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哲学问题分析论文

2022-04-24

今天小编为大家推荐《信息哲学问题分析论文(精选3篇)》,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摘要:邬焜和肖峰分别在《信息哲学——理论、体系、方法》、《信息主义及其哲学探析》等论著中阐述了各自的信息哲学观。在如何理解信息哲学、信息哲学是否带来了全新的哲学革命,以及在如何揭示信息本质等问题上,邬焜信息哲学表现出鲜明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风范,而肖峰信息哲学则显示出既坚持近代哲学的诸多思维传统,又继承现象学相关理论和方法。

信息哲学问题分析论文 篇1:

信息哲学作为一种新兴哲学能否解决现代西方哲学危机?

摘 要:信息哲学作为一种新兴哲学,在存在论、认识论、价值论等各个方面都革新了西方哲学,给现代西方哲学带来了新鲜的血液,重新解释了其中的一些问题;另一方面,随着科学、心理学等学科领域的快速发展,现代西方哲学面临很多质疑,乃至出现了哲学终结论等危机。那么,信息哲学能否同样解决现代西方哲学问题?首先通过讨论现代西方哲学危机的现状和相关观点,指出其危机产生的真正的根源、核心问题即对哲学本身的遗忘,以及可能的解决方式即通过哲学自身的可“通透”性来把握和运用哲学,看清它和世界的关系,然后通过对新兴的信息哲学的分析及其与其他西方哲学流派的比较,指出它存在的“通”和“不通”之处,以及它为何比其他哲学更具有解决危机的可能性。

关键词:信息;信息哲学;哲学本身;现代西方哲学危机

信息哲学是一种新兴哲学,这是可以肯定的,它的确是从存在论、认识论、价值论等多个方面革新了传统哲学,当然这种“新”主要是相对于西方哲学而言的。首要的一点是,两者的确具有可比性,这主要是因为信息哲学的兴起是全球范围的,当然也包括西方哲学界,其中最著名的应该是以弗洛里迪为代表的西方信息哲学和以邬焜为代表的中国信息哲学,即使是由邬焜建构的并在中国得到蓬勃发展的信息哲学体系,也应属于辩证唯物主义发展的进一步阶段,而辩证唯物主义实在同西方哲学传统密不可分。

沿着这个思路前进,弗洛里迪认为信息哲学是第一哲学,“它将影响到我们处理新老哲学问题的整个方式,引起哲学体系的实质性创新。这将代表哲学的信息转向”[1]80。而邬焜则更是强调了信息哲学的最高哲学、第一哲学或元哲学的性质[2-3],并且他还进一步强调了信息哲学这种新兴哲学对变革人类哲学,解决当代哲学危机,也包括西方哲学危机的全新革命意义[4]。

此外,邬焜教授还重点强调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危机的问题。他认为,辩证唯物主义哲学面临着一种理论发展的时代危机。如果我们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归入辩证唯物主义的第一个历史形态的话,那么建立在辩证唯物主义基础上的信息哲学则可能成为辩证唯物主义的第二个历史形态[5]。

可是,我们要提出的问题是:谁又能保证辩证唯物主义作为一种哲学理论有一天不会面临时代发展需要更新的危机呢?当然这个问题不是本文讨论的重点,本文想讨论的是信息哲学在解决了马克思主义时代危机和革新了传统西方哲学的基础上,能否进一步解决整个现代西方哲学的危机。

一、现代西方哲学危机及对之进行挽救的尝试

说到这里,我们不禁要问什么是西方哲学的危机?首先,怎么理解危机这个词。哲学内部的未解决的矛盾和争论不构成危机,因为有时候矛盾恰恰是学科发展的动力;对哲学边缘的小修小补也并不构成危机,只有关乎到哲学生死存亡的问题才算得上危机。维特根斯坦说:“真正的发现是当我想搞哲学时使我能够停止这样做——即给予哲学安宁。”[6] 海德格尔说:“随着这一已经由卡尔·马克思完成了的对形而上学的颠倒,哲学达到了它的最极端的可能性,哲学进入其终结阶段了。”[7]还有如“转变论”的罗蒂,认为哲学“是一种文化样式,一种‘人类谈话中的声音’”[8],宣告了专业的、系统的哲学不复存在,只剩下残存的哲学精神缩在文化领域中负隅顽抗。这就是关乎哲学生死存亡的问题了:哲学还存在吗?哲学是不是被终结了?

“19世纪自然科学的进展……使自然科学的具体研究取代了自然哲学的一般原理从而把哲学赶出了‘物质’的领域;二十世纪冯特心理学使哲学退出了‘认识论’的地盘。”[9]这意味着哲学可能失去自己的研究对象——物质和精神的领域都已被分羹。尤其是科学,几乎已经取代以往哲学的地位,从思想到实践全方位地指导人们的生活。科学能够取代哲学的根本原因或许在于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哲学本就是和科学分离不开的,实际上独立的科学传统很晚才出现。科学家(scientist)一词最早出现“在1833年剑桥召开的英国科学促进会的一次会议上,著名科学家和科学哲学家威廉·休厄尔简易仿照‘艺术家’(Artist)一词创造出一个新词‘科学家’”,而在出现这个词之前,像牛顿那样的大科学家“自称也被称为自然哲学家,他们自以为从事的是自然哲学研究”[10]。科学(这里指狭义的自然哲学)最初能从哲学中分化出来,归功于实验方法的推广,这使得人们对世界的探索和认识由思辨为主跨越到了以实证为主的时代,而显然后者在继承了自然哲学传统的同时,对世界的解释更加具有说服力,由此发展而来的现代科学也有了取代哲学的资本。于是我们看到,随着科学、心理学的蒸蒸日上,学科的高度分化使哲学无所适从,哲学只剩下空洞的概念、形式和框架,令人惊叹:哲学已经被架空了!只剩下一种所谓的抽象理性在勉强支撑着摇摇欲坠的哲学大厦。而随着自马克思主义之后的现代哲学家一个个宣判形而上学的死刑,又一个个成为“最后一个形而上学的哲学家”,哲学可谓是领地尽失。面对这种情况,诸多哲学流派不但丝毫拿不出像样的办法,反而还在彼此间争论不休,陷入了相对主义的泥沼。笔者认为这也是自维特根斯坦开始,现代哲学家们都持有“对西方哲学几千年来围绕着同样的问题争论不休而未能靠自身解决任何实质性问题的思辨、论辩传统的普遍失望态度”[11]51的重要原因。在许多现代西方哲学家看来,哲学的确面临极可能被终结的危机。

那么,现代西方哲学为拯救哲学又做了什么努力呢?

意志主义者尼采呼吁“重估一切价值”,诉诸于“权力意志”,但最终仍无法摆脱虚无主义;柏格森用“绵延”来反对人们常用心理之外的标准来衡量心理状态,批判科学理性,可带有强烈的唯心主义和神秘主义色彩;朗格指责欧洲哲学丧失了“理念论”的立场,将哲学同生理学联系起来以纠正人们对真实理念的把握,从而抛弃了康德哲学中的唯物主义因素,忽略了康德实践哲学的重要地位,使康德哲学彻底唯心主义化;维特根斯坦的分析哲学和胡塞尔的现象学试图调解哲学与科学间的关系,但因其“还原主义的方法注定不能解决科学基础的问题”[11]55而失败;日常语言分析学派和存在主义都渴望和社会实践紧密联系,恢复哲学的影响力,但事实是保守主义仍占了上风。还有另外一种尝试解决危机的路径即哲学转向寻求人文而非科学领域的支持,如结构主义,乃至于近年来风风火火的后现代主义都是这种方法。其结局有目共睹,后现代意图超越传统与现代哲学,但其根植于现代哲学的相对主义、怀疑主义立场却使这一意图破灭。

也就是说,到后现代主义为止,迄今西方哲学界所做挽救危机的努力统统失败。但笔者不认为这些努力就因此失去了意义,相反它可以给我们以启发。比如后现代叫嚣着反传统,或许可以这样理解,既然传统的哲学领域已经被侵吞瓜分得惨不忍睹,干脆就由哲学家自己来处理后事,当我们批判一切传统哲学时,已经将这片土地抛售出去了,我们要开辟新的土地!可惜的是后现代没有开辟出新的土地,反而遭到各路学派的指责和谩骂。当我们看到了后现代的良苦用心时,会不会产生这样的想法:既然哲学可以变换不同的领地,那岂不是意味着领地的得失并不是哲学危机的根本?那是否有什么作为哲学核心的东西我们一直没有讨论?这个核心的东西产生了危机吗?

哲学的核心是什么?是使其成为哲学的东西。我们从一开始学习哲学就问“哲学是什么”,后来我们自以为讨论清楚了哲学本身,便把它搁置在一边任其成为历史问题,乃至我们学着哲学研究着哲学却遗忘了其自身,而这恰恰是哲学危机的根源所在——我们忘记了哲学本身,随着哲学的不断发展我们反而越来越弄不清楚哲学到底是什么。有不少学者讥讽这已是成年旧事,如今讨论本体论早已丧失了意义,但可笑的是,难道给出了那些空洞的关于哲学的定义,我们就真的明白哲学是什么了吗?而“当代西方哲学的某些大家总是拒斥或悬置本体论的研究,总是试图把哲学研究的范围仅仅限定在人的认识的领域”[4],也许正是因为人们普遍的这种不在意的态度才会造成现代西方哲学发展上的瓶颈。或许前文列举的一切危机不过都是表象,而正是因为我们遗忘了哲学自身,我们才会纠结于无止无休的争论而罔顾最根本的东西,我们才会在其他学科侵入哲学领地的时候不能为哲学提供一个合理的辩护而节节败退。

西方哲学绝不仅仅出现过这一次危机,这也许意味着我们从没真正弄清过这个问题,只是以往的危机都因为视线的转移而没有使得这一真正可怕的问题浮现出来。正如石里克在讨论范式转移问题时所说:“真正的哲学乃是各种时尚哲学运动最无情的敌人,而它们所惧怕的莫过于此。当它在新的破晓中升起,射出它那不留情面的光时,每种短暂运动的追随者均会发抖,他们联合起来反对它,呼喊着哲学处于危机之中,因为他们真的相信他们自己的小体系遭到破坏就意味着哲学本身的毁灭。”[1]77而如今危机再次出现,并比以往更加猛烈和致命,也是时候让我们返回哲学本身,认真对待“真正的哲学”。

有人说,讨论哲学本身不是一种纯哲学的东西吗?不是一种绝对抽象绝对形而上学的东西吗?这不是现代西方哲学已经摒弃了的吗?笔者认为并非如此。在此引入中国的观点来加以阐释,笔者认为要讨论“哲学本身”就像讨论中国所谓的“道”一样,问道是什么,没有人能给出确切的答案,同样问哲学是什么,可以给出很多个定义,但没有一个是令人完全满意或者绝对公认的,也没有一个能毫无遗漏地概括全局。就像荀子在《解蔽》中所说:“故由用谓之道,尽利矣;由俗谓之道,尽嗛矣;由法谓之道,尽数矣;由势谓之道,尽便矣;由辞谓之道,尽论矣;由天谓之道,尽因矣。此数具者,皆道之一隅也。”同样我们现今对哲学本身的把握也不过是以管窥天、以锥刺地,只是哲学本身的冰山一角罢了。

既然如此,那么只有两条路可选择:一条是以往西方哲学所走的路,悬置哲学本身而将眼光转向其他领域。西方哲学史上曾有过公认的三次转向,认识论转向、语言哲学转向乃至现象学转向,然而正像邬焜教授所说:“西方哲学界关于哲学转向的种种理论并未给出哲学转向的性质判定的一般标准,而仅仅以哲学研究关注的主要问题域的相应变化来论说哲学的转向。”[4]邬焜教授在《哲学基本问题与哲学的根本转向》[12]一文中进一步提到,这几次转向都难以算得上是对哲学的根本变革,反而导致了如今的危机。可惜的是,人们往往都忽略了另一条可能的出路,这正是下文要讨论的。

二、现代西方哲学危机可能的出路

当我们难以给出一个完美的哲学定义时,是否意味着我们对“哲学”完全不可知、不可把握呢?当然不是。因为就好比“道”虽然看不到抓不着似乎不存在,“大音希声,大象无形”(《道德经》),但实则存在于我们周身每个角落,万物之中皆有道,只不过众人“行之而不著焉,习矣而不察焉,终身由之而不知其道”(《孟子》)。哲学也是一样,它就在我们日常生活的细枝末节中,我们不应该在抽象理性的枯燥框架中把握哲学,而应该在生活中、经验中体悟哲学本身。所以说,重新记起哲学本身并不是要复归绝对形而上学的传统,而相反是要融入生活的细节。

存在主义,尤其是谱系学似乎正是在做这种努力,关注生活,关注具体细微的东西。波伏娃在书中描述萨特的哲学:“朋友说‘你看,我的伙计!如果你是现象学者,你就能谈论这个酒杯,而这就是哲学!’萨特激动得脸都发白了,或者说几乎全白了:这正是萨特多年所希望的,谈论他所接触到的东西,而这就是哲学……”虽然这里有对现象学的误读,但可以看出萨特创立其哲学体系的初衷。萨特不但要用一种新的哲学解释这个世界,而且要在现实中实践他的哲学。

但同样值得批判的是,如果把哲学仅仅看成琐碎的存在于生活之中,那么哲学的批判和反思就失去了焦点,这是对哲学思维和精神的极大损害。不仅如此,荀子说“心枝则无知”,分散零散的知识没有系统化就不能叫作真正有知识,生活的细节没有哲学思维的牵引也谈不上真知识。虽然以后现代主义为代表的现代西方哲学要反对“系统化”,但上文提到的“系统”不是以往西方哲学的那种抽象的脱离实际的系统,而是一种可以使哲学通贯于实际的方法框架。

可见要把握哲学自身,我们要去了解足够多的关于生活的每个方面的知识,越丰富越好,越深入实践越好,然后我们在面对如此庞杂的知识的时候仍可以抓住其精髓所在,在面对日常事务时可以把这个精髓一以贯之。但是,要在拥有那么多经验,那么多分散的知识的情况下,还能纯粹地把握精髓是相当不易的。所以斯威夫特才会在《格列弗游记》中说:“苏格拉底的思想……使我常常想到这种学说可以摧毁欧洲图书馆的多少图书,也可能闭塞在学术界成名的许多捷径。”[13]

显然,这条可能的出路不拘泥于历史上关于本体论、认识论等的划分,而重点在于讨论如何使得哲学可以在现实世界中被理解以及得到运用(这意味着理解哲学本身并不一定要拘泥于空洞的定义),也就是如何可以使得哲学“通透”,从而重新建立它和世界的关系。可见,这里对哲学本身的讨论并不是要回归原有的本体论,而是提供一种超越的思路。

而这种针对西方哲学危机的拯救方式,采取的思路并不是因为有什么其他的东西取代了哲学,所以我们拼命地将哲学和取代者绑在一起以期恢复哲学的地位,而是已认识到哲学本来就应该处理好它和世界的关系,才能够巍然不动地屹立于世界。

讨论了不少西方哲学的危机以及其根源和可能的出路,其实只说清楚了论题的后半部分,至于信息哲学它能否解决西方哲学的危机,就要看它是否触及到了哲学危机的核心,是否与上述这个可能的出路符合。

三、信息哲学解决西方哲学危机的希望

必须承认的是,其实有些流派的解决方式已经和这种可能的出路很接近了,笔者认为存在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就有希望。但存在主义介入政治以后并没有产生预期的效果,马克思主义意在改造世界,可是时代似乎迫不及待地要将之遗落在历史中。究其原因,还是没有通,理论和实际之间还是存在隔阂。

实际上,原来说哲学“通”与“不通”是相对于个人理解而言的,但这里说的“通”是指一个哲学体系,通不通指的是它有没有完全贯通现实的可能性。当然也不存在绝对的永恒不变的贯通性,只能说某个哲学在当下的时代可以解决融贯问题。若是只就一个时代来说其可“通”性,要达到“通透”实际上是“通”的速度和时代发展的速度在赛跑,因为每一种哲学理论都具有一定的时代性,新兴的信息哲学亦是如此。然而,信息哲学的兴起似乎给了人们新的希望。

弗洛里迪曾说:“正统哲学家就像在一座几乎被采空而又尚未遗弃的矿山采掘的可怜矿工。他们属于迟到的一代,他们所受的专业训练只允许他们在一个狭窄的领域工作,只有在自己的领域内他们才能找到自己的位置”,而“所谓的危机证明是在创新与正统哲学之间的一种颇有成效和不可避免的辩证”[1]75。这种反思的辩证或者说正统哲学如今的举步维艰不仅为新兴的信息哲学的发展提供了契机,或许反过来信息哲学也能够缓解当今西方哲学面临的尴尬。

最早引起笔者注意的是邬焜教授的信息哲学存在论划分——由原来的物质和精神的划分变成物质和信息的划分,西方信息哲学的领军人物弗洛里迪亦曾说过:“信息哲学不仅是一个新的领域,而且还提供了一种创新的方法论。”[1]79笔者认为这一定是让纠结于领地之争的西方哲学家欢呼雀跃的事情。因为前面已经说过,传统西方哲学的领地中最重要的物质和精神领域都遭到了严重破坏,而此时信息哲学提出了一种全新的观念,指出了以往哲学遗漏的客观不实在领域,提出了物质和信息的双重性,这对一再割让土地的西方哲学简直就像发现了新大陆。

如果我们不停留在哲学危机的表面而更深入一点,我们可以这样提问:第一,信息哲学是建立在庞大的知识基础和生活实践上的吗?第二,信息哲学在此基础上提炼出精髓形成了系统化的知识吗?第三,信息哲学可以做到贯通生活实际,让人把握哲学本身之所在吗?

可以说,若是做到了这三点,我们相信信息哲学就可以解决西方哲学的危机。以下分别进行阐述。

对于第一个问题:首先,有目共睹的是,信息给政治权力、文化生活、思想观念、农业、工业、城市化、军事、教育、医疗乃至人性都带来天翻地覆的变化,信息哲学正是建立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建立在现实实践的基础之上,可谓是“时代精神的精华”。

其次,邬焜教授的信息哲学把信息分为自在信息、自为信息和再生信息,统一于社会信息,重构了世界模式,并且所有事物都是物质体和信息体,直接存在和间接存在的统一;弗洛里迪在阐释信息的定义时亦是从“作为实在的信息(例如,是物理信号的模式,既不真也不假),亦称为生态学信息;关于实在的信息(语义信息)以及为了实在的信息(指令,像遗传信息)”[14]多个方面加以考察。所以,可以说信息哲学不是仅仅建立在信息科学的基础知识上,而更是建立在关于世界的诸多知识和经验实践的基础上。世界上所有的物质、知识、经验都可以转化成信息或者更准确地说是都含有信息,所以信息哲学强调的正是尽可能多地接受经验,而不是如胡塞尔那样经过现象学还原后只剩下纯粹的意向性。

最后,这里还可以给出一个有力的证据,即信息演化论。事物的演化具有物质形态和信息形态的双重演化效应,每一个宇宙演化、生命进化、社会发展的阶段无不伴随着物质和信息双重形态;事物的结构也因而凝结着过去、现在、将来三重信息,“任何一个健全的生物体都是关于它那个种系的历史、现状和未来的一个全息体”[15]。我们通过事物现有结构得到的信息不仅仅是现在的实际知识,还包括了关于其过去和未来的知识,进而我们可以更加清晰地认识现实现象。这样一来,使得信息哲学能够建立在其上的知识和实践经验大大扩充了!

综上,信息哲学的确是建立在庞大的知识基础和生活实践上的,我们在生活和实践的每一个地方几乎都可以看到它的身影。

关于第二个问题,信息哲学有在庞大的知识基础和生活实践的基础上提炼出精髓形成了系统化的知识吗?对于这点还是能给出比较肯定的答案。中国的信息哲学已有着较完整的哲学体系,包括信息本体论、信息认识论、信息进化论、信息价值论以及信息思维论等。而弗洛里迪也仿照著名数学家希尔伯特,为信息哲学提出了18个大问题以确定信息哲学的问题域:位于中心的是核心概念“信息”,其余问题被归入语义、智能、自然和价值四个方面。

重点是第三个问题。信息哲学可以做到贯通生活实际,让人把握哲学本身之所在吗?如果这个问题回答为“是”,那么可以说西方哲学的此次危机就此解除。

可惜的是,信息哲学受西方哲学思想影响,在某种程度上似乎仍然染上了一些西方哲学的弊病——就现在的发展水平而言,还是两个字——“不通”。因为最简单明了的证据是,人们并没有在生活中确实感觉到它这种贯通性。

很典型的是,信息哲学虽说是建立在广泛的现实基础和知识之上的,但这些知识还是属于广义的科学知识,或者说是可以转化成科学数据来分析、把握的知识,对于一些传统的领域如政治、文学、艺术、伦理学等,信息哲学都没有达到通透,它似乎更具科学的色彩。但人文领域的诸多事物带有更多的模糊性、复杂性、不确定性,信息哲学倘若要在这些领域做到“贯通”,没有古典西方哲学的智慧恐怕是难以做到的。

一个有力例证便是其在政治学中的“不通”。培根曾经构建了一种新科学模式,在这个模式中,科学和宗教实际上都隐蔽地成为哲学家手中的工具,在培根虚构的小岛上,科学和宗教因而得以和谐共处,但表面上还是作为科学家的萨罗门宫的院士们掌握着国家和宗教。培根笔下的哲学家能够在政治领域灵活应变、如鱼得水,正是因为其具有古典西方哲学智慧,用斯特劳斯的话来说即转变为“政治哲人”或者说柏拉图式的哲人,这种智慧使政治哲人能明白政治本性和人的本性,所以能够运用政治智慧和已有的自然科学建立新社会,在这个社会中可以引入作为哲人教育工具的、对人民有益的宗教,使人各尽其性、各安天命,然而这种哲人的操作是幕后的,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既保护哲学也造福大众。但这种古典政治智慧显然是现今的许多哲学包括信息哲学所不具有的,也因而造成了其在政治学方面不能贯通。所以,要在上述那些领域通达,信息哲学的知识基础应该更广泛地吸收人文方面的信息和智慧。

然而,当我们仔细研究信息哲学时还是能看到一种“通”的希望。

十分明显的一个例子是,信息价值论在生态哲学领域的应用取得了巨大成就。信息哲学中把价值定义为事物通过内部或外部相互作用所实现的效应,超越主客体二元对立的局限而扩展至所有宇宙现象,也因而引出了价值的多向性,即正价值、负价值和中性价值。这点为生态哲学中思考自然的内在价值、接受道德关怀的标准等问题都提供了良好的启迪。这是信息哲学与生态问题方面相“通”的例证。

再例如,信息认识论在虚拟现实领域的契合。正如邬焜老师所说,在认识发生时,认识主体的产生、认识结构的建构都是以信息凝结为中介的,而人的信息认识过程和机制则是:凭差异而辨识、依中介而建构、借建构而虚拟。而虚拟现实的实质正是“通过直接模拟信息环境、感受体验,直接操纵感觉体验的转换,进而实现对人的认识的虚拟”[16]。

还有,在邬焜教授的很多文章中曾提到对哲学和科学关系的调和,强调了哲学和科学具有某种内在融合的统一性关系,并可形成动态回环的反馈回路。诸如:“科学是哲学的基础、哲学是科学的指导”;“科学对哲学的改造,哲学对科学的批判”[17];“科学与哲学发展的一个基本的方式:哲学的科学化和科学的哲学化”[18]。但这种科学和哲学关系的调和,本质上不同于前文提到的维特根斯坦的分析哲学和胡塞尔的现象学对两者的调和,而正是建立在对自然主义的独断论和意识哲学的独断论批判的基础上,从根本上说是在革新西方传统存在论的基础,所以,信息哲学是在可能解决西方哲学危机的同时也能够调和现代科学与现代哲学的关系,而不是通过调和这两者关系来达到解决危机的目的。

当然,若用更长远更广阔的目光来看,信息哲学带来的变革,又岂止是调和了科学和哲学的关系,而只有当它能够调和整个世界和哲学的关系的时候,或许才是通透之时,亦是真正解决西方哲学危机之时。

四、信息哲学的特有优势带来的可能性

说到这里,可能有人会问,不只是信息哲学,像上文提到的存在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也在某些领域表现出“通”,展现了其对现实的不小影响,如此看来,信息哲学并不比它们高明多少。的确,三者目前为止都没有通“透”,但信息哲学让我看到了“贯通”的可能性——即把世界划分成物质和信息相对于把世界分为物质和精神的一种优越性。

首先,信息是完全和物质相伴相生的,事物具有物质和信息的双重性,然而精神没有人的存在似乎就失去了意义。

其次,信息相对于精神而言更具有可把握性,它与科学数据的处理紧密相连,也就是说,信息是可量化的,但精神你可以量化吗?就算是心理学、神经学的研究使得精神变得较以前容易把握,但其定性的成分总占了不少比重,当然现在这些领域的研究也很重视定量研究,但最后还是离不开对数据的处理,实际上还是一种对信息的把握。正如弗洛里迪所说:“信息哲学拥有哲学中前所未有的最强大的概念语汇之一。这是因为无论何时只要我们无法对某系列事件达到完整理解和不能提供一种解释,就可以依靠信息的概念。在哲学上,这意味着任何问题实际上均可由信息的术语重新表述。”[1]79

最后,信息哲学中的信息是一般意义上的,但我们不可否认信息具有其具体形态,也就是信息实则具有抽象形态和具体形态这两个层次,和物质正好对应,但是精神呢?我们很难说精神有个具体的形态,就算是某一个人的精神也似乎始终是种抽象的存在。

基于上述这三点,笔者认为,正是因为信息更具有物质伴生性、可量化可把握性以及可抽象亦可具体的双重性等特点,使其更能扎根于实践知识和现实经验,也更能以无形却无处不有的姿态存在于生活的每个角落。正因为如此,信息哲学有着实现理论与实际间贯通的极大可能。

西方哲学上很有影响力但没有通“透”的哲学体系不少,并不是每一个都具有这种可能。虽然我们谈的是西方哲学危机,但这里有必要对比一下中国古典哲学,我们可以肯定的是它在处理人事关系方面很“通”。有人说王阳明的心学是你吃饭刷牙睡觉等日常生活中都可以用到的,我们想必也经常听到关于从《周易》出发研究管理学的问题等等,但正如我们所见中国古典哲学在很多其他领域却通不起来,这就是还没有通“透”。也就是说,虽然中国哲学不会存在着失去研究对象这样西方哲学所特有的危机,并且也极其注意把哲学通融到生活之中,但其根本上还是潜藏着哲学危机,古典中国哲学在面对西方高度发达的自然科学时没有一个令人满意的反应似乎就可以说明这一点。然而,从另一个方面来看,中国古典哲学对于信息哲学的通融性的确是一个很好的借鉴,现在也有不少西方学者认识到中国古典哲学对解决西方哲学固有的弊病有不少作用。余振苏先生在《钱学森复杂系统思想的理论探索与实践复杂性科学纵横谈》一书中就提到,现在的复杂性系统、量子力学其实是把中国古代的一些如“道”、玄学的理论科学化了、量化了,由抽象的思辨变成了具体的了。这说明中西文化的某种共同性,说明西方哲学的确是可以向东方借鉴的。众所周知,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东方强调的一直是知识的实用,而西方哲学却似乎一开始就不强调实用,而强调为真理而真理的精神,即使后来融合了东方的阿拉伯哲学,但其真理至上的精神一直是哲学的强大动力。但我们可以发现,当这种轻实用重真理的精神发展到一定程度,还是要和实用联系起来,或许正是因为其发展到某种至高境界,所以普照于现实中价值更大,前提是“只要能够通透”。

综上所述,信息哲学作为一种新兴哲学目前尚没有解决现代西方哲学危机,但是由于其对存在领域划分的革新使其具备了一种“通贯”的可能性,从而具备解决现代西方哲学危机的极大希望。

参考文献:

[1] 弗洛里迪 L.什么是信息哲学[J].刘钢,译.世界哲学,2002(4).

[2] 邬焜.信息哲学——一种新的时代精神[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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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邬焜.从信息世界看哲学的发展及其根本转向[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4(3):7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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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海德格尔.海德格尔选集[M].孙周兴,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6:1244.

[8] 理查·罗蒂.哲学与自然之镜[M].李幼蒸,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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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赵敦华.20世纪西方哲学的危机和出路[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3(1).

[12] 邬焜.哲学基本问题与哲学的根本转向[J].河北学刊,2011(4):11-21.

[13] 乔纳森·斯威夫特.格列弗游记[M].张健,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246.

[14] 弗洛里迪 L. 信息哲学的若干问题[J].刘钢,译.世界哲学,2004(5):101.

[15] 邬焜.信息与物质世界的进化[J].求是学刊,1986(6):32.

[16] 邬焜.认识:在多级中介中建构与虚拟的信息活动过程[J].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3):1.

[17] 邬焜.试论科学与哲学的关系[J].科学技术与辩证法,2004(1):2.

[18] 邬焜.从古希腊原子论哲学对科学的影响看哲学与科学的内在统一性[J].自然辩证法研究,2013(11):86.

(编辑:蔡秀娟)

作者:董思伽

信息哲学问题分析论文 篇2:

对邬焜和肖峰两个信息哲学观的比较研究

摘要:邬焜和肖峰分别在《信息哲学——理论、体系、方法》、《信息主义及其哲学探析》等论著中阐述了各自的信息哲学观。在如何理解信息哲学、信息哲学是否带来了全新的哲学革命,以及在如何揭示信息本质等问题上,邬焜信息哲学表现出鲜明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风范,而肖峰信息哲学则显示出既坚持近代哲学的诸多思维传统,又继承现象学相关理论和方法。尽管邬焜和肖峰都力图为信息时代人的生存发展寻找理论根据,但二者在信息哲学观上仍然尖锐对立,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传统哲学、现象学的当代冲突。

关键词:信息哲学;信息世界观;信息本质;信息迷信

《信息哲学——理论、体系、方法》是邬焜信息哲学的代表之作,全书70多万字,集中呈现了他研究信息哲学几十年的丰硕成果。《信息主义及其哲学探析》是肖峰在其专著《信息主义:从社会观到世界观》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入研究的成果,书中全面展现了信息主义的各种表现,并对以信息万能论、信息迷信、信息决定论等为突出特点的信息主义展开了深刻批判。仔细阅读两部著作不难发现,其在信息哲学观上的尖锐对立,关涉到信息时代究竟应该以什么样的哲学态度或哲学思维方式来对待信息哲学等问题。

一、信息哲学与哲学

邬焜在《信息哲学——理论、体系、方法》中认为,信息科学技术对信息的开掘利用,使人们发现了新的世界,即信息世界。“信息世界的发现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对世界构成的理论,提供了全新的事物存在与演化的世界图景和思维方式。”[1]14而信息哲学便是对这种全新的世界图景和思维方式的理解或表达,其英文就是“Information Philosophy”。所以,信息哲学要把“信息作为一种普遍化的存在形式、认识方式、价值尺度、进化原则来予以探讨,并相应从元哲学的高度建构出全新的信息本体论、信息认识论、信息生产论、信息社会论、信息价值论、信息方法论等等”[1]18。

但按照肖峰在《信息主义及其哲学探析》中对信息主义的批判来看,邬焜力图以信息来描述世界图景或表达思维方式的做法,大有信息主义的嫌疑。在此,肖峰所说的信息主义可以被理解为:“凡是极端地重视信息(包括信息技术)问题并提出一定包含信息决定论的学术观点或实践主张的那些‘家族相似’的思想趋向。”[2]17也就是说,信息主义是和信息决定论、信息迷信等紧密联系的。而信息哲学显然不能陷入这种与信息迷信、信息决定论紧密联系的信息主义。所以,肖峰说:“从‘哲学就是关于世界观的学问’的意义来看,信息世界观就是信息哲学。”[2]35而“无论什么样的信息哲学,有一点是共同的,就是将‘信息’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在展开有关信息的其他哲学问题的研究之前,通常要从哲学的角度回答‘信息是什么’,此即所谓哲学信息观” [2]36,于是“信息的哲学含义构成了信息哲学的主要内容”[2]247。从肖峰的这些论述中可以发现,肖峰所理解的信息哲学主要就是从哲学的角度来论证信息的含义。从这个意义上说,信息哲学也就是关于“信息”的哲学,即“Philosophy of Information”。

究竟应该怎样理解信息哲学,实际已涉及到究竟应该怎样来理解哲学。众所周知,哲学是关于世界观的理论形态。世界观是人们对于世界的理解模式和解释框架。它可以是对世界景象的描述,但更为重要的却是表达人们对待自己及其现实生活的最根本的思维方式,即哲学思维方式。因此,世界观才同时又是方法论。高清海对哲学思维方式曾做过如下精辟论述:“哲学思维方式,属于哲学理论的内在思维逻辑,表现着哲学对待事物的方式、理解事物的模式、处理事物的方法。思维方式是无形的,它却像‘灵魂’一样贯穿并支配着哲学的整个内容。”[3]哲学中的原理、观点、范畴等,都只不过是其哲学思维方式的外在表现形式。“哲学理论的意义主要就在于思维方式的意义。随着时间的推移,哲学中的原理、结论乃至对许多问题的具体观点在历史的冲刷下大都被淹没、淡忘、淘汰了,能够保留下来的主要就是哲学思维方式曾经发生过的影响。”[3]

邬焜和肖峰对信息哲学的不同理解,其实反映了学者们对待信息哲学的两种不同的哲学思维方式。一种是力图突破现有思维方式,并通过加入信息维度来构建新的哲学思维方式,以表达、反思信息时代人的现有生存状态或现实生活;另一种则是在沿袭近代以来以认识论、知识论为特征的哲学思维方式基础上,力图深入探索出“信息”的普遍含义。这两种哲学思维方式看似相同,实则尖锐对立。前者是立足现实人的生存变化,通过不断改变哲学的表现形态,来达到对人现实生活的积极关照。后者则是力图使哲学去追求、建构以某个普遍概念为基础的逻辑体系,以为把握了这样的逻辑体系,人们就掌握了生存之根本,若按照这个体系去行动,则必将获得美好的生活,而这种哲学思维方式的杰出代表就是黑格尔的绝对观念体系。

表面上看,邬焜的信息哲学似乎更像黑格尔的绝对观念体系,因为他的《信息哲学——理论、体系、方法》就是在成体系地论证其信息哲学世界观。而肖峰的《信息主义及其哲学探析》,通篇都是在分析信息主义,虽然书中详细论述了他对信息的理解,并认为信息本体论不能成立,只能建立信息认识论,但他却没有像邬焜那样建成关于信息认识论的完整体系。然而,从他们整个的思想内容来看,肖峰的哲学思维方式更倾向于黑格尔。因为,邬焜是从哲学思维方式的角度来思考信息哲学的,其建立信息哲学的目的就是要表达我们这个时代的时代精神,表现人崭新的生存方式和面临更大信息复杂性的生存困境;而肖峰则是从向世人描绘出世界构成图景,即从“解释世界”马克思在批判传统哲学时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4]的角度来看待信息哲学的,其目的就在于要在传统哲学框架内,进一步澄清“信息”这个被提升到哲学层面的“科学概念”的含义和意义。因此,在肖峰看来,那些将信息哲学看作元哲学或第一哲学,并认为信息哲学带来了哲学的新变革等观点,都是因为“信息被赋予十分神奇的功能,其背后则是不同侧面的信息主义立场” [2]247。

二、世界观、全新的世界观与哲学革命

邬焜说:“信息给人们带来了对世界认识的全新图景,这就在整体上改变了人们世界观的具体样态。”他还说:“信息给哲学带来了无量的前途。”[1]14对此,肖峰认为,邬焜这些看法“既是信息主义的一种典型观点,也反身表达出:如果持信息主义的立场,就可以形成一种全新的世界观”[2]248。

肖峰认为,信息哲学要能够创立全新的世界观,那就只能是“信息世界观”,否则“全新的世界观”就根本谈不上。既然全新的世界观都谈不上,又何谈“根本性的变革”或哲学的革命呢?但“信息世界观”却是“用信息的眼光、从信息的角度去看世界,从而认为信息是世界的基础或始基,世界在本质上就是信息等等”[2]251。这也就是要在本体论上承认“世界统一于信息”。可是“在‘全新世界观’的主张中似乎面临两难的问题:是否要将信息还原为物质?如果还原,则信息的本体论地位就被淹没,‘信息世界观’就无非是一种‘物质世界观’,如果不还原,则信息的独立性又很成问题,或很难作为一种坚实的支撑去构造一种全然不同于传统世界观的全新世界观”[2]252。

在此,肖峰对全新世界观的划定标准是极其苛刻的,即它必须使信息完全取代传统哲学物质或精神的地位,才能叫“全新”,否则是一点也不新,或者只能说是“半新”[2]262。

肖峰的这种“苛刻”虽然有一定道理,但也无不显露出其在理解“全新的世界观”问题上的机械性或简单性。按照他对全新世界观的理解标准,自法国唯物主义和黑格尔之后的所有哲学,都不能成为全新的世界观,因为,在他们的哲学论证中,即便是被“悬置”、“拒斥”的本体论诉求,最终依然可以折射出其论证态度上的“物质”或“精神”这一初始出发点。按照肖峰的这种逻辑,兴许就连马克思主义也没有创立全新的世界观,因此说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立实现了哲学上的革命也大有夸大其词之嫌。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虽然以现实人的实践活动彻底超越了传统哲学唯物论和唯心论的对立,但马克思主义依然要以承认现实世界的客观实在性为前提。“世界统一于物质”依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要坚持的唯物主义基本立场。否则,其实践范畴的客观性、现实性等就难于获得哲学理论上的合理支撑。更何况马克思主义哲学并没有直接提出并论证“世界统一于实践”。这不和信息哲学无法提出并论证“世界统一于信息”是一个道理?然而,马克思主义建立的以实践为基础的新世界观及其在哲学上实现的革命性变革,却是谁都不可否认的。

其实,世界观变革、创新的关键之点并不在于是否要以信息来作为信息哲学论证其世界观的最初出发点。改变理解世界的方式方法、思维逻辑,拓展理解世界的视域或眼界,兴许同样能够达到创新世界观的目的,并在人类现实实践中发挥出巨大的世界观方法论意义。在这一点上,马克思、恩格斯早已为信息哲学作出了表率。换句话说,主张世界统一于物质,以物质作为哲学论证的最终前提、出发点,固然十分重要,但这是否就意味着世界除了物质再没有其他,或者以物质作为哲学论证的前提、出发点,就再也不能言说其他,包括物质与其他范畴的关系。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因为理解世界的思维方式、看待世界的眼界视野,理解人现实生活的态度等等,与其理解的逻辑出发点相比,同样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况且“物质”这个逻辑出发点并不必然排斥其逻辑展开的方式方法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更何况合理的逻辑展开方式或方法,会更加彰显逻辑出发点的合理性。难道逻辑结构的创新、逻辑范围的拓展,人对待现实生活态度的转变等,还不能够叫“全新”吗?按照邬焜的看法,这样的“全新”是完全能够成立的,因为它反映了哲学思维系统结构、层次的巨变。

正是在哲学思维系统结构巨变、层次提升的意义上,邬焜才认为,信息“在实质上揭示了传统科学与哲学未曾发现的一个全新领域——信息世界,揭示了一个与直接存在的物质世界不同的另一个间接存在的信息世界。由于新的存在领域的被发现,这便首先在哲学本体论层面上引出了一场根本性的变革”[1]14。这意味着,第一,信息世界这个在以往哲学中完全被忽视的领域,在邬焜信息哲学中得以从哲学理论上被全面揭示出来;第二,唯物主义哲学重新以全新的方式,特别是以物质和信息双重维度、复杂化演变来展开其世界观,更能克服以往的简单性、机械性和形而上学性;第三,随着存在领域物质和信息关系的被揭示,使得精神被“降低”为信息的特殊形式,并从本体论上失去作为哲学理论逻辑出发点的可能性,而以信息作为逻辑出发点,又会导致像肖峰所说的那种哲学的两难困境。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哲学对信息世界的揭示,不仅不会削弱唯物主义,相反,还为唯物主义在存在领域彻底战胜唯心主义奠定了理论基础。

可见,面对信息、信息世界,要形成一种全新的世界观,并不一定非要持有一种信息主义立场,更不需要达到对信息、信息科学技术的崇拜和迷狂。这一点肖峰实际上是很清楚的。所以,他在说信息主义立场和全新世界观的关系时,采用了假言判断的逻辑形式。他说:“如果持信息主义的立场,就可以形成一种全新的世界观。”[2]248这和“如果天下雨,地就湿”的逻辑韵味是一样的,即地湿,天未必下雨。同样,形成全新的世界观,未必一定要持信息主义的基本立场。

三、信息的本质与信息哲学的理论背景

不管是在什么样的哲学背景下建立信息哲学,最绕不开的问题便是对信息作出“形上”的理解,否则其信息哲学理论便难于达到对信息时代最深刻、最全面的理解和反思,也就难于实现为信息时代人的现实生活而奠基的哲学目的。为此,邬焜和肖峰都从各自的哲学立场出发来对信息作出理解。

邬焜说:“信息是标志间接存在的哲学范畴,它是物质(直接存在)存在方式和状态的自身显示。” [1]45-46邬焜的这段话,不论是语言表述形式,还是试图表达的思想内容,都极其鲜明地反映出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背景。

在语言形式上,邬焜这段表述与列宁的物质定义极为相似。列宁的物质定义是:“物质是标志客观实在的哲学范畴,这种客观实在是人通过感觉感知的,它不依赖于我们的感觉而存在,为我们的感觉所复写、摄影、反映。”[5]

从这第一句来看,列宁物质定义和邬焜信息定义,都以14个字来表述,都用了“是标志……的哲学范畴”的话语格式。列宁以这样的话语格式阐明了作为哲学范畴的“物质”,它的所指是“客观实在”;而邬焜则以这样的格式阐明了作为哲学范畴的“信息”,其所指是“间接存在”,表明“物质”和“信息”是相对应的、同一层次的哲学范畴。

再从后面的语句来看,列宁物质定义的后面两句都是在进一步解释“客观实在”,认为这种客观实在既不神秘又可为人所认识,但它却是客观的。邬焜信息定义虽然比列宁物质定义少一句话,但它在话语结构上,依然和列宁一致,即它也是对第一句中的那个所指(“间接存在”)进一步加以解释,即“物质(直接存在)存在方式和状态的自身显示”。有所不同的只是物质后面用括弧标注的“直接存在”,而这恰恰表明了邬焜力图在信息时代接着列宁往下说的那番坚持与发展。

在邬焜看来,列宁所说的“物质”,既标志“客观实在”,又标志“直接存在”。可为什么“客观实在”可以被理解为“直接存在”呢?邬焜的看法是,“客观实在”有两层含义:一是物质具有不依赖人的精神意识、感觉经验等而独立存在的客观性。这相对于需要一定中介或中间环节才能存在的事物,像人类精神,它是直接的存在。二是物质具有能被人的眼、耳、鼻、舌、身等感官同时感知的实在性。这相对于人身体触觉不能直接感知的、不实在的信息来说,物质的这种实在性,对人的感官更具有直接性。

然而,要从马克思主义哲学背景来理解信息,除了要接着列宁往下说之外,更重要的是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说出新的思想内容来,否则即便每一句都在重复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原话,那也是从根本上背离马克思主义哲学。从这个意义上说,邬焜信息定义最能表现出其马克思主义哲学背景的就是它在信息时代基础上彻底改变了哲学对现实世界的理解模式,即由以往将现实世界理解为物质和精神的对立统一,改变为物质和信息相互作用的复杂关系。这种改变的意义在于:一是进一步确立了信息时代唯物主义的坚实地位,即与物质相对应的是信息,而信息不管如何复杂、衍生,它终归是物质的自身显示,脱离开物质,信息终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二是进一步确立了精神与信息的关系。在邬焜的信息哲学中,精神被理解为信息的重要方面,即主观间接存在。与其相对应的是作为客观间接存在的自在信息。表面看来,精神不能与物质相对应,这似乎大大降低了精神在哲学理论中的地位,但它却极大地高扬了人信息创造的复杂性、艰巨性和超越性。因为,在邬焜看来,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实际感受到的信息都是由自在信息(客观间接存在)、自为信息(信息的主体直观把握)和再生信息(信息的主体创造)有机统一而成的社会信息[1]60。而实现这三类信息有机统一的,不是某种神秘力量,恰恰是人通过其实践活动对信息的不断加工、提炼和创造。所以,人对信息的创造,不仅要综合上述三类信息,而且还要超越由这三类信息有机统一所形成的现有界限。在这样的界限超越中,人信息创造的复杂性、艰巨性和超越性,是其他任何事物或力量难以达到的,但人却真正实现了并且还正在进一步实现这番超越。可见,人之伟大,精神之力量,尽在这种复杂而艰巨的信息创造之中。从这个意义上说,邬焜信息哲学依然保持住了为人的实践创造奠基高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秉性。

相比邬焜对信息的理解,肖峰显然更强调信息的属人性质。在他看来:“信息是一种非物质的存在,是信宿或广义的反应者对对象意义的辨识和感知,也是广义的控制系统的一种机能,尤其是神经系统的一种机能,是辨识和控制活动中的一种主体性建构;信息是主体赋义的结晶,也是信宿的释义所得;狭义地讲,信息是一种属人的认识现象,从而是一个认识论范畴。” [2]241-242 所以,“不存在什么‘本体论信息’”[2]241,像邬焜所说的自在信息,根本不存在。肖峰强调:“属人的信息就是全部信息;离开人来谈信息是不可想象的。” [2]242

在此,肖峰实际上是在胡塞尔现象学背景中来理解信息本质的。众所周知,胡塞尔创立现象学,很大程度是要在人的主观化立场上来和科学主义的绝对客观化立场相抗衡,以捍卫人在现实生活中的尊严。肖峰继承了现象学的这些传统,力图以绝对主观化的方式来为信息时代人的精神意识、人的地位尊严奠定基础。于是,在对信息本质的理解上,肖峰反复强调,信息本身是神经中枢对信息载体所形成的刺激“加以‘意义’性的‘理解’” [2]213,“信息是被某物所引起的感知,是物的被感知化” [2]216,“信息只是在有‘感知能力’的获得者那里才存在”[2]216。在肖峰看来,只有如此强调信息对意义解释者、感知者的依赖关系,或信息对人的依赖关系,才能从根本上消除以信息来解释一切的信息迷信和崇拜,从而凸显出人在信息面前的作用和尊严。也就是说,是人在创造、控制、支配信息,而不是信息在创造、控制、支配人。所以,肖峰说:哲学信息观应该是“一种反对只见信息不见人的信息哲学”[2]242。

肖峰不仅继承了现象学的基本立场,而且还继承了现象学分析、研究问题的概念术语或还原方法。这从他对信息本质的研究中可窥见一斑。众所周知,意向性是胡塞尔现象学还原的成果,也是现象学用以陈述其观点的基本概念工具。在肖峰陈述其对信息的理解中,意向性正是其理解信息本质的关键性概念。肖峰说:“没有意向性,那么信源的刺激无非是噪音,而不是信息。”[2]219信息是“与人的意向性联系在一起的,人可以从无信息的对象中看出信息来”,像远处的岩石看上去像一尊卧佛等等,“就是看者的意向性单向造成的”[2]227。同样,“生活世界”是胡塞尔用以揭示现象学意义的一个概念。肖峰也用来表达信息属人性质的现实意义。肖峰说:“哲学上信息的属人性特征也使得我们在理解信息的含义时不能与它在生活世界中的‘日常用法’完全脱钩。那些过于‘科学化’和过于‘本体论化’的理解使‘信息’离它的日常用法(如‘消息’)越来越远,反倒使其失去‘生活世界’的基础。”[2]242

分析、比较邬焜和肖峰对信息本质的理解,不难发现,肖峰所说的“信息”,范围极其狭窄,即它只涉及“辨识和控制活动中的一种主体性建构”或“主体赋义”。这相当于介乎邬焜“自为信息”与“再生信息”中的一种。按照肖峰的看法,离开主体及其主观性,根本不可能有信息。这倒是提升了人在信息、信息科学技术面前的地位,可这样一来,信息的普遍多样性也就被主体性或主观性给消解掉了,这不仅不利于理解邬焜所说的“水中月”、“镜中花”之类的现象,而且更为严重的是,信息演化发展的复杂性和无限性被限定在了主体建构、赋义的主观性中,意味着主体建构、赋义的能力有多大,整个信息演化、发展的范围和程度就有多大。这虽然为提高人的主体建构能力、赋义能力提供了理论依据,可它却窒息了人以超越自身主观性的眼界去理解信息、信息世界的那番自我超越精神,使人精神的超越性问题被还原成了能力技能的提高问题,从而降低了哲学为信息时代人的生存发展而奠基的崇高境界。更何况,在当今现实生活中,现实个人所遭遇的大量令其不快、深感悲催的信息,是决不会因他这个主体的重新建构和赋义而改变其性质的。

其实,肖峰从现象学背景来揭示信息本质,其目的愿望和邬焜是一致的,都希望为信息时代人的自由健康生存寻找理论根据。肖峰以信息的主体性或主观性来消解信息的普遍性,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破除现实生活中一些人对信息的盲目崇拜和迷信,以达到解放人的目的。这样的愿望是所有信息哲学的倡导者都极力主张的。只可惜,肖峰对信息迷信、信息主义的破除却是以否认信息的普遍性为代价的。这样的破除根本没有找到产生信息迷信、信息崇拜的真正根源。因为,产生这类迷信的真正根源,根本不在于如何去揭示信息的本质,或是否在本体论意义上来理解信息,而是在于人如何在信息时代的实践中正确地把握和理解人自己。如果看不到人是实践的存在,看不到人是在实践中自己创造自己的本质和世界、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和生活、自己生成自己的生命和价值,还只是一味地把人理解为某种理性动物、意识动物、意志动物、符号动物等动物,那么,不管哲学怎样将信息主体化或主观化,信息迷信、信息崇拜照样会猖獗泛滥。因为,在这些理解中,人作为“动物”终归是被决定的,不是被某种神秘的精神意识所决定,就是被绝对客观的物质所决定。当然,按照这样的思维逻辑,在信息时代,人还会被信息所决定。

可见,信息迷信的关键不在于如何理解信息本质,而是在于如何理解现实生活中的人。邬焜由于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背景下来看问题的,因此,他才能做到既在本体论意义上揭示“信息”本质,又捍卫世界的物质统一性原理,还在高扬人的信息创造性中跳出了信息崇拜、信息迷信或信息主义。肖峰由于是在现象学背景下来思考问题的,因此,他对信息的理解虽然有意义,却难于在现实生活中彻底破除信息迷信。而他对邬焜信息主义的批判,很大程度上也只能属于善意的误解和提醒。

参考文献:

[1]邬焜.信息哲学——理论、体系、方法[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2]肖峰.信息主义及其哲学探析[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

[3]高清海.哲学的创新[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82.

[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7.

[5]列宁.列宁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28.

(编辑:蔡秀娟)

作者:康兰波

信息哲学问题分析论文 篇3:

信息本体探讨及其对哲学范畴的影响

摘 要 对信息进行哲学层面的研究,有助于把握信息科学发展的方向,因此文章对信息的本体问题进行探讨。首先采用文献分析法对信息的概念进行剖析,提取信息在哲学层面的内涵;然后依据信息的内涵探讨了信息的本源问题;由此将信息纳入存在领域的划分的探讨。结论是没有独立存在于信息之外的本源,是超出思维之外的状态。信息的根本特征使其很难纳入现有的哲学范畴,因此分别从总体角度和个体角度对存在领域进行探讨。

关键词 信息哲学 本体论 哲学范畴 存在领域 自由意志

分类号 G350

DOI 10.16810/j.cnki.1672-514X.2019.09.005

Information Ontology and Its Influence on Philosophical Category

Gao Yimin, Zhang Yihua, Yu Dahuai

信息研究最初主要集中在信息的产生、获取、变换、传输、存贮、处理、识别及利用等方面。随着信息技术应用于各个领域,信息本体也亟待深入研究。信息如何得以呈现?信息的根本特征是什么?信息的存在领域的归属是什么?这些问题都属于哲学层面,可以归纳为信息的本体问题。本体具有根本、本源的含义,后引申为某一事物区别于其他事物的最基本的特征,即本质。信息概念应包含所有信息共同具备的特征。因此,文章从信息的哲学层面的概念入手,研究信息的根本特征,并分析信息之本体及其存在领域。

1 哲学层面对信息的定义

进入21世纪以来,信息的哲学层面研究从萌芽状态进入发展期。信息的哲学层面的内涵,即信息的根本特征可以归纳如下。

1.1 信息受认识主体的观念所影响

上个世纪,维纳(Wiener)发表了《控制论——动物和机器中的通讯与控制问题》,超越了关于信息的传输和变换规律的通信技术理论,提出了经典命题“信息既不是物质,也不是能量。信息就是信息,不懂得它,就不懂得唯物主义”。维纳认为信息与我们所知的客观世界是不同的。波普尔(Karl Popper)也持此观点,提出“三个世界”理论:物理世界(简称世界1)、精神世界(简称世界2)和客观知识世界(简称世界3)。“世界1”指的是客观世界的一切物质客体及各种现象;“世界2”指主观精神活动;“世界3”为人类精神的产物,即客观知识世界[1]。波普尔把传统哲学中与物理世界相对应的世界细分为精神世界和客观知识世界。有研究者把客观知识世界看成是信息世界,它是沟通物理世界和精神世界的桥梁。维纳(Wiener)与波普尔(Karl Popper)均认为信息是独立于物质和精神而存在的第三方,它是沟通物质和精神的中介。

郭金彬认为:“信息是关系,这是在哲学基本问题的范围内,对本来意义的信息本质的确切理解”[2]。这是从认识的角度推断出的结论,认为只有信息的主体和客体之间进行交流,才存在信息,信息接受方是信息存在的决定因素。信息获得也受制于信息接受方的“价值观念”。马克思(Karl Heinrich Marx)时代,还没有出现与通讯有关的科学技术理论,因此他们未直接论述过信息的问题。但是,马克思、恩格斯论述了物质和精神的关系问题、社会意识形态的基础和发展规律,这些对于认识社会信息的形成和传播规律是有帮助的。马克思认为意识是客观世界的反映。学者黄志诚认为信息是主体感官受到来自外界及自身内部刺激所蕴含的关于事物运动状态和方式的意义。这与中介说是一致的,并且进一步提出信息具有主观性,受“价值观念”的影响。从上述论述中可以推断,信息不是脱离物质而独立存在的,它只能是物质运动的状态特點;信息也不是脱离意识独立存在的,而是人认识的内容,是人脑对于外界物质运动状况的加工结果。信息因个人的认知不同而产生差异。因此,信息不具备客观实在性,它受认识主体的观念所影响。

1.2 信息和物质两者是相依、共存的

钟义信认为“信息就是事物存在的方式或运动的状态及这种方式、状态的直接或间接的表述”[3]。1986年,他又进一步提出了“本体论意义上的信息是泛指以任何形式表现的事物运动的状态和方式,包括它的内部结构状态和方式,以及外部联系的状态和方式的表述,或者,等效地说,是关于事物运动状态和方式的广义化知识”[4]。黎鸣先生认为“信息即事物运动的外化”[5],他又认为“信息是物质的普遍属性,它表述它所属的物质系统在同任何其他物质系统全面相互作用的过程中以质、能波动的形式所呈现的结构和历史”[5]。上述定义均表明,信息是事物运动的状态和方式,是物质的属性。其含义为:信息不是物质,而是物质的附属,两者是同时存在的。

刘伸认为“信息其本质仍然是物质的一种属性,是反映的一个方面”[6]。这里把信息从物质的附属中解脱出来,认为信息是物质的反映。尽管信息依然后于物质产生,但已经与物质是同一个层次的概念。张守刚认为“信息既不是物质和能量,也不是事物的属性,而是与物质、能量密切相关的事物的属性、联系和含义的表征”[7]。上述定义均否定了信息附属于物质,而认为信息是物质的反映,物质与信息是共存的。信息表征事物,事物只能用概念表征,信息也就是概念的集合。

沈致远认为,信息并不等同于物质或能量,它是一个独立概念,它反映的是物质系统的某种可能状态。信息起了客观与主观、物质与精神之间的媒介作用。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离开了信息这一概念,就不可能正确地理解物质与精神之间的辩证关系。沈致远把信息看成物质与精神的中介。邬焜认为信息的本质就是一种存在的形式,所有的实体都具有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两重特性[8]。

上述学者均认为信息不能简单的等同于客观世界,但与客观世界又紧密联系,不可分隔,信息和物质两者是相依、共存的。

1.3 信息的描述是概念的集合

邱均平認为,本体是用来描述某个领域甚至更大范围内的概念及概念之间的关系,使得这些概念和关系在共享范围内具有大家共同认可的明确的唯一的定义,这样,人机之间及机器之间就可以进行交流[9]。邱均平教授是站在信息组织的角度来进行探讨的,但科学与哲学是相通的。从哲学层面来看,对信息的描述也是以概念为基石。概念及概念之间的关系,同样可以用逻辑的语言描述。逻辑的语言是由若干概念所组合。因此,信息表征事物,而事物用概念表征,因此信息是概念的集合。

2 从本源层面对信息本体的研究

哲学领域,凡是认为世界有一个本源,本源是构成万物的基本元素,即本体论。本体论又因剖析的角度不同而分为两种:一是从某种物质的质料入手,至形而上的高度;二是从具体事物的“形式”入手,企图从形式中抽象出一个脱离客观事物的本源。

由信息的根本性质可知,信息与物质不可分割,但信息与物质又不能完全等同。对于物质的本体研究,从古至今,各种文化均有涉及。但对信息本源的研究,颇为少见。因此,本文借助物质的本体研究,引申到信息的本体研究中。

2.1 “质料 ”本体论

“质料”本体论是现象界的本体论,即物质本体。物质与信息不可分割,那么可以借助物质的本体研究观察信息之本体。

“质料”本体论是认为万物由一个最初的基本粒子(原子)变化而来。这种最初的基本粒子(原子)是万物之始。《成唯识论直解》中记录,本体是指解析到最后的构成一切事物的来源,它必须具备四个特点:单一成分;不可再分;自足自成;永恒不变[10]。下面具体分析。

单一成分:物质的本源不能是复合成分。因为复合成分就意味着可以再分成更小的成分,还不是本体。假设物质本源是若干不同成分,按照黑格尔的观点,万物是普遍联系的,这表明不同成分之间必然存在联系,这种联系需要通过中介发生,中介又是源于何种成分?因此,物质的本源必须是单一成分。

不可再分:事物的本源既然是构成一切事物的来源,就不可再分,如果能够再分,就不是最初的本源。且既然是本源,就是不可摧毁的,如果可以摧毁,那么摧毁后的成分可以组成其自身,其自身就不是最初的基本粒子。只要是复合成分,就有可能被摧毁,如水分子可以分解成氢原子和氧原子。因此,本体不能是复合成分。

自足自成:如果本体是单一成分,不可再分,那么在没有他物的情况下,本体是如何维持自己的存在?因此,它必须自足自成,从自身那里得到维持其生存的能量。

永恒不变:本体是永恒不变的。本体是衍生万物的来源,如果本体可以变成他物,那么其他物体由何而来?是他物还是原来的本体?如果他物可以转变为其他物质,那么究竟是谁衍生万物?

上述四个性质是存在基本粒子(原子)的必然条件。如果满足上述四个性质,那么基本粒子永远是基本粒子,无法生成其他物体。那么万物又如何由本体衍生而来?因其相互矛盾,所以“质料”本体不成立。

将上述原则引用到信息领域,观察信息之本体。计算机的芯片可以以“0”“1”组成的编码形式储存一个图书馆所有的书、画。各种音乐也可以由计算机通过“0”“1” 组成的编码播放出来。那么“0”“1”是信息的本源吗?

依据对物质本源的特点分析,信息的本源“0”“1”非单一成分,是由两个成分组成,“0”“1”也并非永恒不变,它们由电的强弱来表征。电的强弱可以调节,“0”“1”也就随其变化,更不用说自足自成了,它们需要依靠电流才能显示。因此,信息的本源并不是“0”“1”,也就是从“质料”角度考察,信息的本体不存在。

2.2 “形式 ”本体论

“形式”本体论则是把对事物抽象出来的概念独立于事物,即事物之本体。信息的根本性质之一是信息表征事物,而事物只能用概念表征,因此信息是概念的集合。信息之本体为提取从概念中抽象出来的概念之概念。例如,对“苹果”“葡萄”的概念抽象出来概念“水果”,对“水果”“菜品”抽取出来的概念“食物”,最终是所有概念抽象出来的概念,即表征一切存在者的概念“存在”。

马克思主义(Marxism)认为,思辨唯心主义的秘密就在于把概念独立化、实体化,即把本来是从个别事物中抽象出来的一般当作独立存在的本质,并把它看做是客观事物的创造者,而客观具体事物只是一般这个独立存在的本质的简单存在形式。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认为形而上的独立存在的本体论割裂了生命与本体的关系。

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在《哲学研究》中放弃了传统哲学关于世界本质的看法,用“家族相似”概念来取代“本质”概念。他认为,语言没有什么本源,而是语言的结构是由其分类而成。他不承认语言的背后有独立存在的东西[11]。这与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类似,他们都不承认有独立于事物的概念的存在。

既然概念不能脱离于事物而独立存在,那么通过概念这个信息抽象出来的概念信息,也就是概念之概念也不能脱离事物独立存在,自然也就谈不上脱离概念而独立存在了。信息是一層层抽象最终成为“存在”这一概念。而每一层的概念都不能独立存在。既然不能独立存在,那么它们之间是相融合的,也就是说,它们是一体的。因此,信息的本体也不是独立存在于信息之外的。笛卡尔(Rene Descartes)举了一个例子,如何想象一个人即在房间里,又不在房间里的状态?这似乎超出了我们思维的能力。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说:“对于那些不可言说的,必须保持沉默”[12]。现象与本体为一体,或许就是不可言说的状态,是离开概念的状态。而概念是用于思维的,没有概念,无法思维。因此,打破概念就是离开思维的状态。现代诗的一种意境就是打破概念,体会离开思维的状态。

由上述两个角度对本体的分析,信息没有独立于信息之外的本体,信息的本体与信息是融合为一。

3 信息对哲学范畴的影响

在分类学中,范畴是最高层次的类的统称。哲学范畴,即存在领域划分方式,本文探讨物质范畴和精神范畴。范畴的分界,亚里士多德认为,任何存在都属于某一类,且仅属于某一类。依据信息的根本性质探讨,信息既具备精神特征,如信息是受认识主体的观念所影响的,同时还具备物质特征,如信息与客观世界紧密联系,不可分隔,且信息是认识事物的桥梁。因此,信息在存在领域的划分方式上,遇到了难题。下面从“存在”的概念开始详细剖析。

“存在”这个哲学概念,源自拉丁文:Existere,本意是“在”;事物可以存在于自然界中(物质存在:Material existence),也可以存在心灵上(理想存在:Ideal existence)。邬焜认为存在即“有”,是世界上所有事物和现象的统称[13]。那么事物是以什么形式存在呢?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认为,一旦存在显现为事物,就已经离开存在,成为存在者。马克思认为,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而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14]。马克思和邬焜对存在的理解,在海德格尔看来,都是把存在者当成存在。可见,西方哲学对“存在”这个概念有不同解释,甚至是相反的观点。因为本文并非专门讨论“存在”这一概念,为便于理解,本文采用邬焜教授的定义,把“存在”定义为一切存在者的总括。

哲学范畴中,精神源自英文“Spirit”“Soul”,《宇宙哲学》中对精神的定义是过去事和物的记录及此记录的重演[15]。马克思认为精神是人脑的产物。从两者的定义都可以看出,精神是人脑的活动,既包括各种头脑中的数据、图片、观点,也包括启动对人脑中的数据、图片、观点等的再现、加工等。启动人脑加工、再现数据、图片、观点等是人的自觉行为,即人的主动性,或者采用谢利·卡根(Shelley Kagan) 教授提出的“自由意志”。列宁对物质的定义是标志客观实在的哲学范畴,这种客观实在是人通过感知感觉的,它不依赖于我们的感觉而存在,为我们的感觉所复写、摄影、反映。传统哲学的最高范畴即“存在=物质+精神”。也是传统哲学的立论之基。

在信息哲学的研究中,对传统哲学范畴具有颠覆性的研究,当数西安交大的邬焜教授了。邬焜并不是信息哲学概念的提出者,却被誉为“信息哲学的开拓者”“信息哲学第一人”。他认为信息哲学乃是区别于所有其他哲学的一种元哲学或最高哲学,涉及存在领域的划分方式。邬焜教授提出了一种新的存在领域划分方式:“存在=物质+信息(精神仅只是信息活动的高级形态)”。

邬焜把存在领域的分割逻辑分为:“客观”“实在”两种。

假设:客观=P,实在=Q;那么相对为:主观=-P, 不实在=-Q。

存在领域可以划分为:P∧Q;P∧-Q;-P∧Q;-P∧-Q。

P∧Q为客观实在,客观实在就是物质世界[16]。

P∧-Q为客观不实在,这是信息领域,信息既可以是采用载体记录的信息记录物质的状态和运动方式的,也可以是在脑海中有待处理的数据,当然也可以理解为脑海中的信息的载体是脑细胞。当然脑海中的数据也存在一定的主观性,是介于客观与主观之间的状态。

-P∧Q为主观实在,主观是指带有主动性的,是对物质世界的进行改造,不具备实在性,因此不存在该领域。

-P∧-Q为主观不实在,这是精神领域。

“存在=物质+信息”的划分方式将信息纳入哲学范畴中,使一直被忽略的信息得到应有的重视。但是,笔者认为邬焜教授提出的领域划分方式对“主观”这个逻辑划分标准考虑不足,物质与信息均缺乏主动选择,即对自由意志考虑不足,而自由意志是生命与事物的根本区别。信息与精神的关系是什么?把一部电影转换成机器识别码输入计算机,计算机也可以播放出恢弘的场面。然而播放的信息来源不过是机器可识别的“0”“1”码而已。也就是说,客观物质在人脑中的反映,可以是信息代码。头脑中的信息本身不具备自由意志,精神是操纵信息流的无形之手,也就是主宰。谢利·卡根教授曾提到思维如同精密的仪器,发动仪器者就是主宰[17]。维特根斯坦说:“我可以观察、描述世界,却不能反观、描述自身”[13] 。这里与维特根斯坦同义,精神是主动观察、描述世界的“我”。

人工智能程序AlphaGo下棋赢了著名棋手,说明人类的部分思维可以被人工智能模拟。人工智能的处理方式就是精密的程序,其底层就是一连串的机器识别码。正如谢利·卡根提出,人体如同一个精密的机器,如汽车,开启汽车引擎,还需要钥匙[17]。对信息的各种加工处理,如心理学图式理论等,都是可以用算法实现。然而,推动算法来实现信息加工处理的是什么?

目前,人工智能已经可以模拟的算法、数据,处于被加工层面。而推动算法的情绪、主动学习、追求等精神层面未能被人工智能所模拟。

信息与物质的关系是什么?从认识论角度看,只有人捕捉到物质所具有的信息,物质才对人类有意义。因此,人脑中的信息之外的世界,是不被感知的世界。依据科学试验,人类的视觉、听觉有一定域值。20Hz~20000Hz是人的听觉范围,可见光的波长为380~780纳米,均是宇宙中目前发现的声音频率和光的波长范围的极小的部分。人类不能感知和利用的声音、光,则对人类的认识没有意义。科学工具的进步,扩展了人类感知范围,使原本没有意义的外界变的有意义。维特根斯坦说:“这个世界是我的世界,其显示在这样的事实中:语言的界限即只有我能理解的语言的界限,意味着我的世界的界限”[13]。维特根斯坦认为,世界是我感知到的世界。没有我的理解,世界对我来说,是没有意义的。维特根斯坦的观点涉及人的感知,也就是正因为人的感知,才使世界有意义。人的感知是指人具备主动感知的特性。例如,人在集中注意力于某事时,会发生充耳不闻的现象。人如果不去注意,就会产生不感知的现象。生活中人会遇到被动感知,是因为人没有觉察到自己处在主动感知的状态中。因此,生命的意义在于自由意志。自由意志属于精神领域。

精神所具备的自由意志是不可忽略的存在,是生命与客观实在的区别。目前不能证明信息包括精神,也就是不能证明信息具备自由意志。

海德格尔提出的“存在”概念是对传统的西方哲学“存在”概念的修正,是将离开现象界的“存在”与生命个体相结合。因此,笔者采用海德格尔视角,提出了从生命个体进行存在领域划分的视角,见图1。

之所以将物质视作公共信息,是因为物质具备客观实在性。客观实在性,按马克思的定义,是不依赖于人的意识而存在着的特性。因此,物质是与个体精神无关的,是公共的信息。个体信息,则是个体感知到的信息,可以比喻为通过滤镜的光线,光线如同公共信息,滤镜如同个体的文化、情感、知识结构等。自由意志具备主动性,包括在精神之中。然在哲学范畴中,未见有使用“自由意志”一词。为尊重传统的描述方式,在哲学范畴中,以“精神”替代“自由意志”。个人信息是个人通过器官、仪器获取外界公共信息后,由于个体不同而与公共信息产生差异的信息。公共信息则是客观存在的信息。两者对于个体来说,都是信息的方式。人与事物之间必须有中介,中介是公共信息和个体信息。

由此,笔者提出:从总体角度,也就是从公众角度,或者是群体角度出发的哲学范畴是“存在=物质+精神”;而从个体角度出发的哲学范畴是“存在=信息+精神(自由意志)”。

4 结语

文章通过对信息的哲学层面的概念分析,认为信息的根本性质可以归纳为:信息是受认识主体的观念所影响的,信息是认识主体认识客观世界的中介;信息不能簡单的等同于客观世界,但与客观世界又紧密联系,不可分隔,信息和物质两者是相依、共存的;信息是概念的集合。

通过信息的根本性质溯源而上,对信息的本源从两个角度进行研究:一是从某种物质的质料入手,至形而上的高度;二是从具体事物的“形式”入手。从上述两个角度综合研究的结果是:信息没有独立于信息之外的本体,信息的本体与信息是融合为一。

信息的根本性质使信息在哲学范畴中如何安置成为问题。邬焜教授提出的新的哲学范畴 :“存在=物质+信息”,对传统的哲学范畴提出修正,使原本被忽视的信息成为哲学范畴的一个组成部分。然而,此范畴对自由意志(即主动性) 重视似乎不够,而主动性是生命与事物的根本区别。因此,这笔者采用海德格尔的视角,提出了从总体角度出发“存在=物质+精神”的哲学范畴;从个体角度出发,“存在=信息+精神(自由意志)”的哲学范畴。这与波普尔的“三个世界”理论有类似之处,不同之处在于本文是按照不同角度进行划分,概念包涵的范围有交叉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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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高依旻?张毅华?余达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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