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是小编精心推荐的《中国式分权农业经济论文(精选3篇)》，欢迎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摘要：传统的分权理论认为，财政分权引起政府提供公共品的效率提升，有利于城乡与区域的均衡发展。为结合中国的具体实际进一步探究财政分权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的方式、途径和结果，本文对近年来国内相关文献进行系统梳理，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未来如何深化和拓展这一研究的建议。
中国式分权农业经济论文 篇1：
金融分权与经济发展关系研究
摘 要：由于工业化以及城市化进程一直在持续发展，我国在金融发展方面非常的迅猛，已经根据实际的情况建立起了一定的金融管理体制。纵观之前传统化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其中央集权的方式对于金融的发展以及管理进行了一定的控制。随着社会的进步，经济多样化形式的影响，中央集权的金融方式开始向着地方分权，不仅是针对发展的地方化，更是市场民营化的主要体现。为了控制好金融分权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中央政府和社会主义经济市场结合起来，从政策、现实等多个角度来权衡两者之间的关系，使其相互制约却又共同发展。
关键词：金融分权;经济发展;关系研究
引言
我国一直在持续发展以及进步，金融活动对于工业化大生产进行了代替，因此现代金融活动发展的势头不容小觑，它作为现阶段市场经济活动的主体，标志着我国从一个农业化的国家顺利经过工业化改革进入到了金融经济的时代。针对我国的金融经济问题进行研究也逐渐成为社会重点关注的方面，尤其是基于经济发展的现状事实，对于现代金融经济的分权问题进行分析，重视财政分权、金融分权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研究，能够帮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稳定发展和进步。
1、中国式金融分权的演进、特点及概念内涵
1.1金融分权的演进过程
1.1.1金融开始分权的阶段
早在1978年，新中国成立刚好29年，改革开放的制度被提出了，全国上上下下开始进行改革创新，消除封建残留。在金融方面的变迁是：传统的经济制度被改变，金融体制走上了“大一统”“统存统贷”以及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在我国农村，出台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度、国家政策体质改革以及企业改革都为后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做出了较大的贡献。这样的发展趋势使得中国“大一统”的金融体系一步一步地被瓦解，金融领域出现了分权化的趋势，一些非政府类的金融市场开始出现，相应的金融分权模式显露了出来。在银行等金融机构当中，金融分权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1.1.1.1国家专业银行以及中国人民银行存在分离状态，权利不再集中于中央，而是各方之间相互制衡;
1.1.1.2各个专业银行总行把信贷资金的调配权利、利率的浮动权利等又按照地理区位和行政分区的不同进行了分权;
1.1.1.3非银行金融体系的分权化，主要集中在1978—1993年，地方政府开始实现“自下而上”的金融创新，借助资金拆解的方式建立起以信托公司为代表的一系列非银行类型的金融机构，这使得除了银行以外的金融体系开始出现了分权。1980年，中国人民银行也开始要求各行政区划下的分行积极地进行信托业务的开展，借助各类名义进行贷款和投资，目的是要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金融流通性。这一措施的初衷是好的，但是信托公司计划外贷款一直在持续增加，这样会使得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不断膨胀，不仅使得物价大幅度上涨，还严重影响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平衡性;;
1.1.1.4金融管理的分权化，虽然说在国家层面上已经根据实际情况的不同颁布了一系列关系金融管理的制度和条令，在名义上形成了统一监督以及管理的集权式金融管理体制，主要包含：信贷政策、银行金融机构、金融机构业务、非银行金融机构以及其他的金融市场等实施管理。其属于金融管理分权化的一种重要表现，而且在“放权让利”的大背景下，地方政府对于金融管理的分权处理更具有主动性。
1.1.2金融重新集权阶段
金融重新集权的阶段是在1994—2001年。在1992年的时候，受到国际市场的严重影响，我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泡沫经济状况，很多非银行金融机构看准这一趋势开始了不正当的交易竞争，最终积累了很多的不良财产。这些财产大多数都是从国有企业中获取而来，因此国有企业出现了大面积的亏损，严重的还存在着瘫痪的现象。
到1993年以后，金融的亏损超过了以往最亏损率的130%，造成了严重的亏损，对于银行来说生存开始变得举步维艰，相应的金融风险也被暴露了出来。为了进一步使得该局面得到缓解，中央政府联手各层面开始控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施金融管理权力以及金融资源配置的整合，金融工作的重心也从推动国民经济发展、盘活资金等逐渐转变到防范金融风险上。
直到1998年，受到东南亚经济危机的影响，中央金融工作的重点仍然还处于对金融风险的解决和控制，强化了相应的国有银行法人制度，加强彼此之间的金融风险性研究。这其中国有银行在相关政策的调控之下也表现出了力度非常显著的国有银行垂直化管理趋势，降低了地方政府对于国有银行日常工作和业务网络的干预，并加强对农村信用合作社和城市信用合作社的规范，这实际上是一种鼓励金融分权在地方发展积极性提升的重要措施，最终促进了城市商业银行和城市合作银行的出现。
1.1.3金融适度分权阶段
中国银监会在2003年正式成立，主要负责银行业的管理以及监督，设置“一行三会”的具体监管框架。这时候，大部分的城市新商业银行由于发展迅速、发展势头十分迅猛，开始走上了上市的道路。自2007年至今，我国的金融权利才得到了真正的促进，小贷公司、村镇银行以及资金互助社等地方性金融机构更好的发展。2013年，中央对于金融业的宽容度还在不断增强，中央要求金融业一定要逐渐向民营经济开放，并设置民营银行对于民营经济实施支持，把其当作发展当中非常重要的一项改革举措。近期，我国的经济趋势整体上来说都是在进步，但是外部因素的影響使其出现了一定严重威胁经济增长的趋势，金融行业的违规操作也变得越来越多，因此需要加强和规范融资平台的实际运行。
1.2金融分权演变的特点
1.2.1金融分权演变实际上是中央权衡地方经济发展和金融风险后的结果，属于社会主义市场历史发展过程中的重要节点。第一阶段使得中央对一些实在看不下去的违规金融风险进行调控;第二阶段则是对上一阶段所积累下的非常多的风险措施;第三阶段是中央非常重视地方经济发展以及金融风险防范的衡量，关于下放金融权力非常审慎，将任务和责任落实到每一个工作人员头上，形成了金融的适度分权。
1.2.2由于金融分权属于中央政府与地方商户之间博弈的结果，要求实现“自下而上”的金融改革和创新，以“倒逼”方式从中央“攫取”部分金融权力，进行金融分权政策的落实。
2、金融分权、财政分权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研究
2.1财政分权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我国早在21世纪初期的时候，还进行过分税制改革。分税制改革的出现，使得“自下而上”的财政权利被集中在一起，最后都集中在地方政府，地方政府为了使得每一个企事业单位、每一个商户、每一个社会公民都受到对待，就开始实行共享税收制度。刚开始，共享税收制度还比较符合民意，但是逐渐地发展下去就会发现其会加剧财事权的不匹配程度，这时候的政府想要促进社会收支的平衡就要转移支付资金，当转移支付资金的程度比较严重的时候，政府的这一行为就变成了举债，严重影响了当地的经济。
而且土地财政制度的出现，与地方政府形成了一定的合作关系，所带来的预算外收入最终导致财事权不匹配度日益加大，债务融资的泡沫经济属性和土地财政的不可持续性最终使得经济的可持续性发展出现了消极的影响。这足以说明，中央财政集权如果过度的话，就会对经济发展带来消极的影响，而一定程度上的财政分权则会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可持续性发展和进步。
2.2金融分权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金融经济属于一种和具体经济相反的概念，其指的是一种虚拟化的经济活动，主要从金融资金的循环当中获得相应的利润。1997年，东南亚国家出现金融危机，全世界都意识到金融风险危害非常严重。我国在2001年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在这种发展之下，中央一直在强化国有金融体系的控制，使得地方政府干预金融机构的情况降低。此时的金融体制强调的是金融活动的稳定性，对风险要素的控制，是有利于金融经济增长的。
但是，从地方的角度出发，危机使地方经济发展受到冲击，地方政府非常重视地方性金融机构的发展，采取非常多的措施吸收社会存款以及外资，并利用政治权利获得较多的金融资源。这就可以说明带有中央集权印记的金融集权对于经济发展是积极的，而那些存在地方特指的金融隐性分权对于经济的发展以及增长是非常不利的。
2.3财政分权、金融分权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纵观我国金融分权的发展过程，发现中央预算内财政的具体集权造成地方财事权存在不匹配的情况，财政缺口以及地方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造成地方政府依赖于土地资源获得预算之内的具体收入。这是因为金融隐性分权的制度使得土地财政和债务融资结合在了一起，当金融机构开始利用土地进行集资，再去填补债务的亏空，就会增强金融分权下债务的风险。这时候，如果说财政分权和金融分权两者之间能够相互作用，相应的隐性分权模式就会严重削弱上述两者结合在一起的共同作用，最终使得经济发展的正向趋势受到严重的影响。
3、结束语
综上所述，纵观我国，相对来讲较为封闭，在发展中逐渐受到社会主义制度的影响，进而使得经济水平大力提升，保障我国在国际上的地位更加稳固。而目前，经济因素更能代表一个国家的实力，想要在国际化竞争当中更好立足，就需要不断重视或新或旧的金融问题，分析存在的风险因素以及会造成的具体影响，最终提出针对性的防范措施，加强对金融分权与经济发展关系之间的研究，实际上是为推动我国现代化金融经济市场的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的一种重要方式。
参考文献：
[1]张永文.农业经济增长与农村金融发展关系分析[J].新农业，2021（14）：25-26.
[2]王亚肸.金融中介发展与经济发展关系研究综述——经济增长和经济波动的视角[J].全国流通经济，2021（18）：157-159.
[3]陈欣烨.新中国成立后中国金融制度与金融产业发展关系探析[A].天津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天津市社会科学界第十六届学术年会优秀论文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显著优势（上）[C].天津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天津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2020：11.
作者簡介：
钮长浩，男，汉族，江苏盐城人，就读于东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研究方向：经济管理。
作者：钮长浩
中国式分权农业经济论文 篇2：
中国财政分权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的研究述评
摘 要：传统的分权理论认为，财政分权引起政府提供公共品的效率提升，有利于城乡与区域的均衡发展。为结合中国的具体实际进一步探究财政分权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的方式、途径和结果，本文对近年来国内相关文献进行系统梳理，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未来如何深化和拓展这一研究的建议。
关键词：财政分权；城乡收入差距；财政支出结构
城乡收入差距问题关系到我国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一直是经济研究和政策制定关注的热点问题。现有文献对影响城乡收入差距因素的解释主要集中在城市化、城乡二元经济、要素流动与开放程度等方面。此外自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来，我国已经表现出明显的财政分权的趋势，财政分权已经成为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重要因素之一。然而目前研究财政分权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的文献还比较少，一般结合经济增长、公共品供给、城市化等问题一起研究。本文对现有的研究进行梳理和评价，以期对未来更进一步的研究打下基础。
一、数据指标与模型建立
文献大都选择了省级面板数据。丁艺（2009）、赖小琼（2011）、范晓莉（2012）等选取数据的时间从70年代开始；马光荣（2010）、胡月（2012）、李伶俐（2013）选取的数据从80年代开始，其中胡月（2012）是对分税制改革前后的数据作出对比分析；解垩（2007），陈安平（2009），于长林（2011）等选择了1994年分税制改革之后的数据。此外，何玉麟（2013）与卢小祁（2012）分别选取广东省和江西省的数据进行实证检验。
财政分权指标大多数采用支出分权。赖小琼（2011）、范晓莉（2012）、李雪松（2013）选择了地方预算财政支出占全国预算财政支出的份额，陈安平（2009）、马光荣（2010）、陈工（2012）选择了这个支出分权指标的人均化。许海平（2013）同时采用了人均财政支出和人均财政收入两个指标。贺俊（2013）在采用人均财政支出分权指标的同时又用收入分权指标进行了稳健性检验。李雅楠（2011）在文章中采用了人均财政支出、人均财政收入和地方预算收入占地方预算支出三种指标来衡量财政分权。
在实证模型的选取上，解垩（2007）、于长林（2011）、胡月（2012）等选择了面板回归模型，赖小琼（2011）、范晓莉（2012）选择了向量自回归模型，许海平（2013）、何玉麟（2013）及李雪松（2013）分别采用了空间计量模型、时间序列模型和多元协整与向量误差修正模型。陈安平（2009）采用了联立方程，将增长方程、收入差距方程与财政支出方程联合求解。只有陈工（2012）这一篇文章中建立了经济学的理论模型，将某一区域内的居民划分为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同时把政府财政支出分为对农村居民的转移性支出、对城市和农村居民的生产性支出以及提供公共品的支出，分别在最大化社会福利函数和最大化辖区内GDP的条件下求解政府的支出。
二、实证分析结果
由于指标、数据选取的不同和建立模型的不同，各文献中得到的实证检验的结果也各不相同。
解垩（2007）、许海平（2013）验证了财政分权对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作用，赖小琼（2011）、贺俊（2013）、陈工（2012）得到了财政分权会扩大城乡收入差距的结果，李雪松（2013）、范晓莉（2012）的结论是财政分权在短期内扩大城乡收入差距，从长期来看却有利于城乡收入差距的收敛。何玉麟（2013）证实了财政分权本身有利于缓解城乡收入差距，然而由此带来的地方官员激励和行为模式的扭曲却起到了相反的作用。于长林（2011）分地区验证了东部地区财政分权对城乡收入差距有显著的缩小作用，而中部和西部却不显著。胡月（2012）得到了结论1994之前的财政分权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1994年之后由于地方政府的恶性竞争导致财政分权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
陈安平（2009）得出的结论是因财政分权导致的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的增加会扩大城乡收入差距，但如果在财政支出增加的同时伴随有对科学教育和农业支出的比重增加时，则会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李雅楠（2011）在文章中得到了人均财政支出和人均财政支农支出的增加有利于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但财政分权却不利于这种机制发生作用，以及从地区的角度来看，增加中西部的财政支农支出与科教文卫支出会降低城乡收入差距，但财政分权同样会影响这个机制起作用。
三、影响机制
现有的研究表明，财政分权本身并不能够直接影响城乡收入差距，而是通过地方政府的支出结构而间接起到作用。
解垩（2007）与于长林（2011）认为，地方政府为了吸引人才，会改善辖区内的软环境，提高社会公共服务、教育、卫生和社会保障，相对来说会使城市居民受益比农村居民更多，不利于改善城乡收入差距，另一方面，政府为了吸引外资也会改善投资的硬环境，增加基础设施建设，这会使农村居民受益更多，这两个方面的作用使得财政分权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是不确定的。
赖小琼（2011）认为，财政分权增加了地方政府可控制的财政资源，如果地方政府更多地把这些财政资源用于转移支付、发展农业和科学教育这些有利于提高农民收入的方面，那么财政分权就有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如果地方政府将财政资源更多地用在提高城镇居民收入上，那么财政分权就不利于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
卢小祁（2012）从卢卡斯的增长模型出发，指出城乡收入差距的本质是城乡增长之间的差距，进而提出政府对教育支出结构的调整通过影响人力资本进入增长方程，从而对城乡收入分配产生重要作用；除了增长的差异，能够影响到城乡收入差距的还有再分配的过程，这涉及到政府的转移支付与财政支农支出。
马光荣（2010）与何玉麟（2013）指出，奥兹的分权理论认为分权能够提高政府提供公共品的效率，从这个角度来看，财政分权确实有利于城乡和区域的均衡发展，与此同时又引入了委托代理理论中的锦标赛模式，由参赛者根据组织者制定的标准而竞争，最终根据相对排名来决定胜负。而我国目前是在保持政治高度集权的前提下，将官员的晋升机制由政治挂帅转变为以经济增长为主，这种考核体系扭曲了官员的激励和行为模式，不利于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
李雪松（2013）在文章中提出，我国的分权模式是经济上的适度分权与政治上的高度集权相结合，中央政府对地方官员的任命和考核具有绝对的权威，因此，地方政府基于GDP增长绩效考核和政治升迁的双重压力，就会将财政资源投入到周期短收益大的产业，而减少对农业的投入，从而导致农业增长缓慢，造成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
贺俊（2013）将财政支出分为经济建设性支出，社会性支出和一般性支出，其中经济建设性支出和一般性支出会拉大城乡收入差距，而社会性支出能缓解城乡收入差距。
四、对现有研究的评述及对未来研究的建议
现有的文献在财政分权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具体机制上，除了提及传统的分权定理中由地方政府提供公共品的效率更高之外，更多考虑的是财政分权对政府行为以及政府财政支出模式的影响。虽然表述方式略有不同，但其核心思想基本上是将政府行为的目标分为经济增长和兼顾公平两个方面，如果政府的目标和财政支出偏重于增长，就不利于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如果政府更多考虑到公平并增加相应的财政支出，就会相对缓和城乡收入差距。然而，在财政分权的背景下，并不只是政府支出模式会影响地区经济增长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变动，政府行为的变动也会影响相应的政策环境，从而引发投资方向等其他相关因素的变动。在具体机制的分析和探讨中应该全面综合地考虑这些因素的影响。
大多数文章在理论构建方面并不曾建立相应的数学模型，而只是单纯采用文字性的描述，对于其中内在机理的阐释也是基于常识性的认识，缺乏更为严格的学术推理，相对来说说服力较弱。或者只是进行单纯的实证研究，不涉及理论方面的阐述。在未来的研究中应该更加注重理论的模型化，用更为严谨的方式进行科学研究。
各文章在指标选取和模型建构上大同小异，但由于在数据获取与处理方面存在差异，得出的结论却不尽相同。而且数据的选择大多停留在省级尺度上，由于各省的具体情况各不相同，在实证模型中未必能将所有相关的干扰因素纳入其中，为了研究的准确性，应该扩展到县市一级的数据进行进一步的对比研究。
多数文章中都明确指出财政分权是通过影响政府财政支出模式等因素来对城乡收入差距间接起作用的，但在实证模型的建立时却直接将财政分权作为一个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解释变量纳入到模型中。因此，在理论研究进一步深入的过程中，实证模型也应该根据其内在机理做出相应调整，考虑到财政分权在间接影响到城乡收入差距的过程中涉及到的中间变量，以更加贴近实际情况。
总而言之，我国目前关于财政分权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研究相对比较薄弱，但这方面的研究无论在学术研究还是政策制定方面都有着重要意义。在以后的研究过程中应该更加注重内在机制研究的深入、理论模型的构建、数据的进一步扩展和计量模型的完善，不断提高这一领域的研究水平。（作者单位：河南工业大学经济贸易学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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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樊晨希
中国式分权农业经济论文 篇3：
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增强民族地区群众获得感
【摘要】重视群众获得感是贯彻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重要体现，民族地区群众获得感的提升有利于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民族地区治理发展特别是民生建设的重要内容，探讨如何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增强民族地区群众获得感，具有重大的理论与现实意义。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增强民族地区群众获得感过程中存在价值、制度、现实与认知的四重逻辑。应在四重逻辑基础之上，调试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相关政策与措施，以加强党的领导、完善制度体系、提升政策效果与民族地区群众的主观体验为抓手，构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过程中全方位增强民族地区群众获得感的多维路径。
【关键词】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民族地区 群众获得感 民生建设 治理效能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0.17.014
重视群众获得感是贯彻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重要体现。民族地区的群众获得感是保障民族团结、实现共同发展的重要基石，民族地区群众获得感的提升有利于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获得感是我国国家治理与政治叙事的重要概念，是治理的良政基准与善治标尺。[1]群众获得感产生于国家治理与国家发展中，是人们对国家治理与发展带来自身实际获得的认知与感受。民族地区的发展与治理是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过程中的重大命题。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全面总结了“中国之治”的重要内涵，提出我国国家治理“坚持各民族一律平等，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现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显著优势”。要更好地实现民族地区的发展与治理，就需要提高少数民族地区群众的获得感，从而夯实显著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基础。
问题的提出
实现民族地区发展、走向共同繁荣需要完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在这一过程中，如何实现和提高民族地区群众获得感成为需要进一步回答的问题。我国政治学、民族社会学等领域的专家围绕获得感的内涵、分类、问题与进路展开了大量讨论。围绕本文讨论的核心，学者们认为民族地区群众的获得感主要有三大来源：首先是客观获得论，认为获得感源于经济发展与生活改善，[2]要均衡地域发展水平，扩大民族地区扶贫，[3]缩小收入差距;[4]其次是主觀体验论，认为群众获得感来自对发展的认同与体验，要从群众需求出发，回应其期待，[5]关注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体验，[6]提高发展成果共享的公平性，[7]也可以强化持续发展的可能性，增强现实获得感;[8]最后是民生保障论，认为要促进群众获得感就需要加强民生建设，实现社会保障兜底，[9]通过提高公共服务质量实现群众获得感的提升。[10]
上述研究从客观获得、主观体验和民生保障等角度讨论了群众获得感的生成与提升路径，但却少有研究关注如何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提升民族地区群众获得感;这就需要解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如何增强群众获得感的，明确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转换成获得感的逻辑，从而建构增强民族地区群众获得感的路径。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增强民族地区群众获得感的四重逻辑
民族地区发展面临民生建设与获得感提升的双重任务与挑战，实现民生建设与获得感的有机结合能够实现治理资源优化配置，发挥制度的显著优势，对全面推进民族地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战略意义。因此，需要厘清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促进民族地方群众获得感的逻辑关系，实现二者良性互动。二者具有相同的价值取向。基本公共服务是民族地区群众生活的安全网，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将夯实民族地区基础设施建设，为实现发展奠定基础，成为后扶贫时代民族地区解决相对贫困长效机制的有机组成部分;提高民族地区群众生活水平，实现共同繁荣，促进民族团结。民族地区群众获得感集中表现为对国家与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认可与支持，有利于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由此可见，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与民族地区群众获得感无论在理论还是实践过程中都有密切联系。根据获得感的客观获得、主观体验与民生保障生成论的观点，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有利于促进民族地区群众获得感的提升，存在四重转换逻辑。
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价值逻辑。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集中体现了“不断保障和改善民生、增进人民福祉，走共同富裕道路的显著优势”[11]。民族地区群众获得感是群众对民族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的参与和支持，是对发展成果的共享，是共同奋斗的治理势能的体现。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促进民族地区群众获得感体现了党和国家围绕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促进均等化过程中汲取民族团结的治理势能，最终转化为民族地区共同走向繁荣发展的治理效能。
国家权威的制度逻辑。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民族地区的基本公共服务建设，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民族地区政治、社会制度变革的巨大飞跃。随着均等化的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在民族地区的下沉也代表着国家权威的下沉，体现着国家对民族地区发展治理的制度建构，强化了民族地区群众对国家的认知和公民意识，彰显了国家权威，形成促进民族地区群众获得感的制度逻辑。
治理绩效的现实逻辑。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过程实现了民族地区公共基础设施、生产生活资料的积累，提高了民族地区教育、卫生、文化等各方面事业的发展，进而提升了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群众生活水平，实现了政府主导下的福利转移和财政转移，深化了群众对国家的认可和拥护，增强了群众的实际获得感，体现了治理绩效的现实逻辑。
获得体验认知传递的生成逻辑。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过程的实质还是民族地区群众享有基本公共服务带来的外部性的过程，在主观绩效上，群众幸福感不断提升。在此过程中，均等化的基本公共服务将形成民族共同体的情感基础，增进民族地区群众实际获得的认知体验，形成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到获得感的主观感受认知链，体现了从均等化到获得感认知传递的生成逻辑。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增强民族地区群众获得感的多维路径
基本公共服务增强民族地区群众获得感的四重逻辑从国家权威、价值逻辑、治理绩效和认知体验四个方面揭示了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增强民族地区群众获得感的过程。在此基础上调试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相关政策与措施，以加强党的领导、完善制度体系、提升政策效果与民族地区群众的主观体验为抓手，构建其多维路径。
党的领导是实现民族地区各方面事业发展的根本保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将基本公共服务的显著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促进获得感提升。“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和最大优势”，[12]要将“不断保障和改善民生、增进人民福祉，走共同富裕道路”的显著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根本在于党的领导。要加强党对各方面事业的领导，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尤其需要强化基层人民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履行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压实地方政府基本公共服务责任;要发挥党在基本公共服务制度体系设计、执行的作用，要充分发挥党组织和党员联系群众的纽带作用，反映群众公共服务需求，推动基本公共服务制度设计和清单设计更加合理优化，执行过程更加顺畅，推动基本公共服务制度体系扎根于民族地区每一片土壤;要充分发挥党对基本公共服务供给过程的引领作用，引导社会组织参与民族地区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提高供给质量，激发民族地区群众参与和监督基本公共服务政策的热情。
制度体系是提升民族地区群众获得感的基础条件。应完善民族地区基本公共服务制度体系。随着以《“十三五”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规划》为代表的一系列制度与政策的制定实施，我国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不断提高，正走向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要实现民族地区群众获得感提升，就需要继续完善民族地区基本公共服务制度体系。应建立与完善民族地区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化制度体系，建立民族地區基本公共服务质量标准，使民族地区也能享有不低于一定标准的基本公共服务产品;应建立民族地区基本公共服务清单调整机制，使其回应不同民族区域人民群众最关心、最关切的公共需要，并在清单调整的基础上优化资源要素投入方向与数量，提高资源效用;应建立民族地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实现程度评价制度，促进民族地区基本公共服务供给过程性监测，为政策调试提供依据;[13]应建立民族地区基本公共服务发展治理干部考核体系，提高公共服务在领导干部考核评价中的比重，提高民族地区地方政府基本公共服务制度落地的积极性。
政策效果是促进民族地区群众获得感的现实利益基础。应促进民族地区基本公共服务补短板、强弱项，缩小区域差异。均等化的绩效集中体现为民族地区公共产品数量，需要提高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与政策效果。其一，财政投入是基本公共服务发展的基础。我国民族地区特别是边疆民族地区、偏远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均等化面临资金、人才等要素不足的困境，应继续扩大对民族地区的财政转移支付和要素投入，促进专款专用，提高财政绩效。其二，开展民族地区基本公共服务补短板、强弱项的专项行动，瞄准教育、医疗卫生、基础设施等民族地区人民群众最关心的问题，加大投入，切实回应人民群众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其三，我国民族地区还存在相当数量的贫困现象，应继续推进民族地区扶贫攻坚工作，完善基本生产生活设施，促进建立以基本公共服务为重要内容的民族地区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
改善民生是促进民族地区群众获得感的关键维度。[14]群众获得感就是群众对基本公共服务增益的感知。因此，不但需要注重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数量等客观绩效，还需要注重基本公共服务的主观绩效，提升群众的认可度与满意度。其一，需要转变基本公共服务供给“重硬轻软”的观念，民族地区实现基本公共服务补短板的同时，应注重人民群众实际感受，而不是盲目打造“面子工程”，实现有限资源的供给优化和绩效。[15]其二，供需匹配是获得感产生的基础，应建立民族地区基本公共服务需求表达与供给调整机制，激励民族地区人民群众参与基本公共服务政策过程，促进需求信息进入决策过程，实现供需匹配。其三，加强对民族地区人民群众的预期引导，引导基本公共服务的合理预期，重视纵向获得感，[16]引导纵向比较，增强民族地区取得重大历史成就的获得认知。其四，应体现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内容的民族特质，将民族特征、民族智慧融入基本公共服务供给过程，增强民族地区人民群众主人翁意识，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共建共享。
（本文系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区域公共管理信息化研究中心重点项目“微时代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精准性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编号：QGXH17-02;也得到成都理工大学2020年度中青年骨干教师发展资助计划的支持）
注释
[1]王浦劬、季程远：《新时代国家治理的良政基准与善治标尺——人民获得感的意蕴和量度》，《中国行政管理》，2018年第1期。
[2]张安驰：《中国式分权下的经济发展与城市贫困人群获得感提升》，《经济与管理评论》，2020年第1期。
[3]王昕天、康春鹏、汪向东：《电商扶贫背景下贫困主体获得感影响因素研究》，《农业经济问题》，2020年第3期。
[4]王积超、闫威：《相对收入水平与城市居民获得感研究》，《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19年第10期。
[5]王滢：《接受理论对增强大学生思政课获得感的启示》，《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19年第19期。
[6]王俊秀等：《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内涵、体验与获得感》，《红旗文稿》，2019年第16期。
[7]谢治菊、兰英：《基层公务员公平认知与获得感探讨——基于3209份调查问卷的分析》，《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2期。
[8]刘金发：《更多-更可持续：土地流转中农民获得感的时空整合及提升路径》，《山东社会科学》，2020年第1期。
[9]王亚茹：《民生保障获得感、社会公平感对政府信任的影响研究》，《湖北社会科学》，2020年第4期。
[10]廖福崇：《公共服务质量与公民获得感——基于CFPS面板数据的统计分析》，《重庆社会科学》，2020年第2期。
[11]《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民日报》，2019年11月6日。
[12]丁俊萍：《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和最大优势》，《红旗文稿》，2017年第1期。
[13]康健、姜晓萍：《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实现程度：评价要素与维度》，《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20年第2期。
[14]曹现强、李烁：《获得感的时代内涵与国外经验借鉴》，《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7年第2期。
[15]姜晓萍、康健：《官僚式外包：政府购买公共服务中利益相关者的行动逻辑及其对绩效的影响》，《行政论坛》，2019年第4期。
[16]王浦劬、季程远：《我国经济发展不平衡与社会稳定之间矛盾的化解机制分析——基于人民纵向获得感的诠释》，《政治学研究》，2019年第1期。
责 编∕郭 丹
作者：白秀银 康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