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小编整理了一些《媒体数字化论文范文(精选3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摘要：媒体音像档案进行数字化管理，是科技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新的技术改革。文章针对传统音像档案管理的弊端和数字化音像档案管理必要性，对相关技术进行了分析。关键词：音像档案;数字化;管理0引言随着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媒体音像档案资料以及相关视音频资料都需要数字化的管理，才能使其得到更好的储存及使用等。
第一篇：媒体数字化论文范文
媒体外交的困境与对策：数字化媒体外交的兴起
[摘要]通过大众传媒进行的媒体外交在国际事务中经常发挥重要的作用，但这种传统模式逐渐开始陷入根植于“媒体”和“外交”两个领域内在矛盾的困境。而当下出现的新模式——数字化媒体外交由新的媒介形态和新的外交形态共同催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传统模式的困境，总体上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但也有需要注意的问题。
[关键词]媒体外交；数字化媒体外交；公共外交
[DOI]1013939/jcnkizgsc201537125
媒体外交最初指一国政府通过大众传媒与他国民众进行交流，后来新闻工作者本身、非政府组织、企业和智库等行为体越发主动地借助媒体平台设置国际事务议程，行使了部分外交职能甚至达到了部分外交目标，因此他们的行为也被纳入媒体外交的范畴之内。
1媒体外交的兴起与困境
冷战期间，媒体外交的实践陆续出现，20世纪90年代，这一概念开始被学者广泛关注。其中，美国政府在伊朗人质危机中的表现是这类实践的早期代表，因为无法和伊朗革命者进行直接的外交谈判，卡特总统只能在华盛顿发表电视讲话，针对“德黑兰或库姆那些也许在听的人”[1]。类似的例子在世界各地层出不穷，无论是英阿马岛战争，还是美苏日内瓦会晤，媒体在传递信息、引领舆论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与此同时，新闻工作者本身也会掌握外交的主动权，由“传声筒”变成“发言人”，所谓构成了“媒体经纪人外交（Media-broker deplomacy）”模式[2]。譬如任职于CBS的克朗凯特帮助实现了埃及总统萨达特和以色列总理贝京的历史性会晤，充当了外交官的角色，而且“任何职业外交官都会因这样的成就而极其自豪”[3]。
基于这些事实，媒体外交一度被寄予厚望，被认为能够有效增进国家间的了解和信任、推动协议的达成。但时至今日，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各国通讯社、国际广播电台、出版物、对外新闻中心在有效传递信息的同时还面临着很多不可控因素，甚至产生负面影响。“CNN效应理论”强调新闻媒体在政治争端出现时会通过大量的报道对政府决策施加压力，这会使后者难以在短时间内做出理性的判断。即使是Al-Jazeera（卡塔尔）这样由国家部分拨款运营的媒体也会成为政府的“头痛之源”[4]，因为其报道往往激化卡塔尔与其他国家间的矛盾。与之相对的，常常被外国公众所秉持的“制造同意理论”倾向于将媒体理解为国家宣传的工具[5]，使公众产生抵触情绪。在“9·11”事件之后，美国针对中东地区建立了作为外交工具的Radio Sawa广播台和Al-Hurra电视台，结果收听、收看相应节目的阿拉伯学生对美国对外政策的态度反而变差了[6]。2007年的一项调查显示，美国之音（VOA）作为进行媒体外交的主力军已经在世界范围内流失了1850万听众，其中英文广播流失听众1050万[7]。
这就引出了本文需要回答的两个问题：为什么大量依靠大众传播进行外交的实践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以及当下的媒体外交该朝怎样的方向发展？
2“媒体”与“外交”的内在矛盾
现有对于媒体外交的研究普遍缺乏从“媒体”和“外交”两个领域同时出发的解读[8]。在新闻传播学领域，媒体外交作为国际传播的实践，重点被关注的是规模效应和传播机理，即信息在多大范围内和经过怎样的过程到达了受众，至于外交目标是否达成则很少被讨论。在外交学领域，媒体外交作为立体化外交中的一个层次，重点被关注的是其连接国际社会的优势，而人们常常忽视复杂的传播机理随时可能造成舆论的转向。
媒体外交不能把包括广播电视在内的大众传媒和外交工作简单地“绑”在一起，因为它们在内在要求上存在着三点矛盾：
第一，媒体的客观性与外交的立场性的矛盾。19世纪中后期兴起于西方的新闻专业主义将服从事实和平衡报道等作为新闻工作的基本原则，之后就一直作为各国媒体工作的标准。但外交立场的确定在根源上要依据特定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所以，媒体外交常被看作是对媒体客观性和独立性的破坏，新闻报道一旦带上了外宣的性质，就容易引起外国公众的抵触情绪，并且连带着对该国的对外政策产生反感。这是美国对其对外媒体大量财政投入并没有达到预期效果的一个原因，“国际信息办公室的目标几乎被简化为纯粹在一系列问题上为美国政府的立场做宣传，希望能够得到更多国家和社会对美国的好感，或者至少更好地理解美国的政策。[9]”国家希望提升自己的形象，但他国的反宣传工作和公众日益敏感的判断力往往让单纯的外宣初衷适得其反。
第二，媒体的时效性与外交的谨慎性的矛盾。媒体需要在最短的时间内对事件做出回应，而且事件越重大，对速度的要求越高。因此，消息常常呈现碎片化，媒体可以引入不同信息源的解读和猜想，甚至通过新的消息推翻之前宣称的“事实”和态度，引发舆论的转向。而政府在外交问题上需要全面、理性地分析局势，在掌握充分信息的基础上做出公共声明，一旦声明确立，驻外使领馆、政府各部门以及其他延伸机构都必须按照该口径在全世界解释本国的政策，决不能随意变换立场[10]。所以，即便媒体和政府在原则上保持立场一致，面对具体事件时还是两套人员在同时工作，尤其是广播和电视自身带有评论功能，往往政府还没有拿出一个“看法”时，媒体就拿出了一个“看法”。而且恰恰是在二者看法一致的时候，政府还会遭到“反应迟缓”的诟病。
第三，媒体追求轰动效应与外交追求缓和问题的矛盾。这一点解释了为什么卡塔尔政府认为自己的媒体在为自己塑造敌人：Al-Jazeera几乎永远能够绕开本国的敏感问题，对政见不同的国家采取及时而强烈的批判，传递了信息、找准了立场，但却也激化了矛盾。此外，媒体对于重大事件能够做到24小时不间断的高强度报道，但却轻视“扫尾”工作，在其他轰动性事件出现时马上调转镜头，所谓“新闻没有下半场”。譬如在马航事件中，各国媒体的前期报道的确达到了迫使各国政府加紧搜救、公开信息和追究责任的目的，但后期普遍对坠机原因和责任落实情况轻描淡写，甚至直接忽视，而外交工作需要在较长时期内对所有的细节進行妥善的处理，也就是说，“CNN效应”并不能自始至终督促政府工作的完成。
3数字化媒体外交
媒体涉足外交在解决许多问题的同时也会产生许多问题，媒介报道的高强度态势不等于良好的效果，但这些并不意味着媒体外交已没有前景，相反，其发展空间反而增大了，因为近年来媒介形态和外交形态都在发生变化，媒体外交开始遵循“数字化媒体外交”的新模式。一方面，单向传播的广播和电视逐步让位于交互传播的互联网，而且个人电脑作为这种交互的载体逐步让位于智能手机。另一方面，外交的主体趋于多样化，非政府组织、企业和智库等本不是国家的官方代表，也没有受到过政府的委任，但他们在工作中进行了跨国的对话和交流，进而达到了公共外交所追求的“增进外国公民对本国对外政策的了解、认同和支持[11]”的目的，因此说其从事的活动可以纳入外交学的范畴。
简而言之，“数字化媒体外交”模式主要有平台数字化和主体多元化两个特点，它们是相辅相成的：便捷的信息技术使得更多的主体能够参与到广义的外交活动中，不同主体也在共同助力完善全球网络。
对于平台数字化，媒体产品本身而非新闻内容成为了媒体外交关注的焦点。最典型的产品是智能手机客户端，它们当中很多都放弃了传统意义上的新闻报道，致力于打造提供资讯和互联互通的平台，有效回避了媒体与政府在重大事件上争夺“看法”的窘境，也减少了国外公众对媒体作为宣传工具的诟病，在较长一段时间内可以影响人们的习惯，塑造认同感。
为对接一带一路战略而打造的“一带一路”、“丝绸之路”和“一带一路发展平台”三个手机客户端都选择了放弃新闻而提供服务。其中“一带一路”的首屏完全以图文形式展现沿线国家和地区的特色美食以及旅游风光，同时联通多家旅游公司的订票后台，便捷普通公众的“吃喝玩乐”。其他两个客户端也以提供展会、项目和商铺的资讯为主，用户可以直接联络商家并实现网上订购。这些是借助数字化媒体平台的外交实践，是一种“战略性沟通”，即在较长时间内逐步推广一种“主题和政策”[12]，契合了“一带一路”的战略需求，只是日后在推广方面尤其是多语种的跨国推广方面还需进一步加强。
对于主体多元化，非职业外交主体开始能够完成职业外交官所期待的目标。他们大多借助数字化媒体平台，就教育、医疗、环境等“软实力”的方面与他国开展不带有意识形态的交流，但因为他们实质上拥有“国籍”，会在整个过程中潜移默化地渗透国家价值观，取得他国的认同。
美国教育考试服务中心（ETS）开发的TOEFL、GRE等标准化考试几乎全部采用了成熟的机考技术，在超过180个国家组织了超过5000万场考试[13]。本着提供优质教育的原则，ETS往往在考试中分析美国历史、推崇科学精神、解读美国价值观，因而在一定意义上更出色地实现了美国国家信息办公室的目标。如果说ETS毕竟还带有官方色彩，那么由它的考试所带动发展的Barrons、Magoosh等一系列备考公司就是纯粹的民间外交主体了，它们同样借助网络销售习题、邮件答疑并且开设线上课程，甚至形成了一个比外交部更庞大的系统。这个教育系统直接影响接受高等教育的学生，其力量不容小觑。
在很多情况下，数字化媒体外交的两个特点是密不可分的。新的媒介形态打破了广播电视的传播模式，通过重塑公众的习惯重塑他们的思想，其中，微信走在了开拓国际市场的前列，在印度和马来西亚都实现了较大范围的推广[14-15]，尤其在年轻用户中可以与Facebook相抗衡。它在52版本之后又创意性地将中国化的“红包”习俗移到了线上，展示了传统文化的特性，为媒体外交提供了很好的入口。
然而，数字化媒体外交也有很多潜在的问题，它不是“新媒体”和“跨国交流”的简单相加，而是整合了多方面现代元素的媒体外交模式。要避免这种新外交的实践误入歧途，以下两点原则需要引起注意。
第一，数字化媒体外交包含在媒体外交这个大概念之中。首先，它没有否定出版物、广播、电视等大众媒体的外交作用，尤其是后者作为“把关人”能够屏蔽危害本国社会的信息，并通过“议程设置”对外塑造国家形象。而数字化的媒体为外交工作增加了更多不可控因素，甚至为谣言提供了生存空间，国家不可能对所有媒体都有绝对的管控能力，尤其是大量媒体开发者都来自世界各地，因此有必要建立完善应对机制，提升国家整体的危机公关水平。
其次，数字化媒体外交也没有突破媒体外交固有的局限。国家间的战略、计划、争议等还是必须通过外交部等官方渠道进行沟通，尽管这些信息也会出现在媒体上，但媒体只是起跟进报道的作用[16]。譬如在“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大众媒体和新媒体上尽管都充满了相关的字眼，但截至目前还很少对该战略起到实质性的推进作用。
第二，媒体外交包含在公共外交这个更大的概念之中，尽管很多研究也曾对二者的区别做过明确的界定[17]，但媒体外交终归不能破坏公共外交的基本原则。有效的公共外交既需要“谈话”也需要“倾听”，要时刻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了解国家之间共同认可的价值，因为不是所有发出的信息都能被他人接受[18]。数字化媒体外交增加了落实这些原则的难度，因为更广泛的平台和主体使信息变得更加松散和碎片化，如今社交媒体对于对外政策制定施加的压力不会小于海湾战争和伊拉克战争期间CNN能够施加的压力，只是前者不易直接观察和测量。所以在外交实践中，“听得清别人的声音”比“传播好自己的声音”更加困难，需要在未来投入更多的精力。
4结论
数字化媒体外交作为媒体外交在当下的新模式可以有效应对许多传统模式的困境，它能做到减少国家官方的宣传色彩、减轻时效性的压力、调动更广泛的主体的积极性等。传统模式中媒体人和外交官关注相同的议题，前者对后者产生压力，即“CNN效应”。而新模式媒体外交的参与者关注旅游、教育、社交等不同层面的议题，使外交格局在整体上更加立体化。在全球化继续深化的今天，数字化媒体外交有乐观的发展前景，也需要被谨慎地对待：做到新模式與旧模式相结合，媒体外交与职业外交相结合，预防潜在的危机，探索更多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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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王静外媒：微信风靡马来西亚青少群体用户数量猛增[R].环球网，2014-11-21.
[15]Ramaprasad，“Media diplomacy：In search of a definition，” P70
作者：英璐薇
第二篇：媒体音像档案数字化管理的思考
摘 要：媒体音像档案进行数字化管理，是科技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新的技术改革。文章针对传统音像档案管理的弊端和数字化音像档案管理必要性，对相关技术进行了分析。
关键词：音像档案;数字化;管理
0 引言
随着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媒体音像档案资料以及相关视音频资料都需要数字化的管理，才能使其得到更好的储存及使用等。媒体音像档案数字化管理可以将采、编、播、存集于一体，这也是顺应新时代数字化背景下具有深远意义的新的技术改革，使各类音像档案都实现数字化管理。为媒体行业工作提高效率，带来便捷。
1 音像档案数字化管理优势分析
音像档案和文字档案相比，具有更加直观、全面、生动等特点。音像更能生动全面地再现所记录的历史场景，对事件发生的时间和经过等能更加清晰准确地记录，避免因人为等因素对事件记录不准确等现象的发生。但传统的音像存放方式给音像档案资料的管理造成影响，音像档案具有自身的特点，但同时也受到其特点的限制，受到储存和播放设备等的影响。传统的音像档案保存方式主要是通过磁带的形式，磁带经过长期的使用和存放，磁介质会逐渐出现老化、退化，以及信号变弱等现象，会使得影响质量越来越差，有的甚至无法再播放。再加上科技水平的提升，电子产品的更替速度也特别快，传统的音像设备已经逐渐被替换，能够适应的印象设备少之又少，这无疑对磁带中存放的音像资料造成危机，将意味着可能永久失去这些珍贵音像资料的危险[1]。
所谓数字化管理就是利用计算机、通信以及网络等技术，用统计技术对管理对象进行量化的管理，同时进行研发、生产、组织、销售、服务以及创新等等多个职能的管理方式。那么音像数字化管理则是将音像档案原本的模拟信号利用转换器，将其转化为可以被计算机识别的二进制数字音像信号，然后进行储存。
音像档案实现数字化管理相较于传统的储藏管理具有很多的优点和特点。首先，数字化的储存不存在音像资料无法播放或画面逐渐不清晰等问题，而且具有很大的存储空间，可以存放很多的音像文件内容，同时相较于磁带而言更加经济实惠，存放不需要很大的占地面积。其次，数字化设备具有系统化、集成化以及模块化的处理功能，可以利用互联网建立综合档案数据库，使得档案查找更加快速便捷，同时也更有利于音像档案资料的管理工作，让音像资料不再分散化和多样化，还方便复制，使得音像资料的应用更加方便。另外，数字化管理可以实现对音像信息内容的修改，增加内容和删除内容都可以很好地实现，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
2 对媒体音像档案进行数字化管理的必要性
2.1 有效提升媒体音像档案管理工作效率
对音像档案进行数字化的管理，可以把音像资料通过数字的形式进行储存，音像档案管理工作人员可以建立相应的信息化管理平台，通过管理平台开展音像资料管理工作，可以使工作更加轻松，缩短工作量，从而使得音像档案管理工作效率得到有效的提升[2]。
2.2 使音像资料的存放问题得到很好的解决
数字化管理模式，可以有效地将音像资料进行压缩，使得音像资料所需的存储空间得以降低，从而使音像资料存放问题得到很好的解决。
2.3 更加便于音像资料的查找
数字化的管理，在提升音像资料管理效率的同时，更加便于音像资料的查找工作，在相应的数字化管理平台中，管理工作人员可以快速准确地找到想找的音像资料，提升了资料查找效率。
2.4 有效提升了音像资料的安全性
数字化的管理模式，有效地提升了音像资料在存放过程中的安全，传统的磁带储存方式在使用过程中很容易损坏，经过长时间的使用，音像质量会降低。而数字化的管理，可以完全避免音像资料以上问题的发生，数字化的储存是文件的形式，就算多次读取使用，也不会对音像资料的质量造成影响。
3 媒体音像档案进行数字化技术管理过程中的相关要求
音像媒体的数字化管理首先是对技术的要求，需要有相应的技术支撑才能实现。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各行各业对计算机技术的应用，以及我国国家相关部门对档案事业的大力支持，为音像档案进行数字化管理提供了技术保障。在音像数字化管理中的具体操作步骤：首先，是进行档案资料的数字化采集工作。主要是将传统介质以及传统信号通过计算机软件进行处理，使其转化为数字化的媒体数据，并以数字化的媒体介质进行保存，如，硬盘、光盘以及磁带等。其次，对资料进行信息标引的编目。在将各类音像档案资料加入数据库时，一定要先进行编目之后再加入，为避免随着资料越来越多的存入而不利于管理和使用的问题。第三，数据检索。数据检索主要是為使用者提供更加快捷便利的查询，通过相应查询条件的填写，可以准确快速地查找想要的资料信息内容。第四，数据下载功能，使用者可以根据需要提出下载请求，下载到想要的资料内容，使得音像档案资料方便传阅观看，对相关历史资料起到发扬和传承的作用。第五，储存管理。相关管理工作人员可以随时对音像档案资料的储存系统数据进行监控，提高管理效率。
4 音像档案数字化管理的技术指标
4.1 音像档案数据的采样
首先，是音频的采样频率，对于音质的质量具有重要的影响。音频的采样频率越高出来的音质就越好，反之，音质则会越差。但音像资料的音质越高，其数据就越大，同样专用的存储空间也越大。音频采样频率其实就是指对声音波动的采样次数，采样次数越多则代表频率越高，音质越好。一般情况下采样频率分为11.025 kHz、22.05 kHz、44.1 kHz以及48 kHz这4个频率。而根据人耳对声音频率的分辩， 44.1 kHz的频率的音频采样是人类听觉分辨中声音还原最高的，因此，在进行音频采样的过程中可以用44.1 kHz频率进行采样工作。其次，是对视频进行的码率工作。视频的码率是指视频在相应的单位时间所输出的数据量，对视频的质量具有直接的影响。视频的码率大则视频的质量就高，但它由上限限制，当达到上线之后，就算码率再大，视频的质量也不会再受其影响。此外，视频的码率越大其视频的容量也越大，相应的所需存储空间也更大。在视频采样工作开展中，工作人员要根据实际需求调整视频码率，不要一味的只追求视频质量而放大码率，从而为视频的存储造成不必要的问题出现。第三，采样格式。视频的采样格式同样也会对视频的质量造成影响，采样格式主要是指对视频资料进行数字化时获取视频亮度及色彩信息的方式，不同的采样格式其获取方式也各有不同。一般采样格式分为YCbCr4：4：4、YCbCr4：2：2、YCbCr4：2：0和YCbCr4：1：1这几种。Y代表亮度、Cb是蓝色色度、Cr代表红色色度的分量。人们对亮度和色度的敏感度相比，对亮度要更敏感一些，因此，在采样过程中，采样工作人员要对色度进行相应的降低处理，同时视频的容量也会减小，便于视频储存。采样工作人员要根据如视频的清晰度要求等实际需要选择采样格式开展采样工作。
4.2 音像档案数字化的储存
首先，是音频的储存格式。音像檔案资料的储存格式在音像档案数字化管理中的资料保存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不同的储存合适会产生不一样的数据量。在音频的储存过程中，要根据实际需求和对音频的要求进行储存格式的选择。音频储存的主要格式包括WAV格式、MP3格式以及VIMA格式等。不同的格式在音质质量上有所不同，如若需要高音质的音频，则可以选用WAV格式来进行音频的保存，但此格式的音频储存文件所需要的的储存空间也比较大。而MP3格式所需要的储存空间则比较小，想要缩小储存空间，则可以选择此格式。其次，是视频的储存格式。同样视频的储存格式也分很多种，不同的格式对视频的画质质量具有不同的影响，如常用到的有MPEG格式、WMV格式以及RM格式，有些格式适合视频在线播放，有的格式则适合储存资料。其中MPEG格式还分为MPEG-1格式、MPEG-2格式和MPEG-4，不同的格式用于不同的范围，如MPEG-1格式主要用于VCD的压缩视频，MPEG-2主要用于高清电视视频，而MPEG-4的压缩效率比前两个则更加高一些，主要用于视频点播中[3]。
5 媒体音像档案资料数字化管理中的存放
5.1 应用光盘存放
光盘主要是通过对光学的利用来进行储存的储存介质，是通过对氢离子激光束的聚焦来进行视频资料的记录，光盘分为很多种，主要是按照光盘的特性和工程可分为只读式光盘和可擦写光盘，按光盘的结构可以分为CD、VCD以及DVD等类型。
5.2 应用硬盘存放
硬盘的存放要借助电脑来完成，主要是把音像资料存放在硬盘当中，在使用时通过电脑对里面的资料内容进行读取，硬盘主要是通过磁介质进行数据的储存，一个硬盘当中具有很多个磁盘片。硬盘具有储存量大、储存效率高以及安全可靠等特点，因此，人们在对一些比较重要的音像档案资料进行存储时，都会选择使用硬盘进行存放。同时还可以避免因天气环境等因素造成的损坏现象，如高温、潮湿等对音像资料存储在成的影响都可以在使用硬盘存放时得到避免。总之，音像档案资料的数字化管理，不仅可以实现音像资料的统筹管理，同时更加便于保存，查找资料也更加方便快捷，从而有效地提升了音像档案管理工作效率。
6 结语
总而言之，在科学技术发展越来越快的今天，数字信息化已经深入人们的生活、工作和学习，档案管理工作人员要紧跟时代前进的步伐，提升自身的业务能力水平，强化数字化管理意识，加快对数字化管理相关技术和知识的学习，创建科学完整的数字化媒体音像档案管理系统，强化对珍贵音像档案的保存工作，为社会提供更加优质的服务。
[参考文献]
[1]康平.关于广播电视系统音像档案数字化发展的几点思考[J].兰台世界，2017(S1)：20.
[2]张江.大数据时代下音像档案资源管理路径探讨[J].办公室业务，2014(23)：155.
[3]于亚林，邓宁，董峰，等.音像档案数字化管理方法初探[J].山东档案，2005(5)：47-48.
(编辑 傅金睿)
作者：陈妤
第三篇：数字化转型在媒体领域的探索
【内容提要】第四次工业革命如期而至。以人工智能、石墨烯、基因、虚拟现实、量子信息技术、可控核聚变、清洁能源以及生物技术为突破口的工业革命正在为人类简史谱写新的篇章。这其中，在人工智能的宽阔赛道上，数字化转型正在成为传统行业变革的突破口。传统媒体如何将最新的科技理念嫁接进来，实施落地并收获良好的效果，成为传媒人要直面的问题。“人工智能在媒体场景的应用”是笔者赴美留学的专业研究方向。而作为中国环球电视网(CGTN)的成员，亦肩负着将沉睡数据唤醒并挖掘其自身价值的义务。作为联动最新科学理念和行业数据的嫁接人，笔者尝试通过CGTN电视端已播出的新闻，用“独家数据标签”的方法挖掘其2017年至2019年不间断播出的新闻大数据价值，验证CGTN制作的国际传播内容是否符合其国际传播意图及运营策略。通过数据思维帮助CGTN提升运营效率及效果，最终为发出中国声音寻找最佳路径。
【关键词】数字化 数据思维 数据标签 运营策略 验证传播意图
一、研究目的
进入2020年，中国加大了新基建的投入，尤其是在数字化转型、大数据、人工智能等领域给予了明确的导向和资金支持。媒体的转型，尤其是传统媒体的数字化转型，成为了当前媒体变革引领者们必须思考并亟待解决的问题。如何把握住科技的助力来完成行业转型的关键一跃，是巨大的机会，更是巨大的挑战。
“人们在通过媒介取得讯息时，往往只注意于显而易见的，即其内容。但在过程当中，我们很大程度上错过了一些微妙的、经过长时间地引入到我们当中的结构性变化。”①媒介即讯息在历经数十年的现世解读之后，除了内容层面的信息价值之外，又凭增了一份数据思维带给媒体生机的新视角。
“传播过程具有序列性。这种序列性表现在传播过程中各环节和因素的作用各有先后次序，按照讯息的流向依次执行功能。”②从当前传播过程来看，媒体制作内容-各渠道传递内容-用户获取内容，是一个基本的传播交互。
从大数据的应用情况而言，研究网络平台用户行为的数据分析最为热门和广泛。从各大新闻网站、客户端，到最聚合人气的社交媒体平台，如脸书(Facebook)、优兔(YouTube)、推特(Twitter)、微信、微博，以及音频产品如越来越受到欢迎的播客(podcast)，再到智能语音产品，如亚马逊的艾力克萨(Alexa)，苹果的思睿(Siri)，谷歌的谷歌助手(Google assistant)。不同的内容集成产品形态，或许可以告诉人们一个现象：交互形态不断变化，科技含量越来越高，但不变的是，内容才是填充一切互动产品的最关键要素。
全球化、互联网化让信息填塞在信息社会的每一个毛细血管里，但媒体作为信息的重要传递者，又在自己的信息传输通道上传送着怎样的内容呢?这些被生产出来的内容是否匹配着媒体的传播定位和策略?大數据是否可以帮助媒体还原自己的传播画像，继而去调整、适配自己的既定策略，验证自身的传播意图呢?内容生产和数据分析相互佐证的过程中，是否能形成一个良性的双向互动，去改善、推进传播效果的提升呢?
CGTN(China Global Television Network，中国环球电视网)成立于2016年12月，作为中国对外进行国际传播的旗舰集团，四年来致力于让世界听见来自中国的不同声音。“See the Difference(看见不同)”作为CGTN的形象呼号直接且鲜明地表达出其运营的定位及目标。本文试图通过CGTN电视渠道已播出的新闻，挖掘其2017年至2019年不间断播出的新闻大数据，验证CGTN制作的国际传播内容是否符合其国际传播意图及运营策略。
二、研究方法：用数据思维给CGTN的播出内容打上“数据标签”
(一)为什么“打数据标签”
“Tag”(标签)和“Label”(标签)的中文翻译都含有“标签”的意思。在笔者的研究领域，“Label”展示了CGTN的官方自主设定，即“向世界传递中国声音的中国媒体”“让全球用户看见不同的电视台”“中国对外传播旗舰”等。而“Tag”更像是“标记符”，定义者来自观众、用户、研究者等的自由设定。正如笔者作为CGTN的研究者，“CGTN是什么”是由笔者的观察视角进行定义，为CGTN打上什么样的标签，取决于笔者的研究诉求。
笔者依据自身新闻一线经验及多年数据分析背景，将CGTN播出的电视新闻视频，拆解成颗粒度更小的新闻数据，此为“打数据标签”的过程。笔者对数据标签的定性过程既展现了对新闻传播效果的理解，也为得到研究成果持续备料。笔者希望基于自由定义的数据标签获得CGTN相对客观的传播画像，继而验证其国际传播意图。
(二)如何“打数据标签”
《华尔街日报》等全球新闻媒体集团正在积极寻找数字化转型。用数据驱动业务，已经成为领先媒体大力应用且顺势而为的新选择。所以，用客观的数据结论去验证CGTN的传播意图，既是笔者数据化思维的一种现实尝试，也是针对研究对象尚无先例的独特实践。在这个大前提的指引下，笔者定义了不同类别的新闻数据标签，便于提取CGTN电视端播出新闻的新闻要素。例如：新闻主题、新闻属性、出镜记者地点、单条时长、报道方式等一级数据标签;在这些标签下，又会衍生出二级数据标签，比如报道方式下还会有新闻片、口播画面、单边报道、访谈等细分标签。
三、研究成果：基于CGTN播出大数据的案例分析(2017年至2019年)
在人工为每条新闻打上数据标签后，CGTN公开播出的新闻便都具备了可被识别、并区别于其他新闻的特征属性。正如没有一片树叶是雷同的，通过“标题+标签+播出时间”等属性刻度，每条新闻都成为可被记录的独特个体。本文从“CGTN播出新闻数据库”中选取全样本数据进行分析。其中2017年采集样本数量为294天，5013小时;2018年采集样本数量为275天，4748小时;2019年采集样本数量为255天，4276小时。从以上样本中，笔者获取的CGTN新闻数据标签数量分别为2017年2，269，032个，2018年2，229，829个，2019年1，929，666个。
针对播出的电视节目，笔者定义的CGTN新闻数据标签拥有超过20种不同分项属性。针对电视传播内容，笔者选取了三个维度进行大数据解析，分别是：1.媒体报道内容种类：政治/经济/文化/国内新闻/国际新闻等类;2.媒体报道观点输出：单边连线(记者及嘉宾)/电话连线(记者及嘉宾)/演播室访谈(记者及嘉宾);3.媒体报道能力范围：记者出镜国家/新闻报道地区等。本文主要针对媒体报道内容种类进行详细解析。
(一)新闻报道内容种类与新闻数据标签的融合
新闻报道内容种类多样，在笔者的理解及打标签的过程中，它可以被多重定义。按国内外内容分类，可以分为国内、国际，以及带有中国内容的国际新闻报道;按实际报道内容分类，可以分为政治、经济、文化、体育、科技等。强调这一点，既是为了在横向广度上为新闻多赋予一列价值，也是希望在未来与人工智能的结合转化中，赋予新闻被识别和被计算处理的可能性。同时，这也是一个清洗数据的过程，更是未来机器学习的底层数据储备。打数据标签不是目的，目标被挖掘才是。下面是笔者按国内、国际及涉华国际(有中国内容的国际新闻)的数据标签进行的CGTN新闻报道大数据分析。
(二)CGTN报道特征：国际媒体底色鲜明，海外区域制作中心偏好不同
1.CGTN国际媒体底色鲜明
(1)数据凸显CGTN国际媒体属性经数据分析，2017年至2019年，CGTN各年度国内外新闻播出结果如下表：
CGTN交出了一份和建立初衷极为正相关的国际传播答卷。通过表1，纵观CGTN2017年至2019年的报道，国际新闻报道占比已稳定在50%以上，涉华国际新闻也呈上升趋势，二者三年占比总和达CGTN总报道量的86%。这组数据不仅说明CGTN的播出内容明显区别于对内报道，更用事实证明，CGTN已具备全球视野，通过多元信息渠道对国际发声。
2017年至2019年，CGTN电视频道被有效记录的新闻播出总时长为15.5小时/天。通过图1可以看到，CGTN三年涉华国际新闻播出占比是31.49%，国内新闻播出占比是14.05%。两数据合一，说明CGTN每天正在用至少近7小时[15.5小时/天*(31.49%+14.05%)]的时长向全世界播报与中国有关的新闻。虽然尚无法找到可以比对的其他媒体该项数据，但笔者认为这组结果提供了一个判断基点，即所有用英语制作与中国有关新闻的机构，都可以在该传播效果值上，與CGTN进行客观对比。
(2)政治经济类新闻领头，“国际+政治”“涉华国际+经济”新闻成为CGTN特色
经数据分析，2017年至2019年，CGTN各年度各类新闻报道播出结果如下图：
通过图2可见：CGTN作为代表中国发声的国际媒体，在政治(蓝色)、经济(橙色)、社会(红色)三大类新闻的报道上投注了最大的力量。三年间(2017年至2019年)各类型新闻报道数量中，“政经社”占到CGTN整体播出内容的87.4%;同时，从年度走势分析，政治新闻占比在逐年递减。科技、文化、体育、生态环境等软性新闻的报道比例在逐年上升，医疗健康(粉色)及生态环境(紫色)均为2018年起新增加的数据标签，二者的报道量占比由2018年的1.27%/2.27%上升至2019年的1.83%/3.17%，均有所提升。
结合上述数据，笔者又进一步联动其他数据，试图寻找在CGTN报道占比最大的政治、经济两类新闻中，哪类新闻更占领先地位。笔者选择带有“国际/涉华国际/国内新闻”标签的数据进行联合统计，经分析由图3发现：政治大类的新闻中国际政治新闻报道数量遥遥领先，占比64.45%。而经济类新闻中，涉华国际新闻成为头名，占比53.3%。
该数据分析旨在解决现实传播中的直觉误差和精准传播问题。在严肃新闻传播领域，政治和经济类新闻是传播的重中之重，但垂直类别下，更突出哪一方面特质，或是策划中枢该指出的方向。这组数据的结果只是客观分析出CGTN播出新闻的选择偏好，是否与策划指向吻合，是否需要持续调整，正是笔者做此研究的目的所在。
(3)形成三个层次的内容输出结构
经数据分析，基于2017年至2019年共计824天的自然记录样本，可以明显发现CGTN的内容输出偏好有三个层次。“政经社”为第一梯队，三年记录的累计报道量为6322小时、累计报道占比为87.40%;“科文体”为第二梯队，三年记录的累计报道量为656小时、累计报道占比为9.07%;医疗军事及其他为第三梯队，三年记录的累计报道量为256小时、累计报道占比为3.54%。从这三个梯队的内容输出或可尝试探究其背后团队的组织构成和贡献。
2.CGTN四大区域制作中心(北京/华盛顿/内罗毕/伦敦)报道重心各具特色
截至2019年12月，CGTN相继在全球部署了四大区域制作中心(以下简称“区制中心”)协同北京总部向国际受众播报新闻。如果说样本整体数据呈现的是CGTN的整体报道气质，那么研究四大区制中心的独立数据，即可看出其不同地域属性下的不同报道重心。
由四个区制中心固定播出时段的日均记录数据可获得以下传播特点：
(1)区制中心精耕本土新闻
经数据分析，从图4可见，内罗毕(83.75%)、伦敦(72.71%)、华盛顿(57.27%)，三个海外区制中心把精耕本地新闻放在了重中之重，国际新闻报道占比均超过50%，内罗毕区制中心更是将以非洲相关新闻为主的国际新闻报道量推到了80%以上。由于数据采集周期内，伦敦中心正在建立初期(2019年10月建立)，其72.71%的国际新闻报道占比或并不稳定，但在报道大方向上也呈现出本土新闻优先。
(2)数据透视海外区制中心调度资源偏好和能力
快速调度当地资源是各区制中心拥有的地域优势之一。邀请嘉宾和海外报道员进行新闻解析和报道则被笔者看成是区制中心的重要功能。从数据标签的角度看，若将嘉宾能否受访和海外报道员能否快速带来现场连线(单边+电话)的数据合并统计，或可透视出CGTN海外区制中心对当地人力资源的调度偏好和能力。
笔者将各区制中心所承担的时段统一看成一个单位，联动统计数据嘉宾访谈、海外报道员单边、海外报道员电话连线的数据标签，得出如图5的表现分析：
1)华盛顿区制中心调度表现丰富，尤其在涉华国际新闻的人力资源配置上表现突出，37.56%的数据至少说明其对该类新闻报道的嘉宾和海外报道员储备深厚，三年的各独立均值表现证明其在三个话题领域里时刻处在积极状态;
2)伦敦区制中心通过三个月(2019年10月至12月)的数据表现，可见其对国际事务的重视及其人力资源撬动能力，国际新闻占比44.14%，涉华国际新闻占比35.45%，两项数据共同展示出伦敦区制中心筹备期的细致到位;
3)内罗毕区制中心透过数据的表现很值得持续分析挖掘，从图5可见，内罗毕83.75%的编排都放在国际新闻上，而国际新闻的表现方式中，他们启动嘉宾和海外报道员的比例在三个区制中心里比例最低(蓝色区域的12%至18%)。在笔者看来，数据反映出内罗毕与其他两个中心的比例差实则也是现实中多地不同经济水平的差值。从专业嘉宾储备、报道员现场到达能力上，非洲处于下风或无可厚非。但他们依然用其他方式强势输出国际报道，或更值得认可。
四、研究探讨：CGTN播出大数据分析与运营策略的关系
综上，经由大数据分析的CGTN国际传播画像已部分跃然纸上：电视频道86%的国际新闻及涉华国际新闻占比，足证其国际媒体属性;“政治、经济、社会”三类新闻以87.4%的播出比例强化了CGTN的内容选择偏好;内罗毕(83.75%)、伦敦(72.71%)、华盛顿(57.27%)，三个海外区制中心投入绝对精力深耕本地新闻……数据冰冷而客观，大数据描绘出这个代表中国发声的国际媒体的基本表达形态。除此之外，通过数据，CGTN更可以清晰地观察、审视自身，适时调整运营策略，以提升国际传播效果值。为此，笔者提出几点思考：
1.做真正有意义的创新工作。这些国际传播画像是否匹配CGTN的预先设定?是否体现了管理者意志?是否体现出理想与现实的运营错位?笔者认为，拆解、计算、分析CGTN电视播出大数据的过程像是求解，不仅可以寻找CGTN关于国际传播效果的答案，还能为答案纠偏。上文选取的几个数据标签仅仅勾勒出了CGTN的一个侧面，以上分析也只是笔者有关大数据与传统行业嫁接实践探索的一部分。这不是风口，而是真正有实际意义的工作。
2.带着“瑕疵”前行。“CGTN播出新闻数据库”从2014年开始创建，经历了数次新闻数据标签的调整。这些调整有添加、有删除、有更名。而数据标签的更替会影响数据分析的协同性。数据采集周期内，笔者考虑过是否将前序数据进行补充，但这会使分析工作量大增。大数据具备容错性，带上“瑕疵”继续向前，是笔者的选择。
3.大数据不是灵药，需要通过从业者的行业感知力焕发其价值。自CGTN成立以来，笔者在不断验证新闻数据标签的价值，并探索大数据分析与运营策略的关系。如果說国际传播效果是评价各大媒体集团表现的量化成绩，那么除了覆盖全球的记者站数量、全年发布的新闻条数、突发新闻的时效排名……节目数据运营效果是否也可以作为国际传播效果的一个衡量指标?当被打上数据标签的电视新闻成为一条条可被量化的表达，CGTN的传播策略便具备了被大数据解析的可能。没有数据标签之前，这些策略是一个策划团队的指导意志，是接受议程设置的栏目编排，是最终成为单条新闻、某一嘉宾访谈或记者单兵作战的影像。而在笔者创建的“CGTN播出新闻数据库”中，通过分析2017年至2019年，共计824天，14，037小时，6，428，527个新闻数据标签，便可明确CGTN的新闻报道是否符合其创建初心，匹配其传播定位，更有机会在数据解析的基础上做出适应时代发展的战略调整。
新闻每天发生，传播各有不同。依靠直觉的电视策划是否能够适应已经到来的数字化时代，或应成为同行们的必选思考。笔者想强调的是，数据对传媒业的影响变革，并不是宏大的几个名词。如何将其落在实处，真正发挥其价值，是值得每一个有志于数据改变未来的人要落地实践的。“CGTN播出新闻数据库”从数据获取的源头上并没有任何壁垒，只要能收看，就能获取到。而清洗数据、认知数据、结构化数据、挖掘数据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大数据分析流程。这其中对数据的理解深藏着笔者对中国国际传播的多年观察和积累，以及对传媒行业转型的持续追踪和思考。
人工智能、数字化转型在和行业嫁接的过程中究竟重构了传统企业的什么?在笔者看来，对数据的珍视和灵活应用，显示出数据思维对新型组织变革的推动作用。
(本文获得国家留学基金委支持。)
作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英语环球节目中心
主任编辑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英语环球节目中心编辑
「注释」
①Mark Federman (2004， July 23)， What is the Meaning of the Medium is the Message? Retrieved from http：//individual.utoronto.ca/ markfederman/article_mediumisthemessage.htm.
②郭庆光：《传播学概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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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黄峥 李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