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公共财政框架研究论文(精选3篇)》，欢迎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摘要：文章从我国财政社保支出在理论上的界定着手，先分析了2000-2010年间财政社保支出的变动情况，指出当前我国财政用于社会保障的支出严重不足。在进一步揭示我国财政社保支出存在许多历史遗留问题的基础上提出了具有针对性和可行性的对策建议，尤其是要适时开征社会保障税，与国际接轨。
公共财政框架研究论文 篇1：
刍议公共财政框架下同级审的对策
财政预算执行审计是国家审计永恒的主题。也是一项最重要的职责，国家审计的首要任务就是对财政收支进行审计监督。随着我国财政体制改制的不断推进，通过推行综合预算管理，建立会计核算中心，规范与完善国库集中支付、政府采购、细化预算等财政制度，逐步建立起公共财政框架。如何在公共财政框架下进一步深化财政同级审工作，在更大范围、更高层次发挥财政同级审作用，必将引起各级审计机关广泛关注。本文试从基层审计机关的角度浅议公共财政框架下的财政预算执行审计的对策。
一、加强审计计划管理，整合地方审计资源
财政同级审是审计机关一项全局性的工作，需要审计机关各职能部门齐心协力来完成，现阶段要做好在公共财政框架下的财政同级审工作，必须转变观念、调整思路、改变原有的组织形式和人员调配方式，以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
1.树立大财政审计思想。凡涉及财政资金的部门、单位、项目，都在财政预算执行审计监督之列。它既包括了对财政、地税、国库部门的审计，也包括了对各预算执行部门、单位的审计，还包括了固定资产投资、社会保障、环境保护等专项资金的审计。
2.改变审计的组织方式。要打破专业审计界限，统一调配审计力量，综合各专业审计科(室)各方面人才，组合成一支在“一把手”领导下的复合型财政预算执行审计团队，根据需要设立若干专项审计组，由各专项审计组组长负责将本组的工作情况、遇到的问题、所需帮助等信息与其他组定期进行交流，各审计组紧密配合，信息共享，总体把握情况。通过调整组织形式，使得审计人员上下协调，随时沟通，有效地保证财政预算执行审计的运行。
二、进一步完善审计项目质量控制制度
完善和健全制度可分为两个层次进行：一是在财政同级审内部建立健全以审计作业实施为核心的组织管理制度，完善审计三级复核。二是建立更为具体的审计质量考核评价体系，对参审人员及审计小组的工作质量进行考评，完善审计质量责任追究制。通过进一步完善这两个层次的控制制度，将审计质量控制标准和制度落实到审计方案、审计证据、审计底稿、审计报告等审计工作和各个环节，把查处问题与完善制度结合起来，提高审计成果的利用层次。
三、积极开展计算机辅助审计
随着审计人员计算机水平的不断提高和计算机审计技术的日益成熟，各级地方审计机关应积极探索财政计算机辅助审计技术，以适应现代审计发展的需要。针对地方财政计算机辅助审计刚刚起步的现状，在现阶段，可以分三步走：第一步，集中财政、计算机专业人才对财税机关的预决算编审系统、指标管理系统、会计处理系统、税收管理信息系统等计算机系统和电子数据进行研究、整理、编写数据字典，建立数据模型，对财税机关数据进行采集、分析、核对，逐步将风险、重要性概念和统计抽样方法应用于审计之中。第二步，对财税机关计算机备份文件和日志文件做试点审计，从中找出审计线索，进行审计。第三步，对被审计单位计算机信息系统的全面审计、客观评价，实现系统审计、电子数据审计和业务审计的结合。
四、大力开展财政审计创新，深化财政审计的内容和重点
在公共财政框架下，要搞好预算执行审计工作，必须细化财政同级审目标，通过深化财政同级审的内容和重点，提高财政预算审计的质量和水平。
首先将对财政支出的监督作为财政审计的重点，强化审计监督的力度。加强对本级可用财力支出结构、支出范围、支出方向的监督，揭示财政支出中的“越位”与“缺位”问题，促进优化支出结构，减少财政的非公共性支出，使支出的安排符合“一要吃饭、二保稳定、三搞建设”的理财原则。通过抓住财政支出改革的基本内容，调整审计工作目标、内容、组织方式，把财政支出管理、支出结构、支出绩效审计作为今后一个时期的重点，并注意从制度建设、完善机制、管理机制的高度提出审计意见和建议，促进依法理财，优化支出结构，提高预算管理水平。
其次积极探索财政绩效审计。效益是公共财政的主要原则之一，在公共财政框架体系下，财政收支必须遵循效益原则。与之相应，财政同级审应根据政府职能范围，在继续做好合法性和真实性审计的基础上，开展对政府收支的绩效审计。由于这项工作涉及面广，难度大，加之各项基础管理比较薄弱，缺乏完善的绩效评价标准体系，审计人员现有的素质能力和工作水平，也不能完全适应审计需要，必须体现“先易后难，循序渐进，稳步推进”的原则，分段确立审计目标。积极探索在对财政预算真实性、合法性进行审查的基础上，着重从资源配置是否合理、支出管理是否严格、支出结构是否合理等问题进行深层次的审计评价和分析，努力在财政绩效审计方式方法上有所创新、有所突破。通过在审计实践中不断探索财政绩效审计的路子，培养和锻炼一支适应未来财政审计事业发展要求的审计队伍，提升财政同级审的地位，发挥国家审计再监督的作用，使财政同级审进一步抢占财政监督的制高点。
五、加强深层次问题的分析力度
预算执行审计必须坚持围绕政府重大决策和本地区重大经济事项，及时研究新情况，分析财政体制改革和财政资金走向，发现具有普遍性、倾向性的问题，从加强预算管理、严格预算执行、健全管理制度、规范收支行为、完善财税政策、提高效率效能的角度，提出切实可行的审计意见和建议，发挥预算执行审计的宏观调控作用。
作者：罗贤耀 管地发
公共财政框架研究论文 篇2：
公共财政框架下社会保障支出的现状及对策研究
摘要：文章从我国财政社保支出在理论上的界定着手，先分析了2000-2010年间财政社保支出的变动情况，指出当前我国财政用于社会保障的支出严重不足。在进一步揭示我国财政社保支出存在许多历史遗留问题的基础上提出了具有针对性和可行性的对策建议，尤其是要适时开征社会保障税，与国际接轨。
关键词：社会保障支出 公共财政 对策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中央与地方都在努力寻求民生之路。而加大社会保障支出，缩小城乡差距，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正是顺应了这一要求；其中，加大公共财政对社保支出，规范社会保障制度的实施步骤，强化社会保障的监督措施都将是推动社会快速稳健发展的内在动力，在经济发展大潮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1.我国财政社保支出的界定
社会保障支出是一个比较宽泛的概念，是指国家财政对因各种原因丧失生活来源的劳动者提供基本生活保障的支出。公共财政的精神并不是要国家财政包揽一切社会保障支出。事实上，财政只应承担必要的、最低的社会保障支出。在国际上，大部分国家的财政所负担的社会保障支出包括社会保险支出、社会福利支出、社会救济支出、社会优抚安置支出四大部分。而在我国，社会救济支出，社会福利支出和社会优抚支出主要由国家财政拨款，而社会保险支出的资金是由个人缴费、企业缴费和国家补助构成，其中工伤、失业、生育保险全额由企业缴费，而养老和医疗则是由三方共同承担。个人缴费部分划入个人帐户，企业缴费部分则上缴财政统筹安排，国家补贴部分包含在社会保障补助支出的部分里。
2.我国财政社保支出现状与问题
2.1财政社保支出现状
总体来讲，虽然每年我国中央和地方都在努力加大社保的投入，但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相比，我国的财政社会保障支出水平仍严重不足。表1为2000年-2010年财政社保支出变动情况。由表可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综合经济实力和国家财力都在不断增强，财政社保支出也在快速增长。从支出总量上来说，财政社保支出数额在逐年提高。但由财政社保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来看，总体上表现为10%左右，即财政社保支出保持与财政支出保持同比增长速度。但就财政社保支出比重和人均财政社保支出水平上来说，我国目前依然处于较低保障水平。据数据统计2009年全国财政支出中用于医疗、教育、社保就业三项支出占财政总支出比重仅为14.9%，而在美国这三项开支已相当于联邦政府总开支的61%。
表1：2000-2010年公共财政支出和财政社保支出情况
数据来源：根据历年《中国财政统计年鉴》数据整理获得。
从我国财政社会保障支出结构来看，财政社保支出一般包括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经费、抚恤和社会福利救济费以及社会保障补助支出等。据数据统计分析，我国的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经费由1998年得267.77亿元增至2006年的1330.20億元，增至2011年4738.53万元，增长了近18倍，但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经费占财政社会保障支出的比重却呈现持续下降趋势；同时，至1998年以来，由于中国政府建立了一系列有关社会保障方面的制度，尤其是“三条保障线”的确立，“两个确保”的实施，导致我国社会保障补助支出呈现增长迅速且数额较高的态势，该项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从1998年得25.38%一跃而至1999年得37.46%。值得一提的是，该比例还在持续上升，到2005年其相应比重已经达到49.14%。
2.2财政社保支出存在的问题
从实践中看，国家已经意识到财政投入对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重要支撑作用。但一定时期内国家的资源是有限的，在投入方向上的选择也反映了国家的政策取向。在社会保障的财政投入上，不管是从投入方向看，还是从投入力度看，仍然存在很多棘手的问题。
2.2.1财政对社保的支出规模小，城乡二元化发展。
从表1中可以看出，我国财政社保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一直在10%左右徘徊，比重较低，与其他国家相比差距也相当大。从表2中看到，近年来，财政对农村社会保障的支出占社会保障总支出的平均比例还不到3%。1990一2003年间，农村社会保障支出占GDP的比重每年也仅只在0.1%左右，而同一时期城镇的这一比例却一直维持在7.3%的水平，差距之大，令人震惊。
表2：我国财政农村社保支出水平
数据来源：根据历年《中国财政统计年鉴》数据整理获得。
总之，从财政支出总额来看，保障水平严重不足;从其支出结构来看，目前财政社会保障支出相对偏重于城镇，存在结构失衡现象。一定时期内，社会保障资金资源有限，重城轻乡的二元体制实际上不符合城市支持农村，工业反哺农业的建设目标，有损社会公平。政府应充分发挥其看得见的手的作用，合理调节城乡投入比例，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中承担起相应的财政补助责任。
2.2.2社会养老保险潜在问题较多
在我国，养老保险的覆盖面较小，农村尤其严重。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管理零散，没有自成一体。如北京市大兴区在基金管理和监督中规定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基金纳入区(县)财政专户，以区(县)为单位核算和管理。《成都市农民养老办法》规定农民养老保险资金以区(市)县为统筹单位，区(市)县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设立农民养老保险资金专户，统一管理，封闭运行，自求平衡。从这些规定中看出，农村养老保险的管理主体是当地的县或者市，基金统筹单位较为狭窄。从国家选择的试点来看，在全省做出统一规划的地方也不多。
（2）各级财政补助不足。以农村为例，新农保基金基本上是以市或者县为统筹单位的，但分税制改革之后，基层的财政收入明显减少，目前新农保基金的补贴责任却还是由县级财政承担。
3.完善财政社会保障支出制度的对策
3.1确定合理财政社会保障支出规模，加大社会保障支出力度
许多学者都得出一致的结论，即:应加大财政对社会保障支出的力度。但财政保障支出合理性水平的测定却一直是关键的瓶颈问题。如何测定，结果如何定位都需要后来者前仆后继的探索与求解。只有这样，才能保证财政资金的科学使用，才能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
3.2改革社会保障分配比例，优化社会保障支出结构
我国财政社会保障支出不但存在总量不足的矛盾，也存在一些结构问题。合理优化财政在社会保障支出方面的结构，是实现社会保险、社会福利、社会救济、社会优抚之间的资金合理配置的关键。总体来看，我国应逐渐减少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经费的支出，而应继续加大对社会保险的补助力度，增加对抚恤和社会福利救济费的支出。
3.3加快有关制度改革，提高社会保障支出效益
首先，明晰中央与地方政府责任。中央与地方放政府同时担负着完善社保资金管理和使用的责任。具体来讲，中央政府应提供具有全国性公共产品特征的保障项目与物品;而地方政府则应提供具有较强的地方性特征的社会保障产品，如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社会救济和社会福利保障项目或部分。
其次，建立社会保障管理体系。关键要在各级政府内部建立协作分工的行政管理体系，实行责任到部门，责任到人的具体实施规则。比如：社会保障主管部门还要负责制定政策，税务机关负责征收，财政部门负责监管，银行负责发放等。这样可以提高各个部门单位的工作积极性，实现效率与公平的双刃剑功能。
最后，适时开征社会保障税，完善社会保障筹资体系。开征社会保障税是中国社会保险基金征缴的发展方向，应该积极探索开征社会保障税的方案，在合适的时机推出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保障税制。目前，社会保险基金征缴适宜采取税与费相结合的方式，个人账户为缴费，统筹基金为征税。
参考文献:
[1]余曙光.当前中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现状与对策[J].重庆工学院学报，2004(6):82-83.
[2]穆怀中.中国社会保障适度水平研究[M].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8:18-23.
作者：周晓燕
公共财政框架研究论文 篇3：
高培勇 :时代凸显财政的重要性
还是在那间稍显简陋的办公室，还是踏着非常忙碌的工作节奏，中国社科院财贸所所长高培勇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寒暄之后，我们的采访就这样见缝插针地开始了。
2011年3月16日，中国社科院公布了“关于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增选结果的公告”，在新产生的第二批10名学部委员中，社科院财贸所所长高培勇赫然在列。这对于曾经获得诸多荣誉的高培勇来说，又是一次极大肯定。
据权威人士分析，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代表了一种非常权威的学术地位，此次高培勇增选为学部委员，是财政学界的第一人。
“我个人的力量微乎其微，当选为学部委员更多地是对财政学科的肯定和重视。”高培勇谦虚地表示。
财政学的回归
“本来财政学科是所有经济学科中最综合的门类，财政就是宏观调控最重要的手段之一，现在财政越来越受到重视，应该说是其职能、作用和地位的回归。”高培勇认为。
纵观财政学的发展历程，所涉及的研究领域也越来越宽。从最初财政学是政治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再到划分为经济学的一个组成部门，后来财政学等同于公共经济学，研究范围就更宽。公共经济学不仅仅是收支问题，整个政府的经济活动都是其研究的范围。
高培勇认为，这种概念的不断演化，实际上是与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紧密相连的，财政学也成为一门非常综合的学科。
首先具体表现在政府层面。政府的各种职能都是需要设立各种职能部门来实现的，比如警察、民政、教育等各个部门。不管哪个国家、哪个层级，都会设立财税部门。更重要的是只有财税部门的职能可以覆盖所有其他职能部门，其他部门最多是交叉关系，但不是覆盖关系。
另外从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来说，市场主体从大的两个方面来讲，一个是企业，一个是居民。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也就是政府和企业、居民的关系，从这个层面上来讲，只有政府的财政职能深入、贯穿整个市场主体。也就是说，没有企业和居民能够游离于财政之外。
从世界范围来看，总统的竞选、政府的更迭，都跟财政密切相关，财政问题也是拉拢选票的王牌。
“财政在过去‘统收统支’中，被淹没在计划经济的行政思维、长官意识中，而现在在市场经济的调控中发挥重要了作用。”高培勇认为。
从未离开财政领域
回顾高培勇的整个学术生涯，从大学时代开始接触财政学，到后来参加工作，高培勇和财政学打了一辈子交道，这在全国财政界来说，也是非常少见的。
谈起当初结缘财政学，高培勇坦言有点误打误撞。
1977年，我国恢复高考，这对于当初还是船厂工人的高培勇来说，是天大的好消息。由于当时他只是初中毕业，而准备高考的时间只有一个多月，加上缺乏数理化的基础，所以只有选择文科。在当时高培勇看来，文史哲比较虚，想学点实用的学科，就考虑经济学，但在当时只有政治经济学，他也不大感兴趣。
那时，高培勇留意到政府部门挂着财政局的牌子，知道国家有个财政部，所以认为财政应该比较重要，他也就选择报考财政学。于是，高培勇成为天津财经学院财政学专业的一名学生，也成为我国恢复高考以来第一批学习财政学的人。
30多年来，高培勇从来没有离开财政学的教学和科研。1985年经济学硕士毕业后，就一直执教于天津财经大学，1991年至1994年，在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系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1994年至2003年，执教于中国人民大学，2003年至今，任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
“教学和科研是有很大不同的，加上一方面从事研究工作，一方面从事管理工作，这种角色的不断转换中，思考问题的角度也会不一样。”高培勇认为，“一个纯学者研究问题，更多地是考虑‘应当’是什么样，而从管理者角度看问题，则更多是考虑‘事实’上是什么样。”
也有人问过高培勇，如果当初让他再选择一次，是否还会选择财政学？高培勇毫不犹豫的回答：肯定还会选择财政学。因为30多年的经历，让他见证了财政学的发展，也对财政学有了更深刻的感受和认识。
拉近与现实的距离
对于一个学者而言，如果他的研究成果能够“研以致用，将思想付诸实践”，那么无疑是幸福的。
在高培勇30多年的研究教学科研生涯中，有几次非常重要的经历，拉近了其研究成果与现实的距离。
第一次是1997年4月16日，高培勇第一次走进中南海，为国务院领导和各部委办负责同志就《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中国税收与税制》作专题讲解，这一次他才38岁。
那时，1994年实施的税制改革刚刚过去3年，如何评判新税制实施3年来的效果以及如何看待新税制运行中出现的诸多矛盾，是一个十分重大的现实问题。而且当时中央还没有形成现在这样很成型的领导同志集体学习制度，这些都给高培勇带来了无形的压力。
“高培勇教授讲得很好，他结合我国实际，言简意赅，深入浅出，使得我们很受启发，讲课中提出的许多观点都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对于高培勇的课，朱基总理做出了这样的评价。
第二次是2000年1月9日，高培勇在中央党校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财税研讨班上作了“市场经济体制与公共财政框架”的讲座，他是被邀请的唯一学者。
第三次是2010年1月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第18次集体学习，高培勇和财政部财科所所长贾康一起讲解了“世界主要国家财税体制和深化我国财税体制改革”的专题。
第四次是2010年9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3次集体学习，高培勇和房宁研究员一起讲解了《正确处理新时期人民内部矛盾研究》专题。
“政治局的集体学习通常一讲就是几个小时，领导们听得也很认真仔细。”高培勇透露，这些给决策层讲课的经历很少见，也非常难得。能够把理论上升到政策层面，也更加鼓舞了他研以致用的决心和坚持。
财税改革一直是主线
“在中国30多年的改革开放进程中，财政税收的改革一直是主线之一。”高培勇认为。
中国财税体制改革的主线，是由“非公共性”的财税运行格局及其体制机制不断向“公共性”的财税运行格局及其体制机制靠拢和逼近；中国财税体制改革的基本取向，是构建并实行了既与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又与财政的本质属性相贯通的公共财政制度体系。
高培勇认为，30多年来，我国的财税体制改革大致可以分为几个阶段。一是前15年的“放权让利”阶段。而在改革开放初期，政府能够且真正放出的“权”，主要是财政上的管理权。政府能够且真正让出的“利”，主要是财政在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中的所占份额。这一整体改革思路与财税体制自身的改革任务——由下放财权和财力入手，打破或改变“财权集中过度、分配统收统支，税种过于单一”的传统体制格局相对接。
第二个阶段是1994年开始的分税制改革。严格来说，应该从1992年中共十四大正式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算起“制度创新”必须要有突破口，于是财税体制改革就成为突破口之一。
在改革内容与范围的取舍上，既包含有利益格局的适当调整，更注重于新型财税体制的建立，着重财税运行机制的转换。
“1994年分税制改革不仅仅是中国财税领域一次规模最大的改革，而且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中的一次重点战役。”高培勇评价认为，“正是这样的背景，才会有1997年4月16日为国务院领导和各部位办负责人同志就《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中国税收与税制》所做的专题讲座，否则不会有这样的安排，实际上也是对1994年分税制改革实施几年来做一个评估。”
在税制改革启动后，也随即启动了税费改革。“费改税”的目的，显然不是要将本来意义的政府收费统统改为征税，而是以此为途径，将非规范性的政府收入纳入规范化轨道。
第三阶段是1998年开始，需要把分散于中国财税领域各方面的改革浓缩为一条主线，1998年底，也就提出“建立公共财政体系框架”的初步概念。1998年12月15日举行的全国财政工作会议上，决策层做出一个重要决定：构建中国的公共财政基本框架。
“回顾以前的文件，可以发现，之前的财税改革都是局限在局部，而这一次构建公共财政框架体系带有整体规划布局的性质，我们觉得是一个划时代意义的决定。”高培勇认为。
从1998年提出“建立公共财政体系框架”，如何推进这件事情成为关注焦点。中国的改革一直遵循自上而下的方式，层层布置、层层谋划。于是1999年下半年，开始筹划准备中央党校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财税研讨班。
高培勇的几次重要讲座都与中国财税体制改革进程密切相关。2000年1月9日的那次讲座，高培勇的主要任务是系统阐述中国公共财政理论体系。
2010年1月8日的那次讲座，据高培勇透露，他接到任务时是2009年1月份，而时间的安排上也独具匠心，以前政治局集体学习一般安排在下半年，只有那一次是安排在年初。后来高培勇得到的解释是，特意将讲课时间安排在年初，也是想突显财政税收的重要性。
而到了2010年9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3次集体学习，高培勇接到的讲课主题是《正确处理新时期人民内部矛盾研究》，刚接到这任务时，高培勇也有点疑惑：自己对这方面没有系统的研究。
相关领导也给他解释：新时期人民内部的主要矛盾表现在收入分配上，而收入分配领域矛盾的解决主要靠政府实施的再分配，再分配的调节都是以财税为主要手段，所以再分配领域的问题没有解决好，责任一定归结于财税工作。
回顾中国财税体制改革的进程，高培勇几乎经历了每一个阶段，“鸟瞰”这些历程，总给人一种不一样的感受和体悟。
（本文未经审阅）
“财政在过去‘统收统支’中，被淹没在计划经济的行政思维、长官意识中，到现在在市场经济的调控中发挥重要了作用。”
作者：黄前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