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经济新常态提出的意义
对经济新常态的认识
中国经济新常态，简单可理解为：这是不同以往的、相对稳定的状态，实质上是经济发展告别过去传统粗放的高速增长阶段，进入高效率、低成本、可持续的中高速增长阶段。 中国经济新常态有其现实背景，即中国经济正从中等人均收入水平国家向中高收入国家迈进、同时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转折时期，旧常态增长模式难以为继。旧常态的高增长，是不平衡式的增长，是以GDP为中心、以投资为主导、对技术进步重视不足的粗放式增长。所谓以投资为主导，实则是通过人为政策刺激而实现的增长，因而，在旧常态中，自觉或不自觉地走上违背经济规律和资源环境约束的、不可持续的增长，也就不足为怪了。旧常态的增长模式难以为继，必然促使经济转向新的增长模式并且实现与之对应的新常态。
在旧常态日渐暴露其不可持续的结构性矛盾之时，中国经济的增长率开始出现了下降。从2012年开始，中国经济出现了重大转变，增长速度下降至7%～8%之间，明显下了一个台阶。当时中国政策研究人士内部发生过激烈的争论，经过两年来反复辨析，基本形成了两点共识：一是，经济增速回落，不仅是国内外短期因素冲击所致，而且是中国经济基本面发生变化，传统增长动力减弱、潜在增长率下降的结果。因此，我国正面临经济增长阶段的转换，增速不可能也不应当再回到过去接近两位数的高增长。二是，虽然我国的潜在增长率已经不能支撑接近两位数的高增长，但潜在增长率不会一下子滑落到发达国家2%～3%的低速水平，而是具有一定时期内实现中高速增长的潜力。
不得不说的是，2012年11月，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掌舵中国经济发展“巨轮”后，就敏锐注意到中国经济这一重大变化和可能潜在的深刻影响。经过一年的研究观察和听取多方意见，2013年年末，中央对经济形势做出了经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的重要判断，第一次统一决策认识：中国经济已处于从高速换挡到中高速的发展时期。2014年年中，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总书记在对“三期叠加”进一步分析中，强调“经济工作要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随后，在北京APEC峰会上，他概括分析了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下速度变化、结构优化和动力转换的三大特点。在年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又细致入微地分析了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带来的九个趋势性变化。“中国经济正在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化。”按照最高决策者的判断，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是中国经济发展阶段性特征的必然反映，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
那么什么是经济新常态，它的特征是什么呢?通过学习，我们可以认识到，中国经济新常态的特征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中高速。从发展速度层面看，经济增速换挡回落、从过去10%左右的高速增长转为7%—8%的中高速增长是新常态的最基本特征。不少国家的经济增速都是从8%以上的‘高速挡’直接切换到4%左右的‘中速挡’，而中国经济有望在7%—8%的‘中高速挡’运行一段时间。环顾世界，当一个国家或地区经历了一段时间的高速增长后，都会出现增速“换挡”现象：1950年—1972年，日本GDP年均增速为9.7%，1973年—1990年期间回落至4.26%，1991年—2012年期间更是降至0.86%;1961年—1996年期间，韩国GDP年均增速为8.02%，1997年—2012年期间仅为4.07%;1952年—1994年期间，我国台湾地区GDP年均增长8.62%，1995年—2013年期间下调至4.15%。不少国家的经济增速都是从8%以上的‘高速挡’直接切换到4%左右的‘中速挡’，而中国经济有望在7%—8%的‘中高速挡’运行一段时间，这是因为中国是一个发展很不平衡的大国，各个经济单元能接续发力、绵延不绝，导致发展能量巨大而持久。“比如，当服务业在东部地区崛起时，退出的制造业不会消失，而是转移到西部地区，推动西部经济快速增长。 二是优结构。结构层面，新常态下，经济结构发生全面、深刻的变化，不断优化升级。产业结构方面，第三产业逐步成为产业主体。2013年，我国第三产业(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46.1%，首次超过第二产业;今年上半年，这一比例攀升至46.6%。“美国等发达国家服务业已占GDP的80%以上，新常态下，我国服务业比重上升将是长期趋势。需求结构方面，消费需求逐步成为需求主体。2012年，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自2006年以来首次超过投资。从今年上半年数据看，最终消费对GDP增长贡献率达54.4%，投资为48.5%，出口则是负2.9%。城乡区域结构方面，城乡区域差距将逐步缩小。2011年末，我国城镇人口比重达51.27%，数量首次超过农村人口。随着国家新型城镇化战略的实施，城镇化速度将不断加快，城乡二元结构逐渐打破。区域差距也将逐渐拉近。收入分配结构方面，居民收入占比上升，更多分享改革发展成果。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GDP年均增长9.8%，国家财政收入年均增长14.6%，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分别仅为7.4%和7.5%。在新常态下，这种情况将发生改变。瑞士信贷2011年发布的报告预测，未来5年内，中国的工资收入年均增速将达19%，超过GDP增速。在这些结构变迁中，先进生产力不断产生、扩张，落后生产力不断萎缩、退出，既涌现一系列新的增长点，也使一些行业付出产能过剩等沉重代价。
三是新动力：从动力层面看，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将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从1998年至2008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年均增速高达35.6%，而到2013年降至12.2%，今年1至5月仅为5.8%。制造业的持续艰难表明，随着劳动力、资源、土地等价格上扬，过去依靠低要素成本驱动的经济发展方式已难以为继，必须把发展动力转换到科技创新上来。
四是多挑战：从风险层面看，新常态下，面临新的挑战，一些不确定性风险显性化。2014年初以来，我国经济运行继续保持在合理区间，但楼市风险、地方债风险、金融风险等潜在风险渐渐浮出水面。这些风险因素相互关联，有时一个点的爆发也可能引起连锁反应。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新常态之“新”，意味着不同以往;新常态之“常”，意味着相对稳定，主要表现为经济增长速度适宜、结构优化、社会和谐;转入新常态，意味着我国经济发展的条件和环境已经或即将发生诸多重大转变，经济增长将与过去30多年10%左右的高速度基本告别，与传统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粗放增长模式基本告别。新常态的目标是经济发展质量的全面提升。适应新常态，是我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之后必须面对和思考的一个重大现实问题。落实经济新常态要求，追求经济新常态目标，必将有利于地方政府从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中解放出来，使中国经济从片面追求经济发展规模和速度转向更加注重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的轨道上来，实现经济和发展的良性循环，促进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新常态的背后是执政思维理念的重大转变。新常态的提出，预示着长期以来 GDP增长马首是瞻的政绩考核指挥棒将会逐步淡化使用。新常态的核心是资源配置方式的理性回归。新常态，意味着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发展新时期，我们要辩证认识和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统筹发挥“有形的手”和“无形的手”的职能作用，确保政府既不缺位放纵市场，又不越位干预市场，也不错位扰乱市场，从而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一要求落到实处才能最终确保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有序发展。
第二篇：经济新常态下的互联网+
新经济新常态 “互联网+中国”全面开启
从来没有一场力量如“互联网+”这般，自上而下、全面开花。
4月29日、中国钓鱼台国宾馆，主题为“势在·必行”的2015“互联网+中国”峰会在此隆重召开，全国超过500名官员，中央部委、地方执政 者汇聚一堂，商讨如何搭乘“互联网+”战车，推进地方经济转型与城市转型，融入到“互联网+”的生态圈中，发展生态经济实现弯道超车。
峰会中，“互联网+”业内率先实践者腾讯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马化腾全面阐释了“互联网+”思想内涵，并强调“互联网+”是连接一切，而不是 简单的“加法”;在腾讯为全国各地搭建的“互联网+”解决方案平台中，15个省市地区与腾讯签署战略框架合作协议，进行全面的“互联网+”合作;腾讯宣 布，公司四大业务线互为搭配，为全国各地政府打造的“互联网+”平台准备就绪、一切蓄势待发。
“互联网+” 一场深刻的自上而下的变革
“‘互联网+’绝对不是简单的累加，不是简单地把传统产业电子商务化，把支付手机化，也不是上云硬件建设和数据的简单一家聚合。”这是腾讯董事 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马化腾在多个场合强调的，“也不是中心控制式的，吸收聚集数据为一个节点”，而是要“催化数据流通运转激活信息能源”，成为“连接一切 能源的发动机”。
2015年，作为两会人大代表，马化腾提交了四份议案，其中一份名为《关于以“互联网+”为驱动，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创新发展的建议》，作为互联网资深从业者，马化腾在议案中表达了希望国家能够重视“互联网+”的作用，使之上升为国家战略的愿望。
恰好正是此次两会上，总理的政府报告中首次提到“互联网+”：“制定‘互联网+’行动计划，推动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与现代制 造业结合，促进电子商务、工业互联网和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从这一层面来看，国家顶层设计更多希望互联网能成为一个连接器，带动其他产业的创新、发展。
民间智慧中与国家顶层设计不谋而合，很快掀起了“互联网+”之风，而各地政府也搭乘“互联网+”快车趁风起舞、趁势而上。
此次峰会，腾讯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马化腾对“互联网+”思想进行了更为全面、深度的解读，他认为，“互联网+”最像是电的发明，一种新的能 源的普遍应用，彻底改变了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提升了人类改变世界的能力。“‘互联网+’就是一种能力，而产生这种能力的能源是什么?是因为‘+’而激活 的‘信息能源’”。
作为推动社会、生产发展的主要动能，信息能源是靠“互联网+”激活，“互联网+”的核心是“连接”——连接一切，才能彻底引爆和激发信息能源的力量。“互联网+”的三大特征是“连接性、开放性以及去中心化”。
首推“互联网+”生态圈 15城搭乘快车
长沙、无锡、大连、常州、湘西、盐城、襄阳、咸宁、开封、焦作、鹤壁、桐乡、临安以及湖南省经信委与腾讯签署战略框架合作协议，成为互联网+生态圈中的一员。
实际上，互联网+生态圈正在悄然形成，河南、重庆、上海率先加入到互联网+生态圈之中。这些城市都尝到了互联网+带来的便利。
如上海，作为华东地区首个搭乘互联网+快车的直辖市，通过微信服务“城市入口”，所有上海市民通过微信，即可享受查询天气、支付生活账单、预约 护照办理、违章查询等14项便民服务。微信“城市服务”在上海上线一周，服务人次近100万，在14项服务中，“挂号、电子违法、驾照非法计分、天气、电 费缴纳”占据排行榜前五位。
通过与腾讯的进一步合作，上海市民还将享受到，医疗、酒店、餐厅、百货、快递、票务、高校、景区等服务的便捷。这是腾讯运用移动互联、大数据等信息技术手段，助推上海市政府优化城市管理方式和公共服务模式，完善政府公共服务的“最后一公里”。
作为中原地区首个全面与腾讯进行合作的省份，河南省居民将在手机上通过微信已经实现一键搞定交通出行、医疗、社保、交警、户政、出入境、旅游等多种政府服务。“互联网+政务”，为政府探索社会治理新模式起到试点和示范作用。
而河南省也通过此次与腾讯的合作，试水“互联网+智能电动车”。通过河南省政府的相关支持，腾讯、富士康与和谐汽车三方将发挥各自优势互补，以合作促进创新，探索“互联网+智能电动车”的商业模式及产品。
在西南省份重庆，腾讯设立“互联网+”试点研究院、工程院，先选择一批试点区县和企业进行合作，促进创新成功转化，并逐步扩大试点范围，逐步实现“互联网+”从第三产业的融合向第一产业的融合。
腾讯研究院研究发现，在我国351个城市中，都已经或深或浅展开了与“互联网+”的探索实践。而未来，后来者亦会明白，只有全面拥抱“互联网+”才能实现弯道超车。
“互联网+”服务网络首次完形 腾讯四大业务提供全面服务
如果说微信打通了城市入口，那么腾讯云则为地方政府搭建了一个调度中心，腾讯开放平台则是全面打造众创空间，全面启动当地创新、创业生态环境，而qq则垂直深入的挖掘城市热点需求。
根据腾讯研究院和微信团队联合发布的《“互联网+”微信政务民生白皮书》，截至2014年底，全国政务微信总量达到40924个。全国政务微信 呈现出逐渐从“发布”升级为“服务”、“查询”升级为“办事”、“分散”走向“统一”的特点。移动的服务型政府正在微信平台上构建，电子政务借助微信已经 迈出了一大步。
民生方面，微信的“城市服务入口”目前已经在广州、深圳、佛山、武汉和上海五个城市上线。户政、交通、医疗、水电煤缴费等十几项民生服务，全部 被集成在微信的入口中，就像一个掌上的办事大厅，动动手指就能够完成这些业务的办理。“微信城市服务”目前已经覆盖6000万人，累计服务用户超过 1100万次。
在连接商业方面，微信通过开放二维码、Wifi和“摇一摇”三大入口，提供卡包功能和微信支付功能，连接线上、线上，使得整个购物流程更加轻 便。无论是已经在市场上取得成功的巨型企业，还是刚刚踏上征程、快速成长的初创企业，都通过微信的开放能力实现了与客户和合作伙伴更为有效的连接。
除此之外，微信的通讯功能、媒体属性，以及企业号、智能硬件平台，都为各行各业的“互联网+”升级储备了资源、开放了接口。
传统经济的核心资源是水和电，新经济的则是运算力、带宽和数据。如果把“互联网+”视为水和电，则与“云计算”的本质不谋而合——按需取用的云 端计算资源，将给传统行业的业务流程和商业模式带来化学变化。对于传统行业来说，基础设施变成了IaaS服务，平台变成了PaaS服务，应用变成了 SaaS服务，核心都是服务。
最为典型的案例是，2015年春节联欢晚会上的“摇红包”活动。当晚总计110亿次的摇一摇互动，峰值互动达到8.2亿次/分钟，这一堪称史上最繁重的服务器并发请求，腾讯云应对自如，完美化解。
作为新加入到腾讯搭建“互联网+”平台中的业务线，腾讯开放平台旨在协助各地政府打造创业生态环境。目前，腾讯众创空间提供的资源包括：腾讯云 全国15大城市的机房资源和超过400个加速节点、超过1万个API接口、日均曝光达到8亿次的广点通推广，以及全国最大的应用分发平台应用宝;线下方 面，规划中的创业基地或产业园将会覆盖全国25个城市，总面积超过50万平方米;与此同时，支撑线下服务体系的还有人才、金融、法务和相应政策。
与微信不同的是，QQ会重点覆盖QQ活跃用户最多的几个细分场景，如互联校园、互联公交、城市便民生活，让更多市民享受“互联网+”带来的便利生活。
腾讯公司表示，未来，不排除更多的资源及业务条线融入到“互联网+”整体解决方案平台，在“互联网+”时代，腾讯的愿望是做好“连接一切”!
第三篇：中国经济的旧制度与新常态
《郎咸平说：中国经济的旧制度与新常态》
这是一本系统论述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中国发展路线图的作品。在书中，作者以预测“全面深化改革”成功为前提，预测了新常态对国家、企业和个人，乃至世界格局的影响，将远远超过邓小平“南方讲话”。 作者认为，市场经济体制不单纯是经济制度问题，更是国家治理社会的最有效的治理方式，因为市场的本性就是自由、平等、公平、竞争和博弈合作。作者认为，中国经济已开始步入新常态，中国经济新常态的本质，就是通过改革，逐步使中国成为一个正常的市场经济国家，从而实现国家经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导致今天中国经济困局的深层次原因就在于，政府过去一直在做市场的主体，而不是做市场活动的裁判和监管者。所以作者认为，当前改革的当务之急，就是要清除阻碍建立正常市场经济秩序的旧制度。 在书中，作者从国企垄断、权力腐败、金融垄断、政策楼市、土地财政、政府监管失责等方面，说明政府在市场方面越位和缺位的灾难性后果，说明了一个由政府操控的市场不是一个好市场。 作者认为，政府的精力应放在建立一个没有垄断的公平竞争的“有效市场”。“政府行为公司化”是所有的经济旧制度、旧常态革除不去的根本原因。由于政府不愿意退出市场这一旧制度的存在，政府只能用调控、投资这种手段代替改革，以应付经济上遇到的困局。这两种代替改革的手段反过来又固化了政府直接参与市场的行为，如此循环往复，就造成了我们今天的经济困局。 我们新一届政府已经认识到了上述问题，所以在2014年连出三记重拳，以政策、法律、法规的形式，厘定政府与市场的边界。作者认为，“43号文件”将成为厘定政府与市场关系的里程碑性文件。 新常态的目标就是使中国成为一个正常的市场经济国家，一个法治经济的国家，从而实现国家经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新常态看起来是经济改革，实际上却是真刀实枪的开创性质的政治体制改革。而目前前所未有的“打老虎”、“拍苍蝇”的高压反腐，为打破垄断利益集团的改革攻坚战的深入开展提供了保障。 作者指出，在深化改革的过程中，政府的角色定位与职责，关键在于在国内国际市场为企业营造一个好的营商环境和格局。企业在充分竞争的市场环境中，作为创新的主体，要如何转型升级。在2014年，已经看到新一届政府在国际经贸关系方面的大手笔布局，开创了主动布局、创制规则的局面。 新常态是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五位一体的顶层设计，对于我国这个拥有五千年历史文化的文明古国来说，融入世界格局难度最大的不是经济，而是文化和价值观。十八大提出的二十四个字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现了兼容并包的特点，这也是我们从文化和价值观层面融入世界大格局的生命力所在。只有文化和价值观融入世界大格局，中国才会成为一个完全的正常市场经济国家，实现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 郎咸平先生一直为国家社会经济的改革鼓与呼，积极为政府和相关部门建言献策。可以说，本书涉及了目前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分析有理有据，简洁透彻，直指问题的本质。读本书的过程，感觉痛快淋漓。这是一本让我们提升认识水平和分析能力的好书。
第四篇：浅论经济新常态下银行的转型和发展
[摘要]我国的经济在经历了快速发展的阶段后，现已逐步放缓了发展的速度，由原来的粗放型、数量型、扩张型发展状态转为集约型、质量型的发展状态。在经济新常态的背景下，银行业的发展也面临着新的挑战。为了适应经济新常态的环境，银行业势必要进行转型以谋求发展。本文以经济新常态的表现为基础，分析在经济新常态下银行转型面临的挑战，并试图需求银行转型和发展的对策。
[关键词] 新常态， 转型， 发展
全球经济危机的相继爆发宣布世界经济已经进入“大过渡”和“大调整”时期。在这种经济形势下，中国经济在中国阶段性因素的叠加影响下进入了增速阶段性回来的经济“新常态”时期，并呈现出新的特点和规律。
总书记在2014年5月对河南的考察中第一次提及“新常态”，当时他就指出中国仍然处在重要战略机遇期，要调整心态，从目前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点出发，尽快适应新常态。
一、经济新常态的特点
“新常态”对我国的经济、政治、社会建设、文化等方面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中国经济在新常态形式下进行优化升级，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中国政治生活也呈现新常态，全国上下都在进行反腐倡廉，整顿不正之风，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不断深入；中国社会建设发展也进入新常态，加快推行法制建设，完善社会管理体制，倡导社会新风尚，促进和谐社会的建设；中国文化也在新常态的背景下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中国经济在经历了快速发展阶段后，从2012年起开始回落，告别以往30多年平均10%的经济增长速度，跌落到10%以下，2012年、2013年、2014年上半年增速分别为7.7%、7.7%、7.4%。这一变化预示着中国经济开始放慢了增长速度，由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中国经济发展进入了“新常态”时期。中国经济新常态的特点主要有以下几点：
1、速度--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
中国经济在经历了30多年的高速发展后，在全球经济危机的影响下，进入了相对缓慢的一个发展阶段，但经济增长速度仍然保持在7%—8%的中高速。虽然我国经济增长速度较之以前的9.9%的高速增长阶段回落了2—3个百分点，但与全球经济增长速度或者与其他国家经济增长速度相比，这个增长速度仍然处于领先位置。
2、结构--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破坏性开采的粗放型发展
中国经济之前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的高速发展，在这个发展时期都是在靠开采现有的资源、利用现有的环境的粗放型的发展。经济的增长势头是很迅速，但环境、资源和社会保障问题日益凸显，经济结构的转型势在必行。
1）环境问题。环境污染非常严重，现今中国有3亿农村人口没有安全饮用水可以喝，6000万城镇人口的饮用水水质不合格。土壤污染面积大，土质退化，山土滑坡、泥石流现象严重，每年都有很多亩耕地持续退化，原始森林的面积也在急剧减少。大中城市、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等工业发达地区大气污染严重，雾霾、强对流天气频发，对居民的生活造成了极大的影响。
2）生态系统退化。中国水土流失情况严重，80%以上的草原出现退化现象，生物多样性急剧锐减，濒危动物物种达250度种，濒危植物达350多种，生态系统对各种自然灾害的修复能力下降。
3）资源过度开发。中国的GDP在世界占比越来越重，与此同时，能源的消耗总量也在逐渐增多。耕地、煤炭、淡水、石油、森林、铁矿石等重要资源的人均占有量均大大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中国人均可再生淡水资源拥有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一；人均石油可开采储量、人均天然气可开采储量均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十分之一。原油、铁矿石等主要能源、矿产资源的对外依存度持续上升，石油的对外依存度已逼近60%。
4）社会保障体系不够健全。中国的GDP日益增长，但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仍然跟不上发展的速度，保障体系虽然已经覆盖城乡，但普遍存在保障水平偏低且不均衡的现象。
在中国经济新常态的形势下，经济的发展要告别过去过度开发、不顾资源短缺的现象，重视对环境的保护，健全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遵循自然的发展规律，遵循经济规律的科学发展。
3、动力--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服务业发展及创新驱动
中国经济增长结构也在逐步发生变化，服务业的比重越来越大，农业和制造业的比重明显下降，服务业超过工业成为经济增长的主力军。服务业增加值在2013年首次超过第二产业，GDP比重达到46.1%，在2014年这个比例继续上升；在需求结构中，消费率上升幅度较大，投资率下降，消费成为需求增长的主要动力；内需的比重也增加，与外需的结构发生的显著的变化。
二、在经济新常态下银行转型面临的挑战
1.金融体系建设多元化挑战。在新常态环境下，金融体系的建设逐渐加快和深化，新型的金融机制不断增多，经营越来越趋于多元化。银行虽然在众多的金融机构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市场地位和经济份额，但其他金融机构随着不断发展，其数量和经营实力也不容小觑。选择的层面一拓宽，客户在选择金融产品时，经常会货比三家，分析各个金
融机构的产品和服务质量，这样一来，客户容易走失和分散，会失去原有的优势，造成较大的经济损失。金融体系的多元化发展，对金融行为发展造成了强烈的挑战和冲击，对银行的发展和经营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2.银行创新方面带来的影响。在经济新常态的背景下，银行的贷款收益急剧下降，银行试图通过转变经营模式和创新产品种类来改变这一状况，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 创新新产品种类必须要分析当前的经济形势和客户的需求，要符合市场的发展现状。另外，银行创新人才的缺乏导致新产品的研发处于难产阶段，研发出来的新产品又不符合客户的需求，经营模式和方法也陈旧和滞后。银行创新人才的严重缺乏，严重制约了银行的进一步发展。
3. 互联网经济发展带来的挑战。科技的发达和社会的进步，是的互联网金融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互联网金融指的是以互联网为经营媒介的金融机制，并通过利用互联网来实现金融交易和收益目标。互联网为客户和银行搭建了桥梁，让客户通过互联网直接跟银行进行信息的交流，既节省了时间又减少了繁琐的交易环节，给客户提供了更加方便快捷的服务，极大地加快了人们生活和经济发展的节奏。
4.存款保险制度方面带来的挑战。在当前的经济新常态下，银行存款保险制度主要体现了以下三个方面的关系内容：1）政府与客户。与以往不同的是，政府不再代表银行对客户的资产或存款进行担保，而是由银行自身进行管理。银行是可以破产的，一旦破产，银行所负担的存款不再由政府代为赔付，而是由银行自行负责；2）政府与银行的监督关系。经济新常态形势下，政府主要负责监督银行的管理经营，保护客户的利益，规范银行的日常经营，确保其合法化、合理化、和规划；3）市场主体和保险基金与客户之间的法律关系。通过利用存款保险，明显客户、银行和保险基金彼此之间的法律关系和权利、义务。
三、“新常态”背景下银行转型和发展的对策
1.优化业务结构，增长新动力。在经济“新常态”的背景下，增长方式有所转变，引起第三次产业和行业的调整，和各生产要素投入的重新组合配置。“新常态”下，服务业、消费金融、技术性产业与战略性新兴产业已成为增长的主力军。银行必须要审清目前的形势，充分发挥自身的传统优势，通过持续优化三大业务结构以契合增长新动力，有效应对实体经济结构性的变化。①深化负债业务：随着互联网金融、直接融资等对资金的分流，再加上银监会对银行存款偏离度的考核，银行必须改变被动的负债管理模式， 积极主动负债管理实现具有自主、稳定、可控的资金来源渠道，切实解决资金、资产的期限和结构错配问题；②拓展中间业务：银行的收入结构不能再仅仅依靠利差，而是要向依靠中间业务转变。优化三大业务结构，避免金融资源“空转套利”和金融“剥削”实体经济利润等现象，切实服务于实体经济。③优化资产业务：资产托管、资产管理、
盘活资产存量、资产证券化等成为银行在“新常态”局势下的热点，而不是仅仅依靠传统的单一信贷资产的经营。
2.创新经营理念，构建内涵式发展模式。在“新常态”多重约束条件下，传统商业银行的经营理念也在发生日新月异的变化，改变了以往以规模快速扩张的经营理念，转变为注重内涵和效益的增长方式。银行业在金融服务需求的精细化、多元化、专业化的发展趋势下，要审时度势，抓住新的机遇，结合自身规模、人员和区域等优势创新经营理念和发展模式，力求打造新常态下新的利润增长点和新的市场竞争力，实现可持续发展，推动新常态发展战略稳步落实，增强发展的硬实力。
3.树立新风险文化，推行全面风险管理。在“新常态”背景下，”旧常态”的存量风险与结构调整和金融转型产生的风险相互叠加打破了原有的风险管理模式。同时，由于互联网金融的快速发展而产生的网络技术风险增加了传统风险的外溢和传导。为适应“新常态”局势，银行业急需树立新的风险文化，建立信用风险、流动性风险、市场风险、技术风险险、操作风等的识别、计量、评估、监测和对冲一整套流程，全面推进全面风险管理。
4.大力发展互联网金融，推动转型升级。移动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对传统的金融业的冲击很大，银行必须要正视这一问题。互联网金融的大力发展，其销售手段和渠道颠覆了银行的传统的业务流程模式和组织管理模式，进一步暴露了银行的传统的经营问题。金融和互联网的相互融合是银行业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经济新常态的要求。互联网以先进的科学技术推动传统银行的转型和升级，为中国银行业的发展开拓了一条崭新的科技途径。互联网技术的几大优势帮助改变了银行的运作方式，整合了原有的繁琐的银行服务流程，促使银行改革其传统业务流程，对银行业务流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新形势下，商业银行要充分利用互联网思维通过业务层面上的操作流程的优化与改善，从而实现银行的业务流程再造以适应未来互联网金融发展的需要。
5. 突破传统制度障碍，激发金融创新动力。”旧常态”下中国银行业凭借旧的制度红利实现了长足发展，同时也出现了以服务实体经济为幌子的“伪金融创新”现象，导致资金空转。这些“伪金融创新”的实质是与我国”新常态”发展相背离的。伴随着“新常态”的演进，金融市场将逐步由金融抑制向金融放松转变。要提高金融中介机构的资金配置效率，必须激发金融创新动力，突破传统制度障碍，以软实力利用新制度红利，在“新常态”下形成商业银行新的利润增长点。简而言之，银行业金融机构借助金融市场化改革东风努力消除打着服务实体经济幌子的“伪金融创新”，以有利于降低融资成本、增加融资便利性、减少金融风险为创新导向，切实从金融工具、金融产品、金融服务、金融制度、金融业务等方面进行创新。商业银行只有通过金融创新来突破传统制度障碍，才能真正落实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本质要求。
6.强化人才队伍建设，提升全员服务质态。在经济新常态的背景下，银行业发展的
核心是以客户为中心，这将要求银行培养出一批素质更高的人才。银行业的竞争主要体现在服务能力、服务质量、服务水平三个方面。银行业必须要不断加强人才队伍的建设，全面提升全体工作人员的业务质素，才能满足”新常态”的内在要求。一方面，要加强培训和宣导，让员工树立以客户为中心的服务理念，提升自身的服务质量，满足客户的不同需求，增加客户的黏性，进一步提高银行的服务竞争力；另一方面，加大激励约束机制，提高全体员工的综合水平，满足客户不同的需求。
四、结语
总而言之，在经济新常态的形势下，银行的经营面临着比以往更为严峻的挑战。银行应当深入分析新常态下自身所存在的经营问题，改变传统的粗放型经营模式，学习先进的经营理念，培养创新型技术人才，加快转型的步伐，适应经济新常态的环境下，提高竞争力，谋求自身的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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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刘弘毅. 互联网金融推动传统银行业转型发展[J]. 现代经济信息, 2016年第1期
第五篇：新常态下新型城镇化促进?经济增长的新认知
龙源期刊网 http:// 新常态下新型城镇化促进经济增长的新认知
作者：李程骅
来源：《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2015年第02期
摘要：在新常态的大背景下，要系统认知新型城镇化战略蕴含的巨大机遇和促进经济增长的动力，着力把发展的立足点转到提高质量和效益上来。新型城镇化在促使城镇消费群体不断扩大、消费结构不断升级、消费潜力不断释放的同时，也将带来城市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和住宅建设等巨大投资需求，开启城镇化的巨大增长空间。与此同步，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人口集聚、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的变革、生活水平的提高，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三次产业的联动等所带来的创新要素集聚，将充分释放城市、区域与国家的创新活力，营造创新驱动的新机制。面向“十三五”及未来一个阶段，依托新型城镇化战略，以经济转型推进城市与区域发展转型，是如期实现我国基本现代化目标的战略选择。
关键词：经济新常态;新型城镇化;经济增长
中图分类号：F120.4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7-9092(2015)02-0005-06 十八大确定的我国新型城镇化战略，强调要着重提高城镇化的质量，真正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实现城乡一体化的健康发展。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重申，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推动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产业和城镇融合发展，促进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协调推进;优化城市空间结构和管理格局，增强城市综合承载能力。积极稳妥扎实有序推进新型城镇化，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在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大背景下，充分认识新型城镇化战略蕴含的巨大机遇和持续释放出的巨大能量，对我国持续推进内需主导的经济转型升级，切实把推动发展的立足点转到提高质量和效益上来，强化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培育消费、投资和创新集聚的新增长点，将产生重要的实践指导作用。
一 、新型城镇化开启经济发展新空间
在经济新常态下，经济增长速度降低，发展的立足点是提高单位空间和全要素生产率。推进新型城镇化将倒逼产业升级与城市空间转型，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也是促进我国产业升级、创新驱动的重要抓手。十八大后我国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长期追求经济高速增长的惯性思维明显不同，那就是在立足提高质量和效益的前提下，在合理增长速度的维系下来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不再让速度掩盖深层的结构性矛盾和愈积愈多的社会风险。2014年12月11日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九大趋势性变化，强调我国经济正在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化，经济发展进入“新常
龙源期刊网 http:// 态”：经济增速正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经济发展方式正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经济结构正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存的深度调整，经济发展动力正从传统增长点转向新的增长点。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
但是， 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并没有改变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判断，改变的是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内涵和条件;没有改变我国经济发展总体向好的基本面，改变的是经济发展方式和经济结构。面向2015年和“十三五”期间， “三驾马车”将会更均衡地拉动增长，同时也将在新型城镇化战略的推进中，发现培育新增长点，推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增强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服务业的支撑作用，形成高效率、低成本、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态势。裴长洪、李程骅：《习近平经济思想的理论升华与实践指导意义》，《南京社会科学》，2015年第2期。《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纲要(2014—2020年)》明确指出，当今中国，城镇化与工业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是现代化建设的核心内容，彼此相辅相成，但总体来看，工业化仍处于主导地位，是发展的动力。新型城镇化的“新”之要义，就是坚持以人为本，即以人的城镇化为核心，合理引导人口流动，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稳步推进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不断提高人口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公平正义，使全体居民共享现代化建设成果，从而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城市与区域协同发展、城镇与乡村互动进步的现代化之路。
当代中国所走过的30多年的快速城市化道路，主要是靠快速工业化推进的，在得益于土地和人口两大红利的集中释放的同时，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资源与环境的挑战。与西方发达国家工业革命以来长达200—300年的城市化进程相比，当代中国的快速城市化是“压缩型”的城市化模式。这种“压缩型”的城市化模式固然提高了发展效率，但也浓缩了快速城市化所带来的诸多问题和矛盾，特别是近年来以交通拥挤、城市水患以及大气污染、生态环境恶化为突出特征的“城市病”的集中爆发，已经严重影响了中国城市化进程与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李程骅：《中国城市转型研究》，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43页。只有彻底改变传统的城市化推进方式，加快实施大中城市与区域联动的转型战略，才有可能系统的地破解这些问题的病症。因此，在新一轮的城镇化进程中，我们必须以转变城市发展方式为主线，在生态文明建设的准则下实施产业体系重构、空间布局优化，服务能级提升的战略行动。
经济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加快转变为内需，而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就在于城镇化。总体来看，我国当前正处在城镇化加速期。到2013年，虽然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53.7%，但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只有36%左右，不仅远低于发达国家80%的平均水平，也低于人均收入与我国相近的发展中国家60%的平均水平，还有较大的发展空间。随着我国城镇化水平持续提高，城镇人口总量和消费规模均将大幅提升，特别是重点解决好“三个一亿人”的问题，会使更多农民通过转移就业提高收入，通过转为市民享受更好的公共服务，从而使城镇消费群体不断扩大、消费结构不断升级、消费潜力不断释放，由此开启巨大的消费空间，再造保持经济健康发展的新的强大引擎。
龙源期刊网 http://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着力解决城乡收入差距、消费不足、公共服务非均等化、土地、农民工及子女教育、医疗住房等问题，这种政策的全面纠偏，将直接和间接地推动现代服务经济增长。从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确定的改革方向看，随着我国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基本医疗保险制度、住房保障和供应体系、社会养老服务产业体系的建立，将从根本上改变城乡居民对于未来的不确定感，敢于消费，追求高质量的消费将成为新趋势、新动向。农民的市民化、城镇居民住房的结构性升级，由此带来城镇的住房需求空间将会进一步打开。依据《新型城镇化规划纲要(2014—2020年)》设定的我国总体上实现60%的城镇化率目标，假如未来有30%的新增城镇人口买房，就可新增3000万套的住房需求，由此带来关联消费产品与服务需求的持续增长，并带来流通渠道、商业业态以及消费理念与行为的变化，将全面提升城镇化的质量，促进城乡统筹发展。参见《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启动》，《经济参考报》，2014年7月23日第1版。与此对应，新型城镇化将充分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不断向社会提供数量更多、质量更优的公共服务，有助于进一步扩大内需和促进城乡居民的服务消费。快速城镇化带来的产业发展和人口增加，在提供大量就业机会的同时，还将加快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扩大农产品消费市场，为农业规模化、产业化、标准化和农产品品牌化经营提供了新的载体和平台。
新型城镇化在全面提升城镇化率的同时，又是促进产业升级的重要抓手，是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的重要方面。新型城镇化追求的是高质量、高效益的投资，是实现城乡一体化健康发展的基础和前提。城镇化水平持续提高，会使更多农民通过转移就业提高收入，通过转化为市民享受更好的公共服务，在促使城镇消费群体不断扩大、消费结构不断升级、消费潜力不断释放的同时，也将带来城市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和住宅建设等巨大投资需求，开启城镇化的巨量投资空间。李程骅：《新型城镇化开启巨大发展空间》，《人民日报》，2015年3月10日第7版。
当今中国，城镇化与工业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是现代化建设的核心内容，彼此相辅相成：工业化处于主导地位，是发展的动力;农业现代化是重要基础，是发展的根基;信息化具有后发优势，为发展注入新的活力。新型城镇化搭建的载体和平台，在系统地承载工业化和信息化发展空间，带动农业现代化加快发展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融合作用。 新的“四化”同步，将开启新型城镇化的巨大的高质量的投资增长空间。一方面，新型城镇化将带动基础设施、城市配套设施建设的大提速，包括交通设施、电力、通信、燃气、自来水、污水处理和生态修复等，多个行业的建设投入极为可观。当前，我国57座人口百万以上的特大城市集中了1.66亿人，占全国城镇人口的27%。20万人以下的小城市与小城镇，集聚了全部城镇人口的51%。县级单元聚集了全国新增城镇人口的54.3%，是城镇化的重要层级，也是投资和消费的新平台、新增长点。前不久，针对即将实施的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工作，国家财政部曾有一个大概的测算，在未来七年间，我国新型城镇化基础建设，至少需要投入42万亿元。参见财政部副部长王保安的讲话，国家财政部网站2014年3月20日刊载。另一方面，统筹城乡发展，加快“四化”融合，必须坚持高质量的“人”的城镇化，对农民变市民的过程要有直接的投入，而不仅仅是名义上的改写，这就要求城镇化必须坚持城镇发展与产业支撑、就业转移和人口集聚相统一，城乡公共资源的配置均衡化，公共服务均等化，这就需要政府引导、市场化力量介入的“真金白银”的直接投资。对此，国家统计局曾有测算：自2001年以来，城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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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型城镇化营造创新驱动的新机制
我国经济发展进入的新常态，不仅是经济增速的降低，即从过去服从于赶超目标的需要、追求超高速的增长，转向保持平衡稳定、提质增效的中高速增长，还是经济系统中的技术、产业不断创新，结构不断化，居民生活质量不断提高的一种均衡状态，包括以新型城镇化为载体和推进方式的服务业发展、城市与区域的现代化进程，都将进入以质量和效益为中心的常态化诉求。如果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启动的全面深化改革，是规划我国产业发展尤其是服务业的改革、创新和发展的基本纲领，那么顺应经济“新常态”、把握产业升级与新型城镇化、城市转型的互动性，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更要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强化创新驱动的作用，促进服务业增长率持续提高、结构优化以及主要城市加速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服务经济体系，从而为我国的现代化进程创造系统的动力机制。
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人口集聚、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的变革、生活水平的提高，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三次产业的联动、社会分工的细化，生产性服务需求的扩大等所带来的创新要素集聚和知识传播扩散，将进一步增强城市与区域的创新活力，全面开启城镇化的创新空间。新型城镇化将带来服务业的大发展和创新要素的集聚，将充分释放城市、区域与国家的创新活力。城镇化与服务业发展密切相关，服务业是就业的最大容纳器，也是创新的载体。目前我国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尚未到达50%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201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国家统计局2015年2月26日发布：2014年，一产占国内生产总值92%，二产增加值比重42.6%，三产48.2%。，与发达国家74%的平均水平相距甚远，与中等收入国家53%的平均水平也有较大差距。通过现代服务经济体系的构建，特别是就业、公共服务性产生巨大的“外溢”效益，形成“包容性增长”的机制，有利于整合国际国内的创新资源，在对接全球创新体系的过程中，持续推进城镇化的健康发展。
城镇化是我国最大的潜力，改革是最大的红利。如何让这种“潜力”和“红利”形成有机的转化和互动，让城镇化、城市发展的成果惠及所有人，是推进我国现代化进程的最大挑战。经济新常态下，政府不能再与民争利，直接作为竞争主体参与市场竞争。在推进新型城镇化的过程中，要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关系，更加尊重市场规律，坚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切实履行政府制定规划政策、提供公共服务和营造制度环境的重要职责。推进城镇化，必须摈弃过去大拆大建的思路，充分尊重经济社会发展规律。要推动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产业和城镇融合发展，促进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协调推进。建立多元化可持续的城镇化投融资机制，允许地方政府通过发债等多种方式拓宽城市建设融资渠道，允许社会资本通过特许经营等方式参与城市基础设施投资和运营，建立城市基础设施、住宅政策性金融机构等，这些系统性的举措，将会吸引更多的社会资本参与城镇公用设施投资运营，促进城镇化投资的持续增长和健康运转，延长服务业的产业链。
龙源期刊网 http:// 新型城镇化战略推动下的经济转型与城市转型，最根本的动力是持续的创新，创新就必须打破固化的利益格局，就必须告别对传统的路径依赖。当前，各地政府主导的城镇化推进政策，已经在制度创新、服务创新上进行了系统的安排，进一步放松或取消管制，鼓励市场竞争，破除行业垄断，已经化为实实在在的行动。巨大的市场能量正在加快释放。刚刚发布的《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总体实施方案》，将江苏、安徽两省和宁波等62个城市(镇)列为试点地区，鼓励试点地区从自身实际出发，在城乡发展的一体化化机制体制、农业现代化体制机制、城市生态文明制度、城市社会治理体系以及新型城镇化体系和创新型城市、智慧城市建设等方面，开展形式多样、富有特色的改革探索和创新实践。伴随着试点城市在建立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本分担机制、多元化可持续的城镇化投融资机制以及改革完善农村宅基地制度等方面的重点突破，并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未来5到10年的新型城镇化将创造出前所未有的消费空间、投资空间和具有高质量、高附加值的创新空间。
经济新常态下， 地方推进新型城镇化，走创新驱动之路，关键是要实现产业城镇的融合发展，以产业化支持城镇化，以城镇化推动产业化。缺少产业基础支撑的城镇化，必然失去核心驱动力，也意味着巨大的社会风险，是不可持续的。新型城镇化战略的要义就是要实现产业城镇的融合发展，以产业化支持城镇化，以城镇化推动产业化。但是，新型城镇化的产业支撑，无论是内容和形态都已经发生变化，传统的产业体系、产业集群需要升级甚至“腾笼换鸟”，只有在新的产业革命背景下来推进生产体系和产业供应链的重构，强化新产业体系及城市空间重构的动力，创造产业集群的新型生态，才能适应新型城镇化的战略新要求。尤其是要注重融入互联网思维，把产业发展的绿色化、低碳化与城镇生态文明建设的理念，与智慧城市建设、城市服务功能的提升，进行有机融合。把产业结构的转型、产业集群的重构，落实到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创新应用支撑的智慧城市建设上，实现与城市经济社会发展深度融合。让基于新型城镇化的产业集群，特别是高端制造、现代服务企业“按需生产”，彻底走出产能过剩的怪圈，从而培育出系统支撑新型城镇化的新动力、新生态和新的治理结构、新的空间。
在新一轮城镇化进程中，政府的产业支持政策，不应再延续工业化推进城市化的旧思路。在发展新兴产业方面，应充分体现出服务型政府的职能，引导而不包办，如制定产业复兴计划，通过税收等政策扶持新兴产业的发展，加大财政投入促进重点领域的硬件建设等，营造适合于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的城市创新创业环境。我国城市的转型发展主要靠现代服务业的引领，必须在准入门槛、税收政策上有大的突破，在现代服务业发展上放松管制，鼓励市场竞争，破除行业垄断。通过现代服务经济体系的构建，不仅可以提升城市能级，还能通过就业、公共服务性产生巨大的“外溢”效益，形成“包容性增长”的机制，实现从“管住人”到“服务人”发展理念的转变，城市创新发展，必须在人的现代化上加大力度，一方面引进一流的专业技术与管理人才，培育中等收入群体，同时可根据自身的承载能力和发展潜力，实施人性化的户籍政策，将符合条件的农民工转为城市居民，强化所有城市人的认同感、归属感，促进“幸福城市”、“和谐城市”的建设。
三、新型城镇化与城市转型的路径选择
龙源期刊网 http:// 中国城镇化率提高的同时，伴随着创新型、服务型经济体系的形成，一批中国城市将在全球城市体系中占据重要的节点位置，对世界经济的主要行业具有较强的控制力。因此，依托新型城镇化战略，以经济转型推进城市与区域发展转型，是顺应经济“新常态”的新趋势、新要求，如期实现我国基本现代化目标的战略选择。
首先，要树立全球视野和国际化的理念，从经济、社会、文化、政治和生态文明建设的高度，来系统推进城市发展方式的转变。
新型城镇化战略应在两个层面得到实施，一是全面提升整体的城镇化率，没有城镇化的基础，就不可能有区域和国家的现代化;二是加快主要城市的转型发展的步伐，构建与世界城市体系对接、具有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的国内城市网络。因此，国家层面对于城市与区域发展的“顶层设计”，既要确定创新驱动、集约发展和绿色发展的战略方向，同时也要制订差别化的城市转型战略，为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和能级水平的城市提供对应的国际、国内标杆，以整体提升中国城市的转型效率。中国区域发展的非均衡格局已形成了国家级中心城市、区域中心城市、地区性城市等多种层级，这些城市由于政治地位、经济发展水平、综合实力和服务能级的差别，城市的发展定位不同，也就不可能选择同一种实施的路径。但是，在经济新常态下，围绕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和城市发展方式的根本性要求，国内城市必须放弃过去追求经济增长速度的发展定势，从原来粗放式、低效率的发展模式，彻底转变成低消耗、低排放和高质量的发展模式，探索适合自身的从投资驱动到创新驱动、从被动追随到主动引领的战略转型路径。
快速城镇化产生的投资拉动和消费增长，所带来的“内需型”市场，可以为城市转型发展、聚集高端要素提供巨大的想象空间。已经到来的“第三次工业革命”，使我国在推进新型城镇化过程中，可以用更广阔的国际视野，顺应世界科技产业变革的新趋势，加快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抢占国际服务贸易的竞争制高点。特别是“一路一带”、长江经济带等国家战略的推进，会加速提升国际金融、现代物流等高端服务业的结构优化，强化城市、区域间的协同效应，构建基于国家利益的新型价值链，全面提升我国生产型服务业和装备制造业的水平。
其次，科学把握新产业体系的空间布局特征，加快建立绿色发展维系的生态化的城镇产业空间新秩序。
通过产业结构调整、构建服务经济主导的现代经济体系，就比较容易地参与国际新兴产业分工，提升在国际产业价值链的地位，并让城市转型和产业升级、新产业体系的建立形成良性的互动。 与此对应，新技术革命带来了产业空间与城市空间的高度融合，后信息时代的移动互联网催发了新产业组织形式的更大变化，基于生态文明准则的绿色发展、低碳发展理念，已经渗入了产业升级与新产业体系的建构行动中，并正在重构城市空间的新秩序。我国在进入城市群、大都市圈一体化发展的新阶段之后，培育和发展创新型、服务型经济，要根据新产业体系的空间布局特征，让附加值高、有创新带动性的产业和企业，占据城市中心或节点位置，成为知识创新、技术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的高地，以充分发挥对城市和区域空间的创新溢出效应。在一个有机的城市体系中，大城市的空间主要承载服务业为主，聚集新公司和高附加值的企业，卫星城和小城市则重点发展专业化产业。即使在一个城市中，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
龙源期刊网 http:// 业，因对配套服务要求差别大，也必须进行空间的分隔。这样可以有效避免城市空间与产业空间的无谓浪费，促进城市空间的集约化发展，并在中心与外围的分工和合作中放大创新型经济和城市创新体系的辐射范围李程骅：《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新型城镇化战略》，《求是》，2012年第14期。。同时，可以根据城市空间价值提升的规律，把发展绿色环保产业与城市空间的功能修复进行有机结合，运用系统的规划和投入机制，通过大力发展绿色经济，来建设绿色城市、低碳城市，建立绿色发展维系的生态化的城市空间新秩序。
再者，强化区域协调发展、均衡发展和城乡统筹发展等战略导向，促进大城市、中等城市、小城市和小城镇构成参差有致的协同发展体系。
各城市在转型发展的过程中，固然存在着争先进位的竞争，但在一个大的行政区或都市区内，也完全可以实行协同发展、分工合作，提升转型的效率和速度。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城市的转型发展，一方面要保持较高的“外向性”，在全球生产网络和城市网络中要保持一定的地位，另一方面可在“内向性”的发展上进行制度性的创新，立足所在区域获取更多的高端资源，进行产业体系的优化和空间结构的重组。因此，在城市转型的战略行动中，大城市、特大城市则要在应对全球城市体系重组的过程中，着重发挥创新驱动、绿色发展的带动作用，快速形成高附加值的服务经济体系，中小城市更多要解决的是产业结构调整、产业体系的可持续运行问题。尤其要强调的是，我国的新型城市化战略必须继续实施大城市带动战略，只不过这种带动不再是传统产业的低水平转移、城市空间发展的“摊大饼”，而是通过创新驱动、转型发展，实现功能升级，在都市圈、城市群和区域发展中发挥创新中心、服务中心、信息中心的带动与辐射作用，形成产业、金融、交通和高端就业等构成的有机的网络化体系，从而形成集中型的均衡、协同发展，进而促进大中城市和小城镇的资源共享和要素流动，破解大城市因为优质公共资源过度集中而加剧的“城市病”。
面向“十三五”及今后更长一个时期，我国的新型城镇化战略的推进，还必须与“一带一路”的战略规划的实施、重大项目的推进，实行前瞻性的呼应与互动，为“一带一路”大战略注入新的内涵，全面提升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水平和质量。而全面深化改革的“顶层设计”，对推进新型城镇化、促进新常态下的经济转型、城市转型以及社会文化的转型，已经起到了战略引领作用。应对新常态下的经济转型和城市转型，必须大力度推进我国经济体制的改革和城镇治理方式的变革。要站在现代服务业构建的全球价值链、世界城市体系的平台上，以打造开放型经济的新体制、新优势的战略行动入手，倒逼国内经济体制和产业政策的深化改革，实践国家层面的“以开放促改革”、“对内对外开放相互促进”的基本战略思路，在法治经济、贸易规则、金融政策和人才进出等“软环境”方面，加快实现与国际接轨。在明确政府与市场边界的前提下，要加快推进经济的“去行政化”，尤其是产业政策的“去地方政府化”，强化城市化进程中的法治建设。要通过深化财税体制改革，为新型城镇化提供多层次的“造血”通道。要根据当前经济社会转型期的现实状况，进一步理顺中央和地方收入划分，合理划分政府间事权和支出责任，促进权力和责任、办事和花钱相统一，建立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通过权责关系的划分，进一步调动各层级政府的动力。要针对特大城市、大城市的要素集聚的特点和规律，实施对应的人口政策。在知识经济时代，创新无不来源于人才、人才资本，大城市不能无限大，但如何
龙源期刊网 http:// 执行人才落户政策、优化人才结构，确实考验城市决策部门的智慧。毕竟，对创新型企业和人才的吸引、集聚，是现代城市可持续发展、保持竞争优势的重要保障。
(责任编辑：石洪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