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伙伴们反映都在为论文烦恼，小编为大家精选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叙述论文(精选3篇)》，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摘要：随着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深入，其商品范畴中内含的主-客体辩证关系也逐渐明晰。商品范畴蕴含着“人”这一主体以及“商品”本身、“货币”、“劳动力商品”三个客体，从三个客体追溯到商品拜物教、货币和劳动力商品的资本主义应用的相关思想，可以窥探三个客体对“人”主体性的削弱。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叙述论文 篇1：
历史现象学 ： 马克思对黑格尔的颠倒
【摘要】历史现象学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理论中内在的批判精神，它是马克思的哲学思想辩证发展的必然产物。马克思的历史现象学和黑格尔的现象学有着重大的理论渊源，黑格尔用“精神”作为主体性逻辑构建了精神现象学，以辩证法的否定本性推动“意识”展开自我的活动，从而通达到“绝对知识”。而马克思则在本体论和认识论的层面上对黑格尔的现象学进行了颠倒，在“劳动”的自我中介过程中，解蔽出劳动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变异现象”，为社会关系寻找到了自身的根据。
【关键词】历史现象学;历史唯物主义;历史辩证法;劳动;颠倒
迄今为止，对于历史现象学的研究范围、整体的结构仍缺乏一定的理论支撑。国内的很多学者开始以现象学的角度，从不同的方面来深入挖掘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现象学因素，在马克思的人学现象学和历史现象学的相关问题上，讨论得较为激烈。另有一些学者认为，马克思和胡塞尔在关于历史的本质和历史认识论层面上都做出了很多相关的论述，所以侧重于讨论马克思和胡塞尔在历史现象学上的差别。然而，关于马克思历史现象学和黑格尔现象学之间的关联问题，却并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本文将从马克思的思想进程中来解读马克思的历史现象学和黑格尔现象学之间的联系与差别，以及马克思历史现象学的整体结构。
一、黑格尔的现象学遗产
在黑格尔的哲学思想中，“精神”是一种主体性的逻辑构造，它生成于能动主体的自我运动之中，并且在自我的运动过程中实现自身，黑格尔将否定性的辩证方法作为扬弃现象的根本办法，以逻辑的起点规定历史的开端，开启了对绝对知识的追求之路。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体现了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论，能动的努斯精神建构了黑格尔现象学的历史主义性质，但就其历史观的本质而言，是一种逻辑化的历史，是诸意识形态发展的历史。无疑，马克思是将黑格尔的历史主义发挥到了极致的人，但不同于黑格尔抽象的理性历史，马克思的历史是具体的感性活动的历史。不仅如此，黑格尔在叙述主人与奴隶之间的关系时，还指出了“劳动”所具有的社会属性，而這种社会属性就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也就是说，在《精神现象学》中，黑格尔将劳动理解为通过‘陶冶事物’来实现欲望与满足，使之成为主人和奴隶角色设定与转换的中介，使主人和奴隶通过劳动而‘相互承认’成为可能。” [1]显然，黑格尔认为劳动作为一种对象化活动，是人的本质力量的确证，并且它还产生出了人与人之间的交互关系。相比之下，马克思则进一步地发展了黑格尔的劳动观，不仅把人的本质归结为劳动，还指认出劳动是历史发展的主体性本质这一事实，同时，“劳动位居于人的活动序列之首，人的解放就必然归结到劳动解放，也即使劳动真正成为自由自觉的活动，而非满足资本增殖的物化劳动和动物式的谋生手段。” [2]否定的辩证法是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中最重要的部分，辩证否定作为发展的逻辑，具有过程性、否定性、总体性的特征。“意识”的自我展开、运动、发展的过程只有借助于辩证法的否定本性才能得以实现，“因此，在黑格尔那里，如果说运动、变化、发展的哲学论述也就是一般而言的辩证法，那么辩证法一般来说也就是哲学的历史性原理。” [3]绝对知识从自我生成走向自我实现是一个辩证的运动过程，而这个发展过程本身是一种连续性的行为，只有在时间的维度中才能得到实现，而知性逻辑作为一种外在的反思形式，是不可能通过其抽象的普遍性特质把握到绝对知识的，“绝对知识无法表现在一个命题里，因为它是对于事物的真正本质的全面把握。” [4]毋庸置疑，辩证法在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中占据着核心地位，它是透过现象看本质的根本方法。
黑格尔对辩证法的研究，始于对康德遗留下来的“二律背反”和“物自体”的深度思考，“黑格尔和康德一样，认为辩证法起源于有限的知性规定（形式）与无限的对象（内容）之间的矛盾，因而辩证法就是理性的本性。” [5]不同于康德以外在的知性逻辑来消极地看待矛盾，“黑格尔认为我们必须把这种外在推理看作一种对其自身进行扬弃的活动，而不能简单与其分道扬镳。” [6]黑格尔赋予了“概念”以努斯精神的自我能动性，使两个相互对立的命题在“绝对精神”中达到了消解，完成了自身的突破。形式逻辑发展出的一切悖论都具有自我指称、无限和否定这三大必要条件，辩证法的种子早已潜在地埋在了所有命题之中。由于形式逻辑把个别的属性表征成事物的本质，于是便从自身产生出和自己相对立的命题，而这产生出来的第二个命题可以看作是第一个命题（正题）的反题，也是对第一个命题的否定，这两个命题都是关于事物本质的两个环节，随后，在更进一步的否定中（合题）达到消解，形成了更加具体的普遍性认识。合题是正题潜在的东西，它由反题发展出来，合题作为正题和反题的辩证综合，它使概念在自我的运动中得到了更具体的规定性。
所以，不应该从外在于自身之外的矛盾来理解黑格尔的辩证法。“相反，它应理解为：同一个东西由于自否定而产生自己的对立物（否定），而后又回转到自身（否定之否定）。” [7]正是基于这种自我否定的本质，黑格尔的认识论内在地指向了一种总体性的辩证结构。黑格尔如此激烈地批判形式逻辑，并不是因为黑格尔不注重形式，相反，黑格尔却是极其强调形式的。黑格尔认为，形式逻辑缺乏自我突破的精神，固执地坚持着抽象性与片面性，将内容当作外在于形式的东西，不懂得如何从自身中能动地建立内容。辩证逻辑的出现是形式逻辑自身发展的必然产物，它是形式逻辑的自否定，它将形式逻辑包含在自身之中，使潜藏于形式之中的内容发展出来。这样，形式便不再是一堆僵死的、零散的规定，它开始从自身的内部中建立自己的内容，在自我的辩证运动中将自己综合为一个无所不包的形式。辩证法之所以对于黑格尔的现象学如此的重要，不仅在于它是一种透过现象看本质的方法，而且还在于它是意识自我展开的先决条件。作为辩证法、认识论、历史感相统一的“精神现象学”，究其实质是唯心主义的历史辩证法，如果说黑格尔将感性的东西颠倒为“抽象的共相”，从而为意识寻找自己的根据，那么马克思则将黑格尔的“精神本体”颠倒为人的感性活动，从而去寻找历史的真相。
二、现象学的本体论转换
马克思的历史现象学是一种哲学批判与经济学实证分析相结合的社会批判理论，它奠基于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辩证法之上，是对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辩证法的具体论证，同时也是在对黑格尔现象学进行颠倒和改造的过程中建立起来的，或者也可以这么说，黑格尔的现象学以一种“颠倒”的形式出现在马克思的哲学发展进程中。历史现象学之所以是批判的理论，就在于它对颠倒着的资本主义物化关系进行了深刻的分析，但是这有一个先决条件，那就是必须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对社会生活的前提进行澄清，对社会生活的范围进行划界。这种理论对意识的独立性和原初性作出了历史性的阐明，也对“社会存在”作出了历史性的规定，它说明了“观念”不是外在于历史进程之外具有完全独立性的东西，它正是生成于人类的生产实践创造社会历史的进程之中，是社会历史的总体性结构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迄今为止的一切历史观不是完全忽视了历史的这一现实基础，就是把它仅仅看成与历史进程没有任何联系的附带因素。” [8]173马克思充分地发展了黑格尔现象学的历史主义，但是，这个历史是现实的感性活动所创造的历史，它是社会生活的内在原则，是对黑格尔抽象的理性历史的“颠倒”。在黑格尔那里，辩证法是绝对者的自我运动，然而，“在马克思看来，当黑格尔把‘实体’视为‘主体’并因此赋予形而上学‘本体’以自我矛盾、自我否定和自我运动的历史性等辩证本性时，这里的‘实体’和‘主体’不应是以逻辑理念为核心的绝对精神主体，而是以人的感性实践活动为根据的现实的社会历史主体。” [9]将非理性的因素逻辑化是黑格尔哲学中具有神秘主义倾向的一个突出的特征，黑格尔将努斯精神作为推动意识自我运动的内在动力，使概念具有了能动的性质。马克思则剔除了黑格尔的辩证法的神秘主义因素，将辩证法的内在否定性和能动性建立在现实的感性活动上，使思维和存在的二元对立问题在自我活动的基础上得到了消解，说明了人类社会是一个在对象性活动的推动下不断自我否定、自我突破的过程，这种在对象性活动的基础上形成的主、客同一的历史本体论，使人和历史得到了真正的有机统一，“历史是基于‘现实的个人’存在，由自然史转向人类史，真正具有‘属人’价值意义上的人类史，并在实践交往中催进了世界历史的生成。” [10]马克思正是通过将辩证法“嫁接”在现实的感性活动基础上，褪去了黑格尔辩证法的神秘主义外壳，使寻找历史的真相成为了哲学的真正课题。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辩证法的创立，为以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进行现象学分析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历史唯物主义、历史辩证法、历史现象学在逻辑上有着内在的一致性，历史现象学潜在地蕴涵在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辩证法之中，以劳动这条逻辑主线为中介，将自己从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辩证法中发展出来，它内在地包含着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辩证法的一般原理于一身，是对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辩证法的具体论证。
劳动是马克思历史现象学的逻辑起点，不同于黑格尔依托辩证法的否定性，为意识寻找自身的根据，马克思则通过劳动的自我否定、自我中介，去寻找劳动的社会属性（即社会关系）的根据。“在马克思看来，劳动不仅仅是创造财富的一种手段，也不是抽象的意识活动，而是对人之自由自觉活动本质的客观显现。” [11]劳动作为透视资本主义社会“迷雾”的钥匙，在方法论上是有其深刻的意义的，是一条对社会历史达到总体性认识的通道，对“劳动”的主体性设定必然会通往劳动价值论，促使马克思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完成剩余价值的理论建构，从而合理地解决了李嘉图劳动价值论的矛盾。马克思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就描述了异化劳动的现象，不过那时候的马克思还处在人本主义的哲学批判范围中，还没有全面地深入到经济学的理论研究中，没有完成对“异化劳动”全面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但是，资本主义社会的颠倒现象已经被马克思发现了，人的对象性劳动变成了异化劳动，工人的劳动丧失了主体性，工人的劳动变成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结构的被动客体。由工人的对象性劳动创造出来的劳动产品变成了资本统治劳动的手段和基础，人的自由自觉的劳动本性变成了被资本统治的奴役性劳动。随着马克思全面地深入到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中去，创立了剩余价值理论之后，劳动在资本主义私有制社会中的“变异之谜”便得到了合理地解释。
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对剩余价值进行了基本的说明，阐述了资本统治劳动、价值增值的秘密，也揭示出以雇佣劳动制度和商品交换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实质。商品的价值不是什么神秘的东西，而是一种抽象的社会关系，是由工人的抽象劳动创造出来的，利润也不是什么神秘的东西，而是工人的剩余价值。“马克思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对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进行梳理，并首创了劳动二重性理论，解决了在商品生产中价值创造与价值转移问题。马克思说明了新的价值是由抽象劳动创造的，而不是由资本转移到新商品上的，价值是由具体劳动来实现的，他彻底批判了李嘉图把资本说成是和劳动一起创造价值的错误论断。” [12]剩余价值学说的创立，指出了“平等交换”背后隐藏的“不平等”，揭示出资本家疯狂地榨取工人剩余价值的贪婪本性。在以雇佣劳动制和商品交换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变成了自为存在，它将社会生活的一切纳入到资本自我运动的轨道中去，把活劳动和社会关系变成了资本自我生成、运动、实现的工具。作为主体性存在的资本逻辑，以无限榨取剩余价值和扩张资本规模为目的，而这个目的既是资本逻辑的终点，又是資本逻辑的起点，形成了一个圆圈式的运行轨道。剩余价值学说作为一条非常重要的理论支点，深刻地阐明了资本主义所有制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的虚假性，资产阶级推行的生产方式是为了将资产阶级的特殊利益普遍化、固定化，从而使他们能够永久地榨取工人的剩余价值。
三、寻找历史的真相
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头足倒置的世界，外在的现象被表征成了内在的本质，本质的东西被遮蔽了起来。马克思历史现象学的任务，就是对资本主义经济结构中的现象与本质、现实与观念之间的颠倒进行颠倒，从而使资本主义社会关系这一本质的东西呈现出来。如果说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辩证法从不同历史阶段的经济活动中，抽象出对象性劳动及其相关的社会关系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内在动力，是具体走向抽象的过程。那么马克思从劳动的二重性进展到剩余价值理论，从而对资本主义社会的颠倒现象进行颠倒就是一个抽象走向具体的辩证综合过程，马克思的历史现象学是对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辩证法的回复，也是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辩证法的具体化。马克思是历史上第一个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外在现象进行历史性分析的人，马克思的历史现象学为人们正确看待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指明了方向。“颠倒”作为马克思历史现象学的方法，其实质是一种透过现象看本质的辩证方法。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说：“辩证法在黑格尔手中神秘化了，但这决没有妨碍他第一个全面地有意识地叙述了辩证法的一般运动形式。在他那里，辩证法是倒立着的。必须把它倒过来，以便发现神秘外壳中的合理内核。” [13]94在黑格尔那里现实事物是意识的自我运动向外规定的产物，而马克思则把意识的自我活动“颠倒”为现实事物的反映与再现活动，这种颠倒和马克思在本体论的层面上对黑格尔的现象学进行颠倒是不一样的，这种颠倒具有认识论层面上的意义。历史现象学的形成是历史唯物主义、历史辩证法深化发展的结果，而这一过程同时伴随着马克思在本体论和认识论的层面上对黑格尔现象学进行“双重颠倒”。
商品是资本主义社会中最基础的单位，“可是，劳动产品一旦采取商品形式就具有的谜一般的性质究竟从哪里来的呢？显然是从这种形式本身来的。” [13]123工人的抽象劳动之所以被表征成物的形式，就在于经济结构采取了商品交换的形式，而产品为了能进行交换就必须转换成商品形式，处在社会关系中的人的抽象劳动创造的商品价值就被表征成了“物”所具有的自然属性，人与人之间的抽象的社会关系就被颠倒成看得见、摸得着的物与物之间的关系。商品拜物教作为颠倒的现象，是抽象的社会关系的外在表现，它根源于资本主义社会特殊的生产关系之中。当货币开始充当一般等价物时，货币也就披上了拜物教的外衣了。货币本是一种流通手段，用来代表抽象劳动创造的商品价值的，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货币却被颠倒为价值本身，拥有货币的人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随意地购买自己需要的东西，人们对某种产品所具有的使用欲望被颠倒为人们对货币的贪欲了。由于货币被表征成财富的象征，这就使其变成了商品生产者们疯狂追逐的对象，货币作为一种流通手段就被颠倒为商品社会的最终目的了，商品生产者们之间的社会关系就被颠倒为货币关系了。货币拜物教更进一步地发展了商品拜物教的颠倒现象，它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颠倒为直观的货币或货币与物之间的关系。资本拜物教产生的根源就在于货币转化为了资本，资本家所获取的利润不是别的什么东西，正是在消费工人的活劳动的过程中获取的剩余价值，但是他们却把工人创造出来的剩余价值颠倒为资本的自行增值，仿佛资本先天的具有某种魔力，只要预先投入资本就能获取一定量的利润。资本家们将价值的增值过程颠倒为价值的形成过程，并采取工资这一形式将工人的劳动力的价值颠倒为劳动的价值，企图遮蔽资本家剥削工人的剩余价值的实质。资本主义社会的意识形态作为颠倒的经济活动的反映，是一种虚假的意识，所倡导的平等、自由的价值理念无非就是为了维护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这些“颠倒”的现象根源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生产方式之中，并且随着经济活动的不断发展而逐步加深，当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经济体系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会深入到人们的意识中，使整个社会的人们充斥着对资本、商品、货币的崇拜观念。
马克思的历史现象学是辩证法、人本主义的哲学批判、经济学的实证分析的辩证综合，是马克思思想体系中的主体向度与客体向度的辩证统一。主体向度对应的是马克思的哲学批判时期，存在于马克思的思想进程中的现象学线索正是发端于这个时期，马克思所论述的劳动异化理论，就是一种将人规定为历史性主体的人学现象学。然而，马克思意识到人本主义的哲学批判是解决不了现实的人的问题的，于是迫使自己转向客体向度，完成了对费尔巴哈的超越，进而在经济学的实证研究中实现了自己的理论升华。历史现象学萌芽于《1857-1858经济学手稿》，形成于《资本论》，它是马克思的整个思想进程中发展出来的必然产物，也是对之前理论的辩证综合和具体化，历史现象学透过直观的“物”，解蔽出现实世界的本质，使得体现了人的本质的自主劳动成为可能，是主体辩证法与客体辩证法的有机统一。
四、结语
马克思的历史现象学和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出发点是一致的，二者是相辅相成的，历史现象学是内在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之中的批判精神。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规律，进而合理地论证资本主义社会必将走向灭亡的命运，是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所要解决的问题，而这个过程离不开马克思历史现象学的先行去蔽，也就是对作为本质的社会关系寻找自己的根据，而要做到对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全面理解，也必须深入到它内在的批判精神中去把握马克思的思想走向、立场、观点。综观马克思的整个哲学体系的发展进程来看，始终环绕着现象学的因素，而这个现象学线索直接衔接着黑格尔的现象学，对于马克思历史现象学的研究，应当着重从二者之间的联系入手，以便更加全面地认识马克思的历史现象学。
参考文献：
[1]白刚.从“劳动现象学”到“劳动辩证法”——马克思对黑格尔劳动观的扬弃[J].南京社会科学，2021，（01）：1-7.
[2]杨兴圆，袁银传.马克思劳动人本思想的生成进路与双重内涵[J].学习与实践，2020（11）：13-21.
[3]吴晓明.论黑格尔的哲学遗产[J].学习与探索，2019（10）：1-15+190.
[4]祝利民.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与辩证法关系探析[J].新疆社科论坛，2018（06）：105-108.
[5]王天成，李慶丽.重思黑格尔辩证法[J].社会科学战线，2020（03）：37-46+281.
[6]高桦.从事情本身看黑格尔的辩证法[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62（06）：10-18+47.
[7]邓晓芒.思辨的张力：黑格尔辩证法新探[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131.
[8]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9]贺来.辩证法与本体论的双重转换——马克思辩证法理论的本体论变革意蕴[J].哲学研究，2020（07）：20-29+128.
[10]万光侠.马克思“现实的个人”的唯物史观审思[J].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21（01）：38-46+158.
[11]谭艳玲.劳动概念中的个人与共同体：黑格尔和马克思[J].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2019（02）：195-201.
[12]胡啟斌.论马克思对李嘉图劳动价值论的超越——从商品价值量与商品价值本质来看[J].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38（01）：8-13.
[1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作者简介：
陈伟宇，男，汉族， 贵州六盘水人，贵州师范大学2019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作者：陈伟宇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叙述论文 篇2：
马克思商品范畴的哲学意蕴
摘要：随着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深入，其商品范畴中内含的主-客体辩证关系也逐渐明晰。商品范畴蕴含着“人”这一主体以及“商品”本身、“货币”、“劳动力商品”三个客体，从三个客体追溯到商品拜物教、货币和劳动力商品的资本主义应用的相关思想，可以窥探三个客体对“人”主体性的削弱。这些哲学内涵既是马克思青年异化理论的延续与完
善，也是唯物史观的验证性内容。
关键词：马克思;商品;哲学;主-客体;《资本论》
文献标志码：A
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中，商品是批判理论体系的重要范畴。在这一范畴的基础上，马克思逐步窥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生产关系、交换关系的全部秘密，从而证明资本主义的灭亡是历史的必然。“回到马克思原生态语境会很容易地发现，范畴中的哲学性内容和政治经济学内容同样丰富，同等重要，相互交织和支撑，抽离哲学性内容后会发生质变，由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范畴蜕变为资产阶级经济学范畴。”[1]我国有关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理论的研究成果十分丰富，但阐释商品范畴的研究（包括哲学性阐释）较少。因此，对马克思的商品范畴进行哲学分析具有重要意义。
一、马克思研究商品范畴的思想轨迹
马克思的全部政治经济学思想，从头到尾都没有离开过哲学的浸染，包括其商品理论。对马克思商品理论的理解须明晰两种观念：一是马克思商品理论的文本追溯不能局限于其成熟期的经济著作，具有哲学与经济学相融合特征的早期文本也可能包含商品理论的相关思想;二是以《资本论》及其手稿为代表的经济文本可能同样包含商品理论的哲学性内容。
（一）19世纪40年代的马克思经济学相关著作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贫困的哲学》首次反映了马克思商品理论的哲学性内容。在这两部文本中，马克思并未直接谈到商品问题，而是对与商品有关的范畴和思想进行批判，这段以“批判”为主的哲学探索是马克思商品理论的重要内容。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发现了资本主义私有制得以存在的根源——异化劳动，并以此为基础敏锐地找到了资本主义私有制下人的类本质被异化的典型表现之一——货币对人类本质的异化。马克思揭示了在资本主义现实社会中人的类特性被异化为货币的属性，货币的特性决定人的特性，人的个性被削弱或丧失，货币成为主宰一切、颠倒一切的力量。因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马克思用来批判资本主义私有制以及揭露其根源的，所以马克思在此文本中没有直接探讨商品问题，但他对商品形态的发展形式——货币进行的哲学分析也是马克思商品理论中不可忽视的内容。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货币的特性就是货币所有者的特性，货币所有者能够通过货币行使支配他人和社会财富的权力，人的能力和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通过货币这种物的形式来表现，这种物表现出来的神秘力量就是拜物教现象。可以看出，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和货币拜物教学说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已经有所体现。
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肯定了李嘉图价值论的科学性，并用李嘉图的价值论批判了蒲鲁东的构成价值论。他指出蒲鲁东整个构成价值理论体系具有形而上学的性质，认为其不过是李嘉图价值论的“乌托邦式”的解读，而李嘉图价值论才是符合资本主义生产实际的科学体系。
马克思对蒲鲁东的构成价值理论体系进行了全面批判。首先，蒲鲁东认为商品的交换价值是通过产品生产者之间提“建议”而产生的。对此马克思批判蒲鲁东没有立足于实际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而是自己“假定”了交换价值的涵义。其次，在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作为矛盾而对立的问题上，马克思批判蒲鲁东撇开现实的需求不谈，将使用价值和众多、交换价值和稀少混为一谈;并批判他将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对立的根源归结为一个完全形而上学的概念，即生产者和消费者的自由意志。最后，马克思将李嘉图价值论和蒲鲁东构成价值论直接“对质”，认为李嘉图是从资本主义生产的实际运动和资本主义的一切经济关系中得出他的价值理论的，而蒲鲁东正好相反，他先通过一系列臆想的假设得出一些经济公式，然后为了证明公式的
正确性故意编撰与公式相符的经济事实[2]。值得注意的是，虽然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给予李嘉图价值论很大程度的赞扬，但在根本立场上，马
克思与李嘉图有着本质的不同。李嘉图价值论的根本前提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关系是社会永恒的规律，所以李嘉图认为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关系基础上的价值论也是永恒的科学理论。但马克思认为，商品及其理論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关系这一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所以它们是历史的、暂时的。
（二）《资本论》及其三部手稿
《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涵盖了马克思商品理论的基本内容，包括商品二重性学说、体现在商品中的劳动二重性学说、价值形式、商品拜物教学说、货币等内容，这些思想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大多是首次阐发，并在1859年发表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中得到进一步阐明。
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明确指出使用价值和价值、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在商品中是以“二重”的形式存在着的，但他在叙述这一观点时并没有为其中的概念确定清晰的术语。比如价值和交换价值两个概念没有进行严格区分，常常互用;在表述具体劳动时有时会使用“自然规定的劳动”或“特殊劳动”等概念，在表述抽象劳动时则会使用“一般劳动”的术语。虽然这些术语的表达与《资本论》中相对应的表达有所不同，但它们的内涵实质是一致的。到《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出版时，概念使用模糊的问题得到了解决，马克思不仅明确了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的概念和性质，而且清晰阐释了劳动二重性和商品二重性之间的关系。
关于价值形式，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货币章”中分析了简单的价值形式，并随后在发表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中完成了商品价值形式整个历史发展过程的阐述，由此，货币如何产生的问题得到了回答。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并未确切地提出“价值形式”这个概念，但实际上确实分析了简单的价值形式，即“1舍费耳小麦值3舍费耳黑麦”[3]。在“货币章”中马克思指出达里蒙用生产一个商品的劳动时间表现该商品价值的观点是错误的，因为商品价值会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改变而发生变化，达里蒙所说的价值表现形式无法在劳动生产率发生变化时正确表现商品价值，而且也无法体现价值与价格之间的关系。所以，马克思提出“1舍费耳小麦值3舍费耳黑麦”的简单价值形式，科学地解决了如何表现商品价值的问题。
商品拜物教学说的首次阐发也是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提出商品拜物教是指人劳动的社会性质表现为物的社会属性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表现为物与物之间关系的虚幻形式。除此之外，他还阐释了商品拜物教产生的根本原因，简单来说，商品生产者只有通过交换才能证明他们的私人劳动同时也属于“社会必要劳动”，只有证明商品生产者生产的商品是“社会劳动”的产物，这些商品才能进行买卖，从而为商品生产者换取生活资料。所以，商品生产者之间的社会关系必然由对他们来说是异己的物与物之间的关系来表现。
《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和《1863-1865年经济学手稿》通过对劳动力商品和商品历史属性的阐述进一步完善了商品理论。马克思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详细阐述了商品的特殊形态——劳动力商品。他探讨了劳动力的使用价值和价值，指出劳动力的使用价值也就是劳动能力，它与任何其他商品的使用价值一样，买者只有通过交换才能占有。他还提出劳动力的价值量与商品价值量相同，都是由生产商品所需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
马克思商品理论的大部分内容在三部手稿中都有迹可寻，但这三部手稿中的商品理论仍缺乏一个系统的逻辑行径，这一系统的逻辑行径是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完成的。《资本论》第一卷是马克思商品理论发展至成熟的文本载体，所谓“成熟”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马克思将《资本论》三部手稿所阐述商品理论的相关内容用“抽象上升到具体”的哲学方法再次进行系统论述，其中“抽象”指称“商品”，“具体”指称“资本”，
《资本论》第一卷目录中“第一篇商品和货币”和“第二篇货币转化为资本”两个主题循序推进，“商品”按照历史逻辑逐步指向“资本”。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中提到的，“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4]8他以最恰当最合理的方式进入了研究和批判资本主义的主题。马克思在《资本论》手稿里研究商品概念时大多以资本主义以前的商品作为研究对象，在《1863-1865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提出商品在资本主义时期才真正发展成为普遍的形式。因此，马克思在《资本论》的开篇就给予了“商品”与手稿不同的历史逻辑前提，即商品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财富的元素形式，对资本的研究就从对这个元素的分析开始。第二，《资本论》中有关商品拜物教和劳动力商品的论述在“商品-资本”的逻辑演进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商品理论的主要内容在三部手稿中已基本阐述完毕，但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显然对这些内容的“出场顺序”进行了深思熟虑。其中商品拜物教学说和劳动力商品相关内容的出场顺序是整个“商品-资本”逻辑演进的点睛之笔，它们构成了商品向资本转化的两个重要“拐点”。
二、马克思商品范畴的哲学内涵：主-客体辩证关系
商品归根结底是人社会实践的产物，商品具有神秘性质也是源于它被打上了主体意志的印记，商品的产生与发展正是因为有“人”的参与，才会区别于其他的自然物。所以，商品范畴的哲学性内容都是围绕人和商品或商品的发展形式之间的辩证关系而展开，用哲学术语来表达就是围绕主客体之间的辩证关系而展开。马克思商品范畴所体现的主-客体辩证关系的内容主要表现为客体对人“主体性”的削弱。
（一）商品：主客体相互作用的产物
马克思曾表示：“非对象性的存在物是非存在物”[5]210，这一论断指出了主客体关系在存在论上的重要意义，商品作为一个“存在物”，它必然是主体的对象化，是主客体相互作用的产物。无论是前资本主义生产阶段的商品还是资本主义生产阶段的商品，都属于劳动产品，本质上都是人劳动实践的产物。劳动的本质涵义是人与自然进行物质转换。马克思认为，人的劳动过程有三个要素——劳动者、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其中劳动者是主体，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是客体，劳动过程就是主客体相互作用的过程。所以，作为人劳动产物的商品，也就是主客体相互作用的产物。
商品是劳动时间的对象化，意味着商品之间的交换根本上是人的劳动的交换。生产者的私人劳动同社会劳动的关系对象化为商品之间的交换关系，也就是主体间的社会关系对象化为客体间的关系。所以，在商品生产领域，商品是主客体相互作用的产物，到了商品流通领域，商品交换过程本身是主客体相互作用的过程。
（二）商品拜物教：主体间社会关系的物化
马克思指出一個物品一旦成为商品就会拥有可感觉又超感觉的神秘性质，这种神秘性质既不是来自商品的使用价值也不是来自商品价值，而是来自商品形式本身。商品形式的神秘性就在于“商品形式在人们面前把人们本身劳动的社会性质反映成劳动产品本身的物的性质，反映成这些物的天然属性，从而把生产者同总劳动的社会关系反映成存在于生产者之外的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由于这种转换，劳动产品成了商品，成了可感觉又超感觉的物”[4]89。总的来说，人们自己的一定社会关系在人们面前却采取了物与物的虚幻形式，马克思将这种虚幻形式称为商品拜物教。商品拜物教体现的是主体间社会关系的“物化”。在马克思看来，这种物化既是必然的，又是可以克服的。
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详细论述了商品拜物教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生产商品的“劳动”所特有的社会属性。他指出个人的劳动产品要先转化为交换价值，即先转化为货币形式，然后才能通过物的形式取得自己的社会权力，也就是说，个人生产商品的私人劳动不是直接的社会劳动，只有通过交换才能证明其属于社会劳动。所以，商品生产者之间的社会关系就必须具有一种对他们本身来说是异己的物的性质。这种与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相联系的商品拜物教是与社会生产力发展相适应的，它是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
商品拜物教在前资本主义生产阶段表现并不明显，在资本主义社会才发挥出它真正的魔力，马克思也曾说：“一旦我们逃到其他的生产形式中去，商品世界的全部神秘性，在商品生产的基础上笼罩着劳动产品的一切魔法妖术，就立刻消失了。”[4]93商品拜物教具有的这种历史暂时性说明它是可以克服的，克服的途径就是摆脱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消除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建立自由人的联合体，大力发展生产力，发展符合人的自由个性和全面发展的生产制度。只有建立这样的生产制度和社会形态，人的劳动性质才能成为劳动者真正的“个性”体现，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才能成为真正属于人自身的关系。
（三）货币：客体对主体的异化
在经济学意义上，货币是商品交换的一般等价物，它从商品群中独立出来，只以“交换价值”的身份出现并与其他一切商品并存，是一切商品借以比较和计量的形式，所以货币是交换价值的象征。货币的这种特殊“身份”使它具有了不同的职能，包括流通手段、价值尺度、贮藏手段、支付手段和世界货币。但在哲学意义上，货币的这种特殊“身份”导致了人的异化，这种异化在主客体关系中表现为客体对主体的异化。货币对人的异化主要分为三种：一是对人个性的异化，二是对商品生产者的异化，三是对人交往方式的异化。
第一，货币对人个性的异化。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人的类本质是人自由自觉的活动，但货币进入人们的生活后，由于货币能够购买人们需要的一切商品，人们的致富欲逐渐膨胀，货币从作为目的实现的工具、手段和中介，逐渐成为人追求的目的本身，人自由自觉的个性逐渐被货币异化。如西美尔所说：“大多数的现代人在他们生命的大部分时间里都必须把赚钱当作首要的追求目标，由此他们产生了这样的想法，认为生活中的所有幸福和所有最终满足，都与拥有一定数量的金钱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内心中，货币从一种纯粹的手段和前提条件成长为最终的目的。”[6]货币所有者作为“社会性的人”，他们口袋里的货币代表着他们的社会个性和社会能力，他们是丑的、恶的，但只要他们的货币是美的、万能的，他们就不丑、不恶。所以，货币会导致人个性的颠倒和引起社会价值秩序的混乱。第二，货币对商品生产者的异化。在直接的物-物交换时期，人们进行买卖是为了满足生活需要。所
以，商品交换依赖于商品生产和商品生产者，商品生产者只有生产了商品，商品交换者才能在市场上买到需要的产品，这是一种必然的因果关系。但货币产生后，一切商品都可以顺利地与货币交换，货币的权力逐渐增长。从而，商品生产者从生产“使用价值”逐渐转变为生产“交换价值”。货币产生之前，人们为了满足需要才会有交换行为，货币产生之后，货币“先验”的社会权力使商品交换行为自然而然地存在。因此，商品交换在一定程度上不依赖于商品生产者和商品生产，最初作為促进商品生产手段的货币也成为一种对商品生产者来说异己的东西。
第三，货币对人交往方式的异化。货币关系在社会属性上表现为人与人之间的一种社会交往方式，并且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社会历史中越来越占据主导，以货币关系为主导的交往方式在社会关系中就越来越占据支配地位。与前资本主义人的交往方式相比较，以货币为主导的交往方式扩大了人的交往范围，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日益密切，但这一社会关系越来越依赖于货币关系，在此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可能会出现变质。
（四）劳动力商品：主体客体化
在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过渡的时期，部分劳动者与劳动资料相分离，他们逐渐摆脱人身依附关系，成为“自由地一无所有的人”。劳动力占有者或劳动者是“主体”，他们出卖的是作为“客体”的劳动力，而不是“主体”自身，货币占有者买到的只能是劳动力占有者一定时间的劳动力，而不能是他们全部时间的劳动力，而且劳动力作为商品进行交换同样遵循等价交换的原则。但当劳动力占有者离开流通领域进入商品生产领域，资本家的丑陋面目就逐渐彰显。
劳动力占有者一旦进入生产领域，主体就被客体化了，资本家占用的不只是劳动力，而是劳动者自身。因为在资本主义生产中，劳动者的劳动时间远远大于他们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生产的劳动力价值远远大于资本家为其支付的工资，劳动者无偿地为资本家生产剩余价值。资本家对劳动者的剥削是隐蔽的，这种隐蔽的为资本生产剩余价值的剥削行为是通过两种方式进行的：一是在必要劳动时间不变的情况下，通过延长劳动者的工作日，牺牲其休息和娱乐时间，非人道地消耗其生命健康，无限制地逼近其生理极限，以此来剥削劳动力的剩余价值;二是由于存在劳动者的生理限制以及社会道德约束，在工作日长度不变的情况下，通过提高社会劳动生产率以缩短必要劳动时间，相对地增加剩余劳动时间来获得劳动者生产的剩余价值。显然，后一种剥削方式更为隐蔽。这两种剥削方式使劳动者一步步陷入贫困的深渊，沦为资本的奴隶，彻底成为被资本摆布的“物”，而不是“有血有肉”的人。
三、马克思商品范畴之哲学内涵的理论意义
马克思商品范畴的哲学内容对完善马克思思想体系有着至关重要的理论价值。它既是马克思青年异化理论的延续与完善，是马克思理论展现“艺术整体”性的典型表现，也是马克思唯物史观的验证性内容，为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性和合理性再添理论佐证。
（一）它是马克思青年异化理论的延续与完善
有些学者认为马克思哲学思想发展中存在“断裂”之说1，学界对这一说法众说纷纭，但马克思在《资本论》时期形成的成熟的商品理论是对他青年异化理论的延续和完善，这一理论判断足以反驳马克思思想的“断裂”之说。
马克思青年异化理论在商品理论上的延续与完善主要体现在商品拜物教学说和劳动力商品相关思想上。总的来说，这两方面内容是马克思青年异化理论由哲学方向转向政治经济学方向的表现，它们的基本内涵一致，但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将他青年的异化思想照进了现实，融入在资本主义批判中。
首先，商品拜物教学说是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出的“货币对人类本质的异化”思想的延续与完善。青年马克思刚刚接触政治经济学时，受费尔巴哈的影响，从人本学的角度分析了货币对人类本质的异化影响。这时的马克思受政治经济学知识的限制，他的青年异化理论没有深入到根本，到《资本论》时期，马克思将他的货币异化思想追溯到了它的源头“商品”概念上，提出了商品拜物教学说，正确地分析出“货币对人类本质的异化”其实是商品对人及其社会关系的“物化”的发展形式。
其次，劳动力商品的相关思想是马克思青年“异化劳动”思想的延续与完善。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异化劳动”的具体表现包括人与劳动活动相异化，人与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即人的劳动活动不是按照人的自由自觉的类本质而进行的活动。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指出劳动力占有者“一无所有”，只能靠出卖自己唯一的劳动力来换取货币从而获得生活资料，劳动者的劳动活动不再是自由自觉的活动，而成了被迫维持生活的手段。这样的现象正是马克思青年“异化劳动”思想现实性的表现。
（二）它是马克思唯物史观的验证性内容
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最伟大的理论贡献之一，商品理论中的哲学性内容与唯物史观有着密切的关联。
首先，马克思商品理论所揭示的社会关系物化问题是唯物史观“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观念的具体表现。《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是马克思阐发新世界观的第一个天才文件，他提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5]501这是马克思第一次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阐述人的本质属性。他随后在《资本论》中阐述商品概念时，对这一观点进行了具体阐发。他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被掩盖在物与物的关系之中，也就是说，人的社会关系表现为商品交换关系。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劳动本质就体现在这种商品交换关系中。
其次，马克思商品范畴所揭示的“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生存状况是唯物史观关于人发展阶段理论的第二阶段。马克思将人的发展阶段分为人的依赖性阶段、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阶段、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阶段。其中第二阶段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主导下人的生存状况的表述，这一阶段展现的正是商品及其发展形式——货币主导了人的交往方式和生存状态，它们改变了人以往的依赖关系，由人的依赖形式转变为物的依赖形式，这种转变使得人的独立性、自由性相对提高，为人进入自由而全面发展阶段奠定了基础。
注释：
1著名的法国马克思主義哲学家路易·阿尔都塞在《保卫马克思》中认为，马克思思想发展中存在“认识论断裂”，断裂的位置出现于《德意志意识形态》，断裂前的马克思是费尔巴哈式的抽象人道主义者，断裂后的马克思建立了科学的唯物史观。也就是说，他认为马克思的青年异化理论并没有延续至《德意志意识形态》后的著作中。
参考文献：
[1]宫敬才.恩格斯与马克思经济哲学体系[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19，（3）：77-88.
[2][法]普鲁东.贫困的哲学（上卷）[M].余叔通，王雪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81.
[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57.
[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6][德]西美尔.金钱、性别、现代生活风格[M].顾仁明，译.上海：学林出版社，2000：10.
（责任编辑：彭晶晶）
收稿日期：2021-09-15
基金项目：首都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纪念建党100周年”科研项目
作者简介：王亚杰（1993-），女，山西长治人，首都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马克思经济哲学。
作者：王亚杰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叙述论文 篇3：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方法论中的范畴原理一瞥
[摘 要：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的第三部分，曾简要地表述了自己构建政治经济学体系的方法论原则。但长期以来，受到关注的主要是“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范畴原理，而马克思对于该范畴原理之界限的具体限定却在长期以来不被重视，由此导致了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方法论原则的片面化、简单化理解。本文力图勾沉《导言》中不被重视的范畴原理，并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方法论中的范畴原理归纳为四条：①范畴存在的非独立性原理;②范畴认识的滞后性原理;③范畴规定的沉积性原理;④范畴次序的依附性原理。
关键词：马克思;经济学方法论;范畴原理;黑格尔;政治经济学批判]
一、总论
马克思主义哲学有两个主要来源，一个是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基本内核，一个是黑格尔唯心主义的合理内核。所谓的基本内核，是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哲学立场;所谓合理内核，则是黑格尔唯心主义不合理立场之上的辩证法。马克思与恩格斯扬弃了二者的局限性，实现了哲学上的重大变革，这个变革分为两个方面：第一方面，他们消除掉了哲学本身的独立性，并将其还原为各种“真正实证的科学”之一般总结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第二方面，他们完成了以《资本论》为代表的科学著作，为“真正实证的科学”树立了样板。上述意思，马克思和恩格斯都在不同的地方进行了表述。
马克思曾这样评价他们的革命：“思辨终止的地方，即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的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实证的科学开始的地方。关于意识的空话将销声匿迹，它们一定为真正的知识所代替。对现实的描述会使独立的哲学失去生存环境，能够取而代之的充其量不过是从对人类的观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综合。这些抽象本身离开了现实的历史就没有任何价值。它们只能对整理历史资料提供某种方便，指出历史资料的各个层次间的连贯性。但是这些抽象与哲学不同，它们绝不提供适用于各个历史时代的药方或公式”。
恩格斯曾经这样评价他们的革命：“现代唯物主义，否定的否定，不是单纯地恢复旧唯物主义，而是把2000年来哲学和自然科学发展的全部思想内容以及这2000年的历史本身的全部思想内容加到旧唯物主义的持久性的基础上。这已经根本不再是哲学，而只是世界观，这种世界观不应当在某种特殊的科学中，而应当在各种现实的科学中得到证实和表现出来。因此，哲学在这里被‘扬弃’了，就是说，‘既被克服又被保存’，按其形式来说是被克服了，按其现实的内容来说是被保存了。”
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著作，是以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的“真正实证的科学”的代表。马克思在坚持唯物主义立场的基础上，合理吸收了黑格尔辩证法的原则，对政治经济学进行了彻底的批判性改造，消除了旧经济学所固有的非本质性与非批判性，最终形成了一个界限严明、层层递进、体量巨大的经济学范畴体系。因此，列宁说：“虽说马克思没有遗留下‘逻辑’（大写字母的），但他遗留下《资本论》的逻辑……在《资本论》中，唯物主义的逻辑、辩证法和认识论……都用于同一门科学，这种唯物主义从黑格尔那里吸取了全部有价值的东西。”
我们想要认识马克思体大思精的经济学范畴体系，必须从他的政治经济学方法论开始，而他对于方法的表述，集中体现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和《資本论·序言》里面。笔者经过学习后发现，长期以来在通行教材中所介绍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方法论是有局限性的，它们并不能揭示马克思方法论的全部重要原则。因此，本文即依据《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以下简称《序言》）第三部分的内容，尝试将马克思构建范畴体系的方法论内核——范畴原理，进行一个重新的表述，以示映显现有通行教材内容之缺漏。
二、通行教材描述的一般范畴原理
马克思在《序言》第三部分的一开篇，马克思就写道：“当我们从政治经济学方面观察某一国家的时候，我们从该国的人口，人口的阶级划分，人口在城乡海洋的分布，在不同生产部门的分布，输入和输出，全年的生产和消费，商品价格等等开始。从实在和具体开始，从现实的前提开始，因而，例如在经济学上从做为全部社会生产行为的基础和主体开始，似乎是正确的。但是，更仔细地考察起来，这是错误的”。这句话的意思很明显，即我们研究政治经济学的时候，往往都从一个宏大的对象开始，这种做法看似正确，实则错误。
那么，这种做法的错误在哪里呢？马克思的理由很简单：如果你抛开阶级去研究人口，那人口就是一句空话;如果你抛开雇佣劳动、资本去研究阶级，那阶级又是一句空话;如果你抛开交换、分工、价格，那么雇佣劳动、资本又是一句空话。所以，归根结底，马克思的理由就是一句话：如果不能理解简单的规定，那么复杂的规定是没有办法研究的。因此马克思认为，去研究“人口”等复杂的规定，一开始必然是一团混沌的表象，在分析混沌表象的过程中，思维必然走向简单抽象的规定，然后又必然会从简单抽象的规定再回复到“人口”等复杂的规定，这时候“人口”这个概念就不再混沌，而是一个具有许多规定的丰富总体了。
马克思称从混沌表象到抽象规定的过程为“第一条道路”，称从抽象规定到思维具体的过程为“第二条道路”：“第一条道路上，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在第二条道路上，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在政治经济学的历史上，17世纪的经济学家总是从混沌的表象开始，但最后总是得到一些简单的抽象规定，这是经济学的产生时期;而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则在前人所把握住的抽象规定的基础上，开始从简单的抽象规定出发，最后上升到一个具体的总体，这时候“国际交换和世界市场的各种经济学体系就开始出现了”。因此马克思说，后一种从抽象规定到思维具体的方法“显然是科学上正确的方法”。
马克思进一步认为，由于后一条道路经历了一个“从抽象到具体”、“从简单到复杂”的生成过程，在思维之中再现了整个对象的生成过程，于是引起了黑格尔等人的“幻觉”。黑格尔等人感受到了这种生成性的思维，于是将现实事物的生成过程看作是有一个客观思维的自我生成过程的结果，“（黑格尔）把实在理解为自我综合，自我深化和自我运动的思维的结果”。但马克思认为“其实，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只是思维用来掌握具体并把它当作一个精神上的具体再现出来的方式。但决不是具体本身的产生过程”。也就是说，在思维中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过程，只不过是一种在思维中将具体对象再现的一种思维方式而已，绝不能把这种思维运动等同于具体对象的现实运动。因此，马克思又在同一段落的下文中反复强调“具体总体做为思维总体，做为思维具体，事实上是思维的，理解的产物”、“整体，当它在头脑中作为被思维的整体而出现时，是思维着的头脑的产物”。
我们通行教材的介绍，往往就集中于上述的内容：①从抽象到具体的方法是构建科学体系的正确方法;②思维中从抽象到具体的生成过程，不能等同于现实过程。这两项内容，可以说是马克思范畴原理的总则。
但是，笔者认为，马克思在下文中，还补充了范畴原理的四条分则，它们分别是：①范畴存在的非独立性原理;②范畴认识的滞后性原理;③范畴规定的沉积性原理;④范畴次序的依附性原理。下面将分别叙述。
三、马克思所补充的范畴原理
1.范畴存在的非独立性原理
所谓“范畴存在的非独立性原理”是指：不是所有的简单范畴都有独立的历史存在。
我们读黑格尔的时候，常常惊叹于黑格尔本人的概念过渡技巧，他总能将概念由低到高地排列，然后将其叙述为一个从低到高的展开过程。在黑格尔的叙述中，我们常常会自觉或不自觉地陷入这样一种幻觉：仿佛那在先的简单概念是所有在后概念的前提和基础，而在后的概念是在先概念的深入展开和自我发展。
但是，马克思揭破了黑格尔造成的这种幻觉，他举了黑格尔《法哲学原理》的例子：“比如，黑格尔论法哲学，是从主体的最简单的法的关系即占有开始的，这是对的。但是，在家庭或主奴关系这些具体的多的关系之前，占有并不存在。……说占有在历史上发展为家庭，是错误的”。黑格尔那里，“占有”是“逻辑上在先”的范畴，“占有”自身的不断展开，过渡到“家庭”这个范畴。但马克思认为这是一个错误，“占有”实则是“家庭”等范畴的一个方面，本身并不具有独立性，而且只有“家庭”等范畴存在的时候，“占有”才存在，因此马克思说：“占有倒总是以这个‘比较具体的法的范畴’为前提的”。
因此，马克思在这一段的开头自问自答道：“这些简单的范畴在比较具体的范畴以前是否也有一种独立的历史存在或自然存在呢？要看情况而定。”
总而言之，马克思证明了，有些简单范畴有其独立存在的历史形态，有些简单范畴则自始至终都是总体中的一个存在方面，而黑格尔对这两种情况不能加以区分，于是造成了许多错误的、单线的范畴演进关系。
2.范畴认识的滞后性原理
所谓“范畴认识的滞后性原理”是指：每一个范畴在现实中充分发展之后才能被充分认识，因此认识是滞后的。
马克思认为，一个范畴虽然早已产生，但是它被人们的认识把握到，往往是在这个范畴得到充分发展的时候。马克思举了一个“劳动”的例子。他指出，我们通常都认为“劳动”是一个十分简单的范畴，而且几乎适用于所有的社会。但马克思指出，“劳动”其实是一个“现代的范畴”，现代社会提供了两个可以让我们抽象出“劳动”的条件：第一，在现代社会，任何一种劳动都以十分发达的劳动种类为前提，没有任何一种特殊劳动能够支配一切;第二，在现代社会，一个人很容易从一种劳动转到另外一种劳动，因此劳动的种类变成了偶然的，因而是无差别的。由于这两个条件，让一般的“劳动”范畴成为了可能。
为了论证这个道理，马克思还列举了货币主义、重商主义、重农主义对于劳动的探索。在货币主义那里，财富还是“存在于货币中的物”，根本看不到劳动。在重商主义那里，开始把财富的源泉转向了主体的商业活动，到了重农学派那里，则把农业劳动视为劳动的一般形式，把农业产品视为一般产品。直到亚当·斯密那里，才将一般劳动抽象出来，但也还是时时地回到重农学派的观点上去。马克思由此感叹抽象出“劳动”这个概念之难：“这一步跨得多么艰难，多么远。”
马克思的这一原理区别了“范畴本身”与“对范畴的认识”，并指出了范畴最充分的发展才导致了对范畴最一般的认识，而这种发展和认识都是历史的产物，马克思说：“劳动这个例子确切地表明，哪怕是最抽象的范畴，虽然正是由于它们的抽象而适用于一切时代，但是就这个抽象的规定性本身来说，同样是历史关系的产物，而且只有对这于些关系并在这些关系之内才具有充分的意义。”
黑格尔的哲学中，现实与认识似乎也有这种关系，但黑格尔完全是在唯心主义的基础上表述这个问题，并且也不能深刻揭示范畴发展的充分性与范畴把握的一般性之间的关系。因为在黑格尔那里，范畴毋宁说是不发展的，现实的历史在他那里只是一种思维的历史。
3.范畴演进的沉积性原理
所谓“范畴演进的沉积性原理”是指：先前出现的范畴会以压缩的形式“沉积”到之后的社会形态当中。
马克思认为，社会从古至今是规定性不断增多的，因此越在后的社会，就越发达、越复杂，因此“资产阶级社会是历史上最发达的和最复杂的生产组织。因此，那些表现它的各种关系的范畴以及对于它的结构的理解，同时也能使我们透视一切已经覆灭的社会形式的结构和生产关系”。既然一个范畴只有在充分发展了之后，才能被充分认识，那么，我们如果认识了在现代被充分发展了的范畴，就能找到理解古代社会的钥匙。比如货币，它在历史上很早就起着作用，但只有在片面发展了的商业民族才能成为主导原则，在罗马最发达的时代，实物税还是占着主导。直到货币经济高度发达的今天，我们才能借此理解古代的内容。因此，马克思做了一个比喻：“人体解剖对于猴类解剖是一把钥匙。低等动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动物的征兆，反而只有在高等动物本身已被认识之后才能理解。”
但马克思同时指出，既往时代的范畴虽然会“沉淀”下来，但它们已经不复是原来的样态，而是本质上不同的规定。马克思指出：“如果说资产阶级经济的范畴包含着一种适用于一切其它社会形式的真理这种说法是对的，那末，这也只能在一定意义上来理解。这些范畴可以在发展了的、萎缩的了、漫画式的种种形式上，然而总是在有本质区别的形式上，包含着这些社会形式”。也就是说，资本主义时代虽然还保留有劳动、商品、货币，但它们在本质上已經与封建社会的劳动、商品、货币有所不同。因此，发达社会的各项内容只能是帮助理解不发达社会相关内容的钥匙，它们还是有本质的区别。
在黑格尔那里，范畴规定也是有“沉淀性”的，因为所有在后的规定都以在先的规定为前提，甚至，在黑格尔那里，在后的规定性与在先的规定性也有强烈的“透视感”。比如理解了《精神现象学》最后一章的“绝对知识”，就能对之前的各个章节进行“透视”，成为解开前面各章节内容的一把“钥匙”。但是，黑格尔的这些透视关系，许多时候并不建立在真实的历史关系之上，因此它的透视十分完美。但马克思那里，这种透视表现得十分现实，他明确指出，低级社会形式中的范畴，到了高级社会形式中，可能“发展了”，也可能“萎缩了”。但在黑格尔那里，便没有这种现实的情况可言，比如“有”“无”“变”，在“变”中，“有”“无”是发展了还是萎缩了？估计是“既发展了，又萎缩了”。因此，黑格尔那里是思维的关系、构造的关系，在马克思这里则是现实的关系。
4.范畴次序的依附性原理
所谓“范畴次序的依附性原理”是指：范畴的次序在历史上是变化的，特定的范畴次序依附于特定的历史形态。
马克思指出，任何的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特定的主导范畴：“在一切社会形式中都有一种一定的生产支配着其它一切生产的地位和影响。这是一种普照的光，一切其它色彩都隐没其中，它使它们的特点变了样。这是一种特殊的以太，它决定着它里面显露出来的一切存在的比重。”比如，如果是以农耕为主的封建时代，那么土地一定是社会的重要基础，而地租、土地所有制理所当然地会成为主导的范畴，在这样的时代，连工业甚至资本都要带上土地所有制的性质;但如果是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社会，则资本就成为了主导范畴，农业就变成了由资本支配的一个从属部门，这时候一切打上了资本的烙印，于是地租也成了资本的地租，因此“不懂资本便不能懂地租。不懂地租却完全可以懂资本。资本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它必须成为起点又成为终点，必须放在土地所有制之前来说明”。
因此，范畴之間的关系是有历史性的变化的。于是，要构建一个政治经济学的范畴体系，就首先要搞清楚这个政治经济学体系所对应的时代才可以，也就是说，要先给自己的体系划定一个界限，马克思认为这一点至关重要：“在研究经济范畴的发展时，正如在研究任何历史科学、社会科学时一样，应当时刻把握住：无论在现实中或在头脑中，主体——这里是现代资产阶级社会——都是既与的;因而范畴表现这一定社会的、这个主体的存在形式、存在规定、常常只是个别的侧面;因此，这个一定社会在科学上也决不是把它当作这样一个社会来谈论的时候才开始存在的。这必须把握住，因为这对于分篇直接具有决定的意义”。确定了时代的界限，范畴之间的关系就可以确定下来，而这个体系就可以分篇了。
据此，马克思批判了两种错误的范畴安排方式：“把经济范畴按它们在历史上起作用的先后次序来安排是不行的，错误的。它们的次序倒是由他们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中的相互关系决定的，这种关系同看来是它们的合乎自然次序或者符合历史发展次序的东西恰好相反。问题不在于各种经济关系在不同社会形式的相继更替的序列中在历史上占有什么地位，更不在于它们在‘观念上’（蒲鲁东）（在历史运动的一个模糊表象中）的次序。而在于它们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内部的结构”。第一种方式认为应该按照范畴在历史上起作用的次序安排范畴，第二种方式认为应该按照对历史运动的模糊表象中的次序安排范畴。而马克思认为，安排范畴的唯一根据是“既与的主体”，即在现实和头脑中的对象，对于《资本论》来说，资本主义真实的社会关系就是范畴次序安排的根据。
在黑格尔那里，范畴的次序毋宁说是天然固定的、亘古不变的（虽说他自己做了很多次序的修改）。就连最具历史性质的《精神现象学》也不过是按照“历史上起作用的先后顺序”来安排的。总而言之，马克思“范畴次序”的变更，在黑格尔那里是不可能的。
四、结语
笔者所举“范畴理论”，不过是《导言》所零星提到的内容，马克思的范畴理论必然不仅限于此，且强为之名，有待商榷，故言“一瞥”而已。笔者相信，只要经过认真的研究，马克思主义关于科学体系的范畴原理一定可以多层面、深层次地展开。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二卷[M].人民出版社，1962.
[2]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M].人民出版社，1956.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
[4]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M].人民出版社，2009.
[5]中共中央马恩列斯编译局.列宁全集.第五十五卷[M].人民出版社，1990.
[6]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M].人民出版社，1956：30-31.
[7]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M].人民出版社，2009：146.
[8]中共中央马恩列斯编译局.列宁全集.第五十五卷[M].人民出版社，1990：290.
[9]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二卷[M].人民出版社，1962：750.
[10]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二卷[M].人民出版社，1962：751.
[1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二卷[M].人民出版社，1962：752.
[1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二卷[M].人民出版社，1962：755.
[1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二卷[M].人民出版社，1962：756.
[1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二卷[M].人民出版社，1962：758.
[1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二卷[M].人民出版社，1962：757.
作者：小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