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论文没有思路的时候，经常查阅一些论文范文，小编为此精心准备了《东亚地区建立自由贸易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摘要：文章通过东亚地区国际贸易与域内贸易数据的计量分析，以及东亚地区与EU、NAFTA等自由贸易区的贸易特点的深入比较分析，指出了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中以中间零部件贸易为主的域内贸易新特点以及跨国公司在东亚地区的贸易增长中的重要作用。
东亚地区建立自由贸易论文 篇1：
韩国东亚经济合作政策论析
摘要：冷战结束后，韩国在东亚地区的投资与贸易活动日益频繁，韩国政府对于东亚地区的经济合作也采取了积极的态度和相应的政策。韩国推行积极的东亚经济合作政策有着诸多的利益考量，主要是发展经济、纠正经济发展不平衡和促进朝鲜半岛统一。韩国的东亚经济合作政策对于该地区的政治稳定和经济繁荣固然有着一定意义的积极作用。但是，诸如朝鲜半岛分裂因素、美国的制约，尤其是东亚地区的经济、政治文化限制等因素，一定程度上制约了韩国在东亚地区经济合作进程中发挥主导作用的能力。
关键词：韩国；东亚经济合作；地区合作
作者简介：吴可亮（1979—），男，福建南平人，吉林省东北亚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世界经济专业2008级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朝鲜半岛问题、大图们江区域合作问题。
20世纪60年代，韩国开始实施以出口导向为中心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借助这一战略，韩国经济保持了连续几十年的高速增长，创造了举世瞩目的“汉江奇迹”。但必须看到的是，韩国建立的外向型经济是一种典型的依附型外向经济，即一种主要依附于美国和日本的外向型经济。在30多年的经济高速发展期内，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经济支持与财政扶助，对于韩国的经济腾飞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随着韩国经济起飞的完成，其与美日两国在技术、市场、资金等方面的冲突也逐渐产生并日益显露出来，贸易摩擦不断增多。与此同时，西方发达国家纷纷执行的本国经济利益优先的保护主义和地区主义政策，对以出口为主的韩国经济也产生了极大压力。韩国政府深刻意识到，要解决上述问题，最重要的是改变原有的依附型外向经济结构，积极寻求新的经贸合作伙伴，实现出口市场、进口来源和技术引进的多元化，并进一步加快对外投资的步伐，逐步摆脱对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经济依附和技术依附，实现由依附型外向经济向自主型外向经济的转变。
对于韩国而言，东亚地区无疑具有至关重要的战略意义，特别是考虑到地缘经济因素，这种战略重要性就显得更加突出。韩国方面认为，东亚地区的贸易自由化能够促进韩国对中国和东盟国家的出口，确保其对后者的直接投资能够更加有效地进行；此外，还能够加速韩国对日本市场的开拓程度，逐渐减少其对日贸易赤字，削弱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东亚地区经济合作组织的国际化，则可以进一步放松有关国家的经济贸易规定，从而进一步提高韩国在世界贸易和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与发言权。这种状态，决定了韩国对东亚地区经济合作抱有一种积极的态度和立场。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历届韩国政府均致力于推行积极而有所作为的东亚经济合作政策，并在推进东亚区域一体化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和实践。
一、韩国东亚经济合作政策的主要内容
冷战结束后，韩国在东亚地区的投资与贸易日益频繁，韩国政府对于东亚地区的经济合作也采取了积极的态度和相应的政策。特别是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之后，寄希望于依靠美国主导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以便迅速摆脱危机成为泡影后，韩国政府进一步认识到东亚地区国家间经济合作的必要性，因此，其采取了更加灵活多样的外交政策，积极推动东亚地区国家间的多边和双边等多种形式的经济合作。
（一）在多边框架下推动东亚地区经济合作的组织建设
冷战结束后，特别是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之后，韩国政府逐步认识到东亚地区经济合作和东亚一体化的实现将对韩国的经济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因此，韩国积极倡议组建和利用东亚及亚太地区的经济合作机制，致力于推进东亚地区经济合作。通过积极参与历届东盟“10+3”首脑峰会、亚太经合组织（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等地区多边会议，韩国政府与亚太地区国家的政府首脑和相关经济部门官员进行了直接和密切的磋商交流，并于会上发表韩国对东亚地区经济合作的态度和政策，以求促进东亚地区的经济合作向着韩国所希望的方向前进。在2001年第五届东盟“10+3”领导人会议上，金大中总统提出把东盟“10+3”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发展成“东亚首脑会议”，倡议成立由民间人士组成的“东亚论坛”，进而创建真正的东亚自由贸易区。与此同时，韩国还十分强调东北亚次区域经济合作。对此，诚如韩国前副总理兼财政经济部长田允哲所述：“为了亚洲地区的发展，迫切需要韩中日这三个亚洲经济强国进行合作，因为占世界国内生产总值20%的这三个国家在进行竞争的同时，正在探索合作之路。”
（二）积极发展与东亚国家的双边经济合作关系
除了推行多边经济合作政策外，在贸易和投资领域，韩国还积极利用各种机会与东亚各国开展积极和灵活的双边合作。这些合作形式包括：通过首脑、部长级会议达成合作协议以及通过FTA形式实现双边经济合作制度化。其一，积极推进与中国、日本、东盟等东亚国家间的双边合作关系，以此促进东亚地区经济合作的纵深化发展。与中、日、俄等国经贸往来的深化对于增加韩国的外汇积累、拉动其经济发展都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其二，通过签署自由贸易协定（FTA）与东亚国家开展制度化的经济合作。在东北亚地区，韩国希望通过双边和多边层面的自由贸易协定（FTA），以实现区内贸易自由化。韩国计划以韩中FTA、韩日FTA为基础，构建包括整个东北亚地区的全域性的FTA体系。另外，经济合作的对象不只限定在东北亚地区，韩国还在积极地促成包括东盟的东亚自由贸易地区（EAFTA）的形成。
总而言之，自冷战结束特别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韩国政府一直十分重视与东亚国家各种形式的经济合作，并积极参与东亚地区经济合作机制，通过FTA等双边形式积极发展与东亚其他国家间的投资与贸易合作，以求通过东亚地区这一平台进一步发展韩国经济。
二、韩国参与东亚地区经济合作的利益考量
（一）韩国参与东亚地区经济合作主要是出于继续发展经济的需要
第一，有利于韩国扩大海外市场。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韩国经济的表现并不尽人意。与此同时，冷战期间曾长期支持韩国经济高速发展的“三低”（低汇率、低利率、低石油价格）的有利条件被“高工资、高汇率、高物价”的“三高”所代替。这使韩国的商品出口成本上升，减少了国际竞争力，成为制约其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近年来，国际石油价格、工业用原材料价格等均大幅上升，使依靠进口资源发展经济的韩国倍受打击，造成韩国的出口竞争力明显下降，其所占有的国际市场不断缩小。加强与东亚地区国家的经济合作，逐步形成区域经济合作组织，可以为韩国开拓一个广阔的市场。
第二，有利于韩国扩大资本输出。东亚地区经济的持续增长，为韩国过剩资金的海外转移创造了有利条件。近年来，在欧美各国经济发展经常处于动荡不定的形势下，东亚地区的经济增长却一直保持良好势头，GNP年均增长率不仅高于发达国家，而且高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这一稳定的经济增长环境，为韩国企业扩大对外投资提供了良好的机遇和巨大的空间。
第三，有利于韩国建立稳定的资源供应基地。韩国的自然资源十分贫乏，其经济基础十分脆弱，属于高度依赖国外的加工贸易型经济模式。近年来，这种经济模式的内在脆弱性与韩国经济发展成正比例的关系不断加剧。这要求韩国在国际经济合作中必须转变观念。东亚地区的俄罗斯、中国、东盟都蕴藏着丰富的自然资源，如石油、煤炭、木材等，这为韩国建立稳定的资源供应基地提供了良好条件和有利因素。
（二）韩国欲借参与东亚地区经济合作，纠正其经济发展的不均衡
韩国经济主要是依靠美国和日本的援助发展起来的，其进出口贸易也主要面向美日市场，因此，韩国把主要精力置于东海岸地区的开发上，从而使首尔到釜山地带的工业发展迅速，成为一个拥有先进技术装备的工业网络地区。与此相反，西海岸地区则长期没有得到有效的开发利用，生产力水平较低，基本上是一个农业地区。西海岸地区的面积达29203平方公里，占韩国国土总面积的29.4%，人口约900万，占韩国总人口的20%，而其工业总产值仅占韩国全国工业总产值的11.2%左右。该地区工业基础薄弱，工业布局零散，工业门类不齐全，经济发展相对缓慢，几项重要的经济发展指标均未达到韩国的平均水平。西海岸地区居民强烈要求改变本地区发展的不均衡状况。对西海岸地区实行有效开发，必须依托中国和俄罗斯这两个地域广阔、资源丰富的国家。因此，扩大与中俄两国的贸易和经济合作，成为韩国开发西海岸地区、实现地区社会均衡发展的关键所在。
（三）韩国欲借参与东亚地区经济合作谋求东亚新秩序，促进朝鲜半岛统一
韩国积极参与东亚地区经济合作，还有另外一种超出经济层面的战略意图，即希望通过东亚经济合作组织的力量，特别是中俄两国的影响力，促使朝鲜早日对外开放，尽快加入东亚地区经济合作行列，借助外部力量促进朝鲜发展经济，提高其国民生活水平，进而减少南北统一费用。朝鲜半岛分裂，既切断了朝韩间的一切交通，也切断了韩国同北方大陆以及借此通往中亚和东西欧的陆路通道。这不仅影响了朝韩双方的经济增长速度，也削弱了双方的对外投资以及参与区域国际经济合作的能力。为此，韩国支持美、日同朝鲜接触，鼓励东亚各国与朝鲜建立经济联系，致力于发展和扩大朝鲜半岛南北之间的经济合作关系，期待早日恢复朝鲜半岛南北间领导人对话，以最终实现朝鲜半岛统一。
三、韩国东亚经济合作政策对该地区经济合作的作用
作为新兴工业化国家，在东亚地区，韩国是一支重要的经济政治力量。韩国积极的东亚经济合作政策，虽然主要是出于对本国长远利益的考虑而制定和执行的，但客观上将对东亚地区国家间的交流与合作以及东亚地区一体化的发展起到积极作用。在东亚地区，韩国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其拥有先进的科研能力。韩国积极的东亚经济合作政策将有利于该地区经济的繁荣与发展。通过促进与中国和东南亚国家的经济投资和贸易合作关系，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缓解这些国家经济发展中资金和技术实力不足等困难。韩国将依靠一国力量无法解决的问题放在地区层面上，通过多边合作和技术支持等方式加以解决，这有利于在东亚地区形成良好的协作环境。通过贸易、投资、技术合作等方式，不断推进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促进民间往来的普及程度，妥善解决与其他国家在经贸领域的纠纷，这些都有利于增进东亚国家间的互信友好关系，并最终加速东亚地区社会一体化进程。
四、韩国东亚经济合作政策对中韩关系的影响
在积极的东亚经济合作政策的推进下，自1992年建交以来，中韩两国在经济贸易、政治外交、社会文化等领域的关系都得到了持续、稳定、快速的发展，特别是卢武铉时期，两国关系由“合作伙伴关系”发展为“全面的合作伙伴关系”，中国成为韩国最大的贸易对象国、最大的投资对象国以及最大的贸易顺差来源地。李明博政府上台后，继续重视加强与中国的经济合作。
李明博政府认为，“亚洲正成为牵引世界经济增长的动力”，由此提出了加强韩国与世界各国特别是亚洲国家合作的“新亚洲合作外交”。这一构想超越了东北亚和朝鲜半岛，更强调亚洲地区合作。李明博政府希望改变以往范围逐渐缩小的韩国区域合作政策，试图扩大区域合作的行动半径，以韩美同盟为基础，通过推进东亚共同体与东北亚多边安全合作体的建设，增强韩国在亚洲地区的外交作用。在东北亚地区，李明博政府遵循“加强韩美关系、推进与日本建立实用性合作关系、提升韩中关系、与俄启动能源互访外交”的思路，强化韩国作为亚洲地区国家领导者的地位。中韩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多领域关系的发展及其所取得的成果，为今后两国关系的提升奠定了坚实基础。两国间的经济交流、人员往来已经十分密切，双边关系在许多领域紧密相联，彼此难以分开。2008年5月27—30日，李明博访华期间，发表了中韩联合声明，双方就双边关系、经贸合作、人员文化交流、地区与国际事务合作等达成了多项协议，并将中韩关系提升为“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这表明李明博政府继续致力于推进“对华全面合作”。
五、结语
东亚地区既有发达国家，也有发展迅速的发展中国家，还有欠发达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等，因此，东亚各国的经济政策也呈现出多样化态势。东亚地区先进国家经济自由化程度高，而一些发展中国家贸易保护主义倾向强烈。在东北亚地区，存在着经济发展水平、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完全不同的中、日、俄、朝、韩、蒙等国家，这些国家间包含着复杂的关系连结。在东南亚地区，各国间的自然条件、经济发展水平、人文宗教等方面的差异则更加明显。韩国希望在本地区建立以其为主导或制定出既符合本国利益又能被其他东亚国家所接受并支持的经济、政治、文化合作方案，并不容易，可谓任重道远。
（责任编辑：凡 夫）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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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吴可亮
东亚地区建立自由贸易论文 篇2：
东亚地区跨国公司制造业产业链重构研究
摘要：文章通过东亚地区国际贸易与域内贸易数据的计量分析，以及东亚地区与EU、NAFTA等自由贸易区的贸易特点的深入比较分析，指出了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中以中间零部件贸易为主的域内贸易新特点以及跨国公司在东亚地区的贸易增长中的重要作用。对跨国公司在东亚地区生产区位选择的新动向进行了整理和归纳，并从FDI、外包、生产分断化等各种新的国际产业组织模式方面对跨国公司的产业生产网络组织模式及其特点进行了分析。最后对东亚地区各国的主导产业发展、劳动就业环境以及跨国公司的社会责任等方面提出了研究展望。
关键词：生产区位重构；产业分工；跨国公司；东亚地区
跨国公司在东亚地区的产业布局促进了东亚地区中间贸易为主体的域内贸易特点的形成。近年来，随着ASEAN+3（中、日、韩）的东亚自由贸易区的逐步形成，跨国公司逐步将制造业部门转移到东亚地区，并充分利用东亚各国差异化的资本、技术、原材料以及劳动力等禀赋优势条件，通过比较优势分析，将不同的生产过程配置在东亚不同国家进行生产。跨国公司在东亚地区的投资地域和投资形式不断调整和重组，东亚地区的产业分工与合作生产体系也以跨国公司的投资选择模式为主导进行着重新布局与组织。跨国公司产业组织的重构主要表现为两方面：一是跨国公司的合作生产地域不断扩大和产业合作链条不断增长，东亚地区内部与东亚地区外部的产业分工与合作日益密切，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参与到以跨国公司为主体的世界经济产业分工体系中来；二是中间零部件生产组织形式的多样化，在投资模式与生产形式上也从单一的海外直接投资（FDI）向FDI、外包（outsourcing）、分段化生产（fragmentation）等多种生产组织形式转变。由于东亚地区制造业产业集群所带来的集聚效应与规模经济效应，吸引了更多的跨国公司将生产制造过程转移到东亚地区，进一步促进了东亚地区的产业分工与合作的重构。
摘要：文章通过东亚地区国际贸易与域内贸易数据的计量分析，以及东亚地区与EU、NAFTA等自由贸易区的贸易特点的深入比较分析，指出了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中以中间零部件贸易为主的域内贸易新特点以及跨国公司在东亚地区的贸易增长中的重要作用。对跨国公司在东亚地区生产区位选择的新动向进行了整理和归纳，并从FDI、外包、生产分断化等各种新的国际产业组织模式方面对跨国公司的产业生产网络组织模式及其特点进行了分析。最后对东亚地区各国的主导产业发展、劳动就业环境以及跨国公司的社会责任等方面提出了研究展望。
关键词：生产区位重构；产业分工；跨国公司；东亚地区
跨国公司在东亚地区的产业布局促进了东亚地区中间贸易为主体的域内贸易特点的形成。近年来，随着ASEAN+3（中、日、韩）的东亚自由贸易区的逐步形成，跨国公司逐步将制造业部门转移到东亚地区，并充分利用东亚各国差异化的资本、技术、原材料以及劳动力等禀赋优势条件，通过比较优势分析，将不同的生产过程配置在东亚不同国家进行生产。跨国公司在东亚地区的投资地域和投资形式不断调整和重组，东亚地区的产业分工与合作生产体系也以跨国公司的投资选择模式为主导进行着重新布局与组织。跨国公司产业组织的重构主要表现为两方面：一是跨国公司的合作生产地域不断扩大和产业合作链条不断增长，东亚地区内部与东亚地区外部的产业分工与合作日益密切，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参与到以跨国公司为主体的世界经济产业分工体系中来；二是中间零部件生产组织形式的多样化，在投资模式与生产形式上也从单一的海外直接投资（FDI）向FDI、外包（outsourcing）、分段化生产（fragmentation）等多种生产组织形式转变。由于东亚地区制造业产业集群所带来的集聚效应与规模经济效应，吸引了更多的跨国公司将生产制造过程转移到东亚地区，进一步促进了东亚地区的产业分工与合作的重构。
本文首先分析跨国公司在东亚地区经济发展与贸易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并通过统计数据的比较，对跨国公司在东亚地区的产业区位重构特点进行分析，进而对跨国公司在东亚地区的生产组织模式的重构从FDI、外包、分段化生产等生产模式的特点方面进行分析，阐明跨国公司在东亚地区的生产组织体系重构的新特点。
一、跨国公司在东亚地区产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一）跨国公司日益成为东亚地区制造业产业活动的重要主体
近年来，跨国公司通过零部件生产的模块化设计、生产流程的分段化管理等多种形式的产业组织重构，将生产制造活动向东亚地区集聚，逐步形成了东亚地区的产业分工网络体系，提高了东亚地区在世界经济中的产业份额和经济影响力。例如，东亚地区的交通机械产业占世界生产总量的45%、电子零部件占世界总产量的84%、计算机占世界总产量的100%、手机占世界总产量的84%[7]，其他钢材、纺织品等相关产品领域的世界生产份额也都较高。在这些产业中，许多产品并不是在一个国家或地区独立完成，而是以跨国公司为主体，通过跨国公司位于东亚各国的生产网络体系，将产品的研发、原材料与零部件生产、成品组装等各个生产过程进行模块化分割，将各个生产模块分散在具有生产比较优势的东亚各国分别进行生产，最后将各部分中间产品模块进行成品组装，来完成跨国公司的最终产品生产过程。跨国公司在东亚地区生产网络系统的形成，对东亚各国和地区的主导产业的形成以及地区产业集群的发展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二）跨国公司日益成为东亚地区国际贸易的交易主体
随着跨国公司在东亚地区产业活动的不断扩大，东亚地区的域内贸易也出现了快速增长。在各国的贸易构成中，跨国公司的贸易比率也不断上升，正成为东亚地区贸易的主体。例如，中国作为全球制造业基地和世界工厂，其贸易出口额出现快速增长。但是通过分析跨国公司在中国出口贸易额的比重（图2），我们发现跨国公司占中国出口贸易的比重逐年增加，2006年跨国公司的出口贸易额已经达到中国出口贸易额的58.2%。2007年、2008年随着世界经济危机的蔓延，中国的对外出口贸易增长放缓，但是跨国公司占中国对外贸易出口额比率仍然达到了57.7%和55.4%[8]。在个别产业中的比例甚至更高，例如在机电产品2004年的外资进出口比例分别为74.1%和73.4%。外资企业在制造业中的贸易主体正在逐步形成，对中国本土企业的制造业贸易形成了一定程度的“挤占”效应[9]。通过分析中国的贸易主体构成，可以发现跨国公司通过全球信息化物流系统，将东亚地区各国的生产资本、劳动生产技术以及各地区的劳动力等各种生产资本紧密结合，通过东亚地区的产业生产网络系统完成产品的生产过程，并将产品通过全球化物流系统进入世界各地的消费市场。
二、 跨国公司在东亚地区的制造业产业区位选择重构
跨国公司充分利用东亚地区各国在资源禀赋条件方面的差异以及资本、技术、劳动力、自然资源等方面生产条件的优势互补的有利条件，在东亚地区进行生产网络系统的最优化产业布局。但是随着交通、通讯技术等影响因素的变化，以及东亚地区各国生产条件、劳动力成本、贸易政策的不断变化，许多跨国公司从全球市场战略以及生产的稳定供给等角度出发，正在重新组织其在东亚地区的日益精细化的生产网络系统，将其国际制造业生产基地在东亚地区进行重新布局。
中国作为重要的消费市场和生产基地，吸引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进入中国进行制造业产业布局与生产合作。但是随着中国本土企业市场竞争力的不断增强和世界各国跨国公司的不断进入，其市场发展潜力和竞争性也日益严峻。许多跨国公司正逐渐把生产基地和销售市场扩展到其他具有发展潜力和生产可能性的地域。根据日本经济产业省近年来对500家日本企业的海外扩大投资统计调查[10]（图3），虽然目前日本企业在华的投资额仍在不断增长，但是无论是一般日用商品还是高附加值产品，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日本企业正逐步减少在华的扩大投资。与之相对应的，越来越多的日本企业逐步拓展和扩大在越南和印度等新兴市场的生产投资比例[10]。
跨国公司在中国和越南、印度等地区的投资地域的变化，说明了跨国公司不断根据生产网络系统的外部影响因素以及全球消费市场的变化不断调整其在东亚地区的生产网络系统。跨国公司投资地域的调整和重构，不仅会影响投资受入国的产业政策以及未来参与世界经济市场的产业定位，也会对投资减少地域的产业结构调整以及劳动力市场的结构调整产生深远而重要的影响。
三、跨国公司制造业在东亚地区的生产组织模式重构
随着跨国公司日益复杂化的生产组织结构发展，跨国公司在东亚地区的投资区位与生产分工形式也在不断变革。信息技术的发展、运输费用的降低以及东亚域内FTA的建立，都促进了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不断调整最优化生产网络体系的布局和生产组织模式。随着产品专业化分工的深化和产业化生产链条的不断增长，产品生产过程可以分化为若干模块化组成部分和生产阶段。根据可以独立生产的模块化生产模式，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的生产组织结构也随之变得越来越多样化。在东亚地区，跨国公司主要通过FDI、外包以及生产分断化等多种形式将全球范围内复杂化的产业链条进行产业组织重构。
（一） FDI
近20年来，跨国公司的海外直接投资活动（FDI）迅速增长。早期跨国公司FDI活动动因主要有接近消费市场、追求投资地区低成本的劳动要素、逃避贸易政策的限制等方面[11]。通过研究跨国公司在中国的FDI区位选择变化趋势，可以发现其FDI的区位从具有区位优势的东部沿海地区逐步转移到具有数量优势的中西部地区[12]。 近年来，根据产业分工，跨国公司在FDI的过程中也出现了水平型直接投资与垂直型直接投资等形式。如表1所示，水平型直接投资就是将相同的产品和服务同时在多个地区进行投资生产，以满足不同地区市场需要的生产方式。水平型直接投资多见于国家与地区之间劳动要素禀赋资源较为接近，或者存在着相对较高贸易壁垒、运输费用较高、难以运输等特点的产业。垂直型直接投资是指跨国公司在各国范围内通过将生产过程中的上下游产业链条中的原材料加工、零部件生产、成品组装等生产过程分别进行海外直接投资以及零部件贸易等形式，构成最优化的中间产品生产组织模式。垂直型直接投资多用于各国的劳动要素资源禀赋相差较大，或者产品的运输费用、贸易壁垒相对较小的产业。随着东亚FTA的逐步建立，跨国公司在东亚地区的海外直接投资也逐渐从水平型直接投资为主向垂直型直接投资为主转变。表1水平型FDI与垂直型FDI的生产特点
1产品完整性1生产模块化水平1生产集中性1贸易成本1生产禀赋条件1物流费用水平型FDI1最终产品为主1模块化水平低1集中生产1较高1较为接近1较高垂直型FDI1零部件为主1模块化水平高1分散生产可能1较低1差异较大1较低（二） 外包（outsourcing）
1990年代开始，企业生产与服务活动的外包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巨大发展。经济学家曼昆任美国经济顾问时，指出“外包只是贸易的一种新的形式，并会对美国有益” [13]。迈克尔·波特研究指出，将跨国公司产业活动价值链中的一部分高成本低效率的非核心业务外包，能够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促进产业专业化分工的开展[14]。特别是日益降低的运输费用以及国际大规模快速物流系统的发展，促进了跨国公司外包业务的国际化进程，也促进了世界各地的更多的专业化中小企业参与到世界经济活动中来。Dell 、阿迪达斯等跨国公司的外包活动日益深化，企业活动中的市场调研、R&D、设计、零部件生产、组装、物流以及售后服务等业务都有外包企业参与。
促使企业开展外包活动的影响因素也是多种多样。根据研究调查，跨国公司开展外包活动的目的各不相同（图4），主要驱动力包括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组织效率、加强市场竞争力等方面[15]。跨国公司通过世界范围内的外包活动，能够专注于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提高产业组织效率，降低产品生产成本。
（三）分段化生产 （fragmentation）
传统的国际贸易比较优势理论与劳动分工理论主要集中于分析工农业之间、各个产业间的贸易行为。可是在现代产业发展中，由于零部件的模块化独立生产成为可能，产业分工与专业化合作日益精细，产品的零部件以及生产流程可以逐渐建立标准化的生产规范，使得在同一产业内部，不同生产要求和生产过程的零部件可以在不同地区进行分段化生产[16]，其生产网络体系结构如图5所示。特别是近年来低成本的通讯技术和大规模运输技术发展，以及WTO成员国数量的增长，跨国公司根据生产过程的劳动集约度、资本集约度、原材料集约度以及劳动力工资水平等生产要素，将许多中间零部件产品以及最终组装生产等各个生产业务流程分散到世界各地。通过在全球范围内寻找最佳的零部件生产基地，进行分段化生产的产业布局，建立了世界范围的最优化生产网络体系。
五、结语
随着跨国公司在东亚地区进行投资和生产，跨国公司通过FDI、外包、分段化生产等多种形式的最优化生产组织模式，在东亚地区进行产业组织结构的重构。跨国公司促进了东亚各国的经济发展和贸易增长，促进了东亚地区产业集群的形成。但是也在东亚地区产生了投资生产所带来的环境污染问题、由于产业转移所引起的产业工人失业问题以及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家的贸易不平衡等问题。跨国公司在东亚地区投资建设的同时所产生的社会责任问题也需要认真考虑和深入研究。面对跨国公司的巨大经济地域影响力以及对东亚各国社会和经济发展所带来的一系列的衍生问题，需要更多实证研究跨国公司的多重化产业空间选择特点以及对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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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吕飞 许大明
东亚地区建立自由贸易论文 篇3：
东亚公共产品供应模式、问题与中国选择
摘 要 公共产品是指收益扩展到所有国家、人民和时代的产品。目前，东亚地区一体化呈现勃兴之势，而其公共产品供应也呈现出自己独特的模式，形成以美国霸权供应为主，东亚国家合作供应为辅，其他主体供应为补充的模式。这种模式决定了东亚地区公共产品供应中产生的问题：供应不足和严重私有化；供应者和供应领域太过集中。针对这些供应问题，结合中国不断增长的实力，中国要以东亚区域性公共产品供应为东亚外交政策的核心；要与中国国內公共产品建设紧密结合；要更多注重非官方公共产品的创建和维护；要遵循稳健、务实、循序渐进、平等开放的原则。
关键词 公共产品 东亚 区域化
公共产品的内涵
公共产品是一个经济学概念，是指一国政府为全体社会成员提供的、满足全体社会成员公共需求的产品和劳务。最初，公共产品理论仅限于一国范围内，该理论认为政府有责任提供包括国防、外交、治安等领域公共产品以及道路、桥梁等社会基础设施，以满足社会经济的发展，引导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亚当·斯密最早区分了公共产品和私人产品。萨缪尔森、奥尔森、缪勒从不同角度给出了对公共产品不同的定义，但都反映了公共产品的两个最主要的特征：消费和生产的非竞争性与非排他性。所谓非竞争性，是指一个人在消费某物品的同时，并不妨碍另一个人消费。所谓非排他性，是指不需要支付成本也能够从某种物品的消费中得到好处，或者要让某个不付费者不消费某物品是困难的，或者即使能够做到也会成本昂贵。
从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两个角度对公共产品进行定义虽然表明了公共产品的本质特征，但并非完美。这里还需要有几个方面需要澄清：公共产品和私人产品区分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受技术和预算等因素的影响，两者可以发生转变；公共产品还具有非中性，即公共产品可能使有的主体受益，有的主体受损，同时每个人受益或受损的程度还不同；公共产品并非完全由国家提供，个人、组织、企业等都是公共产品的提供者；代际性是当代人考虑公共产品的重要因素，公共产品对后代人的影响越来越重要；公共产品分层次，根据其受益范围的不同，公共产品可以分为集体公共产品、地方公共产品、国家公共产品、区域公共产品和全球公共产品。
20世纪60年代，学者将公共产品概念引入国际关系领域，成为国际关系领域的重要概念。奥尔森在1971年最早提出了“国际公共产品(intemational public goods)”这个概念，他从国际公共产品的角度分析了提高国际合作激励的问题。金德尔伯格从国际经济体系稳定运行需要国家承担“公共成本”的角度给予了论述。金德尔伯格认为国际领域的公共产品分三大类：自由开放的贸易制度；稳定的国际货币；国际安全。托德·桑德勒(Todd Sandier)讨论了国际和全球层次上的公共产品问题。其实，国际公共产品和全球公共产品所需要解决的都是跨越国界的公共产品提供问题，二者没有太大区别。
从地理意义上讲，国际扩展到所有国家，即成为全球，因为全球有民族国家组成，全球公共产品也是跨越国界的、体现国家间关系的公共产品。但是，全球与国际又有差别，国际强调的核心和主体是民族国家，主要反映民族国家之间的关系；全球除了强调民族国家的核心作用外，也强调全球范围内的合作和共同发展问题，或者说，他更强调全球范围内的一体化和整体性。所以，本文采用公共产品这个概念，目的就是要将各个层面都包含在内。但不论国际公共产品还是全球公共产品，民族国家之间的共同行动与合作一致都是其提供的最主要手段。
而给公共产品下一个比较全面的定义的是考尔等人，他们从三个方面概括了公共产品涵盖的内容：从受益范围来看，从国家角度，不仅仅只包含一个国家团体；从成员角度来看，扩展到几个甚至全部人群；从代际来看，既包括当代，也包括未来数代。他们最后总结出较为精确的定义：“全球公共产品是其收益扩展到所有国家、人民和时代的产品。”
东亚公共产品供应模式分析
全球公共产品产生的根本动因是全球化的发展，全球化的发展需要各种资源全球配置，这就需要类似于国内公共产品的公共需求，但国际社会是个无政府社会，无法提供类似国内公共产品的全球公共需求，因此，全球公共产品的提供就得需要一个类似全球政府的霸权国或国家间合作组织来提供。这两种方式在国际关系理论中有过充分论述，一个是现实主义中的霸权理论，主要代表人物罗伯特，吉尔平(Robert Gilpin)，他认为公共产品是由霸权国提供；另一个就是新自由主义理论，主要代表是罗伯特·Q·基欧汉(Robert O.Keohane)和约瑟夫·S·奈(Joseph S.Nye)，他们认为霸权国家衰落后，通过主要大国之间的合作也能提供全球公共产品，这种国际合作进一步延伸，我们可以看出，国际社会个人、非政府组织、跨国公司等实体都可以提供全球公共产品。这就为东亚公共产品供应模式提供了模型。
首先，霸权国提供模式。霸权国家是指在政治、军事和经济上具有压倒性优势的国家，霸权国家具有支付公共产品成本的能力。霸权国家不是民选的产物，是凭自己的实力来建立国家社会体制。只有霸权国家才能建立起全球公共产品。“霸权国或领导者有责任保证提供稳定的货币和开放贸易制度下的种种公共产品。”为什么霸权国家愿意提供全球公共产品呢?新现实主义理论给出了答案。在新现实主义看来，国家间的相对获益是国际社会无政府状态下国家追求的主要目标之一。霸权国家支付的成本是提供公共产品和容忍“搭便车”，而其收益是取得其他国家对他所建立的国际秩序的认同。霸权秩序又可以给霸权国家本身带来大量政治、军事和经济收益，这种收益远远多于霸权国家从经济收益剩余中提出部分作为公共产品的成本。正如吉尔平所说：“同罗马治下的和平一样，英国治下的和平与美国治下的和平确保了一种相对和平与安全的国际体系；大英帝国和美国创造并确保了自由国际经济秩序的规则。”
从霸权国家提供公共产品角度来分析东亚公共产品的提供，我们可以看出，二战以来，即使冷战结束以后，东亚地区一体化进程加快，美国依然是东亚地区主要公共产品的提供者，东亚公共产品的其它提供模式只是弥补美国提供的不足。从全球公共产品对东亚地区的辐射来看，全球主要的经济政治类的公共产品依然主导着东亚地区的政治经济发展，比如世界贸易组织，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联合国及其附属机构等都对东亚区域经济和政治上的公共产品起主导或引导作用。从东亚地区层面来看，东亚地区的安全由美国所主导，美国通过盟国体系建构了对整个亚太地区安全的围堵和控制，这些错综复杂的军事同盟、条约和协议等为美国主导东亚地区安全提供了制度上的保证。
其次，国家间合作提供模式。这个合作模式主要来自国际关系中的新自由主义理论。基欧汉和约瑟夫·奈二人在20世纪70年代合著的《权力与相互依赖》一书提出了复合相互依赖
的政治现实中国际机制对管理国际相互依赖所具有的独特作用，为国际合作和国际机制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随后1984年基欧汉在《霸权之后》一书对霸权稳定论进行了批判和修正，发展出一套系统的国际机制理论来论证霸权之后国家间还能继续合作的问题。所谓国际机制，就是指在国际关系议题领域中所形成的一系列或明或暗的原则、规范、规则和决策程序。
新自由主义认为，在一个以利己主义为行为原则的个体所组成的世界中，其决策往往导致集体利益的受损，或者即使它们之间存在共同的利益，往往也难以采取有效的集体行动，去维护和实现这类公共利益，这类行为的综合就是个体理性导致集体的非理性。为了克服国际市场失灵，霸权国提供公共产品领导其他个体来实现公共利益是一条很好的途径。而霸权国实现这个领导的途径就是国际机制。霸权国通过创立国际机制来保持自己的霸权地位。各种国际机制的功能就在于汇集各国政府的行为预期，提供信息沟通的渠道，改善信息的质量和减少信息的不对性，降低交易成本，赋予行动和政策的合法性，改变行为者的利益偏好，协调和调整各国政府的政策行为，减少不确定性因素。
但霸权国衰落后，这些国际机制是否也随之衰落呢?在新自由主义看来，霸权的衰落并不必然意味着既有的在霸权国家领导下创立的机制也会相应的发生衰落。国际机制已经具有自己的独立性，这种独立性使国际机制具有了惯性，也使他们在霸权之后仍能在世界合作中起着独立的作用。因此，国际机制的维持和建设就成为霸权之后国际合作能否维持的关键因素。这里存在两种观点，一种认为国际机制的功能是公共产品，一种认为东亚的制度化建设能够为参与各国创造公共产品。这种对公共产品理解上的差异来自对“共同的需求和共同的利益”的不同认识，本文采用后一种观点，认为制度和制度化建设本身就是提供公共产品。
目前，东亚地区通过合作生产公共产品的模式主要是国家间合作，而不是整个东亚地区合作，能覆盖整个东亚地区的公共产品非常少。冷战以来一直到现在，通过东亚地区国家间合作创设的公共产品只有2005年创立的东亚峰会，其范围还被扩大，象征意义大于实质意义。东盟与中日韩共同创立的10+3勉强算得上基本覆盖东亚地区的区域陸公共产品，但还是没有完全覆盖整个区域。再有就是亚欧会议。这个能勉强算得上是整个东亚都出席的会议了。
与辐射整个东亚地区的公共产品相比，东亚地区国家间次区域合作却如雨后春笋，蓬勃发展。与冷战期间相比，这类公共产品在冷战后成倍增长。主要集中在经济上，而政治和安全类有所增长，其他领域的相对来说较少。这与冷战后全球化的加速和区域一体化的快速发展密不可分。在经济上有东盟自由贸易区，大湄公河区域合作。环日本海合作，图们江开发，东盟南部成长三角合作，2005年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10+1)等。在政治安全上的有东盟(ASEAN)，东盟地区论坛(AFR)，亚洲合作对话(ACD)，亚欧会议(ASEN)，东北亚合作对话等。除此以外，第二轨道外交也是一种重要的公共产品，比如亚太安全合作理事会等。
最后，通过个人、组织、团体或公司提供公共产品的模式。依据新自由主义国际合作创设和维护国际公共产品的理论，我们可以发现，在国家和个人层面上也可以创设国际机制。在现实国际社会中，个人、组织、团体或公司都可以提供国际公共产品。比如非政府组织，ISO9000认证体系，跨国公司等等都是成功的案例。但在东亚地区这类的公共产品却很少，这主要是东亚地区合作进程比较晚，制度化程度低，国家间各种矛盾比较多等诸多原因使然。
东亚公共产品供应中的问题
随着冷战的结束，东亚地区作为全球最具活力的三大经济区域之一逐步释放出自己蕴含的能量。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迅速发展的大背景下，东亚地区经济和政治安全合作呈现出多姿多彩，蓬勃向上的趋势。但不可避免的是，东亚地区公共产品供应模式中存在着诸多问题，需要认真分析与解读，为东亚地区各国间合作的深化和一体化或共同体的建设提供借鉴。
1 东亚公共产品私有化严重
东亚公共产品主要来自霸权提供模式。所谓私有化就是把公共的物品变为个人私有或私用，服务于私人的目的。这里的国际公共产品私有化是借用这一现象，意指美国为了自己的一国之私，把原本服务于整个国际或区域的公共产品变为了美国从国际社会牟取私利的工具。最早从理论上论证国际公共产品被霸权国私有化的是金德尔伯格。他论证到，霸权几乎必然存在剥削，并强调责任可能会退化为剥削，剥削的实质就是运用权力比不用权力会产生更加有力的结果。对此进一步论述的苏珊。斯特兰奇(Susan Strange)也认为，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的单边主义和把国内和国际负担转嫁给其他国家的做法日益明显，这使得它不能再像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那样提供一个稳定的世界货币。
美国冷战期间建立的公共产品对东亚部分国家发挥了作用。冷战结束后。东西方去意识形态化，发展经济，扩大合作与交流成为主流，美国在冷战期间为维护霸权体系建立起来的诸多西方公共产品推广到了全球，东亚地区也不例外。东亚地区在这些霸权体系建立起来的公共产品基础上发展了自身，这些公共产品促进了东亚地区经济的发展和国际形势的稳定，但这些建立在美国霸权基础上的公共产品也成为美国在东亚地区谋取霸权利益的战略工具。这种私有化现象随着冷战结束，东亚一体化逐步加深而得到强化。最典型的案例就是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危机期间，美国不但不发挥金融稳定器的作用，反而用手中掌握的公共产品，比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要挟东亚国家按着美国的意图进行国内改革，以实现美国的利益。在安全上，美国以美日和美韩同盟主导了东亚地区的安全局势，针对任何挑战这种安全体系的行为严加防范。这表现在冷战结束后，美国利用手中公共产品全方位围堵中国，防范中国在安全和政治上对其挑战，在经济上阻挠与中国有关的国际经济组织的发展，力图架空中国在其中的作用，防止中国对美国东亚经济霸权构成挑战。比如暗中阻挠东亚峰会，阻挠不成又扩大其范围。力图架空中国作用，利用现有的双边或多边组织收编或抗御项应东亚一体化进程的新国际组织、会议、机构等，这些行为都是公共产品私有化的表现形式。
2 东亚公共产品供应严重不足
东亚公共产品供应不足原因是多方面的，这里既有来自霸权供应模式导致的不足，也有东亚地区本身制度程度低，无法适应东亚地区快速发展的原因。
首先分析霸权提供模式造成的东亚公共产品不足。奥尔森在论述霸权国与公共产品关系时指出：“霸权国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的动机会随着它在世界经济中重要性相对减少而减弱。在美国，当美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所占的比重逐渐相对减少时，保护主义思潮就会引人目的卷土重来，美国提供对外援助的意愿也就日益减少。”从这个角度看，新兴工业国和新的制成品出口国的崛起导致了美国频繁使用保护主义政策，这种情况始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新保守主义的出现以及向更加强调经济区域主义的转变。这种随着实力的衰落而减少对多边主义的支
持而转向区域主义本身就是霸权丧失的体现，随着新兴工业国的崛起而引起的保护主义也存在同样的结果。这是霸权导致公共产品供应不足的根本原因。
霸权国家提供模式还表明，霸权国家所确定的国际秩序是以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为物质基础。国际公共产品的供应充足与否，并不取决于国际社会的消费者，而是以是否满足霸权国家的自我利益最大化为标准的。从上面公共产品模式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美国在东亚地区着力建设和维持的公共产品都集中在经济安全政治领域，对美国霸权有着至关重要作用。
其次，东亚地区自身公共产品供应不足。这主要是由东亚地区制度化程度低，国家之间历史和现实矛盾多，相互不信任猜疑等因素造成的。我们从上面给出的模式来看，在内容上，东亚地区国家间合作目前主要集中在经济上，间有经济政治安全混合型。即使这样，这些经济和混合型的公共产品也远远赶不上东亚一体化发展的速度，而单独的安全、社会、文化、环保、气候等合作就更凤毛麟角。根据联合国秘书长题为《执行联合国千年宣言的进行图》报告，在全球公共领域，需要集中提供十类公共产品：基本人权、对国家主权的尊重、全球公共卫生、全球安全、全球和平、跨国界的通信与运输体系、协调跨国界的制度基础设施、知识的集中管理、全球公地的集中管理、多边谈判国际论坛的有效性。从覆盖面上来看，目前能全部或基本覆盖的公共产品也就是刚刚起步的东亚峰会，还扩大了范围。实质意义大一些的10+3现在也是步幅维艰，其它都是次区域的公共产品，况且还是发展参差不齐。
从供应者角度来看，主要提供者还是美国。美国主导着东亚的经济与安全，为了维护其主导地位而在东亚建立起了“轮轴一辐条体系”，在这个体系中，美国是中心，东亚国家是辐条，东亚各国之间的横向联系不够，许多问题实际上要经过华盛顿而不是两个首都之间直接联系。美国是东亚地区的“域外霸权”，即“外来的支配力量”。而联系轮轴和辐条关系的就是美国建立起来的各种公共产品，这些公共产品才是东亚地区的主导公共产品。与此同时，东亚也出现了地区主义勃兴的趋势，其核心目标就是在东亚地区内建立一个比较完整的制度网络，以此来管理域内国家间的关系，扩大协调与合作，形成利益共同体，增强自主性，这种制度网络与欧洲相比，仍显得稚嫩。而其它供应者，比如个人、组织、跨国公司等就显得更加稀缺。可见东亚地区自身在公共产品供应方面存在严重不足。
3 国际公共产品难以反映当前东亚体系力量对比的变化
目前东亚地区国家大部分都是新兴工业化国家，其经济实力不断增长，但东亚地区的公共产品供应并没有反映这种实力的变化。东亚地区的主要经济和安全类公共产品供应者都是美国及其盟国，话语权掌握在它们手中，它们利用手中的公共产品来攫取东亚新兴国家的财富，主导该地区的安全。这种不对称的公共产品占有和维护严重损害了东亚地区各国的国家利益，削弱了他们推动东亚一体化的意愿和决心。
中国在东亚公共产品供应中的路径选择
中国是一个地区性大国，与20多个国家毗邻而居，因而中国有着很强的地区观念。长期以来，中国的区域观追求的是周边稳定，有一个和平与和谐的共处环境，这在当今中国的和平发展总体战略中体现尤为明显。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一直把努力改善与邻国关系作为对外战略重点之一，对涉及东亚地区的各个层面的公共产品表现出开放的态度。冷战结束后，中国的国际环境发生了重大转变，在东亚地区长期形成的与邻国的对立、对抗关系获得消解。同时，中国国力不断增强，国际地位不断提高。中国取得了自主思考、设计和运作地区关系与环境的能力，这为中国更为积极地参与和创设公共产品创造了条件。具体来说，中国目前作为一个地区强国，应当采取以下路径来创设和参与东亚地区公共产品的供应。
第一，中国应以供应东亚区域性公共产品为目前核心工作，这是构建全球性公共产品的基础。也是走向全球的跳板。在全球化面临诸多问题的情况下，区域化作为一种全球性的发展趋势越来越呈现出其时代的合理陸。对此，樊勇明提出了区域性公共产品概念，并对其特点给出了阐述。他认为，区域性国际公共产品有地域限制，其成本通过协商来分摊，从而能够比较有效地防止和排除该产品被私有化；区域化国际公共产品的涵盖范围较小，各国从中得到的收益和必须付出的成本比较清晰，从而避免全球性国际公共产品中普遍存在的“免费搭车”现象；区域性公共产品能够直接地反映本地区不同类型国家的需求，从而使其机制和制度更切合该地区稳定和发展的需要，更有针对性。
目前，中国在这方面有了诸多成就，但对本地区需求和中国的地位来讲，还远远不够，还需要构建中国参与或主导的各个层面的公共产品。从东亚公共产品的内容角度来看，要以10+3为主渠道，推进东亚各国在政治与安全领域、经济与金融领域，能源、环保、气候与可持续发展领域，社会文化与发展领域，知识产权与《权领域的功能性合作，创设更多这些领域的公共产品，以适应东亚地区快速一体化的趋势。这期间要先经济后政治，再推及社会文化等其他领域。在今后一个时期，东亚区域合作的重点应当放在改善地区经济发展的基础设施硬件与软件建设，发展与地区生产网络相适应的地区基础设施网络和服务网络建设上。
从提供者来看，目前，中国是东亚地区公共产品供应一个举足轻重的参与者。中国真正要做的是促进东亚的地区合作进程，这关系到中国的核心国家利益。最终目标是要建设一个类似东亚共同体的组织，但这个共同体不是超地区组织，对地区事务进行管理，而是在于建立一种新的地区秩序，这种秩序是建立在所有地区成员拥有共同或者共同享有利益的基础之上的。因此，这种公共产品的建设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谋求的是稳定和良好的地区关系，有利于其可持续发展的地区合作机制，而不是谋求地区霸权或支配地位。要认识到东亚公共产品的主要供应者和维持者还是美国。此外，我们要注重从国内个人、组织、公司等主体对东亚地区公共产品供应，尤其是非政府组织的建设。
第二，中国向东亚地区供应公共产品的过程要与中国国內制度化建设步调相一致。这里面有两层含义，一个是只有中国国内公共产品非常完善，在此基础上国家实力不断增长，这样才能有能力有意愿向东亚地区供应公共产品。一个是中国国内的公共产品建设要具有外在性，要在与外部互动中塑造适合内外的公共产品，要把东亚公共产品的供应纳入到国家公共产品建设的范畴中。这里我们要一方面利用国内资源促进东亚公共产品的创建和维护，塑造一个好的国际环境；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用东亚的公共产品推动国内的改革开放，成为中国内部变化的一个重要动力源。
第三，要把中国提供与霸权主导性公共产品充分利用结合起来，发挥其最大作用，抑制其缺陷。目前，在某种程度上，中国还是这个世界体系的受益者，过多对抗这个体系反而伤及自身，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主导的公共产品中，中国要充分利用这些公共产品的“搭便车”特性，发挥其积极作用，抑制其对中国的消极作用。中国目前是全球大国，但不是强国，更不是秩序的主导者，话语权的主导者，这就需要中国在这个过程中，吸取这些公共产品的精华，逐步介入到秩序和话语权的制定中去，而不是推翻重来。
第四，创设和参与东亚公共产品要遵循稳健、务实、循序渐进、平等开放的原则。加大东亚公共产品的创设要遵循一定的原则，要稳健、有选择地推进东亚区域公共产品创设和参与。比如推动建立双边和区域的自由贸易区，参与和组织区域合作组织或机制等。要倡导平等、协商、合作和共同发展的原则创设和参与东亚区域公共产品的供应。例如，中国提出以对话、协商、合作为理念的“新安全观”，提出“以邻为伴、与邻为善”，“睦邻、安邻、富邻”的政策，对推动东亚地区新秩序和新制度的建立，推动地区和谐建设都具有重大意义，也丰富了公共产品供应的途径。
收稿日期：2009年4月
作者：苑基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