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小编为大家推荐《电影文本文化管理论文(精选3篇)》，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摘要：教育的高效在于追寻教育的“同情心”，即教育教学中与学生沟通与交流的能力；教学的高效在于构建学习的“共同体”，始于兴趣、终于智慧的课堂教学追求，要让自由写作成为表达生活的需要，让自由阅读成为学生的一种生活方式；学校的文化管理在于营造生长的“土壤”，无论对于学生的发展，还是教师的发展，校园文化的土壤是最重要的。
电影文本文化管理论文 篇1：
文化治理不是治理文化
内容摘要 在文化治理问题上，无论是政府还是社会，学者还是民众，都需要抛却全能政府的既有观念，抛却治理文化的既有观念，顺应新媒体时代文化生产与传播体系带来的变化和需求，创造一种有益于优化文化发展环境的、有益于以文化促进社会发展的创新型文化治理模式。其中，如何发挥社会与个体的力量，形成一种有效的共治模式，是落实文化治理的关键。
关 键 词 文化治理 治理文化 新媒体 自主性
作 者 王蔚，上海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博士。（上海 200235）
《探索与争鸣》2014年第5期刊发了竹立家教授题为《我们应当在什么维度上进行“文化治理”》的文章（以下简称竹文）。文章认为：“文化治理”这个概念隐含着权力的“文化霸权”问题，处理不好，这种所谓的文化治理，就有可能把百花齐放的“文化花园”，变成文化沙漠，使人们的精神世界失去自由，变成一片空白。如果是这样，那将是民族文化的大灾难。[1]竹文的这个判断令人警醒，它表达了对于计划经济时代部分遏制文化创新管理方式的警惕，这一批评在当前国家全面深化改革进程中具有重要警示意义。
与此同时，笔者认为，我们需要进一步将文化和文化治理放在两个时代语境中予以观照和把握。第一个语境就是技术驱动的新媒体时代，以及由此促进的更为深化的文化全球化趋势，带来了文化生产与传播的系统性变化，使文化成为与政治、经济难以分割的改变人类社会关系结构以及国家间关系的重要力量，从而为文化治理提出了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挑战；第二个语境就是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确立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并强调要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从而对“文化治理”提出了超越“治理文化”的要求。因而，在这两个语境中，最初由学界提出的文化治理概念，就不应是简单地理解为对文化本身的治理，而应着眼于对文化发展环境的优化，着眼于对与文化相关的社会关系的调整。从这个意义上而言，文化治理具有必要性。本文将对笔者的一些观点予以阐明，以期得到竹立家教授及学界同仁的批评指正。
新媒体环境下的“文化”与“文化治理”
两个概念需要再明晰
正如竹教授所言，当我们谈及文化概念时，首先要对之做一些界定，因为它不仅具有复杂的演变历程，也会在不同领域、不同情境的应用中产生内涵的差异。雷蒙德·威廉斯曾详细考察了文化概念的演变，将文化总结为三种重要类别：一是用来描述思想、精神与美学发展的一般过程；二是用来表示一种特殊的生活方式（关于一个民族、一个时期、一个群体或者全体人类）；三是用来描述关于知性的作品与活动，尤其是艺术方面的。[2]竹文使用的文化概念分别涉及这三种类别：其一“文化是一种信仰，应该是自发形成的”中所涉及的文化，大致归于威廉斯言及的第一个文化类别；其二“文化是由价值、信仰、风俗习惯、规范组成的一套观念和行为体系”中所涉及的文化，大致可归于第二个文化类别；其三“文化产业”所涉及的文化，与第三个文化类别相近。
实际上，这种漂移会经常出现在论述文化的文章里，广义和狭义的文化概念往往在同一文本中同时出现，对其分辨需要结合具体文本与情境。大部分情况下，人们所使用的文化概念是具有综合性的，这反映出人们对文化概念的熟悉和默会，也正是文化概念的复杂性所在。笔者认为，文化治理所指向的文化，应当是与经济、政治、社会、生态相互关联和相互影响的文化，是一个综合性的概念。若以威廉斯的论述作为认识坐标，文化治理的文化则涉及三种文化类别的总和。
竹文对“文化的自发性”的认定是其批评文化治理的重要基础。这个基础值得商榷。在文化发展历程中，确实存在自发性因素。然而随着文化与社会的互动，政治、经济和技术等因素介入进来，无一不对文化发展产生巨大的影响力，自发性因素在文化发展的主导权争夺中往往被迫让渡。20世纪40年代，霍克海默、阿多诺、马尔库塞等人用“文化工业”批判了资本主义商业化的大众文化对人们的奴役，提示我们关注经济与文化的重要关系。20世纪50、60年代，雷蒙德·威廉斯、理查德·霍加特和斯图亚特·霍尔等人，将文化现象与意识形态、种族、阶级、性别等议题予以关联考察，提示我们关注政治与文化的关系。今天各类网络文化现象层出不穷，以往一度将其命名为“虚拟文化”，现在也越来越密切地与实体社会文化相互交融，甚至成为推动社会文化变化的又一支重要改革力量，这也提示我们要关注技术与文化的关系。同时，在这个由科技驱动发展的现代社会中，数字技术作为一种非常重要的主导力量，不但带来了文化种类和格局的变化，也为经济、政治等各个领域的发展带来了空前的改变。因此，问题就自然呈现出来：如果各种外部因素的影响成为文化发展的主导力量，我们又应该在什么层面上理解和坚守文化的自发性？笔者认为，竹文提出的文化自发性，其意或不在于强调文化本体的重要性，而在于强调文化的发展拥有一个较为宽松、不受来自政治领域强制性力量干扰的环境。然而如前所述，文化发展的重要影响力量，除了政治，还有经济、技术等其他因素，文化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得以自由发展，能否获得一个宽松的发展环境，能否将包括政治、经济、技术等因素在内的影响力量协调和良性发展，这不是文化本身的自发性能够解决的问题，反而是文化治理的应有之义。
因此，文化治理的概念就需要更为明晰。竹文举出哈耶克、哈贝马斯等国外其他著名学者的理论主张，以质疑文化治理概念的正当性。笔者认为，对这些理论的运用值得商榷。哈耶克的新自由主义并非具有普适性，且同一时代的波兰尼在《巨流》中表述的对于经济与民主的关系的认识，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反转了哈耶克的观点，并同样具有说服力。哈贝马斯虽然没有提到文化治理概念，但他在公共领域理论中，着重强调公众参与对于公共领域的重要性，而此处如果用福柯关于“治理术”的视角来看，公众参与同样可以归于“治理”的一部分。因此，竹文认为文化无法治理，其立足点还是站在强制性管理的传统思维角度上看待治理概念。
文化治理的概念究竟应当作何理解，才能够对文化实践具有最大限度的解释力？在中国，2012年之前，国内出现极少数论及文化治理的文章，但对文化治理的阐释都不够充分。2012年之后，胡惠林教授对文化治理的概念给出了较为丰满的表述[3]。从胡惠林教授的表述中可以看出，文化治理概念中包含着两个超越。首先，文化治理是对文化管理的创新和超越。与单纯由政府实施的强制性文化管理不同，文化治理在由政府主导的同时，还强调社会参与共治，突出了人与社会的自主性，治理主体的多元化，也凸显了管理手段的弹性。这其中包含了对文化概念、文化功能的认识的深化，是在文化领域内进行多元化的社会共治的创新。其次，文化治理是对“治理文化”的超越。一方面，文化治理的对象，不仅在于文化产业、文化行为，更包括了范围更广的文化领域、文化环境、文化生态，致力于文化发展大环境的优化。另一方面，文化治理的目标也不仅仅只关涉文化发展，更关涉国家治理的大目标，是要通过文化领域特有的方式，与政治、经济、社会、生态等领域相互协调发展，协同实现国家治理能力的提升。因此，文化治理与文化管理是两种不同的理念。不能单纯地站在管理的角度，特别是国家管理权力推行的角度看待文化治理，而应当将文化治理视为对文化管理体制的一种创新，视为一项推动社会健康发展的重要任务，让政府、社会各类机构与公民个体都参与到文化治理的事务中来，发挥基于不同公共利益诉求的文化影响力。
必须看到，竹文对文化治理的谨慎态度，还意在提醒人们要警惕以政治为主要力量的文化控制对文化自主性的伤害。在中国历史上，以政治力量实施文化控制的做法并不鲜见，那些显在的、粗暴的、运动式的文化控制手段，极大地遏制了文化思想性、原创性的发展。同样令人担忧的，还有那些隐性的、沉默的、隐藏在日常管理之中的文化控制，如在文化领域中实施的基于单一意识形态的文化产品发布制度，基于单一思想立场的文化人才选用制度，基于政治立场的各类文化作品的立项、评奖标准等。总之，这些文化控制致力于消除差别，客观上造成了文化的同质化，排挤了文化自主发展的空间，阻断了异质文化的碰撞与交流。这不但不能推动文化的繁荣，反而会损伤文化发展的生命力。从这个意义上而言，竹文提醒人们，必须警惕那些文化治理过程中，借治理之名却损伤文化思想性、原创性的诸多行为。与此同时，我们在理解竹文的深意的同时，有必要提出的疑问是：文化治理的边界究竟在哪里？
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回答也必须谨慎，因为它直接涉及文化治理的合法性问题。能否排除伤害文化思想性、原创性的具有消极意义的文化控制，将意味着文化治理的目的究竟是为了什么？文化治理的成果究竟是属于谁？如果从文化产品市场的角度来衡量，我国尚处于国际文化产业链中较为低端的位置，文化产品门类虽丰富，数量虽庞大，但国际竞争力却极为不足。主流的观点认为，竞争力不足的主要原因恰恰是模仿和复制的文化作品较多，而具备思想性、原创性的作品较少。这样，对于文化思想性、原创性的要求，除了来自文化产业的行业发展要求之外，还来自下面两方面。一方面，随着在新媒体时代和全球化语境下国内外各种异质文化交流渠道的增多，人们对思想性、原创性精神产品的要求越来越高；另一方面，中共十八大报告凸显了人民在文化体制机制中的主体地位和中心作用。这使得对于文化治理的边界确定，一是在治理目的上应是有利于保护和促进文化思想性、原创性的发挥；二是文化治理的成果应该属于人民，发挥人民在文化治理中的主体地位。因此，那些消极的文化控制，不仅不应该成为文化治理带来的结果，反而应该成为文化治理需要消除和克服的对象。
新媒体时代文化治理的必要性
在前述意义上，文化治理的概念是可以应用的。而新媒体时代文化环境的变化，使文化治理的展开更为必要。
新媒体技术日新月异，显然培育了文化生长的另一个基本环境。在我们迎接技术发展带来的各类创新应用时应该明白，技术并不是纯然中立的，必须警惕技术独特的发展逻辑及其对社会形态和社会心理带来的巨大影响。哈罗德·伊尼斯告诉我们，每一种传播技术都有它的偏向，一种新媒介的特点将导致一种新文明的产生。他认为纸在中国的大量供应促进了佛教的传播，因为佛教徒能够大力发展雕版印刷。他甚至认为喇叭和广播的使用促成了希特勒的上台[4]，因为这种新技术打破了印刷工业制造的政治边界。尼尔·波斯曼在媒介批判三部曲中，始终在分析技术对人类社会、文化和心理的影响。他按照技术与文化的关系划分了三个文化阶段，即工具使用文化阶段、技术统治文化阶段和技术垄断文化阶段。在最终的技术垄断阶段，他提醒说，技术垄断将使传统世界观消失，技术垄断就是极权主义的技术统治。[5]如果我们认同技术对文化发展的深刻影响，我们就应该认识到，新媒体深刻嵌入到日常社会生活，打破了文化生产与传播的既有传统，它将在以下三个方面提出进行文化治理的必要性。
一是文化生产主体和传播方式的多元化，需要文化治理主体和治理方式的多元化。新媒体时代产生了新的文化生产与传播体系，文化生产主体和文化传播方式都更为多元化与个性化，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开源文化、草根文化、电子民俗文化、自媒体文化等各种具有新媒体时代特点的文化现象。开源文化、自媒体文化等新媒体文化中展现的卓有成效的自由劳动，促使学者们重新思考雇佣劳动与生产的关系；网络文学、公民记者的出现，迫使学界重新划定文学、新闻的边界；维基百科等社会化的知识生产形态，加速了知识生产与传播的大众化，使生产和保卫知识的重任不再仅由精英专属；以微博微信为代表的庞大的社交媒体网络，以豆瓣、知乎为代表的趣味导向的小众社区网络，以及各类新闻网站、视频网站为代表的信息传播网络等等，建构了一个浩瀚的内容分享体系，完全颠覆了以往的信息分配与流转模式，使技术平权的思想构成了网络文化心理的重要部分。这些文化现象涉及的文化生产，并不仅仅面向市场和付费受众，反之大多数是非市场向度的，因而很难被视为传统的文化产业从而纳入传统的文化管理体系。然而，它们却具有折射社会结构、改变时代思想和文化生态的深刻力量，并内化为一种文化基因，通过伴随新媒体而成长起来的新生代延续面向未来的影响力。因此，对于多元化的问题，需要多元化的治理。
二是文化的全球化与文化多样性的矛盾更为突出，既需要中观微观的文化管理战术，更需要宏观的文化治理战略。随着新媒体技术的发展，文化更容易突破国家、民族、地缘的限制进行传播，这显然促进了文化的全球化，即不同文化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和碰撞，同时也使拒绝文化帝国主义、保护文化多样性的问题提上日程。在阿芒·马特拉看来，不打破公共调控，就没有全球化，而这丝毫不意味着缺乏规则，而是建立一个有利于商品空间部署的法律架构。[6]他意在强调，全球化甚至会导致民族国家的终结。在这种情况下，一些以保护在地文化多样性为初衷的文化保护政策出现。文化保护政策作为具体的管理方式在一定范围内是有效的，但它带来的另一个问题在于，强制性的保护政策又可能破坏文化市场的供需平衡，压抑真正的需求。对于这些两难的问题，超越文化管理的文化治理应当提出更高的战略设计以及更为综合性的解决方案。
三是文化霸权的争夺与文化安全问题的凸显等具有国际性的文化问题，需要由社会共同参与的文化治理。新媒体进一步凸显了文化霸权和文化安全问题，这使得在新媒体环境下文化自发性的进一步发展希望落空，因为它总是会受到文化霸权和文化安全问题的强烈干扰。文化霸权并非由文化管理而导致，这个来自于葛兰西的概念，强调了一种斗争状态，即不同力量对文化领导权的争夺。与此相应，文化安全在新媒体环境下则是指如何在文化斗争中保持传统与非传统文化的独立性、延续性问题。中国在改革开放后持续嵌入政治、经济、文化全球化进程，必然带来民族、区域文化的生存与发展问题。新媒体环境下，西方强势文化利用多元渠道进入我国，一时很难用文化产品准入制度来规范。比如美剧在没有被正式批准进入中国市场之前，早已通过视频网站、资源分享网站吸引了大规模的中国观众，同时，分布在世界各地的志愿者组成字幕翻译组，通过免费劳动将字幕汉化，推动美剧在华人地区的传播。更严重的是，国际社会中通过文化手段展开意识形态斗争并不罕见。例如，今天互联网的核心技术、通行协议与规则以及关键设施都由美国掌控，互联网已被纳入美国的外交战略，同时各国纷纷建设网络军队以应对“网络战争”，在这种情况下，片面宣扬互联网的“免费”、“自由”、“民主”、“草根”精神未免过于盲目。可见，新媒体环境下的文化发展具有重要的外向维度，以政府为主体的内部文化管理已经不能满足需求，而由社会共同参与的与政治、经济、社会、生态治理相互协同的文化治理，则有可能以一种共治的方式解决部分问题。
新媒体带来的文化传播变革、文化生产“分权化”，不仅催生和培育了新的文化样态，以及新的文化生产主体，更为各类文化的交流、融汇与创新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便利条件，这也带来了文化发展中更多向好和向坏的不确定性。上述三个方面论述说明，由技术飞速发展、文化主体日益复杂、全球化日益深入、国家文化安全问题逐渐升级等因素带来的文化发展问题，已经难以用传统的、自上而下的、较为封闭的、威权家长制的、单一管理主体的、拒绝文化多样性的管理文化的方式来应对。面对新媒体时代的新挑战，文化治理作为一种理论概念的提出具有强烈的时代针对性。虽然学界对于这一概念尚未达成共识，但现实的高歌凯进已经将理论远远撇在后面。在文化治理问题上，无论是政府还是社会，学者还是民众，都需要抛却全能政府的既有观念，抛却传统治理文化的既有观念，顺应新媒体时代文化生产与传播体系带来的变化和需求，创造一种有益于优化文化发展环境的、有益于以文化促进社会发展的创新型文化治理模式。其中，如何发挥社会与个体的力量，形成一种有效的共治模式，是进一步深化研究的关键。
参考文献：
[1]竹立家.我们应当在什么维度上进行“文化治理”.探索与争鸣，2014（5）.
[2]雷蒙德·威廉斯.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 北京：三联书店，2005：106.
[3]胡惠林.国家需要文化治理.学习时报，2012.6.18.
[4]哈罗德·伊尼斯.传播的偏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XI.
[5]尼尔·波斯曼.技术垄断——文化向技术投降.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29-32.
[6]阿芒·马特拉.文化多元性与全球化. 台北：麦田出版社，2011：97.
编辑 叶祝弟
“全球资本主义与妇女运动新动向”国际研讨会综述
2014年6月21～22日，“全球资本主义与妇女运动新动向”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上海大学新校区国际会议中心召开。此次会议由上海大学妇女研究中心、南京大学—布朗大学性别与人文研究合作项目、上海大学外语学院共同主办。来自国内外大学和研究机构的40多位性别研究学者参与了研讨。上海市妇联副主席、上海市婚姻家庭研究会会长翁文磊和上海市妇女研究会秘书长李汉琳专程赴会指导。
新自由主义作为支撑全球资本主义最主要的意识形态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当今的性别秩序的建构。如何历史地、批判地分析新自由主义与性别秩序之间的关系，探寻全球化时代妇女解放的策略，成为此次研讨会的讨论焦点。值得注意的是，与会者普遍强调了重返“政治经济学”视角来理解当前妇女问题的重要性。
耶鲁大学英德帕尔·德雷瓦尔通过对近年来印度一系列强奸案的抗议事件以及政府回应的分析，指出了当下新自由主义一方面需要应对性别上的“安全”问题，在试图解决“安全”问题的同时，又采取了一系列的策略将“安全”商品化，从而巩固了自己的政治经济地位以及性别秩序。这一系列策略的实行与印度传统的种姓制度以及跨国的新自由主义全球秩序息息相关。因此超越公/私之间的划分，重新思考国家的腐败与跨国精英的男权压迫相当有必要。中国人民大学宋少鹏解析了最近的“东莞扫黄事件”，解释了作为表征的“性工作者”所蕴含的资本主义的性别奥秘。在东莞事件中，政府与自由派媒体都在借性谈政，但是双方都是在新自由主义的市场逻辑中进行，而没有质疑市场本身。在新自由主义市场中，只要有供需的“性”结构存在，性经济就不会根本消失。因此要彻底拒绝性交易，必须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加以批判。加州大学圣克鲁兹分校罗丽莎讨论新自由主义在主体建构与性别秩序中的核心概念“欲望”。她认为，在全球资本主义的语境中，对“欲望”的批判性讨论是具有动态的、地缘政治意义的实践。
面对全球资本主义的长驱直入所带来的种种妇女问题，如何重新认识与激活社会主义女性主义的独特经验和遗产，为新自由主义语境下的女性主义研究与实践带来更多启发，并且通过跨国社会主义妇女解放经验比较，寻求与当下现实对话的新资源、新路径，成为本次研讨会的又一个热点。鲍登学院克里斯汀·格德西认为需要重新思考冷战中两大阵营对妇女解放话语的争夺及其对第三世界的影响。她以保加利亚妇女运动为例，分析了其通过互访、提供教育奖学金、旅费补助以及技术和后勤支持等方式，如何增强了赞比亚女权主义者的能力，帮助赞比亚女性在国际舞台上取得政治话语权，指出，第二世界与第三世界的妇女联盟，推动非洲后殖民国家的妇女获得了更大的解放。上海社科院张炼红通过分析赵树理的小说《登记》，提出了“细腻革命”的概念，即不是用新旧对抗的、断裂的、激进的方式来争取恋爱自由、婚姻资助，而是用入乡随俗的普通百姓能接受的方式推动妇女解放实践，这一民间化的接地气的妇女解放路径选择，正是社会主义中国重要的遗产。上海大学董丽敏引入1950年代社会主义中国对旧社会妓女群体进行改造的历史实践作为参照，以《小巷深处》《红尘》《红粉》为个案，分析了不同历史阶段的文学文本对“1950年代妓女改造”这同一母题的不同叙事模式所造成的历史经验的被压抑、遗忘和变形等多种情形，强调了如何超越当下的主导性意识形态的钳制，打捞并激活社会主义妇女解放经验的重要性与必要性。
大众媒介作为性别秩序生产与再生产的重要中介物，在全球化时代越来越体现出其重要性。如何反思大众媒介存在的性别盲区与性别偏见，建构更为合理的媒介性别伦理，也引发了与会者的较多讨论。复旦大学吕新雨通过对三部当代新纪录片的解读，指出在“新纪录片运动”与中国底层相遇后，基于个人自由意志论的自由主义女性主义必然会面临理论与实践困境，并且丧失了切入当下中国现实的能力。香港大学马兰清通过对香港两部关于性工作者电影的解读，指出了全球化时代性别政治的复杂性。香港城市大学魏时煜通过对女导演伍锦霞与阿兹纳故事的复述，分析了女性影像制作者如何在有限的影像空间中表达了对性别的独特思考。布朗大学王玲珍厘清了当代西方学术界对于社会主义女性解放的种种误解及其历史根源，并且以社会主义时期的女导演王苹的电影《柳堡的故事》为个案，指出了女导演突出女性能动性的影像呈现，打开了讨论社会主义文化的公共空间，这一空间既是社会主义的，同时也是女性主义的。而女性的能动性是通过与主流意识形态的协商与调整完成的，具有“互嵌性”的特点。
（夏天、祝林辉，上海大学文学院中文系）
作者：王蔚
电影文本文化管理论文 篇2：
同情心、共同体和文化土壤
摘要：教育的高效在于追寻教育的“同情心”，即教育教学中与学生沟通与交流的能力；教学的高效在于构建学习的“共同体”，始于兴趣、终于智慧的课堂教学追求，要让自由写作成为表达生活的需要， 让自由阅读成为学生的一种生活方式；学校的文化管理在于营造生长的“土壤”，无论对于学生的发展，还是教师的发展，校园文化的土壤是最重要的。
关键词：理想教育同情心共同体文化土壤
什么样的教育才能够真正地立德树人？什么样的教育才能够达成春风化雨的境界？站在学生的视角去审视“正在成长的被教育者”的“教育故事”，或许会给我们更多的思考。教学如何才是智慧的、灵动的、高效的？一位名师说，即使是有智慧的教师，教师的“教”，远不如让学生“主动地学”，因为每个学生个体的学习是教师无法取代的。教师的工作就是为了学生获得发展，学生不是任凭雕琢的玉石或木头，而是有灵性的人，教师的任务是“启思导疑”，让学生“敢想会想”。如果学生能发现并提出问题，一定比教师的讲述更有价值。所以，课堂教学就是要构建一个师生学习的共同体，让师生在这样的共同体中寻寻觅觅，共思共长。同样，学校文化在学校发展过程中发挥着引领、凝聚、规范和涵养的作用，学校文化的生命或者使命就在于培育文化生长的土壤。
一、教育的高效在于追寻教育的“同情心”
我的理解，教育的同情心，其实就是教育教学中与学生沟通与交流的能力。许多“教育事件”的发生，其实大多是教师教育艺术缺失造成的。我们经常谈教育改革，不是指宏观的教育体制改革，就是狭隘的教学模式改革或教学方法改革，而忘记了立德树人的教育更多应该是教育方式方法的改革，这不仅仅是班主任的事情，也是每一个教育工作者应尽的责任和义务。
我非常赞同德国教育家第斯多惠的话：“教学的艺术不在于传授本领，而在于激励、唤醒和鼓舞。”课堂教学的艺术就是与学生沟通和交流的艺术。教育的能力就是与学生沟通和交流的能力。我们不仅要蹲下身子看学生，而且要在心灵上与学生形成沟通交流。唯有拉近与学生的心理距离，才能真正認识学生、理解学生。尊重每一个学生，教师要多站在学生的角度去解读学生的言行，才能用更好的教育尺度和方法要求他们。宽容学生的错误，引导学生的价值建构，才是真正的教育。
我把这几句话作为自己的工作信条——做教师要多从学生的角度看问题，不要将自己做学生时不喜欢的教师的言行强加给现在的学生；做校长要多从教师的角度看问题，不要将自己做教师时不喜欢的校长的言行强加给现在的教师。师生关系是民主平等的，是亦师亦友的关系，也是一个特殊的“教育共同体”和“学习共同体”。教师不能因为师道尊严而独享教育的话语权，你只有真正公正平等地对待每一个学生，真正加入学生“那一伙儿”，才能给学生一种信任感，倾听到学生的心声，学生才会真正心悦诚服地接受你的教育或指点。
2004年，我担任高三（10）班的班主任，这个班是学校公认“最难管理”的班级。在第一次班会课上，我说：“茫茫人海中，人与人的相识相知是一种缘分。很高兴有缘和大家认识，并且担任大家的班主任，接下来这一年，让我们一起度过高中生活的美好时光。作为同一所学校中的‘熟悉的陌生人’，过去对我们双方来说，都是一张白纸。就让我们的故事和交往从此时此刻开始，我希望自己能成为大家的朋友，也希望大家把我当成朋友，为我们高三（10）班而努力。”
一个开场白，让学生看到了他们从没有见过的“另类老师”。他们在和蔼可亲的老师面前，感受到了以往没有感受到的东西，那就是教育尊重——对每一位学生人格的尊重。有了尊重才有平等，才有对要求和规则的遵守。和学生相处时，我喜欢让学生用自己的方式解决自己的问题。因为我知道，每个人做学生时都会犯错，学生的世界有他们自己的游戏规则，他们分得清事情的对错。教师给予学生足够的尊重，让他们从自己的角度看待问题和解决问题，实现自我教育和自主教育，反而能获得更好的效果。
在高三紧张的学习生活中，一位学生因为精神过于紧张，晚上7点多爬到了学校科技楼的顶楼。我在寒风中和他聊了近两个半小时，最后和他手拉手地下了楼。实际上我什么劝导的话都没有说，只是一直在倾听，一直在顺着他的话做出回应。这个“顺着说”，让他相信了我。我答应周末和他一起去看电影，他也答应我一起下楼。
追寻教育的同情心当然必须有对教育的大爱，但我认为，面对新时代的学生，更应该有尊重、信任和包容，在此基础上，再去讲责任、理想和担当。尊重是做人的第一原则，也是教育的第一原则。
二、教学的高效在于构建学习的“共同体”
课堂教学的过程就是师生共同学习交流阅读体验的“活动场”和“共同体”。课堂应该是一个“场”，这个“场”首先应该由教师来构建。教师要善于构建对话与交流的平台，“让学生在经验中成长”，注重学情基础——“从哪里开始”，讲求落实——“到什么地方去”，追求提高——“怎么到那里”。激发学生学习语文的内驱力，唤醒学生对语言的感悟能力和表达能力。我常想，教师的职业幸福应该立足于课堂，教师的专业发展也应该着力提升课堂教学质量，而不仅仅是教科研能力。课堂是我们幸福的源泉，也是教师价值的终极体现。
（一）“始于兴趣、终于智慧”的课堂教学追求
我把“始于兴趣、终于智慧”作为课堂教学的追求。传统教学是沿着线性的、充满预设的道路前行的，而从阅读的实践来看，每一个人的阅读中最初形成的、感受最强烈的，往往决定了后面的阅读行程。我们常常把学生应该产生什么样的体验、遵循什么样的思维模式、怎么样表达都纳入规范轨道。我们习惯于让学生“带着问题读”，从表面来看，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被问题激发了，思维被问题启发了，但事实上却影响了他们语文自主能力的形成和创新能力的发展。这表现在“问题”上，往往是教师给定的幼稚化问题或强指向性问题，缺少开放性和意义的追寻。有时，也不能成为文本解读的有效突破点，而这些问题，往往像一根无形的绳子，将学生的思维指向牵在教师手中。学生无法“自由行动”，更无法形成思维和创新的火花，致使课堂教学失去了灵动和活力。这样的课堂教学无法生成智慧，无法激发师生双方的生命体验。我认为，语文的自主阅读，追求的是让学生在自主阅读中发现问题、提出问题，然后师生共同来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从而体验阅读的快乐，形成新的阅读素养和阅读能力。语文课堂教学必须由“带着问题读”向“读出问题”转变。
我在课堂教学中总是先让学生谈阅读初感，提出问题或者困惑，然后和学生一起寻找解决的路径和方法。在此过程中，我会随意而机智地把这些随机生成的问题作为文本教学的切入口，因地制宜地进行文本教学。如在讲授余光中先生《听听那冷雨》时，就有学生问：题目中“冷”字是一种触觉，而“冷”雨怎么能“听”呢？这本来是我教学预设中没有的问题，但我感觉这是一个很好的教学情境和文本解读路径，就让学生仔细阅读文本，开展讨论，思考：雨为什么是冷的？为什么用听字？余光中先生是在怎样的情境下听雨的？一篇相对难读的文本，在这个“兴趣问题”或者说“真问题”的引领下，让学生对余光中先生的散文产生了浓郁的阅读兴趣，进而生成了诸多阅读的智慧。我认为，学生有问题的阅读才是有效的阅读；不断生成问题的课堂教学，才是高效的课堂和具有生命活力的课堂。
（二）让自由阅读成为学生的一种生活方式
为了让学生对阅读和思考发生兴趣，一方面，我把自己多年订阅的《读者》《新华文摘》《格言》《南风窗》《书摘》拿出来，要求学生也拿出一本自己的书，再从学校图书馆借20本左右的书，在班级中设立读书专柜，每周从语文课时中抽出一节课作为阅读课，让学生自由阅读。另一方面，定期举行各种语文读书活动，如新书推介会、诗歌朗诵和辩论赛等，让学生在活动中提升学习语文的兴趣。现在，这些活动已经成为学校的语文常规活动了。而且，每天上课开头的“新闻播报”“新闻述评”和“美文共读”还是我的“专利”。很早，我就开展了这项语文活动，即每天由同桌的两名学生合作，对前一天发生的国内外新闻事件进行综合新闻播报，并选择其中一则进行新闻评论，或者把在读书读报中发现的美文推介给全班欣赏。虽然每天都需要花10分钟左右的课堂教学时间，可学生的积极性都很高，因为每周一评的周冠军和每月汇编的小册子成了我们的动力，而且，每一个学生都能成为讲台前的主持人。学生的阅读兴趣被调动起来，口头表达变得流畅了、思考变得深刻了，语文素养也在不知不觉中提升了，无功利的阅读也慢慢成为许多爱好文学的学生的最爱，成为他们以后大学生活和工作以后的生活方式。
（三）让自由写作成为表达生活的需要
我非常赞同董旭午老师提出的生活化语文教学观，生活化语文就是生活化的教学。在写作教学中，我认为应该首先解决写什么的问题，其次才是解决怎么写的问题。因此，我十分关注学生的周记写作。我认为，周记是学生情感的自由表达，是学生真实生活的反映。一方面，作为班主任或者语文教师可以从中了解学生的情感和班级中的动态，更好地去做学生的思想工作和班级工作。另一方面，不限文体的周记写作，可以让学生自由发挥，在自己的生活中去寻找写作的素材和灵感，自由地抒写心灵。批改周记的时间，是我与学生“笔谈”的时间。每个学生的每一篇周记后面，都会留下我的读后感或建设性的修改意见。我每周批改学生周记的时间，也远远超过批改作文的时间，周记成为我与学生心灵对话的平台，也成为学生从中寻找考试作文素材的园地。而每周举行的一次优秀周记朗读，更是成为激励学生乐于表达的奖励。
隨着自由写作活动的逐步推进，学生的谋篇布局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在不知不觉中得到了提高。每学期由学生自己编辑的优秀习作选，从起名到编辑都由每个学生自己确定，成为我们语文生活化学习的“成长记录”。
高效的课堂教学，应该具有“动态生成性”和“双边共时性”。一切从学情出发，打破单一、僵化、封闭，代之开放、灵活、多变的课堂教学，才能使师生双方享受愉快的精神历程。从学生立场来看我们的课堂教学，“有所得而不苛求全得”，顺乎学情、顺乎自然、顺乎规律，这才是幸福的课堂、智慧的课堂。
三、学校的文化管理在于营造生长的“土壤”
理想的学校一定追求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和学校课程。我认为，校园文化建设应当树立核心价值观，教师承担起作为教师的责任，学生承担起自身学习成长的责任，师生形成“学习共同体”，努力寻找教育教学的规律，共同营造师生幸福生活和快乐成长的“土壤”。一所学校的凝聚力在于教师的归属感和家园感，一所学校的亲和力在于学生的认同感和幸福感。如果度过高中三年生活后，学生还记得曾经在这所学校教诲过他的某一位老师或自己经历过的某些“有意思”的教育事件，而且这些事情不是负面的，那么这位老师就是成功的，这所学校也是成功的。
我认为，文化管理建设的前提是以人为本，就是要做到尊重人的人格，激发人的潜能，提升人的价值，而不在于用制度管住人或管死人。制度建设的关键在于科学合理高效，制度管理的着力点在于提高执行力。构建公平、正义、效益优先的管理氛围比制订十条管理制度更有说服力和执行力。校长的领导力要素中，人格魅力远远大于行政权力。当一个校长不断扩大他的非权力性影响时，才是真正实现文化引领的开始。
校长要不断满足教师实现自我价值的愿望，不断增强教师职业的成就感，不断培育教师职业的尊严。我常想，正如“每个人内心深处，都有成为一个‘好人’的愿望”。这句话运用到教师身上，也许可以改成“每个教师的内心深处，都有成为一个优秀教育者的愿望”。这种愿望如火花，常常是需要被引领和激发的，否则很容易熄灭。可惜，很多学校的管理者常常会忘记这一点，总是习惯用这样那样的规范或准则去约束教师，而不是引导教师努力去“成为”什么样的人。这两种方法的价值取向和产生的心理效应是截然不同的。使用规范的结果是容易被教师认为“你要我怎么做、做到什么程度”，而引导式的管理则指向“我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前者中的规范容易被认为是上限，带来的只能是有限度的提高；后者则传递出“我至少应该做到这样”的信息，会被认为是底线，是没有上限的。
泰州市教育局原局长宋吕银曾经说教师职业可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只把教师当成职业，是法律层面工作的人；第二层次是有思想追求的教师，是道德层面的人；第三层次是把教书育人当成毕生追求的文化层面的人。对此我认为，从发展教师这个角度来说，对于把教师当作职业来做的人，学校管理者需要用规范化的制度约束他；对于有思想追求的教师来说，学校管理者要有思想引领的本领和个性包容的气度；对于把教师职业作为文化追求的教师来说，学校管理者要为其培植适合生长的土壤。总之，无论是学生发展，还是教师发展，校园文化的土壤是最重要的，在一定意义上，土壤比种子重要得多。
作者：周海林
电影文本文化管理论文 篇3：
跳出泛娱乐主义的怪圈
【摘要】泛娱乐主义把本不该娱乐的事情给娱乐了，其产生的社会危害不可低估。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嵌入，泛娱乐主义与民族主义等思潮相勾连，产生了新的变体，从而解构与重构着社会文化形态，也给社会生活带来新变化。为解决泛娱乐主义引发的价值真空和失范问题，亟需提升文化自觉，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重构积极健康的文化生态。
【关键词】泛娱乐主义文化生态去中心化
4泛娱乐主义
关注指数 ★★★★☆
影响指数 ★★★★☆
泛娱乐主义是指将所有公共话语都用娱乐化的方式表达。新媒体时代，在消费主义理念的“感召”下，资本强势注入文化市场，网红经济、电子竞技、网剧网综、短视频等产业蓬勃发展。2018年，明星“官宣”婚讯引起的微博瘫痪、央视《开学第一课》的“娘炮”亮相、某明星的天价片酬和偷税漏税引发的震荡等，都折射出泛娱乐主义的社会倾向。一些本不该娱乐的事情被娱乐，娱乐向其他领域渗透、挤占时政热点空间，影响人们的思维方式，消解社会主流价值观，泛娱乐主义产生的社会危害不容轻视。
2000年初，就有国内学者提出“泛娱乐化”的概念。光明日报记者金涛在2004年以“两会”报道为例，分析了政治新闻中的“泛娱乐化”现象;同年，《娱乐至死》中文版在中国正式出版。以2005年为节点，关于“泛娱乐化”的研究大量涌现：根据中国知网的数据，2005年前以“泛娱乐化”为主题的论文仅有6篇，而2005年至今的相关论文则有775篇——以平均每年60篇的速度增长。学界对于“泛娱乐化”研究兴趣的陡增，《娱乐至死》的中文出版是一个原因。此外，2005年也是中国文化发展的一个转折点，被称为“娱乐元年”。湖南卫视电视真人秀“超级女声”红遍中国，“芙蓉姐姐”成为话题人物，新浪博客正式上线……自此，娱乐成为中国媒体和互联网的核心母题。
在当今中国，市场经济日益成熟，文化产业作为经济发展新的一极吸引了大量商业资本注入。文化产业与数字技术的融合带来了娱乐的去中心化、便利化和碎片化。社会处在快速转型期以及由此带来了社会分层和精神焦虑，都是构成泛娱乐主义盛行的多维成因。泛娱乐主义带有强烈的消费主义色彩，主要指缺失主体文化价值观和缺乏娱乐边界意识的低俗文化投资、生产和消费现象，强调本不该娱乐的事情被娱乐了，因此，其产生的社会危害不可低估，整顿和治理刻不容缓。
泛娱乐主义在互联网时代的新表征
互联网和新媒体时代，资本强势注入文化市场，网红经济、电子竞技、网剧网综、短视频等产业蓬勃发展。以视频产业为例，2017年中国视频内容行业整体市场规模达到1215.2亿元，同比增长36.7%。泛娱乐化的广度和深度有增无减。而成长于互联网时代的千禧一代，欣然接受其“原住民”身份而投入“泛娱乐”的狂欢。在此背景下，中国的泛娱乐主义呈现出如下新的含义和表征：
互联网技术深刻嵌入泛娱乐主义生长版图。2017年12月底，凭借《中国有嘻哈》栏目迅速蹿红的某艺人，被娱乐记者爆出与某已婚女星交往亲密，本质上属明星个人私生活范畴的事件，却迅速在网络上引爆。相关当事人在微博等平台上对此事的回应引起了全网极大关注。网友的漫议迅速覆盖微信公众号、快手等视频直播平台。同时，今日头条等算法平台借助个性化推送使得大量网友反复接收相关信息，加剧了影星私生活事件的持续发酵。随后，有网友举报该艺人的嘻哈作品歌词内容出格。共青团中央、新华网、人民日报等多家党媒先后发文批其歌词教唆青少年吸毒以及侮辱妇女。此前该类歌曲却因《中国有嘻哈》节目的爆红而在网络上广泛传播。由此可见，社交媒体、直播平台、算法推送、云计算等新媒介技术孕育了去中心化、碎片化、个体化、多元化的社会生态，一个娱乐爆点会在多节点的链接传递中无限放大，话语权的弥散在给多元声音赋能的同时，也增加了过度娱乐化信息，甚至产生负面影响的信息充斥民众话语空间的风险，网络空间的娱乐狂欢愈演愈烈。网络空间变成了乐不思蜀、无法无天的极乐世界。
泛娱乐主义与民族主义、民粹主义等多种思潮相勾连，产生新的变体。泛娱乐主义由于其开放性、多元性和延展性，非常容易与各类思潮耦合而产生新的变体。2018年9月21日晚，瑞典电视台（SVT）《瑞典新闻》节目针对中国游客与瑞典警察的风波，發表了一系列辱华言论，引发了网民的愤怒和不满。9月24日，“帝吧”（原中国足球某前锋的百度贴吧）号召网民出征瑞典电视台社交主页，使用统一的格式和表情包进行留言洗版。实际上，“帝吧出征”已经成为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周子瑜“台独”事件、英国维珍航空种族歧视事件、日本APA酒店右翼历史书事件中，都有中国网民“奋战”的身影。而这种民族主义色彩的网络运动，形式非常简单——使用大量的表情包和评论进行留言屠版。看似娱乐、调侃、轻松的表达和形式，其背后是民族主义和泛娱乐主义相互勾连渗透的结果。有学者将其概括为粉丝民族主义。“帝吧出征，寸草不生”是泛娱乐主义在中国语境下的独特体现。泛娱乐化已经不是简单的新闻报道的娱乐化，而是更深刻地嵌入了人们的日常行为和思维模式当中。
文化内容投资者、生产者和消费者在泛娱乐化浪潮中呈现出明显的张力。在资本裹挟文化产业、消费主义原则向文化领域渗透的背景下，内容投资者的话语权远大于生产者。为了提高收视率、抢占市场份额，以高的“投资回报率”吸引资本，内容生产者创造娱乐化内容以迎合受众，成为泛娱乐主义盛行的强大推力。不过，低俗娱乐内容真能满足消费者的需求吗？广告和流量当道的《开学第一课》引发全民不满，观众用脚投票抵制电影烂片，治理影视行业天价片酬赢得好评……2018年《红海行动》《我不是药神》等一批弘扬爱国主义、揭露社会现实的影片叫好又卖座，同期一批空洞无价值的“烂片”却遭遇票房和口碑的双重滑铁卢。事实证明，内容消费者的鉴赏力在提升，人民群众对优质内容的需求在增强。与此同时，面临巨大的生活压力，一个解构一切的娱乐乌托邦，对于逃避抑郁和焦虑的现代人同样具有致命的吸引力。于是，消费者对泛娱乐化内容进行选择时，存在明显的张力。
在内容生产者层面，同样面临向资本妥协和为理想创作的现实张力。一方面，为了争夺流量和影响力，大量“标题党”的新闻层出不穷，娱乐新闻大行其道，模糊了严肃与娱乐的界限，解构着道德尺度和价值尊严;另一方面，业内人士不断进行自我审视，《解放日报》连载四文对“泛娱乐化”症候进行反思，呼吁新闻媒体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下回归理性。
于是，泛娱乐主义不仅在内容投资者、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存在反复拉扯的张力，而且在生产者和消费者内部也进行着内容选择的不断博弈和妥协。总之，我们应在多种力量之间寻求一种娱乐精神的平衡，因为在这种平衡里可以挖掘出重构健康文化生态的资源。
泛娱乐主义对社会的影响：可怕的解构与低俗的重构
泛娱乐主义在变革的技术环境下呈现出新的表征，以一种更为隐蔽而深入的方式嵌入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在横向维度上体现为对政治、文化、经济、新闻、宗教、教育各个社会领域的渗透;在纵向维度上体现为对人的思维方式、表达形式和行为模式上的影响。
“解构”与“重构”是泛娱乐主义的“一体两面”。在个人层面，它解构善良和正义，解构必要的政治立场，解构人类的美学底线，解构内在的信念，解构价值与尊严，并解构着人的存在本质。由此带来的是个体道德意识的模糊、政治参与感的淡薄和审美品位的下降，对国家层面的影响，则体现为民族文化和精神文明的消解。人们不自觉地被卷入一场又一场娱乐狂欢，容易在“娱乐烟草”的麻醉下丧失理性和思考，实现“毁于我们所热爱的东西”的预言。所以，人们需要格外警惕泛娱乐主义的精神鸦片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侵蚀。
泛娱乐主义也在重构人们的话语体系。“泛娱乐化”的话语叙事催生了各种文体的诞生。例如，娱乐明星公布婚讯的“官宣体”，一时间成为微博、朋友圈、公众号等各大社交平台的刷屏关键词，主流媒体、自媒体也纷纷引用“官宣体”创作文章。这种集体性的话语模仿，正是泛娱乐主义构建的一种独特文化现象。此外，泛娱乐主义的话语容易引发情绪化的表达和传播，一定程度上导致对情绪的放大和对事实真相的忽视，重构了人们对信息的选择和判断标准。
泛娱乐主义在解构社会主流价值的同时，也在重构新的社会文化形态。旧边界消解又融合产生新疆域，这二者不能割裂看待。我们要警惕这种解构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带来的破坏，也要看清重构给社会生活带来的新变化。
提升文化自觉，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社会共同价值的认可是社会稳定的精神基础。泛娱乐主义引发的价值真空和失范，成为社会转型时期亟待解决的问题。在众声喧哗的网络空间，努力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重构积极健康的文化生态，因而具有了格外重要的意义。
从文化管理者层面，国家为整治泛娱乐化问题提供了政策和法规基础。自2011年广电总局正式颁布“限娱令”以来，又有彻查“三俗”歌曲、游戏行业暂停审批等应对泛娱乐事件的举措层出不穷。2018年，在下令彻查中国某影星天价片酬、阴阳合同、偷税漏税等问题后，国家税务总局于10月2日下发通知，部署开展规范影视行业税收秩序工作，控制不合理片酬，推进依法纳税，促进影视业健康发展。通过及时强力的治理举措，泛娱乐化现象虽得到一定程度遏制，但是在与现实制度的博弈中仍呈现出明显的张力。“限制”“封杀”和“停业”是文化监管者应对“泛娱乐”危机直接有力的举措，但是要根治泛娱乐主义造成的社会积弊，还需要从源头上进行治理。具体讲来，不仅应该对文化投资者进行相关法规系统的培训，还应给他们创造提升自身文化素养和文化知识水平的机会，使之与国家战略与国际潮流相匹配，避免文化投资拍脑袋现象。
从文化生产者层面，泛娱乐化的应对需要积极正向的文化培育与引导。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指出：“文艺创作中低俗不是通俗，欲望不代表希望，单纯感官娱乐不等于精神快乐。”文化管理者要鼓励知识分子创造和生产娱樂以外的优秀文本，以扩展人民文化选择的空间;要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围绕健康向上的核心价值观开展创作，注重对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换和创新性发展。中华民族的复兴最终是价值观的复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首先应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并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和吸纳世界多种文明养分。相关政府部门和教育培训部门还应注重创造有益于提升文化生产者批判思维，培育多元视野，培植创新创意能力的环境;应以国际最新标准尊重和保护文化创新创意知识产权，注重奖励、提拔和重用知识产权拥有者。
在新媒体环境下，话语权之争关乎国家发展方向，关乎民族精神与价值引领。因此，文化监管者、文化投资者和文化生产者都应当掌握新媒体话语权，顺应技术潮流，有效培育公民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提升大众文化品位。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特聘教授，青岛腾胜文化教育咨询有限公司首席顾问;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硕士研究生冯凡和李叶对本文亦有贡献）
【参考文献】
①金涛：《政治新闻的泛娱乐化现象析——从媒体大战看“两会”报道的一种不良倾向》，《新闻记者》，2004年第4期。
②吕绍刚：《“泛娱乐化”为何屡禁不止》，人民网，2007年4月16日。
③陈昌凤：《斜杠身份与后真相泛娱乐主义思潮的政治隐患》，《人民论坛》，2018年第6期。
责编/张忠华 美编/李祥峰
作者：贾文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