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伙伴们反映都在为论文烦恼，小编为大家精选了《自主创新型工业经济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摘要：中国正处在经济跨越式发展的阶段，也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关键时刻，要依靠以竞争优势为核心的后发优势发挥来实现经济的持续增长。我们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后发优势的发挥关键在于创造竞争优势，而这种竞争优势的创造又是以技术內生为核心的。
自主创新型工业经济论文 篇1：
FDI溢出效应、自主创新能力与地区
［摘要］ 现有FDI对地区产业结构影响的研究通常忽视自主创新能力，造成对FDI溢出效应估计的偏差。以长三角地区22个城市2002—2010年经验数据为基础，运用动态面板数据估计得知：FDI溢出效应整体上表现出对地区产业结构优化的负向影响，但自主创新能力对产业结构升级有积极作用。模型引入交叉项后发现：FDI通过技术外溢促进自主创新能力提升，进而优化产业结构，协同影响效应明显。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及本土企业技术吸纳能力将是长三角地区未来发展的关键。
［关键词］ FDI；产业结构；自主创新；溢出效应
［
20世纪80年代开始，外商直接投资（FDI）陆续涌入中国，其中以长三角、珠三角等地区最为显著，仅2011年长三角所有城市到位注册外资就达50482亿美元，同比增长108％。FDI不仅为地区内企业带来存量资本和资金投入，也提供了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截至2010年底，中国FDI金额累计2401612亿美元，其中投资于制造业、房地产业的资金分别占到了583％和1541％，可见FDI的流向相对集中于第二产业。产业结构调整是中国目前宏观经济调控的重大目标之一，对于区域经济实现跨越式的增长起主导性作用。当前，中国产业结构调整的总方向是在保持重工业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快速发展的同时，大力发展第三产业。
熊彼特提出“创新”理论后，自主创新在现代经济增长中的关键作用也被多数学者证实。考虑到技术创新的重要作用，中国提出了“建设自主创新型国家”的口号，并实施了一系列技术创新扶持策略，如“国家863计划”、“火炬计划”等，其中很多项目在长三角地区企业内落户。地区产业结构的转变逐渐将重心集中于发展第三产业（电子信息行业、文化产业、金融服务业等），FDI在地区经济结构优化中是否促进本土自主创新能力提升，进而协调推动地区产业结构升级是长三角地区下一步战略规划不可忽视的要点。
一、相关文献回顾
按照克拉克的产业结构演进理论，各产业产值比重的变化可以揭示产业结构的状态和演进。在产业发展过程中，产业结构将随着经济增长而不断发生变化，基本趋势是第一产业产值比重不断下降，第二、三产业比重则不断上升。国内外有关外资与产业结构变动的关系研究由来已久，其中多数主要集中于外资对于东道国产业结构调整的量化关系研究。国内学者郭克莎、王燕飞、文东伟等以统计、调研数据为基础，用实证方法证实FDI与中国产业结构调整存在着关联关系［13］，而多数研究将研究对象锁定于中国整体，对于特定区域的研究尚欠缺。就目前而言，这一领域的研究已开始逐步为学者所关注，有些学者的研究值得参考，如史星际、黄日福借助回归模型估计检验了FDI对三次产业的贡献度并对二者之间的因果关系作了模型设定和格兰杰（Granger）检验，最后分别就如何利用FDI更好地推动中部地区产业结构升级问题展开讨论，史星际还进一步提出了相关建议［45］。
技术进步是新经济环境下促进经济发展的原动力，技术的进步更多地取决于自主创新能力的层次，因而，FDI的流入对于东道国自主创新具有何种影响也就成为学者争论的焦点。国外学者的研究起步较早，MacDougall为国外相关研究起到了开创性的作用［6］。在其中也不乏相互对立的研究成果：Lichtenberg和Van Pottelsberghe的研究发现，FDI在1970—1990 的二十多年内并未将技术外溢带到OECD国家［7］；但Hejazi和Safarian却发现同时期来自美国的FDI对相应的OECD 国家有较为明显的技术外溢效应。Blomstrom和Kokko发现FDI在墨西哥、乌拉圭、印度尼西亚等国家有着显著的正向作用效应［89］。相反，Haddad 和Harrison、Djankov、Hoekman等人的研究则表明，FDI在印度尼西亚、委内瑞拉、墨西哥等国并不表现出正向的效应［1011］。国内有关外资与区域自主创新间的关系研究自21世纪初开始，近年来的代表性研究有侯润秀和官建成、潘镇等学者的成果［1213］。
Grossman和Helpman认为，当一国经济相对落后时，通过吸收外资会得到较多免费或者廉价的国外科学技术；而随着经济的发展，该国的科技进步将不得不更多地依靠自身的技术创新①。范承泽等在研究中则分别从公司和行业层面实证分析FDI对国内企业自主创新的影响，在其结论中指出：FDI使国内部分企业产生了自主创新的惰性，但自主创新对于企业及区域经济的发展仍是关键要素，企业自主科技研发不可替代［14］。
中国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12月第28卷第6期吕娟，等：FDI溢出效应、自主创新能力与地区产业结构调整虽然国内外学者对FDI的溢出效应形式进行了大量研究并以实证方法直接验证了FDI与区域产业结构调整的关联，但外资作用于区域产业变动的具体传导机制和中间环节如何则未进一步分析。本研究立足于长三角地区外资与产业结构调整的实际，利用经验数据分析FDI对长三角产业结构的实质作用过程。研究拟验证以下几点设想：
一是FDI溢出效应中的资本效应、技术效应和竞争效应对长三角产业发展具有不同的影响。
二是FDI、地区研发投入增加将促使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推动地区产业结构升级。
三是FDI将与本土自主创新能力产生协同效应，进而优化产业结构现状。
二、实证研究
（一）模型设定及变量选取
动态面板数据的一般模型为：
Yi，t=∑qDk=iαkYi，t-k+β′（L）Xi，t+λt+ηi+vi，t
其中，Yi，t为被解释变量，∑qDk=iαkYi，t-k为被解释变量的q阶滞后项，模型设定过程中为达到动态考察的目的将其作为解释变量加入其中，β′（L）为滞后算子，Xi，t为解释变量，λt和ηi则分别游离出与个体（地区）与时间变化因素的影响，vi，t为随机误差项，服从正态分布，可能存在个体异方差，同时Xi，t与ηi之间可能存在一定的相关性。在一般模型设定时，不同个体对应的时间序列不一定具有同样的时间跨度，但笔者在进行样本选取时已保证了个体时间序列的一致性。
与研究FDI对劳动生产率的溢出效应类似，研究FDI作用于区域自主创新进而造成产业结构变动时仍需要构建一个与生产函数形式类似的产业结构变动函数：
ISi，t=α+β1×ISi，t-1+β2×FDIPi，t+β3×LPatenti，t+
β4×LIFTintoi，t+β5×FDIPi，t×LPatenti，t+λt+ηi+vi，t
t=1，2，…，T；n=1，2，…，N （1）
ISi，t表示长三角地区i城市t年的产业结构状态。对于地区或国家产业结构的表示目前有多种方式，一般采用的量化指标是三产业产值或其就业人员在全部产业中所占比重。这两个指标所描述的产业结构变动趋势为：随着经济发展或总量增长，第一产业的产值和就业比重呈下降趋势，且前者下降要显著快于后者。第二产业产值和就业的比重呈抛物曲线形式，但就业比重变动在上升期要比产值比重变动慢，下降期又相对快于产值变动。第三产业在迄今为止的经济发展史上两项指标均呈上升态势。在研究中采用郑明亮、郭圣乾等人的经验方法，以长三角各城市第三产业产值占产业总值的比例来衡量地区产业结构的状态［1516］。
FDIPi，t表示长三角i市第t年的FDI溢出效应。以学者郭炳南的办法操作，以i市t年的FDI金额与当年该市GDP的比值来表示FDI的溢出效应。［17］计算时由于FDI与GDP的单位并不一致，故将当年FDI乘以年平均对美元汇率，以消除统计口径差异的影响。
LPatenti，t用以表示i城市t年的自主创新能力。对于自主创新的衡量，在学术界一直存在不一致的观点。学者Daneels等指出创新最直接的产出是专利，包括专利申请量和授权量，但专利授权量受政府部门等多方面的影响。因此，笔者与国内学者徐侠、王然等做法一致，采用专利申请量来衡量长三角各城市的自主创新能力［1819］。
LIFTintoi，t为控制变量，表示i城市t年的创新资本投入。自主创新的开展以及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中一项重要先决条件是创新资本投入。经验表明，研发实力相当的状态下，创新投入越大，自主创新的产出量就越大。对于研发基础薄弱的地区，投入更多的创新人力资本、设备等，将大幅提升区域内的自主创新能力。研究中以i市t年的固定资产投入来代表创新资本投入量。
FDIPi，t×LPatenti，t表示i市t年的FDI溢出效应与自主创新能力的交叉影响。国内外现有的许多研究都已证实了FDI技术外溢的存在，但就其作用结果的研究存在分歧。例如，徐全勇在综合分析中国区域层面的面板数据后指出，外商凭借资本优势和技术优势迫使中国以市场换技术，抑制国内企业自主研发［20］；而王然等从产业关联角度出发，认为基于研发外溢的FDI 前向关联显著提高了下游内资企业的创新能力，而基于技术升级的FDI 前向关联的作用并不明显；FDI 后向关联倒逼的技术引进对创新活动的替代效应超过了技术溢出效应，抑制了上游行业的自主创新。在本研究中引入二者的交叉项，考察FDI溢出效应促进区域自主创新能力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程度。
i表示长三角22个不同城市个体②，t代表时间序列，表示随机误差项。由于计量采用跨区域数据，因此，取对数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回归结果可能产生的异方差性并保证序列的平稳，本文在变量前面加L表示已经对变量进行取对数处理。
（二）计量方法设定与数据来源
面板数据检验分析相对于传统的最小二乘估计方法具有许多不可替代的优势：首先，面板数据可以提供大量信息，由于同时有截面维度与时间维度，从而增加了回归的自由度并避免了共线性问题的出现，提高估计的精确度；其次，面板数据通常能解决由于“不可观测的个体差异”和“异质性”导致的变量遗漏现象；最后，面板数据提供了问题多层次分析视角，在本研究中体现为FDI溢出效应与自主创新能力对地区产业结构是否影响及作用程度。
估计时解释变量的交叉项极易造成多重共线性问题，从而降低估计结果的精确性。为此，将FDI溢出效应与交叉项变量先后分别引入方程，同时根据模型设定的研究思路，将式（1）分别改写为下列三个模型估计式：
动态面板模型中引入了转换工具变量：GMM水平工具变量以及GMM型工具变量。检验结果的Sargan检验属过度识别检验，即针对模型中工具变量的有效性设定。其中原假设H0，所有工具变量不存在过度识别。如果存在过度识别问题，则模型检验结果无效。因此，要求动态模型结果须通过后续的Sargan检验。
利用长三角地区22个城市面板数据构建动态回归模型，时间跨度为2002—2010年的9年，共990个样本信息点。有关原始数据来自于长三角统计年鉴（2005—2010）、长三角各省（直辖市）统计年鉴（2003—2010）、各省（直辖市）科技厅网站、长三角城市科技信息网，另有部分缺失数据通过调研等形式获得。
（三）面板数据计量结果
使用长三角城市产业结构量化值作为被解释变量，滞后一期的被解释变量、FDI溢出效应、创新资本投入作解释变量，同时考虑解释变量的滞后一期以消除内生性。计量分析前对比差分GMM和系统GMM的系数估计值及标准差，虽然二者系数估计值相近，但系统GMM标准差更小，这是由于使用了较多的工具变量（40个），因而在后续估计中均使用系统GMM。利用现代计量软件Stata 110得到如表1所示结果。
构变量滞后一期的解释变量，其他变量以此类推；**为统计量在5％置信水平下显著；［］内为ArellanoBond检验的概率值；鉴于时间、个体变量计结果不影响分析，可忽略。
根据模型估计结果看，使用产业结构为被解释变量，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创新资本投入为解释变量，Sargan检验获得通过，p=09684> 005，表示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无法拒绝“所有工具变量均有效”的原假设，即模型估计中不存在工具变量过度识别问题，因而模型有效。进一步对估计模型进行ArellanoBond自相关检验，实证结果接受了“扰动项无自相关”的原假设。
具体分析表1估计结果，FDI溢出效应对地区产业结构的改善起到较强阻碍作用，回归系数为-01026。实证估计结果与国内主要以省级数据为基础的研究结论相反［21］，如王红领、徐侠等的研究。由于研究侧重长三角地区且数据更新幅度较大，因而更确切地反映了新时期地区内的实际状况，同时这也与范承泽等人在微观层面上的研究基本一致：外资导致了企业研发的惰性，即使创新资本投入的系数为正，但企业缺乏自主探索、研发新产品的能力。近年FDI大量进入长三角地区，恰恰这一地区是中国高新技术企业成长和发展的聚集地，虽然外资的资本效应一直存在，但随着内资企业资金实力的不断增强，这种作用已日渐趋弱；同时，FDI的竞争效应却愈发明显，表现为外资的前向关联加剧了产业链上企业的竞争，并且先进技术多以市场交换获得的，严重阻碍了企业自身的成长和扩张。产业结构的滞后一期对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有正向的促进作用，且影响系数高达0537，表明伴随着科技进步与经济的发展，地区产业结构的转变和升级具有强烈的惯性和持续性。模型中创新资本投入系数为正，表明企业增加自身研发投入可在一定程度上优化地区产业结构，但这一系数的绝对值仅为00465，表现出地区内研发资源利用的低效率。
以长三角城市产业结构作为被解释变量，同时将FDI溢出、自主创新能力及控制变量创新资本投入设定为解释变量，以模型（3）估计，得到表2结果。估计结果中，Sargan检验值为181891，概率p=09878>005，说明该模型同样不存在工具变量过度识别问题，可依据其做进一步分析。ArellanoBond检验显示：扰动项差分存在一阶自相关，但不存在二阶自相关，可以确定扰动项无自相关。估计结果表明在加入自主创新能力控制变量后，FDI的溢出效应变化并不十分明显，而自主创新能力对地区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起到推动作用，影响系数为00203。
对比模型（3）和模型（2）可知：在控制了自主创新能力的前提下，FDI溢出效应表现为更为显著的负向作用。这种结果显示，FDI不利于长三角地区产业结构升级，并且一定程度上FDI是通过影响地区内的自主创新方向来实现对产业结构优化的阻碍。因此，在长三角地区转型发展的新时期，应调整既有的外资引入政策，不能单纯“以市场换技术”，适当提高外资进入地区的门槛、限定系列转入条件，并在条件允许的情形下将外资调配到承接产业转移省市，如安徽、江西等，从而带动中部地区产业整体协调发展。
使用长三角城市的产业结构作为被解释变量，同时考虑引入FDI技术外溢与自主创新能力的交叉项作为一个解释变量，使用模型（4）来估计动态面板，见表3。
一期的解释变量，其他变量以此类推；**为统计量在5％置信水平下显著；［］内为ArellanoBond检验的概率值；鉴于时间、个体变量计结果不影响分析，可忽略。
从表3的估计结果可得知，模型的Sargan检验值为140442并获得概率通过，表明模型的工具变量设定有效。进行二阶的ArellanoBond检验，证实模型扰动项无自相关，验证了模型的可靠性。估计结果表明，FDI溢出效应与自主创新能力的交叉项对产业结构具有较显著的解释能力，影响系数高达0897，说明FDI会带来地区内产业结构调整，也即FDI的技术效应会带动地区整体的产业结构优化。
三、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研究以长三角地区22个城市2002—2010年的近千个样本数据为基础，运用现代计量方法设定动态面板估计模型，并将FDI溢出效应与自主创新能力的交叉项引入模型作为解释变量，检验了FDI溢出效应、自主创新能力及二者交叉项对地区产业结构的影响。实证研究结果显示，在未考虑自主创新能力时，FDI对长三角地区产业结构有负向作用，即溢出效应弱化了地区产业升级的能力。在考虑本土自主创新能力后，FDI溢出效应系数仍为负，通过模型（2）、（3）验证表明，FDI在整体上不利于长三角地区产业结构的调整，主要在于FDI带来的竞争效应远超过其技术溢出效应，这与现有的多数研究成果有一定差异。同时，在考虑交叉项的影响后，发现交叉项的系数高达0897，FDI技术溢出通过提高本土自主创新能力对长三角地区产业结构产生较强的积极影响，这是本研究的创新点之一，目前现有的研究基本未涉及。总体而言，FDI的资本效应阻碍了长三角地区产业结构的升级，但其通过技术示范效应等能提升本地自主创新能力，进而显著地推进地区产业结构调整。其次，长三角地区的创新投入未能推动本地产业结构的优化，可能与本土企业研发资源利用效率低下直接相关。
针对上述实证结论，本文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第一，培育本土创新型企业，提升自主创新能力。长三角地区是中国高新技术企业和战略新型企业的聚集地，研发基础良好，加之中央、地方等各级政府的政策支持，应鼓励企业寻找新项目，积极开展新产品研发。同时，政府应加快建立覆盖范围更广的研发公共服务体系，从资金、技术等方面给予企业全方位支撑。
第二，合理引导FDI区域布局，强化企业技术吸收能力。FDI技术外溢通过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可显著地优化地区产业结构，但这仅限于可以为本土企业提供技术或指导的部分外资。要注意避免引进低层次FDI，进而恶化本地市场竞争状况，打压本土企业自主创新的积极性。在招商引资时，注意对其合理布局并限定部分技术转让条件。本土企业在外资进入后，应加强对国际先进技术的学习、模仿，重点指导和扶持的工业龙头企业应建立企业技术研发中心，提高企业技术融合能力，并在此基础上积极探索新路径，真正做到“学习—模仿—匹配—创新”。
第三，提高研发资源使用效率，加强科技成果转化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提出后，越来越多的资源投入企业R＆D活动中，其中多数被企业获取以进行新项目研发，但就目前长三角地区创新资本的使用效率看，并未显著地优化本地产业结构。分析其主要原因在于科技成果转化效率的低下，应尽快完善长三角地区技术交易市场及相关配套建设，拓展产学研平台合作范围，建立科技成果的跟踪指导和服务机制，进而实现科技成果的经济、社会双重效益。
注释：
① 参见Grossman Gene和Elhanan Helpman的Innovation and Growth in the Global Economy，1991年版。
② 长三角即将增加合肥、马鞍山等城市，狭义的长三角地区包含22个地市，研究中假定长三角地区自出现以来就涵盖这些城市，以保证研究的一贯性和可行性。
［参考文献］
［1］ 郭克莎.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产业结构的影响研究［J］.管理世界，2000（2）：3445，63.
［2］ 王燕飞，曾国平.FDI、就业结构及产业结构变迁［J］.世界经济研究，2006（7）：5157.
［3］ 文东伟，冼国明，马静.FDI、产业结构变迁与中国的出口竞争力［J］.管理世界，2009（4）：96107.
［4］ 史星际，崔佳佳.外商直接投资对中部六省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J］.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1）：121126.
［5］ 黄日福，陈晓红.FDI与产业结构升级：基于中部地区理论及实证研究［J］.管理世界，2007（3）：154155.
［6］ MACDOUGALL G. The Benefit and Cost of Private Investment from Abroad：A Theoretical Approach［J］.Economic Record，1960（36）：1335.
［7］ LICHTENBER F， VAN POTTELSBERGHE. International R＆D Spillovers：A Comment［J］.European Economic Review，1998（8）：18431491.
［8］ BLOMSTROM M. Foreign Investment and Productive Efficiency：The Case of Mexico［J］.Journal of Industrial Economics，1986（15）：97110.
［9］ KOKKO A. Technology，Market Characteristics and Spillovers［J］.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1994（43）：279293.
［10］ HADDAD M， HARRISON A. Are there Spillovers form Direct Foreign Investment？ Evidence from Panel Data for Morocco［J］.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1993（42）：5174.
［11］ DJANKOV S， B. HOEKMAN. Foreign Investment and Productivity Growth in Czech Enterp rise［J］.World Bank Economic Review，2000（14）：4964.
［12］ 侯润秀，官建成.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区域创新能力的影响［J］.中国软科学，2006（5）：104111.
［13］ 潘镇.外商直接投资是否促进了中国的科技进步——来自各地区的经验证据［J］.中国软科学，2005（10）：6672.
［14］ 范承泽，胡一帆，郑红亮.FDI对国内企业技术创新影响的理论与实证研究［J］.经济研究，2008（1）：89102.
［15］ 郑明亮.区域产业结构调整与人口就业率关系的计量分析——以山东省为例［J］.财贸研究，2009（3）：2529.
［16］ 孙圣乾.我国失业率与产业结构调整关系实证研究［J］.财经问题研究，2011（9）：3741.
［17］ 郭炳南.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外溢、自主创新能力与出口贸易结构——基于中国省级动态面板数据的经验考察［J］.经济经纬，2010（2）：3438.
［18］ 徐侠，李树青.FDI对科研活动影响的实证研究［J］.中国软科学，2008（4）：7380.
［19］ 王然，燕波，邓伟根.FDI对我国工业自主创新能力的影响及机制——基于产业关联的视角［J］.中国工业经济，2010（11）：1625.
［20］ 徐全勇.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自主创新作用的实证分析——基于区域层面的面板数据分析［J］.世界经济研究，2007（6）：1418.
［21］ 王红领，李稻葵，冯俊新.FDI与自主研发：基于行业数据的经验研究［J］.经济研究，2006（2）：4456.
［责任编辑：张岩林］
作者：吕娟 吴成颂
自主创新型工业经济论文 篇2：
基于竞争优势的后发优势战略
摘 要：中国正处在经济跨越式发展的阶段，也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关键时刻，要依靠以竞争优势为核心的后发优势发挥来实现经济的持续增长。我们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后发优势的发挥关键在于创造竞争优势，而这种竞争优势的创造又是以技术內生为核心的。必须建立以竞争优势为核心的“赶超”能力，发挥自主创新型后发优势，实施工业化反梯度推移战略，以达到经济“赶超”的最终目的。
关键词：后发优势战略；竞争优势；技术内生化；工业化反梯度推移
一、引言
长期以来，人类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是经济的持续增长。在经历了农业经济与工业经济时代后，一种全新的经济形态——知识经济已出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并正取代工业经济而成为我们社会的主导经济形态。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技术已成为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和经济增长的源泉，教育和科技的优先发展，全球化、一体化进程的加快，使产业结构知识化、高级化被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正是由于知识经济形态的逐步形成，它呼唤一定的经济增长理论与其相适应并能提供政策导向。迄今为止能够比较全面解释知识经济形成以及经济实现持续增长的理论是“内生增长理论”(The theory of Endogenous Growth)，或称为“新增长理论”(谭崇台，2001)。新增长理论的核心思想是：经济增长不是外生因素作用的结果，而是由经济系统的内生变量决定的，政府实施的某些经济政策对经济增长具有重要的影响。大多数新增长理论家都认为：内生的技术进步是经济实现持续增长的决定因素。因此，考察技术进步的各种具体表现形式：如产品品种增加，产品质量升级，边干边学(Arrow，K．，1962)，人力资本积累(Shultz，T．，1992)，知识积累，技术模仿与创新等就成为新增长理论研究的一大特色。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我国正处于经济跨越式发展的阶段，也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关键时刻，如何更好地发展经济，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对发达国家进行赶超已经成为越来越多的人所关注的话题。在工业经济时代，我国长期以来主要依赖于要素投入量的增加来推动经济增长，粗放式的规模经济在工业化的初期确实带动了经济的增长，但随着知识、技术成为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以及自然资源的过度消耗，这种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模式越来越难以为继。中国平均每增加1亿元GDP就需要5亿元的投资，2004年，中国实现的GDP约占全世界的4％，但为此消耗的钢材占全球的28％，消耗的一次性能源占全球的12．1％，消耗的淡水占全球的15％，消耗的水泥占全球的50％。资源的消耗量大大高出世界平均水平，而资源的产出效率却大大低于国际水平，同样的资源消耗，生产出来的商品价值量只有发达国家的1/4到1/6。因此，内生增长理论认为，要素投入的增加只有在其能够带来技术进步的条件下才能推动经济持续增长，这就从理论上说明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模式是不可持续的。我国要实现经济快速、健康和稳定增长，必须将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到主要依赖技术进步的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上来。我国作为典型的发展中国家，可以利用自身的后发展地位实现跨越式的技术进步，即发挥技术型后发优势。由于拥有先进国家的已有技术存量，后进国家在技术演化过程中能够省略某些中间过程，以较低成本、较快速度实现技术进步，因此，我国要通过跨越式技术演化，创造竞争优势来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增长甚至赶超。
二、后发优势的实质：创造竞争优势
后发优势作为一种潜在优势虽然是与落后性共生，而非人为创造，但要将这种自然存在的潜在优势转变为现实利益，需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才能得以实现。因此，知识经济时代，后发优势的发挥不仅仅是指后进国家具有的吸收先进国家技术的优势，资源禀赋方面的比较优势，更重要的是后进国家在自然资源、资本、劳动以及制度各生产要素的利用和配置方面所具有的有利形势的发挥，立足于技术、制度创新基础上的产业和产品的差异性竞争的发展，建立以竞争优势为核心和基点的后发优势思路。
如何提高一国的国际竞争力，许多经济学家在理论上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其中较有影响的是美国经济学家迈克尔·波特(Michacl E．Poner)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的国际竞争优势理论。该理论认为，一个国家的竞争优势在于该国企业、产业的竞争优势，即在发展水平上的优势。一国在国际经济领域兴衰的根本原因是能否在国际市场上取得竞争优势，而形成竞争优势的关键在于能否使其主导产业拥有优势，而建立优势产业的基础则是提高生产效率、引入竞争机制和技术创新机制。落后国家拥有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和自然资源，但并不意味着其产品在国际市场就具有竞争优势，只有将比较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才能形成真正的出口竞争力，竞争优势是国际竞争中更具能动性的因素。一国竞争优势的创造离不开技术创新，后进国家在技术方面的后发优势包括：技术模仿型后发优势和技术创新型后发优势，二者的实质都是技术跨越。后进国家在领先国家长期积累的产业和技术基础上，通过引入或是自主创新的方式，发展最新的技术结构，可直接切人技术和产业前沿，从而避免在技术追赶过程中亦步亦趋，跨越技术演进过程中的某些阶段，甚至从更大的幅度上跨越若干个技术和产业层次，在高新技术的个别领域实现对发达国家的赶超。技术跨越赶超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创造竞争优势，获得国际竞争力的过程。
1．从新兴工业化国家的经济转型看比较优势到竞争优势的发展
长期以来，指导我国参与国际竞争的理论基石是英国著名古典经济学家李嘉图提出的比较成本学说。其核心内容是各国应按照各自生产要素禀赋的比较优势从事生产，并通过对外贸易获得各自的比较利益。我国在经济追赶的初期建立起以资源禀赋为基础的规模经济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增长，但随着世界经济趋势的变迁，比较优势理论在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的条件下已不能正确指导我国的国际竞争策略。因为传统的比较优势是一种静态的天然的竞争力，是由土地、劳动力、资本、自然资源等基本生产要素决定的，一国的要素禀赋是静态的、自然的，一般难以改变；而竞争优势是一种动态的竞争力，它不仅与土地、劳动力、资本、自然资源等低级要素有关，而且更与知识、技术、管理、机制、制度、人力资本、产品品牌、技术创新等高级软要素相关，且高级软要素是动态的、可变的，来自于一国的后天积累，是先天禀赋＋后天要素＋企业行为形成的竞争力。所以，拥有竞争优势才真正拥有现实的竞争力。
从战后的世界经济发展史可以清楚地看到，大部分经济发展迅速，贸易快速增长的国家都有这样一条发展轨迹：由比较优势起步，实现经济“起飞”以后，转向通过调整国内经济结构，实行引进外资或吸引外资直接投资，特别是寻求与
跨国公司合作，创造竞争优势。而失败的国家通常要么是仍然坚持传统的比较优势；要么是在比较优势战略的转型过程中，由于失误或是其他原因而未能成功转型。
以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实施的从比较优势到竞争优势的转型就较为成功。这其中根本性的原因之一就是在传统比较优势产业初步资本积累后，及时调整，创造新的竞争优势。这实际上就是比较优势的动态化，而从传统比较优势到竞争优势的转化过程中，所采取的措施正是后发优势所主张的通过技术学习和制度学习，提升产品和产业的技术水平，来达到提高竞争力的目标。在比较优势向竞争优势转化的过程中，后发优势在其中起到了承上启下的关键作用，因为后发优势的充分发挥，比较优势才有可能转化成为竞争优势。就一般意义上看，后发优势和比较优势在理论假说、政策主张上具有很大的差异。两者之间似乎很难协调。但在比较优势、竞争优势和后发优势之间，始终存在着联系的纽带。经济和贸易发展较为成功的后发国家大都能把三者结合或融合起来。而发展缓慢或停滞不前的国家，通常三者之间不能相互促进和转化，以至于单纯追求某一种发展战略而使得发展绩效和发展目标之间出现背离。所以，比较优势只是一种静态的优势，是竞争优势的基础。只有将比较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才能摆脱自然禀赋的束缚，充分发挥人的能动性、创造性，在发展和赶超过程中形成真正的竞争力，通过这种竞争力在国际竞争市场中获得优势。
2．利用信息化的外部效应通过自主创新创造竞争优势，实现后发优势的提升
当领先经济已由工业化时代进入信息化时代，信息产业成为主导产业，信息化加强了发展中国家技术跨越的有利形势。信息化不同于传统的经济增长模式，它以知识经济为基础，为发展中国家获取、利用和传播知识与信息提供了空前的机遇。第一，信息资源已经成为与物质、能源同等重要的三大战略资源之一，其重要作用与日俱增。信息化及网络的出现使得信息收集、处理、存储、传递、分析、使用实现了便捷化、大容量、高速度和低成本；第二，信息化使得发展中国家比以前更容易引进和吸收发达国家技术开发成果，采用新的生产工艺，实现跨越式的技术进步。例如，移动通讯技术在发达国家从模拟式发展到数字式，大概经历了10年的时间，而我国仅用不到5年的时间；印度由于大力发展软件产业，目前的软件出口仅次于美国位居世界第二位；爱尔兰抓住了信息技术革命的机遇，大力发展信息产业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软件出口国之一。
但从另一个方面来看，信息化也使发展中国家面临着更大的压力和挑战。新科技革命的发展使发达国家的产业、产品正在向高新、高效、高质、更加集约化和现代化方向发展，产品的技术含量和知识密集的程度不断提高，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力日益增强。，这种趋势发展的结果，导致世界市场上在人才、技术、产品质量和市场占有率方面的竞争更趋激烈。同时，国际社会在技术转移和扩散方面也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其一，国际社会对知识产权保护意识的加强和法律的完善使许多先进技术无法通过引进获取；其二，单纯的技术模仿容易导致“依附性”发展模式，陷入“技术引进陷阱”，导致永远处于技术落后境地；其三，仅仅为适应技术模仿(引进)而构建和形成的制度结构以及人才结构具有内在缺陷，不利于一国形成自主性持续增长。因此，信息经济时代，我国在经济发展中仅仅依靠技术模仿没有办法实现经济的赶超，只有通过自主创新建立差异性竞争优势才能具备“赶超”发展的能力，也就是说，只有依靠以竞争优势为核心的自主创新后发优势的发挥，才能实现经济的“起飞”和持续增长。
美国经济学家罗斯托也强调了持续的增长要求持续的创新来维持。罗斯托在他的“起飞”理论中认为，经济起飞是一国经济突破传统停滞状态具有决定意义的时期，起飞必须具备三个条件：一是有较高的资本积累；二是有一种或多种增长效率很高的实质性制造部门作为起飞的主导部门；三是有一种使经济成长具有不断前进性质的政治、社会和制度结构。他在回答众多学者关于“起飞”概念的质疑时说到：“一个社会要维持较高的平均增长速度，必须不断地进行反减速斗争，现代科学技术的流动也许会提供这种潜力，它抵抗着李嘉图的收益递减律……在这个意义上，持续的增长要求起飞过程的重复；持续的增长要求围绕着新的技术建立起新的充满活力的管理组织，要求新型的工人、新型的融资和销售方式”。我们可以看到，在经济的“起飞”和持续增长过程中，罗斯托强调了持续的技术、管理、制度创新的重要性。对于后进经济来说，持续的经济增长要求持续的后发优势来维持，而持续的后发优势的得到要靠建立在竞争优势上的“赶超”能力的提升。
日本在二次世界大战后，就是充分利用外部经济效应发挥后发优势，使经济“起飞”。日本在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的20年中，经济保持了年均9．8％的高持续增长率，最关键的因素就是技术的模仿创新。日本的钢铁工业在1957－1961年，每花一美元引进新技术就要花2-3美元进行消化研究，开展技术的模仿创新。在汽车工业上，日本先后从美国、英国、意大利引进405项先进汽车技术，进行大量模仿创新，使日本汽车工业在生产工艺和性能方面迅速提高，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便赶上甚至超过英国、美国。
从日本的经济赶超发展经验中我们可以看到，在经济追赶过程中，只有以竞争优势为核心，以“超越”为目标，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也只有在可持续发展基础上进行追赶，才能最终实现超越目标。自主技术创新能力是一种可持续发展的动力，培育自主创新能力的过程实际上也是通过发挥人的能动性来获得竞争优势的过程，因此以“自主创新性后发优势”为根本动力的“赶超模式”必然是一种“可持续发展模式”。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赶超不仅要注重利用后发优势，而且要注重提升后发优势，而利用和提升后发优势的根本目标是构建和提升自主技术创新能力，使技术内生化为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
三、竞争优势的根本：技术的内生化
技术内生化主要是将技术作为经济发展的一个内生主变量来考虑的。通过将技术内生，以克服要素递减规律作用的影响，达到要素回报的递增。而后发国家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要获得竞争优势，其根本就在于技术的自主创新。对于工业化和信息化赶超同时进行的发展中国家，由于信息技术的特点迫使发展中国家加强自身研发能力，在经济追赶初期不仅要注重利用技术模仿型后发优势，而且更要注重构筑和利用技术创新型后发优势。
技术的创新可以分为模仿创新和自主创新两大类。模仿创新与自主创新是两个相对的概念。模仿创新是指国家或企业通过模仿率先创新者的创新构想和创新行为，吸收率先创新者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购买或破译率先创新者的技术秘密，并在此基础上改进完善，进一步开发。自主创新则是指国家或企业主要通过自身努力，攻破技术难关，形成有价值的研究开发成果，并在此基础上依靠自身的能力推
动创新的进一步进行，完成技术成果的商品化，获取商业利润的创新活动。技术能力(侯高岚，2003)可表示为：T=ωM+I，T表示技术能力，M表示技术模仿能力，I表示技术创新能力，两种技术能力都包括传统制造业技术的模仿与创新能力以及信息技术的模仿与创新能力，ω表示技术创新能力所产生的对技术模仿能力的增强效应(ω≥1)，这说明了通过信息技术向制造业的渗透，工业化赶超进程将大为加快。相对于单一的技术模仿实施工业化赶超的技术能力T0=M，复合的技术创新对技术能力的增强效应为T-T0=ωM+I-M=(ω-1)M+I。这样，在工业化和信息化双重赶超过程中，由于技术能力增强，使经济赶超进程得以加快。而且，在工业化赶超完成后，不会由于技术能力的缺失而导致经济停滞。
因此，企业或者产业要在其经营领域获得并保持竞争优势，就必须拥有自己独有的具有竞争力的技术，这通常只能依靠自主创新来获得。而技术创新是指企业应用创新的知识和新技术，新工艺，采用新的生产方式和经营管理模式，提高产品质量，开发生产新的产品，提供新的服务，占据市场并实现市场价值，企业是技术创新的主体。技术创新是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重要前提。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即高新技术成果商品化、产业化，要从体制改革人手，激活现有科技资源，加强面向市场的研究开发，大力推广、应用高新技术和适用技术，使科技成果迅速而有效地转化为富有市场竞争力的商品；改造传统产业，发展现有高新技术产业，形成由技术创新带动的新兴产业。
自主创新的发展道路不仅是经济全球化的客观要求，也是后进国家赶超先进国家的必由之路。以日本为例，其发展经验是值得重视的。日本在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的20年中，经济保持了年均9．8％的高持续增长率，最关键的因素就是技术的模仿创新。日本的钢铁工业在1957-1961年，每花一美元引进新技术就要花2-3美元进行消化研究，开展技术的模仿创新。在汽车工业上，日本先后从美国、英国、意大利引进405项先进汽车技术，进行大量模仿创新，使日本汽车工业在生产工艺和性能方面迅速提高，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便赶上甚至超过英国、美国。因此，日本学者在总结经验时把它归功于日本人对技术极其深刻的理解。他们把技术看成是5M：“(1)原料及材料(包括各种能源)，即Materials，简称Ml。(2)工具及机械设备，即Machines，简称M2。(3)技术工人及技术人员，即Manpower，简称M3。(4)经营(技术管理和管理技术的总称)，即Management，简称M4。(5)对技术及技术产品的需求，即Markets，简称M5。”(菲利普，阿吉翁、彼得，霍依特，2004)从技术的发展阶段看，一个技术落后民族从技术引进到技术自立必须经过5个阶段：“(1)掌握操作技术阶段。(2)对引进机器设备的维护保养阶段。(3)修理和一系列小改进阶段。(4)设计及规划阶段。(5)国产化阶段。”因此，“如果某个民族的目标是要达到技术自立，则上述五个阶段中任何一个大概也不能省略或缺少。”从技术落后的发展中国家推进技术发展所必须遵循的原则看，政府在掌握技术的5M和技术自立的5个阶段的前提下，“把对于开发所必不可少的，而且是在较短的时期内可以实现的技术目标(F，即feasibility)，有选择地(S，即selective)确定，按照这种战略(S，即strategic)，制定计划(P，即plan)，有明确的先后顺序(P，即priority)，有阶段地(S，即stagewise)，不失时机地(T，即timely)移植和补充移植技术，这将是有成效的。”这就是FPPSS7原则。正是坚持这样的理念和原则，日本才得以成功地进入现代意义的经济全球化，并在经济全球化中不断提高自己的知识创新能力和综合国力。
传统的经济增长理论认为，只有物质资本才能产生积累，物质资本是实现经济增长的惟一因素。而新经济增长理论认为，由于知识、技术和劳动力智能存在着异质性，因而可以作为资本一样来进行投资经营，并在这种经营中产生积累，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正是这异质性，使人力资本成为了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而技术进步在发达国家经济增长中的贡献，20世纪初为5％—20％，70年代超过50％，目前已经达到70％。在信息经济时代，信息化使得知识与技术的投入已经成为生产力各要素中最重要的要素，对经济增长的“内生作用”更为突出，同时知识与技术也成为决定劳动力素质、生产要素优化组合、物质与能源开发及利用程度的决定性因素，从而使得经济发展面貌发生了彻底改观。
四、后发优势的发挥：工业化反梯度推移
前面我们已经探讨了发展中国家要获得高速、持续的经济增长就是要依靠技术创新后发优势的发挥，获得持续的内生性的动力，创造产业和产品的竞争优势，实现“赶超”。那么，也要相应的转变传统梯度推移发展的工业化思路(刘茂松，2004)，我们认为，发展中地区应该在接受发达地区经济技术推移的同时，创造条件，利用外力，实施工业化反梯度推移发展战略。
工业化反梯度发展理论是指在承认和接受高新技术、资本和产业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梯度转移扩散的过程中，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发挥主观能动性，利用全球化和信息化条件，充分发挥后发优势，改变被动地被辐射被牵引发展的态势，改变三次产业渐次发展的顺序，跨越某些中间发展阶段，重点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自身具有优势的高端产业，形成相对较高的产业分工梯度，成为新的“次极化”经济核，将周边地区的要素资源聚集到“区”内，形成自身积累优势，向原“中心”区方向反向推移辐射，推动“中间”地带快速发展。
反梯度推移应该看作边缘区在市场竞争的过程中，不愿长期处于被动、依附和永远落后的地位，而抓住机遇运用有利的外部条件，实现赶超的战略安排。如上所述，这是因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梯度推移不仅不可能缩小国家、地区之间的差别，反而在一定时期扩大这种差别。因为处于高梯度的核心区所扩散的技术和产业，主要是核心区进行产业升级和技术更新时所淘汰出来的已进入衰退状态的技术和产业，或者是低技术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这种梯度推移只能形成核心区集中发展高技术产业，而边缘区主要发展低技术产业的“部门一空间”分工，使得边缘区长期处于落后状况，而且差距会越拉越大。
可见，工业化反梯度推移的实质是一种科学的协调发展。这种战略有三个好处：一是挖掘“边缘区”的优势，实现产业跨越式发展，快速追赶发达地区。因为现有的生产力水平梯度顺序，不一定就是技术创新、技术引进和经济开发的，顺序。只要有市场的需要，在开放的条件下，就可形成具有反梯度推移能力的优势产业；二是以优势产业来聚集生产要素，即能构筑反回程效应的“抗力场”，又能形成吸纳扩展效应的“拉力场”；三是通过学习、引进、借鉴，充分运用知识经济的成果，用比较短的时间和比较低的成本实现由传统技术向现代先进技术的跨越，建设现代工业化。
对于我国经济发展来说，工业化反梯度推移的实质是产业革命，在信息化和全球化的条件下实行非连续性的产业转换，以打破目前“落后的增长”的陷阱。主要表现在充分利用知识经济和经济全球化所形成的外部经济效应，在工业化成长阶段的秩序上，利用“边缘区”的后发优势，超越某些传统阶段，大规模开发高加工度和高附加值的产业，甚至优先开发高新技术产业，实现向现代工业化阶段的跨越。此外，在整个国民经济结构高度化的基础上，把外部效应同自身的优势条件结合起来，加快经济结构高度化的进程，例如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农业和工业，提高传统产业的技术梯次，以及优先发展第三次产业等。所有这些，都是直接或间接的工业化反梯度推移，是产业倾斜战略。其基本思路都是集中地、充分利用全球化和信息化的外部效应，建立以竞争优势为核心的“赶超”能力，发挥自主创新型后发优势使技术创新内生化为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选择某些先进产业、优势产业或带动力强的产业进行突进，以求在较短的时间里缩小与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差距，并推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快速和高效发展。
(责任编校：文 心)
作者简介：刘茂松(1946－)，男，湖南岳阳人，湖南师范大学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刘 瑾(1978－)，女，湖南岳阳人，湖南师范大学商学院硕士研究生；
张 剑(1982－)，男，湖南郴州人，湖南师范大学商学院硕士研究生。
作者：刘茂松 刘 瑾 张 剑
自主创新型工业经济论文 篇3：
基于知识经济的中小企业技术创新战略
【摘要】“知识经济”正在引起世界各国的广泛关注。本文结合知识经济的内涵、特征，分析了知识经济与技术创新的关系，并针对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特点，提出了在知识经济时代，中小企业可以选择自主创新型战略、合作创新型战略、选择性创新战略等，以建立自己在技术创新方面的竞争优势。
【关键词】知识经济中小企业技术创新 战略
1994年，温斯洛和布拉马首次提出并完整阐述了“知识经济”的概念。此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公布了一系列报告，明确系统地提出了“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的概念，在世界各国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并成为许多国际会议的重要议题。人类社会已进入一个崭新的时代——知识经济时代。
一、知识经济与技术创新
（一）知识经济
知识经济是“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的简称，按照OECD的说法，知识经济是指以现代科学技术为核心的，建立在知识和信息基础上的生产、存储、使用和消费的经济。
知识经济是和农业经济、工业经济相对应的一个概念。它具有以下特征：在经济发展中主要的资源和生产要素，不是资本、土地和一般劳动力，而是知识，包括先进的科学技术、管理方法和有价值的信息等；靠知识转化为技术、技术再转化为生产力来提高产值的“知识生产率”，比靠体力劳动的劳动生产率显得更为重要；经济效益的提高主要靠技术创新，靠拥有知识产权的技术，靠把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而不是靠简单地通过增加投资扩大生产规模来取得；强调经济效益，而不单纯追求产值；经济的发展主要靠掌握知识的人，人力素质和技能成为实现知识经济的先决条件。
（二）技术创新
技术创新这一概念最早源于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约瑟夫·阿罗斯·熊彼得的“创新理论”，与技术直接相关的创新即开发新产品和采用新技术是熊彼得创新思想的主要内容。由于技术创新是一个涉及面广，影响大而且又十分复杂的过程，国内外专家、学者以及相关研究机构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对技术创新的概念有着不同的理解和认识，迄今为止，学术界尚未形成一个严格的、统一的定义。但各家之说有其根本上的共性，归纳起来，技术创新有狭义与广义之分。狭义技术创新仅指新产品和新工艺设想的提出和开发，而广义的技术创新则是指一个过程。它是从新产品和新工艺设想的提出，经过研究与发展、工业化、商业化生产、到市场应用等一系列活动所组成的完整的过程，是技术和市场的结合。
技术创新作为一种技术经济活动，具有特殊的性质：
1.连续性
任何技术创新活动都是以前面的创新成果为基础，一旦技术创新的连续性受到阻碍，技术创新的风险将增大，甚至导致技术创新活动的失败。
2.风险性
技术创新活动具有试验性质，技术本身、企业内部组织和市场等各个阶段与环节都包含有不确定性因素，从而使技术创新呈现出高风险性。
3.资产性
技术创新的资产性不仅表现为在研究开发与商业化生产时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而且成功的新技术本身就是一笔宝贵的无形资产。
4.高效性
技术创新的投资与技术创新的直接收益相比是有利可图的，再加上技术扩散所带来的间接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其收益效果很好。
（三）知识经济与技术创新的关系
知识经济的实质就是知识的不断创新与转化。而知识经济的转化是通过技术创新来实现的，技术创新是知识创新的延伸与深化。在知识经济时代，技术创新成为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动力。据科学家的研究，技术创新实现的技术进步对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贡献率，20世纪初只占5%左右，40～50年代上升到40%左右，70～80年代达到60%左右，90年代已高达80%左右，信息高速公路联网后，将提高到90%。这说明，世界经济的竞争越来越成为科学技术上的竞争。因而，发展知识经济，核心在于技术创新。创新是知识经济的灵魂，只有创造出新知识、新技术、新产品才能推动社会进步，才能为财富的创造提供源泉。
知识经济的创新性要求技术创新，知识经济的迅猛发展要求技术创新。技术创新推动知识经济的发展，技术创新的速度、水平、方向决定着知识经济发展的成败。美国克林顿政府把发展科技，追求创新提到基本国策的高度上，率先提出“信息高速公路计划”，加大对信息产业投资力度，使美国经济连续七八年保持强劲增长势头。可见，技术创新是知识经济的生命力所在。
二、基于知识经济的中小企业技术创新战略
（一）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特点
熊彼特的创新理论认为，大企业在创新活动中具有优势，而中小企业在技术创新过程中存在着理论上的困境。这一理论与经济理论界长期信奉的完全竞争市场理念相悖，因此，理论界对其进行了长期的论证，最后得出一个结论：技术创新与市场权力和企业规模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在不完全竞争的市场中，大企业的创新优势比较明显，而在近于完全竞争的市场中，中小企业的创新优势更大些，创新的多少并不根本取决于企业规模的大小。
在知识经济条件下，中小企业的创新活动呈现出了新的特征。
首先，企业内和企业间的分工关系日益加深，全球化的竞争增加了质量和创新的需求，导致垂直一体化的解体。市场的变动使得小批量、快节奏、无存货生产体系替代了传统的大规模生产体系。企业之间呈现合作竞争的态势，例如以丰田为代表的围绕在大企业周围的中小企业形成的紧密结合的企业网络和以美国硅谷为代表的中小企业之间的企业集群。罗斯韦尔认为企业创新活动经历了技术推动、市场推动、耦合反馈、一体化、网络化五代创新过程。知识经济时代的创新体现了第五代的系统一体化和网络模式，企业技术创新是企业和利益相关者在互动过程形成的网络中进行的，企业之间的合作提高了创新能力。
其次，知识经济使得人力资本的流动性增强，出现大量的衍生创新型的公司。像美国硅谷与台湾新竹科学园区众多的科技企业，许多都是因有志难伸，才带着技术与创意离开原公司自行创业，因而造就了苹果、王安、英特尔、惠普、宏基等著名科技企业。
第三，知识经济的生产力以知识为基础，新型知识企业的竞争优势在于知识资产，以物质资产为基础的规模不再是惟一的决定因素。在知识经济中，决定技术创新成功的因素往往是对市场反应的速度和时机，中小企业这方面拥有先天的优势。特别是在新兴的信息和生物行业中，中小企业充分发挥灵活性和速度优势，大量中小企业从事领先型和发展防御型的技术创新活动。
（二）基于知识经济的中小企业技术创新战略选择
在知识经济条件下，中小企业可以选择以下三种技术创新战略。
1. 自主创新型战略
自主创新一般是新市场的开拓者，因此企业会面临着很高的技术风险和市场风险，所以，企业一定要在广阔的技术创新空间中选择适当的技术创新域。一般而言，可供选择的创新域包括产品创新域、产品功能创新域、产品质量创新域、产品设计创新域、需求创新域、顾客创新域等。在知识经济时代，市场变化更快，需求更趋个性化、细分化，这就要求企业的反应更加灵活。相对而言，中小企业更加贴近市场，更容易获取外部信息，这就为其更准确、更有效地把握市场需求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同时，市场需求是不断发展的，中小企业要善于从现有的市场需求发现新的需求创新点，开辟更为广阔的市场发展领域。市场需求也就是顾客需求，中小企业可以在市场需求的基础上，对现有的顾客进行市场细分，选择适当的目标顾客群作为本企业的技术创新域。市场需求的多样化促使企业对现有的产品进行创新，可以开发一种具有全新功能的产品，也可以通过增加或减少现有产品功能及其他各种改变产品功能组合的方式，来实现产品功能的差别化，以实现产品功能的创新。因此，对于中小企业来说，选择需求创新域、产品功能创新域、顾客创新域比较可行。
2. 合作创新型战略
中小企业在技术创新中所存在的劣势，并不完全是因为他们“小”而造成的，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孤立和分离所致。当代新经济正在从资源主导型向创新主导型转变，知识和技术的配合使得技术创新群落日益成为区域创新的关键。因此，在市场竞争中，创新者、竞争者、配套资源提供者、顾客、供货商可以形成价值网络。作为创新者的中小企业，应设法寻求能够创造双赢的策略，即避免直接的对抗与冲突，应设法先提高自己在价值网络中的价值地位，然后再寻求互利合作机会。中小企业可以进行水平一体化，跟同类企业进行合作，注重“精小活小”，力争在专业化上做强；也可以垂直分离与水平一体化共存，即与某一家或几家配套的大中型企业组成垂直一体化合作生产经营关系，而同时也与其他中小企业之间存在水平关系上的合作；还可以进行中心卫星型的合作方式，即以高新区、开发区、工业区为中心，通过与园区形成配套的产业链，采取柔性化合作生产方式，围绕在周围。同时充分利用自身优势，主动迎合，承接辐射效应，不断强化彼此间的联系，从而加快技术升级步伐。
3. 选择性创新战略
技术多样化能有效地避免溢出效应的存在，使大企业通过批量生产获取较高收益的优势地位得到抑制，为中小企业进行技术创新提供动力。因此，中小企业应有选择性地针对不同的市场，不同的技术领域进行创新，要有合理的定位，扬长避短、获取优势。在知识经济条件下，中小企业可以选择技术变动大的领域，以期寻求发展的机会；可以选择大企业为追求规模经济而不屑一顾的市场空白领域（或称市场缝隙）；还可以密切注视市场需求，有针对性地进行应用性的技术创新，而不是从事成本较高的基础性研究开发。同时，在某个创新项目或某个特定的发展时期，集中自身优势，实施重点攻击，赢得特定区间的强过大企业的竞争优势。
作者：李春侠 谢守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