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小编整理了一些《统计理论研究接近实际论文(精选3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摘要】统计数据作为一种信息的载体，其质量的高低将成为信息发挥作用成败的关键，随着我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接轨，统计数据在宏观经济决策中的作用越发明显，统计数据质量问题受到了国家的高度重视。
统计理论研究接近实际论文 篇1：
我国上市公司的可持续增长研究
【摘要】文章在介绍了现金流口径可持续增长率的研究意义之后，对沪深300指数成分股中企业的希金斯SGR、拉巴波特SGR和实际SGR进行了统计研究。结果显示，两种增长模型下，企业都没有实现可持续增长。希金斯可持续增长率的标准差最小，拉巴波特可持续增长率的标准差最大。最后，文章针对现状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关键词】可持续增长率；实际增长率；沪深300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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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可持续发展是现代企业管理的目标之一。企业保持可持续发展，才能具有可持续的竞争优势，同时才可以使企业的价值实现最大化。为了从财务角度保持企业的可持续增长，希金斯于1977年首先提出了财务可持续发展率的概念。他认为：企业的财务可持续增长率是指在不需要耗尽其财务资源的条件下，企业销售所能够增长的最大比率。在实际发展过程中，企业的增长速度总是高于或低于可持续增长率。如果企业的实际增长长期偏离可持续增长率的话，就会大大减损企业的价值。
财务可持续增长率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公式推导方面的理论研究；二是实际增长率与可持续增长率之间偏差方面的实证研究。在理论研究方面：Devendra Gulati和Zaher Zantout（1997）在确定了销售额提升导致资产与负债的变化后，根据“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推导出一个企业可持续增长的模型，根据模型，当遇到通货膨胀或利率波动时，为了抵消通货膨胀与利率波动带来的影响以保持企业的可持续发展，通常需要频繁调整资本结构；RuiHuang和Guiying Liu（2009）在分析了范霍恩与希金斯可持续增长模型的缺点之后，以杠杆指标作为参数，推出了一个新的可持续增长模型，并通过案例证明固定成本及债务利息影响企业的杠杆程度，同时影响企业的可持续增长率；油晓峰和王志芳（2003）对希金斯可持续增长模型假设的局限性及预测的性质进行了分析评价，同时对模型中的变量进行了扩展，使得模型的应用范围有所拓展；赫光（2009）在对范霍恩的可持续模型进行了回顾及评价之后，对模型进行了修正，并对模型的适用性进行了探讨。在实证研究方面：Nasrollah Amouzesh、Zahra Moeinfar与Zahra Mousavi（2011）检验了伊朗54家上市公司2006—2009年数据，研究显示，两者之间的偏离程度与资产周转率（ROA）、市净率（PB）之间有很大的关联，而受流动比率（Current ratio）与速动比率（Acid ratio）的影响很小；关惠玉通过对我国A股上市公司1997—2005年的可持续增长情况进行分析，得到的结论是实际增长率与可持续增长率之间偏差的主要影响因素有资产运作效率变动、资本结构调整、外部权益融资和销售净利率的变化，但是股利政策对企业的偏差没有显著的影响；林娜（2008）在介绍了四种可持续增长模型之后，对沪深300指数成分股2001—2005年的数据进行了研究，通过对总体样本及其中制造行业样本的研究，认为四种模型中，只有在科雷可持续增长模型下实现了可持续增长，并且希金斯可持续增长模型在使用过程中更加具有优势；汤谷良与游尤（2005）对基于会计口径与基于现金流口径的可持续增长率进行比较分析之后，揭示了它们在逻辑上和应用中的优势及局限性，并通过对万科1998—2004年度四种可持续增长率的计算进行了数据验证，以期为可持续增长率的计算机应用提供借鉴意义。
二、上市公司可持续增长研究的意义
目前关于财务可持续增长率的实证研究主要集中于会计口径的可持续增长率中，对于现金流口径的可持续增长率则缺乏足够的研究。实际上，研究现金流口径的可持续增长率对于企业的发展具有同样重要的作用。因为，以净利润为基础的会计口径可持续增长率与以净现金流量为基础的现金流口径可持续增长率有着不同的含义。由于企业的净利润以权责发生制为基础进行计量，而现金流量则是以收付实现制为基础进行统计的。所以，如果企业在某一时期的业务收入金额等于现金流入金额，而成本费用金额等于现金流出金额的话，则会计口径与现金流量口径的统计结论一致。而现实生活中，业务收入与现金流入、成本费用与现金流出金额是不相同的。因此，两种统计口径下产生的差异不可避免。研究基于现金流的财务可持续增长模型具有如下三点意义。
一是为企业管理者进行投资决策提供了一种参考依据。现金流管理的好坏往往能够决定股东价值的增减。企业管理者在考虑增长速度与财务资源之间平衡关系时，忽略现金流口径可持续增长率的话，就很可能由于现金流管理不善导致股东价值的减损。因此，管理者不但要考虑利润方面投资决策是否可行，还需要从现金流的角度判断投资的可行性。
二是通过比较会计口径与现金流口径的可持续增长率，找出制约企业发展的短板，保证企业的健康发展。企业的可持续增长率不是一成不变的，是可以通过外界环境变化或管理方式的提升而改变的。如果两种口径的可持续增长率某一个过低的话，分析产生差异的原因后，可通过管理方式的改变，或财务资源的重新分配，对两个指标进行调节，以保证股东财富的最大化。
三是通过对现金流口径可持续增长率现状的研究，有助于管理者认清管理中可能出现的问题，进行针对性的解决。对沪深300企业现金流口径可持续增长率进行统计分析，并与会计口径可持续增长率进行比较之后，管理者在对会计口径的可持续增长率了解基础之上，大体知道现金流口径的可持续增长率处于何种状态，然后进行投资的判断。
三、可持续增长模型介绍
（一）希金斯可持续增长模型
希金斯可持续增长模型是基于会计口径的可持续增长模型代表，它是从会计恒等式出发进行公式推导，认为是股东权益增长限制了企业的发展。希金斯可持续增长模型的假设为：一是公司以市场允许的速度来进行发展；二是管理者不可能，也不愿意发行新股；三是公司已经有且打算继续维持某一目标资本结构和目标股利政策；四是公司资产周转率水平保持不变。于是，可持续增长率模型为：
其中，b为留存收益率，NP/S为销售净利率，S/A为总资产周转率，D/E为产权比率。
（二）拉巴波特可持续增长模型
拉巴波特可持续增长模型是基于现金流口径可持续增长的主要模型，它的基本假设为：一是不进行新股的筹措；二是经营毛利率、每元销售增长对应的投资增长、目标资产负债率、目标股利分配率保持不变；三是折旧用于维修费用。得到的模型为：
其中（cE+WC）/S为当期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与主营业务收入之比。
四、可持续增长模型分析
（一）样本确定与数据来源
本文的数据来源于沪深300指数的成分股。沪深300指数是沪深证券交易所于2005年4月8日联合发布的反映A股市场整体走势的指数。沪深300指数编制目标是反映中国证券市场股票价格变动的概貌和运行状况，并能够作为投资业绩的评价标准，为指数化投资和指数衍生产品创新提供基础条件。本文选取沪深300指数的成分股有如下的原因：
沪深300指数能够代表A股市场中业绩良好的企业。沪深300指数是由沪深A股中规模大，流动性好的最具代表性的300只股票组成的。样本空间是除了股票上市以来日均A股总市值在全部沪深A股中在前30位，否则需要上市时间超过一个季度，且为非ST、*ST股票，非暂停上市股票。样本空间的选择及指数的特点决定了沪深300指数成分股中的企业是经营业绩良好，且在A股市场中占有一定影响力的企业。可以作为优秀企业的代表。
选择业绩良好的企业指标有助于管理者向成熟的企业看齐，且得到可持续增长率的指标范围具有代表性。经营业绩良好企业的指标一般在某一范围内波动。通过对沪深300指数成分股的研究，可以判断优秀企业财务可持续增长率指标的范围。有助于企业管理者对可持续增长率的健康性进行判断，结合实际情况制定合理的可持续增长率，并力争使实际增长率接近于可持续增长率，保证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对于经营不善的企业来说，可持续增长率指标千差万别，与健康企业的基本指标相比偏离度较大，得到的结论不具有借鉴意义。
本文选取的样本来源于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公布的每年第一个交易日沪深300指数成分股名单。名单中的企业是上一年度A股中规模大，流动性好的企业。因此，根据每年第一个交易日成分股名单研究对应企业上一年度的财务可持续增长率。如2012年企业可持续增长率是根据2013年第一个交易日沪深300指数成分股名单研究这些企业2012年的指标。
本文研究的是2009—2012年的财务可持续增长率，数据来源于大智慧财汇金融数据库。由于有些公司的数据不全，因此每年的实际样本数有一定程度的减少。另外，为了防止样本数据过度偏离，对于希金斯SGR或拉巴波特SGR均值大于10000%的样本，也进行了删除。经过整理后，每年实际样本数见表-1。
由表-1可以看到，在沪深300指数的成分股中，制造业行业的企业数量最多，在研究的样本数量中，制造业行业企业的数量占到样本总量的一半左右。
（二）现金流口径可持续增长率统计研究
表-2至表-5中的SGR代表可持续增长率。通过表-2至表-5可以看到，每一年各指标的特点都比较稳定。
希金斯可持续增长率均值在这四年中都是正数，且增长率在10%上下波动。而且希金斯可持续增长率的波动性很小，均值与中值相差不到1%，且标准差在10%上下波动。可见成熟企业希金斯可持续增长率的范围比较小，且比较稳定。
拉巴波特可持续增长率的均值全部都是负数，且数值波动较大，2012年为-14.39，2011年的数值达到了-120.79，2011年的数值是2012年的近9倍。每一年份中，沪深300指数中各成分股的可持续增长率波动性很大。每年拉巴波特可持续增长率的最大值与最小值在三个增长率中都是偏离度最大的。四年中有三年的标准差都大于700%。可见企业拉巴波特可持续增长率的范围很大，且稳定性很差。
实际可持续增长率的均值也全部都是正数，且每年的均值都大于希金斯可持续增长率的均值。但是它的波动率大于希金斯可持续增长率波动性，基本在50%上下波动。由于波动性比较大，虽然每年的均值大于希金斯可持续增长率，但是中值并非全部大于希金系可持续增长率。
（三）研究结论
通过对沪深300指数成分股企业2009—2012年四年的资料分析可以得到如下两点结论。
1.无论是希金斯可持续增长模型还是拉巴波特可持续增长模型，企业都没有实现可持续增长。都存在实际增长率大于可持续增长率的情况。但是在拉巴波特可持续增长率模型下，可持续增长率每年都是负值，且负数值很大。这说明企业普遍增长速度过快，且对现金流的管理效率十分低下，导致股东价值的严重减损。
2.希金斯可持续增长模型下的标准差最小，说明各企业在此模型下计算得到的可持续增长率比较稳定。相反，拉巴波特模型下计算的可持续增长率标准差最大，且比另外两种增长率的标准差大了一个数量级。可见，企业管理者对现金流没有一个战略性的规划，导致对现金流的安排每年变化很大。
五、政策建议
一是针对拉巴波特可持续增长率为负值，且标准差变化很大的问题，企业应加强内部的经营管理以提高企业自由现金流的规划性及使用效率。自由现金流创造股东价值最大化由自由现金流的管理和分配两部分组成。在自由现金流的管理方面，企业首先应该做好预算的管理工作，对收入与成本进行规划；采取措施，降低企业的成本；扩大销售，以保证盈利能力的提升。同时加强对现金流量的管理工作，以保证自由现金流的健康性。在自由现金流分配方面，企业管理者应该对自由现金流产生的收益率与资本成本进行比较。如果收益率大于资本成本的话，管理者应该把资金投入到业务中，以增加股东的价值。如果收益率低于资本成本的话，管理者可以进行股票回购、债务偿还或提高股利支付率，以使股东的价值实现最大化。
二是对于实际增长率大于可持续增长率的情况，解决的策略是降低发展速度或做好融资计划。企业的发展一般会经历初创期、成长期、成熟期与衰退期，企业在成长的每个阶段都会有其独立的财务特点。因此，当企业发生实际增长率大于可持续增长率的情况时，管理者应该首先分析企业所处的成长期。如果企业已经处于衰退期，那么管理者应该降低企业发展的速度。因为对于处于衰退期的企业来说，市场对产品的需求逐渐衰退，过快的增长速度容易导致产能过剩，导致企业发展的不可持续。如果企业处于初创期或成长期，实际增长率大于可持续增长率属于比较正常的情况，这时候企业应该利用下面的三种措施来平衡企业的可持续增长率，避免陷于财务困境。一是权益融资。管理者可以利用发行新股来增加权益资本。这种筹资方式的优点是筹资成本低，并且管理层对筹集的资金具有极大的自主支配性。于是，我国上市公司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有很大的冲动通过发行新股来筹集资金。但是，当发行新股没有带来利润的同步增长时，增发新股就会稀释每股盈利，对股票的市场价格产生负面影响。二是债务融资。债务融资的特点是速度快、方便、灵活。运用灵活的话，可以起到杠杆作用，也可以通过利息的税前扣除这一规定达到节税的目的。但是，如果负债程度过大，就会由于风险过太大而导致成本过高。三是提高留存收益率。提高留存收益率进行融资的好处是融资成本最低。但是，企业管理者应该做好融资规划，且保证项目的收益率。如果股东可以将分得的股利投资到收益率更高的项目中，那么提高留存收益率减损了股东价值。同时，股东对管理层的股利政策不满意的话，可以选择用脚投票，引起股价的下跌。
六、总结
通过对沪深300指数成分股的希金斯可持续增长率、拉巴波特可持续增长率与实际增长率的比较分析，认为两种实际增长率大于两种模型下计算的可持续增长率，且拉巴波特模型下计算的可持续增长率每年都是比较大的负数。希金斯模型下的可持续增长率波动性最小，拉巴波特模型下的可持续增长率波动性最大。针对上述问题，管理者应提高自由现金流的效率及规划性。对于实际增长率过高的问题，应该根据企业所处的企业发展周期，降低实际增长速度或做好融资计划。
【责任编辑：黄兴豪】
作者：于永阔
统计理论研究接近实际论文 篇2：
关于我国政府统计数据质量的论述
【摘 要】统计数据作为一种信息的载体，
其质量的高低将成为信息发挥作用成败的关键，随着我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接轨，统计数据在宏观经济决策中的作用越发明显，统计数据质量问题受到了国家的高度重视。
【关键词】统计；数据质量；实践历程；信息需求
近年来，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飞跃发展，政府统计体制改革不断深入，大规模统计数据搜集日益系统化、制度化；统计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重要，统计已经深入到经济社会的方方面面，其影响作用日益显著。因此，统计数据质量可以看作是统计工作的生命线，统计数据质量的高低直接关系到统计工作的成败。
一、关于统计数据质量的认识
统计数据作为统计工作的产品，从统计工作过程来看，统计数据质量是“符合标准”，要准确的反映客观现实；从统计数据的使用看，统计数据质量是“满足需求”，即满足统计工作服务对象的需求。因此，统计数据质量首先表现为与真实情况接近程度的误差，即准确性；其次表现为统计工作所要满足的需求，即适用性。以此为基础，根据不同需求，从不同角度看待统计数据质量，逐渐发展为准确性、及时性、可比性、适用性、经济性、可得性和保密性等，其多维特性逐渐被学者们所认同。准确性是统计数据质量的核心，及时性是统计数据发挥信息功能的必要条件，经济性和保密性是统计数据质量的外在约束机制，可比性是统计数据质量的内在本质要求，而可得性和适用性则是针对统计数据的最终使用提出的特性。这些要素共同构成了统计数据质量的完整内涵，充分体现了统计的科学性。
二、提高政府统计数据质量的实践历程
（1）完善统计标准、统计法制是提高统计数据质量的保障。统计标准的编制是统计工作的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工作，统计标准编制的科学与否、执行标准的好与不好，直接关系到统计数据的质量的可比性问题。为了进一步规范我国统计工作的质量，政府部门陆续制定了多项国家统计标准，为统计数据质量的稳步提高奠定了基础：统计法制建设为保障统计工作的有序开展、规范统计行为、提高统计数据质量起到了突出的作用。为提升统计数据质量，增强统计数据的公信力，2009年最新修订的《统计法》更加强调了统计工作的科学性、独立性，突出明确了统计工作的监督检查，加大了对统计违法行为的法律追究和惩罚力度。（2）统计工作方法的科学化、系统化是提高统计数据质量的核心。统计数据质量的提高离不开统计工作的不断创新。在数据搜集方式上，国家在借鉴国际经验的基础上，在我国的统计调查工作过程中开展了质量控制和管理实践，逐步形成了一套对普查进行全面质量管理的工作机制：通过普查事前大量的宣传，用以保证普查的顺利实施；在普查过程中对误差来源进行详细的分类控制，制定详细普查方案，通过方案试点控制设计误差；进行普查人员培训和制定各阶段验收标准，通过对填报登记结果进行层层质量审核控制登记误差；在数据处理中采用先进的计算机和分析软件，用以控制处理误差。在普查结束后，将抽样调查与普查进行结合，实现对普查数据进行事后质量评估和数据修正的目的。
三、统计数据质量应对不断变化的信息需求
（1）我国统计数据质量所面临的挑战。一是如何确保数据的真实性。随着改革的深入和经济的快速发展，各种利益主体日益多元化，各种经济行为多种多样，调查对象的配合意识日趋淡薄，采集真实数据越来越困难；即使获得了真实的数据，但由于政绩考核等因素，难以完全避免外部干扰从而使最终的统计数据面临失真的可能。统计工作的各个环节的质量管理不到位，一些实际统计工作缺乏行之有效的数据质量管理理论支撑，无法对统计数据质量起到很好的保障作用。二是统计体制改革仍不完善、统计法律法规有待进一步健全，基层统计工作薄弱，调查资源严重不足，人员的质量意识不够强，这些因素严重制约统计数据质量的提高。对于学术界来说，如何将对统计数据质量的广泛研究与政府统计部门的实际情况进行有机结合，通过建立切实可行的统计数据质量管理体系来解决现实问题。其次，有关统计数据质量的研究缺乏与具体统计数据的结合。针对统计数据质量存在的问题，大多研究针对统计调查制度、统计体制进行定性研究，而结合具体统计数据进行定量研究的不多。最后，目前有关统计数据质量的控制、评估的技术方法研究尚缺乏系统性。多数技术方法研究分散于统计工作的各个方面，缺乏一条研究的主线，还没有形成全面的控制与评估技术方法体系；国内的技术研究大多停留于传统的技术方法，或者是借鉴了国外已有的研究成果，缺乏对统计数据质量控制、评估方法创新。（2）统计数据质量是统计工作的生命线。统计数据质量的好坏，直接关系到统计工作的成败。统计数据质量要想面对不断变化的信息环境，必须时刻把握好统计数据质量是统计工作的生命线这一认识。尽管我国的统计数据质量还存在严峻的挑战，但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为满足社会、企业和个人对统计数据的需求，我们应当把握一切机遇稳步推进统计数据质量的提高。一方面，随着相关理论研究的推进与完善，采用科学的统计数据质量管理的技术手段，通过逐步建立起统计数据质量全面管理体系，促进我国政府统计数据质量的提高；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达和完善，需要继续深化统计体制改革、完善统计法律体系建设，为提高统计数据质量提供制度和法律保证。
参考文献
[1]周建.我国政府统计数据质量对策研究[J].中国软科学.2003（4）
[2]刘宪平.如何提升政府统计数据质量的思考[J].城市建设理论研究.2011（23）
作者：李艳丽
统计理论研究接近实际论文 篇3：
当前出版理论研究之研究
摘要： 理论研究的成就从来就不主要在量，尽管数量是质量的基础。理论研究的价值主要在于研究成果的质量，在于一系列新的观察发现和更深的思考总结上，还在于有利于指导、帮助新的实践和研究上。
关键词：出版理论；理论研究；学科范式
以《当前出版理论研究之研究》为题来讨论出版理论研究问题，我清晰地意识到，这个论题过于宏大，远非一篇短文可以包容得了。要讨论一个学科的研究状况，按照学术史研究的规范，通常需要包括该学科的文献整理研究、成果评价研究、学科状况研究以及学科趋势研究、相关性研究，等等。可事实上，也许是我孤陋寡闻，近十年来，我国出版理论研究如火如荼，形成前所未有的热潮，对于理论研究状况的研究却所见不多。张志强教授曾有《20世纪中国的出版研究》①一书，对20世纪我国出版研究进行史论性研究，述评比较周正，却有史过多而论过少的问题。2010年中国书籍出版社出版《编辑出版学研究进展（2009）》②，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选题，只是全书基本属于文献性报告，缺少我们期待中的深度评价。同类研究还有一些，主要在高等院校进行，对学科整体研究走向还不曾产生应有的影响。前不久中国编辑学会开展对刘杲同志编辑思想的讨论③，堪称出版学术史研究的壮举，但似乎缺乏后续跟进研究，而同类讨论活动也难得见到。一个成熟而完备的学科，其学术史研究非但不可或缺，恰恰相反，应当相应地成熟而完备。反之，无论学科研究态势怎样地如火如荼，只能表明该学科的建设尚处于滥觞期。甚至可以形成反证，证明学科距离成熟还有长路要走。学科研究态势越是如火如荼，越发证明学术史研究建设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有鉴于此，面对这一如此宏大而复杂的学科建设任务，本文倘能起到提出问题、引起重视的作用，即为幸事。
一、近十年出版理论研究之盛况
持中而论，我国出版理论研究的盛况，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已经出现。只是近十年来，随着出版行业改革发展突飞猛进，出版理论研究遂蔚为壮观。其壮观之状，从以下若干标志性概况可以得见。
1.研究论文数量激增
据初步统计，2010年、2011年发表在北大中文核心出版类期刊的论文数量分别为4016篇和4254篇，发表在CSSCI来源期刊的论文分别为3621篇和3911篇。较之于2000年，前者数量增长约110%，后者数量增长率至少在300%以上。此外，没有被列入上述两类期刊的其他出版类期刊年度发表论文数量总计均在2000篇以上。上述数量显然属于不完全统计，尚有相当数量的出版论文发表在出版类报纸，以及出版类以外的各种报刊上。再有，每年均有一批出版学专著出版，有若干出版业重要研究项目报告产生，这些都是出版研究领域的重要成果。
2.成果发布渠道迅速拓宽
在目前我国中文期刊两大评价体系中，被列入北大中文核心期刊的出版类期刊为12种，列入CSSCI来源期刊的出版类期刊为11种。在北大中文核心期刊目录中，管理学类仅为5种，人才学类1种，军事类9种。相比较而言，出版类显然是数量较多的门类。而2000年，出版类期刊列入北大中文核心期刊目录只有7种，列入CSSCI来源期刊目录的仅为3种。此外，全国性出版类报纸版面近十年大幅度增加，为研究成果发表提供了更为宽阔的渠道。除出版类报刊为出版理论研究提供平台渠道之外，尚有大量报刊媒体成为发表出版理论研究成果的园地。再有，在出版行业内，各种论坛、研讨会乃至国际论坛应运而生、接踵而至，成为许多出版研究成果发布和交流的重要平台。
3.研究队伍迅速壮大
20世纪80年代，我国编辑出版学研究正式起步，当时只有一家高校开办编辑出版专业，现已发展到51所高等院校开设编辑出版专业。④2010年全国出版专业硕士教育指导委员会成立，堪称我国高等院校编辑出版专业教育发展的标志性大事。高等院校编辑出版专业的发展，为出版理论研究集聚了雄厚的专业科研力量，同时也不断培养、输送出版理论研究的新生力量。此外，出版理论研究发展的另一个标志性大事，是2010年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在庆祝25周年华诞之际，更名扩展为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走过25年历程的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是我国出版理论研究的标志性机构，其更名扩展之举体现了出版理论研究格局的更大拓展。再有，若干重要出版发行产业集团建立战略研究部门组织开展行业理论研究，一批企业领军人物、出版专家进入高校和科研院所参与产学研结合和教学活动，无疑为出版理论研究提供了坚实的行业基础。
4.研究质量不断提高
研究质量提高的主要标志是中华优秀出版物奖出版科研论文奖的设立。在国家调整规范行业评奖时，能够把原有的编辑出版科研论文奖保留下来并纳入中华优秀出版物奖，使之成为国家级三大奖之一，其本身表明出版理论研究的整体状况得到各方认可，近两届分别有59篇和60篇获得此项大奖。此外，中国编辑学会等主办的“未来编辑杯征文”评奖和“网络编辑大赛”的参赛质量不断提高，从一个侧面体现了出版理论研究上升的状况。再有，作为我国综合类刊中之刊的《新华文摘》，转载出版理论文章的数量相对稳定，篇幅时有增加，影响力不断提升，表明出版理论研究的代表性作品一直能保持在较高的水平线上。
5.研究政策不断完善
国家主管行政部门关于出版理论研究的政策，一是在人员，二是在项目，三是在经费。在对待研究人员的待遇上，能把出版科研人员的职称评审纳入编辑出版序列，就是一项重要举措。在研究项目方面，国家社科基金对出版类科研项目给予超过以往的重视；新闻出版总署加大力度吸纳和招标重大出版科研项目，而且正在以从未有过的规模开展工作。国家经费为出版理论研究也做了充足的准备，不时会对优质项目的匮乏表示不满。
二、近十年出版理论研究之不足
显而易见，上述当前出版理论研究之盛况，主要表现在数量规模和外在条件的支持方面。理论研究的成就从来就不主要在量，尽管数量是质量的基础。理论研究的价值主要在于研究成果的质量，在于一系列新的观察发现和更深的思考总结上，还在于有利于指导、帮助新的研究和实践上。
近十年来，业内外人士对出版理论研究一面肯定有大的进展，一面发出不满和批评的声音。归纳起来，来自于行业人士的批评，大体为：一是不新，二是不实，三是不严。
所谓不新，无非是问题不新，见解不新，方法不新，结论不新。前不久看到一位科学家批评一个时期来的科学技术研究工作，认为不是假的东西太多，而是原创性的发现太少。此话拿来批评出版理论研究，一点都不为过。不说常有千人一面，也是千人一题、千文一说的现象并非危言耸听。因循守旧已令人生厌，照抄照搬更令人恶心。故而，一年中数以万计的出版论文，真正有一点创见和新意的论文实在是凤毛麟角，以至于我请几位业内好友举证上一年度有创见、有影响力的论文，竟成讨论上的坎坷。
所谓不实，无非是指理论文章不实在、不实用、不实际。无实事求是之心，有为文造情之意。从概念到概念，以诠释重大理念为名，行的是为文而文之实。论题并非来自实践，更没有打算服务实践，凌空蹈虚，假大空严重。
所谓不严，无非指不严谨、不严格、不严肃。研究工作和论文写作不严谨，举证不准确，学术不规范，结论过于随意。论文发表审稿不够严格，论文评价机制也不够严格。但得文章发表，并无坊间人士评说，大体是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你好我好大家好，唯独文章不怎么好。
还有来自于高校专业人士的批评意见，归纳起来，一是陈旧，理论体例陈旧，内容观点陈旧；二是混乱，缺乏严谨性、科学性；三是学术不规范，抄袭仿作严重；四是两头不靠，理论性不足，操作性也不足。总之，与行业人士的意见基本一致。
上述种种不足与流弊，说到底，还是整个出版理论研究的学科规范和基础建设问题，需要从学科规范和基础建设上来进行讨论。窃以为，深层次的问题主要是：
1.尚未开展有规模的学科发展史研究
迄今为止，出版理论研究尚缺少一部比较权威、系统、完整的出版学科发展史或出版研究发展史。学科常规性观点、概念还有待学科经典著作来予以确定，而不能总是处于讨论中。由此可以看出，出版理论研究学科的研究基础尚未完全确立。
2.尚未开展有规模的学科文献整理与研究
迄今为止，出版理论研究尚缺少一整套比较客观、独立、精细的文献整理与研究机制。文献整理与研究是学术成果评价体系的重要基础。在这项基础性工作机制尚未建立和完善之前，出版理论研究学科的评价体系建立和完善也就尚需等待时日。
3.尚未与出版业实践形成科学互助的关系
活生生的专业实践从来就是专业学科发展的活力与动力。同时，活生生的专业理论研究还应当具有系统性和内在逻辑性。出版理论研究应当既具有实践性，又具有客观性，由此形成一种科学互助的关系。目前出版理论研究与出版实践尚未建立良好的沟通合作机制，出版理论研究脱离实践的现象一直被业内人士所诟病。反过来想，出版理论研究缺乏客观性、独立性，难道不也一样需要反思吗？
4.尚未建立理论研究中的系统性案例研究
出版业内人士对编辑出版案例有着天然强烈的兴趣，发端自哈佛商学院的案例教学，其魅力一直为世人推崇。目前我们所能见到的出版业案例通常来自于实操者的写作，这本应当是实用型学科研究者的活计。案例写作不仅需要实录，还需要理论、理念的点化，更需要形成精细、专业、成体系的案例分析，这正是出版理论研究的任务之一，目前理论专业人士对此作为甚少，更没有形成系统性研究。
5.尚未形成思想哲学层面的深入研究和讨论
缺少思想深度和哲学高度的理论往往流于庸俗和教条，而庸俗和教条的理论将难以自证。出版理论研究目前在思想研究、哲学研究、人文精神研究、科学精神研究等方面尚着力不多，成果很少，阻碍了理论研究的深化和学科格局的提升。关于这一点，我们只要去看看新时期以来我国经济学、政治学、历史学、社会学、文学、文化学等领域研究的状况，看看这些领域的专家使用了多少思想的武器和理论的工具，曾经达到怎样的思想深度和哲学高度，就能清晰地意识到出版理论研究存在的差距。
三、出版理论研究改进与发展对策构想
讨论问题，解决问题，我们赞成“成绩讲够，问题讲透”这样两句话。这是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思想方法和基本态度。前面回顾总结近十年来出版理论取得的成绩和存在的不足，正是基于这样的想法和态度去做的。回顾总结的目的是把出版理论研究做得更好。接下来就来讨论如何做得更好的问题。
1.出版理论研究需要更加自觉地接受正确思想的指导
中国特色的出版理论研究，应当更加自觉地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更加自觉地从以马克思主义为代表的人类先进思想的宝库中获取各种思想理论工具，更加自觉地继承优秀的传统研究精神和运用创新的科学研究方法。缺少正确思想指导，缺乏科学理论工具的理论研究，往往成为概念的重复演绎和教条的枯燥说教，抑或成为既无价值理性又无工具理性、既无人文精神又无科学精神的形而下的生意经，至多也只是一些正确观点的浅层诠释。理论研究当然包括诠释性研究。然而，包括诠释性研究在内的一切理论研究，都应当是思想逻辑和实践逻辑推演的过程。这一过程的主要动力一是实践二是思想，是思想烛照下的实践，是实践检验后的思想。二者都是理论研究中最活跃的因素，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角度看，思想因素在理论研究中则要更为活跃，更具推动力和引领力。出版理论研究倘能更加自觉地强化思想因素、哲学方法、理论色彩，相信会有更大发展和更高提升。
2.出版理论研究需要更加强化问题意识
问题意识通常是理论研究的起点。特别是出版理论研究这一类实用型学科，更应当高度强调问题意识，这是研究工作赖以安身立命的出发点和归宿。深得清末民初大学者梁启超肯定的清代颜李学派，其掌门人颜习斋曾经这样强调问题意识，他说：“必有事焉，学之要也。心有事则存，身有事则修，家之齐，国之治，皆有事也。无事则治与道皆废。”⑤马克思更是在《集权问题》一文中直接强调理论研究中的问题意识，他说：“一个时代的迫切问题，有着和任何在内容上有根据的因而也是合理的问题共同的命运：主要的困难不是答案，而是问题。因此，真正的批判要分析的不是答案，而是问题。”他指出：“问题是时代的格言，是表现时代自己内心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⑥出版业近十年来演出了多少令人目不暇接的改革发展活剧，产生了多少需要研究廓清而又不一定说得清楚的问题，催生了更加丰富多样甚至不无悖论的专业理论课题，从这个意义上看，可以说当下正是出版理论研究的黄金期。研究者们倘若勇于强化问题意识，敏于发现现实中的问题，那么，出版理论研究很有可能形成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而又务实有效的生动局面。
3.出版理论研究需要更加主动开展跨学科研究
出版业虽然是较小的行业，但是在许多方面，却与许多学科相关联。单拿出版内容来说，出版涉及的内容可谓古今中外无所不包，上天入地无所不能。各种内容的出版必然有自身特殊的规律和法则。出版活动的历史、现实、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专业等方面的意义更是不一而足。出版业在改革发展进程所遇到的许多问题，也不是过去那些传统出版理念所能解决的。至于出版业的本体性、目的性研究，更是一个复杂的形而上的问题。总之，出版理论研究的对象就像一个多层面而又不断旋转的立方体，需要进行综合性研究才可能接近于把握住这个对象的全部。为此，需要对出版理论进行跨学科研究。跨学科研究是当前学术研究的一大趋势。出版理论研究应当顺应这一趋势，主动借助其他专门学科的工具、知识和成果，积极吸引其他学科人才进入出版理论研究领域，丰富研究手段，壮大研究力量，提高研究质量。
4.出版理论研究需要尽快建立学科范式
自从美国科学哲学学者托马斯·库恩提出了学科范式理论，范式的建立就成为学科建设的基础性要求。所谓范式，简言之，即指学科已有的获得公认的研究成就，而且这些成就既可以成为后来研究的合理起点，又足以无限制地为后来的研究者留下有待解决的问题。自然科学的学科范式存在于常规的科学知识和结论中，社会科学的学科范式则通常体现在它的经典著作和教科书里。⑦我们可以借鉴库恩的这一理论，加强出版理论研究学科史研究，开展学科文献整理，对于出版理论经典作家和经典著作予以充分肯定，对于历史上、改革开放以来的出版研究成果，特别是近十年出版理论研究和实践的成果，做出科学的界定，解决一些尚未解决的理论问题，由此而形成出版学科的范式。建立学科范式，可以减少一些低层次常规问题的重复研究，为学科提供学术规范，为创新研究提供更高的起点。
5.出版理论研究需要加强人才队伍建设
我们欣喜地看到，一个时期以来，逐渐有一些其他学科的中坚人物间或进入出版理论研究领域，发出他们清新而智慧的声音，让我们受到激励和鼓舞。出版理论研究需要进一步壮大研究人才队伍，这是不言而喻的要求。现在可以在现有的人才队伍基础上，吸引其他学科更多高端人才进入，吸收更多高校优秀毕业生加入，邀约更多业内领军人物和专家参与，同时应当进一步发挥老一辈专家的作用，由此形成一支多层次多学科结构的研究队伍。同时，对于优秀研究专家和优秀研究专著，完全可以像推介作家和作品那样进行各种形式的推介。在我的印象中，似乎这样的推介活动一直较少见到，远不如文学界和其他学界活跃。这究竟出于怎样一种心理和价值取向，我们不得而知。研究者本人可以对自己和自己的研究成果保持应有的谦虚谨慎，但研究界作为一个整体则不能太过矜持乃至自我矮化。作为一项具有重要价值的工作，宣传推介其优秀人物及其成果是正当的，是题中应有之义。反之，不这么做，既不利于出版理论研究的持续发展和影响力的提升，也不符合出版经营的基本原理和应有精神，最终是不利于出版业更好更快的发展。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韬奋基金会理事长）
注释：
① 张志强.20世纪中国的出版研究[M].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2004.
② 王彦祥，朱宇.编辑出版学研究进展（2009）[M].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10.
③ 见2011年10月25日中国新闻出版报
④ 刘灿娇.我国高等院校编辑出版专业调查报告（2008）[EB10L].
http：//wenku.baidu.com/view/123a3f0ef12d2af90242e6c0.html.
⑤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
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⑦[美]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作者：聂震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