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率是衡量两国商品相对价格的重要变量, 其中剔除两国物价因素之后的实际汇率, 更能真实地反映本国产品相对于外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作为研究实际汇率中的经典理论, 将实际汇率对购买力平价的长期偏离归于部门间生产率增长的差异, 当一国可贸易品部门相对不可贸易品部门的生产率增长速度快于另一国时, 该国不可贸易品价格水平的上升速度就会超过另一国;在可贸易品绝对价格水平不变情况下, 该国总体物价水平上升, 进而导致该国货币相对另一国货币出现实际汇率升值趋势。
巴萨效应假定一国的劳动力在各部门间可以自由流动, 然而实际中由于劳动力市场的不完全性, 劳动力无法实现完全自由流动。对此, 许多学者展开了研究, 如Olivier&Romain (2013) 认为, 劳动力的流动性会影响部门间的生产率差异, 并对实际汇率的变动产生影响。王泽填和姚洋 (2009) 从农村人口城市化的结构转型出发, 论述劳动力非自由流动性, 认为农村人口比重越高, 巴萨效应就越小。巴萨效应中另一个关键假设是可贸易品部门满足购买力平价, 对此很多学者提出了质疑, 如徐建炜和杨盼盼 (2011) 认为在人民币的名义汇率存在黏性的情况下, 国内外通胀不会对汇率变动做出充分调整, 从而导致可贸易品的国内外价格偏离一价定律。同时也有学者从其他角度入手, 如Asea et al. (1994) 认为投资需求和政府开支等因素都会影响非贸易品与贸易品的相对价格, 进而使实际汇率发生变化。巴萨效应研究过程中,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是研究区间的选择。不同的时间区间, 有不同的经济背景, 以致会有不同的经济要素主导汇率走势与生产率高低。林毅夫 (2007) 针对卢锋2006年关于巴萨效应与人民币实际汇率观点的推敲, 林毅夫认为1990年以前中国可贸易品部门工资的增长速度高于非贸易品部门, 与巴萨效应假设条件要求的相对工资变化正好相反。
回顾过往文献可见以往关于巴萨效应的研究, 具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 选取观测指标上, 如行业增加值等数据多以年为单位, 数据区间跨度较大, 隐蔽重要信息。第二, 由于部门细分后的数据难以获得, 例如制造业增加值多以工业增加值代替, 以致细分数据难以进入实证, 造成结果合理性不足。第三, 近年来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较为频繁, 而相应的研究还较为滞后。针对以上问题和空白, 本文力图引入新的经济指标进行分析。该指标的理想状态为:既可以反映可贸易部门与非贸易品部门的生产情况, 同时还可缩短最小观测区间。接着, 我们会缩小最小观测区间, 通过实证手段对不同时间范围下的汇率变动进行检验。最后一部分是全文总结及由此引发的一些思考。
一、新指标的引入
本文采用卢锋和刘鎏 (2007) 的传统部门划分方法, 分别用制造业与服务业代表可贸易品部门与非贸易品部门。我们按照巴萨效应的传统研究方法, 将核心观察指标中美“相对相对”劳动生产率 (1) 与美元兑人民币实际汇率综合到一起 (图3) , 来验证中美两国间的巴萨效应是否成立。数据选取上, 实际汇率中的名义汇率部分为美元兑人民币日即期汇率 (直接标价法, 收盘价) 的年均值。
图1显示, 中国相对美国而言, 相对劳动生产率除了在2007至2008年有小幅上涨、2013年至2015年基本不变外, 其他时间是在不断走低的。同时, 实际汇率线持续走低, 即人民币相对美元不断升值。显然, 二者这种同步走势显然是违背巴萨假说的。过往的研究多以某行业增加值除以该行业就业人数作为劳动生产率, 这种方法缺点在于数据可得性较差。另外, 由于不同数据库对数据划分的最小层次不同, 制造业与服务业各自数据的总额时常需要下层单位的加总, 容易出现遗漏。
近年来受关注度不断提高的另一指数——PMI, 为我们同时观测制造业与服务业的景气程度提供了新的视角。PMI是通过对企业采购经理的月度调查结果统计汇总、编制而成的指数。PMI通常以50%作为经济强弱的分界点, 它以月度数据形式出现, 可以缩短最小观测区间, 方便我们对年内经济变化进行研究。同时PMI具有对制造业与服务业各自独立的统计路线, 降低了传统方法中数据被迫扩大与遗漏的概率。
我们以PMI作为制造业与服务业发展情形的观测指标, 进一步观察PMI与实际汇率之间的关系, 我们仿照传统“相对相对”劳动生产率的计算方法, 构造出中美“相对相对”序列PMI (见图6) , 即用中国制造业PMI相对服务业PMI的比值, 除以美国该比值, 再以年为周期取平均值。经与美元兑人民币实际汇率的数种演变形式相比对, 本文发现“相对相对”PMI与实际汇率增长率在某些时段存在较强的相关性。
图2中, 中美“相对相对”PMI与美元兑人民币实际汇率增长率在2008年至2013间则表现出较强的正相关协同走势。2014年至2016年期间, 二者相关性并不明显, 而在2016年之后二者又一同下降。从整体长期来看, 二者呈正相关走势。这意味着, 如果中美“相对相对”PMI随着时间推移逐渐上升, 会伴随着美元兑人民币实际汇率增长率的逐渐升高, 即人民币相对美元贬值程度的不断加深或者升值幅度的不断减缓。这一结论与传统巴萨效应有所不同:传统巴萨效应“相对相对”劳动生产率的变化要求货币非升即贬, 而“相对相对”PMI引入后, 可以从时间频率较高的月度增长率的角度观察汇率, 不要求货币的绝对升值与贬值, 而是可以两种状态共存。从经济原理角度考虑, 中美“相对相对”PMI的上升意味中国可贸易品行业的“相对相对”繁荣, 进而当可贸易品行业出现过剩产品时, 就需要中国保持对美国的贸易顺差以作为过剩产品的消化出口, 若要保持贸易顺差, 人民币相对美元便不能长期处于升值态势, 因此有两种可能:升值幅度的不断减缓或贬值程度的不断加深。若从汇率角度出发考虑, 人民币的升值减缓或贬值加深可以促进出口行业的发展, 进而带来可贸易品行业的相对繁荣发展, 即中美“相对相对”PMI的提高。
值得关注的是, 2008年至2010年期间, 由于名义汇率的锁定, 实际汇率增长率的变化主要受美中相对价格水平 (CPI) 增长率变化的影响, 因此可以推断其他时段的实际汇率增长率在此时转变为美国物价指数与中国物价指数之比的增长率。在此基础上, 图2中曲线的协同走势则可理解为:中美“相对相对”PMI的上涨会伴随着美国物价指数与中国物价指数之比的加速上升或减速下降, 中美“相对相对”PMI的下降会带来会伴随着美国物价指数与中国物价指数之比的加速下降或减速上升。从经济原理角度考虑, 中美“相对相对”PMI的上涨需要中国保持对美国的贸易顺差, 长期顺差的结果会使得人民币相对美元升值, 进而可以相对美国减缓中国的通货膨胀, 表现在物价指数上则是美国CPI相对中国的提高。
综上所述, 虽然中美“相对相对”劳动生产率无法解释实际汇率的走势, 但是长期中, 中美“相对相对”PMI却与实际汇率增长率有着较高的相关性。在接下来实证部分中, 本文将对这种直观上的相关性进行实证检验。
二、实证分析
上一部分中, 本文呈现出中美“相对相对”PMI与美元兑人民币实际汇率增长率大体呈正相关的特点。但是二者之间的影响作用并不明确, 为此, 我们首先利用Granger因果检验方法对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加以区分, 随后利用自回归分布滞后模型来检验两时间序列之间的长短期关系。序列中美“相对相对”PMI记为PMI, 美元兑人民币实际汇率增长率记为IRRE, 总时间范围为2007年2月至2018年11月 (2) 。
(一) Granger因果检验
在建立计量模型进行分析前, 需要对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平稳性检验。本文使用ADF方法来检验序列的平稳性, 发现PMI与IRRE均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了原假设, 这说明两组序列均是平稳的, 不存在单位根。随后我们根据AIC和SC准则确定Granger因果检验滞后阶数为1, 经检验发现PMI是IRRE的格兰杰原因, 而IRRE不是PMI的格兰杰原因, 因此可以初步判断PMI对IRRE具有预测能力, 即在随后的ARDL模型中将IRRE设为被解释变量, PMI设为解释变量。
(二) ARDL模型
为观察时间序列之间的长期关系, 协整检验是必要的手段, 本文采用由Pesaran (1995) 提出的一种方法:自回归分布滞后模型 (ARDL) , 其原理是利用边界检验法确定变量间是否存在长期稳定关系, 若存在协整关系, 则可进一步估计变量间的相关系数。ARDL模型具有明显优势:该模型对时间序列的单整性要求不高, 只要变量的单整阶数都不超过1即可;当样本容量较小时, 边界检验的ARDL过程结果也足够稳健;ARDL模型中即使解释变量内生, 也可以得出无偏且有效的估计结果。基于此, 本文采用ARDL模型检验月度数据频率下中美“相对相对”PMI对美元兑人民币实际汇率增长率的短期及长期影响。其过程是首先利用边界检验法确定变量间是否存在长期稳定关系, 可以建立如下ARDL边界临界值检验模型:
其中, n0, n1, 表示变量滞后的阶数, β0i、β1i为短期动态关系, λ0、λ1为变量间协整关系。原假设:H0=λ0=λ1=0, 即不存在长期均衡关系, 该假设用λ0、λ1联合显著的F统计量判断, 如果F统计值大于临界上限值, 说明存在长期均衡;如果F统计值小于临界下限值, 说明不存在长期均衡;如果F统计值处于临界下限和上限之间, 则需对变量的单整阶数进一步检验。当存在长期均衡关系时, 即可建立ARDL模型对长期关系进行分析:
在短期内, 变量间的关系可能会偏离长期均衡效应, 而误差修正模型可以提高模型的精度, 把协整回归中的误差项看作均衡误差, 从而能够在下一期间修正上一个期间的失衡。建立ARDL-ECM模型来分析短期效应, 其中ECt-1为误差修正项, 当各变量的关系偏离长期均衡时, 它负责起回调的作用:
由于PMI的引入, 我们便可以开展对月度实际汇率数据的观察。根据本文第三部分对汇率变化的叙述, 同时结合2008年年中至2010年年中美元兑人民币汇率的锁定, 2012年4月、2014年6月中国人民银行两次提升银行间即期外汇市场人民币对美元交易价浮动幅度, 以及2015年“8.11”调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报价机制的事件, 我们将时间划分为以下区间, 进行分区段估计: (1) 2007年2月至2017年10月的全部时间范围, (2) 2007年2月至2008年7月, (3) 2008年8月至2010年6月, (4) 2010年7月至2012年3月, (5) 2012年4月至2014年5月, (6) 2014年6月至2015年7月, (7) 2015年8月至2018年12月。
(一) 检验
首先对变量的一阶差分序列进行ADF单位根检验, 发现所有变量的单整阶数都不超过1, 可以进行ARDL估计。本文借助于AIC信息准则选择最优滞后阶数, 并对相应最优估计模型的随机误差项进行异方差和自相关检验, 发现所有时间区段的估计结果均不受异方差和自相关影响。根据F统计量与基于I (0) 、I (1) 变量的两套临界值, 可以发现第 (6) 阶段, F统计量小于临界值下限I (0) , 即2014年6月至2015年7月期间, “相对相对”PMI与实际汇率增长率不存在长期协整关系, 其它阶段存在长期关系。以上相关检验见表1。
注:, , 分别表示在、、置信水平下显著, 括号内为对应的值。
注:*, **, ***分别表示在10%、5%、1%置信水平下显著, 括号内为对应的标准误。
(二) ARDL长短期模型估计结果
经过边界检验, 确认了除阶段 (6) 以外, 其他阶段内变量之间存在长期协整关系, 便可以根据ARDL的最优估计模型获得长期均衡系数, 并进一步利用ARDL-ECM模型研究短期动态调整系数, 结果如表2所示。
从长期来看, 第 (1) 阶段“相对相对”PMI的系数为0.05, 意味着“相对相对”PMI每上升1个百分点, 实际汇率增长率将会提高0.05个百分点。依此类推, 第 (2) 阶段, PMI每上升1, 实际汇率增长率将会降低0.008。第 (3) 阶段, PMI每上升1, 实际汇率增长率将会提高0.062。第 (4) 阶段, PMI每上升1, 实际汇率增长率将会上升0.005。第 (5) 阶段, PMI每上升1, 实际汇率增长率将会下降0.003。第 (7) 阶段, PMI每上升1, 实际汇率增长率将会提高0.072。综合来看, “相对相对”PMI对实际汇率增长率有正向影响的系数更为显著, 影响力度更大。2008年至2010年期间的实证结果, 与本文第三部分中的推断相同, “相对相对”PMI与美中相对价格水平增长率的变化存在一定内在联系。2015年8月11日汇改以后, “相对相对”PMI对实际汇率增长率的正向影响不仅显著, 而且超过此前任何一个阶段。一定程度上, “8.11”汇改释放了此前人民币长期升值带来的贬值压力, 使得实际汇率与经济基本面的关系较之前更为密切。而在一些系数并不十分显著的时间区间, “相对相对”PMI与实际汇率增长率往往呈现负相关甚至没有关系, 表明二者的关系虽然在整体上表现为正相关, 但一些时点由于外部经济因素的干扰会带来二者的关系出现偏离。从短期来看, 各阶段误差修正项系数都显著为负值, 说明短期内不同阶段的各变量都有上下偏离均衡关系的现象, 但都会有向长期均衡状态的调整回归。短期内影响实际汇率增长率的最重要因素依然为“相对相对”PMI, 只是在某些特殊时段实际汇率增长率自身的滞后与“相对相对”PMI的滞后对实际汇率增长率有显著影响。
三、总结与思考
本文首先通过对巴萨效应理论的文献梳理, 提出应加强对巴萨效应传导机制的直观观察。本文引入了可以反映可贸易品部门与非贸易品部门景气程度的PMI, 在进一步将中美“相对相对”PMI与美元兑人民币实际汇率增长率相比对后, 发现二者之间大体上存在正相关关系。最后的实证部分也验证了在长期中中美“相对相对”PMI的升高会使实际汇率增长率升高, 即中国可贸易品行业的“相对相对”繁荣扩张, 在长期中会导致人民币相对美元贬值程度的不断加深或者升值幅度的不断减缓。分区段来看, 在名义汇率不变的2008年至2010年, 与“8.11”汇改之后这两个时间段, “相对相对”PMI对实际汇率增长率的正向推动效果显著, 而在2014年左右这种正向推动并不明显。在短期中不同阶段的各变量都有偏离均衡关系的现象, 但都存在着向长期均衡状态的回归。
在对传统巴萨效应机制的直观观察基础上, 本文为研究巴萨效应提供了新的视角, 将传统方法中“制造业、服务业劳动生产率与实际汇率的关系探讨”延伸到制造业、服务业景气繁荣程度与实际汇率增长率的关系考证, 并且在此过程中对中国PMI的属性也作了初步的探讨。本文的结论有助于从产业扩张收缩角度出发, 对未来实际汇率的变化做出预测。
摘要：本文首先通过引入反映可贸易品部门与非贸易品部门发展情况的采购经理指数 (PMI) , 构造出中美“相对相对”PMI的走势图。随后本文利用中美2007至2018年的PMI月度数据, 发现中美“相对相对”PMI与人民币实际汇率增长率间在整体上存在正相关关系。最后利用ARDL模型, 分区段地验证了在长期内中美“相对相对”PMI的升高会使美元兑人民币实际汇率增长率升高的观点, 即中国可贸易品行业的“相对相对”繁荣扩张, 在长期中会导致人民币相对美元贬值程度的不断加深或者升值幅度的不断减缓。本文的结论有助于从产业扩张收缩角度出发, 对未来实际汇率的变化做出预测, 为汇率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
关键词：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实际汇率,PMI,ARDL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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