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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关系论文 篇1：
论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系
摘要：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属于外来的思想文化，要能够指导中国实际，必须寻找到一种为中国人民所能理解和接受的民族形式，要具有中国的民族特色，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需要结合中国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要在中国发挥作用，需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继承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还要反映时代精神。这种对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已经使20世纪中国的政治思想等意识形态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还将对未来中国人的生活、思维等方式发生重大影响。因此，我们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间的关系，对当代思想、社会、文化等领域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传统文化
一、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对传播马克思主义起到了积极作用
1.中國人民对理想社会概括为“大同”社会。春秋时代孔子在《礼记·礼运篇》中描绘：“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的一个美好的大同社会。此后，大同社会便成了中国人的理想天国，也为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人的头脑做了铺垫。近代洪秀全提出了“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的主张。维新变法的康有为写了一本专著《大同书》，描述了一个无家界、无国界，一切财产归公的大同社会。资产阶级革命家孙中山也提出了三民主义，在土地问题上平均地权，认为“实行社会主义之日，即我民幼有所教，老有所养，分业操业，各得其所”[1]。五四运动时期，各种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知识分子中广泛传播开来，这些思想能迅速传播是以大同思想为基础的。如早年毛泽东也是在大同思想下接受各种共产学说，他写了一篇《学生之工作》，提出创建“公共育儿院、公共蒙养院、公共学校、公共图书馆、公共银行……”[2]
2.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思想家和学者都十分注重实事求是。实事求是一词，最早出自《汉书·河间献王传》，是东汉著名历史学家班固赞誉汉景帝的儿子刘德严谨治学态度的话。毛泽东借用“实事求是”这句成语，吸收其中朴素、合理的因素，并从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高度对它作了新的科学解释，赋予其崭新的时代内容，以之作为表述中国共产党人以一贯之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科学概念。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没说过“实事求是”，这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毛泽东创造性地把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理论，概括为“实事求是”，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生动体现。
3.中国传统文化中很早就有了“民本”的思想。《尚书》关于“民可近，不可下。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是民本思想的基本原理，也是民主思想的基本原理。《左传》关于“民之所欲，天必从之”的论述，都很有代表性。孔子的“仁者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勿施于民”，这一原则彰示着民本精神，对君权形成了约束。墨子的“兼爱”思想，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都明确倡导了以民为本，将人民置于国家和个人之上。先秦后期的儒家泰斗荀子论“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本”，同时，荀子又以“民水君舟论”对其“民本论”作了进一步的阐释：“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这个论断深刻揭示了民众的基础性地位和重要作用。此后，隋朝初期的王通主张“爱民厚生”，北宋的张载提出“为生民立道”，明清时期的王夫之也主张“君以民为基”，等等。李大钊早年提出“唯民主义为其精神”[3]的思想，其中也有不少民本思想的因素。陈独秀在《今日之教育方针》一文中说：“民主而非国家，吾不欲青年耽此过高之理想；国家而非民主，则将与民为邦本之说，背道而驰。而若民主义之国家，固吾人财产身家之所托。”[4]毛泽东的“开其智慧而蓄其德，与之共跻圣域”和实现“民众的大联合”等，也可以说是民本思想的体现。
二、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结合
1.从理论角度来说，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是由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特点决定的，以及19～20世纪中国社会变迁的理论需要。近代以来，中国各阶级的有志之士从文化、制度等层面对西方文明进行引进或效仿，但由于中国内在的各种原因而使各种救国方案最终以失败而告终。19世纪末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殖民地的狂潮之后，中国知识分子开始转向对西方文化的重新审视。1918年，著名哲学家、文学家斯宾格勒，他的那部振聋发聩之作——《西方的没落》，曾经让中国的几代知识分子几度兴奋，又几度沮丧，他在书中就警示了资本主义已经在走向没落。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导致了形形色色“社会主义”思想流派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产生，这给了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又一次文化选择的机会。他们提出了要代表人类文明的发展方向以及能满足中国现实社会变革的需要，通过不断反复的实践验证和对比之后，才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选择，标志着中国人民在走向救亡图存的全新道路上获得了理论上的依据。
2.从思想内容来说，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使马克思主义和中国文化传统之间有着一些共通之处。中华民族是深谙辩证法奥妙的民族，如用金、木、水、火、土五种物质元素概括自然现象和人类活动。《周易》里“一阴一阳谓之道”，事物都有阴阳两个方面、两种力量，相反相成，相互推移，不可偏废，构成事物的本性及其运动的法则。《老子》认为“有无相生，难易相成”，对立面相互依存、相互渗透，“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历史发展的过程就是不断向反面转化的过程。列宁认为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实现自己的解放，“甚至几千年来，人类早已幻想过‘立即’消灭所有一切剥削。但是，在全世界千百万被剥削者还没有联合起来为按照资本主义社会自身的发展方向来改变这个社会而进行彻底的、果断的、全面的斗争以前，所有这些幻想仍然不过是幻想罢了。”[5]民本主义思想在中国源源不断，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如“民贵君轻”、“民为邦本”等民本思想，而重视民众力量的基本精神，恰恰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观点有共通之处，所以能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思想理论基础。
3.从实现过程来说，马克思主义不仅是理想信念和现实需求的文化精神，更是实践和科学探索的理论武器。李大钊提出“应该细细研考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怎样应用于中国今日的政治经济情形”[6]。中国革命在经历了土地革命时期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巨大错误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才真正懂得：“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7]近代以来，中国人民经历各种磨难：先进的中国人寻求真理，寻求强国御辱之道，有地主阶级、资产阶级改良派还有资产阶级革命派等各种派别，只要是西方的新道理，什么书都积极学习，但是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碎了中国人学西方资产阶级民主的迷梦。此后，有志之士多次奋斗，但最终失败了。而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中国的面目从此焕然一新，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实际，中华民族取得了北伐战争的胜利，打败了日本侵略者，结束了内战，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进行了伟大的改革开放，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胜利。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创新和发展
1.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体现了中华民族精神的高度弘扬。在中国历史上，自古以来就有“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以及“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等精神。从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之时，中华大地就开展的轰轰烈烈的追求科学与民主的新文化运动，就体现了觉悟的中国人思想上的开放和精神上的宽容。在陈杂的中西文化中，以开放的态度接受马克思主义，以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革命及建设的指导思想，正说明了中华民族精神的宽容和自强的精神。长期以来中华民族养成了勤勉务实又善于变革进取的精神，在中国历史上，几乎每一个朝代都经历过变法革新，改革家层出不穷。毛泽东、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情相结合，开辟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新道路，江泽民、胡锦涛等新一代领导人根据变化了的国情，在领导中国人民推进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发扬求实变革的精神，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
2.传统文化不利因素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的消极影响。中国传统文化中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危害最大的是小農经济文化心态的诠释，小农经济文化心态对马克思主义的诠释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上是有害的。马克思曾对小农社会特征作过这样的描述：“他们的生活条件相同，但是彼此间没有发生多种多样的关系，没有丰富的社会关系；他们利益的统一性并不能使他们彼此形成共同关系，形成全国性的联系。”[8]彼此隔绝，缺乏社会关系，必然导致狭隘的文化视角，这种狭隘的文化视角往往就是经验主义的文化心态的基础，而需要高高在上的权威来主宰他们的命运，又必然导致与狭隘文化视角相联系的盲目权威崇拜，这就是教条主义的文化心态的基础。
毛泽东认为：“中国历史遗留给我们的东西中有很多好东西，然而我们中国有些人却崇拜旧的、过时的思想，这些思想对于我们今天的中国不仅不适用而且有害。”因此，必须创造性的转换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把这些精华放到具体的实践中去弘扬，绝不能无批判的继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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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向宜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关系论文 篇2：
传统文化的重建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关系浅析
[摘 要] 西方文化的冲击和挑战导致中国文化出现危机,中国文化面临着重建的诉求,最终是马克思主义担当起文化重建的历史任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要在马克思主义的引导下,实现中国传统文化的重建和转型,其实质则体现了文化的“范式革命”。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文化分析理论成为文化重建的必然选择。
[关键词] 文化危机 马克思主义 范式革命
针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民族文化的关系,毛泽东曾有过精辟概述:“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离开中国的特点来读马克思主义,已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1]P534这意味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绝不是要用马克思主义替代中国文化,造成文化传统的断裂,而是要在马克思主义的引导下,实现中国传统文化的重建和转型——促使本土文化成为现代性生长的文化母体。
一、危机中的文化重建诉求
西方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冲击和挑战导致中国文化出现危机。鸦片战争以前,中国人对于自己的文化有着坚定的自信心和优越感,用孔子的话来说就是:“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论语·八佾》)殷海光将其概括为一种“天朝模式的世界观”:“自我中心的”,“不以平等看待外国”,“在过去,中国人认为凡与中国有密切接触的其他文明都是从中国文明传衍出来的,而且照中国人看来,那些文明不及中国文明”[2]P1-23。这种文化观表现在中西文化关系上就是“西学中源说”的盛行。“当时,中国文化并无所谓“危机”一说,也没有文化重建之诉求。
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列强凭借坚船利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给中国带来沉重的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西方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冲击和挑战也同时发生。中国社会看待中西文化关系的态度由此发生了历史性转折——由“西学中源”演变为“西学东渐”,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动摇了,中国“天朝模式的世界观”破碎了,中国人在深受肉体折磨的同时也经受着精神的挫折。中国人在痛苦中觉醒,开始“开眼看世界”,这是认识西方以及反求诸已的自我觉醒过程。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认识到西方经历了由器物到制度再到文化的逐渐深入过程,认识到文化的差异是导致中西方发展不同境遇的根本原因,从而得出中国近代以来民族危机本质上是一场文化危机的结论。这种观点逐步成为整个社会的共识。如殷海光说:“近一百二十多年来中国一切重大困难都是从文化出了问题衍生出来的。”[2]P18贺麟也说:“中国近百年来的危机,根本上是一个文化的危机,文化上有失调整,就不能应付新的文化局势。”[3]P2在中西方文化碰撞中,西方的自由市场经济挑战中国传统的自然经济,民主政治挑战中国的专制皇权,经济与制度层面的挑战最终都折射在民族伦理精神与价值信仰的文化层面上,文化危机产生的最深层根源则在于中国人世界观和人生观的彻底颠覆。
既然发生了文化危机,自然就需要寻求拯救之道。西学东渐以后,对中国文化的思考就离不开西方文化这个强大的参照系,文化拯救之道也正是从处理中西文化关系中寻求。中国人在认识并处理中西文化关系时,基于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同的学者往往提出了不同的重建文化途径,如主张中体西用论、全盘西化论、儒学复兴论、西体中用论和综合创新论等。而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其文化意义也正是这一文化拯救之“生存”意识的具体体现。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意义在于文化发展的“范式革命”
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思想启蒙的最终选择,是西学东渐思潮所带来的一次中国文化发展的深层次变革,实质是文化的范式革命。“范式”概念是托马斯·库恩在谈科学革命的结构时提出来的。他认为,“某些实际科学实践的公认范例,它们包括定律、理论、应用和仪器在一起,为特定的连贯的科学研究的传统提供模型”[4]P9,指的是从事某一科学的研究者群体所共同遵从的世界观和行为方式,规定了他们的共同的基本理论、观念和方法和共同的信念,以及某种自然观(包括形而上学假定)。什么是科学革命?库恩讲:“科学革命在这里是指科学发展中的非积累性事件,其中旧范式全部或部分地为一个与其完全不能并立的崭新的范式所取代。”[4]P85科学革命的实质是范式革命,是一种全新的范式取代旧有的范式,是一种新的世界观、方法论和行为方式,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新的基本理论、观念、方法和信念等取代旧有的世界观、方法论和行为方式,以及旧有的基本理论、观念、方法和信念的过程。
将“范式”引入文化研究领域,用以分析文化发展的具体过程和历史演变,则“范式革命”强调的正是文化中最深层的内核——哲学思想的根本转型。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文化意义在于实现了中国文化发展的一次深刻的“范式革命”这一点,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有明确地论述,他在解释“中国文化革命的历史特点”时说:“在中国文化战线或思想战线上,‘五四’以前和‘五四’以后,构成了两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在‘五四’以前,中国文化战线上的斗争,是资产阶级的新文化和封建阶级的旧文化的斗争。……‘五四’以后则不然。在‘五四’以后,中国产生了完全崭新的文化生力军,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人所领导的共产主义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二十年来,这个文化新军的锋芒所向,从思想到形式(文字等),无不起了极大的革命。”[1]P697-698可见,毛泽东认为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这一历史事件具有文化意义,它实现了根本意义上的文化变革。
中国近现代的文化发展之历史与库恩所描述的“科学革命的结构”非常相似。库恩在分析为什么会出现科学革命时指出:“科学革命起源于科学共同体中某一小部分人逐渐感觉到:他们无法利用现有范式有效地探究自然界的某一方面,而以前范式在这方面的研究中是起引导作用的。”[4]P85中国文化变革的出现,也正是因为一部分进步分子看到了中华民族的危机根源在于文化危机,即中国传统文化的现有范式已经不能有效的探索和研究中国社会的现实问题以及引领一条有效的社会发展道路,因此他们提出了一套新的文化范式用来取代旧有的文化范式。五四新文化运动倡导文化西化,主张以西方倡导民主和自由的启蒙理性文化取代中国传统的儒家封建文化,是这样一种“范式革命”的文化实践。而五四以后马克思主义列宁思想传入中国更是文化的“范式革命”的具体实践,五四时期流行的“全盘西化”的文化建设范式被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建设范式——即毛泽东的文化思想所取代。从中国传统文化到五四新文化再到马克思主义,文化范式伴随着社会的、经济和政治的变化而相应地发生根本的变化,所以说毛泽东的文化理论本质上是一场“范式革命”。
三、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分析理论成为传统文化重建的必然选择
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也是一种文化哲学。英国学者雷蒙德·威廉斯认为:“既然马克思主义强调社会现实的所有因素彼此依存,既然在分析中强调运动及其变化,马克思主义者应当合乎逻辑地在‘整个生产方式’——一种总体的社会过程——的意义上,使用‘文化’概念。”[5]P359这是一种基于唯物史观的文化分析理论,其核心是“经济”与“文化”的辩证发展关系,其中经济作为基础,决定了文化的发展,经济基础的变革,必然带来文化的变革,而文化的变革反过来又会推进经济基础的变革,作为总体的社会变革包括两个相辅相成的部分:经济基础的变革和作为上层建筑的文化变革。毛泽东正是基于这一理论来分析“人的文化创造性活动”问题的,所以他说:“文化革命是在观念形态上反映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并为他们服务的。”[1]P699
林毓生曾经指出:“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的中国第一代知识分子同二十世纪初的第二代知识分子之间,尽管存在着许多差异,但这两代知识分子中大多数人专心致志的却是一个有共同特点的课题,那就是要振兴腐败没落的中国,只能从彻底转变中国人的世界观和完全重建中国的思想意识着手。如果没有能适应现代化的新的世界观和新的思想意识,以前所实行的全部改革终将徒劳无益,无济于事。这种观点与那些强调政治权力、社会条件或经济生产方式的社会改革理论相比,则是强调思想和文化的改革应优先于政治、社会和经济的改革。”[6]P43林毓生把这种认识称之为“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的途径”,事实上已经不自觉地点出了毛泽东的文化危机拯救之路和其他人的文化危机拯救之路的最主要区别: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的主张认为要振兴中国,解决中国的社会危机最根本的是从彻底转变中国人的世界观和完全重建中国人的思想意识入手,而毛泽东则认为要解决中国社会的现实问题和危机最根本的是从经济基础和生产方式的变革入手,经济基础和生产方式的变革决定了思想和文化的变革,只有先实现了政治革命、经济革命然后才能真正实现文化的变革和重构,才能真正解决中国的社会危机。因此,毛泽东在讨论文化问题时,强调我们不能忘记“唯物史观”的文化分析理论。他说:“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的表现。这是我们对于文化和政治、经济的关系及政治和经济的关系的基本观点。那么,一定形态的政治和经济是首先决定那一定形态的文化的;然后,那一定形态的文化又才给予影响和作用于一定形态的政治和经济。”[1]P664
概而言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本身既是实践的问题,更是理论建构的问题,当我们把民族危机归结为文化危机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本质上就是中国文化危机的拯救之道,其核心是通过会通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与中国本土文化的概念、范畴、价值理念,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观、方法论、价值理念来重新理解和解释中国传统文化,从而实现文化由传统到现代的转型和超越,这是重建中国文化的必然选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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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张荣辉
作者：隋思喜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关系论文 篇3：
“十年论战”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系
摘要：发生于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的中苏两党大论战，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产生了深远影响：一方面，它启动并一定程度上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另一方面，它又阻碍了这一历史进程。研究和探讨这场论战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系，对更好地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意义重大。
关键词：十年论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关系
发生于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的中苏两党大论战，是一件波及范围广泛、影响极其深远的重大历史事件。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视角来看，中苏两党长达十年之久的这场争论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有着重要的位置。简言之，这场十年论争导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在曲折中发展。
一、十年论战的焦点
在这场大论战中，中苏之间就时代、战争与和平、和平共处、和平过渡等众多问题进行了你来我往的针锋相对，本文仅就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产生重大影响的焦点议题进行简单概述。
一是关于斯大林的评价问题。这始终是中苏论战的焦点之一。斯大林去世后，非斯大林化的方针就在苏共新领导层内形成了共识，通过赫鲁晓夫作秘密报告的形式得以实践。苏共认为这是苏联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是对国内政策进行调整改革的必要举措。中共对此采取了十分慎重的态度：一方面认为它破除了迷信、解放了思想，有利于各国根据本国实际进行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一方面认为它在内容和方法上存在严重错误，主要是不恰当地全盘否定斯大林。为此，中共通过《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既对苏共二十大批判个人崇拜的意义给予了积极评价，又对斯大林的功过进行了客观论述，指出斯大林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但也是一个犯了严重错误而不自觉其为错误的马克思主义者。但随着中苏之间分歧不断扩大，关系不断恶化，尤其是自中共得出苏联已经变修的结论后，便从原来正确的立场上逐渐后退，在“二评”（即《关于斯大林问题》）中完全否定了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个人崇拜的积极性，指出“赫鲁晓夫同志利用所谓‘反对个人迷信’，全盘否定斯大林，是完全错误的，是别有用心的”是“一个卑鄙的政治阴谋”。
二是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这是中苏论战的实质所在，主要通过如何对待斯大林模式和如何看待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主要任务这两方面表现出来。关于如何对待斯大林模式，中、苏两国都是这一模式的坚守者和推进者。不论是赫鲁晓夫在所有制、管理体制等方面进行的改革，还是毛泽东的“以苏为鉴”，都只是在这一模式基础上进行局部调整，未从根本上突破。尽管中国通过“以苏为鉴”，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发展商品生产等闪光思想，但由于对迅速到来的新生的社会主义社会缺乏足够的思想准备，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常常建立在马恩经典作家关于社会主义已有论述的基础之上，而苏联的社会主义发展模式又恰恰实践了经典作家的论述，所以，中国更加坚守和推进这一模式。这导致了中国没有真正看清赫鲁晓夫的改革只是在原有模式内的修修补补，而将其斥之为“修正主义”。关于如何看待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主要任务，中、苏两国都没有形成正确的认识。苏联认为国内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国家消亡的过程正在进行，提出了“全民国家”、“全民党”的口号。而中国，虽然在中共八大上提出了当前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做出了党和人民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解决这个矛盾的正确论断；但随着中苏分歧和矛盾的扩大，特别是苏共二十二大关于“三和两全”理论的提出，中共得出了苏联已经变修的结论，并以此反观国内，得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矛盾仍然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的论断。中共为此突出强调阶级斗争，强调国际反修与国内反修防修的结合，对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的认识最终偏离了正确的轨道。
三是关于社会主义国家如何进行本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苏共二十大后，中国共产党人“以苏为鉴”，明确了要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历史使命，并取得了初步的成果。但苏联却将此指责为“单干”、“特殊立场”、“派别活动”，要求跟苏联“对表”，向苏联看齐，服从苏联国家利益，并以“老子党”的态度干涉，甚至嘲讽中国的探索道路，尤其是赫鲁晓夫对“三面红旗”的嘲讽，促使我国在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更加“左”转，承受了巨大损失。
二、十年论战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的推进
在十年的论战中，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不断在反思苏联和东欧国家原有体制的弊端，同时也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经验。毛泽东发现苏联经验的某些方面并不适合我国的实际国情，并于苏共二十大召开之前，就在中央领导集体的小范围内提出了以苏联经验为鉴，探索适合中国实际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思想。恰逢苏共二十大对斯大林在领导苏联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所犯的一些错误，以及对他的个人崇拜所造成的严重后果进行公开揭露和批判，它“打倒了偶像”，打破了“紧箍咒”，揭开了长期压在头上的“盖子”，表明“苏联、苏共、斯大林并不是一切都是正确的”，“我们应该从各方面考虑如何按照中国的情况办事”。可以说，以苏共二十大为契机，我们党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开始由“以俄为师”，全盘模仿苏联向“以苏为鉴”、吸取苏联经验教训转变。苏共二十大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始对中国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进行深入思考。毛泽东多次提出要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指出“应该用自己的头脑思索了”“应该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探索在我們国家里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了”。以苏共二十大为起点，在“以苏为鉴”的基础上，我们党坚持独立自主，根据我国的具体情况，提出了一些科学社会主义的新思想、新观点，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在中共就苏共二十大及其影响进行多次讨论的过程中，毛泽东提出“在消灭了阶级对立之后，社会主义社会还有矛盾”，“矛盾是普遍存在的”思想。随后，中共八大作出了国内主要矛盾已不再是阶级矛盾，而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党和全国人民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来解决这个矛盾，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正确论断。然而在1956年10月，国际上发生了“波匈事件”，反苏反共浪潮汹涌而至，国内也发生了少数人闹事的情况，先后有一些工人罢工、学生罢课请愿和农民退社的事情发生，社会矛盾日益突出。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一系列重大的理论问题摆在了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社会主义条件下还有没有矛盾，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是什么，新的社会条件下人民之间的矛盾是什么性质的矛盾，社会矛盾与战争时期相比有了什么样的变化，用什么样的方法来解决这些矛盾，等等。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问题，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于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深入调查研究，开展理论探索，发表了《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一系列重要文献，创造性地提出了比较完整的社会主义基本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学说，构建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人民内部矛盾理论的基本框架。
1956年3月19日，在讨论苏共二十大及其影响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张闻天就对苏联工业化道路发表了看法，提出要慎重思考发展农、轻、重的比例问题。随后，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的报告中就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关系进行了具体阐述，指出相较于苏联和东欧一些国家，在三者的关系上我们没有犯原则性的错误，但“还要适当地调整重工业和农业、轻工业的投资比例，更多地发展农业、轻工业”。此后，随着中苏关系的恶化以及论战的全面展开，我国越来越意识到走中国自己的工业化道路的重要性，进一步提出了奉行“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工业化方针、“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条件下、工农业同时并举”等重要思想。
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随着中苏之间分歧和争论日益扩大化、公开化，尽管中国对适合我国具体实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逐渐偏离了正确航向，但我们党仍在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等方面提出了许多富有创造性的闪光思想。
经济方面，针对苏联高度集中统一的经济体制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所日益暴露的弊端，毛泽东提出要大力发展商品生产，要高度重视价值法则的作用，指出“要利用商品生产、商品交换和价值法则，作为有用的工具，为社会主义服务”；陈云提出建立与我国情况和人民需要相适合的社会主义的市场；刘少奇提出要用经济办法来管理经济等思想。同时，在总结“一五”计划期间，照搬苏联模式出现的国民经济比例失衡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党的八大提出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方针，并以此指导我国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地均衡协调发展。
政治方面，吸取斯大林集权和搞个人崇拜的教训，提出要经常注意扩大民主，要始终做到坚持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民主集中制，要不断完善党的监督机制，要健全法制，坚决杜绝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和个人专断。同时，要与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民主党派做到“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建立在社会主义基础上的互助合作关系，共同推动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
思想文化方面，针对科学文化领域受到苏联学术批评中粗暴作风以及教条主义的影响，毛泽东提出了“双百”方针，指出，“对于科学上、艺术上的是非，应当保持慎重的态度，提倡自由讨论，不要轻率地作结论”，要在艺术问题上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百家争鸣，进而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的大发展和大繁荣。
三、十年论战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的阻碍
中苏之间这场长达十年之久的论战是一把双刃剑，纵然它开启并一定程度上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但随着论战的逐渐升级、激化，它带来的负面作用日益扩大，最终严重阻碍了这一历史进程。
（一）十年论战助长了中共党内的左倾倾向，使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误入歧途
在毛泽东看来，“三面红旗”，即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伟大发明创造，是他最为伟大的创举之一，是不容许从根本上否定的。对此，赫鲁晓夫则指出，突然出现共产主义社会是不正确的，过早过渡到按需分配的原则会损害共产主义建设事业。他认为中国在搞“冒险主义”、“唯意志论”和“平均主义的共产主义”，批评人民公社化运动不过是俄国原始公社的翻版，既不具备物质条件，也不具备政治条件，只是一种幼稚的空想，甚至嘲讽“你们搞大跃进，可是人民没有裤子穿，穷得要命”。这触怒了毛泽东，他说，
“一个百花齐放，一个人民公社，一个大跃进，赫鲁晓夫们是反对的，或者是怀疑的。……这三件要向全世界作战，包括党内大批反对派和怀疑派”。事实上，赫鲁晓夫的一些批评是正确的，但由于他采取了在公开场合对中国进行攻击、指责的方式，非但没能使中共认识到其批评的合理性和正确性，反而助长了中共党内已有的左倾倾向，导致中共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左倾错误的进程出现反复和逆转，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逐渐背离了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而误入歧途，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遭受重创。
（二）十年论战强化了中共对斯大林模式的坚守和推进
如前所述，中共认为苏共对斯大林的批判和揭露，既“揭了盖子”，又“捅了娄子”，由此出发，对斯大林做了三七开的评价，對斯大林模式也提出了引以为鉴，吸取其错误和教训的思想，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一系列有益的探索。但一方面由于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刚刚起步，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还没有充分显现；另一方面由于中共对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缺乏实践经验，因而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常常只从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的已有论述中去理解，甚至照搬某些具体结论。由于斯大林模式基本实践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的已有论述，所以中共始终认为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虽然有缺点，但其基本方面是正确的，是马克思主义的。毛泽东一再强调“所谓非斯大林主义化就是非马克思主义化，就是搞修正主义”，指出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在原则上和苏联是相同的，只是在方法上有所不同。因此，在论战过程中，中共对南斯拉夫和赫鲁晓夫的改革进行了严厉批判——把南斯拉夫所进行的鼓励竞争、提倡以利润刺激企业积极性、把信贷和银行作为支持自由竞争的杠杆等改革尝试视为鼓励资本主义的发展、复辟资本主义：把赫鲁晓夫提倡物质刺激、利润原则，实行允许包括个体经济在内的多种经济成分存在等措施视为修正主义的表现。这再次说明中共始终囿于斯大林模式的藩篱，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问题没有完全搞清楚。而中苏论战的迷雾对中共坚守和推进这一模式无疑又起到了强化推动作用，使中共没有认识到南斯拉夫和赫鲁晓夫的改革是结合本国实际所进行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没能看到这些改革所产生的积极效应。
（三）十年论战导致阶级斗争扩大化，使中共对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的认识偏离了正确方向
自1958年以来，中苏之问的分歧和矛盾因长波电台、共同舰队、中国炮击金门、塔斯社针对中印边境冲突发表偏袒印度的声明等问题不断加深，加之赫鲁晓夫自中国发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以来一直对此冷嘲热讽，使毛泽东开始认为苏共领导已经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走上了修正主义或者半修正主义的路线。1961年苏共二十二大在“和平共处、和平过渡、和平竞赛”的基础上提出了“全民国家”、“全民党”的理论，使中央最终断定苏联出了修正主义，苏联党和国家的领导权被修正主义者篡夺了。这直接导致毛泽东对国内阶级斗争的形势作了日益严重的错误估计，逐渐地将党内存在的正常分歧和不同意见上升为阶级斗争的高度，看作党内修正主義的表现，得出了“赫鲁晓夫就在党内”、“中央出了修正主义”等结论。在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重提阶级斗争，断言“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需要几十年，甚至更多的时间），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强调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日日讲。由此，中共对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的认识偏离了正确方向而迈入了阶级斗争的歧途，成为后来“文化大革命”发动的主要因素之一。
（四）十年论战导致个人崇拜的兴盛和蔓延
在苏共二十大前，中国共产党人尤其是毛泽东本人十分重视和强调坚持民主集中制，扩大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十分注意防止个人崇拜现象的发生，提出了禁止给党的领导人祝寿，禁止用党的领导人的名字作地名、街名和企业名，禁止发一切致敬电，禁止提英明领导等一系列正确的预防措施。遗憾的是，这种正确的认识随着中苏之间分歧和争论的日益加剧而逐渐偏离到了“个人崇拜有正确和不正确之分”，“提倡正确的个人崇拜”的轨道上。
随着中苏之间分歧和矛盾的不断扩大，毛泽东得出了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中央彻底变修的结论，认为赫鲁晓夫在二十大上批判斯大林是为修正主义服务，是为了破坏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和篡夺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权。基于此，毛泽东对个人崇拜问题的认识开始出现逆转，由肯定苏共反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积极意义到对其大加反对，并开始默许人们对自己的个人崇拜。毛泽东这种态度的变化，无形中助长了个人崇拜的兴盛和泛滥，严重破坏了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党内“一言堂”，使得对毛泽东进行任何批评的可能性都被扼杀了。这无疑为毛泽东后来实践“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发动文化大革命创造了必要的社会心理条件。
中苏十年论战是20世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重大事件，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产生了持久深刻的影响。在这一时期，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试图突破苏联模式的束缚，“以苏为鉴”，探索符合中国具体实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但由于缺乏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和经验，对马列经典作家论述的教条式理解，以及急于摆脱“一穷二白”现状的心理状态，随着中苏分歧和争论日趋白热化，党对社会主义的一些不成熟认识和教条式理解逐渐扭曲变形并最终陷入了“极左”误区，酿成了“文化大革命”的悲剧，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由此遭受了重大损失。今天我们对这段历史进行回顾、反思，是为了能够吸取其中的经验教训，以更好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
首先，必须科学地对待和正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不是一成不变的教条，它随着时代、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向前发展，“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
其次，必须根据本国的实际建设、发展社会主义。只有在基于自身实际情况的基础上建设、发展社会主义，才能充分发挥它的生命力，没有也不可能有统一的固定不变的社会主义发展模式。
第三，必须以国家利益为根本，不过多地搞意识形态争论。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不能以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作为划分“敌”、“友”的标准，而应当首先考虑国家利益与国家安全。过多的意识形态争论，只会既误人，又误己。
最后，必须在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和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基础上发展党际关系。对于党与党之间的关系，首先要坚持二者是平等的和同志式的关系，而非“老子”和“儿子”的关系；其次要尊重别国党和别国人民选择适合自身实际的社会发展道路的权利，不能将自己的经验和观点强加于人，不能随意评论别国是非，“各国的事情，一定要尊重各国的党、各国的人民，由他们自己去寻找道路，去探索，去解决问题，不能由别的党充当老子党，去发号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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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金伟 王珍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