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应对措施分析论文

2022-04-15

写论文没有思路的时候,经常查阅一些论文范文,小编为此精心准备了《金融危机应对措施分析论文(精选3篇)》的文章,希望能够很好的帮助到大家,谢谢大家对小编的支持和鼓励。[摘要]美国是中国的主要贸易伙伴国家,而中国则是美国目前反倾销的头号目标国。而化工行业无论是在国际、还是在中国,都是遭遇反倾销调查占全部遭遇反倾销调查产品总数比例相当大的一个行业。因此,积极地从各个层面来分析研究针对此现状的应对措施具有极为重大的意义。

金融危机应对措施分析论文 篇1:

组织韧性的机制与过程

组织韧性的构建和功用,最终体现在积极开放的心态,对外部情势与内部动态进行的审慎精准的监控与预判,对理性和常识的尊崇,基于智慧和专长的即兴发挥,不同应对措施的创造性组合,既发挥自己特长而又兼收并蓄、善于合作,以及组织常态的迅捷恢复与组织能力的整体提升。

面对灾难、危机、动荡、熔断等高度不确定和不可控的生存逆境,有些企业反应僵硬,动作变形,要么轰然坍塌,要么元气殆尽;有些企业则张弛有度,应对从容,基本完好无损,甚或实力劲增。大部分企业则是随波逐流,摇摆不定,在惊恐中试错,在从众中折腾。到底什么因素影响和决定不同企业命途之异同?可能是企业的实力和应对,可能是逆境的情势和类型,可能是情境与应对的有幸匹配,逢凶化吉、绝地重生,也可能完全是无法抗拒和适应,时运不济、造化无情。

从概率上来看,运气之外,至少有一种特定的组织意识和能力可以帮助企业应对逆境。这种意识和能力通常被称为“组织韧性”(OrganizationalResilience):基于组织自身的运营实力和日常准备,通过灵活敏捷和强劲果敢的应对过程,去规避、抵制、化解和吸收逆境事件所带来的冲击,并且在逆境之后迅速有效地恢復组织常态甚或提升自身对未来类似事件的应对能力。组织韧性,是一种主动自发而警觉审慎的生存意识,也是一种对外部环境积极应对和调整的组织能力和运作过程,通常体现在逆境事件之后的快速复原和继续前行的结果和状态之中。为了避免重复定义和循环论证之嫌,本文的界定和考察将聚焦于组织韧性的运作机制和动态过程,并阐释其相关的战略含义和管理启发。

需要强调的是,组织韧性是一种组织常态,贯穿于一个组织日常运营之中。对于一般的组织而言,只有在各类突发的逆境事件之中,组织韧性的功用才会得到凸显,能够帮助组织比对手更好地度过难关。而有些组织,则需要长期生存于逆境之中,比如医院急诊室、救火团队、防爆警察等等。对于这些组织而言,逆境生存乃是常态,组织韧性自然亦是其日常生存和正常运作之必须。这也就意味着此类组织中遇到的危机事件更加严重和频繁,通常关乎生死,组织恢复常态需要的周期更短,挑战更加严峻,对于组织成员的职业技能、心理素质和专业协作有着更加严苛的要求。

如果做一个进一步拓展的话,本文对于组织韧性的定义既包括常规组织遭遇重大突发性逆境事件之后迅速恢复常态的能力,也包括长期在逆境中生存时能够相对从容有效地应对和调整的能力。因此,本文的分析框架强调组织韧性的常态及其在日常运营中的连续性和反复迭代的特性。当然,为分析方便简明,我们选用单个特定逆境事件为分析单元来阐述组织韧性的作用过程。对于一个具体的突发性逆境事件的应对,我们可以从事前、事中和事后三个阶段分别考察。

显然,一个组织的运营既有实际的行动系统本身,也有在行动过程中体现的认知与思考和学习与提高。前者专注于应对和解决实际问题,后者在于审视解决问题的方法之优劣高下以及改进的空间和可能性。本文构建一个双环框架,同时从行动与应对链条和认知与学习链条两个方面来勾勒组织韧性的前序成因、要素构成、运作机制与效果功用,强调的是行动(ACT)的质量以及与行动相关的有效学习与改进(见图1)。

逆境来临之前的意识与准备

临渊羡鱼,退而结网。未雨绸缪,防患未然。具体的危机和灾难,抑或机会与利好,我们通常无法准确地预测预知。但提前谋划和准备,则至少会在某种程度上增加我们在预判和应对实际事件中的机敏与从容。一个企业的组织韧性,从逆境降临之前的常态来看,首先发轫于企业自身的警觉和应对能力的积攒与夯实。从企业的行动与应对的链条来看,企业的组织韧性体现在三种具体的能力之中。

第一,对于突发性逆境事件的监控、捕捉以及相对强于竞争对手的预判能力。对于环境的常规性和系统性的监控与检测,可以帮助企业及时地发现系统性的和独特性的机会与威胁。任何与既往常态抑或常识不同的趋势和变化,可能昭示千载难逢的机遇抑或万劫不复的灾难,也可能不过是不痛不痒的一时环境噪音。如何正确地理解和把握这些外在的变化,并预判其未来的走势,乃是企业组织韧性的前端必须。预警预判比较精准的企业在逆境到来之前就已经开始逐步应对逆境。逆境到来之后,反倒不需要大张旗鼓和矫枉过正地去大肆纠偏。

第二,增强实力,构建防火墙。应对危机的最为基本的也是最为可靠的物质基础就是皮糙肉厚,实力超强。俗话说,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不死的骆驼自然比马更有耐久力,能够更好地抵御和抗衡生存逆境。微软、苹果和谷歌等企业账上趴着的上千亿美元现金,既是效率上的某种浪费,也是组织韧性的必然代价。微软若干年前就著名地声称,我们离破产总有18个月。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战略决策完全错误,账上足够的现今也至少能够保证我们坚持存活18个月。这段时间内,有足够的机会调整和改进,从而保证生存与提升。这与动辄高杠杆孤注一掷、铤而走险的企业形成鲜明对比。

企业应该不仅仅在呼风唤雨的高光时刻踌躇满志,也应该在长期发展中注定将遇到的沟壑坎坷之际能够顺利应对,重新振作。除了现金,企业还要有足够的其它类型的资源储备,以应不时之需,尤其是人才发展和组织能力等内部实力,以及良好的信誉、与外部利益相关者的合作与共生关系。

第三,组织韧性强大的企业通常具有对于外在逆境的敏感性,它们可以迅速地感知和捕捉外在的威胁,提前启动预警和应对方案,从而减少损失和伤害,保存自身的实力和核心业务,使之不会受到过度的负面影响或者毁灭性的打击。确切地说,从预警方案的角度来看,组织韧性的提升往往来自于日常的模拟性训练。就像火灾或者地震演习一样,对于发生的可能性和危害性较大的逆境事件,一个组织要有选择地进行模拟性应对。这样才能提高实战时的应急发挥。

有了敏锐的感知能力和实际可操作的预案,一旦逆境苗头出现,企业就可及早启动预案,即时应对。比如,投资者在金融危机到来之前就已经调整资产组合,从激进的倾向转向稳健的态势。再比如,敏感地意识到全球范围内对环保等可持续发展的日益重视之趋势,在政府严厉的“环保减排政策”出台之前,企业已然积极主动地提前达到新标、合乎规范,便是主动应对的典范。显然,诸多跨国企业通过其公司政治战略对其经营所在国政府政策的影响也是事前应对的一个有机构成部分。

有了敏锐的感知能力和实际可操作的预案,一旦逆境苗头出现,企业就可及早启动预案,即时应对。比如,投资者在金融危机到来之前就已经调整资产组合,从激进的倾向转向稳健的态势。再比如,敏感地意识到全球范围内对环保等可持续发展的日益重视之趋势,在政府严厉的“环保减排政策”出台之前,企业已然积极主动地提前达到新标、合乎规范,便是主动应对的典范。显然,诸多跨国企业通过其公司政治战略对其经营所在国政府政策的影响也是事前应对的一个有机构成部分。

当然,要实现行动中上述的三种前瞻性的作为,一个企业必须具有清醒的意识和较强的学习能力。企业既不能固步自封,沉溺于现有的范式与辉煌,也不能没有自己的定位与坚守,一天到晚忙碌于到处跟风模仿抑或潜心于随手捞浮财。也就是说,与事前的行动准备息息相关的是学习链条的构建和应用。

首先,企业要具有开放的意识和积极的心态,在思想意识和认知层面上重视对于逆境到来之前的自身准备。既不盲目自傲自信地认为自己能够轻松搞定任何威胁、百病不侵,也不能完全听任外在事态的发展,企盼船到桥头自然直,而是切实有效地在那些力所能及的基本功和应对实力方面提前下笨功夫。其次,是对于环境监控和内部扫描在意识里和态度上的重视和审慎。有了这样的思想准备,才可能脚踏实地地去构建和使用预警系统。再次,积极的心态和审慎的态度最终要体现在对于逆境事件在认知层面上的把握,能够即时准确地进行判断(至少是优于竞争对手的判断)和果敢决策,从而有助于主动有序地启动应对预案。

逆境之中的应对机制与过程

对于逆境到来之后的应对,企业的决策者既要基于自己的实力和预警方案去按部就班地实施尝试,也要应用自己的决策智慧和专业能力进行临机处置和即兴发挥。具体的应对措施和方法至少有三种基本思路:规避与隔离,抵制与反击,化解与吸收。

第一,规避与隔离,是避免与逆境直接地接触的战略性选择,旨在与逆境事件本身绝缘。此类应对措施既取决于企业事前的战略定位,也取决于它在逆境中可以瞬时调整的可能性和灵活性。比如,一个企业不仅要力争理解各种可能的逆境事件的大致概率,也要同时在各项业务中熟悉自己生态系统内不同选手的定位和偏好,以及其它生态系统内(比如国外或者临近行业)可能随时进入自己生态系统的选手的期望与诉求。这样,企业可以及时地剥离与即将受到冲击的业务相关的资产,转入到相对安全的业务或者地理区域,或者有选择地迅速与某些选手形成战略联盟(比如获取特定资质或者豁免权)从而避开某种特定的威胁(比如政策性惩罚或者灭顶之灾)。

第二,抵制与反击,是依靠自身的实力和运作技巧去抗拒和抵御来自于外部的威胁和打击。这也是相对主动的一种应对措施,希望拒敌于门外,从而保证自己的核心活動不受逆境的影响。比如,一个企业可以动用各方资源与关系,去影响和改变那些给自己或者全行业带来逆境的政府政策,也可以通过合作者和第三方去挫败和逆转对自身不利的传言和媒体报道,还可以通过诉讼和媒体宣传来抹黑和打击对手,抑或自证清白。显然,这些措施的奏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企业的事前准备及其在商界以及社区等关系网络中的地位、名声和资源。

第三,化解与吸收,是尽量地减弱逆境事件带来的威胁和伤害,将其分化瓦解,并且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尽量消化吸收,争取把危害减小到最低限度。这主要是相对被动而又无奈的应对措施。比如,遇到某种突发的自然灾害,企业也许只能自己消化苦果。遭受地震冲击,剑南春基酒受损,极大地影响了它后来的行业地位。再比如,一项特定的政策出台,或者是以某种名头“鼓励”大家捐款,或者是对某种介于违规边界的行为进行重罚。此时,一个企业需要在自己能力允许的范围内进行选拔和调配,考虑到底暂时牺牲哪个部门和群体,从而可以通过一定的损失保全整体的生存和未来的复苏。

与上述行动与应对链条相对应的认知与学习链条中,此时的挑战在于思绪开放和拿捏有度。首先,最重要的学习挑战,是发现新的元素和环节。最主要的是新的逆境类型和威胁方式,以及新的应对思路和措施组合,而不只是检验原先的经验和秘诀。其次,是要保持一定的思考定力和客观冷静。越是逆境时刻,越要尊崇常识,而不能用恐惧绑架和替代理性。要客观地把握事情的本质,而不只是拘泥于自己从情感上希望和期冀的某种假设与臆想。再次,基于常识和过往的经验,兼及新鲜的刺激,决策者同时也要善于即兴发挥,创造性地解决问题。这需要个人智慧、职业素养、专业判断,也有赖于组织成员间的互相信任与真诚沟通。

而且,事前的组织设计原则和文化氛围会对组织的学习能力和行为应对产生深远影响。清晰的规则(比如,强大的集权命令体系,在自由竞争中强者胜出,或者专家意见主导等等)都可能会有助于反应的效率,虽然它们的适应情境有所不同。模糊的规则通常会导致反应僵硬机械、松散无序,抑或犹豫不决,摇摆不定。还有,在应对外部逆境的同时,能够较好地避免和化解自身内部的潜在危机,也是组织韧性的一个重要体现。

逆境过后的结果与状态

逆境过后,水落石出。有些丝毫无损,如虎添翼;有些站起身来,奋然前行;有些谢天谢地,心有余悸;有些苟延残喘,战战兢兢。不同的状态,来自于不同的自身实力和应对措施。

第一,极度轻伤或者基本上无伤无损,也许是应对逆境的最佳结果状态。如果在事中能够有效地采用规避与隔离,抑或抵制与反击,企业大抵可以实现这种理想状态。财大气粗,店大欺客,岿然不动,富可敌国。这种状态的实现最终靠得是足够的实力。而行动应对的关键则主要在于不犯低级错误,不至于无端地打烂一手好牌。

第二,恢复和重构,乃是组织韧性的最为直观和最为核心的表现。经过相对被动的化解和吸收,企业在某种程度上受伤受损,需要尽快地恢复到逆境到来之前的运作水准和反应能力。应对比较成功的企业通常迅速恢复实力或者重新构建自己的能力。相反,应对失败的结果很可能是偃旗息鼓,扫地出局。

第三,增强与提高。亡羊补牢。见贤思齐。无论是通过自己的经验与学习,还是通过对优秀企业的观摩与仿效,一个企业可以通过应对逆境来补齐自己的短板,更新自己的反应措施,从而提升应对未来逆境事件的总体能力。也许,最为可贵的,不仅是在同一种现有能力上得到增强,而是在新的领域内得已提升。

从组织认知和组织学习的链条来看,既要反馈,也要前瞻;既要固化,也要更新;既要总结,也要推广。首先,要善于捕捉新的经验和被证明较为有效的新鲜应对方法,而不仅仅只是诉诸自己熟悉和擅长的领域,从而避免“核心刚性”和“应激僵硬”带来的弊端。比如,网络时代的危机化解可能与传统时代的危机公关迥然不同。其次,还是要继续珍视和强化自身优势的方面,认清哪些核心能力是组织韧性的可靠基础和主打项目,并对其进行保护和增强。再次,一个企业要把应对逆境看成是一个连续不断的常态,而不能仅仅是看作毕其功于一役的阶段性应对。虽然,就事论事地专注于当下的应对是必要的,但采取前瞻性的视角和跨时段的思考将会使得企业更加有效地应对将来可能发生的同类以及不同的逆境事件。同样,在组织中构建忧患意识,貌似悲观被动,实际上是积极主动,乃是增强组织韧性在认知学习方面的必修课。

小结

我们通常希望逆境很快过去并且永远不再发生。世间乱象,通常不与愿为。俗话说,不经风雨,怎见彩虹?问题是,彩虹过后,仍然会有风雨。人生莫测,世事难料。突发性逆境事件总是会发生。任何组织都必须面对逆境的威胁和侵扰,无论是难以料定的突发性事件,还是极端恶劣多变的日常生存环境,提升自己的实力无疑是最为保险和可靠的应对基础,是组织韧性的核心要素。组织韧性的构建和功用,最终体现在积极开放的心态,对外部情势与内部动态进行的审慎精准的监控与预判,对理性和常识的尊崇,基于智慧和专长的即兴发挥,不同应对措施的创造性组合,既发挥自己特长而又兼收并蓄、善于合作,以及组织常态的迅捷恢复与组织能力的整体提升。

本文责任编辑:刘永选liuyx6@sem.tsinghua.edu.cn

马浩: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发树管理学教授,BiMBA商学院学术主任

作者:马浩

金融危机应对措施分析论文 篇2:

论中国化工产品遭遇美国反倾销制裁的应对措施

[摘 要] 美国是中国的主要贸易伙伴国家,而中国则是美国目前反倾销的头号目标国。而化工行业无论是在国际、还是在中国,都是遭遇反倾销调查占全部遭遇反倾销调查产品总数比例相当大的一个行业。因此,积极地从各个层面来分析研究针对此现状的应对措施具有极为重大的意义。

[关键词] 化工产品出口 美国反倾销规则 反倾销制裁 应对措施

随着金融危机的蔓延,全球经济出现陷入整体衰退的迹象,我国面临的国外需求急剧下降,而随着经济下滑可能产生的贸易保护主义势力的再度抬头更对我们化工产业的出口贸易提出了严峻挑战。所以有必要从国家、产业及企业三个层面来深入分析我国化工产业遭遇反倾销后的各项应对措施。

一、国家层面应对措施

政府部门作为宏观管理者,在企业和行业协会的配合下建立反倾销预警机制,尽量避免国外反倾销。加强在具体反倾销应诉过程中的协调和服务工作,为本国企业提供法律上的保障和政策、行政上的支持;同时积极利用WTO争端解决机制来应对国外不合理的反倾销行为。从国家层面来看,应对国外的反倾销指控主要包括事前预防措施和事发后应付措施。

1.事前预防措施

事前预防措施在本文中的定义是指在他国对我国提起反倾销诉讼之前通过自律性的政策引导或积极争取对我方有利的法律法规,从而避免被认定为“倾销”。在我国反倾销信息服务体系的建设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它不仅包括反倾销预警机制的构建、市场经济发展信息的健全,还要求与之相配套的人才队伍的培养,主要包括:

●构筑反倾销预警机制。

●反倾销应对人才队伍的建设。

●对于需要证明市场经济国家地位的企业,国家提供完备的信息。

2.事后应对措施

当国外已经对我国发起反倾销调查时,国家需要给予企业相应的帮助,这已为大多数学者所公认,并且在实践中也得到运用。虽然目前我国已经在相关方面采取了一定措施如给予应诉企业应诉补贴,但是在具体运作方面还是存在资金落实不到位的情况。以甲企业的CVP23反倾销应诉案例来说。产品出口前的流程是A省研发——委托B省企业生产——国外出口。正是这一特殊的流程,造成了在面对美国反倾销调查中需要政府援助时的两难境地——因为出口的企业是属于A省的,所以B省地方政府不提供补贴;又由于生产是委托隶属于B省的企业完成的,A省相关部门则以企业的增值税税收利益为B省所得而拒绝提供资金补贴。于是,企业便成了无人认领的孤儿。由此可见,虽然整体政策的制定已经考虑到了对企业的协助,但是具体落实的时候由于部门主义等等的存在还是有很多干扰因素的。因此,如何切实摆脱部门主义的影响和由此拓展开来制定更完善的政策措施,是我们政策制定者需要改善的一个方面。

二、产业层面应对措施

所谓行业协会,WTO的1994年协议称其为 “trade and business association",即指进出口商的商会或同业公会。反倾销不是单独某个企业个体的事情,而是涉及到国内整个行业利益的事。行业协会作为本行业所有企业的整体代表,在预防和应诉国外反倾销中处于核心和主导地位。当本行业受到国外倾销或者倾销的威胁时,及时地提起反倾销的诉讼,配合政府的主管机构做好反倾销的调查工作;当本行业内部企业的出口产品受到国外的反倾销调查时,行业协会及时地组织企业积极应诉,为企业提供法律咨询,作为企业联合的代表积极地在国际经济地位上进行抗辩。

行业协会组织企业应对反倾销,也可以从事前预防和事后应对两个方面来进行。事前预防措施主要包括以协助政府部门维护出口秩序和组织进行市场经济地位抗辩。事后应对则是协助企业做好反倾销应诉工作。

1.进行反倾销预警监测,协助政府部门维护出口秩序

积极应对国外的反倾销预警体系监测的内容包括如下两个方面:一方面对内是按照WTO规则要求引导企业研究制定适合我国化工产品出口的技术规则和对我国化工产品出口价格的监测。另一方面对外则是法律法规的监测,对我国化工产品的主要贸易伙伴国出台的法律、缔结的和约进行监测,及时向企业提供预报,组织企业进行调研评估,并向企业提出预防措施等意见,甚至可以通过各种途径参与或影响法案的修订。

2.切实发挥行业协会的作用,提出市场经济地位的抗辩

前面讲到了在争取“市场经济国家”地位方面国家所起的作用,但是,市场经济地位的争取除了整体地取得某个国家对我国的完全市场经济认可,还可以从单个行业的角度来部分的实现。行业协会作为行业中所有企业的代表,有能力和义务代表所有企业向外国反倾销主管机关提出该行业市场经济主导地位的抗辩,为本行业企业在应诉中提供关于市场经济情况的相关证据。欧盟于2002年在(EC)1972/2002号反倾销法规首次通过立法确立了非市场经济国家涉案企业获得分别待遇的条件。而且,欧盟还在(EC)905/98号法规中首次提出了企业的市场经济地位的概念,并为确定企业的市场经济地位提供了五条衡量标准。与之不同的是,美国承认市场导向的产业(Market Oriented Industry,MOI),但不承认单个企业的市场经济待遇。如果确定来自非市场经济国家的进口产品所属的部门是MOI,美国商务部就可采用市场经济方法来确定该进口产品的正常价值,而不采用替代国或生产要素方法。在美国反倾销实践中,涉案企业可通过单独税率测试获得单独税率待遇。化工行业协会应该发挥积极的带头作用,引领企业争取在美国取得市场导向产业的认定。

3.行业协会的事后应对措施主要是协助企业做好反倾销应诉工作

在企业遭遇国外反倾销调查时,行业协会应当发挥组织和协调的作用,鼓励和支持国内企业的积极对外应诉,特别是应树立为企业服务的意识。我们知道,行业协会可以利用自身的优势召集应诉企业学习相关法律知识,研究应诉对策,制定应诉计划,按规定法律程序提供应诉资料,配合国外调查机构完成相关问卷调查,并向政府有关部门反映有关情况,使案件处理向有利于我方的方面发展,并且事实上,很多情况下我国的行业协会已经在着手这样去做了。但是通过甲企业的CVP-23应诉案件,我们看到,实践中,行业协会在把企业凝聚起来共同应诉反倾销方面所发挥的作用很有限。本次案件中,虽然开始阶段有行业协会牵头,但四十多家涉案企业最后只有五六家企业参与无损害抗辩。由此可见,如何有效的引导企业联手应对国外反倾销,也是未来行业协会发挥作用时需要完善的一个地方。也有人认为行业协会也可以作为国外反倾销调查的利害关系方直接参加应诉。行业协会在提供有关本行业发展、行业体制等方面的信息和意见等方面有无法替代的优势,通过这些信息的提供可以争取国内企业的公正待遇,尤其在“市场经济地位”、“单独税率”等方面。在整个反倾销调查期间,行业协会也有为其利益辩护的充分机会,以便陈述对立的观点和提出反驳的论据。反倾销工作中,由于行业协会具有民间组织性、利益公共性、平等性和开放性等一些重要特征,作为相关企业的代言人,发挥着十分重要和不可替代的作用。

三、企业层面应对措施

企业是反倾销调查的直接利益相关方,面对国外的反倾销调查,如果不积极进行应诉,可能未来失去的除了高昂的关税费用,还有整个市场。由于我国很多出口企业都是中小企业,这些企业在日常经营中存在体制不健全、组织结构不规范等问题,在面对国外的反倾销调查之时除了由于高昂的应诉费用之外,也根本无法提供有利的数据资料为自己进行辩护,于是只能放弃该出口市场。这就出现了国外反倾销来临时大部分企业不应诉直接撤离出口市场的惨境。而少数规模比较大的企业,即使有一定的财力去应对反倾销诉讼,也由于平时没有注意加强自身的反倾销队伍建设,而以比较高昂的代价赢得了反倾销案件中的有利地位。

总体来说,企业在应对国外反倾销调查的措施也可分为事前的预防和事后的应对措施。前者主要是指企业提高出口产品的附加值、提升品牌意识、完善企业财务制度、调整跨国经营战略以及组建反倾销应对人才储备队伍及与进口国的经营该产品的进口公司通力合作。后者则指案件开始时的无损害抗辩和无损害抗辩失败后的应诉细节。当无损害抗辩失败后企业应迅速的做好应诉的准备。应诉工作中我们主要强调3点:第一,企业联手进行应诉的问题。第二,应诉时怎样组织反倾销团队的问题。第三,替代国选择的问题。

综上所述,无论是事前的预防措施和事后的应对措施,都为国内的同行及今后的类似案件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借鉴。

参考文献:

[1]李兰秋:应对美国对中国反倾销的对策研究[D].硕士学位论文,复旦大学,2002:8~11

[2]马军圆:美国对华反倾销及我国应对策略的研究[D].硕士学位论文,大连海事大学,2004:15

[3]童 斌:化工出口反倾销对策研究[D].MBA学位论文,大连理工大学,2005:9~13

[4]张桂梅:中国应对美国反倾销策略研究[D].硕士学位论文,青岛大学,2008:3~7

作者:李 治

金融危机应对措施分析论文 篇3:

资本流入新兴市场国家:共同的难题、不同的风险

摘要:近年来,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和欧洲新兴市场国家和地区成为了国际资本流入的热点。资本流入带来好处的同时,也给这些国家带来了不同程度的经济风险。对比分析亚洲和欧洲新兴市场国家的资本流入情况表明,亚洲国家和欧洲国家经济特点上的差异使二者之间面临的风险有所不同,采取的对策和受到的制约也不尽相同。

关键词:资本流入;新兴市场国家;冲销

文献标识码:A 

一、亚洲和欧洲新兴市场国家资本流入情况比较

近年来,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和欧洲新兴市场国家和地区(Emerging Market E-conormes,以下简称EMEs)成为资本流人的热点。亚洲EMEs在资本流人的同时,经常帐户保持巨额盈余,外汇储备快速增长;而欧洲EMEs的经常帐户大额赤字,近年来虽然一直无法改善,但由于资本流人的数额巨大,弥补经常帐户赤字有余,致使外汇储备仍然大幅增长。国际收支状况上的差异表明,欧洲EMEs更大地依靠内部需求而亚洲EMEs更大地依靠外部需求带动经济的增长。

(一)资本流入亚洲EMEs的情况

表1是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1]整理的亚洲EMEs资本流入、经常帐户和外汇储备近年来的变化情况。2002年至2004年,亚洲EMEs资本净流入额分别为239亿、561亿、1301亿美元,其中直接投资占大部分,分别达525亿、706亿、870亿美元,同期,区内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经常帐户保持巨额盈余,每年的盈余额相当于本国当年GDP的4%左右。例如,中国的经常帐户盈余相当于GDP的4%左右,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2004年经常帐户盈余甚至相当于本国当年GDP的26.1%和13.3%。

由于经常帐户盈余和资本持续流入,亚洲EMEs的外汇储备净增额逐年上升,2004年达到创纪录的3443亿美元。以印度为例,其外汇储备自2002年底以来增加了近一倍,截至2004年3月其外汇储备已经超过1400亿美元。预计2005和2006年资本流人和经常帐户盈余的状况仍将维持,因此亚洲EMEs的外汇储备仍将大幅增长。

(二)资本流入欧洲EMEs的情况

表2是欧洲EMEs的资本流入、经常帐户和外汇储备近年宋的变化情况。一方面,欧洲EMEs经常帐户连年持续巨额赤字;另一方面,在经济发展前景看好的情况下,资本持续流入。区内所有国家经常帐户均保持赤字状态,经常帐户赤字相当于当年GDP的4%~5%,其中爱沙尼亚、立陶宛、匈牙利和保加利亚2004年该比例分别高达10.9%、13.8%、9.0%和7.4%。同期,资本净流入保持较高水平,每年均超过500亿美元,2005年预计达到658亿美元,值得注意的是2004、2005年的证券投资在资本净流人中占据了约50%的比重。

绝大部分欧洲EMEs的资本净流入大于经常帐户赤字,外汇储备因而不断增长。例如,2004年保加利亚经常帐户赤字为14.53亿欧元,相当于本国GDP的7.5%,而外国在保加利亚的直接投资为19.58亿欧元,相当于本国GDP的10.1%,直接投资冲抵经常帐户赤字的134.8%,外汇储备比2003年底增加14.94亿欧元。由于欧洲EMEs经济总量相对较小,因此其资本净流入按照比例计算要比亚洲EMEs大。

二、存在的问题和潜在的风险

资本持续流入弥补了国内储蓄的不足是欧洲EMEs近年来经济保持较高增长率的关键因素之一,2003年和2004年欧洲EMEs的平均增长率分别达到4.6%和6.2%。资本流入对亚洲EMEs从亚洲金融危机中复苏同样有很大的帮助。但是,当前资本流入也带来了一定的风险,

(一)资本流入使欧洲EMEs汇率偏离均衡水平,存在资本流入中断、发生类似于亚洲金融危机的风险

欧洲EMEs货币普遍升值是造成其近几年来经常帐户赤字状况无法改善的主要原因。由于资本流入金额巨大,在弥补欧洲EMEs经常帐户赤字之余,还造成其外汇储备进一步的积累,给本币带来巨大的升值压力。近几年,多个欧洲EMEs由于此原因,本币汇率不断升值。例如,波兰货币兹罗2000年平均汇率为1美元兑换4.3464兹罗提,2004年升至1美元兑换3.75兹罗提,匈牙利货币福林对美元汇率2004年升值16%,斯洛伐克克朗今年1月也达到历史最高点。

由于欧洲EMEs为加入欧盟一般已作出了放宽资本帐户管制的承诺,资本管制不断放宽,资本流入中证券投资比例相当高,资本流人的脆弱性不言而喻,本币升值使资本流入更加脆弱。资本净流入状况一旦中止甚至逆转,极有可能出现类似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情况。而导致资本流入中断甚至逆转的诱因很多,包括大国(如美国)提高利率、出现大规模的投机、这些国家的银行因为过度扩张出现破产或者贸易伙伴经济增长放缓等等。虽然IMF预测今明两年资本仍将持续大量流入欧洲EMEs,但发生类似于亚洲金融危机的可能性仍然存在。目前欧洲EMEs资本流入、货币升值以及经常帐户赤字的情况与1997年亚洲发生金融危机之前的情况较为相似,唯一值得欣慰的是欧洲EMEs进口产品中外国直接投资的机器设备所占比例较大。

(二)亚洲国家货币升值压力更大,经济结构调整压力剧增,同样可能对经济运行产生风险

中国等亚洲EMEs近几年来一直维持巨额的经常帐户盈余,汇率本身就有升值的压力,而资本流入使升值的壓力更大,使经济过于依赖外部需求等结构性问题更加突出。一旦货币升值,如何使内部需求弥补外部需求下降的缺口将是一个严峻的挑战。资本流入使结构调整的时间越来越紧迫,而很多的亚洲EMEs并未做好相关的准备。另一方面,如果维持本币不升值,资本将进一步流入,而且投机性资本流人的成分将增大。资金流入购买房地产等资产,将造成国内固定资产价格上升、通货膨胀压力加大、房地产等资产的价格飙升,可能造成经济泡沫,使经济结构进一步恶化。

总之,由于资本流入迫使本币升值而产生的问题和风险至少包括:(1)由于出口减少、内需不足造成国内经济的紧缩;(2)汇率升值不到位可能导致资本进一步流入,推高国内房地产等资产的价格,加速经济泡沫的形成;(3)汇率升值使国内机构的外币资产大大缩水,对于持有大量外汇的国内机构将是致命的打击;(4)国内市场机制不完善,缺乏避险工具,骤然的升值必然导致企业经营出现问题;(5)其他政治问题,例如中国一直以来坚持人民币不升值的政策,一旦打破承诺,风险难以估量。

三、应对措施、制约因素以及局限性

应对资本流入可以选择的对策至少包括:冲销性货币政策措施、汇率调整措施、资本流入控制措

施、财政政策措施、国际协调措施乃至必要的经济结构调整措施等。由于各国的不同情况,这些措施可能受到不同的制约,有一定的局限性。

(一)冲销性货币政策措施

为保持汇率稳定、保证国内物价稳定,央行必须进行冲销(Sterilization)操作,即央行在购买流入外汇的同时,在公开市场卖出本币资产。亚洲和欧洲EMEs的央行均不同程度地采取这种操作办法。

在操作中,欧洲EMEs央行的财务成本相当高。欧洲EMEs的利率一般较高,近期多数国家持续降息,但总体上欧洲EMEs的利率达到8%~9%,部分EMEs利率超过10%,远高于外汇资产的收益。央行必须卖出高利率的本币资产,以购买低收益的外汇资产,冲销操作的财务成本非常高。欧洲多个央行陆续降息,例如匈牙利在2004年曾9度降息,基准利率由12.5%降至8.25%,斯洛伐克降息100个基本点,捷克也降息一次。在内部需求旺盛和通货膨胀压力较大的情况下,降息有相当大的风险。

对于亚洲国家来说,本币一般利率较低,冲销操作的财务成本相对较低,但也有例外,例如印度政府债券利率为6%~7%,而以美国国债形式持有外汇储备的收益率约为4%~5%。此外,资本持续流入可能使冲销成本不断上升。例如,中国近期新发行的央行票据的利率已经不断上升,发行央行票据的成本越来越高,而且央行票据的发行已经出现了流标的情况,这就意味着冲销操作将越来越困难。

(二)汇率浮动措施

除了降息外,部分欧洲国家因成本太高,减少甚至放弃对汇率的干预,转由本国货币自由浮动。例如,罗马尼亚不再公布干预汇率的目标,土耳其中央银行已采取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一般认为,增大汇率不确定性有助于阻吓热钱的流入[2]。但是对于欧洲EMEs来说,实行浮动汇率制最初将肯定导致本币汇率的进一步升值,短期内其经常帐户将进一步恶化。对于亚洲EMEs来说,汇率浮动短期内将肯定造成本币的大幅升值,由于亚洲EMEs过于依赖外部需求,必然将造成较大的冲击。此外,本币升值将使货币当局长期积累的大量外汇储备相对于本币贬值,让汇率浮动也是困难的选择。

(三)限制资本流入的措施

限制资本流入的手段很多。例如要求非居民的金融投资必须缴纳准备金,即实际上对流人的外汇征税,罗马尼亚政府近期可能采取此项措施;再如对于期限低于1年的外国投资直接进行征税以延长资本流人的期限;又如强化外汇管制措施,中国近期出台一系列的外汇管理措施限制热钱的流入。

限制资本流入实施效果往往欠佳。欧洲EMEs需要资本流入弥补经常帐户赤字,限制性措施很难准确地控制资本流入的数量。此外,欧洲EMEs由于加入欧盟已承诺解除资本帐户的限制,重新采取限制性措施将面临一定的政治压力。对亚洲国家来说,虽然采取措施限制资本流入的条件似乎更为宽松,但同样面临着难以抉择的困难。例如,中国由于金融市场不完善,政府和企业的融资往往严重依赖外资。此外,限制资本流入的外汇管制等措施的效果在时间上也具有递减特点,限制措施的成本将越来越高。例如,对中国资本流入情况的分析表明,由于经济开放程度加大,中国的资本管制效率并不高[3]

(四)财政政策措施

经常帐户赤字主要是因财政支出过大、国内储蓄不足造成的,改善经常帐户赤字狀况往往必须采取紧缩性的财政政策措施,如加税和减少政府支出。但财政支出的刚性使欧洲EMEs的选择也非常困难,例如政府采取紧缩性财政政策时将不得不考虑选举的因素。欧洲EMEs加入欧盟必须满足欧盟对财政赤字的要求,这是各国可以借助的一个实行紧缩性财政政策的理由。对于亚洲EMEs来说,经常帐户盈余使其在实施财政政策方面具有更大的选择余地,无需像欧洲EMEs一样被迫采取紧缩性的财政政策。

(五)国际协调措施

过大的外汇储备积累反映了国际收支严重不平衡的状况,国际收支不平衡需要全球各国政府的相互合作。对于欧洲EMEs来说,可以和IMF签订融资协议,对于预防资本流入突然中止的风险有一定的保障作用。与IMF签订的协议一般包含采取适度紧缩性财政政策的条款,由于可以利用IMF的资源,与IMF签订协议对欧洲EMEs政府说服选民接受紧缩性财政政策有一定的帮助。

对于亚洲国家来说,国际收支平衡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对财政政策的态度,如果美国政府不采取措施限制财政支出,其财政赤字将反映为经常帐户赤字,并将反映为亚洲国家的外汇储备增加,例如2004年美国经常帐户逆差达6659亿美元,而同期亚洲地区的经常帐户顺差为3132亿美元。在全球国际收支失衡的问题上,各国急需加强国际协作。

四、结论

应对资本流入,选择采取以上某项或几项措施的组合,一个国家必须视其自身实际情况而定。无论对欧洲还是亚洲EMEs来说,更加重要的是增强应对经济风险的能力,尽快调整扭曲的经济结构,完善市场机制,提高政府宏观经济调节的能力,保持经济的稳定。目前,欧洲EMEs迫于压力,已经采取各项措施。亚洲国家长期以来严重依赖出口的经济增长模式,政府进行经济结构调整的意愿并不强,但越来越大的压力最终可能将迫使亚洲国家不得不采取措施。因此,与其待问题爆发时再作痛苦的调整,不如现在就痛下决心。中国作为新兴市场国家的一员,虽然处境相对于欧洲EMEs来说要好,暂时既没有资本中止流人的现实危险,也没有冲销操作高成本的困扰,但是对于资本流入所造成的问题,必须有足够的重视,必须多管齐下而非仅仅限于强化外汇管制措施,必须痛下决心对经济结构进行调整,必须完善市场机制以增强抵御风险的能力。

注释:

①本文中,亚洲新兴市场国家和地区包括:中国、印度、巴基斯坦、盂加拉同、印尼、泰国、菲律宾、马来西亚、韩国、台湾、香港和新加坡等。欧洲新兴市场国家包括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波兰、斯洛文尼亚、保加利亚、土耳其、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塞浦路斯、马耳他和罗马尼亚等。

②本文在写作期间,中国对人民币汇率进行了调整,其效果如何仍有待观察,

参考文献:

[1] IMF.World Economic Outlook Chapter I;Economic Prospects and Policies [EB/OL].http://www.imf.org/extemal/puhs/ft/weo/2005/01/index.btm,2005,8.

[2] Barry Eichengreen and Omar Choudhry.Managing Capital In-flows:Eastem Europe in an Asia Mirro [R]. Prepared for the Turkish Central Bank/Center for European Integration Studies conference,Ankara,6-7 May 2005.

(3)赵敏.资本流入下的政策选择[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4,(2).

作者:潘成夫 陈志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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