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必大家在写论文的时候都会遇到烦恼，小编特意整理了一些《电视剧全球化和文化研究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近年来，有关全球化问题的讨论方兴未艾，全球化与本土化、西方中心与东方本位、普遍性与特异性、西方霸权与民族主义等问题的探讨使得全球化问题逐渐进入公众视野。许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对全球化的影响有着见仁见智的理解。
电视剧全球化和文化研究论文 篇1：
生活中一方最大的屏幕
说起电视剧，大家脑海里总会浮现出“晚饭后、睡觉前、沙发土豆杀时间”的场面。从前，电视剧的主营对象是概念化的“阿姨妈妈”，而学院派的文化研究者，往往被简单归类为“不看电视剧”人群，似乎非如此不足以与“反智”、“庸俗”、“虚掷光阴”等有关电视剧的贬义词划清界限。
但如今，情况正在发生微妙的变化。
为什么是电视剧
7月9日，“2011—2012上海优秀电视剧创作研讨会”在沪举行，京沪两地70余名专家学者参与其中，为沪产优秀剧总结创作经验。短短5天之后，以“电视剧与当代文化”为主题的第八届中国文化论坛亦于上海举行，学界、业界、民间研究者济济一堂，齐为国产电视剧把脉。
香港中文大学教授王绍光率先发表声明：“文化人也看电视剧。像我，就是前30年读小说，后30年看电视。”上海小说家孙甘露也明言：“电视剧所产生的社会影响力已经取代了小说在观众中唤起的注意。”
相比文学、电影、话剧、音乐等艺术门类，近年来，每晚固定登上各家各户荧屏的电视剧集，已经有目共睹地跃居最流行的大众文艺之位。不仅如此，它甚至还大幅占领了文艺批评主流对象之席，成为研究者热衷的议题。从“看不起”到“凝神细看”，学界对电视剧的态度转变，变相证明了电视剧对于当代社会影响力的增强。
为什么是电视剧，而不再是小说或电影？
首先要归功于巨大的产量。以2011年为例，全国立项制作的电视剧达469部、近1.5万集，交易额高达76亿。而其中能登上黄金时段的也有6000集之巨——图书或电影的影响力几乎难以企及。
如此大量的剧集，题材亦涉及当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被上海大学王晓明教授誉为“呈现生活中一方最大的屏幕”。而在北大教授、著名影评人戴锦华看来，电视剧就像“当代说书人”：“且听下回分解”式的叙述形式无疑最为有效地承担起“重建常识系统”的重要功能，在观众中间达成了关于常识的高度共识，竖能“缝合不同历史时段”，横能“连接庞杂的情感结构”。
相形之下，文学和电影已经走向小众化和分众化。“电影正在成为一种炫耀性的文化消费。而即使是近年来流行的日韩英美剧，更多也还是分众市场，并没能超越国产电视剧真正的主流地位。”
的确，观众对社会的理解有一大部分来自电视剧。仰赖其中相对明确的道德判断，电视剧正在成为不容忽视的社会价值观来源。就连文化人馈赠海外亲友的礼品榜单中，也大量出现电视剧DVD的身影——无论历史或现实题材，它都能成为温故知新的文化选择。
中国故事，上海创意
有一个词最近很流行，刚刚过去的上海国际电影节上，它是影坛中坚力量热议的话题；关于电视剧的探讨中，也少不了对它的粗解细剖，它就是——中国故事。
戴锦华说，好莱坞早在上世纪90年代已经来过中国寻找故事：“他们的历史才几百年，故事早就讲完了。哪像中国，历史脉络几千年，又遇到千年未有的大变局，从来不缺少丰富的个人生命体验。”
故事虽多，如何选择，怎样铺排，却非易事。记得导演彭浩翔曾说，创作需要打破规则，但不能破坏原则。原则何在？具体到电视剧，即是几十年来积淀而成的成熟类型。目前，历史宫廷剧、近代传奇剧、家庭伦理剧、都市爱情剧、新革命题材剧和谍战剧等成为占据荧屏的主力剧种。
类型的相对固定一方面让创作人有迹可循，另一方面又极易成其窠臼。像一个关于中国人开店的笑话：有人在街上开洗衣店赚了钱，后来者不是选择开超市、餐馆、宠物店去完善整个社区商业模式，而是一窝蜂地都开起洗衣店，竞相以低价招徕顾客，终至恶性循环，难以为继。中国电视剧中的宫廷剧和谍战剧就都经历过一窝蜂的情况。
实际上，即使是类型剧创作，但凡能领一时风气者，怎么都要“旧瓶装新酒”，打破一些既定的规则。譬如《潜伏》、《悬崖》能从众多谍战剧中脱颖而出，前者选择颠覆传统的革命叙事，用当下的价值观完成了对历史的重新书写，此之谓“时态的更替”；而后者借鉴美剧创作方式，用特殊的节奏和“走心”的人物塑造方式，完成了一次“语法的创新”。
观众对优秀电视剧的记忆，往往远超创作者的想象——复旦大学教授陈思和甚至还记得16年前的沪产电视剧《儿女情长》末尾，童家阿爹是落葬在哪个公墓。虽然他提出这个例子是想提醒《儿女情更长》的编剧，似乎在前后两部剧中搞错了地点，需要更注意细节上的统一。而《儿女情更长》亦因其对时代新生态的把握，登上了央视一套的黄金时段——这是国产电视剧的默认标杆。沪产电视剧于近两年呈现“井喷”之势，仅仅今年上半年，已有12部剧集登陆央视。《开天辟地》、《幸福密码》、《誓言今生》、《风和日丽》……从大气象到小家庭，取材的广泛和制作的优良都创下历年之最。
据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秘书长郦国义透露，对原创剧本的重视在沪产电视剧发展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从2010年到2012年，上海对电视剧文学原创剧本的投资已经增长了350%。
一切为了收视率？
收视率就像一张阴晴不定的天气预报单，前一刻还是风和日丽，下一秒兴许就是沙尘滚滚。作为衡量电视节目的重要标准，收视率的客观公正问题屡受质疑。反对的声音认为，将收视率作为产量化指标有欠公正，不利于部分严肃节目的生产；而支持者则称，即使收视率制度再不完善，一旦它向所有节目开放，照样能达成相对的公正。
也有研究者认为，与优秀电视剧作相比，一些剧情“白烂”的三流作品反而能在收视率上“占便宜”——原因在于低端信息虽然没有长远生命力，从心理学上说却更容易“入眼”。观众明知其恶俗，一边骂，一边也会停下来不由自主地看上几眼。
但问题的关键，其实还在于国内的收视率标准难以与国际接轨。目前国内权威的央视－索福瑞媒介研究有限公司（CSM），以全国范围内的5000余户家庭为测量仪样本。虽然相比过去的3000余户有所增加，但调查对象仍以40岁以上的主流收视人群为主，许多其他人群并没有被代表。
而据来自民间的影评人“麻绳”表示，在西方，事关收视率的调查会基于收视人群的不同教育程度：“以美国为例，电视收视统计有两个数字，一是收视观众总数，二是收视率。但这个收视率其实并不计算全体观众，而是只统计18—49岁年龄段的观众收视比例。去年这个区间人数是1.3亿，广告商对其更为看重，因为他们具有购买力。美国的所谓收视率其实是剧集所带来的广告收视率，因此美国的电视剧会更加年轻化。”
收视率统计上的不同亦导致了创作上的差异，美剧“边拍边播”的制播体系如今已是众所周知。而这样的“直播型”电视剧，近年来也开始在韩国流行。来自韩国木浦大学的林春城教授说：“边写边拍边播，表面上仍然是编剧写剧本，导演基于剧本拍摄。但播出后若收视率不好，制片公司老板和电视台制片部长马上会出来干涉，其根据就是广告客户。表层是编剧写导演拍，中层上被收视率左右，深层上则由广告客户作主。换句话说，收视者为王，但王的背后还有太上皇，就是广告客户。”
收视率狂潮的背后，有一双资本的手。林春城认为，“随着资本全球化，资本的性质也在变化，从初期的工业资本变成商业资本，再变为金融资本，如今则是文化资本。”今年，上海银行为东方传媒集团的《誓言今生》提供960万贷款，创造了上海影视机构与金融机构合作的全新模式。一方面，资本为文化提供了无与伦比的创作环境；另一方面，文化受到资本牵制，“文化资本的日益权力化”正成为令研究者忧虑的新问题。
补药还是毒药？
“直播型电视剧”作为西方一种成功的制播模式，对中国从业者而言具有颇大的诱惑力。国内虽然尚未有“边拍边播”剧，上海的多季剧《爱情公寓》却已热播三季，并在互联网视频平台获得超过10亿次的点击量。
新兴媒体的出现颠覆了传统收视率规则。在上海大学影视学院副院长聂伟看来，“传统的国有制作公司和民营新媒体正双轮并驱、竞争合作。《爱情公寓》反映了上海创作团队的优秀潜质。”关于新老媒体，他打了个形象的比喻：“从前我们看电视习惯身体后仰，如今在网上看又变成不自觉地前倾，一仰一倾之间，不同的传播方式已经改变了我们的生理曲线。”
未来，会否是直播剧或迷你剧的天下？研究者对此并不乐观。林春城简单总结了韩国电视剧的历史：“韩国和中国一样，也被戏称为‘电视剧共和国’。韩剧有50多年历史，从70年代在演播室拍摄的‘日日剧’，到90年代脱离演播室，大河剧和迷你剧流行一时。如今‘韩流’和‘日流’褪去，‘华流’则有升起之势，最近一些韩剧可能从中国穿越剧中得到启迪。其实历史剧是韩中两国都欢迎的剧种，我看了《三国演义》、《步步惊心》，也看过《甄嬛传》，让我想起韩国，最受观众欢迎的是开国大王的故事，比如讲朝鲜太祖的《龙的眼泪》、高丽太祖的《太祖王建》、渤海太祖的《大祚荣》。2000年后韩国超越50%收视率的7部电视剧中，有4部属于历史剧。”
相比靠情节和节奏取胜的美剧，不少研究者认为，擅长情感渲染和铺陈的韩剧、日剧，对国产电视剧的借鉴也许更大。在美国生活了十多年的颜海平对此有更直观的感受：“美国观众早已习惯了一部剧可能播十多年，而中国观众更喜欢长时间连续播出的形式”。用《儿女情更长》编剧李云良的话说：“中国观众更喜欢‘连台本戏’。”
而在戴锦华看来，美剧的另一大弊病在于“烂尾”：“拍着拍着，就偏离了最初的表达意图。”她认为，美剧的工业规模并非胜在‘大’，而是成熟的分众市场和做到极致的分工。
和大多数工业一样，“走出国门”往往被从业者视为最高追求。说到文化输出，国产电视剧仍有怯场之意，原因正是：缺少价值观。研究者不惜用“无主体的导演”和“不争气的观众”来形容施受双方的过错。
曾执导《激情燃烧的岁月》、《我的团长我的团》等名作的导演康洪雷，点名批评武侠剧和宫斗剧：“常常看到这样的场面，迎面走来一个白裙飘飘的妙龄女子，只见她手起刀落，将一个活生生的人砍杀，脸上却没有丝毫痛苦的表情，一切都像理所当然——我们要对外输出的价值观在哪里呢？莫非是表达对生命如此地不尊重？《甄嬛传》也是如此，没有伦理，只有阴谋。观众正在习惯于欣赏表里不一的人物，被其中的谋略、权术吸引，这难道就是我们主流的价值观？”
复旦新闻学院广播电视系主任吕新雨把“无主体”的创作喻为“洒狗血”，只知迎合市场，却无视价值主体的中空和苍白。诚如戴锦华所言，“中国崛起”四字，可见度之高前所未有。但近百年来文化虚无主义所致的自轻自贱倾向，使我们没有自觉也没有自信去问，一旦屹立于世界之林，中国对全人类究竟意味着什么。
正所谓“虚不受补”，熟稔“成于中而形于外”之理的国人，又岂有不知之理。
电视剧全球化和文化研究论文 篇2：
全球化语境与中国经验
近年来，有关全球化问题的讨论方兴未艾，全球化与本土化、西方中心与东方本位、普遍性与特异性、西方霸权与民族主义等问题的探讨使得全球化问题逐渐进入公众视野。许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对全球化的影响有着见仁见智的理解。在这样的大背景下，2004年10月6日至10月9日，由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主办、《文艺争鸣》杂志社协办的“全球化语境下的中国文学理论及文学批评发展状况”学术研讨会在长春召开，来自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学、吉林大学、哈尔滨师范大学、湖北大学、沈阳师范大学、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专家学者和《中国社会科学》、《文学评论》、《文艺争鸣》等刊物的代表以及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现当代文学和文艺学专业的各位老师，就这个问题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
全球化语境下的文学及文学研究是否会终结？
探讨全球化语境下的中国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其前提是文学能够存在和发展下去，这是我们研究问题的逻辑起点。美国学者J·米利斯·希勒认为电影、电视、因特网正在以越来越快的速度取代印刷机，电影、电视、因特网产生的大批形象，打破了虚幻与现实之间的区别，破坏了现在、过去和未来的分野。新的电信技术越来越取代文学，文学研究的时代已经过去，文学逐渐要走向消亡。对于米利斯·希勒的这个观点，北京师范大学的童庆炳教授首先给予了批驳。童庆炳教授认为，米利斯·希勒和许多学者把文学的边缘化和文学的消亡这样两个不同的问题混淆等同了。米利斯·希勒所论证的，并没有充分的理由证明文学必将消亡，而是说明了文学正在走向边缘。文学之所以在高科技时代，在图像艺术冲击下仍然不会消亡，最根本的一点是因为文学所创造的是一种内心的视像。一般而言，电视剧、电影是一种外视图像。文学的独特性在于它的语言。在文学作品中，语言是媒介，但又超越媒介。当一个作家在运用语言文字处理自己的思想感情时，实际上已经在悄悄变化，语言文字变成了一种气韵、气势，作家的一切都不自觉地投入进去，他的经历、体验、思想、感觉、感情、联想甚至人格都融化到语言当中去了。语言已经混为一个整体的东西，不再是单纯的、表达某种意义的语言媒介了，所以文学语言构成的这种丰富的体验就不是其他媒介轻易可以翻译的。其次，人类只要还有情感需求，还需要表达，文学就不会消亡。既然文学有自己独特审美场域，有自己独特的“指纹”，它永远会有文学人口，文学不论如何边缘化，文学是不会终结的，文学不会终结，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才会生存下去。
东北师范大学孙中田教授梳理了全球化的诸多提法，并指出即便是在全球化语境下，中国的文学是不会消亡的，文学理论也不会消亡，但是它在变，它是一个动态的结构。我们研究文学问题不能从一个固定的概念、结构出发，把文学及其理论固定在某个框架下，那是不现实的 。所以，文学以及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应该打开封闭的状态，做到中西融通，突破狭窄的框子，扩大文学研究的视野。
《文学评论》杂志社胡明研究员则考证了“文学消亡论”的来龙去脉并从现实生活事件的考察否定了文学即将终结和消亡这一提法。他指出，“消亡论”的提出最早出现在哲学界，然后有人提出“历史的终结”、“文学的终结”。“文学的终结”这个问题的提出是值得怀疑的。有人认为人类的文学能带给我们的创造性文明在网络和图像的侵袭文学之后就已经基本结束，这也是值得怀疑的。现在的英国和美国，经济上超过我们至少几十年，早就进入了影视时代和图像时代，但是，在英美等国文学是没有消亡的。英国人特别爱看小说，有许多人在坐着地铁上班的途中都是在读莎士比亚、狄更斯。
《文艺争鸣》杂志社张未民主编认为，文学边缘化是不争的事实。文学虽然边缘化了，但它没有一个确切的边界，而是一个边疆，是一个地带。边缘化的文学地带，它是诱人的和有探索价值的。南京大学王彬彬教授在发言中认为，“文学消亡论”是个“伪问题”，无论是从现实的角度还是逻辑角度都是不成立的。人民文学出版社李建军博士认为，只要人类有痛苦和灾难，人类就要表达，就会有文学生存的土壤，文学就不会消亡。
全球化语境下的中国的文学、文学研究现状的反思与对策
在全球化的视域下，如何立足中国语境来反思和观照我们中国的文学和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现状，这也是本次研讨会讨论的焦点。童庆炳教授认为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主要是研究文学事实、文学经验、文学问题的，而不是像某些学者所说的文学研究要消亡了，趁着文学还在苟延残喘的时候，丢开文学本身，用文学去研究城市规划、购物中心、街心花园、超级市场、流行歌曲、广告时装、环境设计、居室装修、健身房和咖啡厅。胡明研究员对当下掀起的改编文学作品的浪潮提出批评。他认为这些改编的电视剧、电影是无法超越文学作品本身的，被改编成影视作品的“四大名著”留下了不堪入目的硬伤和常识性错误。他还批驳了认为电脑能够控制文学，网络文学才是真正的文学这种观点。《文学评论》杂志社的王保生研究员深刻反思了我们当下的文学批评现状。他认为，虽然我们现在的文学批评处在一种众声喧哗的时代，可以把当下文学批评的话语分为四种：普通民众话语、权力话语、商业话语和专业话语。这四种话语中现在是权力话语和商业话语是主流话语，而起着真正提高文学水平的专业话语存在着各种浮躁、功利、技术化操作和虚假繁荣等问题，这是需要我们亟待解决的。张未民主编认为虽然是谈论全球化语境的问题，我们的立足点应该是面对中国的现实，关注中国语境的问题，立足点还应该是中国。如果我们以全球化的大视角并立足于中国语境来观照中国的文学以及文学批评，其现状是不令人满意的。
王彬彬教授反思了近年来文学走下坡路的原因。他认为文学走下坡路的主要原因有两个：其一，先锋文学以及先锋文学理论对当下文学不堪的现状负有责任。从50年代开始，虽然把现实主义作为一个唯一的、最高的原则，但是从50年代开始，文学就是处在意识形态的严密控制之下，是没有真正的现实主义的。80年代以来，现实主义文学刚有一个可以比较充分发展的外部条件时，这一理论马上被先锋文学及其理论宣布为过时了。写什么完全不重要，重要的是怎么写，作家不再关注现实而是去玩弄技巧；其二，从80年代中后期开始，就有一些作家出来消解文学的神圣性。作家不再认为自己需要承担也没有资格承担启蒙的责任，只是认为自己是个码字的。文学开始逃离读者，不再关注生活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逃离中国人曾经和现存的最痛苦的一些问题和现状，许多读者思考的问题，在文学里找不到答案不说，也找不到丝毫的共鸣。李建军博士认为，当前中国文学所面临最严重的问题是情感的缺失。我们应该恢复一些人类最基本的、最朴实的对情感的敬意，比如爱、正义感、怜悯心、对恶的东西的仇恨和对善的东西的热爱。同时，道德水准的低下也是一个不容小视的问题。作家要深刻地体验一种道德的痛苦，体验道德的残缺和扭曲带给他的焦虑，反思人类身上的一些问题，然后给人带来一种人格的净化，带来人格升华的力量。再者，汉语的美感的缺失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许多作家对汉语的一种诗性意味的感受能力都丧失殆尽。《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王兆胜博士认为现在文学失去了仁慈与温暖，反而因为作家本身道德的迷失和价值的失范而变得不堪。文学作为一种无用之用，每一个从事文学事业的人都应该从内心去热爱她。作为批评家，应该重新拾起文学的常识，构建已濒临混乱的价值体系，而不是对此视而不见或者火上浇油。北京师范大学的赵勇副教授通过当下大学生质疑、消解一切文学经典以及不读文学经典的现状，分析了文学理论和文学的关系，反思了中国文学理论研究存在的各种问题。当下的文学理论、批评方法本身是存在问题的。比如流行的文化研究的思维模式就在一定程度上误导了青年学生。东北师范大学的程革教授认为，当下的批评，是“失据”与“失责”的批评。炒作的批评、随帮唱影的批评、党同伐异的批评、恶意攻击的批评、望文生义的批评、趋炎附势的批评肆意横行。韦勒克认为批评活动中对作品“意义的阐释”和“价值的判断”是不能截然分开的。批评家在阐释意义的时候不能放弃对价值的判断。当下许多文学赞美专制、歌颂暴力、美化无耻、艳羡腐朽、认可奴性、反对人道、蔑视人性、倡扬兽性，批评家却对此熟视无睹，这是批评家的失职、失据和失责。
哈尔滨师范大学冯毓云教授从建设性的角度出发，认为我们既要立足于中国的现实，又要借鉴西方已有的经验。既不能像后现代主义所宣扬的进行完全的解构和彻底的颠覆，也不能固步自封，而是做到两者的交往和对话。中国的阶级分层加剧，审美趣味也变得多样，因此我们不能用一种合法性来否定另一种合法性，要承认多元性，做到互相融通。
具体个案的分析
除了宏观上分析了中国文学以及文学研究的现状之外，还有一些学者从具体的事件或文本来探讨这一问题。李建军博士通过对当下流行的文学作品以及影视艺术如《废都》、《檀香刑》、《英雄》、《十面埋伏》等的细读来反思我们文学创作中所存在的问题。他认为现在的批评家对作家的才华的理解是很成问题的。才华是对伟大的意义和价值发现的一种能力，而不是玩弄各种技巧。伟大的有才华的作家是要对人类的困境有深刻的思索和发现，建构一种意义，提供一种价值尺度，其内心应该是温热的。而中国当下许多作家的内心是冰冷的，精神生活处在一种混乱状态，无法正常地去表达人的一些自然、朴实的情感。赵勇副教授通过对此前不久的“日常生活审美化”论争做了具体的分析，认为这事实上是无视中国现实的“伪问题”。
哈尔滨师范大学罗振亚教授是以上个世纪末中国诗坛的一次诗歌事件即知识分子写作与民间写作的大讨论作为切入点来探讨全球化语境下的中国的文学以及文学研究这一话题的。他认为民间写作和知识分子写作的争论已经被公认为是朦胧诗论争以来的关于诗歌发展方向的最大的一次讨论，虽然规模影响不能和朦胧诗的论争比，但其激烈的程度却是空前的。虽然这场发生在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写作之间的论争弊端重重，但是不能抹煞他们的正面价值，对之应尽可能地给予理解和正视。双方在争夺话语权的论争中，使得知识分子写作、民间写作这两个本来比较含糊的概念有了较为确切的含义，比如写作资源、美学旨趣等问题逐渐清晰，诗歌的观念也得到了积极的反思和梳理，两种写作方式的冲突和论争也为诗歌的发展带来了契机。论争导致的分化，为更年轻的诗人抛头露面提供了机遇，为70后诗人的横空出世搭建好了平台。
湖北大学刘川鄂教授是从“现代性”这一话题来反思全球化语境下的中国文学以及文学批评的。认为我们的现代性并没有完成，“五四”所提倡的民族、平等、科学等价值从来没有成为过现代中国的核心价值观念。如果我们以后现代的东西来遮蔽我们现实中的很多问题，对我们知识分子而言，这是一种严重的失职。尽管我们的文学、文学研究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但是我们要用世界优秀文学作为参照，这也是我们评价一切文学的一个基本标准。
最后，本次大会的主持人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逄增玉教授做了总结发言， 他认为全球化对我们而言既是一种挑战也是一次机遇。全球化为我们打开了研究的视域，提供了许多新的方法以及交往对话的平台，我们可以从跨学科和跨文化的视角建构出一种全球化的理论或文化，发挥全球化与本土化的互动作用，使得跨文化的研究成为文艺学科新的生长点。全球化刺激了中国文学的消费功能的无限扩张，情节、故事的集体仿同，欲望化写作以及身体的写作的大行其道等问题都是值得我们反思的。全球化并不等于文化（文学）的同质化、单一化，而是不同文化在全球层面进行大规模交流和对话的互动过程，我们的立足点应该是中国的现实和语境。逄增玉教授最后说，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暨文艺理论教研室、《文艺争鸣》杂志社筹办的此次研讨会，对许多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讨和交流，虽然还存在或隐或显的问题和分歧，但通过这次讨论，使得“全球化语境下的中国文学理论及文学批评”这一论题进入学术视野，为以后这一课题以及相关课题的研究和讨论提供良好的契机。今后，我们愿意继续提供这样的交流平台，使大家共同关心的问题能够在学术和学理的交流探索中得到深化和阐扬。
（作者单位：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
作者：李明彦 苏 奎
电视剧全球化和文化研究论文 篇3：
全球化语境下“中国文化走出去”与徽文化对外传播
摘 要：在全球化语境下，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徽文化应走向世界，增强国际影响力。结合“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徽文化对外传播可采取多样化和层次化的内容、以受众为主体的多元途径和叙事方式、官方与民间共同协作的队伍等，打造全方位对外传播格局，在展现徽文化独特魅力的同时彰显其时代意义，塑造安徽品牌，提高安徽“软实力”和竞争力，同时从地域文化方面进一步增强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
关键词：徽文化；对外传播；全球化；“走出去”战略
Key words：Hui culture；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globalization；“going out”strategy
徽文化是古徽州文化的简称，主要指歙州在北宋宣和三年，即公元1121年，改名为徽州后，其境内一府六县，也就是歙县、休宁、婺源、绩溪、祁门、黟县，尤其在明清两代，所具有鲜明时代特色与地域特色的文化[1]。作为历史时期特别是明清以来徽州境内孕育形成的文明程度较高的区域文化[2]，徽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文化史上具有重要地位。文化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体现[3]，中国在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不断发展的今天，越来越重视通过文化对外传播宣传、塑造国家形象。党的十七大报告里提到“文化软实力”这一概念，并强调在当今时代，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民族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在全球化的宏大现实语境下，推进“中国文化走出去”成为中国新形势下国家层面战略之一。近年来，安徽省响应国家“提高软实力”号召，在“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指导下，积极向世界推介徽文化。
二、徽文化对外传播的现状及不足
早在1997年，安徽省委和省政府就提出了“打好徽字牌，唱响黄梅戏，建设文化强省”的战略口号。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于1999年成立，安徽省和黄山市也分别成立了徽文化研究会。以研究徽文化为主旨的徽学得到了广泛的认同，海内外学者越来越重视徽文化和徽学的研究，各地徽学会纷纷成立，徽文化逐渐走向世界，学者们从不同的视角探讨和研究徽文化。
在徽文化对外传播的理论研究方面，学者们结合不同的侧重点进行了探讨，如有学者以旅游利用与文物保护为例，探讨徽文化的传承和发展，认为徽文化的可持续发展在于顺应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需要[4]；有学者从徽文化“和谐、善治、功效”的基本价值出发，探讨徽文化的教化功能，认为徽文化对塑造安徽的区域品牌、促进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现代意义[5]；蒋兆雷和黄洪雷[6]结合传播学视域，认为做好徽文化传播，要提高徽文化传播者的素养，创新徽文化传播的内容形式，这是加强安徽文化强省建设的重要途径；任良耀，陈春萍和陈铭[7]通过调研，总结出徽文化对外传播的具体途径，即官方交流为主、学术交流和民间交流为辅。学术理论研究涉及徽文化来源、发展、历史、内容、特色、地位、价值、对外传播途径和意义等内容。
在徽文化对外传播的实践方面，安徽省各界都在通过种种途径努力向外界推介徽文化。如2009年“皖南国家旅游文化示范区”的设立，创建了旅游与文化相结合的发展模式。2011年，安徽省更是提出了“徽文化，让旅游更精彩”的口号，进一步弘扬徽文化，推动文化、旅游融合发展，吸引境内外的游客通过旅游这一途径直接感受徽文化，旅游成为徽文化对外传播的一个有效渠道。另一个推介徽文化的方式是通过举办各种节日和庆典活动，如“黄山国家旅游节”“国际徽商论坛”等节庆活动的举办，吸引了海内外宾客，也进一步推进了徽文化的对外傳播。除此之外，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安徽省举办各种徽学学术讨论会30余次，国际性学术讨论会8次，这些都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徽文化的国际交流和对外传播。
但是在徽文化的对外传播方面，依然存在若干问题。具体如下：
第一、在西方社会知名度低。徽文化的对外传播，多偏重于旅游、表演、展览等以安徽省官方主办或支持为主的展现方式，虽得到了很多国内各大新闻媒体、社会媒体的及时报道，但在表面热闹的背后，实际上在西方的主流媒体、主流社会、主流文化中报道不多，知名度不高。
第二、缺乏文化价值的输出。对外输出的文化产品在内容上与西方社会的接受程度与习惯还有一定的距离，如展示徽州民俗文化的一些表演，往往只被观众认为是“有趣”。而只有当自身的文化价值观得到广泛的传播和认可的时候，才具有文化“软实力”。这些“有趣”的表演缺少与徽文化核心价值的有机结合，因而缺乏文化思想价值输出。
第三、缺少大众化接受形式。目前徽文化的系统研究成果多为理论研究，如一系列徽学研究论文和丛书的刊出和出版，这些都是精英化的理论研究。但在对外传播中，大众化的受众接受模式才能提高文化的影响力。当前还没有建立系统的徽文化对外传播机制，缺少将精英理论研究成果转化为广大大众所能容易接受的形式。
第四、表达技巧尚有待提高。徽文化的一些对外传播翻译作品采用中国化的语言和思维方式，不太注意用国外受众习惯的话语方式来表达推介徽文化，使得国外受众觉得套话、空话较多，引起了受众的文化反感和排斥。还有一些对外传播作品中存在翻译表达失误等，这些都影响了徽文化的对外传播接受程度。
整体而言，徽文化的对外传播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也存在一些现实问题和不足，如何有效地将徽文化推介到世界，让徽文化“走出去”，仍有待进一步的分析和探讨。
三、徽文化对外传播的策略思考
全球化语境下，徽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分支，要做到“走出去”，就应积极探索与拓展对外传播的策略和具体路径，以提升国际影响力。结合前文已分析的现状和不足，可从对外传播的内容、途径和队伍三个方面进行进一步的探讨。
（一）徽文化对外传播的内容
在当前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的背景下，中国要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作为国家软实力体现的文化“走出去”已成为重要的影响因素之一。而文化对外传播能否取得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受众对所输入的文化是否产生文化认同。文化认同不是受众对某种文化浅层次的欣赏或赞叹，而是从内心深处对该种文化内在价值的认可和接受，进而融入到自己的价值体系中。因此，为了获得西方社会受众的接受和认同，对外传播的徽文化不仅需要展示自身的独特性，还要兼具价值普遍性。
第一、对外传播内容的多样化。面对具有不同文化趣味和价值观的多元化受众，徽文化的对外传播内容也应多样化，既要感性直观地对外传播徽文化，也要选取一些有针对性的题材，体现具有人类共通主题和价值观的内容，如情感、教育、人性、艺术等加以宣扬和传播。推进西方受众以旅游方式亲身体验徽文化的独特魅力，就是感性直观地传播徽文化，给受众以直观的视觉感知，从而更加容易接纳这种外显的文化元素。此外，体现徽文化精神内涵和内在价值的徽派建筑、徽派版画、徽州三雕、徽州村落、徽州戏曲、徽州民俗、徽菜等，都具有鲜明的徽州特性和极高的文化价值，同时也是人类共同主题—人性、艺术的体现，将这样的内容有针对性地对外宣传和推广，容易得到受众对其艺术价值和现实价值的肯定，从而促进徽文化的对外传播。
第二、对外传播内容的层次化。全球化语境下，文化对外传播注重受众的主体性地位[8]。想要得到西方社会受众的认同，就不能仅仅停留在徽文化独特性的展示层面，而是要更深层次地发掘出既有徽州特色又有现实价值的徽文化内容，以得到受众的理解和认同。如体现徽文化精髓的徽商精神和徽式教育：徽商讲究“诚信贾道”“财自道生，利缘义取”，徽商精神“以诚信为本，以义为利”[9]，这正符合当今社会重视诚信价值观念的需求；而徽式教育是徽文化中已成体系的一种教育观，取得令人瞩目的教育成果，使得徽州人才辈出，这种体现徽州人重视教育并取得辉煌成就的教育理念对于当今社会仍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这些符合受众基本价值观并能引起人们思索的内容在徽文化对外传播中更易得到接受和认同，从而有助于徽文化的“走出去”。
（二）徽文化对外传播的途径
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文化的“走出去”需要适应快速发展的信息技术时代的要求，建立多元的对外传播交流方式。徽文化的对外传播也应如此。
第一、结合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资源。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互联网飞速发展并对全球经济文化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0]。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对外传播方式就要与时俱进，充分利用互联网这一新媒体资源，构建立体化的全方位国际传播体系[11]，改变绝大多数西方受众只能通过西方主流媒体了解中国这一现状。徽文化的对外传播也是如此，要将以报纸、广播、电视、杂志为代表的传统媒体与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兴媒体相结合，采用推特、博客、微博、微信等信息传播方式，构建范围广、受众广、信息量大的“全媒体平台”文化对外传播体系，以大力提升文化的传播范围、影响范围和效果，提高文化产品的知名度[12]。
第二、充分利用影视途径传播徽文化。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网络多媒体技术日益普及，数字化的多媒体传媒对大众尤其是年轻人具有极强的吸引力。可以充分利用视觉化传播手段特点，将徽文化与视觉艺术、信息技术有效结合，特别是运用影视方式对外传播徽文化。影视传媒是广大受众喜闻乐见的一种传播途径，容易得到受众的接受和认可。如“二战”后，美国的好莱坞电影和美剧风靡全球，将美国人崇尚自由和个人英雄主义的精神内涵传播到了全世界；近年来，韩国电视剧和日本影视剧、动漫风靡亚洲及至全世界，将其价值观的宣传扩展到了全世界的范围。徽文化的对外传播也应充分利用影视化这种方式，将徽州人民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推销到全世界。
第三、调整徽文化对外传播叙事方式。在文化对外传播中，传播者和受众因各自的文化立场，易使受众对所输入的文化产生误读，甚至会成为文化对外传播中的障碍[13]。传播学认为，传播者译介的过程是文化干扰的过程。传播者对受众文化需求了解得越多，文化干扰在文化输入时就越低，反之则越高。因此，减少文化干扰的最佳方式是将传播者和受众置于同一文化环境[14]。在徽文化的对外传播中，为了避免文化干扰影响传播效果，可与文化受众国合作，采用受众所习惯的敘事视角、叙事方式讲述推介徽文化，既可以生动地展示徽文化的外在形象，又可以用西方受众习惯的叙事方式表达徽文化的精神内涵，使之感兴趣而又听得懂，从而减少文化误读的几率。
第四、开展多种交流活动传播徽文化。针对徽文化在西方主流社会知名度不高、国外民众所知不多的情况，可开展丰富多样的文化传播和交流活动，以促进推广效果。如政府可以和西方一些国家或城市互办文化交流季、展览月、体验周等活动，提升在西方社会的知名度；举办题材丰富、形式多样的各种民间艺术节、旅游节等，吸引西方民众的好奇心和兴趣；举办国际徽文化交流研讨会，加强国内外学者交流和互动，扩大国际影响力；参加国际各种类型的展览会，推广徽州民俗工艺和文化产品，让世界各地人们近距离接触和感受其魅力。这些灵活多样的文化交流活动和平台，都可以很好地展示徽文化的特色和魅力，有利于提高徽文化国际知名度。
（三）徽文化对外传播的队伍
在全球化语境下，文化差异制约着中国文化的有效传播，影响着“走出去”的效果。面对千差万别的外国受众，只靠政府千篇一律的文化报道，是很难取得理想的文化对外传播效果的[15]。因此，想要全方位地对外展现徽文化的特有魅力，就需要建设一支由政府机構、社会团体还有广大民众共同协作组成的对外传播队伍。
第一、重视官方主导作用。在徽文化对外传播中，政府应结合当前“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发挥核心主导作用，系统有规划地向世界推介徽文化的繁荣与创新。如为徽文化“走出去”制定指导性、纲领性的政策文件，建立徽文化海外文化产业基地，支持主流媒体在海外设立分支机构传播徽文化，设立徽文化国际传播贡献奖等文化奖项，为徽文化的对外传播提供良好的政府支持环境。此外，无论是组织各种徽文化对外传播的节日庆典活动，还是表现徽文化民俗文化的文艺表演，政府主导行为都具有无可比拟的权威性、号召力和不可替代性，因此，在徽文化的对外传播中，需要各级政府机构的官方主导和引导。
第二、重视学者之间交流。学者通常是某一领域的专家，往往拥有较大的话语权，所发表的见解也较容易得到传播对象的认同[16]。因此，国内外徽学学者之间的交流，可以推进徽文化走向世界学术界，提高国际影响力。当前的徽学学者之间的交流多是通过参加国内外研讨会进行的，在研讨会后，会有专门的会议论文集出版，扩大会议影响。除了重视学者参加研讨会和发表期刊论文之外，还应完善国内外徽学学者的文化交流机制，不断扩大和加强海内外徽学学者之间的学术交流。此外，还应鼓励一些国内徽学精英学者走出国门，致力于向国外学者和大众宣讲当代徽文化的精髓，扩大徽文化在国际的影响。
第三、重视翻译人才培养。翻译人才的质量影响对外传播的文化质量，质量不好的翻译文化作品会使国外受众误解或错读，会对文化传播起到负作用。徽文化的对外传播不仅在内容和方式的选取上要注意符合西方受众的价值观、接受心理、理解能力等，在徽文化优秀作品的翻译方面也要兼顾西方受众的审美观、兴趣和阅读习惯，用与之相适应的翻译策略和方法，才可以符合受众的阅读习惯，使之理解和接受徽文化。因此，要培养一批能从跨文化交际角度出发，用国外受众接受、理解的形式翻译徽文化作品的翻译人才，以有效对外传播徽文化，将其更好地推广到全世界。
第四、鼓励社会机构参与。随着经济和文化全球化的深入发展，民间对外交流日益频繁，各种社会机构、非政府组织、公司企业等有了更多的机会进行对外文化传播活动，民间力量已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文化对外传播生力军。政府可以顺应这种潮流，充分挖掘民间资源，鼓励、引导各种社会机构、组织和企业等参与到徽文化的对外传播中来，在与他国民众的交流中，发挥徽文化传播使者的功能，担负起对外传播徽文化的使命，形成与官方传播相配合的多元传播格局。通过发挥多方面社会机构的积极性和各种社会渠道的应有作用，徽文化的对外传播将会取得更好的效果。
第五、鼓励广大民众参与。随着互联网、手机、微博、微信等新兴媒体的使用，自媒体传播时代已经到来[17]。在自媒体时代，每个人都既是信息的接受者和消费者，也是信息的传播者和生产者。每个人都可以成为文化形象的代言人、文化交流的使者，广大民众已成为文化对外传播主体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外，群体传播具有的自发性、平等性、交互性等特征，给文化对外传播也提供了更广阔的平台。因此，在徽文化的对外传播中，要顺应自媒体时代潮流，利用自媒体新媒介，拓展群体传播，鼓励广大民众参与，以拓宽和开辟更多的徽文化对外传播媒介渠道，达到更好的对外传播效果。
四、结语
做好徽文化的对外传播，既可以提升安徽人民社会生活的文化内涵，也有助于进一步塑造安徽区域品牌，提高安徽的“软实力”和区域竞争力，从而促进安徽的经济发展。在尊重徽文化本身文化价值的基础上，结合全球化语境和“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指导，徽文化的对外传播要讲究与时俱进的策略，选取顺应时代潮流并具有创新意义的对外传播内容、途径和队伍，提高徽文化的对外传播效果，增强徽文化的国际影响力，进而从地域文化方面增强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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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吴晓红]
作者：路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