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小编为大家推荐《女性与大众传媒论文(精选3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摘要我国自20世纪70年代末启动改革开放进程，由此媒体对中国外交政策制定的影响总体上呈逐渐上升的趋势。目前中国的大众传媒之于外交政策显示了五大主要的功能。尽管中国外交政策的制定还不是一个充分开放的过程，但体制内的政治精英仍可引导公众舆论，影响大众的认知。
第一篇：女性与大众传媒论文
大众传媒中女性形象塑造的跨文化解读
关键词: 大众传媒;女性形象;文化内涵
摘 要: 大众传媒中女性形象的建构有其深沉的文化内涵。媒介传播中女性形象的传统文化象征反映了性别文化作用于社会生活以及性别制度作用于时代文化的一些典型特征,它们与不同历史文化背景中的社会生活和价值观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文献标识码: A
Intercultural Decoding of Female Images in Mass Media
WU Yuemin, YU Jie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Zhejiang University , Hangzhou 310058, China)
Key words: mass media; female images; cultural connotations
在现代社会,报纸、广播、影视和网络等大众传媒对受众思想意识的形成有着不可低估的影响。从女性角度来看大众媒介,似乎也成为当今的一种新学术动向,它主要在于探讨女性在媒介中的地位和角色,即女性在媒介中是否受歧视和压迫,媒介是怎样塑造女性形象的。
在今天,传媒对女性形象的扭曲和塑造已为不同国家的女性主义学者所关注。尽管今天的女性在家庭角色、职业平等、政治参与等各方面皆有跨时代的进步,唯独在大众传媒中,女性的形象与角色,仍然处于被异化状况。本文拟从社会、文化、历史、政治制度、经济体制等跨文化的角度分析和研究这种世界范围内大众传媒中女性形象建构的深沉文化因素。
一、中西历史文化语境下的媒介女性形象
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用“阴阳”概念来解释男女两性的关系不同,西方文化更多的是从宗教的角度来阐释男人和女人的问题。西方基督教的原罪说将女性视为男权社会的异己力量,导致男女之间深存不可调和的矛盾与对立,文明伊始,女性就被迫站在了与男性截然对立和“他者(the other)”的地位上[1]230。基督教文化对女性有两个重大的负面评价:第一是将女性视为万恶之源。在《圣经》的《创世纪》中,可以找到“厌女症”的根源,即认为人类最初的堕落是因为夏娃偷吃禁果所致,她是人类被逐出伊甸园的罪魁祸首。对女性的第二个负面评价是——女人是男人的附庸,她存在的理由是给男人做伴,上帝创造女人,仅仅因为那个男人“独居不好”。[2]西方历史上许多著名哲学家、思想家都曾有过贬低女性的言辞。如亚里士多德认为:“女性之为女性是由于某种优良品质的缺乏。”毕达哥拉斯则说:“世上善的法则创造了秩序、光明和男人,而恶的法则创造了混乱、黑暗和女人。”在弥尔顿的《失乐园》中,夏娃对亚当说:“上帝是你的法则,而你是我的法则。”尼采则将女人的一切归于生育:“我但愿男人和女人是如此:男人适于战争,女人适于生育。”他还说:“女人身上藏着一个奴隶与一个暴君。”法国大诗人波德莱尔习惯将女人称作“我的爱兽”,“爱兽”符号指向的是文化秩序中的野人,未开化种族和所有异质群体。此外,卢梭、叔本华等人均对女性有贬抑甚至污辱性的言辞。在西方社会中,女性在媒介文本中再现时,有许多是明显涉及歧视的字眼,如以涉及不贞、淫荡的特定字眼骂人,以非人性的字眼、宠物、男性的附属品来形容女性。在美国的电视剧中,女性形象就存在类型化的问题。她们要么被塑造为带有落后性别意识的温良恭俭让逆来顺受的旧式女性;要么是做美容、逛商场、买首饰的所谓时尚女性;再有就是破坏别人家庭的第三者和婚恋生活放荡不羁的另类女性。电视上的女性往往是年轻、漂亮、苗条、被动、软弱、没主见、依赖别人,把大部分时间花在梳妆打扮上。例如,在很受欢迎的情景喜剧《甜心俏佳人》中,我们看到安妮主要是在法庭之外以一种十分传统的女人形象生活着,比如需要男人(“没有男人我觉得空虚”)、担心容貌(“如果不是我的脸,我将一无是处”)。实际上,这些电视剧的绝大部分都是由男性叙事完成的。也就是说,电视剧的女性形象总是通过男人的眼睛看出来并用男人的话语说出来的。在好莱坞影片中,女性在那个以男性为主体的世界里通常也总是个“局外人”,如女权主义评论家安妮特•库恩所指出的那样。女人没有可能讲述自己的故事,因为所有形象都是由男人控制着的。一般地说,女人只被当作性的对象——她们的价值主要决定于她们的美貌和性吸引力。她们只是伺候她们的男人,而很少过一种她们自己的有意义的生活。婚姻和家庭是她们主要的生活目标,而很少有她们自己的重要事业。影片中女性的角色多半是一些边缘人物,很少处于事件的中心。女主角的职能就是在一旁喝彩,被动地等待男主角对她给以回报。智慧、雄心、性自信、独立性、职业技能这些品质,全被认为是天生属于男性的,所有这些品质往往被表现成对女性不适宜和不相称的东西[3]。
比起西方来,中国封建社会对妇女的压迫更沉重、更漫长。因为中国的封建文化极为成熟和完备,极端强调等级、统治关系,没有给个性、自由、平等等观念留下空间[4]。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男尊女卑的观念在父权社会的种种典章制度中牢牢地确立起来。中国文化在构造阶级等级的同时确立了男尊女卑这一性别秩序的本体论和价值观。周易和易传的哲学就是从天地、日月、阴阳、乾坤的天人秩序来论证男女的尊卑、内外、刚柔、贵贱的关系;儒学的创始人孔孟的重“人道”的伦理主义把这种秩序人道化和具体化了;到了汉儒那里,从天人合一、感应出发,论证“天不变,道也不变”的秩序的永恒性,从阴阳五行来求证“三纲六纪”、“男尊女卑”的合理性;宋代理学家从“太极”、“天理”来论证“三纲五常”的普遍性和“灭人欲”以“存天理”的必要性;到了封建帝国后期,儒释道合流,多重文化构设将性别制度的不平等论证成天经地义的永恒真理。在中国古代,“三从四德”、《女书》、《女戒》等一整套东西牢牢束缚着中国妇女,“妇者,伏也,伏于人也”。女性谈不上任何权利和地位,更谈不上什么妇女解放。例如,在中国,媒体对普通女性和下岗女工的报道是双重的,既表现了性别平等,也有刻板印象在其中。一些女性努力工作,具有奉献精神,在事业上取得了成功,但她们只是把自己完全融入家庭,在社会上没有独立性。她所做的一切,最主要的是为了丈夫,没有发展妇女权利的意识。因此,即便在今天,当一个妇女只为了个人的幸福或个人价值的实现而抛家弃子,必然会受到社会的谴责,会感到良心不安。对于女人,个人的意愿必须服从于家庭,假如脱离了道德,幸福便无从谈起。
中国的女性主义与西方的女性主义有着本质的区别,这种区别无疑根植于中西方巨大的民族文化差异。西方从根本上是以个性主义为主流的,中国则以集体主义、非个人主义为灵魂[5]93。
在西方,妇女解放就是为了妇女作为独特个体的人的权利和存在价值的实现,对于西方人来说,个人意愿的满足和个人价值的实现就是幸福,女性主义的一个主要目标就是要实现个人的改变,妇女是目的和出发点。在西方,麦当娜教会年轻妇女具有充分的性感,同时又能完全控制她们的生活。她的音乐电视包括了新女权主张和性取向的多元化,强调人的天性的自然实现,而不是自我克制,从而培育出更加丰富与美好的人类情感,人能够创造新道德。在美国电影、杂志和流行小说中,“轻佻女郎”是一类无所畏惧、酷爱跳舞、为性发狂的女子,是正在经历一段不平凡时光的女性,青年文化所衍生的新道德和休闲产品使这类女性的存在成为可能。轻佻女郎成为了象征当代美国性问题、都市生活和现代主义最著名的符号之一。虽然轻佻女郎的符号仅能代表部分美国年轻人的真实生活经历,但是这个概念却飞快地在全国流行起来。轻佻女郎男孩气的外表和满不在乎的态度表达了一种自我憎恶而非自我满足,一种意图逃离自我、母亲,逃离任何将她标志为女性的事物的企图,她象征着西方女性个人意愿的满足和个人价值的实现[6]。
在中国,对于男人来说,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放弃家庭和个人生活则被视为美德。中国的女性从来就没有把自己从革命、从国家、从男性这个群体中凸现出来,女性的自身价值从没有得到过肯定。国产电视剧《激情燃烧的岁月》中的石光荣既是男性又是“首长”——革命的领导者,因此,服从这个男性的性要求与服从革命事业的需要被人为地焊接在一起。投身革命事业的女性在面临革命和爱情的矛盾时,自然要把“革命”(政治)放在首位,而牺牲爱情这样的“个人”行为(实际上是革命话语强迫下的非个人行为),这样的叙事过程,其实是在革命话语中成功实现了女性从属地位和女性牺牲的合法化。在中国革命过程中,妇女是一种手段和工具,妇女解放成为从属于阶级斗争的议题,中国的妇女解放从来就不是西方意义上的。
二、社会文化、传媒与女性形象建构
大众传媒具有建构意义和模式的功能,是社会意识形态的反映和映射,所以媒介中的性别偏见、阶级偏见和种族偏见变得难以掩盖;媒介也不得不对不同性别有所区别对待,所表现出来的就是这样一种性别上的权力关系。这无疑是社会角色的社会规范长期沉淀的结果,形成了坚如磐石的社会心理,是人们形成刻板印象的重要途径。人们通过观看媒介内容中对两性进行的角色定型化描述、媒体对女性群体的定位和形象的塑造,便在无意识状态下对社会知觉、价值判断以及态度和行为产生意义和价值认同,这一切在传媒中以不同的方式表达出来。
在强大的父权阴影笼罩下,女性的精神触角长期处于萎缩状态,以婚姻为边界,以家庭为天地,养成了被动顺从的所谓女人“天性”。这种后天形成的被动状态,反过来又被父系文化拿来论证女性只配作为男人的附庸[7]。媒介所塑造的女性形象迎合了男权文化的欲望,这种女性形象与角色仍然处于被异化的状态,它以其复杂和隐蔽的方式维护着男权文化和男权观念。由于大众媒介是海量的、组织化的、以公众形式出现的制作、传播和消费信息的机构,因此其所传递的内容对受众拥有潜在的大范围的社会影响力,这在很大程度上加深了社会生活中的性别刻板印象。
20世纪80年代之后,中国逐步与世界接轨,加入到全球化格局之中。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存在着商业文化和消费文化的趋利倾向:一方面削弱了公众对性别歧视现象的敏感和批判能力;另一方面则潜移默化地强化了部分人群“男尊女卑”、“男强女弱”、“男主女从”的传统观念。中国的新闻媒介在塑造女性形象时仍然存在着男性话语权主宰的话语环境特征,且表现出性别角色表达传统化、社会角色展现外型化、审美评价相对模式化、群体位置弱势化等问题。妇女对传播媒介的掌控与男性相比十分有限,而传媒对妇女的形象表现和传播几乎一直处于误导状态。同时,妇女经由政策和法律所得到的权利保障在一定程度上又在逐步失去。长期以来,受“左”的思想束缚,社会上,包括妇女自身,对“男女平等”和“妇女解放”等存在一种简单化的认识,即将前者理解为“向男看齐”,将后者片面地等同于妇女走上社会参加工作、担任公职等等。媒体没有如实和充分地反映女性生活和经验的各种面貌,却一直在将女性复制为性感尤物或“贤妻良母”、“女强人”等类型化女性形象,缺乏独立意志和独立人格的传统角色。这些形象在各种媒体中反复被刻板印象化、琐细化、甚至边缘化,若干主流社会对女性的流行偏见、神话与意识形态,也一直主导女性议题在媒体的呈现。
西方社会中尤其是当代女性政治精英在媒体再现上,一直承受着双重“他者化”压力,一方面在政治领域中,由于男权社会对女性参政的敌意与疑虑,女性面临着长期历史所形成的被排挤、被边际化的待遇。因此,在新闻媒体报导中的政治、社会、经济诸方面的事件是以“男性”为中心来刻画的,而生活、消费方面的报导则是以妇女为主体,似乎只要和“家庭”、“私人”有关的内容,撰稿者都不自觉地以女性为对话的对象。女性形象主宰着我们这个时代的大众艺术品。这些形象传达了关于妇女本性和角色的观念,但它们也象征着美国社会的价值观。在大众传媒诞生很久以前,这些妇女的面孔和形体已经服务于美国文化中的这个目的。在早期的公共艺术如雕塑、旗帜和硬币中,女性身体比其他任何形象都更加频繁地得到重视:男人们经常以他们自己、以个体的形式出现,但妇女的出现却是为了证明别人或其他事情的身份或价值[5]63。女主内男主外的角色被报纸和新闻节目进一步加强。两者都强调男人独立的行动,新闻实际上整个成了关于男人和女人被男人主宰的故事。关于男人的故事把重点放在他们的工作和成就上,一遍遍地重申男人必须行动、必须表现自我的文化信息。因而,女性通常很少在“重要”的新闻中出现,媒介的报导很少针对女性的工作、成就、情境或需要。另一方面在大众媒体中,媒体一直关注的主要内容之一是女性政治精英的容貌、身材、表情、衣着化妆等,这种透过一连串观看视角、美学修辞所营造的意象,使她们同样承受被刻板印象化、被曲解塑造的看待。少数与女人有关的故事又倾向于强调她们作为妻子、母亲和主妇的职能。即使是关于因其成就和职业活动而成为新闻的女人的故事,一般也会提及婚姻家庭生活以及女人传统角色的其他方面。例如,当马格利特•撒切尔当选为英国首相时,报纸不厌其烦地一遍遍地提到她是个“家庭主妇”,这是一个忽略了她活跃的政治角色的标签。网络中所体现和追求的女性形象也大多是:要么是漂亮的、具有性吸引力的时尚女性,要么是“贤妻良母”式的传统女性角色,或者是具有强烈消费欲望和购买能力的“购物狂”。而在政经新闻中,当女性进入一个完全以男性为主体的领域时,其身体、外貌还是最受注意的焦点,而且记者通常会以男性的观点来报导女性公众人物。男性公众人物可以在新闻媒体报导中以“公共身分”出现,而女性则在新闻报导中往往缺乏公共身分,她们的角色经常被简化为传统的女性。媒介灌输与传播女性传统的刻版印象,当女性涉及某种组织或行动而跨出其传统角色时,媒介通常予以扭曲及嘲笑;新闻报导的“事件取向”与新闻搜集的“路线结构”上,女性很少被报导,即便被报导,也被媒介以“琐碎化”或扭曲的方式报导。
20世纪以来,媒介已经成为大众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作为工业社会和商品社会的重要文化形式,媒介必须迎合大众趣味,而这种大众趣味则等于整个社会普遍的意识形态。
在市场杠杆的作用下,传媒的生存不得不依赖“大众”这个衣食父母。提高电视收视率、报刊发行量和电影票房收入的最好方式就是“迎合”大多数消费者的口味。大众文化说穿了就是一种消费性文化或文化工业,它与其说是“创造”不如说是“制造”。为了获得利润,传媒不断塑造和制造出被男性(也包括一部分女性)期待的女性形象,按照男权法则讲述和歪曲女性。消费社会把女人高度符号化,封面女郎、时装杂志、时装表演等在诠释着“做女人”的另一层含义,即,将苗条的身体、美丽的外貌以及拥有青春作为衡量女性美的标准,甚至是唯一标准,这种狭隘的审美标准几乎压到了其他各种对女性美的文化理解。使女性性别、女性形象已成为商业化时代一种可以出售的商品,沦为客体、欲望的对象,沦为符码、空洞的能指。那些经过刻意包装过的女性形象与其说是“美女”,不如说是以身体为媒介的欲望符号[1]26。广告更是体现父权意识形态的场域,透过符号的表意过程,不断复制出有助男性利益与权力的世界观和性别关系模式,并对不同的女人形象赋予男性价值社会判断。广告中隐含的男权意识形态常常会通过各种符号的巧妙和刻意安排,对女人产生“召唤”与“命名”的主体建构作用。男权观念作为我们社会的主流观念,一俟和已成为主流文化的大众文化相结合,便将女性逐出主流话语系统,真正的女性话语难以在传媒中拥有栖身之地。大众传媒中的思想意识早已成为社会的水泥,它们反过来又进一步强化了这些观念与这种现存的社会结构,使这些本来由于天长日久早该风化和坍塌的东西更加牢固,更加持久,甚至有可能弥久弥坚。
三、中西传统文化象征与媒介女性形象的跨文化差异
人类进入信息时代以来,作为社会成员的人不再生活在一个单纯的物理宇宙之中,而是生活在一个符号宇宙之中。语言、神话、艺术和宗教则是这个符号宇宙的各部分,它们是织成符号之网的不同丝线,是人类经验的交织之网。媒介传播中女性形象的传统文化象征与不同历史文化背景中的社会生活和价值观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女性文化象征是世界范围内文化发展线索中的一条,它与世界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线索并行,并且以特定阶层为主流的社会意识形态背景为发展基础。由于两性不平等的性别文化不仅压抑了男女两性,尤其以对女性利益的牺牲最为突出,所以对中西方传统女性文化象征的溯源与反思,一定程度上也梳理出了性别文化作用于社会生活以及性别制度作用于时代文化的一些典型特征。
潘多拉是希腊神话中的女神,是按宙斯的意志所造用来惩罚普罗米修斯的。在这个神话故事中,我们看到潘多拉的存在是由于男性权力争斗与复仇的中介作用。她的全部意义与构成要素,无不是男性制造与促成的结果。首先,由男性神为潘多拉命名,这就决定了作为象征符号的“潘多拉”,服从于她的男性制造者所同时订立的生存规范;其次,潘多拉的身上兼有女职和女色的所有优势,而这些优势是经过那些男性神所挑选和核定的素质,在将这些素质种植到潘多拉身上的同时,这些素质已经被赋予了特殊的复仇与毁灭功能。潘多拉的身份是“礼物”和“武器”,对于男性而言,她既可以成为毁灭性的武器,也可以成为复仇者的最佳化身。无论怎样,潘多拉的存在,都是男性布局的棋盘中重要的一枚棋子。她纵然有无穷的破坏力,也需服从、服务于背后隐匿着的男性的游戏规则。
大众媒介塑造的各个类型女性形象中各有自己的“潘多拉特征”:女强人通常被认定是鲜有温柔和顺服的气质,这样的女性被刻画在情、爱、家庭上必然属于弱者。这种女性敢爱敢恨,性格强烈,比男性更为冷血、邪恶,媒体常常强调她们不能同时兼顾家庭与事业,或者刻意突显一些“女人间的战争”,似乎女人之间的吵闹争夺游戏比男人之间的争夺会更引人注意、更为有趣,在潜意识下标签了女人彼此间对身体、欲望、情爱的三角关系的争夺,这种行为甚至会被解释为是为“取悦男人”而争执。女明星通常被认定是依靠情色换取机遇的特殊工作者,女性主义者则往往与失婚、单亲、女同性恋等名词相联系。以潘多拉为原型的女性,无一不是令男性感到压力的对象,她们的优势往往被那些被认定的危险和威胁所抹杀,她们通常具有大众所公认的“致命吸引力”,由于这种吸引力总是伴随着观看个体或关注个体在其他方面的失误或失神,所以这类女性往往被当成“代价”、“损失”等概念的象征,而受到程度不同的隔离与误解。这类女性的吸引力在菲勒斯性别文化的调和作用下反而呈现出与大众相排斥的结果。由此可以证明,女性的性感或性别方面的吸引力,表面上看是由生理的性别所提供的,本质上依旧是社会习俗和性别文化传统所规约的产物。
飞蛾女神是中国古典文化中为爱奉献直至献身的象征原型之一,这种献身被视为中国女性隐忍、贤惠的美德。飞蛾女神为后羿提供了温暖的家庭生活,可口的饭菜并陪伴入寝,是后羿度过漫漫长夜的温柔寄托。但是当白天来临,后羿便感觉自己干一番事业的心思被这种温柔与温暖所消磨,飞蛾女神和她所营造的那些温情都被视为后羿向外部世界征服的阻碍。经历了这种白天与黑夜交替的挣扎之后,后羿选择了射杀飞蛾女神。飞蛾女神的牺牲成全了后羿这个英雄,这个故事提供了“女性/男性=感性/理性”的刻板印象,飞蛾女神也成为不平等性别观念的其中一个牺牲者。飞蛾女神的困惑是许多女性共同面临的困惑--如何平衡自己在婚姻和自我价值方面的成长与被认同?大量事实已经证明,安守于家、将自己的全部精力服务于丈夫的女人并不会得到传说中的幸福美满,她们会因各种理由而遭到遗弃,她们的辛苦努力并不会得到应有的承认与重视。因为问题所在不是女人应该奉献家庭还是奉献自我实现之间的矛盾,也不是女人应该取悦丈夫还是让丈夫取悦之间的矛盾,最为核心的问题在于,无论外在形式是怎样的,男女双方是否都在个人的不断成长中收获人生经验与智慧,是否在与另一半的共同生活中不断地完善自我。[8]为什么事业成功的女性往往要以形象异化、爱情背叛、家庭破裂为代价?为什么男性事业成功就是夫贵妻荣,而女性则必须做精神上的流浪汉、漂泊者呢?为什么这样的悲剧几乎成为高学历、高智商的当代女性的婚姻定律呢?其根本原因之一是,当代中国社会仍然藏匿着根深蒂固的男权中心文化观念,这张潜行的巨大网络依然无处不在地束缚着人们的意识和思维。出走后的“娜拉”,当她以牺牲家庭为代价,在社会上实现了自我价值,取得了事业上的成功,想要重新品味家庭的温馨时,又遭遇了无法言说的困惑与烦恼[9]
女性文化象征是以女性为直接对象进行文化机制塑造与复制的一种表现,它的主体并非一定是女性的,传达的思想意识也并非完全是女性经验的总结。但是,作为社会精神财富的构成部分,作为影响人类生活方式的文化传统的构成部分,女性文化象征在一定程度上也呈现了女性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反映出了女性普遍生存的环境与发展的困境。所以,作为一种间接吸收的意识资源,中西方不同的女性文化象征传统有其不可替代的意义和价值。
通过对中西方、尤其是中美两国在不同的文化和社会体制下大众传媒中女性形象的解读,我们可以看到,作为一种深层的社会观念和文化心理,男权意识仍然积淀在社会文化心理深处,不仅制约着女性的主体行为,也制约着社会对女性的角色期待和价值评价。然而,持有话语权的媒介生产者大多不可能脱离其生长的社会文化背景,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中不同文化中的道德、伦理、宗教、审美及风俗习惯的观念构建出不同的媒介女性形象。中国与西方社会有着不同的文化语境与媒介现实,中国的妇女观更多地隐匿于社会总的道德规范和革命运动之中。除了文化原因,与西方社会相比,个人主义和个人自由在中国本土的文化资源里,是相当匮乏的,中国社会对自由和责任的分裂认识还是很强烈[10]。同时大众传媒也是一种文化。一方面,它会利用观众非常熟悉的价值观念创造一种东西;另一方面,媒介对社会规范、角色、等级和制约的种种描述,常常内化为受众的一种期待,它所创造的文化强化了观众对传统价值观念的认同,对人形成一种影响,甚至是一种控制。由于文化的发展具有历史继承性、阶级性,同时还具有民族性、地域性,因此,媒介如果不树立社会性别平等意识,就必然落入社会性别不平等的传统文化和惟商业至上的文化巢臼当中[11]。媒介传播中女性形象的传统文化象征反映了性别文化作用于社会生活以及性别制度作用于时代文化的一些典型特征,它们与不同历史文化背景中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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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刘利群. 社会性别与媒介传播[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4:162.
责任编辑:王俊恒
作者：吴越民 余 洁
第二篇：大众传媒与中国外交的制定
摘 要 我国自20世纪70年代末启动改革开放进程，由此媒体对中国外交政策制定的影响总体上呈逐渐上升的趋势。目前中国的大众传媒之于外交政策显示了五大主要的功能。尽管中国外交政策的制定还不是一个充分开放的过程，但体制内的政治精英仍可引导公众舆论，影响大众的认知。
关键词 大众传媒 中国外交政策制定
最近几年来，随着大众传媒的迅速发展，人们正在不知不觉间见证并经历着一场深刻的变革。以下是这场变革中的三个典型案例：第一个案例是1997年，成千上万的中国人第一次亲眼目睹了来访的美国总统克林顿与时任中国国家主席的江泽民联合举行的记者招待会，通过卫星电视直播，中外国家元首围绕中国人权问题进行了不动声色的激烈辩论；第二个案例是2005年5月，在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的主要城市，数万人通过手机短信和诸如QQ、MSN这样的即时通信软件自发组织起声势浩大的游行，反对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参拜供奉有甲级战犯灵位的靖国神社，同一时期，网民通过互联网组织了反对日本谋求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在线签名活动，2005年5月间，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刘建超在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里，2次就这些活动专门回答了记者提问；第三个案例是2006年7月19日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发布了第18次中国互联网发展状况统计报告，其中显示中国网民数量在11650万人至12950万人之间，接近总人口的10%。[2]
以兰普顿（David M. Lampton）为代表的学者已经注意到中国外交和安全政策正在发生的重要变化将对中国在21世纪初期的国际行为产生深刻影响。这些变化包括中国外交的职业化（Professionalization）、合作-多元化（Corporate Pluralization）、去中心化（Decentralization）和全球化（Globalization）。[３]同时尽管有学者承认在所谓的非民主国家（nondemocratic）里要准确评估大众传媒和公共舆论对决策过程的影响是非常困难的，但是他们倾向于认定在这些国家中政治精英保持着对于大众传媒的严格控制，中国也不例外，大众传媒不过是政府对外宣传（Propaganda）的工具。而且在外国学者眼中，中国政府对待互联网之类新兴媒体的态度总体来说是消极的，倾向于在某些时候以关闭某个有争议网站服务器的方式来控制事态恶化。[４]
另一方面，部分中国学者认为中国的媒体因为拥有数量庞大的用户，因此在信息发布方面拥有特殊的优势，同时媒体对于外交政策制定的影响也呈现上升趋势。在研究中国的具体案例后，有学者认为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得在线公众舆论成为了一种足以影响外交决策社会力量，尽管最终的决策仍然是由党和政府制定的。有学者更加乐观的认为，互联网是一种推动中国通向民主化的重要力量，因为它提供了“多-多”的交流新模式，使得那些处于传统决策圈之外的人能够以更加方便和更加廉价的方式在线表达其不同看法。此外，还有研究者认为，信息技术和现代传媒的发展，为中国通过传媒在全球范围内改善自身形象提供了可能。
上述所有研究都说明了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大众传媒与中国外交政策制定之间的关系已经并且正在继续发生重要的变化，尽管这种变化的速度可能相对比较缓慢。然而同样需要指出的是，所有这些研究都没有就一个关键性的问题给出令人相对满意的答案，这个问题就是大众传媒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中国外交的决策。本文尝试通过对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进程启动以来外交决策模式和权力分配的变化来回答这一问题。
一、中国外交政策的决策机构
从形式上来看，所谓外交政策通常指的是一国政府用以处理与外部世界关系的一系列声明、决定、政策和反应。[５]从内容上来说，外交政策包含三个部分：一国政府努力在海外追求实现的目标，在背后促成这些目标的价值以及如何实现上述目标和价值的手段与方法。[６]在阿诺德·沃尔夫斯（Arnold Wolfers）看来，理解、预测和应对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决定和行动的前提就是要辨别出那些能够影响决策的要素。[７]所以很自然的在分析中国外交政策制定与大众传媒的关系之前，需要先明确中国外交政策决策体系的结构。
从理论上来说，整个中国外交政策的决策体系可以分为三大主要机构：决策机构、咨询机构和执行机构，其中决策机构的演变可以看作是整个决策过程特点变化的标志。
总体来说，中国外交政策的决策机构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逐渐完成了制度化和规范化的建设，最为重要的标志就是根据1958年6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成立财经、政治、外事、科学、文教小组的通知》成立的中央外事领导小组，这些小组直属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陈毅为外事小组组长。[８]该小组在文革期间被撤销，1981年重新恢复，1993年3月，江泽民以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身份兼任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组长，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钱其琛任副组长，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最终成了中国对外政策的最高决策机构。目前胡锦涛以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的身份兼任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中央国家安全领导小组组长，国务委员唐家璇任副组长、秘书长。自1993年至今，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组长一职开始由中国最高领导人出任。同时该小组的人员构成也逐渐趋向于稳定，其职能被确定为负责对外事、国家安全工作领域的重大问题做出决策。[９]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可以据此看作是中国外交政策的最高决策机构。
从理论上说，中国外交政策的决策过程应有两个主要特点：第一，它是一种集体决策而非个人决策。这就是说最终政策的选择并非由个别领导人说了算，而是集体讨论的结果；第二，它应是一个相对开放的决策过程，因为咨询机构在决策过程中有对决策施加影响的合法地位，另外，政府相关部门的参与，外交政策的领域也有不断扩散的可能。但实际的运转情况并非完全符合上述预期，与制度设计的初衷存在一定的差距。
二、中国外交政策决策的历史沿革
自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外交政策的决策过程经历了深刻和重要的变化，大致上至少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949年开始，至1978年结束。该阶段最大的特点就是两位具有超凡魅力的领导人毛泽东和周恩来占据了中国外交政策决策过程的核心位置。尤其需要指出的是，毛泽东的超凡魅力或者说个人权威是在整个中国革命的过程中逐渐积累起来的，“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和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建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功勋”。[1０]在这一时期，有2个经典的案例：第一个经典案例是有关是20世纪50年代派遣志愿军入朝参战的决策。根据已经公开的档案，是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的讨论中说服他的同事们，在敌我力量对比极度悬殊的情况下仍然做出了出兵朝鲜的艰难决定。[1１]第二个经典的案例是20世纪70年代关于改善中美关系的决定：尽管当时国内处于“反帝反修”的特殊时期，尽管毛泽东当时担任的职务是中央军委主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但是这毫不影响他在深思熟虑后做出改善中美关系的战略决策。[1２]
在这一时期，具有超凡魅力的领导人占据了决策体系的核心位置，使得整个决策过程成为具有高度个人化色彩的过程。与此同时，当时整个中国社会也是高度同质化的，大众传媒的发展处于一个相对比较低的水平，冷战这一国际大背景也让中国孤立于世界其他部分之外。因此，大众传媒在那一时期的主要功能就是报道政府新闻和政策。
第二个阶段从1979年持续到1993年，这一阶段邓小平成为了党和国家领导的核心，并且领导中国启动了改革开放的进程。这一时期外交政策决策的主要特点是个人决策与集体决策的过渡和转换。邓小平本人依然是一个主要依靠源自个人超凡魅力开展工作的领导人。在这一时期，邓小平担任的最高职务是中央军委主席，但是这丝毫不妨碍他在中国对外政策上扮演最重要的和最终的决策者。作为决策核心的表现在于，这一时期中国重大的对外决，包括中美关系、中日关系和中苏关系的决策，以及各项最主要的战略目标与外交政策的指导方方针，都是由作为领导核心的邓小平亲自拍板的，其中的典型例子就是确定了中美建交的三原则“断交、废约、撤军”。[１３]另一方面，以1981年重新恢复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为标志，显示出这一阶段外交政策决策过程中集体决策机制的逐渐回归。与此同时，伴随改革开放进程，中国大众传媒也开始进入一个蓬勃发展的新阶段。
从1995年前后开始，进入了第三阶段。在这一阶段中，中国所处的世界局势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国内部社会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其中对中国外交政策制定与传媒关系产生影响的，主要是下面四个变化：
第一个变化是中国发展环境的变化。冷战的结束，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及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技术在中国大陆扩大了影响，并改变了大众传媒与中国外交政策制订之间的关系。冷战的结束为中国发展提供了一个更加友好的国际社会：在冷战期间，或者甚至在1992年，意识形态因素仍然是阻碍中国接入互联网最主要的障碍。[１４]同时，中国国内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也使得中国外交决策和运行更加注重制度化与规范化建设，例如在2004年，通过对于宪法的修订，重新赋予国家主席以国事权。[１５]这一修订让制度与中国外交的实际实践相互契合，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原来首脑外交属于体制外型化的尴尬局面。
第二个重要的变化表现在中国人口的构成上。目前中国社会中的大多数人属于革命后出生的第二代、第三代乃至第四代人，出自革命时期超凡魅力的领导人，其领导的社会基础发生了一些变化。这样就意味着外交决策模式将会发生变化。超凡魅力领导人个人化色彩较浓的决策模式逐渐从历史淡出，有助于建立一个更加科学和理性的外交决策过程。尽管仍然存在诸多局限，但是整个决策过程已经开始变成一个真正的集体决策过程。虽然公开的资料有限，相关公开的资料仍能让人一见端倪。1999年5月美国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之后的决策就是一个比较典型的案例：在得知事件发生之后，首先的反应是召开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的紧急会议，最终对美国的反应以及引导国内舆论的措施，都是在会议上讨论之后做出的，总书记仍然掌握最后的权力，但是这种决定是在各方讨论后综合各方意见做出的。[１６]
第三个变化就是随着改革开放政策进一步深入，外交政策领域进一步得到扩散，外交政策的领域涉及到武器贸易、科学和技术、文化和教育、外国专家、情报和信息、公共外交、贸易和技术转让等。为此，外交政策的制定的变化一方面反映着国家领导人制定外交政策的基本方针和战略，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新参与者加入外交政策制定过程。外交政策领域的扩散客观上需要相关外交决策信息资源的开拓，媒体无疑是一个意见表达的重要平台。
第四个变化是互联网以前所未见的通讯高速度在中国的发展。根据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的统计数据，1997年整个中国大陆共有299,000台计算机可以通过电话线拨号或者是专线方式上网，到2004年则达到了22,503,000台，截至2006年这个数字则达到了创纪录的49,500,000台；在网络用户方面，1997年全中国有420,000人以各种方式上网，整个网民数量在2006年增加至1.4亿人左右，相当于每10个中国人中，就有1人上网。[１７]
互联网的高速发展带来了两个直接的影响：首先是大大加速了信息和知识的跨国流动；其次是伴随着互联网、电子邮件、即时通信软件、在线论坛和个人博客的迅速发展，每个单独的个体都能够从众多的工具中寻找到一样最简单和最方便的工具去获取与中国外交政策相关的信息和知识。这两个效果对中国外交政策制定提出了三个严峻的挑战：
第一个挑战来自于信息技术的发展影响了信息的重新分配。高速和几乎实时的跨国信息流动使得所有互联网的用户能够在第一时间获得有关问题的最新进展，即使是最普通的中国公民，也可能和最高决策者同时甚至更快的了解到同样的信息。同时，网络用户可以非常方便的从网上得到各种关于国际关系的知识，这意味着他可以根据个人偏好选择一种理解和分析国际现象与中国外交政策的分析工具，而不是只能被动的接受来自政府的唯一解释。这意味着政府不再垄断对于国际问题和本国对外政策的唯一解释权，决策者在制定政策的时候，必须更多的考虑如何在政策公布之后说服公众，以赢得更多公众支持。
第二个挑战来自于知识的扩散。如同约瑟夫·奈（Joseph Nye）已经指出的那样，在信息时代，可信任知识的供给将成为新的权力来源。因为信息时代过于充分的信息供给使得人们更加需要有效处理和过滤信息的知识，谁能够提供这种知识，就能够通过提供知识影响接受者的行为，这是信息时代最为重要的权力新来源之一。[１８]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外交决策机构面临的挑战就是如何保持民众对于官方口径的信赖。
第三个挑战是权力分布的去中心化（Decentralized）趋势。总体来说，不仅是中国，大多数国家的外交决策权仍然是高度中心化的，特别是大国。但是，世界各国的学者都指出，外交决策中权力的去中心化趋势同样是不可否认的。这一趋势意味着在传统决策圈之外的行为体能够比以前更加方便地影响圈内的行为体以及决策过程，尤其当决策圈外的行为体能够有效动员民众支持的时候。作为应对这种趋势的措施之一，中国外交部2004年3月19日在新闻司下设立了一个公众外交处，主要的职责就在于推动公众更多的了解外交部的工作。
三、大众传媒与中国外交政策制定之间的关系
自1949年以来，中国政府对于大众传媒的管理政策经历了非常重要的变化。简要的变化情况可以概括为如下的表格：
简单来说，在改革开放之前的时间里，媒体在很大程度上被看作是一个政府部门，它的主要开支来自于政府的财政拨款，这种财政拨款被看作是政府的投入，在管理上，除了全国性的少数媒体之外，都是各地方政府分别管理的。改革开放之后，媒体更多的被看作是一个产业，而不是一个政府部门。从内部管理的角度来说，仍然强调党和政府的宣传部门对于媒体的管理，但是媒体的专业工作方面已经由职业化的编辑遵循和西方新闻媒体比较类似的原则进行管理。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媒体的主要功能就是作为阶级斗争的工具。这一认识的形成可以追溯到延安时期对于媒体的管理，在那时形成了“党管媒体”的认识。这里的媒体是包括报纸、电视和广播在内的各种形式的媒体，对于这些媒体的控制是高度中心化的，等级非常森严，在媒体上几乎无法发现学者个人对于中国外交政策的评论。总而言之，可以说当时媒体和中国外交政策的关系是一种单向的关系，大众传媒扮演的就是政府新闻发言人的角色：它只能如实报道从政府那里获得的所有信息，而对于决策过程构不成影响。
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一些关于媒体管理政策的敏感话题开始被允许讨论起来，同时部分媒体也开始了比较成功的商业化运作。但是真正的实践仍然要到20世纪90年代之后才开始。媒体被放入市场，通过竞争来促进成长。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大多数媒体必须依靠自身去赚取继续生存下去的资金，除了少数作为政府喉舌的媒体，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不再给媒体提供财政上的支持。[１９]对于大多数被放入市场竞争环境的媒体来说，必须依靠与众不同的风格来吸引足够多的民众以保证发行量。
同时对于媒体的管理模式也从“党管媒体”变为“中央领导，政府管理，媒体行业自我约束，企业或事业单位独立管理”。尽管党对于舆论大方向保持控制的原则没有发生变化，但是情况仍然发生了微妙而重要的变化：媒体之间竞争的加剧，也使得各种报纸的编辑竭尽全力去寻找自己的特色，而且让越来越多的职业编辑来管理报纸的内容。这些编辑所学习的主要是西方的新闻理论，并越来越多地试图学习西方同行们的实践经验，结果就是媒体内容更加的开放，声音趋于多元。
这一变化趋势对大众传媒与外交政策制定之间的互动产生了新的影响。
总结来说，大众传媒对于中国外交政策制定的作用可以概括为如下五种类型的功能：
第一类功能是作为党和政府的“喉舌”。这不仅仅是所有主流媒体的职责，也包括其他媒体，尽管后者通常采取比较灵活和多样化的报道。在发挥这种作用时，媒体仅仅报道其从官方来源获得国际新闻，并且不会对政府外交政策发表基于不同立场的评论。
第二类功能是作为知识精英表达其意见的“麦克风”。这些意见包括对外交政策的补充、完善甚至是批评。那些试图影响中国外交政策制定的知识精英从大众传媒的发展中看到了表述其主张、吸引更多的支持者的机会。
这一“麦克风”的作用在朝鲜核问题上得到了体现。2006年9月，当朝鲜宣布要进行核试验时，有学者发文认为“朝鲜政策是相对独立的，中国对其影响有限”。[2０]当10月9日朝鲜宣布进行地下核试验之后，有记者就中国对朝政策有效性更加直接的提问，外交部发言人则给出了与学者完全不同的评价。[２１]国内学者对于中国外交政策效用的不同判断，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记者的提问，这种影响目前可能还难以进行精确的量化测定，但其存在本身则是一个客观的事实，同时也使得外交决策过程必须考虑这类因素的存在。
第三类功能是作为政策辩论的“竞技场”，提供一个让持不同政策主张的精英进行辩论的平台。对于中国外交政策持不同主张的精英通过在刊物上公开发表文章的方式进行辩论。媒体对种辩论很欢迎。因为这会吸引众多感兴趣的读者。因此当发生某个热点问题的时候，他们会有意鼓励这样的辩论。2002年6月开始的围绕对日关系新思维的讨论，就是典型的案例。[２２]这种辩论很快就从学术期刊扩散到了网络，借助新兴媒体引发了激烈的讨论，并在经历了种种外界影响之后最终演变成为群体性事件。这一时期中国对于日本争常的强硬态度多少受到了这一激烈辩论的影响。
第四类功能是作为对决策过程施加压力，促使缩短反应时间的“加速器”。针对某些热点问题的实时、密集的报道，会让决策者感受到巨大的压力，从而要加速做出反应的时间和速度，这对于整个决策体系都提出了全新的要求。以中国工程师在巴基斯坦遇到袭击事件为例，事件发生后24小时之内，外交部就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就后续处理问题发布了详细的信息。[２３]
第五类功能是作为普通民众宣泄其针对某些国家对华政策不满的“安全阀”。但是并没有足够的证据显示政府会鼓励媒体无限制的去表达民众的这种不满。同样无法确定的是中国政府曾经尝试在与其他国家进行外交谈判的过程中利用媒体去煽动某种负面的公众舆论，进而利用这种舆论在谈判中争取有利地位。
在中日关系问题上这一安全阀的作用表现得尤其明显：自2001年至2005年，新浪网为中日关系至少建立了10个专题，持续时间最短的是3天，最长的是615天（反对日本成为常任理事国），而新闻报道和频率最密集的则是“如何看待中日关系”专题，在39天时间里发布了接近200篇的新闻报道和新闻分析。从内容来看，除了“如何看待中日关系”专题之外，其他专题集中报道的都是中日关系中的负面新闻。这些对于负面新闻的报道，最终引发了民间的大规模涉日游行，而此后出现的“如何看待中日关系”专题，则是在出现了大规模涉日游行之后外交部引导民间情绪所做努力的结果。在这些新闻报道和分析中，正面或相对中立的立场占据了压倒性的多数，同时配合人民网上发表的包括《我们怎样表达爱国热情》在内的三篇时评，才最终较有成效地疏导了受日本政要屡次参拜靖国神社、学者关于转变对日政策辩论和反对日本加入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等一系列时件高度动员起来的民族主义情绪。
这一案例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证明通过发表一些比较激进甚至接近极端的民族主义色彩的言论，媒体有可能在部分受众中获得共鸣，结果就是能够追求到更大的商业利益。但是对于政府来说，这种通过媒体进行宣泄的做法并不理智，而且被高高刺激起来的民族主义情绪要作妥善的善后工作也会比较困难。
结论：大众传媒的影响及其限度
总而言之，目前大众传媒对于中国外交政策制定的影响有了明显的增强，但其效果仍然是有限的。
在今日中国，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大众传媒开始有越来越大的作用，不同种类的媒体在中国已经得到了广泛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有兴趣了解国际问题，并日益强烈的希望能够以某种方式加入到外交政策的制定过程中去。最重要的变化是今日中国大众传媒已经获得比以往更大的自由来发布不同学者对国际现象的分析和对中国外交政策的评价。
与此同时，大众传媒的影响仍然有限。首要的原因在于中国外交政策的决策过程仍然未充分开放，大众传媒如何影响，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外交决策较难考量。其次是因为外交决策的信息资源分布尚不均衡，体制内政治精英有更大的优势可以同时对大众传媒乃至大众直接施加直接和间接的影响。
无论如何，整个社会的持续发展将使得大众传媒与中国外交政策制定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复杂，大众传媒在决策过程中也会因此扮演日益重要的角色。
注释：
［1］ 本文是在提交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2006年10月举办的“国际关系理论与中国外交”学术研讨会的会议论文基础上修改而成的。
［2］ 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第18次），http://www.cnnic.org.cn/uploadfiles/doc/2006/7/19/103601.doc （2006年8月20日）。
［３］ David M. Lampton, “China’s Foreign and National Security Policy-Making Process: Is it Changing, and Does It Matter?”in David M. Lampton ed., The Making of Chinese Foreign and Security Policy in the Ｅra of Reform, 1978-2000,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pp. ４-１０.
［４］ Joseph Fewsmith and Stanley Rosen, “ The Domestic Context of Chinese Foreign Policy: Does ‘Public Opinion’ Matter? ” David M. Lampton ed., The Making of Chinese Foreign and Security Policy in the Ｅra of Reform, 1978-2000, pp. 172-175.
［５］ Junhao Hong, “The Internet and China’s Foreign Policy Making: The Impact of Online Public Opinions as a New Social Force”, in Yufan Hao, Lin Su ed.， China’s Foreign Policy Making: Societal Force and Chinese American Policy, Burlington: Ashgate Publishing Company, 2005, p .97.
［６］ Eugene R. Wittkopf, Charles W. Kegley, Jr., James M. Scott,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Pattern and Process, Pek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04， p. 14.
［７］ Arnold Wolfers, “The Goals of Foreign Policy,” Discord and Collaboration: Essays o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Press, 1962, pp. 67-80.
［８］ 人民日报：《中国共产党80年大事记·1958年》，http://www.people.com.cn/GB/shizheng/252/5580/5581/20010606/483231.html （2006年8月29日）。
［９］ 由于资料来源的限制，该部分以及下面有关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历史沿革的论述主要依据网络资料整理而得，资料主要来源为：http://www.chinajunzheng.com/bbs/htm_data/44/0509/20243.html（2006年8月29日），该资料来源经求证外交部相关部门人士核实后基本可信。
［１０］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81年6月27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一致通过），http://www.hzxjhs.com/dangzhibu/wenti.htm
［1１］ 王焰等编著：《彭德怀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版，第400-402页；《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321页；沈志华：《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广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3月版，第200-300页。
［1２］ 中央电视台：“打开中美关系的大门”，http://www.cctv.com/specials/50th/bwl/17.htm
［１３］ ［美］罗伯特·劳伦斯·库恩：《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谈峥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第146-149页；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50-351页。
［１４］ 《中国互联网大事记1986-1993》，http://www.cnnic.org.cn/html/Dir/2003/10/22/1002.htm
［１５］ 张清敏：“中国修宪：提升首脑外交”，载《世界知识》2004年第8期，第62页。
［１６］ ［美］罗伯特·劳伦斯·库恩：《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谈峥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第146-149页。
［１７］ 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1997年、2004年、2006年发布的中国互联网数据统计报告，见http://www.cnnic.org.cn/download/2003/10/13/93603.pdf，http://www.cnnic.org.cn/download/2004/2004072002.pdf，http://www.cnnic.org.cn/uploadfiles/pdf/2006/7/19/103651.pdf
［１８］ ［美］约瑟夫·奈：《美国霸权的困惑》（郑志国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6月版，第45-65页。
［１９］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治理党政部门报刊散滥和利用职权发行、减轻基层和农民负担的通知（中办发［2003］19号），http://law.chinalawinfo.com/newlaw2002/slc/SLC.asp?Db=chl&Gid=49335
［２０］ 沈丁立：“朝鲜核试验和中朝关系及中国的选择”，载《青年参考》2006年9月5日，资料来源：http://military.people.com.cn/GB/42967/4789770.html （2006年10月2日）。
［２１］ 2006年10月10日外交部发言人刘建超在例行记者会上答记者问，资料来源：http://www.fmprc.gov.cn/chn/xwfw/fyrth/t275579.htm （2006年10月15日）。
［２２］ 主张对日关系新思维的学者率先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马立诚：“对日关系新思维——中日民间之忧”，载《战略与管理》2002年第6期；时殷弘：“中日接近与‘外交革命’”，载《战略与管理》2003年第2期；冯昭奎：“论对日关系新思维”等，载《战略与管理》2003年第4期；洪明：“重振河山待后生——中日关系的过去、现在与将来”，载《战略与管理》2004年第1期。随后持反对意见的学者开始进行反驳，代表性的包括：林治波：“对‘对日关系新思维’之九点质疑”，载《时代潮》2003年第14期；张睿壮：“从‘对日新思维’看中国的国民性和外交哲学”，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年第12期。
［２３］ 2006年2月16日外交部发言人秦刚在例行记者会上答记者问，http://www.fmprc.gov.cn/ce/cgngy/chn/fyrth/t235695.htm （2006年8月29日）。
（作者简介： 蒋昌建，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副教授；沈逸，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讲师，上海，200433）
作者：蒋昌建 沈 逸
第三篇：大众传媒与新农村建设
摘要：建设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主要内容，而这一切都离不开文化与信息。在新农村文化建设中，相比较其他方式，大众传媒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在发展大众传媒的过程中，应了解农民需要什么，以及加强政策引导作用。
关键词：大众传媒新 农村建设
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问题重重，这是历史长期积累的结果，建立遍布农村的大众传媒网络是新农村建设的捷径。大众传媒一方面可以开拓农民视野，转变观念，让农民不出田间地头也知晓天下事;另一方面可以教授农民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大大降低信息交流成本，解决交流途径的问题。只要我国农村的信息交流保持通畅，农村的经济现代化速度就会大大加快，进程就会大大缩短。
农村发展大众传媒的意义
回顾我国的近现代历史可以看出，大众媒介在我国农村的发展十分滞后。大众传媒真正在我国农村的发展是在新我国成立之后，国家为了更好地领导社会主义建设，在全国建立了一个宣传网络，广大农村也在其中，这首先表现在农村广播的发展上。直到改革开放之前，广播就一直是我国农村最有影响力的大众传播媒体。除了广播之外，电影、报纸和杂志在这一时期的农村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
改革开放之后，我国的农村地区首先实行了经济体制改革。经过20年的努力，农村经济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广大农民的文化水平和生活水平显著提高，与之相对应，大众传媒也与农民生活的方方面面有了更加紧密的联系。电视已经取代原有的广播、报纸、杂志、电影，成为农民最重要的信息接受工具和娱乐工具。除此之外，传播内容的方式也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例如，国家在偏僻农村地区实施的“村村通”工程，让广大农民的家中接入了有线电视系统和程控电话等，农民与外界的交往正在变得越来越频繁。
当代大众传媒的现代化与农村的现代化真正的融和、交织在一起，相互促进和发展。一方面，农村的现代化依赖于传播媒体与方式的现代化。即大众传媒的发达，因为正是大众传媒的发达才为农村的现代化提供了得以展开的现实传播网络和社会参与能力;另一方面，大众传媒的繁荣需要一个整体的环境平台，即农民自身思想意识的提高，掌握科学知识的能力的提高，经济水平的提高，同时还有政府部门的引导等等。现代社会的大量农业科技信息需要由现代化的大众传媒才能完整以及快速的传递给农村群众，农村现代化是在相应的大众传播媒介中萌发和生长的。大众传媒最根本的现代性意义就是体现在，它是社会发展的催化剂，是我国农村现代化建设的加速器。
我国农村大众传媒的现状及原因
(一)我国农村大众传媒的现状
1、信息渠道不畅，涉及“三农”类媒体很少。广大农村的媒体覆盖率较低。农村的交通差，报纸难以进入，同时由于农民收入偏低，农民也很少订阅报纸。农民生活方式的特点使他们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是电视与广播。虽然电视相对于其他媒体在农村的普及率较高，但据统计，农村家庭彩色电视机的普及率只有60.45%，而且，目前我国广大农村地区超过80%的农民群众仍然主要依靠无线方式接收广播电视节目，接收的节目套数少，质量不稳定。至于宽带网络，绝大部分农村还是空白，媒体的拥有量少，使农民不能及时全面地获取有关生产、生活的信息。大众传媒在农村的缺位还体现在接收媒体的客观条件不充分，设施落后。以电视媒体来为例，由于农民的收入整体偏低，大都舍不得花钱看“有线”电视，很多地区也没有连通有线电视网络。有些偏远地区没有微波信号或信号较弱，只能接收到画面很不清晰的央视一频道和所处地区的县、镇级电视台，在网络普及的今天，经济条件差、文化水平有限的我国农民再次被拒之新传播技术的圈外。
2、普通媒体中涉及“三农”的内容少。对于我国农村群众而言，日常接触最多的大众传媒内容并不是媒体为其特设的“三农”节目，而是媒体传播的其他新闻信息和消遣娱乐内容。这些内容是大众传媒的主要传播内容，它们并非专门面向农村群众传播，但当农村群众接收到这些内容时却深受其影响。这些内容让农村群众得以了解外部信息，在认知层面和观念层面都较以前相对闭塞的信息获知状况有了很大改变。就农村群众而言，大众传媒已成为传播现代生活信息和新观念的重要渠道。大众传播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补偿自然形成的乡村隔绝状态。报纸、杂志、广播和电视为农民传播了现代道德，大众传播开阔了农民的视野，传播了信息，说服农民接受变迁。大众传播的内容就其本质来说是一种流行文化和大众文化，相当多的传媒内容是面向都市群众生产的。
3、农民的整体文化素质较低，缺乏足够的认知能力。我国农村地区基础教育薄弱，教育资源不足。教育落后使农村居民的整体文化素质不高，对信息的认知与解读能力较差。如果不能从整体上提高农村居民的文化素质和认知能力，不消除或缩小知识鸿沟，让农民脱贫致富只会是一句空话。比如，媒体准入方面政策规定的门槛较高，媒体为了快速收回成本而更愿意选择回报率较高的城市而不是农村。同时，由于经营体制的转型，媒体变成自负盈亏的经营单位，在激烈的竞争中，媒体要生存就得做大做强，就不得不寻求利润的最大化，这就需要吸引大量的广告。而农村贫困，农民购买力差，以农村、农民为对象的媒体其广告来源显然远不如以城市为对象的媒体。在这种情况下，就形成了传媒业远农村亲城市的现象。
(二)农村信息贫困的根源
1、媒体定位。由于地方媒体实行的是主办主管制度，因此它们并不具有完全独立的能力，它们的版面或节目安排、报道计划的制定、主要的采访行动大都要经过相关部门批准，实际上反映着地方党政机关的指导思想和工作部署，反映着地方党政领导的活动情况和工作进程。
2、媒体对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追求。近年来，地方财政对媒体的投入逐年减少，迫使它们自找饭吃。千方百计地寻找合作伙伴，努力增加广告收入，提高自身的“造血功能”，成为地方媒体的首要任务。因此，地方媒体总是乐于关注社会强势群体、成功人士，而对于那些默默无闻、在贫困线上挣扎的农民也就无心或者无力去注意了。
3、随着市场经济的日渐成熟，广告商越来越精明，他们不再看媒体的级别和社会地位，而对媒体的社会关注度和发行数量、收听收视率却了如指掌。发行数量、收听收视率决定广告收入。为了争取受众，各新闻单位就要追踪市场风向，反映读者兴趣，满足读者的各种要求。毫无疑问，主要受众多半是城市居民，农村问题被闲置起来就成为必然。
推进大众传媒在农村的发展
了解农民需要什么。媒体内容要贴近“三农”，感染农民群众，充实其文化生活。首先要求从业人员要真正深入基层，倾听群众呼声，了解群众生活。对农村传播的媒体要以广大农村群众为目标受众，立足农村，反映农村现实问题，传递来自基层农民的声音，以健康向上、丰富多彩的内容满足农民的精神文化需求。在具体内容上除了向农村受众传递政治信息、经济信息、科术知识，发挥大众传媒教育功能，提高农民群众的知识文化水平外，还应提供广泛的娱乐形式，构建农村娱乐平台。在农村文化建设中，我们应利用传统文化易于被民接受的特点以及保护我国民间艺术的目的，把民间艺术的传统套路、道具、音乐等进行改造，与传媒这个载体相结合开创农村娱乐新形式。
政府加强政策引导，建设农村公益性传播媒体，结合各种类型媒体的优势，逐步构建农村复合型网状传播结构。政府应通过行政调控等手段打破现有的传播体制中城乡一刀切的格局，进行传媒资源的再分配。设立针对性较强的专业化农村传播媒体和加强现有媒体中农村信息传播的力度，并对这些农村公益性传播媒体给予相应的政策支持和财政补贴，比如减免广告经营税、对相关部门及其工作人员给予补助、设立对“三农”问题起到突出作用的媒体单位和从业人员奖项制度。
农村传播的关键是要从根本上改变现有一刀切的媒体格局，设立农村公益性媒体，使公益性媒体与商业媒体共存，两者互相促进，共同发展。这是由当前我国农村现况和大众传媒的特有属性所决定的。农业媒体产品的销售决定了媒体必须贴近农民群体。大众传媒及其产品除了具有商业属性外，还具有公共属性，不应该仅仅为部分人服务，更应该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服务，社会主义媒体更要强调公益性，维护社会各阶层的信息权利。
农村公益性媒体在具体运作中应是政府与市场两者相互兼容的形式，其建设和运作经费主要由公共财政承担，切不可摊派到农民身上，应制定相关的法规，保证其财政支持受法律保护。政府主要行使政策引导和监督职能，避免重复建设、无序竞争以及维护其与其他传媒共存的公正性。同时为促进农村公益性媒体的良性运作，就要引进市场机制，形成有序竞争，从而保证传播的质量和效率。构建农村复合型网状传播结构，要根据媒体的不同特色以及在农村的现状，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各类型媒体在农村的建设。使我国农业真正走上大众传媒的农业信息化道路。
(作者单位：武汉工业学院人文科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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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谢艳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