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中国教育不平等论文(精选3篇)》的相关内容，希望能给你带来帮助!内容提要教育、人力资本与收入不平等一直是发展经济学讨论的重要命题。通过考察研究人力资本、教育与收入分配之间关系的文献，可以发现教育培训与个人收入水平之间具有密切的相关性。理论分析指出，国际学术界不久前采用教育基尼系数作为一种新的衡量人类资本和福利分配尺度的经济指标，大大拓宽了人们对收入不平等问题的研究思路和方法。
第一篇：中国教育不平等论文
区域不均衡与阶层不平等对当前中国教育不公平的分析
【摘 要】教育公平是改善民生、推进社会公平的重要议题。本文对区域(城乡、地区)间教育资源配置的不均衡和阶层间教育机会的不平等这两个当前中国最主要的教育不公平现象的现状和原因进行了分析，并指出这些不公平对社会建设的影响。最后，从经济、法制和教育价值观这三个角度提出了维护教育公平的若干对策。
【关键词】教育公平;教育资源;教育机会;区域不均衡;阶层不平等
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化，中国的教育发展呈现出教育规模扩张、教育资源配置等级分化、教育体制受到市场冲击等新面貌。就目前而言，中国的教育不公平主要表现为城乡、地区间教育资源配置的不均衡，以及阶层间教育机会的不平等。其中，教育资源配置的不均衡导致了城乡和地区间教育基础设施、教学人员配备和教育质量的显著差异;阶层优势则透过家庭资源和市场上多元利益主体的相互运作，不仅能够使社会上层得到更多的教育资源，还在向更高层次教育迈进的过程中占优。我们所关心的，正是这些不公平是如何被制造出来的、造成了怎样的后果，以及我们应当如何解决这些问题。
一、城乡、地区间教育资源的不均衡配置
对社会经济高速发展的追求使得各领域对高素质人才产生了极大的需求，而这种需求在短时间内是无法得到满足的，因此，在配置教育资源时一定程度上将向城市、发达地区倾斜作为当前的权宜之计，起到了集中资源、迅速培养高素质人才的作用。但也正是这一举措拉开了城乡、地区之间原本就存在的差异，造成了不同区域教育基础设施、教学人员配备和教育质量的显著差异，也激发了一些社会矛盾，影响了当地的和谐发展。在教育资源配置的城乡差异方面，由于长期以来推行城乡二元化的社会管理模式，城镇与农村之间在人员流动、经济往来和文化交流等方面一直处于不通畅和不对等的状态(马和民，1997)。这种情形在教育领域同样存在。在基础设施方面，农村地区不仅拥有的学校数量少、体系不完整，各种硬件设施也较为匮乏，在偏远山区还存在交通不便等问题。而城镇往往是辐射其周边农村地区的教育中心，学校数量较多且体系完整，还拥有形形色色的教育培训机构和文化场馆;学校的硬件条件也普遍比农村学校优越，在一些省会城市的重点学校里，高科技的教学产品层出不穷，这对于开阔学生的眼界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在教学人员配备和教学质量方面，农村地区由于生活条件较为艰苦、发展前景不够开阔，既难以留住本地的、也无法吸引城镇的优秀教师和学生;即便农村的学校能够出现教学质量较高的教师和学业成绩优秀的学生，也会很快流入城镇的重点学校，这就使得农村学校无法真正把握自己培养出的人才，从而无法凭借良好的教学质量来吸引关注和投资。而城镇地区稳定而丰厚的办学资金极大地吸引了来自各地的优秀教学人才和学生，并能够以此为基础继续维持和增加其办学优势，形成良性循环。
在教育资源配置的地区差异方面，东、中、西部分阶段地实行改革开放一方面能够举全国之力迅速壮大经济实力;但另一方面，由于地理环境、历史等因素，东、中、西部原本就存在的发展差异被进一步拉大，教育资源也不例外。与城乡差异类似，东、中部具有基础设施较为完备、教学人员配备较为齐全、教学质量较高等优势，而西部地区则面临着基础设施、教学人员乃至学生匮乏等困境，教育质量亟待提高。此外，由于中国东、中、西部的地区划分与汉族和少数民族聚居区有较大的重合之处，这种地区差异在一定程度上会以民族差异的形式表现出来。
二、阶层间教育机会的不平等
教育获得与地位获得在工业化和市场化的社会中呈现出越来越紧密的联系，社会选择的标准从家庭出身转变为教育成就(李路路，2006)。但这并不意味着阶层背景影响力的减弱，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教育反而成为了代际继承的中介，是不平等传递的主要途径(李煜，2006)。一般而言，所处社会阶层较高的家庭在为子女争取教育机会时占有更大的优势，这种优势不仅与这些家庭所拥有的各类资源有关(李春玲，2003;杨东平，2006;郝大海，2007;洪岩璧、钱民辉，2008;刘精明，2008)，也与教育市场上多元利益主体之间形成的利益网络有关。
从家庭所拥有的资源量和结构来看，处于社会底层的家庭获得教育政策信息的渠道较少，对整体的教育形势也缺乏了解，他们在教育上往往只能关心孩子的学习成绩，却不能为孩子在教育中可能遇到的各种复杂情况提供明确的指引;此外，由于金钱、人际关系网络和权力的缺乏，这些家庭只能为孩子的学习生活提供最基本的保障。
处于中间阶层的家庭在对教育政策的了解和社会经济资源方面都好于底层家庭，他们不仅重视孩子的学业成绩、加强对综合素质的培养，还具备一定的将经济和人际关系网络资源转换为教育机会的能力(方长春，2005;李煜，2006;刘精明，2008)，这也就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孩子学业上的不足，使之能够在现有的学业成绩基础上获得更多更好的教育机会。
而对于处在社会上层的家庭来说，他们对教育制度的熟悉程度和社会经济资源的储备足以使其运用权力来化解制度性障碍(朱家德，2009;陈卓，2010)，在权力的参与下，子女的个人能力被淡化了，家庭所处的阶层与教育结果之间的联系更为直接，可以形成强大的再生产力量。这也就意味着，越是处于下层的家庭，就越容易受到各项制度的制约，而越是处于上层的家庭，就越容易化解这些制约，从而轻易达到将阶层优势传递给子女的目的。
从教育市场上的利益网络来看，主要有政府、教育机构、商业集团、家庭等主体参与其中。对于政府而言，是希望精英教育和普及教育能够协调发展、相互促进的;同时，在市场转型的过程中，政府逐渐放手让教育机构自主发展。对于教育机构而言，由于政府不再一手包办，既需要在政府投资的基础上向市场进发筹集教育经费，也需要在市场规则下争取人才(杨东平，2006)。对于商业集团而言，他们需要通过投资教育来壮大自身的经济实力。而对于家庭言，他们需要尽可能地让孩子得到更好的教育资源。在这种情况下，这些主体中的强者将会通过金钱、权力以及人际关系网络紧密地联系起来，形成利益均沾、强者通吃的良性循环体;而那些弱者既难以加入强者的良性循环体，又缺乏与之相抗衡的力量，很容易遭到排斥。由此看来，在市场环境的互动中，越是处于上层的家庭，就越能够在数量和质量上获得教育市场中各利益主体的正面作用;而越是处于下层的家庭，就越难以得到这样的正面作用。
三、我们应当如何维护教育公平
实现社会公平是全世界面临的共同挑战，推进教育公平是实现社会公平的重要途径。随着中国教育的发展和社会改革步伐的加快，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的教育也将使更多百姓受益。现在，我们需要做的是针对中国教育及社会转型期的特殊问题，制定增惠社会弱势群体的政策，使其能够通过教育，增强社会发展的机会和能力。
首先，无论对地方政府、学校还是家庭来说，经济都是发展教育的基础。在市场转型时期，健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尚未建立，出现了城乡、地区和阶层间的两极分化既是难免的，也是值得警惕的。因此，在现阶段，我们应当在加强市场管理的基础上合理配置教育资源，重点向农村、边远、贫困、民族地区倾斜，提高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水平，扶助经济困难家庭，积极推动农民工子女平等接受教育，让每个孩子都能成为有用之才。
其次，法制建设对于规范损害社会公平正义的行为具有很强的约束能力。在城乡、地区间教育资源配置的不均衡，以及阶层间教育机会的不平等这两个相互联系的现象中，存在着诸多违法乱纪、损害社会公德的行为，立法、执法和司法部门应当紧跟现实，完善立法工作、严格执法、公正司法;普通民众也应当知法、守法、用法，抵制以违法手段换取教育资源的行为，合法维护自身受教育权利。
最后，在全社会树立正确的教育价值观对于构建和谐、阳光的教育氛围和社会氛围有着不容小视的作用。教育的最终理想是每一个个体的全面发展以及人类整体的全面进步，我们需要每一个人有尊严地活着，需要一个社会的生机与活力。一些功利的教育价值观无视人的整体性价值和尊严，只求通过文凭换取高收入和高地位，是导致某些教育乱象的因素之一。对此，我们应当对目前一些过于功利和精英主义的教育价值观进行反思，学会尊重每一个受教育者，赋予他们所从事的事业以价值。
参考文献
[1]陈卓.《超社会资本、强社会资本与教育公平——从当今中国教育影响社会分层的视角》.青年研究.2010(5)
[2]方长春.《家庭背景与教育分流：教育分流过程中的非学业性因素分析》.社会.2005(4)
[3]郝大海.《中国城市教育分层研究(1949—2003)》.中国社会科学.2007(6)
[4]洪岩璧，钱民辉.《中国社会分层与教育公平：一个文献综述》.中国农业大学学报.2008(4)
[5]李春玲.《社会政治变迁与教育机会不平等——家庭背景及制度因素对教育获得的影响》.中国社会科学.2003(3)
[6]李路路.《再生产与统治——社会流动机制的再思考》.社会学研究.2006(2)
作者：高歌
第二篇：收入不平等与教育不平等的探索
内容提要 教育、人力资本与收入不平等一直是发展经济学讨论的重要命题。通过考察研究人力资本、教育与收入分配之间关系的文献，可以发现教育培训与个人收入水平之间具有密切的相关性。理论分析指出，国际学术界不久前采用教育基尼系数作为一种新的衡量人类资本和福利分配尺度的经济指标，大大拓宽了人们对收入不平等问题的研究思路和方法。这对分析与解释我国教育不平衡及由此决定的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变化趋势具有重要的启示。
关键词 教育收入 不平等教育 基尼系数
作 者 徐琤，华东理工大学副教授、博士。(上海：200237)
教育与收入分配：早期文献与观点述评
早期研究教育和收入分配关系的文献，基本上是沿着人力资本理论开辟的分析线路进行的。美国经济学家沃尔什1935年在其《人力资本观》一书中，第一次提出人力资本概念，并通过比较个人教育费用和个人收益来计算教育的经济效益。美国的雅各布·明塞1957年在其博士论文《个人收入分配研究》中，从人的后天质量差别及其变化入手，提出人力资本投资是个人收入增长和收入分配差别的根本原因。后来，明塞又发表了《人力资本投资与个人收入分配》和《在职培训：成本、收益及意义》等文章。在这些文章中，他系统地阐述了人力资本及人力资本投资与个人收入及其变化之间的关系，并建立了个人的收入与其接受培训量之间相互关系的数学模型，可以说是比较早的探索了教育和收入分配之间的关系。1960年，著名经济学家西奥多·舒尔茨在美国经济年会上以主席的身份发表了题为《论人力资本投资》的演讲，指出人力资本形态是凝结在人体中的能够使价值迅速增值的知识、体力和价值的总和，并再次强调了人力资本在决定收入分配方面的重要作用。1962年阿罗于在《边干边学的经济含义》一文中提出了“边干边学”的著名理论，进一步补充了上述理论。1964年，贝克尔发表了《人力资本》，提出了较为系统的人力资本理论框架，并且通过分析发现，收入分配中越来越多地显示出个人收入与教育程度的关系，教育程度不同的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逐渐拉大——教育程度越高收入水平也越高、教育程度越低收入水平也越低。此外，杰格迪什·巴格瓦蒂以及累姆等人也分别论述和分析了教育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
纵观上述研究文献，我们可以发现，关于教育与收入分配之间究竟存在什么关系以及教育在收入分配中究竟发挥什么作用，早期的文献研究和观点也并非都具有一致性。我们可以将这些文献进一步简要概括为如下3个方面的观点。
一是舒尔茨的“教育能够缩小收入分配差距”的观点。舒尔茨从研究人力资本出发，认为随着教育发展和人力资本投资的增加，国民经济收入中靠固定资产投资和财产产生的收入比重相对下降，而劳动的收入比重在相对增加，教育在提高劳动收入方面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可以缩小收入的差距。舒尔茨进一步指出，教育通过提高人的劳动技能和知识，进而改善人的劳动能力，增加人们的收入水平，从而使个人的收入差距和不平等程度减少。舒尔茨的相关分析还表明，随着人们受教育水平的整体提高，会使由受教育程度不同而产生的相对收入的不平等状况趋于缓解，特别是随着义务教育以及人们受教育年限的延长以及高等教育入学率的提升，整个社会收入不平衡的状况会得到进一步改善。
二是杰格迪什·巴格瓦蒂的“教育扩大收入差距”的观点。显然，杰格迪什·巴格瓦蒂提出了与舒尔茨相反的观点，即认为教育实际上可以扩大收入分配的差距，因为虽然个人终身的收入水平与其受教育程度成正比，但是由于社会各个阶层之间受教育的机会是不均等的，那些能够接受中高等教育的人大部分来自于中上等收入的家庭，这样就使教育往往扩大而不是缩小了不同人群间收入分配的差距。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由于教育体制的不完善，实际上穷学生几乎没有更多的机会来完成各个阶段的正规学习和教育，而通过正规教育和学习从而摆脱贫困状况的愿望只有少数人才可能实现。
三是累姆、巴杜里等人的“教育在收入分配中的作用是不清楚的”的观点。对于教育究竟能否缩小或者扩大收入分配的差距，累姆的研究指出，“教育在收入分配中的作用是不清楚的”。这种观点认为，影响收入分配的因素是非常复杂的，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历史以及传统等各种因素，所以关于教育在收入分配中的作用实际上并不能估计太高。教育对收入分配既可能产生正面的作用，但是也可能产生负面的作用;而且往往这些作用相互交织在一起，甚至会相互抵消，所以很难测定出教育对收入分配究竟起什么性质的作用。巴杜里认为，“人力资本理论并不能被看做是收入差距的一般解释，在大多数情况下，任何想通过教育机会均等化而使收入分配平等的政策处方都是远远不够的”。
教育不平等与收入不平等：前沿问题以及
研究方法
一、教育标准差方法：教育的库兹涅茨曲线
最近几年，越来越多的人们开始研究教育不平衡或教育分配问题。教育不平等是否存在收入不平等意义上的倒U型曲线?巴罗等人在考察了最初的资产分配对于经济增长和减少贫困的影响后，通过教育标准差来衡量，发现教育分配和收入增长之间具有明显的负相关性。在泛美发展银行对于拉丁美洲教育不平衡的研究中，通过用教育标准差衡量教育的不平衡程度，发现教育标准差越大，收入不平衡也越大，从而表明存在着教育的库兹涅茨曲线，即 “随着教育平均水平的上升，教育不平衡先增长，在达到一个顶峰后开始减少，转折点开始大约在受7年的教育”。
1990年，拉登诺和累姆在相关分析中同样认为教育分配中存在着库兹涅茨倒U曲线的假说，即随着国家的教育水平从零逐渐增长到最大水平，人们平均受教育年数的差别先增加尔后逐渐减少。韦诺德等人也通过对教育标准差的研究发现教育的库兹涅茨曲线是存在的，即随着教育平均年数的增长，教育标准差先增长，在6—7年时达到一个顶峰，接着开始下降。显然这种观察结果和巴罗、累姆的研究大致上是一致的。
二、教育与收入不平等：实证研究方法的运用
从研究方法来看，实证研究无疑是教育与收入不平等关系研究中最流行的方法。目前的文献资料主要注重于观察和研究教育分配的两个重要指标：平均受教育程度(即平均上学年限)以及上学人数与总人数的比例。就第一个指标而言，巴罗认为，穷国由于受教育程度较低，因此收入不平等与产出增量二者之间是负相关的，而在富国较高的收入条件下，收入不平等和产出增量则是正相关的。他的分析证明，在教育发展过程中，人均产量与收入不平等之间的关系呈明显的倒U型(转折点是1636美元)。
此外，奥尼尔采用了同样的方法分析了收入不平等和教育不平等之间的关系。他将产出增量分解成数量因素(按记录数量衡量)和价格因素(按相关的人力资本投资衡量)。他的分析表明，就受教育程度而言，各个国家大致是相同的，但价格因素则会主要地影响产出增量。戴宁格尔和斯夸尔以同样的思路进行研究，他们认为，在预期收入增量和收入不平等的变化中，不平等的变化与原始资产(土地)的不平等是相关的。在他们的回归分析中，土地不平等降低了平均受教育年限，因此他们通过讨论经济压力对教育的影响来解释这一现象。结果表明，由于存在财产不平等的影响，受教育程度和收入不平等之间呈明显的正相关性。
在上述的这些论文和分析中，普遍认为收入不平等和教育不平等之间具有相关性，但大多数的研究只依赖于所测得的平均受教育年数。相反，在Lopez，Thomas和Wang的论文中，教育分配则被作为主要讨论的问题。他们在对产出增量进行回归分析后发现，以平均受教育年数衡量的人力资本，从数据来看并非是非常充分的，实际上应当充分考虑人力资本分配(即得到了什么)和国际贸易的开放性(即接受教育后做什么)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Higgins和Williamson又根据每个工人的产出以及工人人数(因为供应相对过剩，使得工龄长的人越多，收入不平等反而越低)，计算了收入不平等的基尼指数。
从上述分析中，我们可以得到3点认识：一是教育分配和教育不平等存在着库兹涅茨曲线;二是相关文献表明，平均受教育年数和受教育人口的比例，两者都会影响收入分配，但是究竟怎样影响，即是加剧收入不平等还是减少收入不平等，这些问题目前仍然不清楚;三是与早期的研究相比较，上世纪80年代有关教育与收入分配关系的研究，在方法论上已经从一般的理论分析和定性研究为主走向了以实证研究为主的新阶段，研究的重点也已经从简单的分析教育和收入分配之间的关系走向了研究教育不平等及其与收入不平等之间的关系。
衡量教育不平等的现代分析：教育基尼系数
及其衡量
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国际理论界开始将研究重点进一步转向如何衡量和测度教育不平等及其与收入不平等之间的关系上。韦诺德等人在1997年—2000年间，通过大量的实证研究提出了要用教育基尼系数来衡量人们受教育程度的差别。
其实，在没有建立教育基尼系数之前，人们通常用各种经济指标来描述教育的不平等，如流动变量和入学率、教育存量和受教育年数、教育质量指标、教育资源投入方式指标、产出方式(反映学生实践学习能力的考试分数)、教育分配等。但是，这些指标都存在着一定的缺陷。马斯和克里尔以及斯瑞特都曾经分析过教育的基尼系数，但是他们基本上也是用入学率、费用或教育程度等数据加以计算分析的，因此无法衡量所获得的教育分配状况究竟如何。而到目前为止，在运用基尼系数去衡量教育不平衡的4篇论文中，韦诺德等人在测定相关人群(或劳动力)受教育程度的基础上所提出的计算工具和方法相对最具科学性。
韦诺德等人认为，关于基尼系数的一般计算方法，学术界早已形成并有定论。尽管教育基尼系数和收入基尼系数的定义相同，但考虑到教育及与之相关的收入分配具有一定的特殊性，所以很难直接用传统的收入基尼系数方法来计算教育基尼系数。因为在许多国家，实际上很难通过调查获得全部家庭或个人的受教育程度的数据，这就意味着传统的计算基尼系数的等式不能够直接被用来计算教育基尼系数。
韦诺德等人通过运用巴罗和雷的教育分配数据以及萨卡洛普洛斯和阿利亚加所统计的不同时间段的教育年份的数据，推导出教育基尼系数，并且得出了85个国家中15岁以上人群的5年期教育基尼系数，从中发现大多数国家国民的受教育程度的不平等状况在1960年—1990年的30年间开始变得缓和;另一方面，教育基尼系数与平均受教育年份有着负相关性。这就意味着，在那些能够获得更长时间和更高质量教育水平的国家中，民众受教育的平等程度要比那些不及它们的国家要高。此外，他们还发现，人均GDP(按照PPP计算)的增长与教育的不平衡程度有着负相关性。
简要的评论
第一，通过人力资本理论研究教育与收入分配之间的关系，一个重要的贡献就在于发现了教育培训与个人收入水平的关系，进而建立了人力资本投资的收益率模型;相关的研究还发现了人力资本投资与人力(劳动力)内涵扩大再生产的重要性，发现了人力资源投入的生产性质，即人力资源投入不仅仅是消费，也是投资，而这种投资和个人收入分配之间具有非常密切的内在关系。
第二，教育基尼系数概念的提出对衡量不平等问题来说是一个重要的贡献。从上面的这些分析中可以看出，最近几年有关收入分配和教育不平等之间关系的研究，其重点就是要通过构造受教育年数的基尼指数来计算受教育的不平等程度，以进一步实证研究和定量分析收入不平等和教育不平等之间的关系。应该说，这在研究方法以及研究工具方面是一个重大的突破。教育基尼系数的提出有助于我们通过经济分析来探索教育不平衡和其他发展方面的问题和关系，诸如收入不平衡、收入增长、性别的教育差异、收入水平、教育相关政策以及贫穷问题。教育基尼系数作为一种新的衡量人类资本和福利分配尺度的经济指标，大大方便了人们进行跨国和跨时间的比较研究。
第三，通过教育基尼系数，可以具体衡量出教育不平衡的历史发展趋势以及由此决定的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变化趋势。通过计算教育基尼系数，人们就能够发现不同国家的教育不平衡状况是如何发生变化的，从而为解释收入分配的变迁状况提供一个新的视角。例如，韦诺德等人的计算分析表明，1960年—1990年教育基尼系数在韩国、突尼斯等国都呈现急速下降的趋势，特别是在韩国，由于迅速扩大了基础教育的普及率并且成功地消除了文盲，和其他许多国家相比较，韩国的教育洛仑茨曲线更加靠近45度完全平等线;到了90年代，韩国比印度拥有更加均等分配的教育，所以韩国在经济发展进程中其民众收入不平等程度的下降幅度就非常明显。
第四，关于教育不平等、收入不平等和产出增量之间的关系，尽管学者们的意见还有些不一致，但是通过实证分析的方法，无疑会对教育不平等、收入不平等与产出增量之间的内在关系进行一番深刻的剖析。越来越多的分析结论表明：一方面，教育分配越不平等，则收入不平等就越大，结果产出增量就会减少;另一方面，收入不平等和贫富差距越大，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就越少，在人力资本上的投资也就越少，从而降低了经济增长的潜力。由此可见，教育不平等、收入不平等以及产出增量等要素之间具有内在的因果关系。
第五，有必要指出，从实践意义来看，人们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权也是基本人权之一。然而，上述诸多研究表明，许多国家不同人群间教育程度的差别十分悬殊。如果每个人的综合能力是正常(平均)赋予的，那么教育机会的扭曲以及不平均分配则意味着大量社会福利的流失。在人们拥有土地和机器等等物质资本的同时，对人力资本(如基本的文化教育和营养、健康)的公平分配将成为个人通过生产摆脱贫困的先决条件。此外，对享有教育机会的均等化分配应先于对现有资产或收入的再分配。因为教育在不使任何人境况变坏的情况下，能够通过自身的巨大效应创造出新的资产并且促进社会福利的进一步发展，所以通过更加均等的教育分配，确保人们拥有平等的受教育机会，这一点不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都已经获得了经验的肯定和支持。
参考书目：
〈1〉Vinod Thomas，Yan Wang，Xibo Fan. Measuring Education Inequality：Gini Coefficients of Education，2000：1-17
〈2〉Behrman，Jere. Schooling in developing countries：Which countries are the over and underachievers and what is schooling impact. Economics of Education Review，1987：111-127
〈3〉Daniele Checchi. Education，Inequality and Income Inequality. Distributional Analysis Research Programme， University of Milan，2001
编辑张燕伶
作者：徐 琤
第三篇：教育不平等与收入不平等的实证分析
摘 要：本文主要采用了2013年-2018年的省级面板数据，通过随机效应模型研究了教育不平等与收入分配差距之间的内在关系，研究主要发现：(1)两者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形成一个良性循环系统;(2)在发展经济的同时，提高就业率，鼓励创业，缩小收入分配差距;(3)教育扩展既可以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又可改善教育不平等的现状。
关键词：教育不平等;收入不平等;随机效应
引言
近年来，我国居民收入差距较大，如何缩小居民收入差距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影响收入分配差距的因素很多，教育是重要的因素，教育不平等将对收入分配差距产生重要的影响。
从教育扩展和教育回报率的角度研究对收入分配差距影响。白雪梅( 2004 ) 估计了 Becker 和 Chiswick 的人力资本模型， 实证结果表明教育扩展与收入不平等也存在着倒 U 关系，并得到教育不平等与收入不平等正相关关系。杨俊和李雪松(2007) 在理论与实证研究基础上得出 ：我国的教育扩展政策收效显著 ， 显著地改善了地区间教育获得不平等状况， 但两者间的倒U关系在目前的发展阶段未能得到完全印证。李雪松和詹姆斯·赫克曼(2004)在考虑异质性和选择性偏差的基础上，运用中国的微观数据估计了 20 世纪末的教育回报，研究发现中国的教育回报率具有显著的异质性。另外简必希和宁光杰(2013) 在考虑选择偏差和个体异质性的基础上，运用倾向性得分匹配法，分别估计了中国前后十年高中和大学的教育收益率，估计结果显示个体间存在显著的异质性。
本文研究教育不平等与收入分配差距之间的作用机制，以教育基尼系数衡量教育不平等， 城乡可支配收入比上农村可支配收入衡量收入分配差距， 建立模型分析收入分配差距与教育不平等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
一、影响收入分配差距的探究结果
表1是收入分配差距作为被解释变量，收入分配差距滞后一期作工具变量时，教育不平等、经济增长率、城市化率和平均受教育年限对收入分配差距的实证影响结果。
根据表1数据显示教育不平等(EL)与收入分配差距(Ineq)之间是正相关关系，在1%的水平上显著，即教育不平等的改善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善收入分配差距。考虑收入分配差距滞后一期作工具变量后，结果表明：教育不平等的改善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对收入分配差距产生积极影响。
通过表1数据显示经济增长率(Gr)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上与收入分配差距呈正相关关系，表明伴随着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收入差距仍然呈现出拉大的趋势。
城市化率在1%显著性水平上表明与收入分配差距呈正相关关系，即表明城市化率的提高对于改善收入分配差距并没有显著的影响，甚至是加速了收入分配差距增大。
平均受教育年限在5%显著性水平上与收入分配差距呈负相关关系，表明教育扩展对改善收入分配差距有显著作用，与先前周文兴(2002)等一些研究结论一致，认为教育扩展和收入分配差距呈一种线性关系。结果表明当前中国的教育扩展有利于收入分配不公平的改善，我国应该处于教育扩展促进收入分配公平的阶段。
二、影响教育不平等的探究结果
改善收入分配差距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缩小教育不平等差距，而教育不平等的缩小又会对收入分配差距产生积极影响。两者可以相互促进，对改善收入分配差距的相关政策的制定都可以提供思路。
平均受教育年限越高则教育不平等程度越小，人力资本的积累改善了教育的分布状况，这一结论与一些学者如，王鑫(2013)和杨俊、黄潇(2008)的结论类似。因此，提高平均受教育年限可以有效的改善教育不平等的状况。
我国教育长期来投入水平偏低，并且在結构上呈现出重城市、轻农村。美国教育投入占GDP比重常年保持在7.1%左右，其平均受教育年限为13.17年;日本平均受教育年限达到了12.78年;它们的共同特点是通过持续的教育投入来促进教育扩展和教育公平，因此本文认为政府可以增加在教育方面的投入，以促进教育扩展，实现教育公平。
三、结论
本文利用我国2013年-2018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建立随机效应模型，研究了收入分配差距和教育不平等之间的相互关系， 实证分析后得到以下结论：
第一、教育不平等与收入分配差距之间相互影响。从实证研究结果看，收入分配差距对教育不平等的影响相较于教育不平等对收入分配的差距影响较小，但是总体上两者相互促进。因此，政府应该采取措施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实现教育公平，或者从教育不平等角度考虑以缩小收入分配差距。
第二、从城市化率角度来看，如果单纯的只是户口从农村迁移到城镇并不能从实质上改善收入分配差距的问题。其实质还是农村劳动者的就业问题，只有从根本上解决农村劳动者的就业问题，才能提高农村劳动者收入，最终缩小收入分配差距。
第三、平均受教育年限的提高有助于改善教育不平等的情形，近年来我国也陆续出台相关政策，实施教育扩展，效果显著。
第四，收入分配差距有促进教育分配平等的积极作用。这一结论需要放在当下中国具体的经济制度环境中才有意义。
参考文献：
[1]白雪梅.教育与收入不平等：中国的经验研究[J].管理世界.2004(6).53-58.
[2]贺青，张虎.教育不平等对收入差距扩大的动态影响分析[J].统计与决策分析.2017(5).109-112.
作者简介：
苗苗(1994-10-)，女，汉族，籍贯：河北灵寿，研究方向：数量经济。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苗 苗
作者：苗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