性瑕疵，办案软件就能自动报警……
四年来，全国公检法中的科技手段越来越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以人工智能和大数据为代表的高科技已经全面“武装”政法系统，“向科技要警力、向信息化要战斗力”已逐步成为现实。
“不用现代科技不行了”
十几年前，刚从警校毕业那会，徐鹏到了一个案发现场，首先是找指纹、脚印，走访周边群众。如今，这套方法早已过时。现在是广州市公安局越秀分局信息处主任的徐鹏称，“现在破案有个二八定律，80%的案子要靠視频破案。”
就像是刀锋的两面，科技颠覆着公安的工作，也改变了犯罪。“战场”在转向互联网，代替街头“飞车党”“请借我一元路费”的骗局，电信网络诈骗、手机木马等线上犯罪成了人们最深恶痛绝的社会毒瘤。
2014年，中国移动网民数量首次超过PC网民，真正迈入移动互联网时代。同样是那一年，电信网络诈骗成为热词，从“猜猜我是谁”到“我是你领导”、冒充公检法，电信诈骗的骗术更新迭代，让人防不胜防。
2017年初的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也给出一组数据，“中国网络犯罪已经占到了犯罪总数的1/3，并以每年30%以上速度增长”，也就是说未来绝大多数犯罪都会涉及网络。
据一位接近政法系统的官员观察，“十八大以来，政法工作与科技融合，客观上是形势所逼。现代科技的发展，特别是互联网条件下，对打击犯罪、司法公正都提出了新的要求，不用现代科技不行了，要落后。”
不仅是公安系统，在法官与检察官面前也同样面对着新形势带来的新问题。
2013年7月1日，中国裁判文书网正式开通，这是一件载入司法史的大事件。就像是参加了一次关于司法公正的考试，署着法官们名字的裁判文书被晒到网上，全国网民都是考官。
河北石家庄桥西法院的刘国珑遇到过这样的当事人，见面了点评道，“刘法官，我提前在网上搜过你之前的案子，你的评价还不错。”
甚至还有人会去上面找和自己所诉的案子类似的案子，打印出来找刘国珑，“你看看，人家这个案子是这么判的，你也要这样判。”
追逐科技创新的紧迫感从上至下在全国政法系统中层层传递，力求应证“魔高一尺，道高一丈”，一场新的科技革命在整个政法系统拉开帷幕。
头脑风暴与“上帝视角”
一个人买高压锅很正常，一个人买钟也很正常，一个人甚至买一个火药也正常，买个钢珠也正常，但是一个人合在一起买那么多东西，就一定不正常了。如果没有分析数据结果，请问你怎么知道他在造炸药……
这是2016年10月21日，阿里巴巴董事长马云举的实例，而这场演讲是在中央政法委举行的第四次百万政法干警学习讲座上，名为“科技创新在未来社会治理中的作用”。
据接近政法系统的官员回忆称，孟建柱对科技创新非常重视，无论是国内调研还是出访，“到访地最有名的高科技企业，最新的科技成果，领导都要去看看。有时点名要去的互联网企业，甚至让我们都有些意外。研发新材料、制造无人机的科技企业，提供图片美化的互联网公司都去看过。”而一位政法口的跑線记者也提到，十八大以来的历次中央政法工作会议，对于将科技创新融入政法工作中，年年都强调，而且分量越来越重。
在孟建柱看来，互联网和大数据时代的到来，“既为我们维护公共安全带来了巨大挑战，也提供了重要机遇。”
在他的设想中，情报信息工作应该作为核心工作能力来抓，而大数据就是一个提高情报水平的利器。它将极大地提高社会治理的可预见性、精准性、高效性，“要善于运用大数据，实时关联，分析犯罪嫌疑人的行为轨迹，从中找到犯罪规律或趋势，推动由事后追溯向事前预测预警预防转变”。
当下，利用大数据进行社会风险防控已经放进了各地政法部门的工具箱。
针对涉众类经济犯罪高发，山东等地的金融风险防控预警平台就此建立，在资产端和资金端开展实时监控，旨在提高对金融风险的发现水平和处置水平；在贵州，检察院发现六盘水市贩毒人群的结构出现了新特点，少数民族人员涉案出现异常增长，他们通过业务辅助系统，对这类案件进行了大数据分析，很快找到了这类案件犯罪的规律，贵州省人民检察院信息中心主任冯涛说，“这相当于给打击和防范这类犯罪提供了一份行动指南”。
“未来，人类社会将进入所有人、物都互联互通的‘万联网’时代，更多超乎想象的奇迹将会发生。”孟建柱认为，只有掀起一场头脑风暴，才能掌握开启未来之门的钥匙，使政法工作占领先机，赢得优势。他要求政法机关善于运用现代科技最新成果去做传统人工手段做不了、做不好的事情。
铁路系统内部素来就有句话叫“全国春运看广东，广东春运看广州”，广州几乎是全国安防压力最大的地方之一，但在当地警察眼中，这里也是全国最安全的地方之一。
广东省公安研发了一套名叫视频云的系统，会自动发出相似度对比的警告，被警方监控的有犯罪前科、负案在逃人员一旦进入广州火车站，系统就会自动报警。
通过这套人脸动态识别系统，当嫌疑人出现，民警不仅能知道他现在在哪里，而且还能知道他将出现在哪里，附近的警察也能接到系统推送的消息，“还没开始作案，已经被警方盯上了。”
在预防犯罪的同时，广州火车站的新技术还能防范危险于未然。
在广东省公安厅的指挥中心，广东省公安厅副厅长逯峰指着地图上的亮点，“这里有一张全省的警力图，每个点就是一个警力，系统还设置了一分钟、两分钟和三分钟的自动报警线，一旦一分钟的路程内出现警力空缺，那么系统就会自动报警。”
如果遭遇重大突发事件，指挥官坐镇指挥中心就可以直接对话附近的警察，发出命令。
每年春运期间人流大密度集中时，全景式高空摄像头都能为指挥者开启“上帝视角”，车站的全貌尽收眼底，广州市公安局越秀分局信息处主任徐鹏说，“我们做过实验，天气好的时候，广场上的人手里的报纸上面的字，我们都能看清楚”。
在2016年人脸动态识别技术国际比赛中，中国警察小组获得了第二名，仅次于美国斯坦福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研究小组。
庭审不公开是例外
最高人民法院信息中心主任许建峰记得，2014年12月4日，中国首个国家宪法日，孟建柱来到最高人民法院视察，他给最高法留了一个课题，“要通过信息技术来推动公正司法。”
利用科技不断提高司法的透明度，就是最高法解题方案。2016年，中国庭审公开网成了继审判流程、裁判文书、执行信息公开之后的第四大司法公开平台。
庭审公开，所有网民都可以对整个过程进行监督。“过去法官庭审的时候，有可能出去接打个电话，或者迟到早退，但是庭审公开后，这样的行为将被曝光在互联网上。”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信息化建设办公室副主任闫广宇说。
截至2017年3月，最高人民法院累计直播庭审案件430余件，全国法院累计直播近12万件，访问总量超过13亿人次。按照最高法的规划，未来所有的庭审都要依法公开进行，不公开是例外。
为防患于未然，河北省研发了一套智能巡查系統，能够自动识别直播庭审中的违规行为，一旦发现违规就会给他本人以及院长推送一条通报消息。
现在，信息中心主任许建峰还在探索把人工智能和大数据运用于法官判案，從而实现全国范围内的“类案同判”。像北京高院推出的“睿法官”智能辅助审判系统、河北省高院推出的智能审判辅助系统，都是通过对全国公布的裁判文书进行检索，按照案由的相似度为法官推送类似的案例。
按照许建峰的设想，未来的法院将实现线上全业务支持，线上和线下将充分结合，“所有的业务都能支持网上办理，只要你愿意在网上办理都可以在网上办理。
所谓智慧法院有‘三个全’：一是全业务网上办理，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网络法院的概念；二是全流程审判执行要素依法公开，全流程的审判执行要素能公开的全部要公开；三是面向法官、诉讼参与人、社会公众和政务部门提供全方位智能服务。”
靠技术创新解决疲于奔命
除了促进公正司法、提升司法公信力外，科技创新也在加快法院检察院的工作效率。
2013年，刘国珑刚到石家庄桥西法院工作，当年他结了130件案子。三年后，这个数字增长到230。自从本轮司法改革启动以来，立案登记制的实施让案件数量呈井喷式增长，刘国珑和同事们白天开庭，晚上敲判决书，即便没日没夜地干，系统里的案件也是只增不减。最忙的时候，他们一晚要连写五六份判决书，大量重复性的陈述磨得刘国珑几乎崩溃，写到最后，“脑子都木掉了”。
成千上万被审限日期追着喘不过气的法官中，刘国珑是一个缩影。
面对案多人少的难题，孟建柱指出了两条出路，一靠改革，二靠科技。就此，各地方司法机关开始“主动拥抱”科技，而各地法院围绕建设“智慧法院”做文章。
针对刘国珑的困境，河北省高院选择了人工智能作为突破口——
经过一年的开发研制，2016年5月，智能审判支持系统开始在河北试点。刘国珑成了智能审判支持系统最早的一批试用者。启用智审系统后，法官们只要把纸质卷宗扫描进系统，电子卷宗即可自动生成。软件将对卷宗的内容进行分类、归纳、编辑，然后一键生成应诉通知书等上百种制式法律文书。
有了智审系统“代笔”，刘国珑完成一份判决书的时间缩短至十几分钟。除了“审理查明”和“本院认为”部分需要自己撰写，剩下的都由机器完成。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信息化建设办公室副主任闫广宇做过统计，智审系统至少减少了法官30%以上的案头工作。
现在，智审系统已经在山东、吉林进行试点。据许建峰介绍，按照最高人民法院的规划，2017年底前要在全国法院实现电子卷宗随案生成。
另一边，在江苏省苏州市，苏州中院在庭审时一直受到书记员记录速度的严重牵制。2016年4月，苏州中院开始在庭审实战中测试使用语音识别技术——“智能速记员”。这个“智能速记员”能将语音自动转化为文字，自动区分庭审发言对象及发言内容，法官、当事人和其他参与人均能看见转录文字。
与书记员相比较，“智能速记员”能真正做到一字不漏，苏州中院试用期间的庭审记录完整度高达100%。如果当事人口音较重，那么正确率也能超过90%，书记员只需对它进行少量修改则可以实现庭审的完整记录。
最近，石家庄桥西法院也引入了这套系统，刘国珑体验了几次后，感觉整个庭审的节奏顺畅了许多，“过去要等着书记员打完字了才能说下一句话，现在说话的速度至少提高了一倍以上。用了这套系统，以往一个小时才能审完的案子半个小时就够了。”
在检察系统，司法改革所带来的压力同样存在。贵州是本轮司法改革第一批试点单位，也是发展大数据战略最早的省份。
“本轮司法改革的核心在于落实司法责任制，贵州想到的就是如何通过数字的手段来压实，”贵州省人民检察院信息中心主任冯涛称，“办案过程在检察官们的脑袋里，只有量化过后，才能够进行有效的监督。”
贵州检察院则是对办案过程数据全覆盖、流程全监控，在案件处理过程中，对案件进行全程数字画像，通过个案与类案的比对，同步触发流程监控和质量监控。
在冯涛看来，司法改革与技术创新是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一方面技术创新解决了司法改革中的难题，而另一方面司法改革也在促进技术创新。
正如孟建柱在今年的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上说的那样，“谁能在科技创新上抢先一步，谁就能开辟一片新天地。我们要站在时代潮头，把现代科技运用作为政法工作现代化的大战略、大引擎，推动政法工作跨越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