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小编整理了一些《罗马希腊文化比较论文(精选3篇)》，欢迎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关键词]地理因素，地中海，古代世界，文明特点希罗多德“埃及是尼罗河的恩赐”的名言，说明尼罗河在古代埃及文明形成和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在对当代国家的研究中，地理因素也是无法忽略的问题。《是什么使美国如此强大》一书就指出：“美国强大的原因众说纷纭，其中优越的自然、地理环境是其基础。
罗马希腊文化比较论文 篇1：
《古代希腊罗马的政治制度》教材分析与教学建议
[关键词]教学建议，希腊，罗马，政治制度
编者按：在现行的高中历史教材中，有不少重点、难点，例如希腊罗马的政治制度，经济危机，宋明理学等，受知识和文化差异的影响，很多教师教学中往往把握不住这些内容，或被教材捆住手脚，不敢轻易扩展；或为应付高考，一味补充史料，这样的教学效果并不理想。处理此类教学，应该有一个分析教学、确定立意和主线的过程。鉴于此，我们设计了“众品课堂”这个栏目，主要是以一课为主题，提供不同视角，以期为教师深入理解课题提供思路。
高中新课程教材必修部分增加了世界古代史的内容，引起了比较大的震动，知识恶补和各种教学建议铺天盖地，良莠不齐。在实际操作中，问题也很多。有些一线教师在处理本单元时，往往望文生义，或者简单对古代中西方文明、古代与近代西方文明进行对比，很容易在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价值观上给学生以误导。而从近几年高考的命题特点上看，基础知识的考查居多，并没有太多的能力要求和观念上的引领。因此教师在处理本单元内容时，多以知识梳理、灌输课本结论为主。笔者站在一线教师的角度，从实际和实用的角度，谈谈对本专题的认识并给一点教学建议，希望对同行有点作用。
一、观念前提
课标要求：（1）了解希腊自然地理环境和希腊城邦制度对希腊文明的影响，认识西方民主政治产生的历史条件。（2）知道雅典民主政治的主要内容，认识民主政治对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意义。（3）了解罗马法的主要内容及其在维系罗马帝国统治中的作用，理解法律在人类社会生活中的价值。
其实，课标的这种表述并不理想。希腊民主与近代民主有着质的区别，从希腊民主制度的学习中如何能认识到西方民主政治产生的历史条件呢？学界早有共识，希腊民主制度不可能是近代民主制度形成的前提条件。从希腊民主政治的内容学习中又如何能认识到民主政治对人类文明的重要意义呢？至多能理解到希腊民主政治的实践给西方近代民主政治带来怎样的影响。罗马法只是古代罗马制度的一个方面，学习者很容易形成罗马制度就是法律的错觉，其实各种政制的实验是希腊罗马共同的特征。
但为什么新课标要加进这部分内容呢？笔者揣摩，原因无外有二：一者，“民主”与“法治”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而这两个制度文明的范畴正在成为普世性的制度取向。作为近代文明的发源地，西欧近代民主政治和法律体系的形成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二者，中西文明的分野不是近代才有的，中西之间的文明差异在源头上就形成了。我们不能因为近代的历史命运就将整个中国传统文明否定掉，更不能以西方文明在近代以来树立的优势就将它的发展理解成标准模式。
如此，在学习这个专题前，我们应该把握两个基本的观念前提：
第一，古代希腊和罗马留给后世共同的政治遗产是个人主义
学界基本认为：“现代西方民主绝非起源于古代希腊，而是起源于中世纪英国的议会制度。”“雅典城邦的民主政治实践，在公元前338年随着马其顿的侵略已经停止，而近代英国的议会民主， 是源于当时英国的政治矛盾，两者在时代背景上和社会土壤上都不可以同日而语。”如果简单地将古希腊民主制度与近代民主制度联系起来，我们从理论上就陷入若干困境：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古希腊的民主制度是建立在很高水准的生产力基础上的吗？如果这样，如何理解希腊民主制度的消失？从古希腊到近代之间漫长的历史进程是历史的梗阻吗？等等。而且，历史上对古希腊民主制的评价并非以正面为主：“从古希腊到19世纪上半叶的欧洲，社会上层精英一直把民主看作洪荒猛兽。弥尔顿、洛克、伏尔泰、孟德斯鸠、康德这些我们耳熟能详的先哲们，都不把民主看做是好东西。有产者担心，一旦允许大众参与政治，穷人势必会利用手中的权力要求剥夺富人的财产，然后挥霍一空。为了保卫自己的财产不受侵犯，有产者竭尽全力阻止民主的出现。知识精英认为让穷人来统治是愚蠢的想法，国家还是应该让那些专业的、出身高贵的人来统治。”
晏绍祥教授则进一步提出：“长久以来，雅典民主的形象基本上是负面的。19世纪以后，尤其是20世纪以来，随着西方政治生活的日益民主化，特别是以英美为代表的所谓西方民主国家，先后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击败以当时的德国为代表的专制制度，证明了民主政治的生命力，从而使它得到越来越多的肯定。雅典民主政治的形象，也逐渐从负面转向正面，最后成为西方学者心目中民主制度的渊源。雅典民主政治的经历似乎暗示，历史上的传统，只有在它为现实需要时，才会被人们从沉睡中唤起，受到人们的重视。它所表现的，是当代的兴趣。”
从具体的制度比较上也不难看出，用现代民主制度的标准来衡量古希腊，普选、代议、政党及宪法等基本元素都是缺乏的。但是，不可否定的是古希腊是西方文明之源，“希腊式的民主，它给欧洲文明播种了一颗很好的种子，只是它在希腊时期不可能成长为一个非常完美的事物。苏格拉底的死是一个悲剧，死于雅典的民主，而民主制度是欧洲文明的源泉之一，这是矛盾的，也是辩证的”。那么，古希腊到底留下怎样的政治遗产呢？笔者认为应该强调的是“个人主义”，对个人权利的尊崇，对个人自由、幸福的追求等等。
个人主义是西方政治文明的精髓，个人主义也是西方文明的核心价值。虽然古希腊还没有产生系统的个人主义思想，但“最先明确表达个人自由理想的正是古希腊人”。“希腊古风时代是一个探索与创新的时代。这一时期希腊人的探索与创新反映在诸如政治、文学、艺术等各方面，但其根本的内容也许是对个人的发现。希腊人开始从个人出发来看待自然和社会。反映在政治生活中，是对个人的社会与政治权利的强调、个人的情感和思想成为最重要的主题”。古希腊人对个人幸福的追求是体现在对城邦的忠诚上的，他们并不特别在意物质生活的富足，他们也不追求个人生活的奢华，他们的家居相对于宏大的公共建筑而言是简陋寒酸的，他们的私人空间相对于公共生活而言是很少的，但他们认为生命的目的在于通过政治参与成为城邦公共生活的一员。相对于雅典人而言，古罗马人最大的不同在于明确个人权利，并通过私法体系坚决捍卫个人的权利。“罗马人留给了欧洲大陆一套高度个人主义的私法，甚至像历史学家李维和皇帝奥勒留在阐述自然法等学说方面也做出了一定的贡献。这套法律以严格的私有财产观念为核心……法律被更多地被看做是对政府权力的限制，而不是绝对地行使行政权。近代早期西欧自由主义的思想不只是建立在关于个人权利的抽象原则之上，而且有着重要的文化根基，以罗马法为代表的法律制度对于私人权利、利益的系统规定正是这种根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只有基于这一观念，我们才能把必修一与必修三的相关专题衔接起来，帮助学生构建起古代希腊罗马文明的知识体系。
第二，依托文明史观理性看待东西文明差异
文明史观在考查人类文明史时，以文明类型作为基本研究单位，承认文明的多元性，承认历史发展的多样性统一，既看到人类社会发展有共同的规律和趋势，又看到不同文明有自己独特的具体发展道路。
在从野蛮走向文明的进程中，由于地理环境等的差异，东西文明已经显现出不同质，且不存在高下优劣之分。前面提到，西方文明的核心价值是个人主义，而从世界多种古文明的]进历程考查，唯有古希腊罗马文明是高度张扬个人主义的。钱穆先生则认识到：“家族是中国文化最主要的柱石，我们几乎可以说，中国文化全部都从家族观念上筑起，先有家族观念乃有人道观念，先有人道观念乃有其他的一切。中国人所以不很看重民族界线与国家疆域，又不很看重另外一个世界的上帝，可以说全由他们看重人道观念而来。人道观念的核心是家族而不是个人。”古希腊罗马在城邦制的发展中，逐渐摆脱氏族社会的血缘关系，一步步彻底清除这种纽带的影响，从梭伦改革到克里斯提尼的改革清晰可见，尤其是后者，重新划分十部落，是最典型的表现。而古代中国从夏商走到西周，奴隶制度健全的过程，就是将国家治理与血缘宗亲关系紧密相联系的过程，虽然在封建专制形成过程中，逐渐削弱贵族世袭的影响，但宗法制在制度建设及社会生活中的深层融汇是毋庸置疑的。
而在历史上所谓的“轴心时代”，各地域文明的圣贤大哲们整理出对各种文明影响至深至远的“元典”，虽然有非常相近的“终极关怀”和相似的教育理念，但毕竟价值观念上有着非常清晰的地域差异。
于是有很多老师在进行中西比较时，容易简单地结论：古希腊有民主，古中国只有专制；古罗马有完整的法律体系，古中国只有为专制服务的“律”，且还被随意解释和更改；古罗马有法治，中国只有人治；古希腊罗马有哲学，中国只有简单的思辨……陷入“历史宿命论”不能自拔。对此，黄牧航教授已经有精辟的论述可资参考，毋庸赘言。
二、几个难点
1.废除债奴制在古希腊罗马制度建设中的意义
教材在必修部分，把废除债奴制列在梭伦改革内容的最后，而在选修一里“梭伦改革”课文中，把“解负令”放在最前面并称之为“第一个重大改革”。笔者不太理解这样编排的原因，但必须认识到这是梭伦改革中最主要的内容，“梭伦改革和立法的根本意义在于建立雅典城邦制度化和民主化的社会和制度基础。通过废除债务奴隶制、给予公民参与政治活动的权利，梭伦实际上定义了公民权。政治权利不再限于贵族阶层，而是扩大到包括穷人在内的整个公民群体。不仅如此，通过废除债务，梭伦实际上使得下层农民收回了其被贵族利用债务而控制的土地，由此培育了一个自由农阶层，并成为雅典民主政治社会的基础”。无独有偶，在古罗马的制度建设中，也出现类似的改革。《十二铜表法》只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平民的要求，如限制高利贷，把年息最高额定为8.33%，给予无力还债者以时间宽限等等，但这些显然是不够的。公元前367年之后的一段时间里，平民相继取得一些权利，包括两名执政官之一必须由平民中选任、平民可担任高级市政官、担任监察官等等。而真正为平民获取政治权利奠定基础的是公元前326年通过的波提利阿法案等有关法律，对贵族占地作了最高限制，同时废除了债奴制。由此可见，无论是古希腊还是古罗马，无论是民主制还是法制，都涉及公民权的确立问题，而公民权的确立，首先要确立其存在的社会基础。
顺着这个逻辑推导下去，古希腊民主制度之所以延续不下去，从政治经济基础上讲，应该是公民群体存在的经济基础消失及公民群体的消失，这种现象出现的根本原因是奴隶制经济的发展。吴于廑先生早就论述过：“在斯巴达和雅典的城邦制中，为了巩固对大量被奴役的人口或外来奴隶的统治，由部族时代军事民主制沿袭而来的制度，在城邦形成后得到充分的、或某一方面的突出发展，本籍的自由人成为全权的公民，他们构成城邦的统治阶级……这样的城邦制，和全权公民的保全是不可分的。一旦全权公民走向沦落破产的道路，它也就不能继续存在。伯罗奔尼撒战后的雅典和斯巴达，就开始出现全权公民沦落的现象。有产的公民变为无业的流氓，公民军变为雇佣军。从那个时候起，雅典和斯巴达的城邦制也就濒临它们的末日。”随着奴隶制经济的发展，也随着长期的争霸战争，各城邦内部出现分化，财富越来越集中，公民越来越贫困，无业无地，无法自备武器参军的人数少了，城邦制度的基础崩溃了。罗马从共和国走向帝国的原因其实是一样的。版图扩充了，社会矛盾越来越复杂了，罗马统治者必须靠一支强大的军队维持统治，而社会分化，平民破产，以平民为主体的军队无法维持了。促成罗马走向军事独裁的改革恰恰是从军制改革开始的，雇佣兵制取代义务兵役制。这一点上古希腊古罗马是同一路数。在平民与贵族的斗争与妥协中，建立起以公民权为基础的社会制度，伴随着奴隶制经济的发展，社会分化，公民权无以为继，这种制度也就崩溃了。这是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
2.民主与法律不是割裂的
不能形成简单的认识——古希腊有民主，古罗马有法律。这只是就对后世文明影响而言的，远不是它们政治制度的全貌。
如罗伯特·C·拉姆在《西方人文史》中写到的：“（古希腊罗马）两种文明都给予法律以深切的关注，但方式迥然相异。希腊人寻求井然有序的社会中完美法律的理论。罗马法律则讲究实效，是解决日常生活中实际问题的程序。虽然我们可能倾心于希腊人的法律思想，但是，为当今的法律体系提供基本框架的却是罗马人的法律。”“与东方专制国家相比，自由的希腊人不是无政府主义者，而是奉法律为最高权威。”
以雅典为例，其民主制度的发展是与其法律制度的发展轨迹相一致的。“事实上，希腊世界进入‘主权在民’的时代始自梭伦立法。”梭伦把他制定的法律公布在16块白色的牌子上，并公之于众，让所有公民与官员向宙斯发誓遵守这些法律。并为他的立法做了百年不许改变的规定。正因为如此，人们有了严格的遵纪守法的观念；人们有了明确的权利义务观念；人们有了参政的习惯与意识；人们有了为国家事业贡献勇敢、智慧乃至生命的动力。“实际上，古希腊关于法的概念和方法、关于城邦民主政制的立法（‘宪法’），对以后欧洲国家的公法及其司法产生了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以至古希腊被人们看做是‘民主制度的摇篮’或‘故乡’”。我们很容易误读教材中关于《十二铜表法》的结论，好像它就是成文法形成的标志。其实教材只强调了它是“罗马成文法诞生”的标志，而且传说罗马的十人立法委员会去了雅典，受到希腊思想和法律的影响，才制定了《十二铜表法》。而教材的必修和选修本都没有谈到梭伦改革在法律方面的建树和意义。梭伦的法典以其完善、简洁、富于弹性为后世称道，在罗马帝国时代它通行于帝国的旧希腊地区。因此，雅典当时已经有了成文法，且已经进入法制时期。雅典的法律是雅典民主制度的重要支撑。
当然，希腊缺乏可以和罗马法相媲美的完整而严密的法典。“希腊是一个重智慧轻经验的民族，而且受早期商品生产发展水平的限制，希腊人没有创造出后来罗马人那种高度发达的法律体系。”古希腊出哲学家、文学家、辩才，在形而上的领域里成果丰富，影响深远，而在具体问题的处理上、在务实的层面上，古罗马则更胜一筹。务实的古罗马法学家辈出，而且社会地位很高，这为形成系统化的成文法典奠定了基础。同时，在司法领域，罗马的法官是职业化的，而希腊的司法人员（包括审判员和陪审团）大多是临时选出的，是民主制的一种表征，也就注定了法律的严肃性大打折扣。同时，希腊人虽然强调了法律的权威，罗马人则第一次把法律置于国家权力之上。
据以上分析，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希腊、罗马在西方法制史上都占有正要地位；希腊（尤其是梭伦改革）在公法领域做了很多开创性的工作，确立了法律的权威；罗马构建了完整的法律体系，尤其是“公、私法的划分是罗马法的首创，”而对后世立法影响最大的是其完善的私法体系。
3.希腊与罗马的关系
由以上分析不难产生新的问题，希腊与罗马文明究竟是什么关系？希腊是罗马的老师？落后的征服者最终被文明的被征服者征服？不能简单这样结论。
诚然，罗马有很多方面的成就似乎都跟希腊相似，如大型的神庙、建筑；雕塑和绘画；甚至文字、神话故事等等。而希腊、罗马对后世产生巨大影响的却是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的东西——抽象的哲学思想和实用的法律体系。而这两种东西其内在一致的地方恰恰是前述的个人主义。希腊与罗马的关系主要表现在三个层次上：当希腊文明达到相当高度时，罗马只是小学生，根据文化传播的势能理论，希腊文明渗透、影响了罗马；罗马是希腊文明的传承和传播者，近代以来学者了解希腊文化主要是通过罗马这个中介；随着罗马的逐渐发展和强大，罗马注意在吸收希腊文化时，也在寻求保持自身的特性，因此罗马的成就是独树一帜的。如教材引文所言“辉煌属于希腊，宏伟归于罗马”。学界的认识对此加以阐释：“希腊可称为光荣，人类精神自由创造，自由思索，自由信仰之光荣；罗马可称为伟大，权力、纪律和一致之伟大。”下面这段文字确实很精辟地论述了二者的关联：
罗马奉献给西方文明最美好的礼物是法律和希腊文化。希腊神殿风格为其采用，尽管主要是装饰华丽的科林斯柱式；希腊雕刻是如此经常地为其所复制，以至于我们所知道的大多数希腊作品皆以罗马复制品的形式存在于世。希腊艺术家的作品，合乎罗马人的审美旨趣，现身于他们的居所和公共建筑的壁画、壁饰以及马赛克镶嵌画中。希腊奴隶教授罗马儿童研习希腊语言和经典作品：荷马史诗、赫西俄德的历史著作，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和米兰德的戏剧。罗马的观光者视前往希腊朝圣为己任，到那里观看有数百年历史的希腊卫城上的奇迹，并求教于德尔斐的神谕。罗马奉献于世的是语言、组织和法律，罗马教会和中世纪文明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与此同时，罗马持守并传播希腊的人文主义，希腊的人文主义在文艺复兴时期大放光芒，并照亮了理性的时代。
更有学者富有创意地提出类比——罗马之与希腊很像美国之于欧洲，确实很形象。
4.中世纪与希腊罗马传统
传统史学观念里，都把中世纪看做是“黑暗、停滞、愚昧、梗阻”的代名词，相对于中国封建社会的繁荣发展和高度文明，二者有天壤之别。并且习惯用地理学中“褶皱”与“断层”两名词来形容中西文明发展中的差异——中国古代文明发展如同地层的“褶皱”，虽几经波折而绵延不绝；欧洲文明发展则如“断层”，经过若干次断裂；并津津乐道于中国文明的延绵不绝，生命力强劲及文明的纯净。现在分析起来，这种说法经不起推敲。西方文明两头文明中间黑暗，这不合乎文明发展的逻辑。“褶皱”如何就值得欣喜呢？“断层”又有什么不对？何况“断层”式的理解也不合乎文明发展的逻辑啊。
现在从学界比较普遍的认识简要谈谈中世纪在古希腊罗马文明沿承中的作用。
首先，虽然罗马法在中世纪早期被废弃、遗忘，直至11世纪重新被发现并引起重视，但其一些思想一直在传承并被发扬光大。如自然法的思想在罗马帝国崩溃后，由基督教会的思想家，尤其是托马斯·阿奎那继承和发展。阿奎那一方面把自然法观念与人的日常经验相联系，日益深入人心，另一方面，把自然法与自然权利理论统一起来，为近代西方政治思想的产生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其次，基督教在罗马帝国时期已经合法化了，教权的扩展也不是完全与法治脱离的。根据神学的信条，世界本身是由规则支配的，仁慈的上帝掌管着一个依照法律来统治的世界，赏罚分明。宗教世界与世俗世界的关系，都要由基于法律的正义和基于正义的法律来界定。夏勇先生认为，滥觞于近代革命以前的法治观念至少有三：其一是法律至上；其二是权力分立与制衡；其三是法律来源于某种超越于现实政治权力结构的实在。
最后，中世纪在民主制度上是有发展的。中世纪日耳曼人把罗马私法的一个原则——“关涉大家的事要得到大家同意”变为公法的一条原则，因此，中世纪制度文明不能用“专制”一词来涵盖，其实为一种混合政体，等级会议是制约君主的一种重要方式。中世纪时直接民主制被发展为代表民主制，无论是代表机构还是代表产生的技术都有创新，这无疑是不能否定的进步。
当然我们不是有意抬高中世纪的地位，而是从文明发展的轨迹中寻找内在的逻辑联系。
三、教学建议
受知识和文化差异的影响，教师在教学中往往把握不住这一课的内容，不敢轻易扩展。专业性的问题，如罗马法更是无法讲清楚；即便试图厘清一些专业的概念，学生也理解不了。鉴于此，笔者建议：
1.用生活化的方式教学比较可行
“民主”就是“民做主”，学生需要弄清楚的是谁是“民”，“民”如何实现“做主”？“民”实现“做主”的过程就是不断想办法抑制个人专权的过程。无论希腊罗马，都涉及平民与贵族斗争、妥协的过程中争取到相关权力，平民为何要斗争？贵族为何会妥协？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战争的方式变化，自备武器和粮食的重装步兵组成的方阵作战取代了贵族武士决斗成为战争的主要形式，平民在战争中地位的提高是对贵族斗争的重要砝码。无论是希腊城邦还是罗马城邦，都需要平民作为主要兵源。如此，一个问题就很生活化地说清楚了。吴于廑先生在《古代的希腊和罗马》一书中用简单通俗的文字如临现场般地描述了雅典直接民主制的操作，对我们的教学非常有指导意义。与其干瘪苍白地逐一解释概念和机构、法令，不如让学生从生活化的场景再现中体会直接民主制的特点及弊病。罗马法的教学是一样的，情境设置、学生参与、现场争辩更能形象地让学生理解罗马法如何体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
教师没有必要在枯燥的概念和干巴的制度]进过程中强化学生的记忆，从社会生活的层面引导学生去理解更能提升学生的认识和知识迁移的能力。制度变革与经济发展，在群众的生活中体现得最直观，如希腊为什么出]说家？希腊的公共生活很丰富，因此戏剧、公共建筑等显得很有特色。
2.坚持唯物史观，不要脱离生产力水平去考查希腊罗马的制度
比如，希腊罗马的经济状况，讲不讲，讲到什么程度？教学中我们往往容易抬高商品经济的地位，觉得商品经济、海外贸易等比农业的地位就高。应该认识到，希腊的商品经济是一种无奈的选择，农业生产环境相对恶劣，粮食生产有限才迫使希腊人从事商业活动以换取粮食，迫使希腊城邦向外进行殖民活动。罗马随着版图的不断扩充，为不同地域间的商品交换创造了环境。希腊“不管是从经济角度，还是当时人的观念上讲，土地仍然是最主要的财富。”尽管后来有些富有者几乎没有土地，但他们经济上破产的风险很大。“罗马人原来是农业人口，大多数是相当看重产权的小农民。在扩张过程中，他们越来越重视军事和行政事务，但对土地的依赖传统仍然保留着。相反，在罗马的价值体系中，商业的地位并不高。从事商业的只有社会的低阶层人、外国人、甚至奴隶。”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时代，商品经济的发展水平是不可能很高的。笔者不建议在教学中过多铺陈希腊罗马制度产生的经济基础，因为所涉及的专业性过强。同理，对希腊罗马的制度的评价也只能基于落后的社会生产力这一前提。在高度评价希腊民主、罗马法的同时，很容易让学生产生强烈的落差感，中国古代为什么就没有这个好的东西呢？在中国古代精耕细作的农业经济基础上，产生的制度文明一样很有创造性，很值得自豪。
3.正确理解教材中的一些结论，注意一些提法的严谨
比如，教学中最常见的一个误区就是把罗马法的严密与罗马帝国的有效统治联系起来。教材中提到“罗马法是罗马统治的有力支柱，它为国家权力提供法律依据，稳定了社会秩序，保护了统治阶级的政治和经济利益。”根本没提到法律如何支持了高效率的管理机制。而事实上，行政管理是独立的科学，并不是有完善的法律就可以实现有效管理的，如果这个因果关系真的成立，我们如何理解帝国后来的分而治之和分裂呢？实际情况是“法律制度行之有效，但它并不一定包含类似有效力的行政机构。现代的研究表明，罗马人并非是精通行政管理艺术的大师，一直到恺撒·奥古斯都时代，行政管理都是一种混乱不堪的景象，贪污腐化盛行，效率低下。”其次，人教版教材在《罗马法的起源与发展》的课文中，没有出现“法制”或“法治”的词[，只有“法律”“法律体系”“法律制度”等。这其实是一种很慎重的方式，尽量让老师不要纠结于“法治”与“法制”的概念区分。“法制国与法治国最大区别在于，其最高统治者或立法者的权力仍然不受挑战和制约。”当然，我们也不必把学生带进这种纠缠不清的问题中去。
【作者简介】陶涛，男，1972年生，湖北武汉人，中学高级教师，华中师大一附中历史教师，武汉市历史教研中心组成员，长期从事中学历史教学及相关研究。
【责任编辑：王雅贞】
作者：陶涛
罗马希腊文化比较论文 篇2：
拓宽理解古代文明的视角
[关键词]地理因素，地中海，古代世界，文明特点
希罗多德“埃及是尼罗河的恩赐”的名言，说明尼罗河在古代埃及文明形成和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在对当代国家的研究中，地理因素也是无法忽略的问题。《是什么使美国如此强大》一书就指出：“美国强大的原因众说纷纭，其中优越的自然、地理环境是其基础。”针对美国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和环境，毛泽东曾对基辛格半开玩笑地说：“我知道，上帝更喜欢你们。”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期，美国曾出现过注重地理因素的史学理论。特纳（F.J.Turner）的论文《边疆在美国历史中的意义》是主要代表作。作者试图把美国史学家的研究视角从美国东部转向西部。他的“边疆理论”认为，美国西部“边疆”的自由土地对美国历史的发展和民族性格的形成具有决定意义，从而把美国史解读为一部与地理环境紧密联系的历史。
20世纪下半期，当代西方史学领域中地理历史方法流行一时，产生了新的地理历史范式。它是以地理因素为核心的历史研究，试图利用学术地理学解释重要的历史现象，拓展对历史问题的全面理解，建起一种“空间”结构。其理论基础是：地理和历史互为中心，地理是观察世界的特殊方法，侧重于空间，关注比较宏观、综合性的历史课题；历史则关注大跨度的历史时段中人类社会的变化。这种范式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形成气候，标志是法国布罗代尔（F.Braudel）的鸿篇巨著《腓力二世时期（1551—1598）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作者特别提出地中海是“摆布人类命运的力量”。通过本书和另一部著作，布罗代尔表达了一种“全面历史”的思想。首先，他不仅扩大了历史研究的对象，叙述包括地理、生态、经济，社会、政治、科技和文化在内的人类“全部”活动的历史，而且把视野扩展到整个地中海区域乃至全世界。其次，体现了把社会科学与史学融会贯通的思想。他综合利用包括人文地理学在内的各种社会科学，阐明变化中的历史现象以及这些现象之间的相互关系，还涉及“中心与外围”“陆地与海洋”等关系。
20世纪七八十年代沃勒斯坦（ImmanuelWallerstein）的三卷本巨著《近代世界体系》提出了“结构的空间”的概念。他用世界体系分析方法，创造了“核心—边缘”模式。根据他的解释，近代时期，世界的核心欧洲把处于边缘的非欧洲地区组织起来，构成了“单一世界体系”。20世纪80年代到21世纪初，美尼格（D.W.Meinig）出版了系列四卷本《美国的塑造：500年历史的地理观》。作者在很多问题上也使用“中心—边缘模型”对“中心的地缘政治问题”进行了探讨。在“美国的组成”和“联邦制国家的出现”部分，作者特别突出西部土地的重要性，认为它反映的正是美国各州与美国中心之间的矛盾。
上述史学范式直白的“欧洲中心论”和对地理因素的高度强调，虽有失偏颇，但对历史中地理、人文等多种因素相互关系的整体考虑，拓宽了历史学家的眼界，也为一般读者展现出比较直观的宏观历史中文化与社会变迁、乃至世界地缘政治和文明格局的演变路径。虽然我们不是地理环境决定论者，更非“欧洲中心论”的拥护者，但很难否认地理环境在人类政治、经济和文化形态等方面产生的影响。而且我们注意到，愈往古代时期追溯，这种影响就愈加明显。在宏观层面上，当考察古代地中海地区的地图变化时，核心—边缘模式可能有助于对古希腊罗马文明发展的回溯与勾勒，更加直观地感受近代以前这两大文明在地中海区域曾发挥的核心影响。在微观层面上，希腊罗马文明实际上各具鲜明特点。造成这一差异的原因固然很多，它们各自所处的地理位置和自然环境对它们的发展路径和文明特点，恐怕具有不可低估的影响。
一、地中海与希腊罗马及诸古代文明
古代希腊与罗马两大文明都是历史和地理，即时间和空间的“宠儿”。从时间角度讲，它们都是相对后起的古代文明，在其国家和文明形成阶段，就已直接或间接受惠于亚非古代先进文明的恩泽；从空间角度看，它们均处于地中海中比较优越的位置。
两相比较，希腊的地理位置似乎更加有利。希腊文明的兴起和繁荣时期，环视希腊半岛以西的地中海地区，除有稍晚的罗马文明外，其他地方还处在蛮荒的史前状态。而在东南方，北非西亚的古老文明早已存在。正如某些罗马史专家分析：
整个意大利半岛与希腊半岛比起来，希腊半岛是面朝东背朝西的，而意大利则是面朝西背朝东的。地理条件上的这种特点很明显地影响了两个地区的历史发展。希腊各国主要以爱琴海为中心，向东发展，较早地接受了地中海东部地区各先进文化的影响，形成了其独特的灿烂文明。
从文化交流和传播的角度看，由于希腊处于地中海东部，其主要城邦雅典所处的阿提卡半岛又位于希腊本土的中央，东向爱琴海，故与西亚、小亚细亚、腓尼基和埃及的联系比较紧密，受到古代亚非文化的长期影响。与亚非的长期接触，促进了希腊在经济、文化和科学等方面的发展。荷马时代晚期，西亚的腓尼基人活跃于希腊各地，把当时最先进的腓尼基字母传人希腊。小亚细亚的爱奥尼亚各希腊殖民地，是希腊早期哲学、科学和散文的故乡，孕育出众多科学大师，如受埃及文化影响的米利都学派的泰利斯和哲学家赫拉克里特等。得益于埃及和巴比伦文化，希腊和雅典古典时期在几何学、天文学和医学等方面取得了卓越成就。通过与腓尼基人、吕底亚人和埃及人的接触，雅典人成为希腊艺术、科学、哲学和文学的开创者和奠基者。希腊相当发达的造船技术也与腓尼基人的贡献密不可分。
罗马的崛起到最终称霸地中海，更是得地利之恩惠。
意大利是古罗马国家的发祥地。它的地理和自然条件对于古罗马国家的形成和历史的发展曾经起过很大的影响；而意大利半岛上的罗马则由于没有希腊那样优越的航海条件，只能在意大利本土和西部地中海有限的土地上发展，接受东部地中海先进文明的机会很小，因此发展较晚，形成罗马所特有的发展道路。
纵观世界古代史，不少国家的确都经历城邦林立、地区性统一、最终超越自然疆界建立帝国的过程，但很少有某一单独城邦始终作为核心力量，以占绝对优势的文明对其周围地区发生持续稳定的影响。罗马城却能在这一过程中始终扮演核心角色。发轫于拉丁姆平原、继而蔓延到意大利半岛，最后波及整个地中海周边地区的拉丁文化，对帝国的广袤地域进行了长期浸润。更何况罗马扩张并非简单的领土兼并，而是伴随着文化和制度的传播与同化。
地理位置和环境的优越，使希腊和罗马在同一历史时期的不同时段，成为特定地理区域的核心。在城市国家阶段，雅典是希腊文化的一个中心；经过长期发展，又产生以希腊一马其顿文化为基础的亚历山大帝国。马其顿人与希腊人有渊源关系，他们操希腊语，相信希腊诸神，腓力二世和亚历山大都崇尚希腊文化。亚历山大东侵促成的希腊化，为罗马帝国和后来的拜占庭帝国的统治创造了便利条件。“如果说希腊古典文化是一种城邦文化，那希腊化时期文化则是一种帝国的、带有世界性的文化”。希腊文化在古代东方和西方的广泛传播，是希腊化最伟大的贡献。在那里，马其顿一希腊和东方文化因素得到融合。亚历山大及其继任者在东方建立的城市，是把希腊化文化从爱琴海带到亚洲的传播者。亚历山大里亚、安条克和帕加马成为希腊化时代的文化中心。当时，西亚人为更便利贸易努力学习希腊语，文化素质高者甚至能阅读希腊文学作品。犹太上层阶级使用希腊的语言、服装和姓名，还建起希腊式剧院和健身房。虽然夺取巴比伦的帕提亚本质上是土著伊朗人的国家，其居民也吸收了一些希腊化文化。亚历山大帝国的统治“使希腊文明与埃及、巴比伦和印度的文明得以接触、交流与融汇，扩大了各民族人民已知世界的范围，加快了人类历史由分散走向整体的进程”。
罗马帝国的形成则是意大利的核心罗马，继而地中海的核心意大利向东西南北不断蔓延的结果。马其顿一希腊文明和罗马文明这两个核心虽在时间上略有先后，但它们的辐射范围既有地理上的重叠更有文化上的融合。罗马帝国的疆域囊括了希腊一马其顿、地中海东岸和北非原属亚历山大帝国的土地。原属亚历山大帝国的领土，如北非的昔勒尼和埃及、西亚的美索不达米亚、以色列、巴勒斯坦和亚述，小亚细亚和亚美尼亚等后来都归于罗马帝国的版图。公元前168年，马其顿本土亡于罗马。前146年，希腊全境归罗马统治。前2世纪30年代，罗马帝国设立了许多海外行省，其中就包括马其顿、阿非利加和亚细亚。亚历山大帝国分裂后形成的希腊化王国，即塞琉古王国（公元前64年被罗马征服）和埃及托勒密埃及王国（公元前30年被罗马征服），后来都归于罗马帝国的叙利亚行省。罗马人是希腊的征服者，也是受惠者，一方面罗马人继承了希腊文化，并加以利用、改造和发展；另一方面，希腊化文化在地中海东部和北部地区已经形成了一定程度的内部凝聚力，使罗马在那里的统治和罗马化进程相对顺利。
如果再仔细观察公元400年左右地中海周围地区的地图，东罗马帝国的版图基本上与原来亚历山大帝国和帝国分裂后的希腊化世界相吻合。西罗马帝国灭亡后，东罗马帝国把希腊、罗马、西亚和北非的文化融合起来，使希腊罗马古典传统在君士坦丁堡延续千余年，并继续向东拓展。
如果把地理范围和时间跨度继续扩大，我们会注意到，除希腊罗马文明外，地中海地区确是千百年间诸古代文明碰撞与交融的重要场所。7至13世纪，阿拉伯帝国作为横跨亚非欧三洲的大帝国，控制了地中海东部地区和地中海北岸的东南欧部分地区，对东西文化的交流和融汇贡献巨大。极盛时期的奥斯曼帝国也地跨欧亚非三洲。它灭亡东罗马帝国后，定都君士坦丁堡，并以罗马帝国继承人的身份，保持希腊罗马文明，弘扬伊斯兰文明，使东西文明在此紧密融合。地中海东部地区更是基督教、东正教和伊斯兰教碰撞交汇的主要地区。
地中海地区在把世界联为一体的历史进程，中的贡献是独一无二的。作为陆间海，它相对平静，加之沿岸海岸线曲折、岛屿众多，拥有许多天然良港，成为沟通几个大陆的交通要道。凭借如此条件，地中海自古海上贸易就很繁盛。生活在这里的腓尼基人、克里特人和希腊人，以及后来的意大利、葡萄牙和西班牙人都是航海业发达的民族。著名航海家哥伦布、迪亚士、达·伽马和麦哲伦等，都来自地中海沿岸国家。他们对世界历史发展进程的革命性推动无与伦比。
直到中古时期，西方文化中心仍保留在地中海地区。中世纪早中期，在政治、文化特别是宗教方面，罗马和意大利仍为核心。并非巧合的是，后来资本主义萌芽和“文艺复兴运动”的核心还是意大利。恩格斯对此说得很明确：“意大利是第一个资本主义民族。”正是在这里，诞生了但丁、彼特拉克、薄迦丘、达·芬奇、米开朗基罗和拉菲尔，近代科学之父伽利略也是意大利人；地中海沿岸的法国孕育了卡尔文、拉伯雷和蒙田，西班牙则贡献了塞万提斯。正是这些文艺复兴时期的科学文化巨匠，用他们的思想学说和艺术创作开启了世界历史的全新时代。总结起来，如下的说法可能并不夸张：在世界古代史上，地中海地区长期以来是西方文明的中心；更为重要的是，它是“发现人”“发现世界”的地方，是把世界逐渐联为一个整体、把人类历史推向近代的肇始地。
二、地理环境对雅典和罗马城邦发展的影响
让我们回到希腊和意大利，从“微观”视角考察地理因素对这两大文明形态各自特点所产生的影响。
雅典的地理位置和环境，对其海外贸易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及其总体历史走向具有重要影响。雅典位于中希腊东南的阿提卡半岛，地处希腊各邦与东方联系的前沿，本身也临海，海岸线非常曲折，有众多深而平静、适宜航行的良港。另外，希腊周围的众多岛屿还把希腊和小亚细亚密切联系起来。所有这些，都为航海技术的发展和海外贸易提供了重要前提。另一方面，阿提卡半岛2/3是山，只有数块小平原，且土壤贫瘠，岩石化的土壤使希腊的可耕地不足20%；农产品匮乏，矿藏也不丰富。土地和资源的有限，促使希腊人掀起移民浪潮，在爱琴海北岸、马尔马拉海、黑海周边地区、博斯普鲁斯海峡欧洲一侧的拜占庭、南意大利、东西西里、甚至远到今天的法国和西班牙、还有非洲海岸的一些地区，建立了大量殖民地，每个殖民地就是一个希腊式城邦。希腊的殖民运动起初以开发农业为主，后来转为发展工商业。随着希腊与海外各地贸易联系的加强，希腊本土和殖民地各城市的工商业迅速发展起来。
希腊城邦林立局面的形成与地理环境有直接联系。希腊半岛山脉纵横交错，海岛星罗棋布，造成许多相互孤立、彼此隔绝的地区，出现数百个城邦林立的局面。南部希腊只由狭窄的克林斯地峡与北希腊连接，几乎成为孤岛。希腊文明的经济和文化核心雅典，虽处于与东方联系的前缘地带，但岛上多山，不到航海业和工商业发展到相当水平，很难发生多族群的混居现象，因此雅典公民团体的血缘关系保持得比较纯粹，这使后来的雅典等希腊城邦具有极强的自我独立意识，努力建立和扩大本邦公民内部的民主基础。
希腊半岛的众多山脉、湖泊和海岛，阻碍了内部交通。众多独立但实力相当的城邦国家同时存在，阻断了希腊建立统一国家的路径。特别是斯巴达城邦的存在，形成了与雅典相抗衡的另一政治中心。公元前5世纪的希波战争中，几百个城邦组成了以雅典为首的提洛同盟。该同盟与以斯巴达为首的伯罗奔尼撒同盟进行了几十年的争霸战争。虽然希腊民主的象征雅典战败，斯巴达并未成为希腊的长期霸主。此后，底比斯城邦又组成同盟称霸于一时。纵观这一过、程，希腊没有一个单独的城邦能像罗马城邦那样，强大到足以征服整个希腊本土，建立统一的希腊国家。争霸的结果非但不是统一，反倒是希腊城邦制度的迅速衰落，最终被外部的马其顿王国所征服。
同样，地理因素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古代罗马的发展路径。意大利半岛南北长约1000公里。不像希腊，意大利半岛上仅有纵贯南北的亚平宁山脉，它把半岛一分为二。但是山两边多平原，山脉本身也并非不可逾越。罗马通过修建公路网把意大利各地联系起来。由于半岛内各地闭塞程度较轻，意大利不存在实现统一的重大地理障碍。更重要的是，罗马城处于意大利半岛中心，易守难攻，也便于向半岛扩张。尔后，罗马城这一有利的地战略位，在一个更大的地理范围内被意大利半岛复制。半岛深入地中海，几乎处于其中心，罗马统一意大利后，从地理位置角度讲，夺取地中海霸权不过是顺理成章的地域拓展而已。
意大利虽不具备希腊那样发展商业和航海业的良好条件，但发展农牧业的条件优于希腊。意大利领土面积的23%为平原，35%为山地，42%为丘陵。由于地形、地貌及海拔高度的影响，意大利生长种类繁多的植物。平原面积虽然不是很大，但冲积平原、高地和平缓坡地都适宜农业发展。山坡丘陵地带还有广阔的牧场，畜牧业比较发达。意大利境内多火山灰，土壤肥沃。半岛气候良好，雨水丰沛，不仅利于橄榄和葡萄的栽培，也宜于多种谷类的种植。
不同的地理和自然环境，塑造了不同的经济类型和社会形态。总体说来，由于海外贸易和商品货币经济相对发达，希腊很多城邦，特别是雅典，在国家产生前的社会分化比罗马更为彻底。提秀斯改革（公元前8世纪）的重要内容，就是把全体人民分成三个等级，即贵族、农民和手工业者。正如恩格斯所说：“它表明，农民和手工业者之间的分工已经如此牢固，以至以前氏族和部落的划分在社会意义方面已不是最重要的了。”雅典手工业的独立和发展，造成相当发达的以交换为目的商品生产。货币经济与商品经济相适应，公元前6世纪，雅典的货币制度就已经比较完善。商品货币经济不但加剧了贫富分化、阶级产生，更造成居民的杂处，破坏了氏族制度存在的基础。用恩格斯的话说：“货币经济就像腐蚀性的酸类一样，渗入了农村公社的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传统的生活方式，氏族制度同货币经济绝对不能相容。”雅典的氏族社会在发达的货币经济中比较彻底地瓦解，造就了与传统农业经济不同的新经济制度、社会结构和与此相适应的政治制度，它是一种从氏族制度中直接发展而来的“高度发展的国家形态，城邦民主共和国”。
罗马城处于拉丁姆平原，长期以崇尚农业著称，实行自然经济。罗马王政时代的后几王是埃特鲁利亚人，他们在一个世纪的统治时期内，把罗马从一个质朴无华的乡村变成一个繁华城市。但埃特鲁利亚人刚一被逐出，罗马又退到自然经济状态。因此在罗马文明的早中期，商品货币经济不够发达，社会分化和阶级构成与雅典等工商业城邦有较大差异。整个公民集团几乎完全从事农业，手工业发展远不及雅典，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程度自然不高公元前4世纪，罗马才出现模仿希腊式样铸造的钱币；前268年，罗马才铸造并发行自己的银币；到前3世纪最后25年，才开始铸造金币。公元前218年，当罗马已征服意大利半岛，在向地中海扩张过程中与迦太基进行海上争霸时，罗马仍然颁布法律，禁止元老贵族从事商业和金融活动，禁止元老及其子辈中任何人拥有大到足以航海运货的船只。需要指出的是，这时的元老指贵族与平民斗争后形成的新贵阶层，既包括传统的农业贵族旧元老，也包括从平民阶级中产生的工商业新元老。结果，罗马统治阶级基本上分为两大阵营，即农业派贵族和金融派骑士。前者掌握元老院和高级官吏的职位，在政治上统治共和国；后者虽无政治实权，但在金融经济方面占主导地位。因此，不像雅典，罗马平民斗争的胜利，并未引起罗马传统经济的本质变化，更未带来城邦民主政治。相反，随着领土扩大和社会矛盾的复杂化，其政治制度一步步走向集权和专制，在共和国后期出现军事独裁，最终在公元前27年演变为实行帝制的罗马帝国。
三、希腊罗马文化的各自特点
在不同地理环境下产生的经济类型和政治体制的影响下，希腊和罗马文明各具鲜明特点。
希腊文明的代表雅典，因长期以狭小城邦为中心，非但缺乏统一的主客观条件、反而产生较强的城邦本体意识。他们崇尚思想自由、注重人本、鼓励创造、善于思辨、追求艺术和审美情趣，形成了以工商业经济为基础的、以早期人本主义、哲学思辨和理想追求相结合的文明。希腊在哲学、科学、文学、戏剧和美术方面成就斐然，产生出灿若群星的文化巨匠，显现出智慧的光芒和人性的辉煌，具有理想主义的倾向，在思想方面作出开创性和奠基性的贡献。难怪西方史家这样概括希腊的文化特征——“辉煌灿烂之希腊”。
某些罗马史专家概括道：“在文化成就上，从想象力的丰富和理性的完美程度来说，罗马人与希腊人相比确实望尘莫及；但从罗马人成就的实际效果及其在政治和生活上的使用价值来看，较之希腊人，他们对后世的影响似乎更加深远。在文字、法律、政治、经济、军事、雄辩术、农业等许多领域里，世界上许多国家都不能无视罗马的先例，而且往往从参考罗马中得到有益的启迪。”
长期的农业传统，使罗马的农业科学和园艺学成就斐然。早在公元前2世纪，罗马就出现了农业研究专著，最著名的有迦图的《农业志》、瓦罗的《论农业》、维吉尔的《农事诗》和科路美拉的《农业论》。长期征战造就了众多军事家，罗马为后世留下不少军事名著。弗龙蒂努斯（约公元35年—约103年）的《谋略》一书，通过古希腊和古罗马作战实例，归纳出大流士、居鲁士、亚历山大、汉尼拔、恺撒等著名统帅的军事谋略。此外，还有恺撒的《高卢战记》和《内战记》。约4世纪的军事著作家韦格蒂乌斯的《罗马军制》，论述了古罗马时代军团的编制、装备、训练和作战方法等。该书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内被欧洲军界奉为经典。
罗马人除对法律的贡献最为著名外，在文字上的贡献更具世界性。拉丁语原是拉提姆地区的方言，后因罗马扩张将拉丁语广泛流传于帝国境内，并成为官方语言。2到6世纪，从民众使用的通俗拉丁语中衍生出“罗曼语族”，它包括法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和罗马尼亚语等。16世纪后西班牙与葡萄牙势力扩张到中南美洲，因此那里又称“拉丁美洲”。拉丁字母是目前世界上流传最广和最通用的字母。
在建筑工程方面，与钟情华美神殿、剧场和运动场的希腊人不同，罗马人更热衷建造广场、圆形剧场、斗兽场、浴场、水道、柱廊、凯旋门、纪功柱和多层公寓房等比较实用的建筑。此外，罗马修建了约几万公里道路，供军队运输、行军和信息传递，也为后来的民族大迁徙和基督教传播提供了便利。罗马还在帝国境内建起无数气势恢宏的高架引水渠。负责这些工程的监理人骄傲地称它们为“罗马帝国之所以伟大的最明显的证据”；他还特别指出“它们与慵懒的金字塔和虽著名但毫无实际用处的希腊工程形成鲜明对照”。
古罗马不仅是一个具体的古老国度，更是一种宏伟博大的象征。与睿智的希腊人相比，崇尚武力和秩序的罗马人难免给人“略输文采”和“稍逊风骚”之感。须知，特定的地理环境与疆域的不断拓展，使罗马人没有过多的闲情逸致进行抽象的哲学思辨、更无充分才情创造新的文学形式。对于科学，罗马人善于把希腊的科学发明运用到实践中。罗马人的首要任务是统治幅员辽阔、运行有序的庞大国家，发展宏大缜密的政治、法律和军事制度。结果，罗马文明形成了崇尚宏伟、庄严、统一、纪律等具有实用主义倾向的特征。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西方史家在概括罗马文明的特征时，习惯说：“宏伟庄严之罗马！”
[作者简介]陈其，男，1950年出生，江苏镇江人，人民教育出版社前编审，长期从事中学历史课程的研究与开发，兼顾美国历史课程和欧美历史研究。
[责任编辑：李婷轩]
作者：陈其
罗马希腊文化比较论文 篇3：
希腊艺术
1873年6月，谢里曼(Heinrich Schliemann 1822-1890)在土耳其境内的希沙利克(Hissarlik)经过三年的艰苦发掘终于找到了特洛伊城。在出土的大量金器、青铜器面前，谢里曼毫不怀疑他发现了普里阿摩(Priam是特洛伊战争期间的特洛伊国王)的宝藏。此后该地的发掘者先后18次发现了财宝，但只有谢里曼的发现能够永垂不朽。原因就是他的发现使荷马史诗中的神话变成了信史(该遗址其实有9层，真正的特洛伊是在第6层，谢里曼发现的是要早于特洛伊地层1000年的第2层)，故在一般介绍希腊文化的书中，谢里曼的形象非常正面，例如前些年三联书店出版影响较大的《神祗、坟墓、学者》一书，西拉拇在描写谢里曼时几近于崇拜。但是谢里曼用非法手段成为美国公民、用贿赂破坏印第安那州离婚法案的改革，最可恶的是在其成名作《普里阿摩的珍宝》一书中夹杂假材料等等，这些劣迹多数人并不知道。“海因里希·谢里曼是学者还是恶棍?”这是约翰·格里菲斯·佩德利(John Griffiths Pedley)在《希腊艺术与考古学》(Greek Art and Archaeology，Laurence King Publishing 2002，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一书中讨论的问题之一，在通俗性的艺术史和考古学读物中还很少有这样的写法。
一
介绍古代希腊文化书籍的作者常有两类，一类是学者，像德国的温克尔曼(J．J．Winckelmann 1717-1768)、瑞典的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1818-1897)等人，他们虽然也利用考古材料，但主要依据文献，重点在研究描述希腊人的艺术、思想和精神方面，文采也不错。英国著名的希腊史学者格罗特(George Grote，1794-1871)从没有到过希腊，却有十二卷本的希腊史问世。一类是考古学家，像英国的伊文思(Arthur J．Evans，1851-1941)、美国的安妮·波依德(Harriet AnnBoyd，1871-1945)等人，他们的著作比较专门，重点则在遗址类型、器物演变关系、城市和宗教建筑的发展规律。对多数读者来说，考古器物的类型排队和神庙建筑的演变形式仍然是乏味的东西。如前几年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过一套“外国考古文化名著译丛”，其中《会说话的希腊石头》一书非常不错，作者是美国威斯康辛大学教授古典课程的麦克金德里克(Paul L．MacKendrick，1914-1998)，他按照古典考古学的发展线索来讲希腊文化，声称“书的重点是考古发现史，而非艺术鉴赏。”(麦克金德里克：《会说话的希腊石头》，晏绍祥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20页)因此他在书中选择考古材料的标准是以能说明社会问题为据，不考虑作品的艺术性，一般人读起来也就比较枯燥，而且在八十年代的修订本中，最新的考古发现他又不收录，这样趣味性就差了许多。
佩德利的《希腊艺术与考古学》在描述希腊人的精神和艺术时仍以考古材料的艺术性为主，对艺术品的描述也非常细致，像麦克金德里克认为与考古关系不大而放弃的“掷铁饼者”等一些重要的艺术作品他仍然予以介绍。尤其是在叙述古代希腊艺术的发展脉络时，尽量采用最新的考古发现。该书第三版出版于2002年，如书中最新的考古材料是2001年在卡利姆诺斯岛(Kalymnos)出土的37尊希腊化时期的雕像(《希腊艺术与考古学》，第20页，下引该书仅注页码)，而2000年在锡拉岛上发现的年代最早(公元前640年)的大理石女性立像，已经有详细的讨论。(第148页)又如，被西方考古学界视为二十世纪的十大考古发现、堪与“死海古卷”、“埃及图坦卡蒙王陵”等比肩的乌鲁布伦(Uluburun)沉船(1984年在土耳其乌鲁布伦海岸附近发现公元前1316-1305左右的沉船，船上载有20吨人工制品。其中有铜锭、锡锭、玻璃、象牙制品、金银器、青铜器和武器。黄金、刀剑和生活于公元前十四世纪中叶埃及奈费尔提蒂王后[Nefertiti]的印章等珍贵文物。经过十多年完成整理后，现成为土耳其的博德鲁姆[Bodrum]水下考古学博物馆)，在近年国内出版的许多有关希腊文化的书籍都很少有介绍，佩氏此书却高度评价这项发现，认为只有“线形文字B”才可与之媲美。(第63页)介绍最新的考古发现只是佩氏书中的优点之一，我比较喜欢的还是该书在利用考古材料解读希腊社会的同时，将存在的问题告诉读者。上面提到有关谢里曼的争论只是书中设置“争论和焦点”栏目中的一个，该问题如何回答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反映了近些年来西方考古学史的研究从线性到多元的一种变化。
在早先介绍希腊文化的书籍中，学者们的困境是如何在格罗特怀疑史前考古材料的精神与温克尔曼利用考古材料复原古代社会为优先原则之间把握平衡。以田野发掘为主的现代考古学兴起后，对以希腊罗马艺术品为研究对象的古典考古学产生了冲击，研究者们也越来越关注作品的社会、政治、宗教背景，如作品本身的创作意图、古人为什么选择特定的图像、古代观众面对这些作品的感受、如何解释古人投入公共资金进行神庙建筑的装饰等问题。但如何避免现代考古学将考古材料的碎片化和古典考古学将文物的泛艺术化是多数学者将要面对的主要问题。佩氏是美国密西根大学古典考古学的教授，《希腊艺术与考古学》实际上是他在开了三十多年希腊考古学导论的基础上完成的。他本人除了有教学经历之外，还在意大利、土耳其和叙利亚有田野发掘的实践，这样的背景使他很熟稔地利用考古材料做复原希腊古代社会的工作。他本人声称，该书的主要目的是希望通过希腊艺术的介绍，给读者提供希腊文化发展的顺序和框架，以“进一步充分来了解希腊人的想法和他们最真切关注的事物。”(第23页)作者的旨趣是以希腊人的眼光来描述文化，尽量放弃主观想象，这和国内以揭示社会规律而自得的文化读物有所不同。
作者自己讲，他希望向初学者展现希腊考古学中最为辉煌的片段，他在每一章开头的部分是有关的历史背景介绍；从第一至第三章，早期希腊和青铜时代希腊的艺术与考古学是按地域介绍，讨论焦点依次为克里特岛、基克拉泽斯群岛、希腊大陆和特洛伊。其余各章则以文物的种类(建筑、雕塑、壁画和陶器)。我读过的感觉是，这些与其他介绍希腊文化的西方书籍没有太大的区别，而真正有意思的就是他每章之后“争论和焦点”与“文化和社会”这两个栏目。我想这可能正是由于考古新材料的不断发现和学术的发展，使他在教学中需要经常面对而又难有一致答案所致，这种不确定性恰好为读者留下了更多的思考空间。
二
佩德利书中的“争论和焦点”与“文化和社会”篇幅都不大，但提出的问题却往往超出了考古学和艺术史研究的范围。比如非常有名的帕特农神庙里面的56件石雕在十九世纪被英国的埃尔金爵士(Thomas Bruce Elgin，1811～1863)买给了大英博物馆，当时许可此事的是控制希腊的土耳其当局，现在埃尔金大理石雕
在英国得到很好的保护，已成为英国的遗产。佩德利提出了埃尔金大理石雕的归属问题，究竟是应该留在英国还是归还希腊，是属于希腊还是属于世界?(第259页)这个问题恐怕目前没有一个很好的解决办法，无论归还与否都会牵一发动全身。如大英博物馆收藏的中国文物约二万余件，作为基本陈列的约二千件。它们是不是也应该归还中国?英国归还文物的话，其他国家呢?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统计，中国流失的164万件文物分布于国外的47家博物馆，它们同样有解决归属的问题。还有的文物根本就不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之内，像走私、盗窃、战争掠夺的文物。
比如日本军国主义在二战中掠夺了大量的中国文物，战后盟军司令部曾有过登记，这批文物理所当然地应该归还中国，但是由于内战等因素这件事情没有了下文。改革开放之后，海外朋友曾经告诉我们，中国政府放弃了战争赔偿，但是这些文物应该无保留的归还中国。所以，尽管佩德利只是讨论希腊某个具体文物的归属，但它具有普遍意义，它实际上反映了西方知识界对西方列强掠夺其他民族文物的一种批判。艺术品研究中出现的这种政治正确的立场是早期的学者与战后学者的一个显著区别。
在希腊艺术品的类型中，人像雕塑占有重要位置。希腊古风时代(公元前8-6世纪)最有代表性的雕塑是过去被称为“阿波罗”的裸体雕塑“库罗斯”(Kouros，即希腊语“男青年”。“库罗斯”与中国的石翁仲有些相像，它树立于墓地，有作为神的化身、祭献品或是纪念标志多种意义)，一般的艺术史家对此只讨论雕塑的技术问题，很少涉及社会层面。如贡布里希(Ernst H．Gombrich，1909-2001)说，这些裸体雕塑说明希腊人开始使用自己的眼睛，并有了新想法和新方式，知道应该怎样去再现人体。(贡布里希：《艺术的故事》范景中译，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1998版，第41页)佩德利写到，体育场上裸体的运动员是这些雕像的基础，尽管这些雕像有埃及的痕迹，但是在与希腊接触的所有国家中都没有一个像希腊这样允许堂而皇之的裸体，它必有更深沉的原因，不论哪种用途，都是家族权力和社会地位的象征，既展现了人神的共性，又是辨别希腊人的方式。(第175页)进入古典时代(公元前5～4世纪)的雕塑无论装饰技巧还是艺术风格都是希腊艺术的典范，代表性的作品是奥林匹亚神庙、雅典卫城的群雕，历来也是艺术史家们的研究的重点，但他们更看重每个个体的雕塑美，造型、比例、人体结构、面部神情、姿态动作、装饰细节等可以连篇累牍地叙述，但却很少进一步做整体性的文化思考。佩德利在讨论了这些艺术品之后指出，这些雕塑的品质是如此的惊人，我们不得不思考，当时这样大批量的人体雕像立在圣殿和其他的公共场所时，曾对那些地方产生过怎样的影响。佩氏还在“文化和社会”中继续展开说到，圣殿是为神的艺术，这些雕像作为神与人之间的调解人，既有教育参观者的功能，也代表那些向神庙进献雕像者的社会地位。(第225-228页)换言之，佩德利认为希腊古典时期也没有纯粹的艺术品。在雅典卫城的考古发掘中的材料中，有雅典从当时265个同盟成员中收取贡金用其中一部分装饰神庙的记录，大批量的雕像制作费用就来自这些贡金。按照佩德利的提示，人们不难想象，当各个城邦的贡金修建成为神庙，以及大批的精美雕像同时在这些公共场所出现的情景，它就是一种集体性的狂欢，性质恐怕和“文革”中神圣、自豪、夸张的宣传画差不多，希腊语中的“雕像”本来就和“欢乐”是同一个词。中国没有希腊那样的雕像流传下来，但我们有“器以藏礼”的传统，艺术品的教化功能更加明显。王延寿对西汉“鲁灵光殿”有这样的描写：“神仙岳岳于栋间，玉女窥窗而下视”、“图画天地，品类群生”、“恶以诫世，善以示后”，这可以说明无论中外，古代艺术品的主要功能就是教化。
在希腊古风时代的“库罗斯”中，美国盖蒂博物馆(Getty Museum)收藏的一件作品很有意思。1984年，盖蒂博物馆在清理藏品时发现这件藏品的相关文件是伪造的，作品本身的元素也和已知的古风时代的风格不尽相同(有兴趣者可以登陆下面盖蒂博物馆的网站查看，http：／／www．getty．edu／art／gettyguide／artObjectDetails?artobj=12908)。奇怪的是雕像的头发是早期风格，脚部又有晚期特点。作品的雕刻手法和使用工具和今天的工匠不一样，造假者惯用的以酸来掩盖刀刻痕迹的现象也没有在此雕像上出现。佩德利现在把它作为“争论和焦点”提了出来，一、是否可以展出，二、如是赝品值得关注吗?三、它仍然是艺术品吗?(第181页)尽管作品时代的艺术风格不能决定一切，也没有哪一位学者敢声称自己就能够穷尽所有的古风作品。(盖蒂博物馆方面已聪明地指出，无法解释混合了早晚风格的反常现象，只能说明我们对希腊的雕刻知识有限，而不是伪造者的错误)在我看来，读者怎么回答并不是作者要关心的问题，佩德利似乎是在训练学生观察艺术品的视角和提醒人们注意艺术品后面的文化背景问题，这样写艺术史显然要比仅仅描述艺术品的风格特征的艺术史过瘾多了。
艺术品作伪也好，模仿也好，复制也好，都有深刻的文化内涵。早在公元前三世纪，罗马就掠夺南意大利和西西里希腊城邦的艺术品并大量地进行模仿；晚至文艺复兴时期，已进入市场的古代希腊罗马的艺术品更是被大量模仿，不同时期的模仿其意义是完全不同的。早期的模仿是强势文化扩张的一种形式，就像商周时期，中原周边的文化都模仿中原地区的礼仪建立类似的体系以和中原文化接轨。晚期的模仿是复古思潮和商业利益驱动混合的结果，比如宋以后的复古风气产生了大量的模仿商周时期的青铜器的作品，研究商周文化的人或许对它们不屑一顾，但它们却是研究宋代社会风气的绝好教材。在四川遂宁、彭州曾经出土了许多宋代的仿古青铜器，那些貌似“复古”的器物都有新奇的造型。按照商周礼器的标准它们是不值一提的赝品，但却是研究当时士大夫“托古改制”的思潮影响民间审美趣味的典型材料。所以佩德利对盖蒂“库罗斯”的讨论不但深刻有趣，而且有很强的现实意义。辨别赝品所需要的不仅仅是技术性的知识，把握不同时期的社会风尚也至关重要。
三
新的研究思路能够得到反映也是该书的一个特点。二战以后，尤其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希腊文化研究的重要转向是重新审视希腊文化的源流，质疑操印欧语言民族创造了希腊文化，而主张“东方”尤其是“埃及”对希腊文化的决定性影响。像伯纳尔(Martin Bernal)的《黑色雅典娜》(Black Athena，Rutgers University Press．1987，1991)、鲍尔迪(Julian Baldick)的《黑色的上帝》(该书有广西师大出版社的中译本)等书都主张希腊文化的源流并不纯粹，这在佩德利的书中也有反映。比如讨论希腊东方化时期(约公元前7-6世纪)陶器风格由几何纹向动物、植物纹变化时，过去一般认为是希腊为了适应东方市场而出现的。佩氏却
认为，可能是东方工匠来到希腊所致，正是“在东方的推动力的积极作用之下，希腊的世界再次复苏了。”(第123页)这个时期希腊的陶器纹样有东方的风格没有什么疑问，同样都在说希腊陶器有东方的影响，但希腊是主动的转变和还是被动的吸收却反映出了对希腊文化本质的不同认识。
1972年，有人在意大利的里亚切(Riace)海里打捞起了两具青铜雕像并引起轰动，我一直比较关心它们的情况，说起来也是我喜欢阅读古代希腊方面书籍的契机。“文革”以前有关希腊古代文化甚至是整个西方文化的书籍都非常少，大众读物我只知道有人民出版社的《希腊的神话与传说》(楚图南译)和中国青年出版社的《古代的希腊和罗马》(吴于廑著)。何况在我们上学的年代，“言必称希腊”绝对是一个贬义词，因为它是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用来批评王明等人的，中学课本就选了这篇政治性极强的文章。官方语境对“希腊”的不屑，加上“文革”期间的媒体充斥的都是政治新闻，偶然有西方的文化新闻出现就给人十分深刻的印象。我好像是在《参考消息》看到这个轰动性的发现，我就一直想知道它们到底是什么样子。改革开放后，当然可以很容易地看到里亚切雕像，但除专业文章之外，一般书籍都是泛泛介绍。佩德利则在导言有关章节中把它们的年代、作者、艺术风格和研究状况讲得比较清楚。(第19页、第230～232页)他本人倾向这是献给德尔斐或奥林匹亚神庙的祭品。
一般学者在利用考古材料讲艺术史时，做到材料排队合适就不错了。佩德利做得很漂亮的地方就是除了介绍新材料、新观点之外，也能够提供多个角度让读者来思考经典的艺术品。比如，在花了大量篇幅和上十幅图片讨论宙斯神庙的艺术性之后，佩德利请参观者注意宙斯神庙那些神话雕刻后面的多层含义：从理性的角度认识人类自身的力量；从历史角度注意希腊波斯战争的影响；从地域角度暗示奥林匹克运动；从哲学角度观察希腊人构建人类、神灵和动物这三种体系的意义。(第216～217页)我想，佩氏本人如果只是一个在田野发掘的考古学家或者书斋中的艺术家，而没有多年教学经验，恐怕不会如此费心地来启发读者认识古典建筑的。又比如古代希腊体育运动，特别是奥林匹克的运动精神一直受到称赞，因为在我们的印象中，古代希腊的体育运动就是一项崇高的活动，其中的主要原因就是获胜的运动员仅头戴橄榄枝冠，接受精神性的鼓励。在中国官方的奥林匹克网站上就这样写道：“古奥运会对获胜运动员的奖励，虽曾多次改变，但原则都是着重于精神奖励。物质奖励也有，但相当微薄。”(http：／／www．olympic．cn／olympic／ancient／2004-04-16／142724．html)古希腊的运动员在奥林匹克运动会上有的崇高精神不可否认，可是完全靠精神鼓励的话，古希腊运动员靠什么长期坚持下去?这个问题佩德利就讲得蛮有意思。他通过大量出土的安法拉(Amphora)陶罐的研究，谈到他对希腊运动员参加体育比赛动机的猜测。古代希腊与奥林匹克运动齐名的还有四年一次的“泛雅典娜节”(Panathenaic Festival)，它是全希腊的公共庆典。节日期间，除了向雅典娜祭献之外，还有规模与奥林匹克相当的体育比赛，装橄榄油的安法拉罐就是体育比赛胜者的奖品。当时少年组200米跑的胜者可以获得500加仑油，成年男子组的胜者是1000加仑。运动员本人根本就用不了这么多的油，但是他们可以转卖奖品。如果折算成银币，1000加仑价值1200银币(drachma)。而当时一个泥瓦匠或木匠之类的手艺人一天的收入才1个银币。也就是说，一个冠军可以在极快的速度挣得三年的工资。“显然，那些竞赛不仅为胜利者带来了荣誉和地位，同时也给他带来了财富。”(第318页)读到这里我们不禁莞尔，原来古希腊体育的崇高精神也不那么纯粹，希腊人早就知道要维持奥林匹克体育运动的崇高，还必须有职业体育的经济补偿让运动员们先富起来。该崇高的时候崇高，该要钱的时候一点也不含糊。
佩德利指出，克里特文明到希腊化时期是西方艺术根源的基石。我们从《希腊艺术与考古学》一书中也不难看见，这个根源实际上也一直是在与周边文化不断地交流，并非那么纯粹。但从公元前三千年开始，希腊文化在艺术上对人本身的关注就是其他民族的文化不能企及的，在它的成熟阶段，希腊文化已把人像作为表现为美和崇高的事物，(温克尔曼：《希腊人的艺术》，邵大箴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82页)并在公元前五世纪达到顶峰。希腊的人像雕塑不仅追求解剖学上的精确，而且追求人物自身的情绪刻画，这是同期东方艺术所没有的，这恰恰就是孕育科学和理性的温床。因此，即使这样的艺术品其制作目的是为神灵或是为城邦，这种对现实的绝对模仿必然会导致瓦解人们对神的信任，这也始终是希腊艺术发展的一条主线。
近些年来有关介绍古代希腊的书籍出版了不少，佩氏这本《希腊艺术与考古学》是不错的一本，详略得当，图片丰富，开放式的写作方式对读者多有启发。联想到国内学者写的同类书籍，考古专业的缺乏艺术训练，艺术专业的又很难驾驭考古材料，不容易做到艺术分析与考古学研究的有机结合。这或许与我们的学科设置有关。西方考古学一般是设置在艺术史或者人类学的科目内，我们的多设在历史学科内，在艺术与考古之间的贯通就不容易。这本书或对国内艺术和考古学两方面都有借镜作用，让学者们思考一下中国的古代文化史应该如何写。
我不知道是译者还是出版社的问题，本书作者一再强调他的另一个目的是希望初学者能更容易地理解希腊艺术和考古文献。这类书籍一般都有详细的参考文献供进一步阅读，中文本删除了这些实在可惜。另外，书中还有译者对考古术语不熟悉、专有名称不统一、校译疏漏等问题。比如书中提到的“喷口杯”，它的原文是“Krater”，是一种大形的双耳侈口陶杯，其功能相当于商周青铜器的盉或斝，是希腊人用来调和酒的器皿。“喷口杯”是港台的译法并不能准确表达杯的器形。若按照器形，它叫罐或者钵更合适，若按功能则等同于斝，但叫起来容易引起误解，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则译做“巨爵”，虽不到位，但把酒器的特点说清楚了。希腊的各式杯、瓶不少，书中多采用音译，那为什么“Krater”不译成“克拉特杯”呢?又如一些人物的年代错误实在不应该，如谢里曼的生年错成1882年，(第13页)实际应是1822年；谢里曼在特洛伊的第一次发掘变成了1970年，(第16页)实际应是1870年。这些还可以看出是校对方面出的错，可有的错误真叫人弄不懂为什么会发生。如希罗多德(Herodotus公元前484-425年)和修昔底德(Thucydides，前460年至前455-400年)都是大家都熟知的人物，生活的年代就是公元前五世纪，书中怎么错成了公元前十三世纪?(第83页)稍微了解古希腊文化的人都不会看不出来呀?佩氏的书是给初学者看的，对他们而言，最紧的倒不是观点和史料的正确，而应是材料不能有错。上面说的虽然不是什么大问题，对读者来说总是个遗憾。
(《希腊艺术与考古学》，[美]约翰·格里菲斯·佩德利：李冰清译，孙宜学校，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8月版，88．00元)
作者：王纪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