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伙伴们反映都在为论文烦恼，小编为大家精选了《城镇化进程中农村教育论文(精选3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摘要]教育强国战略的推进离不开西北地区农村教育的均衡发展。西北地区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将农村教育事业推向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上好学”成为农民新的教育诉求。以甘肃省为对象的调查发现，城镇化进程的加剧致使农村生源锐减，“小校小班”成为农村教育的新特征。农村学校师资普遍存在着结构性短缺，教学质量问题堪忧。
城镇化进程中农村教育论文 篇1：
城镇化进程中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南疆地区农村教育的困境与出路
摘 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口城镇化水平虽然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南疆地区（以下简称“南疆”）农村教育城镇化趋势却紧随全国的步伐，在空间布局上基本呈现幼儿教育在农村、小学教育向乡镇集中、高中教育向县城集中的基本格局。在发展速度上，呈现双语教育快速发展、免费教育覆盖范围逐渐扩大等趋势。针对基础设施建设不完善、教师人数短缺和双语教学资源匮乏等主要问题，应该结合新农村建设和信息化建设，实施以提供优质双语教学资源为主要形式的双语教育的供给侧改革，把农村中小学建设成为党的先进文化的传播阵地、民族团结教育的前沿阵地和民族优秀文化传承的重要基地。
关键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南疆地区；农村教育；困境；出路
课题项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专家顾问团决策研究与咨询项目“双语教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问题研究”（20170143）。
作者简介：刘永泉（1981—），男，山西岚县人，新疆师范大学初等教育学院助理研究员，硕士，研究方向：高教管理与小学科学教学研究。
城镇化是指随着一个国家或地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以及产业结构的调整，其社会由以农业为主的传统乡村型社会向以工业和服务业等非农产业为主的现代城市型社会逐渐转变的历史过程[1]，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过程。但在城鎮化发展过程中，不同国家和地区在不同阶段由于经济发展和人口分布的不平衡等原因，其城镇化速度与质量则存在着明显差异。
我国城镇化进程自1996年进入加速阶段以来，每年新增城镇人口约2000万人。到2015年末，我国城镇常住人口已然达到77116万，占全国总人口比重为56.1%，中国已经进入了城市社会。但与城市快速发展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农村传统村落的衰落和青壮年人口的流失，大量空巢老人和留守儿童出现，农村原有的校舍闲置或者荒废，城乡教育的二元化趋势进一步加剧，新的教育不公平现象出现。了解城镇化过程中农村教育出现的困境及出路对促进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南疆农村教育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南疆人口城镇化现状概述
1.南疆人口城镇化发展现状
作为我国陆地国土面积最大的省级行政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2015年末常住人口为2360万人，其中城镇常住人口为1115万人，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47.25%，而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远低于此。从各地州城镇化水平对比来看，南疆四地州城镇化发展相对滞后。喀什地区人口城镇化率为 37.91%，和田地区的城镇化率为35.15%，两地的城镇化水平均低于全疆平均水平[2]。
新疆城镇不仅规模普遍偏小，而且位置相对分散，现有96个城市（县城）中，设市城市28个、县城68个；各城市间的平均距离为958千米，县与县的平均距离为112千米[3]，相对于城市来说，农村聚落和人口分布更加分散，尤其是部分以牧业为生的牧民家庭随季节长期迁徙于牧区，远离中心城镇。
2.南疆人口城镇化发展趋势
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事业“十三五”规划纲要》，到2020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要达到45%，除了建设乌鲁木齐都市圈，还要构筑喀什-阿图什城市群等11个绿洲城镇组群，有135万农业人口需转移进城落户。在规划建设的11个绿洲城镇群中，喀什-阿图什，库车、麦盖提-莎车-泽普-叶城、和田-墨玉-洛浦这几大城镇群组均处南疆地区，以上绿洲城镇群组的规划建设势必对南疆四地州农村教育发展和学校布局带来深远的影响。
二、南疆农村教育城镇化问题
1.南疆教育城镇化发展趋势
据国家统计局统计数据显示：2006年到2015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境内普通小学由4815 所减少到3501所，平均每年减少131.4所。学校数随着人口城镇化率的提高而不断减少，在乌鲁木齐市，平均每2.05万人才能拥有一所小学，在南疆地区的比例则是喀什地区每0.47万人拥有一所小学，阿克苏地区每0.42万人拥有一所小学，和田地区和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为每0.33万人拥有一所小学。当然，农村教育城镇化过程中由于村小学和教学点的撤并在一定程度上也带来了上学远和上学成本增加等问题，自治区人民政府早在2013年叫停了农村学校和教学点的撤并，并根据需要对原来撤并的一些学校和教学点予以恢复。但随着城镇化水平的不断提高，中小学数量仍然在不断地减少，仅2014年和2015年两年间，全疆普通小学又减少了32所。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南疆农村中小学的撤并及布局优化仍然是未来几年需要高度关注的问题。
2.南疆教育城镇化原因探析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农村教育城镇化发展的驱动力，大都是在人口城镇化过程中由于人口的自然迁移造成的。其中进城经商、务工人员和在城市就业的农村生源的高校毕业生是人口城镇化的主要因素，为了得到优质教育，他们的子女一般都会随父母进城读书；也有一些意识比较超前的农牧民为了让自己的子女接受到良好的教育，往往选择把子女送到一些教学质量和升学率较高的寄宿制私立学校或者寄宿制城市学校，甚至有些父母会选择租房陪读[4]。笔者在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和静县走访时发现，该县所有小学都集中分布在中心城镇，许多牧民家庭中男性在牧场放牧，女性带孩子在县城租房上学。
三、南疆农村教育的改革热点
2016年6月3日在乌鲁木齐市召开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教育教师工作会议上，时任自治区党委书记张春贤同志指出：新疆全疆学前三年幼儿入园率在2020年要达到85%以上，中小学义务教育巩固率要达到95%左右，全疆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要达到90%以上。少数民族中小学生接受双语教育的比例要达到90%以上，主要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要达到11年以上，新增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要达到13年以上。
1.少数民族双语教育快速发展
为了实现前述目标，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和政府2016年在南疆四地州新增应急办园点3734个，新增入园幼儿43.46万名，使在园幼儿达到100.06万名，增幅为76.9%，提前实现普及农村学前三年免费双语教育的目标。学前双语幼儿园的全面普及决定了未来三年之内全疆小学教育阶段双语教育必将全面推广，南疆地区100多万接受双语教育的幼儿的幼小衔接和双语小学的配套建设问题是未来几年必须认真对待和解决的问题，幼儿园和小学阶段双语教学的大力推进必将让新疆少数民族双语教育的发展迎来前所未有的新局面。
2.高中阶段免费教育稳步推进
据不完全统计，喀什地区、和田地区、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三地高中阶段入学率约为23%，77%的青少年在结束义务教育以后将外出务工或在本地从事农业生产活动。针对高中生入学率偏低的问题，国家从2007年加大了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特别是南疆三地州的支持力度；南疆三地州从2008年11月率先实行高中阶段免费教育；阿克苏地区从2014年秋季学期起在高中阶段也启动了免费教育政策。从2017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考报名情况来分析，已有20000多名学生享受到这一政策的优惠。南疆四地州率先基本实现从学前到高中阶段的15年免费教育将大大加快南疆教育发展步伐。
四、南疆农村基础教育问题聚焦
1.合格双语教师严重短缺
城市人口快速增加的背后意味着农村人口的流失，由于城市户籍准入门槛较高，由农村向城市不断迁移的人口主要是进城务工的青壮年劳力和高校毕业生。高学历人才向城市聚集的同时也造成了农村教师的短缺，尤其是村小、教学点、幼儿园教师短缺较多。笔者在阿克苏地区库车县、沙雅县，和田地区和田县、策勒县、于田县等地走访时发现，很多农村小学在开学季因为没有老师教学而无法开学。仅在2016年一年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教育厅选派11000余名高年级师范类大学生、1285名支教教师和3000名机关事业单位干部赴南疆农村中小学、幼儿园和应急办园点支教，但农村合格双语教师短缺的问题并未得到根本解决。
2.基礎设施建设不够完善
在南疆阿克苏地区、和田地区、喀什地区农村中小学和幼儿园往往都是当地最漂亮的建筑，但由于南疆农村远离中心城镇，道路、管网、通信等基础设施建设落后，导致农村学校按照城市标准建设的教学楼、设施齐全的标准化幼儿园由于没有下水管道而不能洗澡，无法使用室内卫生间，大量的多媒体教学设备由于网络管制或拉闸限电等原因不能正常投入使用。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不完善和生态环境的恶化是影响教师招聘和留任的一个重要原因。针对实习支教大学生的一项调查表明，在南疆农村学校的支教经历让自己的从教信仰发生了动摇。
3.双语教学资源严重匮乏
从绝对数量来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南疆农村学校和教学点数量充足，在职教师也严重超编。但由于双语教学所使用的教材、辅导资料均为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印刷的，且绝大部分学习材料没有配备相应的音像视频材料，更无维汉双语对照的学习材料。大多数少数民族双语教师由于汉语水平不高，不能较好地开展真正意义的双语教学；少数民族中小学生也因为汉语水平不佳而不能理解和掌握相关知识点；在南疆农村支教的城市中小学教师和在校大学生因为不会使用少数民族语言授课和交际，从而无法开展正常教学。在农村学校经常出现有教师和学生却无教学活动的现象。
五、南疆农村基础教育的出路
城镇化是世界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农村工业化、城镇化是我国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发展和转变的必然过程，也是最终解决“三农”问题、实现城乡一体化的关键。然而，包括阿克苏地区、和田地区、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和喀什地区在内的南疆地区由于地处干旱、半干旱地区，降水量少、蒸发量大的气候条件，再加上过去几十年过度开垦和过度放牧造成的生态环境退化，以及地处偏远、交通不便、经济欠发达等多方面的原因导致经济发展慢、人口城镇化率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统计局2015年的统计数据显示，南疆四地州人口占整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 35.87%，其中农村人口占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农村总人口的 54.2%，但这四个地州国内生产总值仅占全疆的 14.94%。在城镇化的浪潮中，南疆农村教育究竟何去何从？针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南疆地区的实际情况，笔者认为应该从四个方面着手。
1.加快南疆新农村建设步伐
经济发展模式和速度决定了南疆四地州寄希望于通过人口城镇化来促进教育城镇化的做法在短时期内是不可能实现的。而选择人居条件较好的地方，通过兴建农田水利基本工程、开荒造田、建设富明安居房等措施，鼓励和引导农牧民向生态环境较好的地方定居，指导广大农牧民将牲畜进行圈养育肥，通过培训农民开展农产品包装和深加工等活动来开展新农村建设等措施。逐步打破农村户口迁移和土地承包制度的壁垒，在农村人口向城镇集中的过程中有意识地逐渐引导远离中心城镇或者散居的农牧民向中心城镇靠拢，逐渐扩大新型农村的规模，形成人口聚集效应来促进教育的发展。
2.优化南疆农村教学点布局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农村中小学不仅是开展基础教育的主要场所，也是优秀民族文化传承的主要场所，更是教育系统反分裂、反渗透斗争的前沿阵地。中小学生一直是各类非法宗教分子和极端宗教势力渗透的重点对象，潜伏于暗处的分裂分子和暴力恐怖分子利用一切机会和资源在南疆各地寻找和发展他们的效忠者和“接班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文化背景决定了农村学校布局调整不能仅考虑师资和在校学生的多少这两个因素，中小学布局调整必须考虑非法宗教对农村青少年的侵蚀。
3.实施双语教育供给侧改革
过去十几年来，教育部和各个援疆省市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双语教育师资的培训倾注了大量心血，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和物资。2009年以来，全疆通过免费师范生培养计划平均每年培养定向免费师范生3000余人。在做好少数民族双语教师职前培养工作的基础上，自治区教育厅又开展了新疆少数民族在职教师职后培训项目。2010年以来，累计培训一年制和两年制双语教师1万人以上[5]。但在职教师的职后培训和双语教师的职前培养从目前来看并未使南疆双语教师短缺的情况得到根本解决。仅仅依靠教师培养和培训来解决南疆农村教育问题是不符合客观实际的，必须从当地人口、社会、经济基本情况出发，从维护自治区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角度出发实施双语教学供给侧改革。
4.加强农村学校信息化建设
在中央和援疆省市的支持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农村中小学、幼儿园硬件设备齐全，但教师和资源短缺等软实力问题依然是制约教育发展的大问题。目前在贵州省、云南省以及内蒙古自治区等地悄然进行的一种“双师教学”项目或许可以作为解决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南疆基础教育的参考。“双师教学”项目是一种创新型教学模式，它利用网络把一流中学的优质课程同步直播到试点推广学校。在教师远程主讲课程结束后，由当地教师根据本班情况有针对性地进行辅助教学实践。该项目旨在利用先进的网络技术，使各地学校共享优质的教育资源，从而促进城乡教育的均衡发展，使“教育公平”的梦想逐步成真。同时，可通过构建包括中心学校共享的远程同步课堂、“农村小规模学校联盟”的远程互助课堂、地方高校支持的远程支教课堂、光盘为主教师为辅的课堂和基于平台的翻转课堂、混合课堂等形式，改善农村小规模学校师资薄弱的困境[6]。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农村中小学作为优秀民族文化的重要传承场所和意识形态领域反分裂、分渗透的主要阵地，绝不能因为教师短缺和生源减少而进行简单的撤并，而是应该结合新农村建设和信息化建设，实施以提供优质双语教学资源为主要形式的双语教育的供给侧改革，把农村中小学建设成为党的先进文化的传播阵地、民族团结教育的前沿阵地和民族优秀文化传承的重要基地。
参考文献：
[1]张振龙，孙 慧.新疆城镇化的时空特征与动力因素研究——基于核密度与分位数模型的实证分析[J].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4）：141-148.
[2]徐 园.新疆南疆四地州城镇化进程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D].阿拉尔：塔里木大学，2016.
[3]许文倩.新疆城镇化水平地区差异及分类研究[D].石河子：石河子大学，2010.
[4]王 君，张丽花.农村教育城镇化：动因、目标与策略[J].继续教育研究，2017（5）：34-37.
[5]吴 颜.新疆中小学双语教师培养培训六十年的回顾与反思[J].黄冈师范学院学报，2015（4）：59-62.
[6]冉新义.农村小规模学校“互联网+同步课堂”教学模式研究[J].教育探索，2016（11）：35-39.
作者：刘永泉
城镇化进程中农村教育论文 篇2：
城镇化进程中西北农村教育发展的应然取向
[摘要]教育强国战略的推进离不开西北地区农村教育的均衡发展。西北地区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将农村教育事业推向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上好学”成为农民新的教育诉求。以甘肃省为对象的调查发现，城镇化进程的加剧致使农村生源锐减，“小校小班”成为农村教育的新特征。农村学校师资普遍存在着结构性短缺，教学质量问题堪忧。西北地区农村教育问题的破解需要开展教育精准投入，提高农村教育投入的社会效益;因地制宜办好小规模学校，培养优质农村教师队伍;开展教育生态移民，关注农村孩子发展的同时，也观照生态环境的建设，多管齐下解决西北农村教育发展不充分的问题。
[关键词]城镇化;农村教育;小规模学校;教育精准投入;教育生态移民
[DOI]10.13980/j.cnki.xdjykx.2021.02.002
城镇化是中国迈向现代化的必经阶段，也是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提出，要“以人的城镇化为核心”，城镇化发展的价值取向由“物”转向了“人”。城镇化带动了农村从封闭型社会向开放型社会的整体演进，农民也因社会变迁过程中生活质量的改善、农村传统文化的消解，以及信息技术在农村地区的普及和交通条件的改善等原因而对教育有了新的诉求。西北地区由于受地理、经济和历史等多方面因素的制约，农村教育发展水平跟中东部地区的教育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还面临不少特殊困难和亟待解决的短板。根据梯度转移理论，中国中东部地区已经得到了较好的发展，要素有必要向欠发达的西部地区转移，以帶动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农村教育是农民再社会化的一个重要途径，是其身份认同的一种方式。探讨西北农村地区的农村教育发展问题，对于城镇化的稳定发展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一、变迁的西北农村社会发展透视
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中国传统社会延续了千年之久，其于1978年底开始向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现代化社会转型。转型肇始于农村，并逐渐触及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牵动亿万农民切身利益，也加快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甘肃省的大部分农村地区具有西北农村社会的典型特征，其在城镇化进程中的农村教育发展问题，折射出整个西北地区的农村教育发展现状。
（一）产业结构变化及生产条件改善提升了农民生活质量
随着社会变迁的速度加剧，农村经济改革不断深入。甘肃省农村经济结构为适应社会发展的变化不断调整，农业占比不断减少，二三产业的占比逐步上升;在农业中种植业占比不断下降，其他产业占比逐步上升。例如，平凉市（原平凉地区）2002年农业总产值192 376.4万元，其中种植业占78.2%[1]。2017年，平凉市粮食作物播种面积498.95万亩，比上年减少8.09万亩①。国家对农村地区投资持续增加，以及农田水利建设力度加大、农业机械化程度提高，使农业生产条件明显改善，农业经济效益不断提高，农民收入不断增加。统计显示，2017年，平凉市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7 611元，比上一年增长8.6%。
产业结构的变化和生产条件的改善，使农民的生存状态由过去着力于解决温饱转向追求美好生活，客观上加快了西北地区城镇化建设的步伐。平凉市2002年企业人数17.94万人，占农村劳动力的20%。到2017年，平凉市常住人口211.28万人，其中城镇人口83.92万人，占常住人口的39.72%，比上年提高1.92个百分点。另据《2017年崆峒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17年，平凉市崆峒区常住人口中，城镇人口33.51万人，城镇化率达到63.11%。
统计数据显示，2017年末甘肃全省常住人口为2 625.71万人，其中城镇人口1 218.07万人，占常住人口的46.39%，较上年末提高1.7%②。根据《甘肃省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到2020年，全省城镇常住人口达到1 350万人，城镇化率达到50%。
中国连续多年经济的快速发展吸纳了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农民外出务工不仅提高了自身的生活水平，也加快了西北地区城镇化建设的进程。西北农村地区虽然在发展水平和速度上与中东部地区有很大差距，但中央政府对促进西北地区发展的一系列政策扶持，如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兰州新区的设立、东部省市对西部地区对口帮扶等，让西北农村地区的发展迎来了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机遇。2014年，甘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5 736元，增长12.3%;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为37.6%，比上年提高0.5个百分点。2016年，甘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7 456.9元，增长7.5%。2017年，甘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8 076.1元，增长8.3%。全省居民恩格尔系数为29.6%，比上年下降0.6个百分点，其中农村为30.4%。
收入的稳步增长带来了农民生活质量和生活水平的实质性提高，但不同地区的贫富差距很大。以甘南州碌曲县尕海乡尕秀村为例，2016年调查时，该村一藏族家庭有8口人，养了130多头牦牛，一年的毛收入大约为9万元，在当地属于富裕家庭。但有的贫困家庭只靠家里的劳动力在当地打零工维持生计，由于打工收入微薄，生活非常贫困。
（二）城镇化加剧了农村社会的结构解体
统计数据显示，2014年甘肃省常住人口为2 590.78万人，其中农村人口1 510.94万人，占58.32%。从1999年到2014年，甘肃省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百分比每隔5年分别下降4.54、4.04和9.03个百分点。2017年末，甘肃省农村人口为1 407.64万人，在城镇生活的人口已经超过在农村生活的人口。
我们通过对平凉市崆峒区草峰镇草滩村的调查了解到，该村在20世纪80年代有人口两千多人，1990年以后进城务工人员开始增多，2010年以后，村里部分村民开始在城里买房、租房供孩子上学。塬区村民举家进城后，山区有些村民就搬迁到塬区居住。从2012年开始，这种搬迁逐年增多。该村吕家山社20世纪80年代有13户70多口人，2016年只剩2户4口人;郭涧社原有15户70多口人，2016年只剩2户6口人。山区村民搬迁到塬区居住，但土地还在山上，山路步行至少需要1小时，这也是留守者多是些老人的主要原因。
尽管西北地区的城镇化进程缓慢，但依然在稳步推进。各地市的具体情况纷繁复杂，既有农民到本地城市的举家进城，更有到新疆等地的跨区域长途跋涉。总体来说，农村居住条件较差、交通不太便利的地方，农村留守的人口越少。人口迁移提高了西北的城镇化水平，扩大了农民享受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带来的红利的范围，但同时也加速了偏远农村社会的解体，造成农村的空心化。
（三）农村传统文化的消逝对教育产生潜在影响
农村社会的巨大变革对以价值观念为主体的农村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视野的开阔、观念的更新和现代科技向农村下移使农民的社会场域和生活方式都發生了变化，农村文化逐渐消逝。
城镇化进程中农民的自发性迁移让他们逐渐融入现代城市文化，劳作的减少使他们渐渐淡忘与节气相关的传统节日，农谚、农村方言逐渐消失，在物质生活、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层面都发生了巨大变化[2]，农村传统文化内卷化趋势明显，给农村教育带来了不小的冲击。
传统戏曲和露天电影曾是中国广大农村地区文化活动的主要内容，西北地区也不例外。随着电视、互联网和智能手机的逐渐普及，农民的活动方式不断丰富，传统的文化活动和村民之间的集体活动减少。农民精神生活丰富的同时，村民之间的交往不再像以前那样密切。传统戏曲等文化活动仍然深受村民喜爱，成为农村在嫁娶、丧葬时邻里乡亲和亲朋好友交流的平台。网络已经成为农民获取信息的重要方式，信息渠道的多元化加上近年来西北地区交通的逐渐便利化，使农民从关注教育机会公平转向对教育资源公平的重视，关于孩子享受优质教育资源的愿望比过去更强烈。
二、城镇化进程中的西北农村教育发展现状
近年来，国家颁布了教育精准扶贫等一系列农村教育扶持政策，促进了西北农村地区办学条件不断改善，农村地区教育供给能力明显增强，基本上解决了“上学难”问题。但城镇化进程的农村教育问题依然存在，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呈现新的样态，如学校布局不均、生源减少、优质师资缺乏等问题对教育教学质量产生了较大影响。甘肃省农村教育发展进入了全面提高教育质量、推动优质教育资源共享的新时期。
（一）农村学校办学条件得到极大改善
农村经济的发展对教育机会公平起到了极大推动作用。“十二五”期间，甘肃省抓住国家“全面改薄”③的历史机遇期，得到中央财政支持年均40亿元以上，实施项目惠及1.13万所义务教育薄弱学校253万名学生。贫困地区义务教育办学条件显著改善，基本消除了D级危房和“大通铺”现象，实现了乡镇、58个贫困县1 500人以上的行政村，17个“插花县”④行政村、革命老区和藏区行政村幼儿园“五个全覆盖”;学前教育资源不断丰富，构建起了覆盖市、县、乡、村的四级学前教育公共服务体系，基本满足了甘肃全省适龄幼儿的入园需求[3]。
（二）对优质教育资源的追求成为新时代农民的教育新诉求
农民在大规模流动中经历的各种就业竞争，使其越来越认识到接受良好教育和掌握实用技能的重要性。在城乡教育资源和环境存在较大差距的背景下，带孩子到城市去就读成为众多家长的梦想。为了孩子“上好学”，越来越多的村民在城里买房或租房，以使孩子享受更优质的学校教育资源。
一方面，农民迫切希望孩子在城里接受较好的教育而甘愿付出;另一方面，大学毕业生就业竞争的激烈又使农民在供养孩子上学问题上陷入纠结中。调查中许多农民认为，农村学生高中毕业后很多人都是上高职院校，考上重点大学的很少，即使大学毕业就业也很难，还不如早点儿掌握一项技能。实际上，尽管高职院校的就业率并不比重点大学低，但从就业质量上来说，二者间的差距是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很显然，农民在追求优质基础教育资源的同时，也在不断追求优质高等教育资源，让孩子“上好学”成为新时代农民新的教育诉求。
（三）“小校小班”成为西北农村教育的新特征
受自然条件的限制，西北地区农村学校长期以来都存在布点多、规模小、分布散的现象，加之新教师不愿到农村学校任教，师资难以得到补充，致使许多学校小、差、弱。城镇化进程的加剧使农民工的流动呈现大规模迁移的态势，尤其是新生代农民，他们为了谋求让下一代有更好的教育环境，带动学龄儿童逐渐流向城市。加之多年计划生育政策的严格执行，农村生源锐减，西北地区中小学变得城满、乡弱、村空，“小校小班”成为西北农村教育的新特征，“一师一校”“一师几生”的现象不少[4]。截至2017年，甘肃省共有人数在50人以下的农村小规模学校3 134所，其中小学3 138所，初中16所⑤。农村小学全面进入“小校小班”时代。
21世纪初开始兴办的寄宿制学校在特定的历史阶段对优化农村教育资源配置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但大规模的撤点并校已经被证明产生了很大的负面效应。在城镇化进程中，农村教育担负着促进社会稳定和教育均衡发展的双重功能，办好农村小规模学校是提升农村教育质量的托底工程。近年来，甘肃省在改善农村教育方面着力甚多，力求实现农村小规模学校“小而美、小而优”的建设目标。然而这项工作依然存在着短板和困难，主要是生源流失严重、小班小校有增无减，教师稳定和质量提升难度增加等[5]。
（四）师资队伍建设问题成为农村教育“心头的痛”
《乡村教师支持计划（2015—2020年）》的落实使教师的数量已经基本能够满足西北农村地区教育发展的需要。据甘肃省教育厅《关于2017年全省县域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督导评估情况的通报》，在督导评估的15个县（市、区）中，除康乐县的中学为64.3%外，其余学校合格学历教师占比均达到100%。单从数字上看，农村学校师资建设问题已然取得了很大进步，但仍然存在着结构性短缺，音乐、体育、美术等在农村学校传统上被认为是“副科”的专业教师不足，幼儿教师尤其缺乏。随着全面放开二孩政策的实施，学前教育师资与农村实际教育需求之间的矛盾将会更加突出。西北地区绝大部分地方属于民族地区，农村学校既懂民族语言又精通汉语普通话的“双语型”教学人才尤其缺乏。
在许多农村学校，教师学习动力不足，创新意识不强，没有形成浓厚的学习氛围。教师进修或培训虽然让许多教师提高了学历，但其实际教学水平与能力并没有真正得到提高，培训未能发挥应有的辐射带动作用。另外，在西北农村地区优秀教师流失严重。以平凉市为例，首批51名“平凉名师”基本上都在城市任教，农村优质师资的缺乏已成为制约当前农村教育发展的短板。整体上讲，农村教师存在专业发展条件较差、专业发展动力不足等问题，加之城市学校不时采用招考的方式选拔优秀教师，这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公开、公平、公正原则，但导致优秀骨干教师更难留在农村，对农村教育的发展更加不利。
农村学生的学业成绩和能力素质与城市学校的教育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以平凉市为例，崆峒区原有市属省级示范性高中平凉一中、区属市级示范性高中平凉二中和区属普通高中平凉五中3所普通高中。通过对平凉一中和平凉五中近3年的录取情况统计后发现，2015—2017年平凉一中新生中农村生源分别为19.4%、20.9%、18.1%，所有艺体专业均无农村生源。对平凉五中2015年文化课录取名单中后100名考生文化课成绩的统计显示，成绩为455.2～471.2分的农村生源占47%。2016年和2017年的相应数据分别为442～457.3分的农村生源占43%和478.3～487.8分的农村生源39%。数据表明，农村学校无论是学生综合素质培养还是文化课的教学效果上与城里学校相比，都存在较大的差距，城乡教育的不平衡发展问题还很突出。造成这种发展不平衡问题的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师资问题是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
三、西北地区农村教育发展的应然取向
中国正从城镇化迈向新型城镇化，农村问题依然是中国不可忽视的一个大问题。农村地区的教育问题必须引起重视，这不仅事关东中西部教育协调发展的问题，更是中央“小康路上一个都不能掉队”战略部署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以教育精准投入推动西北农村教育的发展
对西北农村教育发展来说，教育经费投入问题仍然是基础性问题。总体来说，西北地区地方政府对农村教育的投入已经达到一个相对较高的水平，但农村教育的发展问题并不是笼统地依靠增加投入就能解决的，而是要实行精准投入，提高投入的社会效益。“全面改薄”工作要继续稳步推进，加大对偏远地区和民族地区农村教育的支持力度，保证农村所有学校的教学和生活资源配置基本均衡，要增强对农村教育投入的适切性。西北地区独特的地域特征决定了很多农村学校亟需的不是教学大楼、实验大楼等建筑设施，而是采暖设施和实验仪器、宽带网络与计算机，以及艺体类课程器材、运动场地等，特别是多媒体教室、语言实验室等在西北地区农村学校中尤其缺乏。
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在理论上会导致农村出生人口有一定幅度的增加。因此，要进一步夯实农村学前教育的基础，增加农村优质学前教育资源儲备，改变农村幼儿教育薄弱的状态，防止幼儿园“小学化”现象的出现，满足农民对优质学前教育的需求，不让农村孩子输在起跑线上。
（二）“差别化”建设农村小规模学校是提高农村教学质量的基础
农村需要有自身独立的价值取向，需要与农村生产活动相结合，“为农性”是农村教育的基本特征。农村小规模学校是城镇化的产物，是适应偏远农村学龄儿童数量减少的客观实际而设置的规模较小学校，在校学生人数是否达到100人被当成小规模学校的底线标准[6]。农村教育不是城镇教育的“后花园”，小规模学校是农村教育从管理者本位向教育对象本位的转向。方便学生就近入学，而且由于实行小班化教学，生师比高，有利于实施个性化教育[7]，有利于农村学生情感和性格的培养。民生问题是地方政府施政时要考虑的首要问题，农村小规模学校建设就是保障农民权益和解决民生问题，是保证整个社会和谐发展的需要。农村小规模学校建设在价值导向上需要采取“积极差别待遇”，在基建、师资、管理等方面实施政策倾斜，用可视化的行动支持农村小规模学校的发展。康德说，人只有经过教育才能成为真正的人。小规模学校要结合地域特点开展教学改革和创新，从知识与理解、技能与态度、价值与形象等各个方面来培养学生，全方位、多层次地提高小规模学校的教育质量，避免低社会地位的再生产。西北地区的农村小规模学校数量众多、布点分散，除地方政府予以积极支持之外，还需要汇聚各方资源，尤其需要家长的支持。
（三）以乡土情怀培养为核心建设优质农村师资队伍
民办教师曾是特定历史时期农村教育的主体，其事业和家庭都在农村，与乡土社会相融，有着很深的乡土情怀。现在很多农村教师来自城市，与乡土社会并非浑然一体，甚至很难融入。很多教师晚去早归，很难做到以校为家，更谈不上安心农村教育。农村教育师资问题的解决不能仅仅依靠外部“输血”，重要的是要培养农村教师的乡土情怀，乡土教师是解决农村教育的治本之策。乡土教师懂得农村社会底色，扎根于乡村土壤之中，立足乡土但又不拘泥于乡土[8]。具有乡土情怀的农村教师才能坚守高尚情操，淡泊名利，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扎根西北农村，为西北农村教育贡献智慧。当然，乡村教师也是普普通通的平凡人，在教师乡土情怀的培养上，可以考虑在评优评先、职称评聘时对农村教师予以适当照顾，这涉及教师的职业认同感，关系到农村教师队伍的稳定和发展。向农村学校倾斜并不是降低评审条件，而是注重教育教学一线实践经历。提高实际工作年限的考核权重，不让老实人吃亏，有利于吸引和稳定优秀人才在农村长期从教。
乡土情怀的培养需要完善农村教师培训体系，观照农村教师的培训诉求，增强培训的针对性。重点是要提升农村教师的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和自我学习能力，消除农村教育的自我封闭，实现网络视频直播及点播、在线网络课堂、网上教研等[9]。同时，构建乡村教师专业发展支持服务体系，探讨适合地方特点的解决农村教育问题的方法和途径[10]，解决好教师观念陈旧、知识老化、教学手段落后的问题。激励城区教师向农村流动，鼓励优秀教师到农村支教，引导优秀毕业生到农村任教。农村教育在教学模式上也应该是乡土的，既强调教师要有扎实的学科和教育理论知识，也要鼓励教师联系实际制订自我专业发展规划，培养“留得住、下得去、教得好”的优质农村师资队伍[11]。
（四）探索教育生態移民的农村教育发展新路子
教育生态移民着眼于标本兼治的问题解决方式[12]，是解决西北农村教育发展的可选路径。针对西北农村的实际，可以考虑实行家庭成员分层式教育生态移民。分为三个层次：一是学生小学毕业后全部移民到具备条件的城区中学免费就读。由地方政府补贴伙食、住宿、交通等相关费用，义务教育补助经费随生源流动进入学生就读的学校。二是学生初中毕业后，选择在城区高中就读或进入中职学校学习。孩子到城区就读意味着开始移民，主动选择减少与环境的对抗，渐次减轻贫困地区的环境压力。三是为高中和中职毕业学生提供更多进入高校就读的机会。提升其未来的就业档次，成为具有自主就业能力的技术技能型人才，并最终有能力逐步实现全家移民，成为城镇化的受益者。
四、结语
西北农村教育的均衡发展是教育强国战略的重要支撑点之一。城镇化进程中农村生源锐减，农村教育呈现新的特征，教学质量的提升需要探讨新的路径。基于农村教育的现状，西北地区农村教育问题的破解需要对教育进行精准投入，在办好小规模学校和培养有乡土情怀教师队伍的基础上，观照生态环境建设并适时开展教育生态移民，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教育领域做注解。
注释：
① 数据来源于《2017年平凉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除特别说明，文中其他关于平凉市的统计数据都来源于《平凉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② 数据来源于《2017年甘肃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除特别说明，文中其他关于甘肃省的统计数据都来源于《甘肃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③从2014年到2018年，中央财政每年投入350亿元，全面改善贫困地区义务教育薄弱学校基本办学条件，旨在全面统筹城乡义务教育资源均衡配置，缩小区域、城乡之间教育差距，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
④指一个县在大多数人口都已经脱贫致富的情况下，还有一少部分人或地区处于贫困状态，且零星、分散地分布在整个县域范围。
⑤ 数据来源于《甘肃省教育统计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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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蒋己兰.张楚廷“人与学”教师治学思想与实践[J].重庆高教研究，2016（4）：84-89.
[12]杨慷慨，曹成刚.教育生态移民视角下的西南农村贫困地区可持续发展路径研究[J].南方职业教育学刊，2017（1）：86-89.
（责任编辑：庞博）
The Orientation of Rural Education Development in Northwest China in the Process of Urbanization——Based on the Survey in Gansu Province
YANG Kangkai1，ZHANG Xiliang2
（1.Chongqing University of Arts and Sciences， Chongqing 402160， China;
2. Gansu Medical College， Pingliang，Gansu 744000， China）
Key words： urbanization; rural education; small-scale schools; precise investment in education; educational ecological migration
作者：杨慷慨 张希亮
城镇化进程中农村教育论文 篇3：
河南省新型城镇化发展现状
作者简介：陈霄（1990.03-），女，河南商丘人，河南财经政法大学13级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产业经济学。
赵亚星（1989.11-），女，河南新郑人，河南财经政法大学13级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产业投资。
摘要：近年来，随着河南省城镇化进程加快，新型城镇化在推进过程中所存在的问题也日益突出。河南省在新型城镇化向纵深推进之际，应从根本上改变守旧的观念，城镇化进程最核心的点在于农村的发展，农村发展了那么城镇化进程自然而然的就会跟上去，要求观念的转变即透过现象看到事物的本质，从一而终的坚持农村的发展是城镇化进程的核心所在，大力度的发展农村教育，提高教育水平，努力改善农村生产生活设施，加大对基础设施的建设，改善投资环境，改善开发投资主体，积极推进体制与机制创新，加快提升城镇承载能力，为新型城镇化发展提供政策、教育、资金、制度等方面的支持。
关键词：城镇化率；产业结构；生态环境；创新体制机制
城镇化是在工业化进程中出现的一种经济现象，同时也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现代化程度的重要指标，新型城镇化已经成为推动河南省乃至全国经济发展的新引擎。自党的十八大以来，河南省城镇化建设由原来建国时期的起步阶段、震荡反复阶段、稳步发展阶段发展为快速发展阶段。经过10年的快速发展时期，于2013年年底，河南省城镇化率达到43.8%，但仍低于全国城镇化率近10个百分点，在全国排名十分靠后。因此新型城镇化建设是河南省现代化建设中艰巨的历史性任务。
近几年来，河南省城镇化发展步伐较快，城镇人口数量迅速增加。2013年底，全省城镇人口已达9413万，城镇化水平已达43.8%，比1993年高出了27.3个百分点，近10年平均每年提高10.26个百分点，高于全国的平均水平。河南省以建设中原城市群为基础，推进“一极两圈三层”的现代城镇体系建设，把城市新区建设和新产业聚集区建设为核心向外拓展，县城和中心城市发展空间被逐步打开，城市综合实力明显增强，人口集聚呈现加快趋势，正逐步成为城镇化建设的重要支撑力量。在城镇化过程中，河南省表现出以下几个特点。
1.城镇化进程的推进过程中政府扮演了重要角色
在建设城镇化的过程中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他们在这一发展过程中，主要是市场在起着主导作用，让市场发挥主导作用，符合经济发展的自然规律，让资本在没有政府宏观干预的条件下以利润最大化为前提进行最优的资源配置。但是中国城镇化是政府推动型城镇化，我们国家的这一进程处处都可以看到政府的身影，为了持续深入的推进这一进程，国家政策所起的作用极其明显，显示出强烈的政府干预市场的现象。同样河南省在城镇化的发展进程中，政府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在这一过程中政府的行为所起的作用不可忽视，极为关键。如在“一五”时期，河南省贯彻执行国家三线建设方针，实施了国家的一些重点项目和推行了以发展重工业为主的战略，这些战略促使一批新兴城市的产生和后来的相继发展。改革开放以后，尤其是1984年以后，中央考虑到当时的国家经济发展的需要和国内的现实情势，遂采取了简政放权的做法，把一部分权利从中央下放到地方政府，地方政府在制定经济发展政策的时候取得了一部分对本地方经济政策的决策权。同时国家还提出了更加明确的城镇化发展战略，即“严格控制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镇”的发展战略，在这一背景下，河南省确立了优先发展小城镇的城镇化发展策略，促使一些城市和城镇的形成和发展。因此，政府作用对河南省的城镇化发展同样影响很大。
2.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变动成为城镇重要推动力
改革开放以来，河南省经济快速发展，2013年地区生产总值达到32155.86亿元，地区GDP年均增长率为16.3%；同时作为国民经济基础的第一产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产业中比重大幅下降，而第二和第三产业的比重大幅上升，产业结构调整朝着良性方向发展。第一产业比重从39.8%下降为12.6%，降低了27.2个百分点，降幅达原比重的三分之二，第二、三产业比重分别上升了12.7.和14.4个百分点。经济的快速发展，健康的产业结构和良性的产业结构调整为河南省经济发展攒足了后劲，河南经济显出强大的发展潜力，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积极变动已经成为改革开放后河南省城镇化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3.区域差异导致的城镇化水平差异显著
河南作为区域大省，幅员较为辽阔，由于历史差异、地理环境差异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差异使河南省城市圈分布和城镇化发展水平的区域差异十分显著。按经济区考察，中原城市群人口在河南省总人口的比重为40.4%，拥有23个城市，城镇化水平均高于全省的平均水平，其中郑州城镇化水平为66.3%，城镇化水平相对较高。豫北经济区（安阳、鹤壁、濮阳）城镇化水平为41.4%，略低于全省平均水平。豫西豫南经济区（包括南阳和三门峡）城镇化水平为38.8%，低于全省平均水平。黄淮四市（包括周口、商丘、驻马店和信阳）城镇化率在全省的平均水平之下甚至远低于全省的平均水平。
4.城镇化进程推进快速，但城镇化总体水平较全国低
改革开放以后，全国集中在经济建设中，城镇化是经济建设的重要体现和着眼点，为加快经济建设的步伐，整体推进经济建设的进度，随着经济的发展，河南省也加快了城镇化建设的步伐，特别是1992年邓小平南巡之后，新一轮的改革潮兴起，中央开始部署和完善由点到面，由开放城市到开放省份的更大规模的开放力度，河南各级地方政府及时出台政策措施加快了城镇化进程的速度，从1992至2004年年均提高1个百分点，和全国同期的年均增长率持平，2005-2008年年均提高1.8个百分点，高于全国同期的年均增长率。但由于河南省经济地理条件的限制，到2013年河南省的城镇化率仅为43.8%，低于全国同期平均水平，排在全国第27位，也是全国倒数第五。此外，河南省的城镇化率不仅低于全国、东部地区和东北的平均水平，甚至也低于中部和西部的平均水平，城镇化率处于中部六省中最低。
5.城乡生态环境建设问题
河南省城镇化的迅速发展，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和繁荣，但在长期中，伴随着以单纯追求GDP增长为目的的城市发展，生态环境问题相继出现。人们更关注显而易见的经济效益，而忽视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生态环境恶化越来越严重，已经影响了农村城镇化工作的进一步发展，极大削弱了城镇发展所蕴含的潜力，给当地人民的身心健康造成了严重的威胁。
河南省可以从两方面改善城镇化进程中遇到的难题。
1. 改善投资环境，改变投资体制，建设多元的资金来源渠道，拓宽投资群体来源。
2.加快要素之间流动，增强聚集功能。通过合理布局，促进各种要素向城镇聚集，增强城镇的聚集功能，实现河南农村就地转移城镇化。增强资源的聚集、工业的聚集、人口要素的聚集、基础设施的聚集、市场的聚集以及社会事业的聚集。（作者单位：河南财经政法大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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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陈霄 赵亚星 冯振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