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新常态创新中国经济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摘要：新常态是中国经济发展在“十三五”规划时期的显著特征。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针对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客观状态，适时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以谋划和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增长。文章从发展理念的五个维度分析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综合评价体系，并提出新常态下提高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路径选择。
新常态创新中国经济论文 篇1：
竞争压力视角下的企业研发投资行为选择
摘要：经济步入新常态，创新是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文章主要从竞争压力的视角出发，利用具有产品差异的Bertrand模型来分析企业产品创新和过程创新投资选择行为决策，找出影响企业创新选择的竞争性影响因素。由模型发现，不同的竞争压力对于创新激励不同。产品替代程度提高会促进企业过程创新，减少产品创新；过高的进入成本会促进过程创新减少产品创新；市场规模的扩大能同时提高产品创新和过程创新。因此竞争压力对于创新激励是复杂的，要在产品创新和过程创新中进行权衡。促进企业提升自主创新能力需要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充分发挥企业内生创新机制，扩大内需并积极推进全球化战略，同时创新激励要在在过程创新与产品创新之间的权衡。
关键词：Bertrand模型；竞争压力；研发投资；行为选择
一、 引言
自2013年以来，我国经济社会逐步步入从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的增长速度换挡期，中国经济年均增长速度由2001年～2011年的10.4%下降到2012年～2015年的7%～8%（黄群慧，2014）。经济发展不能再主要依靠粗放型的发展，忽视环境保护，透支人口红利，而应该主要依靠结构调整、创新驱动、素质提升和公平分享为主——经济“新常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需要推进结构调整，需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需要提高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未来很长一段时间，中国经济必然要转型，制造业升级以及服务业比重扩大，进行结构性改革，降低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促进创新。不过在经济新常态下，企业不可避免会出现成本上升、产能过剩、创新能力不强的多重压力，因此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取决于自主创新。虽然近些年我国企业创新投入有明显增加的趋势，创新能力也在不断提高，不过企业在创新方面仍然存在的问题：创新人才短缺、创新资金来源单一、创新环境不完善、企业家创新意愿不足等（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2015），这也成为影响我国整体竞争力的极大障碍。中国正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实施新一轮的高水平对外开放，企业创新能力的提升要充分利用国内外两个市场和两种资源。因此，研究如何提升我国企业自主创新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 文献综述
创新是可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新的活动的总称。包括过程创新（降低企业生产成本的创新）和产品创新（研发新产品或者提高现有产品的质量），是生产力发展的标志，是增长的动力，找到创新的影响因素至关重要。有关市场竞争与创新的关系，最早可以追溯到创新研究先驱Schumpeter，他首次提出创新理论。认为创新是引入新的生产函数，也就是引入新的生产要素及其重新组合。这里的新的生产要素指的是新的生产函数、新的生产方式、新的市场、新的原材料、新的组织方式。Schumpeter认为通过创新可以产生暂时的垄断租金，从而垄断能使企业产生更大的创新动机。也有一些学者认为竞争越激烈，企业越希望通过创新逃离竞争，得出竞争提升企业创新动机（Arrow，1962）。20世纪70年代卡曼和施瓦茨引入市场竞争的影响，回答了市场结构对于创新的影响。Aghion（2005）认为市场竞争和创新之间具有倒U型关系，且构建了一般性理论模型用于解释这个关系。随之大量研究则主要利用不同的国家数据来对倒U型关系进行验证以及拓展。对于我国企业创新行为与竞争的关系也有大量学者研究。杨亦明将个人理性约束（IR）与激励相容约束（IC）引入，构建了国有企业的最优创新激励合约模型，得出最佳风险系数和管理者的努力程度。也有学者使用省级面板数据，验证企业规模和专利数量之间的关系（周黎安、罗凯，2005），使用民营企业微观数据考察企业规模等竞争因素对民营企业行为的影响（朱恒鹏，2006），利用微观数据研究中国情景下竞争对创新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张杰，2014）。以中国为案例，研究关于创新影响的因素有很多，政府干预学说、金融抑制学说，要素扭曲说以及政府补贴扭曲等论断，但是恰恰可能忽视了竞争对于创新的基础性作用。本文主要借鉴Vives（2008）的理论框架，以产品异质的Bertrand竞争作为分析基础，从竞争的角度用理论模型来分析企业创新的影响因素，为经济新常态下企业创新的内在研发动力提供理论支持。
三、 竞争压力下的企业创新投资选择模型
1. 企业创新投资选择的竞争效应分析。竞争压力对产业内部的创新活动会产生两种效应——一是“熊彼特效应”，竞争会使得一些较差的企业被淘汰，企业数目减少，减少了产业内企业的超额利润，降低剩余企业进行创新的动力，也就是说竞争不利于创新，而垄断可以增强企业进行研发创新的内在动力；二是逃离竞争效应，即在位企业可以通过创下新来逃离与产业内其他企业竞争，从这个意义上来看，竞争有利于创新。那么竞争究竟如何影响创新，要看这两种效应的相互作用。在文章中竞争压力用市场容量、进入成本以及产品的可替代程度来表示。
2. Bertrand模型思想。Bertrand模型分析的是寡头垄断的市场结构中各企业如何进行价格竞争博弈。实际竞争中，消费者对每个企业产品的需求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价格。特别是在企业数量较少的市场结构中，每个企业定价策略的不同对于企业产品需求有显著的影响。因此定价是企业决策中最基本的战略。Bertrand模型分析研究寡头垄断企业的价格竞争行为特征及其影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鉴于存在Bertrand 悖论，我们使用具有产品差别的Bertrand模型来分析。基本思想：企业之间同时决策；给定其他企业的价格，每个企业选择自己的价格来最大化自己的利益。
（1）模型框架。我们假设该市场可以自由进入，没有进入规制。企业的数目（n）是内生的，需要由模型来决定。市场具有产品差异化，选取产品差异来比拟企业之间的区别，以及避免Bertrand悖论。
定义一个二阶段静态非合作博弈：在第1期，每个企业进行是否推出新产品决策（产品创新），若进行新产品决策需要支付一个固定的进入费用，但这个阶段是不可观测的。在第2期，每个企业同时选择用于降低生产成本的研发支出与价格。
3. 竞争压力对企业研发投资行为的影响。由式（2）可知，对于企业研发投资行为影响的竞争因素包括：产品替代弹性？滓、市场容量S与进入市场成本F。同时还需要注意的是，市场进入成本F对利润有直接的负影响，而产品替代弹性？滓与市场容量S是通过影响企业的产出x*i来影响利润。且这三个因素发生改变都会影响到企业数目n的变化，最终影响到利润。
过程创新，由于可以降低企业的生产成本，企业的产出会增加，因此，若竞争压力（产品替代弹性、市场容量以及进入成本）主要影响到的是企业的产出，则企业会选择进行过程创新增加产出。产品创新，主要取决于进行产品创新所得利润与进入成本之间的差额，若竞争压力（产品替代弹性、市场容量以及进入成本）的改变使得该差额为正值，企业产品意愿会增强。
（1）增加市场容量S，提高竞争程度。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增大市场容量S，增强竞争压力，直接会影响到企业的数目n，不过企业数目n增加的比例要小于S增加的比例（Dixit & Stiglitz，1977）。企业数目n增加，在市场容量不变的情况下，使得消费者对于单个企业的需求下降。另一方面，总供给增加使得博川德均衡价格下降，又会使得对于单个企业的需求上升。不过前者产生的效应大于后者（Vives，2008），总体来说企业数目n增加会使得消费者对于单个企业的需求下降。不过，S增加的比例大于n增加的比例。因此，S增加最终会提升单个企业的产出，提升企业进行过程创新的意愿。增加S，由（2）可以得出企业利润会增加，提升企业进行产品创新的意愿。
（2）提高产品替代弹性，增加竞争压力。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提高产品替代弹性，竞争加剧，最终会使得博川德均衡价格下降，消费者对于单个企业的需求随之增加，这样会使得企业产出增加，最终增加企业过程创新意愿。另一方面，价格的下降会使得潜在进入者进入的利润空间下降，减少新企业的进入数目，产品创新可能会下降。
（3）增加进入成本F，降低竞争程度。增加进入成本，竞争压力下降，市场结构中垄断因素增强，这也就意味着在位企业产出会增加，增强了企业过程创新意愿。另一方面，进入成本增加，降低企业数目，企业进行产品创新意愿下降。
可以发现，竞争压力对于创新激励是复杂的，要在产品创新和过程创新中进行权衡。提高产品替代程度或者进入成本，会增加企业过程创新的意愿，降低产品创新的意愿。市场容量的增加对企业的过程创新和产品创新有正的影响。
四、 我国企业创新激励的启示
经济新常态下，我国需要转变经济方式，发展需要主要依靠创新驱动、内生发展，势必要提高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创新的根本途径来自于企业内部，提高竞争是促进企业提升自主创新能力的重要途径（张杰，2014）。竞争不够在很大程度上使得中国企业自主创新相对不足。但是从上述理论模型发现，竞争压力对于创新激励是复杂的，要在产品创新和过程创新中进行权衡。
1. 继续推进市场化改革，创造公平适度竞争的市场环境。促进企业提升自主创新能力根本性的制度激励就是要继续推进强化市场化公平竞争为主的市场化改革，打造出企业良好的发展环境、公平的竞争环境。克服体制机制瓶颈，为企业提供强有力的制度保障。国有企业由于具有优势的垄断地位，外资企业由于拥有超国民待遇，使得竞争作为内生激励机制发生扭曲。因此，强化市场化公平竞争的重点就是要打破企业的各种显性、隐形行政垄断，打破地方保护主义，逐步取消外资企业超国民待遇等各种优惠政策。否则，对于外资来说，直接的一个结果就是跨国公司进入中国的门槛降低，进而向中国转移的技术含量降低，创新激励下降。对于国有企业来说，政府和市场的权利边界要进行清楚的界定，从根本上减少对国有企业的政府补贴等。
2. 发挥企业创新机制，激发企业内部创新意愿。产业结构升级，关键要提升企业自主创新的能力。首先企业需要提高创新意识，改变创新思路，加大对核心技术大的开发和应用。同时还需要注重人才的引进，加强产学研和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合作，鼓励和激励企业增加研发投入。其次企业家是提升企业创新能力最重要大的推动者，要主动提高企业家的自身的管理能力和综合素质。政府政策要着重对于企业不同方式的自主创新的引导、扶持与激励，进一步强化企业从产品研发设计创新（产品创新），使用新一代信息网络技术，创新制造业生产体系和流程（过程创新）。对于政府来说，要着重建立良好且规范的市场竞争秩序，形成适度竞争市场环境，真正从内部激发企业创新意愿。
3. 在过程创新与产品创新之间的权衡。经济新常态下，企业应该寻求创新，努力增强内生动力，提高核心竞争力。创新包括过程创新和产品创新。企业的创新由市场力量推动，适度大的市场竞争能更有利于企业各种创新行为的选择。不过市场结构不同，行业特征不同，竞争激励创新的政策措施需要在过程创新和产品创新之间进行权衡。企业生存发展的关键除了产品创新，过程创新也是关键。创新型国家的建设并不能只关注技术创新或者产品创新。传统产业的创新更多是过程创新，创新不一定要将原来具有竞争优势的传统产业变成一个高技术产业，而应该是在原来基础上进行过程创新，否则连原有竞争优势也会丧失。因此，建设创新国家的过程中，要注重提升企业的创新能力，关注企业的不同的创新选择潜力。
4. 扩大内需，积极推进全球化战略。增大市场规模，提升竞争压力，无疑会同时提升企业的产品创新意愿和过程创新意愿，进而提升企业自主创新能力。首先要继续加大对国内市场规模的培育和开发，形成规模化的国内市场。为此，关键就是要推动市场化改革，必须厘清市场与政府边界，并要建设法治社会，为企业提供一个提升创新能力的环境。同时要通过深化税收、收入分配、社会保障、教育、医疗、住房等方面的改革，提升居民的消费能力。其次要积极推进全球化战略，提高国际市场规模。经济步入新常态，企业要抓住海外并购和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向海外转移的两大商机。而在全球价值链分工的背景下，企业既需要着眼于全球高端但同时仍需要立足企业自身优势下去优化产业管理体制，研发创新激励机制并完善品牌营销支持政策，提升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外资的进入对于我国企业创新能力的提升作用有限，要更多地鼓励企业进行引进消化吸收与再创新。
注释：
①主要研究同一市场的产品，故？滓小于0表示的产品互补不在探讨范围内。替代弹性越小意味着产品差异化程度越大，反之意味着产品差异化程度越小。
参考文献：
[1] 黄群慧.“新常态”、工业化后期与工业增长新动力.中国工业经济，2014，（10）.
[2] 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新常态下等的企业创新：现状、问题与对称——2015中国企业家成长与发展专 题调查报告.管理世界，2015，（6）.
[3] 张杰，郑文平，翟福昕.竞争如何影响创新：中国情景的新检验.中国工业经济，2014，（11）.
[4] 周黎安，罗凯.企业规模与创新：来自中国省级水平的经验证据.经济学季刊，2005，（2）.
[5] 朱恒鹏.企业规模、市场力量与民营企业创新行为.世界经济，2006，（12）.
[6] 胡雅蓓，张为付.企业创新方式选择：市场结构与国际化——基于中国企业微观数据的Probit模型研 究.国际贸易问题，2015，（6）.
[7] Aghion， P.， Bloom， N.， Blundell， R.， Griffith， R.and Howitt， P.Competition and innovation： An Inverted-U Relationship[J].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2005，120（2）.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环境约束、空间外溢效应与我国企业技术创新效率提升研究”（项目号：14CGL065）；安徽财经大学2016年度校级科研项目“中国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与集聚经济关系分析”。
作者简介：黄晓玲（1962-），女，汉族，福建省福州市人，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国际贸易与产业国际竞争力；王丽芳（1980-），女，汉族，山西省朔州市人，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经济学博士生，安徽财经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产业组织理论与政策。
收稿日期：2016-09-17。
作者：王丽芳 黄晓玲
新常态创新中国经济论文 篇2：
新常态下提高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路径选择
摘要：新常态是中国经济发展在“十三五”规划时期的显著特征。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针对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客观状态，适时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以谋划和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增长。文章从发展理念的五个维度分析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综合评价体系，并提出新常态下提高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路径选择。
关键词：新常态;经济增长质量;路径选择
美国于2001年提出“经济新常态”，指经济增长率很低、经济增长质量不佳，且失业率居高不下的一种高风险状态。新常态并不是在原来的繁荣经济基础上发展而来的，而是对经济泡沫泛滥和破灭时期，经济高速发展遗留下来的产能过剩、房地产泡沫、生态环境污染等一系列经济质量问题进行化解。虽然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在变化，经济转型升级过程中不断涌现出新问题新矛盾，成为制约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障碍，但中国经济对新常态持有乐观的、积极的态度。在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增长特征在新常态下发生了本质上的变化，质量取代数量成为决定中国经济增长可持续与否的关键性因素。五大发展理念是中央针对中国经济新常态和全球经济复苏低迷开出的药方，是破解中国经济发展困境，厚植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竞争优势的关键。坚持五大发展理念，满足经济新常态提质增效的要求是中国经济增长新常态发展方向的科学体现，对形成适应、把握、引领中国经济新常态，提供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路径具有重大意义。
一、中国经济新常态下增长质量综合评价体系
1. 创新发展评价体系。创新处于中国发展的核心位置，实现创新发展，就要不断推进知识创新和科技创新，创造新供给，发展新动力。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技术创新离不开科研投入，因此，可将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列入综合评价体系之中;知识创新是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力量源泉和提升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保障，因此，可将从业人員的平均受教育年限、教育投入占GDP的比重列入其中，分别用以反映从业人员科学文化素质和人力资本的投资情况。此外，还可使用劳动生产率、单位能源消耗的经济产出、人口预期寿命、高技术产业出口占制造业出口的比重以及知识密集型产业占世界比重反映一个中国创新发展的成效及其社会经济影响。
2. 协调发展评价体系。经济增长结构类指标是评价协调发展体系中的主要指标，反映自然资源、技术资源、人力资本等要素的市场配置情况。第三产业占GDP比重反映经济构成比例和经济增长质量变动，城市化率体现城乡经济变迁。两个指标均能有效测度中国经济增长的协调性。以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为理论依据和客观依据，坚持把结构调整作为主线，提高第三产业占据GDP的比重，而降低第一、第二产业占据GDP的比重是新常态下适应人民群众需求结构变动的必然选择，而提高城市化率是优化城乡结构的战略性决策，有助于缩小城乡区域经济差距。经济结构与经济增长二者存在相互依存的关系，优化经济结构为中国经济增长持续性创造条件，高质量的可持续经济增长伴随着经济转型升级和结构优化。
3. 绿色发展评价体系。自然资源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而经济活动规模、结构和生产技术都会影响自然资源配置和利用。在传统的经济增长质量评价体系中，并没有反映为实现经济高速增长而付出的自然资源代价、生态环境破坏程度等资源和环境成本的指标。为了更加准确地评价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用单位产出耗能比来评价自然资源利用率，用环境质量成本变动率来反映环境质量及经济增长变动，用废水、废气、固体废弃物“三废”排放量指标可以衡量生态环境破坏程度，而废水排放达标率、废气处理率、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率用来衡量环境保护程度，反映环境治理的效果。中国经济绿色发展，推动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全面节约和高效利用自然资源不仅可以节约资源、改善生态，降低经济增长的生态成本，促进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
4. 开放发展评价体系。开放发展是站在经济全球化视角下，为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谋篇布局。中国经济增长对世界经济产生重大影响，世界经济同样也对中国经济产生重大影响。“十三五”提出双开放，积极主动融入世界经济，完善对外开放的战略布局，将中国经济发展成更高水平、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中国在全球经济发展上的核心竞争能力是其经济增长竞争优势的重要表现，从国际环境影响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和质量，通过出口总值占GDP的比例出口水平、外商投资额比重两项评价指标得以表象外化：出口总值占GDP的比例反映中国经济国际化程度;外商投资额比重则是反映中国经济吸引外资的能力。
5. 共享发展评价体系。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同时改善和解决民生问题，使民众共享这个经济增长成果是实现包容性增长的前提条件。马强文等（2015）认为共享发展涉及到公平、平等和观念、感情等无形的因素。因此，共享发展体系是以收入差距作为反映经济增长质量的关键性指标，评价收入分配合理性。收入分配涉及到经济增长成果的归属，通过基尼系数和城乡收入比来反映收入分配是否合理和大部分人是否能平等共享GDP增长成果;人民生活水平及其变化是新常态下收入分配结果的体现，通过人均GDP、恩格尔系数、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民人均纯收入等指标评价人民生活水平是否真的有所提高。包容性增长倡导人人机会平等，把经济增长成果最大限度地拨付给普通民众，缩小经济收入两极分化，实现全民共同迈进全面小康社会。
二、新常态下提高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路径
1. 创新经济增长方式，培育出新的经济增长点
为了适应中国经济新常态，进一步开拓中国市场，提高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稳定性，必须要有新的发展理念，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创新是中国经济增长的第一驱动力。在全球第三次科技革命背景下，科学技术推动中国经济增长质量提高的积极作用越来越明显。创新经济增长方式，转换经济发展动力，是适应中国经济增长内外部环境新变化新常态的必不可少的途径;用市场主导、政府辅助的模式培育出新的经济增长点是创新核心竞争力，打造经济优势，保证中国经济增长可持续性，提高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必要路径。坚持“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思想，深化教育领域改革，推进知识创新和科技创新，推动优化经济结构，实现经济增长动力从粗放式转换成集约式。发展动力由依靠自然资源和低廉劳动力的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由依靠外需转向依靠内需、由依靠投资转向依靠消费、由依靠政府投资转向社会投资。创新知识和科技，提高生产力水平并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实现的，这需要创新成果不断累积，实现中国经济增长从短期量变到长期质变。
2. 协调区域发展，达成经济格局的新平衡
提高區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战略位置，改变各个区域之间和区域内部城乡发展不平衡的状态，是新常态下中国经济顺利转型升级、实现社会安定和谐的关键。近年来，我国坚持“加强薄弱区域的发展后劲”思想，从全局角度统筹了各区域经济增长质量，相继出台西部大开发、中西部经济区规划等一系列发展战略，提高中西部区域经济增长速度和质量，使经济落后区域摆脱边缘化，不断增强经济发展的整体性和平衡性;构建长江经济带、京津冀协同发展、“一带一部”建设等区域性经济圈，不再强调以单个中心城市为核心、核心城市优先发展的经济增长理念，而转向区域协作和省市联动。发挥重大区域先富的经济优势，增强跨区域经济互补性与互惠性联系，带动后富，缩小区域间经济差异;坚持把公共财政向农村倾斜，把公共资源向基层倾斜，建设城乡经济发展一体化，建立“专项、产业、社会”扶贫体系，实现扶贫体系与区域经济发展相互促进，缩小城乡发展差距;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和新型工业化同步发展，协调第一、第二和第三产业之间的发展关系，实现经济转型升级，真正提高中国经济增长质量。
3. 坚持绿色发展，总体改善生态环境质量
中国经济高速增长造成的生态环境问题日益加剧，自然承载力日渐逼近上限。资源有限性限制经济增长速度，而新常态下中国经济中高速增长仍离不开自然资源，生态环境仍将面临重大挑战。坚定走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中国道路，解决历史遗留的生态环境问题，为公众建设生态宜居环境，提升居民生活满意度，提高中国经济增长质量;加强生态治理领域，建立和严格执行生态环境政策和省级以下政府环保部门检测、监察、执法的垂直管理制度，提高资源节约率和资源循环再利用率;发展绿色科技是坚持绿色发展，在科技创新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减少资源掠夺和生态破坏。建设美丽新中国，实现总体改善生态环境质量，实现中国经济可持续健康发展的战略目标要求必须坚持以绿色发展途径，保护经济增长的生态环境，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心格局，加快建设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相互促进的友好社会。
4. 增强对外开放，适应和引领全球经济新常态
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全球经济进入持续很长时间的格局演变、动力转换和秩序重构相互促进相互交织的新常态。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关系密切，全球经济形势对中国经济增长质量产生重大影响。中国须通过增强对外开放，适应和引领全球经济新常态，化解全球新常态带来的变动和危机并从中寻找和抱我经济发展机会。建设自由贸易区，维护和完善现有的双边和多边贸易协议，发展新丝绸之路经济带、海上丝绸之路和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促进中国经济平稳健康增长;从科学技术、人力资本、服务质量等角度培育中国产业在国际上的竞争综合性新手段和竞争优势，创造中国经济价值;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形成公平、合理的国际经贸规则体系，协调全球宏观经济的运行，营造良好的经济发展环境，，提高全球经济增长质量。
5. 共享经济增长成果，实现包容性增长
共享经济以不增加资源消耗为前提，以互联网平台为依托，提升存量资产利用效率，实现资源利用最大化。共享经济创新商业模式，驱动产业创新和经济转型，颠覆了传统生产和消费观念，最终实现包容性增长，其路径是：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制定有利于调节收入分配和缩小居民收入差距的税收政策。实现共享发展的关键在于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共同富裕的共享理念;施行合理的税收政策，使城乡居民收入与中国经济保持同步增长，扩大中等收入人群比重。此外，深化改革教育、医疗、就业、住房、养老等制度，建立和完善公平、合理社会保障制度体系能为经济增长方式转换和经济转型升级保驾护航。
三、结论
“十三五”规划是中国经济增速放缓、经济转型升级、调整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最后窗口期”，也是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期。新常态是巨大的挑战，更是难得的机遇。本文基于五大发展理念，从不同维度总结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因素，分析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综合评价体系，并从不同维度提高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路径。
参考文献：
[1]李扬，张晓晶.“新常态”：经济发展的逻辑与前景[J].经济研究，2015（05）.
[2]黄志钢，刘霞辉“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增长的路径选择[J].经济学动态，2015（09）.
[3]马强文，白稳.经济增长质量评价及影响因素分析——以湖北省为例[J].宏观质量研究，2015（02）.
[4]何蒙萌.基于经济新常态视角下经济增长质量评价体系的建立[J].现代经济信息，2016（02）.
[5]刘伟.经济新常态与经济发展新策略[J].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5（02）.
[6]任保平，刚翠翠.社会转型促进经济增长质量提高的机理及路径[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01）.
（作者单位：贵州大学）
作者：黄霄
新常态创新中国经济论文 篇3：
大数据时代中国新常态经济增长路径与政策的转型
内容提要 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增长必须面对世界经济发展的大趋势，目前全球已经迈进大数据时代。与传统小数据时代相比，现在这个时代的数据在体量上已经呈现出指数化的增长，数字化技术以及信息化和智能化已经成为促进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在大数据的发展趋势下，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已经不再适应现代社会的要求。因此，本文从大数据的背景出发，探讨大数据时代中国新常态经济增长面临的挑战和机遇，并从新常态中国经济增长的实际出发，从战略、动力机制、实现路径和经济政策转型方面，研究面向大数据时代中国新常态经济增长的路径与政策转型的取向。
关键词 大数据 经济增长 转型
〔
大数据时代的到来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新现象，也标志着全球进入了一个新的经济增长阶段，大数据带来了智能化和信息化的革命。在大数据背景下形成了产业融合现象，产业融合与大数据带来的智能化和信息化是中国在大数据时代下实现经济增长转型的必备要素，只有充分利用大数据时代的优势，才能对经济增长转型给出正确的指导。当前中国经济增长进入新常态，在新常态下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的同时，需要通过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结构调整、创新驱动来进一步开发经济增长的潜力，而这些都必须充分面对大数据时代经济增长的特征。本文从大数据时代的特点出发，以智能化和信息化为线索，以产业融合、结构变化和要素调整为主要手段，分析中国在新常态下的经济增长转型所面对的挑战和机遇以及转型的路径与政策。
一、大数据时代对经济增长机制的影响
大数据时代是相对于小数据时代而言的，根据库兹涅茨提出的国民经济核算方程，在小数据时代推动经济增长的传统方式是扩大内需、进行投资以及出口三种方式。而传统经济学家研究的经济增长机制也是在小数据时代下对宏观经济领域的研究。在大数据时代下，这些方式已经暴露出一些弊端：过于重视宏观方面的增长，忽视了由结构变化和要素需求和供给变化对微观主体造成的影响。①虽然也有一些学者从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方面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分析，但在基于小数据的背景下，无法对结构方面存在的问题进行深入的分析。而在大数据时代所提供的完备并且种类多样的数据前提下，可以进行充分的分析和计算，而从这些分析的结果中可以看出，在大数据背景下，经济增长的机制完全与以前不同。这些不同可以从微观、中观和宏观三方面进行分析：
1.对微观要素、产品供给和需求的影响
小数据时代，要素、产品的供给和需求无法精确到每一个个体，要素的供给和需求只能按照市场平均价格定价，对每个厂商的特殊要素要求无法实现，因此会造成资源的浪费和利润的损失；对产品的需求和供给在消费市场上有营销的“长尾效应”。在短头部分存在着为数不多的大规模需求，而在长尾部分存在着很多不同的需求，但每种需求的消费者群体都不多，如果按照这种需求情况投产，生产者只能生产大规模的同质产品，而对具有不同偏好的消费者，只能消费同质化的产品，这对生产者来说无法实现利润的最大化，而对消费者来说，消费者剩余无法满足，消费者剩余将大大减少。倪庆平：《信息化对经济增长促进作用的理论分析》，《经济问题》2001年第2期。
而在大数据时代，基于大量存在的数据和高超的数据分析技术，以及第三次工业革命导致的制造业呈现出的数字化、智能化、定制化、互联化和生态化等特点，传统的产品要素需求和供给结构已经被打破。3D打印技术的出现已经使得“长尾理论”彻底颠覆，这种大数据时代的产物为满足消费者个性化的长尾需求提供了契机。市场将能够提供每个消费者所需要的异质化产品，由此将导致厂商的利润实现最大化，而消费者的消费需求也将得到满足，消费者也将得到最大的消费者剩余，整个社会将会实现帕累托最优，达到经济增长的最优状态。
2.对中观产业结构转变的影响
小数据时代，产业之间是相互分离的，工业化与信息化是社会经济发展进程中两种不同的生产方式。而且在小数据时代，在数据获取成本比较高和数据分析技术落后的条件下，产业发展利用数据创造利润的能力非常有限。工业产值在国民经济总产值中所占的比重很大，产业结构基本上仍然呈现出农业、工业和服务业分层的格局，三产之间的融合和同一产业内部的融合程度很低。产业的信息化和智能化程度低下，产业结构从第二次工业革命以来基本没有大的变化。
在大数据时代，由于信息化、大数据和工业化的融合，产业制造的智能化时代已经来临。信息化、智能化与产业发展的不断融合使得产业呈现出融合趋势，产业结构得到不断优化。席晓丽：《信息化进程中的产业融合与产业结构升级》，《产业经济》2007年2月。信息化能够利用先进的信息技术和智能技术，推动信息资源的开发，促进信息资源的充分利用，促进知识共享，并最终提高经济增长质量，推动经济结构调整。依据产业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产业结构优化是通过现代新兴科技改造传统产业，并通过优势产业部门来代替衰退产业部门来实现的。一个产业部门的优势地位在外因上表现为需求拉动；而内因上表现为产业竞争力增强、要素成本降低，特别是产业竞争力是以技术创新为驱动力来推动效率提升而形成的。通过技术创新与业务交叉的形式促进了产业之间的融合，使产业共用性加强，导致产业边界模糊，使得相关产业融合到技术水平高的产业部门中去，推动产业创新和融合，使产业结构得到优化升级，并进一步使产业竞争力得到提高。
产业融合不仅提升了产业竞争力，而且改变了社会的生产方式，大数据时代产业融合的表现就是3D打印机，由3D打印技术与大数据相互融合所构成的数字制造将对传统产品制造造成冲击，生产和制造将由工厂转变到社会，整个社会将会出现无数个微制造中心。
3.对宏观经济增长驱动力的影响
传统社会的生产制造将完全转型为社会制造，每个个体都在提供信息，每个个体都参与生产过程。未来的生产模式首先通过计算确定短头和长尾两种制造模式的比例，在长尾需求和短尾需求之间确定均衡点，生产同质化产品的短尾需求仍然由专业的大规模厂商制造，以便降低成本，而面对长尾需求的差异化产品，则由个人制造。而二者之间均衡的确定要依靠大数据技术的支持。
在摩尔定律和数据指数化增长的背景下，数据将在社会生产中变得越来越重要。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带来了数据分析行业的全面崛起，数字化技术的发展为数据分析方法带来了革新，传统的消费、投资和出口都将基于精确的数据分析展开。数据作为中间的桥梁将传统工业文明和现代智能化社会连接起来。由大数据分析引起的智能化和信息化将与产业发展融合起来。信息化广泛而深刻的应用，不断推动社会生产力的进步，推动了工业化水平的提升和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因此，数字化、智能化和信息化产业的发展将是大数据背景下推动中国新常态经济增长一个新的驱动力。
二、大数据时代给中国新常态经济增长带来的挑战和机遇
在大数据时代下，随着数据的获取、存储和分析等技术的开发和应用，大量数据交叉聚合所形成的突变效应进一步提升，数据作为一个新的生产要素在价值创造和价值形成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而这种现象又将对依靠传统生产要素实现经济增长模式带来一系列冲击，传统的经济增长机制将面临挑战。与此同时，大数据对减少市场运行中的信息不对称和信息不完全、鼓励正面的市场竞争、优化资源配置、提高市场运行效率、降低社会运行成本、促进产业融合等特征将给中国新常态的经济增长带来新的机遇。
1.大数据时代中国新常态经济增长面临的挑战
大数据时代催生了更多新的经济增长点，促进着新常态下中国新经济增长模式的形成，这些对中国新常态的经济增长带来了严峻的挑战，主要挑战表现在：
（1）对基于传统生产要素经济增长模式的挑战。大数据只是技术应用的创新，不是经济增长的直接决定要素，数字化是把经济现象转化成能够进行制表分析的一种量化形式的过程，通过信息技术的应用，提高产出效率，促进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在信息革命出现之前，一些经济学家就已经注意到信息是一种有价值的新型资源，但由于技术手段的限制，在传统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中，信息仅仅被视为一个假设条件，被排除在经济学分析的理论框架之外。而信息技术的应用可以减少不确定性，能够降低交易成本，促进新价值的创造。信息化和信息技术被广泛应用之后，具有很强的积累效用，在经济发展中由于产业融合会产生放大效应，改变经济学上传统的规模报酬不变或递减的假设，从而形成规模报酬递增机制。因此，大数据时代信息应被作为一种全新的生产要素，而不再是被当做一个假设条件。
（2）由数据化引导的智能化对劳动力市场的挑战。大数据时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和智能化机器的诞生标志着，机器能以比人类劳动力更加低的成本生产同样的产品，这就形成了机器对人的劳动力的替代。一方面，经济增长能以更低的成本，更有效率和更大范围的方式实现，这对新常态中国经济增长提高效率的要求是十分有利的。但另一方面，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发展趋势一样，中国也存在着严重的机器替代人类劳动力的现象，这种现象在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表现得尤为明显，只不过那个阶段是替代体力劳动。而在大数据时代，这种智能化浪潮又对脑力劳动者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因为相对于人类，智能化机器在数据处理分析和做出更理性的决策方面表现得更为有效，而且成本更低。因此，在大数据时代下，由数据化引导的智能化对劳动力市场带来了挑战，如何权衡经济增长的效率与失业造成的效率损失是大数据时代中国新常态经济增长需要思考的问题。
（3）对经济增长效果的挑战。在传统经济增长时代，经济增长效果取决于资源利用水平。而在大数据时代，经济增长的效果则取决于数据的质量与数据利用水平。对于经济指数、物价指数等各类经济参数的计算，在大数据时代可以采用新的模式，提高数据质量，彻底改变传统方式来计算。对于统计学中可能存在的异常点，传统的处理方式是丢、替代或者是平滑。但在大数据背景下，由于数据样本众多，异常点成为受重视的资源和有意义的研究对象。传统的原始统计数据和各类经济参数是经过加工和处理以后形成的结构化数据，而在大数据时代，在数据的处理和应用中，人们更加重视这些有突出特点的原始数据和非结构化数据，因为统计数据一旦经过加工处理，就会成为二手数据，如果一手数据处理和加工的过程出现问题，那么就必然会导致二手数据出现误差、失真和变异。同时，大数据为高频数据的研究奠定了基础，提高了数据分析和利用的效果。而这些统计数据衡量方式的变革也将会对新常态的中国经济增长效果产生非常大的影响。
（4）对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挑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一般是指在竞争性的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通过影响数据质量来培育自身竞争能力、竞争优势和竞争手段，获得外部资源，在市场中为顾客创造和生产新价值的基础上，实现企业自身价值的一种综合性能力。在激烈的市场环境中企业要立于不败之地，就必须寻找与新竞争环境及其相匹配的经营管理模式。企业传统的竞争力包括：人才竞争力、决策竞争力、组织竞争力、员工竞争力、文化竞争力和品牌竞争力等。在大数据时代，数据正在逐步取代人才成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数据和信息作为资本取代人力资源成为企业最重要的具有智能化的载体。这些能够被企业随时获取和充分利用的信息和数据，可以引导企业对其业务流程进行优化和再造，帮助企业做出科学的决策，提高企业管理水平。大数据时代对企业核心竞争力带来了挑战，对数据的收集、分析和共享带来影响，为企业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数据分析方法，数据正成为企业最重要的资本之一，而数据分析能力正成为企业赢得市场的核心竞争力。面对大数据时代的这一挑战，企业必须把大数据的处理、分析和有效利用作为新常态下打造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战略。
2.大数据时代中国新常态经济增长面临的机遇
2010年中国GDP首次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经济发展战略开始由追求经济大国向追求经济强国转变。同时中国经济增长已经进入到了新常态，新常态的关键是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进一步开发经济增长潜力。因此，在新常态背景下追求经济强国的过程中，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也给中国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增长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
（1）宏观层面加快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机遇。中国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在动力上是要素驱动型发展，在目标上是数量型增长，在战略上是追赶型增长，在结果上是环境破坏型增长。这种增长方式在造就了改革开放前期中国经济增长奇迹的同时，也带来了严重的问题，目前这种经济增长方式已经走到了尽头，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必须加快。经济增长要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从数量型增长向质量型增长、从追赶型战略向质量效益型战略转变。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为推动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提供了机遇，大数据时代数据是知识经济时代重要生产要素，成为经济运行中的关键性资源。大数据的作用机理是数据生产信息，信息改善决策，进而提高生产力。在中国新常态下的经济增长中，信息化、工业化、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一起构成了“新四化”，这是中国新阶段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经济增长方式的全面转型是大数据时代的战略任务，大数据决策对完成新四化的战略任务意义重大，大数据应用不仅能够成为企业竞争力的来源，也将成为造就国家竞争力的重要手段，大数据时代的来临，必将助推中国新常态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为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提供了新机遇。
（2）中观层面推动产业融合的机遇。大数据引起的创新导致了知识经济、网络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新经济模式的兴起。而新兴经济模式中信息化和智能化的作用促进了产业融合。信息化和数字化的广泛渗透和深入应用，提高了生产效率，推动了社会生产力水平提高，提升经济增长的效率。单元媛、赵玉林：《国外产业融合若干理论问题研究进展》，《经济评论》2012年第5期。目前中国经济增长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长面临着资源、能源和环境方面的严重约束，推进和加快信息技术和数字技术的应用，发挥信息化技术和数字技术在知识的生产、利用和扩散等方面的作用，提高信息技术和资源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转换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降低资源的消耗、减轻环境压力，建立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以及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方面都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而且信息化的发展也突破了时间和空间对生产活动的限制，使人类生产活动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得到扩展，形成了经济增长的创新驱动力，提高了技术创新和生产力发展的新水平。数字化、智能化使得人类对生产过程做到了精准控制，实现最大的投入产出比，同时对环境的污染达到最小，提高了生产效率。王金友：《基于信息化的产业融合与创新探析》，《四川大学学报》2009年第3期。这对中国新常态下产业融合给出了一条新的发展道路，而这种产业融合也为新常态的经济增长提供了新的增长点。
（3）微观层面给企业商业模式创新带来的机遇。商业模式是指企业在市场中与客户、供应商及其他商业合作伙伴之间的商业合作关系，并由此给企业带来的营利机会和盈利空间。随着经济全球化一体化、信息化、市场化和生态化不断加深，企业传统的商业模式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企业对商业模式的创新势在必行。在市场经济发展中，市场主体是多种多样的，每个市场主体的需求也是不同的，为具有不同需求特点的客户提供满足其个性需求的产品和服务，能够给企业创造更大价值。在大数据时代，由于企业生产方式的变化，企业获取利润的条件和空间都随之发生了变化，企业可以近似精确地了解到市场主体的消费需求和习惯，能够预测到客户的需求及其变化，甚至做到比客户更了解他们的需求，将能够促进企业在提供标准化服务的能力和条件基础上创造个性化的新附加值，这是大数据时代企业利润最重要的源泉。在大数据时代，随着企业信息化和智能化水平的提升，当数据积累到一定程度后，需要从大量存在的数据中挖掘出对人们更有价值的信息，来获得对客户需求的全面了解，及时发现和捕捉客户需求的这些新变化，这就需要加快企业商业模式的创新，从而建立新的盈利模式，使得企业以客户需求为导向，要加快企业从过去的以生产为核心的盈利模式向以客户需求为核心的盈利模式转型。因此，大数据时代为推动中国新常态下的企业商业模式创新提供了机遇。
（4）制度层面降低经济增长交易成本的机遇。交易成本是指在经济发展的社会关系中，市场主体在交往和合作中为达成交易所支付的成本支出。交易成本的形成原因主要在于人的有限理性、投机主义倾向、资产专用性、交易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信息不完全和不对称等因素，交易费用的存在会限制合作，制约了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效率提升。在大数据时代，信息技术的应用，将降低市场主体之间的交易成本，促进合作。各类经济主体的决策方式由感性的主观驱动走向客观的数据驱动，大大降低了交易过程中的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倾向；由信息化而导致的市场透明化程度的提升将使得监督实施成本下降和违约支付成本上升，减少市场参与者的机会主义行为；与信息化相伴产生的细分市场和智能制造，将降低市场交易中的资产专有性，提高资产的通用性，促进交易的形成；市场的透明化程度提高和信息的完全化和对称化，将降低交易的不确定性、复杂性，促进市场合作；在大数据时代，信息沟通将变得便捷高效，不同信息之间无法沟通的现象将进一步减少，市场被少数人垄断的市场结构状态将得到改变，少数交易的行为将减少。因此，大数据时代为中国新常态经济增长中的交易成本降低提供了机遇。
（5）决策层面实现决策机制科学化的机遇。大数据时代的经济增长、企业管理和生产决策中数据思维将逐渐代替经验思维，使得决策思维变得更加理性和科学，从产品设计到市场定位，从组织变革到大的战略调整，从组织部门调整到市场开发，企业的决策和管理都将以数据信息作为决策的主要依据，数据和信息使得管理走向科学化的轨道。大数据时代，企业管理的基本问题将变成提出正确问题，然后依据海量数据的筛选来给出正确的答案，据此进行科学的决策和管理。依靠科学的决策和管理方式将给企业带来巨大利润空间和盈利机会。而且依靠数据所形成的科学决策还会指导消费、储蓄和投资等行为，这将提高企业决策的科学性，对经济增长和发展提供最有效率的支持。依据大数据所形成的科学决策，企业将从过去粗放型投资转到精确型投资，企业投资效率和投资收益将大大提高。因此大数据时代，为实现科学决策提供了机遇，无论是宏观还是微观，科学决策会使得经济增长的效率得到提升，经济增长的质量也会得到提高。
三、大数据时代中国新常态经济增长转型的取向
进入大数据时代，中国新常态的经济增长面临着一系列的挑战和机遇。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已经不适应大数据时代的要求。因此，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增长要适应大数据时代的特点，充分抓住大数据以及信息化和智能化带来的优势，结合中国新常态的实际情况，对经济增长方式做出全面转型。
1. 经济增长战略转型的取向
大数据时代数据的开放性、低价值密度性以及精确性等使得数据在获取和处理上较以前的小数据时代有很大进步，数据质量也大幅提高。马建光、姜巍：《大数据的概念、特征及其应用》，《国防科技》2013年第2期。因此，在数据分析的基础上，经济增长的战略应该从粗放式数量型增长转向基于精确数据分析上的集约式质量型经济增长。
基于传统数量型经济增长，中国经济增长呈现出重视短期、忽视后果的增长方式。基于经济增长数量为首要目标的政策主张，中国在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增长一直呈现出“唯数量论”，这种论点虽然导致了经济在短期内迅速增长，但是也带来了严重的后果。“唯数量论”在不精确计算和分析的情况下盲目做出决策，忽视了经济增长过程中带来的严重后果，降低了资源配置和利用效率。环境污染、不平等程度加剧都随着经济增长而来。这样的经济增长将会有很大一部分用来补偿外部性，真正能被人民分享的经济增长成果只占了其中很小一部分。
在大数据时代，基于数据分析和由此引起的智能化和信息化将对传统经济增长和发展方式带来变革。基于大数据的优势，经济增长能做到精确的衡量和计算，并且能在此基础上做出最佳的理性决策，从而可提高资源配置和利用效率。这一切都保证质量型经济增长成为可能，基于庞大的数据基础和分析结果，可以在经济增长和外部性之间实现均衡，确保在兼顾其他方面的情况下，实现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的目标，进一步实现新常态经济有质量的增长。
2. 经济增长动力机制转型的取向
传统推动经济增长的动力是基于小数据下的不完全分析，以及由此做出决策的投资和出口，而在大数据时代，数据分析行业快速崛起，由数据分析引起的产业信息化和智能化将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动力，知识经济和网络经济将成为新的经济增长模式。
在大数据时代，中国新常态经济增长的动力要从要素驱动向数据驱动转型。随着土地、劳动力、能源成本的不断提高，中国现有的以要素驱动的经济增长方式将难以持续，必须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把经济增长的驱动力从要素投入驱动转向创新驱动。而数字化技术、信息技术和智能技术的创新及其应用将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动力，3D打印技术、在线学习技术等新兴产业的兴起都是以数据分析和计算为基础的。而这些新兴的产业不以资源为依托，而重点强调新思想、新信息以及大数据对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影响。与传统的依靠自然资源的发展方式截然不同，在这些产业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低投入、高产出的产业发展格局，经济增长效率和质量将大幅提高。在新一轮的产业革命背景下，数据技术将给创新带来不同的影响，以信息化和智能化为代表的新型创新时代已经到来。在这种背景下，新常态的中国经济增长方式不但要从要素驱动型向创新驱动型转变，更将从传统的创新方式向数字化创新方式转变。
同时由大数据引起的创新将在知识经济和网络经济的作用下被不断放大，由此引起从一个行业或产业的创新扩展到全社会的创新。由数据引领的智能化和信息化将给经济增长注入新的活力，数据作为一种新的生产要素将对社会中的各个行业和产业产生影响。从统计指标到做出理性决策，数据已经内生到了经济增长的过程中。
3. 经济增长实现路径转型的取向
一方面在大数据时代，经济增长的动力发生了变化，经济增长的路径要从数量型体制向质量型体制转型。一是在行政管理体制转型方面，要形成新的政府政绩考核机制，改变以GDP为核心的速度型绩效考核体系，逐步将创新驱动、产出效率、能源资源利用效率、生态环境代价、污染减排水平、人的发展等质量和效益型指标纳入政府考核范围；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减少政府对企业的不当干预，调动企业创新的积极性，依据大数据时代的要求，为大数据时代企业智能化和信息化创新的发展创造条件。二是在价格形成机制的转型方面，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通过价格机制引导产出行为，并以此引导企业的创新行为，激励市场主体提高要素的利用效率，发挥创新驱动的作用，实现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三是在科技体制的转型方面，以提高投资效率为目标，建立适合大数据时代的科技创新体制，实现从投资激励向创新激励的转变，促进大数据时代创新驱动机制的形成。在投资体制的转型方面，建立健全大数据时代投资决策的体制机制，抑制投资决策的短期行为，强化监督约束机制。引导经济主体在大数据分析下做出理性的和科学的投资决策，减少盲目扩大投资规模所导致的重复投资和产能过剩现象，优化投资结构，提高投资效率，实现质量效益型投资。
另一方面促进产业发展从传统产业分立向产业融合转型。从亚当·斯密时代开始，产业分工一直明确是经济增长和评价社会效率的重要指标。这一指标在大数据时代仍然有效，但在大数据时代，基于海量数据的分析和计算，产业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互动性加强。而信息和数据的使用将在经济增长质量提高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一方面信息化导致的产业融合有利于提高产业效率。基于信息化和数字融合为基础的产业融合，使得产业从产业分立走向产业融合，产生多部门共享的公共平台，产业之间的公用性加强，使要素能在更大范围内有效地配置和合理的利用，提高产业效率。李林：《产业融合：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的基础及其实践》，《上海经济研究》2008年第6期。另一方面信息化导致的产业融合有利于增强产业之间的联系效应。产业融合是在数字化技术创新、高新技术深入应用和原产业间联系效应加强的基础上，在管制放松的外力推动下，实现产品、业务、市场和业务流程的交叉融合，强化产业间的多向联系效应。吴颖、刘志迎：《产业融合——突破传统范式的产业创新》，《科技管理研究》2005年第2期。同时信息化导致的产业融合有利于人力资源作用的有效发挥。产业融合不仅提升了产业的广度和深度，而且提升了产业的技术层次和知识密集度，产业的技术层次和知识密集度都是通过人力资源作用发挥来实现的。
4.经济增长政策转型的取向
在大数据时代下，需要进行经济增长政策转型，政府应该实行开放的数据政策，提高数据利用的共享性。在大数据时代的经济增长中，数据的开放将有助于推动大众创新，快速滋生新的数据文明。不但要扩大信息和数据公开的力度，更要将原始数据公开供社会使用。在数据开放的政策推动下，数据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才能真正发挥出来。美国政府从1967年就通过了《信息自由法》，而中国政府在2008年前后，才制定了《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从实施绩效来看，效果还不理想，同时在规制方面的力量也还不成熟。在信息公开的实践中，不仅有民间的诉求，还需要新闻界以及司法力量对政府的监督。
在大数据引起的智能化和信息化浪潮下要应对这些挑战，必须大力发展教育，通过提高全民素质，让民众具备应对这种转型和挑战的能力。同时还要鼓励全民在线学习的行为，只有更好地掌握了现代信息化和网络化手段和获取数据、知识的能力，才能保证大数据时代的经济增长有高素质的人力资源做支撑，才能促使大数据时代新增长模式的形成。也只有这样，经济增长才不会为劳动力短缺所制约，高素质的劳动力结合智能化的机器将给经济增长提供新的动力。俞立平：《大数据与大数据经济学》，《中国软科学》2013年第7期。而这种新的经济增长动力将对已经进入经济增长新常态下的我国经济增长来说，给出了一条全新的道路。在对传统产能过剩行业进行缩减和传统经济增长方式进行批判的背景下，大数据基础上的智能化和信息化给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增长提供了另一种动力机制，能够保证新常态背景下经济增长潜力的进一步释放。
作者单位：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责任编辑：韩海燕
作者：任保平 辛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