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编精心整理了《基于期刊的科学知识论文(精选3篇)》的相关内容，希望能给你带来帮助!摘要：基于项目的STEM学习是一种整合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的学习方式。引导学生通过自己感兴趣的科学实践活动，在真实的情境中，为学生提供机会，让学生专注于生活，投入到让学生感觉到满足而值得从事的活动中，培养学生的科学思维和科学素养。
基于期刊的科学知识论文 篇1：
一种教育决策的新范式：基于研究证据的决策
[摘要]教育研究与教育决策存在着严重矛盾和冲突，积极倡导基于研究证据的决策是有效解决这一矛盾的一种新的教育决策范式。实施基于研究证据的决策的关键是实现教育科学知识和研究证据向教育决策者的有效转移。推动基于研究证据的决策的有效实施。需要学术研究界与教育实践界、管理界之间加强沟通，互相学习，并且学术研究界与教育实践界、管理界都要做出一些具体的努力和变革。
[关键词]教育研究；教育决策；研究证据
[作者简介]李福华，青岛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山东青岛266071
科学处理教育研究与教育决策之间的关系已经成为教育研究界和教育管理界共同关注的重要问题，成为教育研究“国际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本文认为，积极倡导基于研究证据的决策是弥合教育研究与教育决策鸿沟，有效解决教育研究与教育决策冲突的一种新的教育决策范式。
一、教育研究与教育决策间的矛盾与冲突：教育决策科学化需要解决的迫切问题
教育研究与教育决策的互动关系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受到关注。尤其1967年到20世纪70年代末的近20年间，欧美国家的政府机构高度重视教育研究并提供大量资金。希望他们能提供解决教育问题的秘方，提高学校教育质量，教育研究由此获得良好开端并迅速向前发展。这近20年甚至被称为决策部门和研究人员合作的“蜜月”时期，但此后便迎来了漫长的“信任危机”，双方更经常处于相互指责和猜疑中：一方面。教育决策者的期望经常落空，进而指责教育研究成果毫无用处；另一方面，教育研究者认为决策者急功近利，“政界人士的‘脏手’常对研究人员所采取的比较清晰的方法横加干涉”嘲。
国外有关人士普遍感到。教育研究对教育政策制定和高层决策的直接影响还相当“薄弱”。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研究者与决策者之间缺乏有效的联系是重要的原因之一。因为就研究者而言，他们的文化基本上是以学科为导向的，并不必然要求经常将知识和信息系统化，而这些知识和信息并不是一成不变，而是千变万化的。有时，他们不愿意针对社会和政治问题，不能识别决策者对研究和信息的要求。更为重要的是。在第三世界社会中，要社会科学研究推广实际有益的成果“存在较大压力”。另一方面，决策者的文化则更多的是受行动驱动，他们通常没有时间参加研究会议。不能理解研究的价值。在许多情况下，决策者没有研究背景和经验，而是主要依赖于个人经历、常识和媒介的观点。
近年来，我国教育研究与教育决策的矛盾与冲突也非常严峻。一方面，教育研究表现出很强的随意性，缺乏事实依据；另一方面，教育决策经常脱离研究背景，缺乏理论支撑和研究依据。我国教育部前副部长、中国工程院院士韦钰教授尖锐地指出，60年来，我们习惯了教育研究就是谈感想，就是写文章贯彻领导意图。因此，在汗牛充栋的教育论文里，教育的科学性和主体性却常常无迹可寻。她认为，如果没有一大批人扎扎实实地把教育当作科学来研究，我们的教育改革就只能碰运气。她指出，目前我国的许多教育决策“没有牢固的研究基础”，“一下子这样一下子那样”。
教育研究与教育决策间的冲突已经成为教育决策科学化必须解决的问题，而积极倡导基于研究证据的决策是有效化解这一冲突的新的决策范式。
二、基于研究证据的决策：有效解决教育研究与教育决策冲突的新范式
基于研究证据的教育决策是慎重、准确、明智地应用现有最佳研究证据，同时结合当时的实际情况和公众的教育需求，将三者有机结合，制定出切实可行的教育政策。基于研究证据的教育决策的关键是研究证据的获取与评价，并使研究证据成为决策的依据。研究证据是经过系统地研究所获得的“证据”，其重复发生概率和可靠性远大于传统的经验证据。因此，为区别于一般经验证据，我们将其称之为“研究证据”。
基于研究证据的教育决策的基本原则可以概括为：第一，教育决策要以证据为基础，任何一项教育政策都要有“强证据”来支持，以证明它的确带来了积极的、实质性的社会改变或教育变革。第二，教育政策与社会科学知识结盟。基于研究证据的决策强调运用社会科学知识。以把握复杂的社会现象和教育现象。与单纯利用知识的工具主义态度不同。基于研究证据的教育决策事实上要求决策者的知识化。
基于研究证据的教育决策与传统的教育决策相比，其决策依据和运行机制都不同：
传统决策主要依据“经验”或“理论”，把“经验”或“理论”当作圣经。而“经验”或“理论”都不可能永远是正确的，都具有可错性。首先，基于个人经验的传统决策的可错性在于它所蕴含的决策逻辑：归纳推理。归纳推理是将有限经验或者小概率事件，上升成为普遍法则。其有效性由大数定理所规定，只有穷尽所有可能的经验事实才能推断出规律性的结论。同样，基于最佳实践的决策也是可错的：（1）与基于经验的决策相类似，其归纳推理的局限性比较明显。（2）最佳的管理实践或决策实践的有效性所暗含的某种条件，另一组织或另一情景不一定具备，因而模仿不一定会成功。此外，基于“理论”的决策。其决策逻辑与传统演绎推理相似，是将一般原理运用于具体组织或具体情景的决策实践，它虽有一定的外部效度，但对于具体的组织或情景而言，照搬也会导致失效。理论一般有比较明确的边界条件。如果具体组织或具体情景中这一边界条件不具备，再好的“理论”也是无效的。
基于研究证据的决策则不同，它重视“研究证据”。基于研究证据的决策认为只有事实才能说明什么可行或者什么不可行。舍曼认为基于研究证据的决策关心的问题是“证据是什么”，而不是“谁这么说的？”不管是理论所言，还是成功者所说，基于“研究证据”的决策只关注事实。将决策建立在事实基础之上，“决策质量”是可获得的“事实”或“研究证据”的函数。事实或“研究证据”越丰富、越系统，决策的质量就越高。随着事实或“研究证据”的不断发现，决策质量也将不断提高。同时，基于研究证据的决策具有反馈修正机制。由于认识到基于理论或经验的决策具有可错性，基于“研究证据”的决策尤其强调将具体组织或具体情景作为实验对象，寻求解决具体问题的方案，并根据新的事实或“研究证据”，不断调整或优化决策方案。
研究证据可分为“大证据”和“小证据”。“大证据”是指派生于科学方法、关于事物因果联系的普适性知识，而“小证据”是指在特定环境下系统收集的用来指导局部决策的事实或数据。理想的基于研究证据的决策是将“大证据”与“小证据”有机结合而进行的决策。要说明的是，基于研究证据的决策实践早已存在，只是概念化与系统化研究才是近10余年的事，因而叫做新的决策范式。
三、实施基于研究证据的教育决策的关键因素与路径选择
（一）知识转移是实施基于研究证据的教育决策的关键因素
基于研究证据的决策，其思想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一些有社会责任感的管理学者对管理与决策科学化的思考与追问；二是医疗、教育、法律等领域基于研究证据的决策实践的启发。然而，长期以来由于“管理”或“决策”不是一个特定的“专业”，管理者与决策者没有经过专门的专业学习和严格的专门训练。而实践中，大多数管理者获取信息的途径主要是咨询其他管理者或者管理顾问，而阅读教育管理类学术出版物的管理者却很少。在为管理者和决策者提供思想和建议方面，学者们学术研究的影响正日渐式微。表现在教育领域，就是教育研究与教育决策实践的鸿沟普遍存在，当前实施基于研究证据的决策的关键因素是实现教育管理的科学知识和研究证据向教育决策者的有效转移。
教育研究者为什么对教育决策者缺乏影响力？教育管理的科学知识和研究证据为什么难以向教育决策者有效转移？主要有以下原因：
1.管理实践的“类质同构”现象。“类质同构”现象是指管理者乐于向同类组织的同类人员寻求创见。对决策者来说，“理想的证据”往往是已在同行业其他组织得到验证的证据。假如管理者想实施某种计划，他们最倾向于到自己所在组织或同行业其他组织的管理者那里去寻找证据。这样，管理者或决策者就难以到具有丰富“研究证据”的学术研究界去寻求“证据”了。
2.学术评判标准的偏颇。对于学者来说，当前流行的评判标准就是能否在某类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以及发表论文的数量，而很少评判这些研究成果对教育实践与教育决策的贡献与影响。学者们将重心更多地放在了知识的创造而不是知识的扩散上。
3.知识传播方式的非效率。决策者需要的知识或信息一般具有以下三个特点：（1）在决策者碰到紧迫问题时能随时获取，即要求知识传播渠道具备方便性和即时性。（2）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能够为决策者提供针对其具体工作的“分析问题的方法”。（3）能够满足决策者的某种情感诉求，即能够强化决策者工作的价值，能为他们面临的问题提供某种解决方案。为什么决策者更愿意将管理大师或管理咨询顾问作为寻求信息或帮助的目标，因为管理大师或咨询顾问总是能在适当的时候，通过精彩的故事与有效的方式来传播他们的思想。学者们对管理大师或咨询顾问所传播的思想也许不以为然，但是，他们的思想具有新奇性、能够满足某些情感诉求、具有可觉察到的相关性并且已被某些事实所验证，这就使得管理大师或管理咨询顾问在管理思想“市场”上比“学者”更具有竞争力。
（二）推动基于研究证据的教育决策有效实施的路径选择
化解教育研究与教育实践之间的冲突，有效实现知识转移并最终实现基于研究证据的决策，需要教育研究界和教育决策界、管理界的共同努力。
1.教育研究界应该注意的问题
第一，提高教育学术研究对于教育决策者的相关性与实用性。（1）教育学术研究者应该了解决策者的兴趣与需要。研究者在设计研究项目、解释研究结果时，应该寻求与决策者的互动与交流。（2）研究者应该掌握“两种语言”，即学术研究语言和与决策者交流的语言。研究者在与决策者进行有关定量数据的交流时，应该使用能使决策者感到浅显或轻松而不是高深或畏惧的方法。学术团体应该与决策者团体建立正式的联系，在研究者与决策者之间建立以任务为中心的长期合作关系。开展这种合作的目的，就是要用平易的语言总结那些得到了研究支持的实践规则，以友好的方式提供给管理实践者。（3）多研究一些原创性、基础性和令决策者感兴趣的问题。为了使学术研究更好地与实践耦合，学术研究者也应阅读学术文献以外的文献，结交学术圈子以外的朋友，更多地关注日常组织活动的特征。（4）学术研究方法的多样化。使用丰富、深入细致的研究方法能激起决策者更大的兴趣。此外，使用不同的研究方法能够从不同的角度解释一些令人困惑或者反直觉的研究发现。例如，有些用定量方法得出的结论似乎有悖常理，而使用定性方法进行补充或解释，就能让决策者豁然开朗。
第二，重视对研究成果转化与知识转移过程的研究。知识在教育研究者与管理实践者之间转移的过程应该是值得研究者深入探讨的。对研究成果（研究证据）在管理实践中的应用与扩散问题进行研究，能够更好地了解知识扩散的场所与原因。当学术研究者发表与现行实践或理念相悖的研究成果时，他面对的很可能是被实践界拒绝的命运。所以，我们要研究促进学术成果传播的方式，研究能够使决策者的理念发生变化的方式。
第三，教育研究者要警惕潜在风险，保持学术研究的独立价值。在促进教育研究者与教育决策者合作的过程中，一个最大的潜在风险就是教育研究失去自身独立的学术价值，流变为“为预意进行的研究”。要防范这种风险，“使教育研究真正为政策所用，教育研究就必须在‘基础期研究’与‘应用性研究’这两种研究中实行一种，取得平衡”。应用性研究要求从决策者而非学术的角度分析问题，遵循决策者的价值标准和时间限制，保证研究成果的针对性、具体性和紧迫性。但是，鼓励面向决策的应用性研究绝不是削弱基础研究。基础研究是一个社会积累、创新知识的主要途径，具有应用之外的独立性价值。教育研究保持学术独立价值，并不影响其对教育决策和教育发展的积极贡献。正如学者所言：“社会研究（包括教育研究）是一个社会进行民主讨论的方式，社会研究对自由社会的巨大贡献不需要削弱对研究质量和真实性的专业关注。这种贡献不是通过结果而是通过理性和知识与民主政治之间相关性的稳步确定来达到的。”
第四，扩大或修改出版渠道与程式。（1）教育研究界应该跟踪趋势。“跟踪趋势”并不是要教育研究界去“赶时髦”，而是要求教育研究界具有敏锐性和洞察力。（2）充分利用网络向决策者传播知识。期刊也许不是向决策者传播知识的最佳媒介，因为决策者通常只在需要解决某个特定问题时才会去寻找科学证据。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所有的信息都在期刊里，也需要花费相当大的工夫与专门的技巧才能找到。因此，对于决策者来说，网站或微博可能是更有效率的“知识仓库”。（3）优秀学术期刊有必要包容那些在实证方面意义深刻，但在理论方面不一定有创新的研究成果。坚持实证性文章必须有理论上的创新，会导致学术研究与实践的相关性日益削弱。
第五，发挥管理教育的基础作用。目前的管理教育本身往往就不重视“研究证据”。在教育管理（公共事业管理）专业本科课程、教育硕士课程或者高级教育培训课程中，“研究证据”往往不是学习的重点。目前，许多课程的核心不是强调“研究证据”，取而代之的是一般性管理技巧以及一些最流行的案例，因为这些刺激性强、表面相关的信息，可以激起学生的兴趣。因此，我们应该以批评的眼光审视教育工作在造成决策者知识范围狭窄和科学证据运用不足方面的责任，要避免管理教育误人歧途。
2.教育管理界要重视的问题
第一，要避免或减少教育管理界对教育研究者的“研究证据”的不合理期待。教育管理界要对教育研究能为决策者“提供什么”有理性认识。经合组织成员国的教育部长发布了一份《教育研究与发展——趋势、问题与挑战》的部长报告，报告试图对教育研究能达到的和无法达到的目标进行说明，并，指出：“教育研究并不能解决标准的确定问题，不能始终立即而又直接地满足决策者和实践者的需要。也不能给每一个教育问题找出迅捷的解决办法。而在另一方面，教育研究可以改善教育各个方面的知识基础；可以提出问题、识别问题并能使人们注意到迄今被忽略的事实；教育研究也可以暂时为教育决策者和实践者提供有用的知识。”教育决策者要合理估计教育研究的能力限度。
第二，教育决策部门既要增强自身的研究意识，又要支持学术界的教育研究。现代社会对教育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的要求越来越高，教育决策者要不断增强研究意识，理解教育研究，积极运用教育研究成果，学会更好地利用信息和知识。自觉实施“基于研究证据的决策”，而不是仅仅依靠经验或过去的理论进行决策。同时，教育决策部门要重视和支持教育研究。欧洲教育研究的“蜜月”时期就得益于教育研究受到决策者的高度重视并得到较为充裕的研究资金。教育决策部门要通过委托研究、联合组建研究机构等方式支持教育研究。
第三。教育决策部门要加强信息平台和政策网络建设。要高度重视信息技术开发和信息平台建设。要打破部门界限，实行电子政务，为决策者、研究者和公众获得和使用各类信息提供最大便利。要加强政策网络建设，广泛推动社会民主、公众咨询和多元协商，要尊重教育政策目标对象的利益而不是政策执行部门的利益。
[责任编辑：陈梅云]
作者：李福华
基于期刊的科学知识论文 篇2：
依托未来教室，优化基于项目STEM学习的研究
摘 要：基于项目的STEM学习是一种整合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的学习方式。引导学生通过自己感兴趣的科学实践活动，在真实的情境中，为学生提供机会，让学生专注于生活，投入到让学生感觉到满足而值得从事的活动中，培养学生的科学思维和科学素养。
关键词：基于项目的STEM; 科学思维; 科学素养
一、研究背景
S（科学）是对自然世界的研究，包括与物理、化学和生物相关的自然定律，以及对这些学科相关的事实、原理、概念和规则的处理与应用。科学既指随时间逐渐积累起来的一系列知识，又指产生新知识的过程——科学探究。科学知识能为工程设计过程提供信息。
T（技术）虽然严格意义上说不能算做一门学科，但是它包含了用于创建和操作技术制品的整个系统以及制品本身。这个系统包括人员、组织、知识、过程和设备。在漫长的历史中，人类创造了技术来满足自己的需求，很多现代技术都是科学和工程的产物。而技术工具在这两个领域也都有着广泛的应用。
E（工程）既是有关设计创造人工产品的知识体系，也是解决问题的过程。工程学是在限制条件下进行设计的过程。其中一个限制条件就是自然定律，或者说科学定律。其他限制条件包括：时间、资金、可用材料、人体工程学、环境法规、可制造性和可修复性。工程中会用到的科学和数学概念，以及技术工具。
M（数学）是一门研究数量、数字和空间之间的模式和关系的科学。数学与科学不同，在科学中，实证数据是用来证明或推翻相关主张的;而数学中的主张则是通过基于基本假设的逻辑论证来证明的。逻辑论证和主张都是数学的一部分。与科学一样，数学知识也在不断发展。不过与科学不同的是，在数学中除非基本假设有所改变，否则数学知识是不会被推翻的。在科学、工程和技术中都会用到数学。
学校高位发展的需求性。本校地处苏州工业园区，园区教育日新月异，科学技术迅猛发展，学校已成为园区未来教室的试点学校之一，处于高位发展的阶段。在课堂教学中使用双板技术已成为当今提高教学质量的重要手段和措施，用来满足学校教育工作的不断发展。
交互式电子白板被越来越多的应用于课堂教学中。交互式电子双板基于双轨教学模式产生，解决了传统单块交互式电子白板教师备课不方便、教学资源无法共享、电子白板尺寸过小等问题，同时具有其独特的教学特性。信息技术的发展对传统课堂带来的冲击，促进我们一步步地去改变。
2017年教育部颁发的《小学科学新课程标准》，更是提出将科学、技术、社会与环境目标纳入课程目标中，课程内容中也增加了技术与工程领域的模块，使学生有机会综合所学的各方面知识，体验科学技术对个人生活和社会发展的影响。培养学生通过“动手做”解决科学问题的习惯。
二、课题研究的必要性
丰富学生科学学习的资源。未来教室环境下，基于项目的小学科学STEM学习，教师通过教材研究，创造性地整合有效资源，基于真实情境提出问题，要求学生解决若干问题。通过学生完整的作品展示来考量学生对STEM所涉及的各个学科概念的掌握情况。而在双板上呈现，可以很好的进行师生互动，并拓宽学生的视野。
STEM课堂具有以下特征：活躍且以学生为中心、能够支持学生自发提问以及制订探究计划、是发明与创新的中心;既是教室，又是实验室，支持多种教学模式;能够覆盖具有不同学习风格以及有学习障碍的学生;整合真实世界中的情境或难题。
受STEM教育的学生有以下特征：他们是问题的解决者、能够明确问题和难题;能设计探究方案以获取、收集和整理数据，得出结论;并能够将相关知识应用到新的情境中。学生也是创新者、发明者，具有自主性和较高的技术素养。
提高科学教师教科研的能力。通过课题研究，引入STEM PBL策略，激发教师的科研意识，不断实践与反思，从而促进教师的教科研水平的提高，让STEM学习深入科学课堂。
《依托未来教室，优化基于项目的STEM学习的研究》是用一种整合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的学习方式来促进学生科学思维的培养。强调长期的、跨学科、学生为中心的，且与现实世界之问题和实践相融合。将分散的学科领域融合进应对具有挑战性问题和难题。这些问题驱使学生去面对并力争理解学科的中心概念和原则。教师利用电子白板和平板电脑，整合科学教学资源，创新教学方式，开展有意义的教学活动，促进学生的科学学习，提高课堂教学效率。
三、研究方法
本课题主要采取了以下几种研究方法：
文献研究法。对期刊、文献、网络等资料文献进行查阅，了解课题的研究现状。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寻找深入的研究点，为课题的研究提供理论支持与指导。组织课题组人员查阅和学习相关的理论书籍，关注最新的国内相关研究情况，特别是关于未来教室、《科学新课程标准》、小学科学教学方法的论述和观点。借鉴吸收相关的思想内容和实践经验，提高课题研究组成员的理论水平，不断完善自己的课题研究。
行动研究法。此研究法将跟踪本课题研究的全过程。按照“计划-行动-反思-调整”四个步骤，课题组将不断地研究、实践、反思、调整、充实，力求以清楚的数据、科学的论证，提供事实性材料，评定前阶段工作，启动下阶段工作。在这过程中，课题组人员针对研究中出现的问题，努力研讨解决的方法，推进课题研究工作。在小学科学课堂、装有电子双板的课堂中观摩教师上课的全部过程，对教师和学生进行访谈。
案例研究法。根据基于项目的STEM学习理念，依托未来教室，进行教学资源设计并实施教学案例。
问卷调查法。对小学科学课程现状进行调研，在案例实施后通过调査问卷了解基于项目的STEM学习与平时的效果。
经验总结法。通过阶段性总结，及时肯定实验成果，修正实验方案，总结出实验的主要经验，及时推广运用。
四、研究目标
依托未来教室，基于项目的STEM学习，能给小学科学教师一个丰富的教学资源库。整合小学科学课堂教学有用的相关资源，促进教学实效，增强科学课堂效率，提高小学科学教育质量。
通过课题研究使我校科学教育更能适合学生发展的需要，教师运用新的理论指导使科学教学更具实效。
在课题研究过程中，转变教学观念，基于真实情境，模糊任务，明确结果展开教学，促进学生各科知识的融合教育，适应现代社会对人才培养的需要，能够恰当利用现代技术，依托未来教室，优化基于项目的STEM学习。
依托与现实生活相关的真实任务，调动学生参与的积极性，允许学生对学习有所控制，注重学习的迭代过程。在不断拓宽经验和知识的基础上，建立加快学习的催化剂。辅助学生在科学学习中自主、探索，从而培养学生发现、获取、重整、分析、利用和创造等科学能力，提高学生的综合科学素养。
五、研究内容
本课题的主要研究内容是研究基于项目的STEM学习。注重学生所学各科知识之间的融合及有效整合，课上教师利用平板与学生进行有效交互，加强课堂教学设计与运用研究，提升课堂教学的实效性。
子课题一：基于项目的STEM学习概述
小学科学课程内容包含物质科学、生命科学、地球与宇宙科学、技术与工程四个领域。优化项目，深入学习5E教学模型，奠定研究的理论基础。
子课题二：小学科学基于项目的STEM教学设计的开发研究
基于项目的真实情境下的学习任务，模糊的问题、明确的结果。促进学生的学习自主性和科学思维的培养。同时将上课时所需要的音频、视频、图片、网址、文本等多种教学资源整合在一起，教师上课时可以通过双板呈现所需的资源，重点研究如何更好地做到资源整合，探索课件工程的制作与优化。
子课题三：未来教室环境下，基于项目的STEM学习评价机制的策略研究。创新课堂教学方式，充分开展有效的互动教学，促进学生的学习。
六、社会价值
通过专注于问题、事例和将新观点与先前获得的相关知识联系起来的学习背景，学生接触到学习内容。建立学生的思维，利用与学生个人相关的问题，为学生探究搭建脚手架。
让思维具有可见性。给学生提供清晰观察自己的学习机会，鼓励学生反思，更准确地示范科学课程。提供多种表达方式——允许学生积极主动的参与到解释科学的过程中，电脑动画、建模制作项目、动态描写和科学信息显示，让学生接近尖端科学，使学生能够看到科学思维过程。因而可以接近科学思维。给学生提供机会来积极培养元认知技能，协助教师更有效的为学生搭建学习平台并提出反馈意见。从而促进学生在科学世界和学习世界之间的互动。
帮助学生向他人学习。社會建构主义、合作性学习、学习共同体都提倡这种学习理念。鼓励倾听，而且要三思而后行。学习共同体强调学习者要观察榜样，并从榜样的身上学习。设计讨论中必须要考虑“进行反思，整合他人的观点，认真做出自己的贡献。”
促进自主学习和终身学习。基于元认知和探究，鼓励监控。提供复杂项目，让学生有能力设计个人的目标，从他人那里寻找反馈、解释评语、增加新证据。鼓励教师为学生搭建脚手架，促进自主学习和终身学习能力的培养。
七、社会效益
基于项目的STEM学习，引导学生通过自己感兴趣的科学实践活动，在真实的情境中，为学生提供机会，让学生专注于生活，投入到让其感觉到满足而值得从事的活动中，培养学生的科学思维和科学素养。
实现高效的自主学习。未来课堂不再强调以教师讲授为主，而是以促进学生进行个体学习和社会化学习为主。未来课堂强调学生之间采用协作式的学习方式，安装的设备和使用的系统能支持学生的群体或团队学习。学生们能够协同合作开展知识创新，最终实现知识共享，从而促进学生的自主学习。
实现优质资源的共享。配备视频交互系统的“未来教室”，可通过高清摄像头和话筒，对整个教学过程进行录像或直播，打破传统校园一间教室、一位教师的上课模式，通过现场视频同步传输开创了同一时间、不同空间的上课模式，实现了优质教育资源共享。
STEM教育课程计划能够以学生参与活动、项目和问题解决为基础，提供动手做的课堂体验。学生在应用所学的数学和科学知识来应对世界重大挑战时，他们创造、设计、建构、发现、合作并解决问题。这些促使孩子们成为真正的学习者，使他们树立终身学习的思想。着力培养学生以“解决问题、逻辑思考、批判性思考和创造力”为核心的科学素养开始，正在向培养面向未来的更为全面发展的创新人才核心素养发展。倡导跨学科、跨学习领域的学习方法，通过真实情境的课程教学，将拥有科学、技术、工程、艺术、数学等知识背景的学生与学校、社区、工作和全球企业联系在一起，与人类未来社会的需求联系在一起。
八、课题研究反思
专家引领不够，课题研究重实践，轻提炼。本课题研究在邀请专家进行指导、引领方面做得不够，导致我们的研究视野狭窄，研究的方法、思路还不够科学、有效，是真正意义上的“草根研究”。在课题研究“回头看”的过程中，教师们对课题研究过程的反思和提炼欠缺，没有有意识地进行总结，与此同时，教师重复性的研究较多，导致课题资料不够丰厚。
课题研究还不够深刻，尚有很多内容需要深入研究。学校处于乡镇，教师观念更新不快，学生家庭配合不够，导致课题研究不够深刻。
如何更好地利用未来教室进行课堂教学，尚需继续探究。课内如何组织有效活动、促进学生内化知识、拓展能力更需进行深入研究。
首先，相对于其他现代教育技术手段，交互式电子白板对课堂教学和促进教师专业成长两方面都具有一定优势。但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电子白板技术始终是为教学服务的，是提高教学质量的辅助手段，课堂上千万不能主次颠倒，不能只为技术而忽视了语文教学最根本的任务——学生听、说、读、写能力的训练。另外，比技术更先进更重要的是教师教学理念和专业能力。因此，教师在学习使用先进的教育技术时也必须不断提升自己教育理论水平，不断创新自身的教育教学理念和方式。
其次，目前的教育教学前沿，微课、微视频等对于在课外指导学生学习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在电子白板领域，我们制作微课、微视频更方便，效果更形象直观，在原有的研究基础上，我们要进一步研究利用白板技术制作微课、微视频对学生的科学素养的提升，本课题是结题了，但是研究的脚步会继续前进。
参考文献：
[1][美]米尔顿·霍林，[美]杰姬·斯皮克·德怀尔著，刘恩山等译.STEM课程如何设计——从StEMT理念到课例[M]
[2][美]罗伯特·M·卡普拉罗，[美]玛丽·玛格丽特·卡普拉罗，[美]詹姆斯.R.摩根著，王雪华，屈梅译.基于项目的STEM学习——一种整合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的学习方式[M]
作者：王凤梅
基于期刊的科学知识论文 篇3：
特殊科技英语与普通科技英语语篇中言据性的对比研究
摘 要：特殊科技英语（ESST）与普通科技英语（ECST）皆类属科技英语（EST），常以言据性为词汇语法手段，基于不同的交际对象和目的表达不同的意义、以不同的方式建构命题信息。选取“自下而上”（措辞→意义）视角，以60篇ESST和ECST语篇实例自建语料库，“不平衡——顺序混合式设计”为方法，UAM Corpus Tool 3.0为工具标注并挖掘数据，旨在依据言据性的体现形式、分布状况和高频词选择中的数据差异，阐释语体异同。研究发现：两者都注重模糊作者身份、保留对话空间、视觉感知、规避信念曝光，而在具体传信内容上各有特点：ESST重客观事实、观点可证、信息开放、引证严肃，ECST重主观经验、观点真实、信息确定、引证直观。该研究对科技英语写作者在传信和信息可靠化方面的语体把握有借鉴意义。
关键词：言据性;词汇语法;普通科技英语;特殊科技英语
一、引言
言据性（evidentiality）作为措辞（wording）需满足语类约定（convention of genre）[1]，适应语域变量（variables of register），才能恰当表达语义（meaning）。科技英语（English of Science & Technology，以下简称EST）中的言据性同样以此规律建构着科学知识。“言据性”在国外历史久远（1911年至今），多以类型学/跨语言（Typology/Cross-language）视角切入[1-4]研究狭义言据性;国内则重视广义言据性[5][6]，多采取话语分析的方法[7-17]。通过回顾，我们发现当前对EST中言据性的讨论集中于某一次类，如学术期刊论文[13][14][18]、硕博学位论文[19][20]和学科教材[17]，未考虑毗邻次类间的差异问题。根据Hutchinson 和 Waters[21]19、徐有志[22]181，EST可下分为特殊科技英语（English of Specialized Science & Technology，以下简写ESST）和普通科技英语（English of Common Science & Technology，以下简写ECST），可见更多研究集中于前者，而未考虑两者之间。
任何语言都有词汇语法，它是一个提供选项的广博网络，通过在措辞网络中做出选择而建构意义：其中一些选择是“语法”，具概括性（general），用于语言各方各面;另一些是“词汇”，有具体性（specific），关注意义的某一特征[23]3。二者本质上是一体的，区别在于前者精密度低，后者精密度高。“言据性”为抽象概念，由词汇语法体现。故此，该研究关注词汇语法对比，通过考察言据性在两个语类中的语法结构体现、出现频度、选词倾向，分析二者在词汇语法选择倾向上有何异同及其背后的意图和缘由。
综上，本研究以国际核心学术期刊论文（SCI和SSCI检索）和世界著名科普杂志文章组成研究语料，以言据性分类模型[13]为框架，对比ESST和ECST语篇中言据性的词汇语法体现形式、各据素类型及其具体体现形式的分布状况、高频词选择，以此为例归结其间差异。该研究对EST写作者在传信和信息可靠化方面的跨语体意识、EST阅读者的跨语类语体敏感度、EST写作教学都具有借鉴意义，对两个语类在EST中语体区分标准的确立有一定参考价值。
二、言据性框架
这里有三个理论问题需首先交代清楚：界定、与情态的关系辨析、分类模式。
不同运作环境下，言据性有广狭二义之分：（1）在强屈折语言（highly inflectional language）中，作为一个语法范畴，伴以形态变化来说明信息来源，具有与“时态”和“体”同等的语法地位[1]133[24]273[25]157[26]9[27]3-6;（2）在弱屈折语言（less inflectional language）中，作为一个语义范畴，以词汇语法的形式说明命题信息来源、对信息可靠度做评价性表达[27]114[28]114[29]271[30]168-169。二者根本区别在于究竟是语法（grammatical）性质还是语义（semantic）性质？是强制性的（obligatory）还是选择性的（optional）？以形态（morphological）还是以词汇语法（lexicogrammatical）形式表达？因本文研究对象存在于弱屈折语言语篇中，重点考察词汇语法并关涉所传意义，故选取广义视角，视其为语义范畴，伴以词汇语法形式表达言据。
言据性与情态的关系仍处讨论之中，关于二者相互独立与否，大致存在两种提法：一是“独立观”（Exclusion），指言据性独立于情态[4]27-28[32]24;二是“包含观”（Inclusion），指言据性隶属于情态[25][33-36]，或相反，情态隶属于言据性[3][6][37]。本文同意杨林秀[13]7，认为言据性本身是独立的语言学概念，但它与情态的关系应视所在的语言及其语境中具体来看。在英语语篇中，言据性（尤其是推导据素）和情态确实存在体现形式上的耦合，但二者所传意义是否完全对等仍需在具体语境下考察筛选。
言据性的分类模式繁杂[1][3][13][25][30][38-40]，其中影响较大的是Chafe[7]12[12]36和Aikhenvald[1][4]，但前者忽视语境在可信度分级评价中的决定性作用[11]18-19[13]86-87，后者则依附强屈折语言形成狭义言据性倾向，不利于广义言据性操作。本文选取杨林秀模式（见图1），一个基于应用语言学英文学术期刊论文语料库的分类模式，也曾被用于英语为母语作者和中国作者的应用语言学学术论文[13]、跨学科博士论文摘要[19]、中美硕士学位论文[20]和新闻报道[41]等语类，在英语语篇中适用性可见一斑。出于标注和计量过程的客观性考虑，本文选择只关注显性据素。
三、研究设计
（一）语料收集
本研究语料由ESST和ECST组成：我们以随机方式，为前者在SCI和SSCI检索的国际学术期刊（涵盖自然科学期刊Nature、Science、Journal of Neuroscience Method、Building & Environment等及社会科学期刊Journal of Pragmatics、Social Science & Medicine、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等）中抽取，计20篇文章，112476词;为后者在国际科普杂志（包括National Geography、Scientific American等）中抽取，计40篇文章，115455词。因ESST和ECST语篇的单篇词数存在较大差异，我们以词数平衡为标准收集语料。收集结果显示，本研究语料共计60篇，227031词。鉴于语类特点处于动态进化，其稳定性只在一定时期内保有[13][42]16，我们将语篇生成時间严格控制在2012—2016年。实际上，收集结果比计划控制时间更短：多数语篇集中于2014—2016年。我们选择只考察语料正文部分，剔除ESST语料中的摘要、表格、图示、注释和参考文献及ECST语料中的插图及插图说明部分，以防止内容可能与正文多有重叠而影响数据结果的准确性。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取定量定性混合的研究方法，承袭“不平衡—顺序混合式设计”[43]72。该设计有两种模式：“定量设计支配”和“定性设计支配”。我们选取后者（见图2），认为在本研究中定性对最终研究结果更具支配力。
基于此，本研究设计了两个研究阶段，旨在使定量结果经历定性解释：首先，在我们建构的小型语料库中，以“确立判定标准→绘制系统网络图→半自动标注→复核”的流程对据素选择做词汇语法描写，主要包括据素标注和数量统计，最终获取据素使用的数量特征：“体现模式”（realization pattern）、“分布模式”（distribution pattern）、“出现频率”（frequency）、“高频词选择”（high-frequency words）。其次，我们将定性分析凌驾于定量阶段的数据事实之上，以解释作者这些选择背后的意图和驱动因素。
四、数据分析与讨论
我们借鉴杨林秀模式下既有词汇语法描写结果[13]105[19]122[20]31[41]22，将其与UAM Corpus Tool 3.0的运作原理相融，明确判定标准并确定系统网络（见图3）。据此进行语料标注与数量统计，得出结果以便我们观察ESST和ECST语篇中言据性体现形式及其相关数量特征的异同。
（一）相同点
通过调查各据素类型的数量分布情况，我们观察发现ESST和ECST语篇在分配据素类型时都呈非平衡分布（见图4）（1）：前者为报道（rd（2）=2029， f（3）=18.04， p（4）=73.89%）>推导（rd=417， f=3.71， p=15.19%）>感官（rd=264， f=2.35， p=9.61%）>信念（rd=36， f=0.32， p=1.31%），后者为报道（rd=576， f=4.99， p=52.36%）>推导（rd=470， f=4.07， p=42.73%）>信念（rd=29，f=0.25， p=2.64%）>感官（rd=25， f=0.22， p=2.27%）。相同之处在于把重心放在报道和推导，都以传导他人或自己（主要是他人）命题信息、在归一度两端滑动而赋予信息级差意义两种方式，来传导语篇语义、建构科学知识，体现出“重报道、推导，轻感官、信念”的共同特征。具体归结如下。
1.报道据素：关联其他研究使作者身份模糊化
如表1所示，作者最大程度地使用报道据素，尤其是其他报道（other-reporting）（见例1）。
【例1】 This， according to Douglas and McGarty （2001：399）， is manifested in behaviors like flaming and trolling.
（ESST语料：Journal of Pragmatics， 91 （2016）：80-93）
例1中，“this”指的是作者在前文提出的“psychologically， users may give less consideration to the recipient’s feelings”的观点，作者通过使用非言语型其他报道据素（non-verbal other-reporting evidential），在自己观点与Douglas & McGarty （2001）研究之间建立关联，将读者注意力引向后者。以光顾他人研究的方式铺陈自己观点，同时避免在语篇中过度体现作者主观性，使篇章客观性得以凸显。
2.推导据素：抑制高值推导，保留对话空间
推导据素的特性是级差（graduation），它是间于归一度（polarity）两端的确定性阶列（scale of certainty）。选择推导据素就是在此阶列上做不同程度的来回滑动。从情态值分布来看，有规律可循：ESST和ECST中推导据素数量皆由高值向低值依次递增（见图5）。
如图5所示，“低值”（ESST： rd=518， f=4.61; ECST： rd=327， f=2.83）>“中值”（ESST： rd=152， f=1.35; ECST： rd=216， f=1.87）>“高值”（ESST： rd=48， f=0.43; ECST： rd=35， f=0.30）（1），说明两者都有意在抑制高值推导。作者从低值到高值逐渐减少用量，保留一定的作者—读者对话空间，为潜在读者发生多种不同声音（如：“同意”“否定”“对抗”“反对”等）留下可能性空间。
3.感官据素：注重视觉感知，眼见为据
在本次調查中，作者只选择“see”充当感官据素（见表1），可见视觉渠道是EST中唯一用以交代信息来源的感官渠道（也见例2）。
【例2】 You saw all these things happening. You saw everybody’s life changing.
（ECST语料：National Geography， March， 2016）
From a simple business point of view， one can see that 95% repayment rates offer prima facia evidence that the entrepreneurial ventures took limited risks.
（ESST语料：Asia Pacific Journal of Management， 2015 32：1-22）
例2中，作者将“all these things happening”和“everybody’s life changing”这两个命题表征为一种对“you”来说是肉眼可见的客观实在，“95% repayment rates offer prima facia evidence”之于“one”也是同理。“眼见为实”来自于人的一般感知经验，作者在此强调命题获取是通过视觉感知渠道而来，意在强化命题的客观性。这说明ESST和ECST皆具“注重视觉感知”的言据特征。
4. 信念据素：避免作者主观过度曝光
作者在文中也不乏运用信念据素，直白地表达自己的主观见解，但这种做法总体数量十分有限（见表2），也说明作者有意控制自己的信念表达，意在压制主观性在语篇中的过度蔓延。
（二）不同点
从总体数量上看，ESST（rd=3251， f=28.90， p=68.99%）语篇的据素使用远超ECST（rd=1461， f=12.65， p=31.01%（1），数量超越突出反映在报道据素（ESST： rd=2202， f=9.66， p=47%; ECST： rd=716， f=3.14， p=15%）和推导据素（ESST： rd=749， f=3.29， p=16%; ECST： rd=691， f=3.03， p=15%）（1）上。除上述两类大量使用外，ESST和ECST对另外两类据素展现出不同选取倾向：前者倾向感官，渴望把读者引领到一些视觉可感知的证据上，让读者自己用肉眼去感知这些可视化证据并从中获取所需信息;后者则依赖信念，更乐于把自己的个人观点直白地表露于语篇，告诉读者他们在思考什么。然而，考察高精密度的词汇选择仍可捕捉诸多区别。
1.感官据素：感知客观实在 vs 感知主观经验
虽然两者在感官据素中都选用“see”及视觉渠道来指代命题信息，但它们对信息来源做了不同选择——ESST更多使用“see +作者/图表/页码/参考文献”（rd=244，f=1.07），约占ESST所有感官据素的92.42%，而ECST则使用“第一人称+see/witness”（rd=13，f=0.11），约占ECST所有感官据素的52%（见例3）。
【例3】 For example， @Beccas43 （see Example 7） was identified as low-risk due to their use of rape to ridicule more prevalent discourse in the corpus.
（ESST语料：Journal of Pragmatics， 2016 91：80-93）
That afternoon we saw villagers ripping out illegal rubber plants.
（ECST语料：National Geography， January， 2016）
如例3所示，ESST作者把命题信息“@Becaas43 was identified as low-risk due to their use of rape to ridicule more prevalent discourse in the corpus”表征为作者、读者双方皆可通过视觉感知的“Example 7”，意在引出命题的同时将命题建构为肉眼可证的客观事实。ECST作者则将命题“villagers ripping out illegal rubber plants”表征为作者与在场所有人亲眼所见，作者充当信息直接来源，这里命题被建构为作者由肉眼感官获取的一手经验。由此可得，ESST将命题建构为由视觉所感知的客观实在，规避了以作者身份暴露为代价的直抒己见，而ECST则将命题建构为作者亲身的视觉经验，以亲身经验现身说法告诉读者自己感知到了什么，不忌惮身份暴露。
2.报道据素：报道待复验观点 vs 报道个人主观体验
在非言语型报道据素（non-verbal reporting evidential）的选用中，ESST语篇使用率最高的是“（作者，出版年）”（rd=1905， f=9.74），在ECST语篇中未见该形式。此结果一方面归因于所属语类对引文形式的要求，但同时也表示ESST作者所引内容都是经过其他学者研究或验证后的结果，而作者本位所做工作是将自己在文中给出的命题信息建构为已部分证实过但仍需继续验证的专业知识。ESST和ECST语篇中言语型报道据素用量最高的分别为“show”（rd=167， f=1.48）和“say”（rd=326， f=2.82）（见例5），分别约占所在语类所有报道据素（非言语型“作者+出版年”除外）的8.23%和56.6%。根据The New Oxford English-Chinese Dictionary（2nd edition，2013）释义，两者主要义项分别为“to offer， exhibit or produce （something） for scrutiny or inspection”（5）和“to utter words so as to convey information， an opinion， a feeling or intention， or an instruction”。
【例5】 Studies have shown that even when lung cancer is diagnosed early， blacks are less likely than whites to receive curative-intent surgery， even after accounting for socioeconomic factors.
（ESST語料：Cancer Statistics for African American， 2016）
“On the third day my senses recalibrate—I smell things and hear things I didn’t before，” Strayer says.
（ECST语料：National Geography， January， 2016）
例5中，ESST作者以“show”为报道据素，将“studies”论证过的内容“even when lung cancer is diagnosed early， blacks are less likely than whites to receive curative-intent surgery， even after accounting for socioeconomic factors”作为命题信息引出，突出这些观点仍可继续接受复核（强化或挑战），不过度使用那些明确带有主观评价意味的传信词，如：think （of）（rd=10， f=0.09）、believe（rd=2， f=0.02）、realize（rd=0， f=0.00）、know（rd=0， f=0.00）、write（rd=0， f=0.00）、state（rd=6， f=0.05）等。ECST作者则十分明确地将命题“On the third day my senses recalibrate—I smell things and hear things I didn’t before”表征为“Strayer”的个人主观体验，以“say”这样较为平实的报道动词，侧重传信的切身性，说明所传信息虽是主观体验但确定真实，强调信息的真实性而非客观性、科学性。可见，ESST并非意在建立某种科学权威立场，而更多采取商榷的态度，与潜在读者做一次协商交流;而ECST则更多表达信息来源的主观真实体验，更易拉近与读者的距离，也易于被接受。
3.推导据素：侧重低值推导 vs 侧重中值推导
如上文所述，ESST和ECST中推导据素都从低值向高值发生数量递减，其中低值和中值用量差距偏大，到高值用量保持走低且数量趋于接近。具体来看，其中用量最大者为情态动词，分别约占两个语类推导据素总量的89.97%和78.2%，而各值情态动词用量分布不同：低值情态动词方面，ESST（rd=486， f=4.32）> ECST（rd=262， f=2.27）;中值情态动词方面，ESST （rd=145， f=1.29）< ECST（rd=200， f=1.73）。这说明：ESST更加迫切通过降低确定性而把文中观点（尤其是作者自己提出的）表达为众多可能中的一种，对潜在的讨论（同意或反对）保持开放态度，欢迎读者、同行共同加入讨论，真正凸显公正客观;ECST作者则更多在语篇中扮演科学知识普及者的角色，交际对象多为没有太多该领域专业知识的读者，因而文中不可能过多使用低值推导，转而使用中值，把文中信息表达为相对实在可靠的东西，既有利于在某种程度上获取非专业读者的信任，也不排斥与专业读者开放协商。
4.信念据素：作为思考结果的信念 vs 作为直观看法的信念
ESST和ECST语篇中信念据素都用量不多且十分接近（ESST： rd=36， f=0.16， p=1%;ECST： rd=29， f=0.13， p=1%），但高频词选用有不同取向（见例6）：前者高频使用“consider”（rd=13， f=0.12），约占该语类所有信念据素的36.11%，主要义项为“to think carefully about （something）， typically before making a decision”（The New Oxford English-Chinese Dictionary 2013）;后者高频使用“think”（rd=14， f=0.12），约占48.28%，主要义项为“to have a particular opinion， belief or idea about someone or something”（The New Oxford English-Chinese Dictionary 2013）。
【例6】 The paper considers the role of open innovation and novel business models in creating these service platforms.
（ESST语料：Asia Pacific Journal of Management， 2015（32））
Richard Muller thought he could explain many past mass extinctions of species on Earth…
（ECST语料：Scientific American， February， 2016）
例6中，ESST作者通过使用“consider”，把命题“the role of open innovation and novel business models in creating these service platforms”表征为信息来源“the paper”进行认真考察的对象，凸显严谨的审视态度;ECST作者则使用“think”，把命题“he could explain many past mass extinctions of species on Earth...”表达为信息来源“Richard Muller”的主观见解，侧重信息来源对命题的主观评价。可见，两者实际上都是推出观点看法，但前者强调命题为认真思考的对象，后者强调命题为直观看法。
五、结语
该研究以“定性设计支配”模式为方法，感官、报道、信念和推导据素分类为框架，对ESST和ECST语篇中言据性的使用特征进行了对比分析。研究结果显示：4类据素均出现在两个语类实例中，但以非平衡的数量排布，它们各自在语篇中发挥不同的功能、展现不同的言据特征：报道用于关联他人研究，模糊作者身份;推导用于抑制高值推导，保留对话空间;感官用于重视视觉感知，眼见为据;信念用于避免作者信念过度曝光。通过对比两个语类的言据使用情况，我们发现双方通过感官、报道、信念对命题意义的建构效用存有较显著差别：ESST将其建构为由视觉感知的客观实在、待复核的观点和认真思考的对象，而ECST将其建构为由视觉感知的主观经验、个人主观体验和个人直观看法。在级差性质的推导据素调节信息可靠度时，二者从高值到低值依次逐步提升用量，但出于交际目的不同，在中、高值情态动词分布中存异。该研究是站在两个毗邻语类之间做了一次尝试性调查，其结果可为科技英语写作者面对学术和科普语体时从言据角度提供参考，也利于进一步在词汇语法层明晰二者的界限划分。笔者认为，言据性归根结底是语篇语体的一个侧面，充分彰显了语旨调配下的人际意义，包括：互动（INTERACTION）、评价（APPRAISAL）和权势（POWER），对此笔者将拟另文着重探讨。
注释：
（1）各项数值均已进行卡方检验，检查其适用性，代入卡方值公式，自由度df=k-1=2-1=1，显著水平α设为0.05，临界值为3.84，结果显示x2大于临界值，所以推翻假，得出实际值与期望值差异显著。
（2）“rd”为“raw data”缩写，表示所指项目在语料库（ESST/ECST）中的真实出现次数。
（3）“f”为“frequency in 1000 words”缩写，表示所指项目在语料库（ESST/ECST）中每1000词内出现的频率。
（4）“p”为“percentage”缩写，表示所指项目在语料库（ESST/ECST）内所有标注的据素中的占比。
（5）“show”在语料库ESST/ECST中充当其他报道据素时采取“第三人称主语+show+‘that’引导的宾语从句”，故此在查询词典時我们只考察“show”充当动词且带宾语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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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黄劲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