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伙伴们反映都在为论文烦恼，小编为大家精选了《东方社会主义实践研究论文(精选3篇)》，供需要的小伙伴们查阅，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摘要：本文阐述广东珠三角五所高中与湖南湘西民族地区两所高中美术教师利用信息技术推动构建学校、美术教师教研交往共同体，并推进学生美术素养实践研究及公立与民办、重点高中与普通高中交叉实践研究。聚焦信息技术环境下的美术教育教研交往，为进一步推进我国教育改革，提高学生的美术表现素养寻找新方法和新途径。
东方社会主义实践研究论文 篇1：
国际中共学与中国共产党研究的范式转换
摘要：随着中国共产党自身影响力的巨大提升，国际中共学的概念开始被学界提出并受到集中关注。这个概念一方面力图建构出关于中国共产党理论与实践的单纯学术研究门类，另一方面期冀以全球视角观察中国共产党，实现本土研究与异域研究的有机融合，这是对传统中国共产党研究范式的一次重要突破性理论尝试。然而，深化拓展国际中共学的相关研究工作，需要在逻辑上厘清一些基础性理论问题。一是国际中共学的概念考察问题，即本土中共学与海外中共学二者究竟在何种意义上能够结合的问题，亦即二者之间的问题意识反省;二是国际中共学研究逻辑边界的界划问题，即因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社会历史实践中的非替代性影响，如何界划中共学研究对象与中国研究或中国学研究对象之间的差异问题;三是国际中共学研究方法的确证问题，即如何打破意识形态偏好、理论倾向与学科壁垒之间的差异，寻求出一种综合性普遍研究方法之可能的问题。
关键词：国际中共学;问题意识;逻辑边界;中国学;研究方法
在目前学术界的相关学科划分中，关于中国共产党的研究，主要存在中共党史研究与中共党建研究两大门类。前者主要是以历史为叙述主线，对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与改革各个历史时期的发展史进行集中关注;而后者更加侧重于党的自我建设维度，其包含着思想、组织、制度建设等多维内容。实事求是而言，因为中国共产党的巨大影响力，尤其是随着其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进人新时代，在这一全新历史背景与时代条件下，中国共产党的研究蕴含了更为丰富的理论内涵，其中一些内容具有了全新历史语境与当代特征。例如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国际话语与全球理念的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这些内容既不能简单地置于党史研究领域，也不能将其直接纳入到党建领域。全新研究对象与内容的外溢，催生了需要建构中国共产党研究的新范式。近期以来，国际中共学的概念开始在国内学术界流行，它主张将关于中国共产党的研究置于学术化的光谱下加以审视，并实现该研究本土视角与海外视角的融合，在此融合的基础上形成催生中共学研究的国际化时代。这一新学术术语的发明在理论上具有显著的创新意义，标志着对传统中共研究范式的一次重要理论变革。一方面，国际中共学研究消解了以往中共研究中过分夹杂的意识形态因素与政治导向，而更多地寄希望将中国共产党的理论与实践视为单纯的学术对象加以客观中立性研究;另一方面，国际中共学研究主张以全球视角观察中共理论与实践，在本土研究与异域研究的相互冲击与碰撞中，既克服了国内研究因“身在此山中”而导致的局限，又改造了海外研究因“局外人”身份限定而导致的“雾里看花”。可以说，以客观理性的态度审视中共的理论与实践、从国际视野定位中共的理论与实践，构成了国际中共学的基本研究路向。然而，需要注意的是，这一全新研究范式与研究理念的提出，仍然面临着诸多方面的考验，其中在逻辑层面就存在着需要厘清的一些基础性理论问题。诸如，如何实现本土研究与海外研究的融合问题，如何界划国际中共学与中国学之间的逻辑边界问题以及适用于国际中共学的普遍性研究方法的生成问题等。在很大程度上，以上问题构成了当前历史条件下影响与制约国际中共学研究向纵深挺进的主要逻辑障碍。
一、本土立场与异域视角的交融：
国际中共学的概念考察
目前学界倾向于将国际中共学理解为本土中共学与海外中共学的结合，本土研究与异域视角的融合构成了国际中共学的理论内涵。这种逻辑上融合的前提是承认了本土中共学与海外中共学分有了共同的理论DNA，惟其如此，否则很难进行理论上的嫁接与联姻。但这里忽视了一个逻辑上的隐喻便是，本土中共学与海外中共学除了在研究对象上的相似性之外，二者在研究的出发点、立场、理论旨趣等方面都存在着重大差异，二者之间从本质上来上并非有共同的问题意识，因而从逻辑上来看很难对其进行硬性拼接，也很难进行所谓理论上同类项的合并。为此，需要从理论上首先界划出本土中共学与海外中共学的问题意识。
本土中共学主要是指在中国大陆（港台地区尽管从行政归属上属于中国，但因为学术传统、意识形态等方面因素的限制，使得其与大陆中共学研究之间存在着不容忽视的差异性空间）地区展开的关于中国共产党理论与实践的学术研究。就现阶段公开出版发行的本土中共学成果而言，大致可以区分为如下两大研究类型：一是“主流意识形态的研究取向”，即围绕中国共产党的理论与实践展开的阐释、宣传式研究，它支配着本土中共学研究的主流政治话语。持此一研究倾向的学者主要是体制内的官员、学者，他们大部分是在党的政策研究机构、宣传机构以及各级党校机构等;二是“亚意识形态的研究取向”，即主要围绕主流意识形态提出的观点、理论进行更进一步的系统化、学术化阐释与研究。这一研究倾向是以服从主流意识形态关于中共研究的理论判断为前提的，只不过以更加学术化的方式进行理论的再诠释。持此一研究倾向的学者大部分是各大高等学校、社科研究院等专业化学者，他们的诠释始终在不与主流意识形态相冲突的基础上努力赋予本土中共学研究以新的理论内容或形式。上述两个层面的区分并非是从绝对意义上展开的，两种研究倾向时常相互交织、相互影响，很难从根本上作出泾渭分明的逻辑区分，二者在一定程度上共同分有了相同的理论内核。一方面，二者都是从本土视角展开对中共理论与实践的“近距离”观察，研究者本身都是生活在中共执政的时空中，都与中国共产党的体制机制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联性，都是从自身的现实经历出发展开相关理论透视;另一方面，二者对于中共执政实践从根基上是持支持的态度，因而相关研究的理论倾向是以正面导向型研究为主，是宣传、阐释与发展的有机统一。
海外中共学研究主要指在中国大陆以外展开的关于中国共产党理论与实践的学术研究。学界普遍认为，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的成立，标志着海外中共研究開始作为一门学科得以建立。就海外中共学的研究取向而言，大致可以界分为如下三种类型：一是“直接否定型导向”，即研究中共理论与实践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从理论上消解中国共产主义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这一点在“冷战”时期的相关研究中表现得非常明显，诸多研究都是建立在以直接否定中共为价值倾向的基础上展开的;二是“亚否定型导向”，即基于对中共执政前途迷茫基础上作出所谓进一步观察的判断，其本质上仍然是以否定性为基本价值导向;三是“解惑型研究”，这一研究路向直接是从第一、二种倾向中生发出来的，因为对中共执政实践的否定性判断与现实中共实践的反差——即中国共产党并未如西方预言家所言的走向失败的困境，反而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中国奇迹”，因而西方部分学者开始通过所谓学术研究方式来解答困扰西方社会的“中国疑惑”。
上述三种倾向构成了西方中共学研究的主流趋向（尽管在西方学界也有学者力图以客观方式阐释中共的理论与实践，但在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大他者”的质询面前，仍然处于支流地位），三者从根本上很难摆脱因西方意識形态与后冷战思维惯性所导致的否定性价值倾向。西方学界关于中共学研究否定型价值导向，主要有如下两个方面的学者代表：一是对中国共产主义革命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保持敌对意见的学者，其中既包含受共产主义革命影响而旅居国外的华人学者，也包含西方保守主义阵营受“冷战”思维惯性影响的国外学者;二是立足于西方语境立场之上，受西式治理理论强烈影响的国外学者。他们基于西方治理模式与当代中国治理之间的差异性，以“西方中心”的理论姿态评判当代中国治理，必然会到导向否定当代中共实践的理论误区。当然，上述倾向的生成在很大程度上与西方社会长期存在的“冷战”思维方式后遗症以及西方资本主义文化霸权逻辑存在密切关联，这无疑增加了西方中共学研究的意识形态属性与政治性纠葛。
通过对本土中共学与海外中共学的对比，不难发现，二者之间除研究对象（中共）存在相同之外，在问题意识、理论旨趣等方面都存在着显著差异。具体而言：
一方面，二者的问题意识不尽相同。本土中共学研究的问题意识是建立在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承认逻辑基础上，通过宣传、阐释党的理论与实践以构筑出一种相对学术化的研究范式，其本质上是现实实践与理论发展的双向要求，更多地是出自中国共产党执政实践内部的理论自我论证、自我阐释、自我发展。国内主流研究学者都是身处中国共产党执政的环境中，经历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建设与改革所取得的显著成就，从根本上高度赞同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及其巨大时代价值性，并力图从理论上进行总结与提升性研究;而海外学者关注中共执政实践，更多地不是出自内部自我完善与发展的要求，而是以一种“局外人”的方式进行异域性隔空观察，并且这种理论的观察与透视在很大程度上都带有深刻的政治与意识形态诉求的痕迹。海外中共学研究长期都处于西方政治与意识形态较量的中间环节，从属于西方“区域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发挥着提供政策咨询的实用主义功能。尤其随着中共执政实践影响力的提升，研究中学术性导向与政治性导向之间的张力关系显得尤为紧张。在后冷战时代，中国共产党坚持将共产主义理想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坚持走具有中国特色与风格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因而不可避免地成为西方意识形态学家歪曲与攻击的标靶，从“中国崩溃论”到“中国威胁论”再到“唱衰中国论”以及“捧杀中国论”，都集中彰显了西方关于中共研究所镌刻的深刻意识形态色彩。
另一方面，双方研究的理论旨趣存在重大差异。本土研究更多地是服务于为中共执政实践发出理论上的声音，服务于将中共执政实践的发展优势转化为理论话语的优势，以解决中共执政实践在解决“挨打”、“挨饿”历史任务后所面临的“挨骂”风险。也就是说，国内主流中共学研究更多地是通过学术化研究的方式，在理论与实践、历史与现实的交融中解读中国共产党理论与实践的历史必然性及其时代价值，从根本上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提供理论上的论证;然而，海外相关研究并不需要为中共执政实践合法性肩负捍卫的职责，相反，其在一定意义上因政治或意识形态因素所限，甚至直接以否定、歪曲中共执政实践为理论旨趣。海外将中国共产党的理论与实践更多地视为一种异域的探索，是一种不同于西方的实践，在长期形成的“西方中心论”的心理优势与东方政治矮化情结的作用下，其关于中共的相关研究不可避免带有深度的有色眼镜。
在本土研究与海外研究存在重大差异甚至是直接对立的情况下，如何顺利实现二者的结合倘若无视现实存在的诸多问题或困难，而仅仅采取一种形式上的硬性拼接，其实在逻辑前提上可能是一种巨大的僭越。那么，究竟应当如何理解国际中共学所期冀的结合问题？笔者以为，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进行尝试性探索：一是应当将二者的融合视为一种理想学术状态的达成，而非硬性机械的形式目标。对于海外中共学的研究成果，应当采取批判性阅读的态度加以对待，择其合理者而运用之，摒弃“拿来主义”的硬性融合观;二是应当努力凸显中共研究的学术性，通过扎实的学术研究来夯实中共学的“学”之客观性。作为一门专业学术研究领域的中共学，应当以客观学术性研究为支撑，需要深入对这一新兴学术门类研究对象、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等基本学术范畴进行深入思考;三是应当着力打破研究中所固有的意识形态瓶颈限制，以一种中立方式推进相关研究;四是应当超脱研究中存在的区域与历史限制，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整体性高度审视中共的理论与实践。例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的，从人类走向现代化途径中的“中国方案”与“中国智慧”的高度理解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方位，②为从更普遍、更宽广范围深化中共学研究提供了重要思路。
二、历史与逻辑的统一：
国际中共学逻辑边界的界划
在确立国际中共学研究的学术意识之后，一个重要的问题便是界划这一研究领域的逻辑边界，亦即确定国际中共学的对象及其研究范围的界限问题。一般而言，国际中共学的研究对象应当是中国共产党，就这一研究大致可以从如下三个维度加以展开：一是研究中国共产党的理论与实践。就理论研究而言，主要是聚焦中国共产党各个历史进程中的理论创新，大致可以分为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尤其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实践研究而言，主要透视中国共产党各个历史时期的实践活动，大致可以通过革命、建设和改革三个关键词加以界分。党的十九大之后，新时代构成了国际中共学研究的另一热点议题;二是从历史与当下的区分角度出发，可以将研究对象定义为中共党史研究与当下中国共产党现实研究;三是从研究切入点上来看，可以大致区分为中共人物研究、中国历史事件研究等;四是从学科分类上来看，可以大致区分为关于中共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层面的微观研究与中共整体实践的宏大研究。其实上述研究类型只不过是从不同维度切入作出的界分，它们之间在研究对象上都具有通约性，即都是从事对中国共产党历史性实践活动的研究。伴随着中共在中国社会历史进程中地位的不断提升并最终获得唯一决定性领导作用，中共研究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中国研究的代名词。因为在大部分西方学者看来，研究中国究竟为何，只需要集中透视作为中国社会发展领导者的中共集体即可。
这里存在的一个潜在问题就是，如何区分国际中共学与中国学（Chinese Studies）研究的逻辑边界问题，因为关于国际中共学研究的诸多内容其实在中国学研究中都有所涉及。海外中国学研究主要是指海外学者所从事的关于中国问题的研究，一般而言其集中兴起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此间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因中国在国际政治格局影响力的不断增大而开始集中关注中国事务研究，这是对西方传统“汉学”（Sinology）研究模式的重要转折。西方传统“汉学”研究主要始于16世纪的欧洲，主要是通过来华传教士将中国经历、文化译介给欧洲，进而形成“传教士书简阶段”的西方汉学最初模式。到19世纪初，西方汉学开始走向经院式汉学研究阶段——标志是1814年12月11日法兰西学院开设“汉语和鞑靼语一满语语言与文学讲座”（即雷慕沙讲座），经院式汉学研究对象主要关注中国的传统文化，诸如哲学、宗教、语言、历史等人文学科方面的学理研究，而对政治、经济等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不多。
二战后兴起的“中国研究”更多地是开始集中聚焦中国的现实问题，诸如政治、经济、军事、法律等等，并且这种研究在很大程度上直接服务于西方政府的政策咨询功能，具有非常强烈的实用主义色彩。随着中共在中国政治格局中地位的不断凸显并最终取得统治性地位，中国问题的产生、走向等诸多环节都直接受到中共的影响与控制，这使得海外中国学的研究在某种程度上发生了再一次转变，即转向对中国共产党的研究，亦即中共学的兴起与发展。其实，这里在逻辑上存在一个值得进一步深思的问题，即因当代中国学研究方方面面都受到中共的影响，那么，在现有中国学可以能够解决的问题框架内，再提出中共学的可能性与意义究竟何在？中共学与中国学研究领域的逻辑边界究竟应当如何区分？这是推进国际中共学研究必须要着力解决的重要问题，倘若无法对上述逻辑边界作出比较清晰的界划，那么研究中国必然会出现中共学与中国学相互纠缠不清的理论尴尬，这种理论上的纠葛必然会严重矮化当下提出国际中共学研究的理论意义与学术价值。为此，不妨从如下两个方面展开相关讨论：
一方面，应当辩证理解国际中共学的国际意蕴，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普遍性高度审视中共的理论与实践。这里所谓的国际并非简单地是实现研究视域的国际化，或者是实现本土中共学与海外中共学的结合问题，因为这种硬性的结合本身在逻辑上就是值得深入反思的问题。尽管必须要承认，本土中共学研究是在本国范围内的单一区域所从事的理论思考，这一方面确实为理论观察提供了诸多便利条件，但另一方面因为审视距离过近的限制必然会导致研究的某种局限。所以，从这个层面来说，本土中共学研究需要拓展研究视域、更新研究方法、加强国际交流。这种中西国际层面的学术合作与交流，仅仅构成了国际中共学研究的一个基础性理论前提，而非其国际意蕴的全部内容。这一所谓的国际意蕴应从如下两个方面加以把握：一是国际中共学研究不仅仅是本土学者或海外学者的孤立性研究，它应当是将全世界范围内关于中共研究的学者与研究成果都统摄起来的综合性研究。更为重要的是，国际中共学的国际更应当是以国际的视野审视中共，即在国际背景与国际历史发展的谱系中综合定位中共的理论与实践。以国际视野关照中共意味着对于中共的研究，不应当仅仅将其拘泥于单纯区域性实践这一特殊性定位，而应当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普遍性角度透视中共的理论与实践，将中国的探索与实践置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加以审视与解读，这构成了国际中共学研究的核心维度。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普遍性高度审视中共，有助于打破意识形态因素所造成的理论偏斜，从而形成更加客观理性的科学态度理解中共的理论与实践、构筑关于中共研究的客观学术化路径。
另一方面，必须严格界定国际中共学研究的逻辑边界，避免出现理论泛化主义倾向。国际中共学研究对象毫无疑问必须是中共，这里的中共既可以是从整体上以抽象化形式存在的政治符号，也可以是具体各级中共政权甚至是个体化的中共党员，等等。基于这一定义，很明显，国际中共学研究的主要内容应当是中共的理论与实践。就理论层面而言，可以是党中央提出的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理论体系，诸如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也可以是党就某一问题所形成的具体理论政策与理论方案;就实践层面而言，可以是全党所推行的宏大实践活动，诸如改革开放等全局性执政实践，也可以是基层党组织所推动的区域性实践活动。那么，国际中共学研究的一个聚焦点便是集中关注与中共理论、实践密切相关的问题，这些研究对象与内容都是以中共作为主体。其他与中共主体关系不是十分密切或者并非产生直接性关联的内容，可以不置于中共学的研究领域，而将其划拨到中国学的研究范畴之中。当然，中国学的研究范围应当比中共学更广，它既可以关注中共研究，也可以透视与中共关系并不是非常密切的其他方面的研究。那么，集中提出国际中共学，从中国学研究中切分出专门的部分从事中共研究，其主要目的在于以更加集中透徹的方式专门聚焦中共治理，这种治理包括外在治理（社会治理）与内在治理（党的治理）的有机统一，通过对中国治理经验的系统分析与理论总结，以期上升到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普遍性高度，为求解人类走向现代化路径以及选择美好社会制度提供某种程度上的“中国方案”之启示。
三、多元视角的融合：
国际中共学研究方法的确认
在国际中共学研究对象、边界确立之后，选择合适的研究方法显得尤为重要。本土学者和海外学者基于不同立场与理论偏好，在研究过程中使用了不同的方法，进而彰显了各自不同的理论景观。如何整合本土研究与海外研究中流行的不同方法，通过对多元方法论的批判性阅读以建构出符合从国际维度出发研究中共的方法论资源体系，是需要学界同仁不断思考与探索的核心问题。
第一，树立以客观中立性为导向的研究姿态。国际中共学研究的特色不仅仅体现在国际维度，而且也体现在其作为一门学术研究的“学”之层面。学术研究的一大基础性原则便是研究的客观中立性，只有秉持客观中立的研究姿态方可真正构筑起研究的学术性底蕴。但必须要承认的是，中共学研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处于政治与学术所构筑的夹缝中艰难生存，本土研究具有鲜明的政治导向性，海外研究因其生成的历史性因素限制——“冷战”时代的最初产生以及后“冷战”时代意识形态思维惯性的限制，使其内在具有意识形态考量色彩显得尤为浓厚。上述双方因为其各自具有意识形态因素差异，导致了研究中经常出现所谓针锋相对的论争，双方甚至都以学术性研究自居而反驳对方的意识形态或政治意图。其实，在特定意识形态或政治因素的纠葛下所展开的中共研究，在很大程度上都不可能保证相关研究始终处于客观中立的学术性轨道上加以推进，因为任何意识形态因素的变动都会直接扭转学术性轨迹。建构国际中共学的学术意图，需要在研究方法层面上实现一次巨大的格式塔变革，即摒弃先人为主的政治判断（在研究之前就确定对中共实践的政治判断、好或坏的线性判断，进而使相关研究直接服务于论证先在的政治论断），真正将中共的理论与实践置于学术的平台上加以审慎理性的分析与考察，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加以对待，既不夸大成功经验、也不回避失败教训，建构出以客观中立性为导向的全面科学研究态度。
第二，立足于中共研究中心以实现内在研究与外在研究的有机统一。国际中共学的建构，必须首先要真实恰当地确认研究中心的问题。这一研究中心不能是形式上的中共中心，而必须是实质上的中心。所谓形式上的中共中心主要是指一些研究在表面上尽管是以中共作为研究中心，但其真实的理论意图不过是通过对中共研究的透视，以求解自身的问题。这样一来，中共研究仅仅发挥了形式上的功能或者是一种理论上的“药引”，而研究所真正关切的问题并非是中共的理论与实践，而是其它通过中共研究所引申出的问题群。诸如，西方“左”翼思潮眼中的中共研究，尤其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领袖人物研究，其研究的目的并非是对毛泽东或中共兴趣使然，而是寄希望通过这种形式层面的中心，以建构出其激进话语的理论资源或象征性表达。因此，国际中共学研究必须确立真正实质意义上的中共中心，将中共的理论与实践始终置于研究中心位置加以集中关注，并使研究的最终目的与旨趣聚焦到中共本身，建构出以中共为研究中心的学术导向。这一研究导向的建立需要实现内在研究视角与外在研究视角的有机统一。所谓内在研究视角即是指从中共实践的内部出发，通过从内向外看的方式透视中共实践的具体历史进程，即中共的理论与实践究竟是如何提出、实施、修正，等等。而所谓外在研究即是指将研究的视角定位在区别于中共本体的外在层面，通过以相对局外的视角客观的审视中共理论与实践的客观效果，并在此基础上作出相应的反馈性客观评价。
第三，拓展研究视域以实现跨学科与交叉研究方法的多元运用。所谓拓展研究视域，其中最重要的便是将中共研究从单纯的区域研究提升到全球性视野、提升到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普遍性高度加以综合审视。中共的理论与实践并非是一种涉及单一学科的试验，而是蕴含着丰富内容、影响范围极其深远的超级治理工程，对此问题的系统研究与把握绝非通过单一的学科知识就能驾驭，仅仅依据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单一学科无法从总体上把握中共实践的整体性面貌。诸如，以中共领导的改革开放实践为分析对象，这是一项系统化的综合性治理工程，其中涉及到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诸多方面的内容，仅凭单一的学科知识背景只能产生对此问题的某种“洞穴假象”，而这一理论假象在当前学科壁垒尚未被打破以及学术培养机制相对固化的背景下显得尤为突出。这就对从事国际中共学研究的学者提出了较高的理论要求，不仅要掌握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等现实实践性较强的学科知识，而且需要对哲学、历史学等方面的知识也要有着较好的掌握。也就是说，从事国际中共学研究的学者不应当是固守单一学科门类的“专家”，而应当是具有综合性知识的“复合型”人才。就当代海外中共学研究而言，这一要求显得尤为迫切。最早一批从事海外中共学研究的学者，诸如费正清、史华慈等，都有着较好的人文学术精神修養，他们不仅善于从宏大历史层面把握中共的理论与实践，而且也擅长微观层面的历史考证分析，这种跨学科、多元方法的引用与介入，催生了诸如《美国与中国》、《中国的共产主义与毛泽东的崛起》等经久不衰的经典著作。但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西方学科分类的进一步细化与专门化，诸多从事中共学研究的学者都仅仅是某个领域或者是某个研究方向的专家，其相关研究更多地是通过一些抽象化的数理模型建构出来的，并且是以所谓实证性考证的形式得出的非常微观化、具体化的结论。这些研究也不乏非常精彩之处，但固守于非常狭小的层面所展开的讨论似乎在某种程度上缺少了对中共整体的历史性关照，从而在某种程度上显得有些“一叶障目”的理论尴尬。破解上述碎片化研究倾向的一个重要路径便是以跨学科方式引入多元研究方法，通过宏大叙事逻辑的把握并辅之以微观研究的支撑，以构筑出关于中共研究的高清晰思想画像。
概言之，提出国际中共学研究的理论期盼，是对当代本土研究与海外研究不足的某种理论补充，它期冀在全球性视野层面搭建出关于中共研究的客观学术理论平台。相关研究仍处于不断的探索之中，仍然面临着诸多方面的挑战与问题，目前来看，这种“大胆假设”仍需要学界同仁通过扎实的学术研究以“小心求证”。
（责任编辑：杨仙丽）
作者：张明
东方社会主义实践研究论文 篇2：
信息技术环境下高中美术教研交往共同体推动美术教育改革
摘 要： 本文阐述广东珠三角五所高中与湖南湘西民族地区两所高中美术教师利用信息技术推动构建学校、美术教师教研交往共同体，并推进学生美术素养实践研究及公立与民办、重点高中与普通高中交叉实践研究。聚焦信息技术环境下的美术教育教研交往，为进一步推进我国教育改革，提高学生的美术表现素养寻找新方法和新途径。
关键词： 信息技术环境 高中美术教研 交往共同体
互联网时代不可置疑地推动社会进入“一个群体的时代”。未来教育发展单靠教师个人推动是无法完成的，合作、共享是教师专业发展的关键。协同合作社交化、沟通与合作能力是二十一世纪高效参与社会的基本技能。教研共同体强调教师基于共同的教学与研究目标，相互介入、共同事业和共享技艺库，通过分享与合作对话促进教师专业成长。信息技术环境下的美术教研交往共同體，利用信息技术研究美术教研交往，了解和分析课堂美术教学、表现形式和结构特征，是美术教学交往和相互学习的共同体，是当前课程与教学论研究最具前沿性的理论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信息技术构建美术教研教学交往共同体，有助于进一步加强美术教学交往和互学共同体的宏观理论建构。
一、利用信息技术推动高中美术教研交往共同体的形成及实践研究目标的实现
（一）信息技术环境与课题带动促进教师教研共同体形成
学校工作以教学为生命线，学生发展是生命线的脉搏，教师是生命线的养分，只有教师发展才能促进学生发展及学校发展。现在网上的交流软件功能非常强大，随时能视频，能语音并茂地看到对方如在眼前，如果教师组成一个共同体，非常利于大家共同成长。
2018年中央电化教育馆全国教育技术研究规划课题重点项目《以信息技术推动高中学生美术表现素养的实践研究》成功立项，课题研究使中山市、深圳市、佛山市三市五所学校的教师形成了以信息技术手段推进的课题组，后来又有湖南湘西州的向亚琼、阎建军两位教师加入，标志着以信息技术推动的珠三角地区发达地区与湖南湘西民族地区“高中美术教研交往共同体”正式形成，共同推动美术教育革新实践研究，湖南（岳阳）岳州福窑主持、青年陶艺家、美术家陈福庆先生作为社会专家参与进来，使高中美术教研交往共同体更富有魅力，科研形式基本通过信息技术交流与推进。
（二）以实现总体目标为基础引领示范
研究总体目标可对参与课题实践研究的学校在构建美术教师“同僚性”基础上实现课题实践参与学校的美术教师的专业发展、促进课题参与学校内涵跨越式发展，起示范引领作用。总体目标可分年度目标一个一个完成，每个年度目标三轮行动。第一个年度完成3轮行动研究，形成课堂教学交往共同体，尝试建构美术教师“同僚性”教研交往共同体，美术课堂在校际开放。第二个年度再完成3轮行动研究，完善课堂教学交往共同体，形成教师“同僚性”教研交往共同体，美术课堂在校际持续开放，学校美术课堂对社会开放，最终辐射本地区与其他地区。
二、利用信息技术与课题实践实现校际的美术教师成长的“同僚性”，增强教育家的“专业性”
利用信息技术实现学校美术课堂对社会的对接与开放，实现学校与教育行政主管部门、艺术家、教育专家、美术课程机构及其他学校多种形式的沟通和交往，实现美术教育合作的多元化。
如：利用信息技术实现个案学校对校际的学生课堂开放，以学习小组为核心，展开组内合作和组间竞争，实现创造性学习，促进学生发展。以学生为中心，展开学生个体与外校美术教师之间、学生个体与外校学生小组之间、学生小组与外校学生小组之间各种形态的主体际交往，共同构筑课堂教学交往共同体。
三、通过解决关键问题推进教研交往共同体建设
（一）建设互助学习共同体
针对学校不同层次学生进行不同教学，同时实验相同教学的结果，因材施教，增强美术教研交往的有效性。恢复因“陪读”状态失去自信的学生的学习动力，提高美术理论修养。例如：建设互助学习小组，美术教研交往共同体的内核是教学研究，学生是中心，因此需要建立必要的学术互助学习小组。在个案学校建立“学习共同体”，校际建立“互助学习共同体”，其中校际的“互助学习共同体”要考虑性别、性格、学力、成绩、家庭背景等因素，同时建立组内角色与评价机制。
（二）美术教师相互开放课堂
美术教师利用信息技术在线开放课堂是建构美术教师“同僚性”教研共同体的关键。根据各个学校的教学事件，以“困难点”和“兴趣点”为中心讨论和研修，促进美术教师“同僚性”专家式的专业发展。
（三）学校信息化建设与美术课程建设
以信息技术为媒介的美术教研交往必须不断完善信息化建设，需要各学校及线上美术教研交往共同体的教师共同努力与建设。美术课程是教研交往的对象、工具和主要媒介。
如：项目组成员带动同事从以下几个方面推进个案学校的课程建设：
（1）美术课程标准细目制定。分析课程标准，细化各条目，使其具有可操作性。（2）文本分析。将美术课程校本化（逐一细化文本，确定重点、难点，重点突出美术核心素养与二十一世纪能力），特色化，使之适合本校的学生同学有亮点可以示范其他学校。（3）课外拓展资料和教辅资料的编写。选编、改编或者编写适合学生的配套资料。（4）学习资源库的建设。校内外学科资料的建设和拓展。（5）开展综合实践活动，进行研究性学习和校外写生等艺术实践与研修活动，特别是校级间的学生艺术交流，增强学生能力，增加学生与社会接触的机会。
四、通过以信息技术推动的共同课题研究推动美术教育革新
（一）探索信息环境下的美术教研交往共同体的策略与手段
美术教研交往共同体建设中的一个重要特点是美术教师相互支持和帮助。因此，怎样利用信息技术形成共同体与怎样研究非常重要。
例如：教研共同体成员分布在中山、佛山、深圳三市五校及湖南湘西州两县两校。每个学校有负责的研究人，通过这个课题参与人员把课题研究的触角延伸到自己的学校，至少延伸到自己学校的科组。项目组成员动员周围的同事或者教师朋友自愿组合，围绕共同的兴趣点开展教育教学研究。特别是利用在线交流方式集体智慧解决教研中遇到的困难和各种理论问题，定期或不定期进行课题、教育教学研究方面的研讨交流。
（二）美术教研交往共同体利用信息技术与课题研究推动学科交互突破学科本位
学科本位主义是教育弊端，作为教育壁垒一直无法打破，教研共同体推动了破壁之旅。
例如：教研共同体的罗玲老师在从事国际教育的过程中发现IB教育的高中学段课程是按照IB项目设置的，与国内教育的衔接有一定的缝隙，如IB高中学段课程没有历史与政治课程，对培养社会主义接班人是个挑战。作为从事国际教育工作10多年的教育管理工作者，觉得非常不妥，必须改变这一现状。通过研究发现利用IB课程中的视觉艺术课程可以把美术与文学、历史、政治共性融合，罗玲老师参与了李毅宏老师主持的《以信息技术推动高中学生美术表现素养的实践研究》课题，作为课题的主要研究人员在深圳东方英文书院国际学校推动“国际教育本土化之美术核心素养探索行动”，实施以信息技术推动国际教育中具有中国特色的美术校本课程实践研究。把研究带进国际教育领域，并以信息技术推动国际教育中具有中国特色的美术校本课程实践研究，在视觉艺术课程中融合中华文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通过校本课程建设弥补这个不足，为国际教育找到一条推行中华文化自信、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教育实践之路。教育共同体的其他成员利用专业优势为国际学校专门编写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教育视觉艺术校本课程。近两年来，深圳东方英文书院国际学校的高中学段通过视觉艺术课程的校本化与中国特色化，对即将出国学习的孩子进行了良好的思想教育，在孩子们心中树立了中华文化自信、道路自信与制度自信，收获了良好的成效。美术教师团队与罗玲老师通过课题研究合作，使罗玲老师在美术领域获得帮助的同时还使其加强对国际教育领域的认识，突破学科本位。
（三）教师发展促进了学生发展及学校发展
1.课题组成员的课题研究使教师发展，促进学生与学校的发展。
课题组成员指导学生在国、省、市级比赛中屡屡获奖，学校得到了发展。如：主持人李毅宏老师指导学生9人入选全国少儿陶艺版画成果展，雷春宝老师指导学生梁秀禧获得广东省第六届中小学生艺术展演活动二等奖，雷春宝老师获”优秀指导教师奖”（广东省教育厅），中山市小榄中学以评分满分的成绩成功获得了广东省中小学艺术特色学校的荣誉。又如：课题组成员文政老师在中山市桂山中学进行研究，并完成“基于信息技术的漆艺特色校本课程建设”研究，发展漆艺特色。中山市桂山中学在文政老师的推动下以漆艺为特色申报广东省艺术特色学校。研究期间取得了一些实践研究成果：指导学生林绮琪获得市第十四届中小学师生美术作品评选暨展览活动一等奖、中日青少年书画友好交流大赛铜奖;巫智康获广东省2019年“致祖国母亲的一封信——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书信文化系列活动（绘画类）二等奖，文政老师获得优秀指导教师（广东省教育厅）的荣誉。课题组成员谢扬科老师在佛山市顺德区第一中学开展“基于信息技术的书法中的美术核心素养微课研究”探索，并取得了优秀的实践成果;在广东省第十届、第十一届规范字大赛中，谢扬科老师辅导的学生每次都有2人获特等奖，谢扬科老师本人两次获得广东省优秀指导教师奖（广东省教育厅）;课题组其他成员都取得了很好的成绩教育教学成果，促进了学校发展。
2.建构美术教师“同僚性”教研交往共同体，实现教师专家型专业发展。
如：在共同体的课题成员中，文政老师、谢扬科老师、史锦第老师与主持人李毅宏不在同一所学校，谢扬科老师所在的佛山市顺德区第一中学是广东省的名校，文政老师所在的中山市桂山中学是中山市的名校，史锦第老师的中山市古镇高级中学是中山市的普通高中，不同层次学校的教师通过课题研究形成了教研交往共同体。课题组成员虽然有湖南湘西民族地区美术教师，但是两位都是县美术学科带頭人，在湖南省的美术教育界都鲜有名气。大家通过线上交流相互取强补短、开放课堂、课题带动，以信息技术推动珠三角地区发达地区与湖南湘西民族地区美术教研交往及共同体互相公开课教学专业共同成长的教学创造，实现教师专家型专业发展。
3.构建学校美术教学研交往共同体，以信息技术推动社会各界共同参与教学创造，组织“教学参与”，促进学校教研的转型、引领和示范及美术教育的发展。
如：广东珠三角5所高中与湖南湘西民族地区2所高中的美术教师利用信息技术推动构建学校、美术教师教研交往共同体，并推进学生美术素养实践研究及公立与民办、重点高中与普通高中交叉实践研究。又如：我们在以信息技术为依托基于美术核心素养的陶艺校本课程建设研究过程中由于对陶艺技术掌握得不够及学校设备落后，需要社会专业人士的帮助与扶持，因此请湖南青年陶艺家、岳阳市岳州福窑主持陈福庆先生参与研究，提供陶艺技术支持，为课程建设献策，为研究成功提供了力量。
五、结语
本研究中的美术教研交往共同体是以信息技术推动与实现的，是基于在线社交的教研共同体，以互联网为平台，以教研团队为服务对象，在技术的支持下实现共同体成员的相互交流、相互帮助，并达成教研共识，不断强化对自身职业的认同，共同形成和积累实践知识，采取提升整体教研实践智慧的教师专业发展模式。教研主体具有多元化，不仅包括传统教研中的学科教师和学校管理者，还包括在线教师、社会专家等，突破时空限制，不再拘泥于现实生活。聚焦信息技术环境下的美术教育教研交往，为进一步推进我国教育改革，提高学生的美术表现素养寻找新方法和新途径。
参考文献：
[1]李毅宏，罗玲，陈福庆.基于美术核心素养建设信息化高中陶艺校本课程的策略[J].师道（教研版），2021（01）.
[2]徐丽华，吴文胜.教师的专业成长组织：教师协作学习共同体[J].教师教育研究，2005（17）.
[3]全守杰.“学习共同体”研究理论考察与新探[J].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10）.
[4]陈雪强.中小学教师教研共同体类型研究[D].重庆：西南大学，2017.
该论文为中央电化教育馆全国教育技术研究规划课题2018年度重点项目《以信息技术推动高中学生美术表现素养的实践研究》（课题立项编号：184420013）的研究成果。
通讯作者：李毅宏
作者：李毅宏 罗玲 向亚琼 阎建军 罗柏林
东方社会主义实践研究论文 篇3：
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启示
摘要: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源头。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过程中,要注重发展社会生产力、以积极主动的姿态融入全球化、吸收资本主义的一切积极成果、坚持社会主义基本价值原则、处理好社会公平与效率的关系。
关键词:东方社会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一、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的核心内涵
马克思最早开始从事东方社会的研究是在19世纪50年代。当时亚洲爆发了第一次民族解放运动的革命浪潮,基于对东方殖民地国家的同情及对现存私有制的批判,马克思对研究东方社会产生了兴趣。为进一步论证社会主义必将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马克思对东方社会的结构和特点进行了深入研究和考察,形成了关于东方社会发展的早期思想。他认为东方国家处于封闭、保守和落后的状态,必须通过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冲击,使东方国家的历史变为“世界历史”,才有可能实现现代化。但当历史发展到19世纪70年代,随着人类学、历史学的发展,特别是拉伯克、摩尔根、柯瓦列夫斯基等学者关于原始社会、古代社会、东方社会著作的问世,扩大了马克思对东方社会研究的眼界。与此同时,西方资本主义虽然一度卷入了世界经济危机中,但通过其内部矛盾的自我缓和调解,已经从经济危机中得到重生和发展。西方资本主义不但没有达到马克思原先所预想的“垂死挣扎”状态,反而死灰复燃。马克思认识到西方社会主义革命进入低潮,无产阶级革命的时机还尚未成熟。世界历史发展的新状况让马克思在东方落后国家中看到新的曙光。马克思及时总结巴黎公社失败的经验教训,更深入地研究东方社会(尤其是俄国),并提出了“俄国有可能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这一天才设想。
马克思为什么会选择俄国作为其研究东方国家的典型呢?因为当时俄国民粹派理论家海洛夫斯基强加给马克思的一个观点,即把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成关于社会发展一般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由此要求一切民族,不管它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马克思强调:“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1]。马克思认为,广大东方落后国家就不一定必须把西欧社会发展道路当成典型的、唯一的模式,东方落后国家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可以实现跳跃式发展。“俄国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把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成果用到公社中来”[2]。马克思深入研究俄国的具体国情,分析俄国实现资本主义跨越的历史条件和可能性,即俄国拥有完好的农村公社,还分析了俄国实现跨越必须是在历史转向“世界历史”之后,并且最终能否实现跳跃还取决于该国所处的历史环境和具体国情。如俄国农村不被破坏、俄国必须有俄国革命、使公社不必受专制国家的压迫、积极吸收资本主义的一切肯定成果等等。
从马克思关于东方社会的一系列研究著作中可以总结到东方社会理论的核心内涵是:东方落后国家在一定历史条件下能够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并通过利用资本主义的一切肯定成果,以社会主义方式实现现代化发展,可以减轻资本主义分娩的痛苦。可以说,跨越论才是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的真正科学内涵。
二、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启示
(一)社会生产力具有不可跨越性,需要继续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
在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的指导下,俄国、中国先后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列宁在吸取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精神原则的基础上,结合俄国国内的具体历史条件,丰富并发展了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提出了东方经济比较落后的国家可以先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建立无产阶级政权、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经济文化落后的俄国最终在社会形态上实现了成功的跨越,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俄国的成功,还给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带来了极大鼓舞,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同样为中国社会发展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毛泽东等先进共产党人以马克思主义为旗帜、以俄国为榜样,用民族民主革命的形式推翻了旧政权,赢得了民族独立和解放,建立了社会主义的新中国,验证了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所揭示的精神原则,开创了东方落后国家先于西方发达国家走向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
尽管,马克思提出了东方国家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设想,但由于身体的原因,马克思没有更多的时间去探索这些国家成功跨越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关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是一大历史新课题,也是一大历史难题。因为没有任何人、任何国家提供了现存的理论和方法。历史上,由于没能探索到适合国情的社会主义模式和道路、没有认清国情,致使现实中的社会主义建设频频失误。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其实就是苏联没有根据社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去界定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在生产力发展水平较低的情况下强行完成社会主义高级阶段的任务,致使社会畸形发展。在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也曾犯过超阶级的“左”倾冒进主义错误。建国初期,对社会主义估计的不合理,也给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带来了严重的曲折。
实践证明,社会形态上的高级阶段并不代表社会生产力也发展到了同样高的阶段,尤其是像苏联和中国这样的东方落后国家,面临着“先天不足”的严重困境。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生产力才是社会发展的最坚实基础。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在认真总结、反思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曲折后提出了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指出:“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阶段”[3]。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给中国的社会主义发展阶段做了科学的定位。初级阶段的国情决定了我国必须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经历一个相当长的生产力相对落后的阶段,为此,邓小平提出通过实现工业化、经济的社会化、市场化、现代化等方式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邓小平还强调:“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级分化,最后达到共同富裕”[4]。邓小平理论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包含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开放等一系列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生产力理论。邓小平理论对社会生产力的重视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取得的巨大成功也证明了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性,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发展生产力依然是重点。
(二)大胆吸收资本主义的一切积极成果,保持融入全球化的积极状态,坚持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
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阐明了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能够在特殊历史条件下通过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实现社会主义,还指出了实现这个目标的具体手段,那就是“吸收资本主义的一切优秀成果”。这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在当前,建设好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必须积极主动融入全球化历史洪潮中,继续坚持走改革开放之路。
历史经验也已证明,社会主义作为人类文明发展的一个新阶段,不能离开整个人类文明发展的大道。从纵向来说,它必须继承千百年来,包括资本主义时代所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从横向来说,它必须大胆吸收不同国家适应时代发展要求的新文明创造。只有这样,社会主义才能得到更好的发展,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才能更好的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不应该只体现在要创造比资本主义更强大更丰富的物质生产力,还应体现在比资本主义有更巨大的包容力,能接受不同种类、不同形态的先进文明上。
当前,各国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都越来越猛烈地碰撞着,都已自觉或不自觉地迈进了全球化的浪潮中,任何闭关锁国的政策都是必将遭到失败的。只有积极主动融入到全球化中、参与全球化,才有可能分享到全球化带来的好处,包括吸收资本主义的一切肯定成果。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中国主动融入世界全球化的最具体表现,中国在改革开放三十年中所取得的一切成就使中国认识到 “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改革开放使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达到9.7%,综合国力大大增强,人民生活水平大大提高。所以,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中,要继续坚持改革开放之路。改革开放本质上就是主动融入全球化,融入世界给人类带来的一切文明中,在世界文明的海洋里,吸其精华、弃其糟粕。这样,就可以使中国借助世界所取得的先进成果发展自己,就可以加快发展的步伐、赢得发展时间,进而缩短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赢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更大胜利。“坚持改革开放之路,就是坚持走富民之路、强国之路、兴党之路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路”[5]这已经成为中国发展成功的一条基本经验。
(三)坚持社会主义的价值原则,正确处理社会公平和效率的关系
马克思东方社会社会理论强调通过社会主义方式实现社会发展,当然必须始终坚持社会主义的价值原则。所谓社会主义的价值原则,就是人民群众利益标准和生产力标准,通俗地讲,就是处理社会公平和社会效率的相统一。
马克思在社会发展动力问题上,就提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历史发展的主体,要求必须坚持群众的观点。毛泽东,也是很重视人民的力量,注重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无论是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都注重以人民文本。邓小平价理论中,一切有利于最广大人民利益的标准,就充分体现了邓小平的人民观。当前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在进行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过程中,在注重生产力注重效率的同时,要更加关注和坚持以人民群众的利益为本,注重社会的公平,注重人的公平。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力是社会发展最重要的基础。这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一直贯穿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前苏联由于缺乏对生产力重要性的认识解体了,中国文革期间对社会生产力的忽视导致了社会主义在曲折中前进。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果断的提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理论,并通过经济、政治、文化等全方位的发展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从邓小平理论发展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再发展到科学发展观的各个阶段,我们党都始终做到了坚持生产力标准这个社会主义基本价值原则,才使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
在历史上,我们曾走过重经济忽视社会的错误路子,严重的挫伤了劳动人民的积极性,给过我们很大的教训。所以,今天我党提出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科学发展就是对片面发展的反思,就是对忽视公平的反思。在效率和公平这杆天平上,我们党根据国内国情的变化,已经实现了由过去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到“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6]的转变。在未来继续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中,还要始终坚持这个社会主义的价值原则,正确处理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社会公平和效率的关系。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42.
[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765.
[3]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252.
[4]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73.
[5]思政司.政治宣言.行动纲领.理论指南[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60.
[6]胡锦涛.十七大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责任编辑/田苗)
作者：张丽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