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小编为大家推荐《国内外形势与政策论文(精选3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在我国，大多数家长没有办法在孩子放学后及时接回家，小学生在放学后无人监管已成为我国当前一个十分普遍的现实问题。在当前这样的困境下，家长们由一方或双方轮流早退接孩子放学，或由老人来带孙辈，或是雇佣保姆或小时工。但不难看出，无论哪一种方案，都有其弊病，是迫不得已的无奈选择。
第一篇：国内外形势与政策论文
国内外股利政策理论概况回顾与分析
【摘 要】 文章较系统地回顾与分析了国内外股利政策理论研究概况与脉络，认为这些成果丰硕的研究还不能破解“股利政策之谜”，但是，对于丰富股利政策理论研究和正确指导我国资本市场股利政策及投资收益理念却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和作用。
【关键词】 股利政策; 国内外理论; 概况; 回顾; 分析
一、引言
股利政策作为公司财务管理的一项重要内容，一直是会计、财务学界研究和探讨的热点问题之一。上市公司在决定向股东分配股利之前，需要综合考虑各种因素，公司是否分配、如何分配、分配多少直接影响公司未来的筹资能力和经营业绩。如何将公司实现的收益在股东和内部留存之间进行合理分配并制定合理的股利政策，是上市公司管理者难以处理的实际问题，也是尚未解决的财务理论问题之一。费雪·布莱克(Fisher Black)(1976)称股利政策的研究是个谜，“我们越是努力研究它，它就越像个谜。” 为了破解这个谜，中外学者对其进行了探讨并提出一些理论。我们现在研究股利政策理论不可能破解“股利之谜”，但是，时刻总结回顾关注其理论发展概况确实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国外研究概况
从林特纳(Lintner，1956)第一次提出股利分配的理论模型以来，国外对股利政策的研究已经有几十年的时间，学者们对股利政策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并提出了各种不同的理论来解释股利这个“谜”。
(一)股利相关理论
股利相关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有戈登(Gordon)、杜莱德和林特纳(Lintner)等人。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在手之鸟”论。该观点认为，在股利收入与股票价格上涨产生的资本利得收益之间，投资者更倾向于前者。因为股利是现实的有把握的收益，而股票价格的上升与下跌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与股利收入相比风险更大。因此，投资者更愿意购买能支付较高股利的公司股票，这样，股利政策必然会对股票价格产生影响。根据在手之鸟理论，企业在制定股利政策时必须采取高股利支付的政策才能使企业价值最大化。戈登在1962年提出的股票价值模型将该理论发展到巅峰。“在手之鸟”理论虽然广泛地被实际工作者所采纳，但它很难解释投资者在收到现金股利后又购买公司新发行的普通股的现象，实际上混淆了投资决策和股利决策对股票价格的影响 。
(二)股利无关论
股利无关理论即MM理论。美国财务学家米勒(Miller)和莫迪格里尼(Modigliani)(1961)共同发表了一篇题为《股利政策、成长与股票定价》的文章，提出股利政策与公司价值无关的命题，后来这一命题被称为“MM理论”。MM理论提出了5个假设条件，即不存在公司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不存在交易费用;管理层和股东都能够获得同样的信息;公司无任何负债;公司投资政策保持不变。MM理论证明在这5个假设条件下，股利政策与公司价值无关。该著名的“股利无关假说”成为了股利政策理论的基石。
(三)税差理论
税差理论是在放宽MM理论无税收假设的条件下得出的。该理论认为，企业在制定股利政策时必须采取低股利支付率政策，才能使企业价值最大化。法勒和塞尔文(Farrar&Selwyan，1967)最早进行这方面的研究，他们采用局部均衡分析法，通过研究认为，在不存在税收因素的条件下，公司选择何种股利支付方式并不是非常重要。但如果针对不同的股利支付方式征收不同的税赋，比如假设现金股利税赋高于资本利得的税赋，那么在投资者看来，现金股利不是最优的股利支付方式，投资者更喜欢低现金股利支付的公司。由此可见，存在税收差异的条件下，公司选择不同的股利支付方式，不仅使公司及投资者的税负产生差异而且对公司的市场价值也产生影响，即使在税率相同的情况下，资本利得只有在实现之时才缴纳资本增值税，相对于现金股利课税而言，仍然具有延迟纳税的好处。布伦南(Brennan，1970)从资本利得和股利收入的税收差别的角度来解释政策，认为低股利支付率政策才能实现公司价值最大化。Litzenberger和Ramaswamy(1979)扩展了布伦南(1970)的税后资产定价模型，考虑了抵税的利息限制后认为，受到这一限制的投资者更欢迎现金股利分配。
(四)股利追随者效应理论
股利追随者效应理论是对税差理论的进一步发展，该理论从股东的边际所得税率出发，认为每个投资者所处的税收等级不同，他们对待股利的态度也不同。边际税率高的股东偏好低股利支付率或不支付股利的股票，而边际税率低的股东则喜欢高股利支付率的股票。据此，公司会相应调整股利政策，使股利政策符合股东的愿望。在达到均衡时，高股利支付率的股票将吸引一类追随者，由处于低边际税率等级的投资者持有;低股利支付率的股票将吸引另一类追随者，由处于高边际税率等级的投资者持有，形成股东持有满足其偏好股利政策的股票的现象，即“追随者效应”。
股利追随者效应理论见于米勒和莫迪格里尼(1961)的文章，他们指出，公司供给股票时存在最小化每个股东税收负担的动机，由于在资本利得上的税收优惠(相对低的资本利得税率和资本利得税的延缓交纳)，投资者会偏好低股利支付率的股票，不同的股利政策会导致税收导向的追随者效应(Clientele Effect)。
尽管米勒和莫迪格里尼最早提出了追随者效应理论，但他们没有对这一理论进行系统的阐述。埃尔顿和格鲁博(Elton&Gruber，1970)在《股东边际税率和追随者效应》一文中最早对追随者效应进行了系统实证研究，他们以1966年4月到1967年3月纽约证券交易所的所有公司为样本，采用除息日股价行为测试法(ex-dividend day test)，通过股利收益率和股利支付率两个标准来对样本进行分组发现，股利收益率和股利支付率与股东的边际所得税率存在显著的相关性，这表明，持有高股利收益率或者高股利支付率股票的股东处于低税负等级，证实了确实存在米勒和莫迪格里尼所说的追随者效应。
Pettit(1977)则通过对914位个人投资者的证券投资组合和个人资料直接检验交易成本和不同税率对股利的影响，发现了不同边际税率的投资者有其不同的股利偏好，富有或年轻的投资者、资本所得税税率和股利所得税税率差异比较大的投资者、资产组合的系统风险较高的投资者，往往偏好于低股利高资本收益的股票，而年龄较大、收入较低、边际税率低的投资者喜欢高股利支付率，其结论支持了追随者效应理论。
但是随后Lewellen，Stanley，Lease和Schlarbaum(1978)基于Pettit(1977)同样的数据采取多元回归分析时却得出了不同的结论。他们以投资者投资组合的股利收益率作为因变量，各种投资者特征为自变量进行多元回归发现，尽管税率变量与股利收益率统计上显著负相关，但是投资者边际税率增加10%，股利收益率仅仅下降0.1%。这表明仅存在微弱的追随者效应。
Kalay(1982)在“The Ex-Dividend Day Behavior of Stock Prices:A Re-Examination of the Clientele Effect”一文中认为埃尔顿和格鲁博提出的追随者效应理论没有考虑套利的存在，认为他们文章中的股票价格行为研究不一定是追随者效应。Baker和Wurgler(2004a)的实证研究也不支持追随者效应理论。
(五)股利信号传递理论
该理论认为股利政策对外传递了公司盈利状况和未来发展状况等信息。1979年，Bhattacharya发表了《完美信息、股利政策与“一鸟在手”理论的谬误》一文，率先将信号传递理论应用于股利政策的研究，创立了股利政策历史上第一个股利信号模型。Bhattacharya认为，在信息不对称情况下，现金股利具有信息内容，是未来预期盈利的事前信号，相对于资本利得来讲，股利传递信息的价值是确定的，而且它可以用来抵销股利所得的税收损失，从而即使管理层控制权力很大的公司也乐于支付股利，因为只有当股利分配方案向外界披露后，该信息引起的公司价值增值才能够为现有的股东所获得。随后Paul和David(1983)①对纽约证券交易所和美国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1954至1980年间的首次股利分配采用典型的累计超额收益率法进行了研究，发现股利公告期间出现了3.7%的超额收益，其检验结论是首次股利公告具有显著的信号传递效应。
Brickley(1983)、Terry E Dielman 与Herry Oppenheimer(1984)的研究同样也支持了股利信号传递效应的结论。Gosnell Keown和Pinkertond(1986)通过对股利政策的实质性变化与股利政策公告当天市场反应之间的关系的比较研究，得出有消极变化的股利政策的股票市场反应更加强烈和持久的结论，同样有力地支持了股利的信号传递效应理论。
John和Lang(1991)认为投资者和管理当局存在信息不对称，并通过实证研究得出股利公告向市场提供了信息。Wanye 和Jarrad(2000)考察了1981—1993年美国市场上回购和股利增加事件，发现公司选择股利增加来传递相对持久的现金流量信号。Jensen和Mecking(1976)，Graham(1985)用信号传递理论解释股权结构对股利政策的影响，认为信息不对称程度较低的股权集中型公司对股利传递信息的要求较低，股权结构分散型公司更需要股利政策传递信息。Koch和Sun(2004)实证表明，现金股利变化向市场传递关于公司盈余变动持续性的信号。
(六)股利政策的代理理论
股利的代理理论是在放宽MM理论中公司经理与股东之间的利益完全一致的假设上发展起来的。该理论认为，股利政策实际上体现的是公司内部人与外部股东之间的代理问题。在存在代理问题的前提下，适当的股利政策有助于保证经理们按照股东的利益行事。Rozeff(1982)首先将代理成本理论应用于股利政策研究，他先后作了两次实证检验，得出代理成本与股利支付之间的负相关关系，同时得出股利政策一方面能降低代理成本，另一方面会增加交易成本，因此公司股利发放率的确定是在这两种成本之间进行权衡从而使总成本最小。尽管Rozeff的研究没有专门对“现金股利是如何降低代理成本的”进行研究，因此没有形成系统的现金股利代理成本理论内涵，但为现金股利代理成本理论的研究开了先河。②
Kalay(1982)、Jensen(1983)以及Handjinicolaou和Kalay(1984)等认为通过签订债务合约限定股利的发放，可以阻止债权人财富向股东的转移，有利于缓和股东和债权人之间的摩擦。Agrawal 和Jayaraman(1994)通过实证检验直接验证了股利能替代债务降低自由现金流量的代理成本假说。D'Mell和Mukerjee(2001)发现，处于财务困境的公司为了避免财富向债权人转移，更不愿意降低现金股利水平，支持了股利的代理理论。
Easterbrook(1984)认为股利支付成为一种间接约束经理人的监督机制，尽管外部融资代价不菲，现金股利也可能要征税，但其大大降低了股东的监督成本，增加了股东的利益。Jensen(1986)的研究与Easterbrook的研究殊途同归，他通过提出自由现金流量假说，认为经理可能会利用自由现金流用于私人用途或者进行不理想的投资以提高自己的利益而减少股东财富，而股利支付将减少这些可以随意支配的自由现金流，从而约束经理的行为。Borokhovich(2005)③用毒丸计划或外部大股东来衡量代理成本，却没有发现提高的现金股利可以降低代理成本。
Shleifer 和 Vishny(1986、1997)、Maury和Pajuste(2002)等则从控股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的代理关系角度研究了股利政策的代理理论。Shleifer和Vishny(1986)从小股东的角度出发，认为现金股利有助于缓解股东与经理之间的代理冲突，是小股东为了使控股股东主动持有较多股份并监督管理者的一种补偿。Shleifer和Vishny(1997)通过建立一个只存在投资收益而无其他成本的简单模型，证明了上市中控股股东对上市资源的侵害度和侵害方式会因其他小股东的现金流索取权的差异而有所不同。Maury和Pajuste(2002)对芬兰公司的研究发现股权集中度越高则股利支付率越低，他们以此解释大股东私利的存在性，也支持股利政策的代理理论。
(七)股利迎合理论
股利迎合理论是由美国哈佛大学Baker和纽约大学Wurgler共同提出，该理论认为公司之所以支付股利，其主要原因在于管理者必须理性地满足股东对股利不断变化的需求。Baker和Wurgler先后完成两份实证检验来支持他们所提出的理论。他们以1962—2000年COMPUSTAT数据库里的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通过理论推导和实证分析发现，当股利溢价为正时，上市公司管理者倾向于支付股利;反之，若股利溢价为负时，管理者往往忽视股利支付，管理者支付股利的行为是由投资者对股利支付公司表现出来的需求所驱动的，检验结果支持了股利迎合理论。
Li 和Lie(2005)对Baker和Wurgler的迎合理论进行了改进，他们通过对1963年至2000年间的1 815个股利减少的样本和18 964个股利增加的样本的检验，证明了股利增加的公告效应与股利溢价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股利减少的公告效应与股利溢价存在显著负相关关系，从而发现了市场对管理者的奖励机制，也解释了为什么股利溢价是管理者考虑的首要内容，弥补了股利迎合理论的不足。
三、国内研究概况
在制度背景独特的中国，有关股利政策的研究是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介绍国外股利政策基本理论开始的。90年代后随着我国股份制改革步伐的加快，对股利政策的研究也日益活跃，国内的研究主要是借鉴国外股利理论和实证研究方法，并结合我国证券市场实际情况进行股利研究，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信号传递理论和代理理论两个方面。近几年，随着行为金融学的繁荣，股利迎合理论的研究也日益活跃。
(一)国内对股利税收追随者效应理论的研究
在我国关于股利的税收追随者效应的研究很少，李常青(1999)通过对我国税收法律的分析，认为中国不存在美国那样的税收追随者效应。相关的实证分析也证实了李常青的分析。毛端懿(2001)通过对沪市1994—1999年的交易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得出，对于个人投资者来说，现金股利和资本利得的税率差异不是交易主体选择股票的决策中最主要考虑的因素，也没有因为现金股利和资本利得的所得税率不同而相应调整股利率不同的各种股票的持股比例，即得出中国沪市不存在追随者效应。
王毅辉、吴世农和李常青(2009)以1999年9月28日国家税务总局发布国税发[1999]181号勒令纠正在征收利息、股息、红利所得个人所得税时扣除同期银行储蓄存款利息做法为起点，以2001年11月17日起印花税税率由千分之四调整至千分之二为时间终点620次上市公司纯派现公告作为研究样本，来检验我国股票市场是否存在股利税收追随者效应，实证结果表明，中国股票市场整体上不存在理性的股利税收追随者效应。
(二)国内对股利信号传递效应理论的研究
我国关于股利信号传递理论的实证研究比较多，基本都是在借鉴国外研究方法的基础上对中国的证券市场进行研究，并得出了不同的结论。
陈晓、陈小悦和倪凡(1998)以1995年年底以前上市的85家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按照现金股利、股票股利和混合股利将样本公司分为三类，采用典型的累计超额收益法，对首次发放的、不同形式的股利信号传递效应进行了检验，得出首次股票股利能够带来显著的超额收益，而现金股利导致的超额收益水平较低的结论，结论支持了我国股利信号传递效应的存在性。
魏刚(1998)以1998年我国上市公司推出的1997年度股利分配预案的市场反应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市场欢迎派发红股。魏刚(2000)认为稳定的股利政策能传递持久的盈利信息。陈浪南、姚正春(2000)运用累计超额收益法对403家A股上市公司1998年度的分配方案进行检验，得出送股有明显的股利信号传递效应，而现金股利不太明显的结论。
罗健梅等(2001)选取1998年进行分配的公司为样本，运用单样本t检验的方法，通过考察股利政策和累计超额收益率的关系，得出在我国股利政策有明显的信号传递作用，且现金股利效应的超额收益低于股票股利所得带来的超额收益。
孔小文、于笑坤(2003)以1997年底已上市交易的321家公司作为研究样本，采用实证的方法，从股利宣告的市场反应及股利信息内涵两个方面分析上市公司股利信号传递效应。结果发现在我国股市中存在着股利的信号传递效应，而且不同的政策会引起不同的市场反应，分配股利的上市公司的未来盈利情况好于不分配的上市公司。
王宇(2004)依据2000年以来我国上市公司现金股利逐步攀升与稳定的情况，重点研究了现金股利的信号传递效应，通过现金股利博弈分析得出，股利政策由股票股利逐渐演变为现金股利是制度演进的结果，现金股利的信号作用依赖于市场制度这一背景的变化。
原红旗(2004)认为陈小悦、陈晓和倪凡的研究发现是一种典型的填权行情，随着股本的增加，投资者产生了财富增长的幻觉 ，他通过对股利和未来收益的研究，得出的结论是股利的变化不反映未来收益变化的信息，股利在中国没有信息功能。
朱云、吴文锋、吴冲锋(2004)选取1999—2002年111家上市公司的盈利和现金股利数据，采用了时间序列回归Lintner模型，检验盈利是否影响我国上市公司的股利政策，结果显示盈利与公司股利政策无关，上市公司没有依据公司当年盈利情况制定公司股利分配政策。同时，采用watts信息含量模型进一步研究股利是否含有公司未来盈利能力的信息，结果发现，股利不含有公司盈利的信号，投资者无法依据公司股利分配情况判断公司未来的经营情况。
彭爱群、孔玉生(2006)以沪市2003年单纯派现的公司和不分配的公司为研究样本，对是否分配股利、不同支付水平的现金股利以及股利的增加或减少事件的市场效应进行实证研究，结果发现，市场对现金股利宣告没有反应，现金股利政策不能有效地发挥信号传递作用。
(三)国内对股利代理理论的研究
吕长江、王克敏(1999)对我国上市公司股利政策的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我国上市公司存在明显的代理成本问题，并且公司代理成本越高，股利支付水平越低，但代理成本对股利支付水平影响要受到公司盈利能力和变现能力的制约。吕长江和周县华(2005)以我国上市公司为对象，从公司治理结构安排的角度，系统研究了2001年管理层出台新政策后公司的股利分配动机，结果表明，降低代理成本假说和利益侵占假说都在不同程度地发挥作用。
廖理和方芳(2004，2005)对我国股利代理理论进行了检验，他们2004年的研究是通过对2000—2002年的样本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管理层持股对于高代理成本公司的现金股利支付有明显的提高作用，但是对于低代理成本公司的作用不明显。2005年的研究是通过考察2000—2002年股利增加大于10%的315家公司，采用事件研究法，发现对于股利增加的宣告事件，过度投资的公司的欢迎程度要显著大于非过度投资的公司，说明代理成本理论在中国是适用的。
易颜新、张晓(2006)④通过模型分析表明，在单层和双重委托代理关系下，将股利政策作为一种信息传递机制，写入激励合同，可以降低风险成本和总代理成本。
魏明海和柳建华(2007)证实了高现金股利能减缓代理冲突的假说，他们以2001—2004年国有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结果支持了当前国有上市公司的低现金股利政策促进了过度投资的假说。张海燕、陈晓(2008)以1999—2004年的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研究结果支持了代理理论和第一大股东降低代理成本假说。
党红(2008)研究股权分置改革前后影响股利分配的因素的变化情况，发现我国上市公司的现金股利尚未呈现出全流通资本市场上作为降低控股股东与中小股东代理成本工具的现金股利政策应该有的特征。
程敏(2009)以2007年海内外上市公司作为样本，通过比较海内外上市公司股权集中度和现金股利政策的关系表明，我国上市公司中高股利支付水平和支付率并没有降低控股股东和中小股东之间的代理成本，反而成为上市公司向控股股东输送利益的一种合法工具 。
对于以上支持代理理论的看法，原红旗(2004)给出了不同观点，他认为由于我国上市公司特殊的股权结构、治理结构、市场环境以及缺乏解决代理问题的补充措施，因而用西方现有代理理论来解释中国的股利政策是无效的。
(四)国内对迎合理论的研究
王曼舒、齐寅峰(2005)基于Baker和Wurgler的股利迎合理论对我国上市公司1994—2003年的数据运用逻辑回归和线性回归方法进行了分析，研究表明我国上市公司管理者并没有迎合投资者的偏好。
黄娟娟、沈艺峰(2007)认为我国的股利政策迎合投资者的需要，但只是迎合部分投资者的需要，他们以1994年至2005年间我国沪深两市1 300多家上市公司为样本进行检验，研究结果表明，我国上市公司的股利支付与流通股股东的偏好是相背离的，并进一步指出：公司的股权越集中，股利支付意愿和现金股利意愿越明显，认为我国的上市公司没有考虑广大中小股东的利益，而仅仅考虑如何迎合大股东的需要。
熊德华和刘力(2007)以1993—2006年的中国上市公司股利分配数据为样本，从迎合理论的角度对上市公司股利决策行为与股票市场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针对现金股利支付决策的研究发现，市场股利溢价水平较高时，上市公司更倾向于支付股利;进一步，对股票股利决策的分析发现相似的结果，即股票股利溢价越高，上市公司支付股票股利意愿越强。研究表明，迎合理论对中国上市公司股利政策有较强的解释能力。
四、简单的结论
通过上述文献回顾分析可以发现，国外对股利政策的研究较早，经过几十年的研究已经形成了不少理论，每种理论都试图去解释股利政策这个谜，尽管至今仍未有让人信服的答案，也正是这样才吸引着更多人去研究。相比较而言，我国在股利政策研究上相较于国外起步较晚，早期的研究主要停留在模仿研究上，对制度背景的分析和理论适用性的考量不足，缺乏基于中国现实背景的理论与实证研究基础。随着研究的发展，我国股利政策研究取得了不少进步，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在关注我国自身国情的同时也开始运用实证分析来解释股利政策，但是迄今为止系统研究尚有待发展，大多研究都未能形成完整适用的理论分析构架，因此关于股利政策的研究仍需深入。但是，不可否认，股利政策的理论研究对于指导我国上市公司股利政策行为及国家相关监管部门股利监管制度的完善，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如2005年新修订的《公司法》和同年出台的《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允许上市公司回购公司股票以用于管理层股权激励等;2008年10月9日中国证监会发布的《关于修改上市公司现金分红若干规定的决定》，要求提高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比例不少于30%，等等。同时对于推动我国资本市场健康发展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作用，如从公司角度而言股利政策应充分考虑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投资利益需要，制定股利政策应迎合广大中小股东的需要;又如增加发放现金股利比例可以引导中小股东树立正确的股票投资收益理念，在股利收入与股票价格上涨产生的资本利得收益之间，应主要选择股利收入作为投资决策理念等，这有利于正确引导我国资本投资者投资回报价值取向进而维护资本市场秩序与稳定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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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泽荣 黄文杰
第二篇：国内小学课后托管政策与相关研究综述
在我国，大多数家长没有办法在孩子放学后及时接回家，小学生在放学后无人监管已成为我国当前一个十分普遍的现实问题。
在当前这样的困境下，家长们由一方或双方轮流早退接孩子放学，或由老人来带孙辈，或是雇佣保姆或小时工。但不难看出，无论哪一种方案，都有其弊病，是迫不得已的无奈选择。
面对课后托管的现实需求，国内一些省市出台了应对办法，浙江、上海、南京、济南等地相继出台了相关文件，鼓励各地区和学校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自主探索。本文试对国内小学课后托管政策与相关研究进行分析和综述，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一些建议。
一、国内部分省市的小学课后托管相关政策及比较分析
1.部分省市出台的相关政策
（1）北京。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在2014年1月26发布了《关于在义务教育阶段推行中小学生课外活动计划的通知》，提出按照 “政府主导、社会支持、学校组织、学生自愿”的原则，通过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的形式，开展体育、文艺、科普等形式多样的社团活动，全面提升北京市中小学生的综合素质。[1]
（2）上海。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在2014年2月7日出台了《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关于进一步做好本市小学生放学后看护工作的通知》，提出开展放学后看护服务的学校要覆盖所有公办小学（民办小学参照执行），看护服务的对象为家庭看护确有困难的学生，遵循的原则为家长申请、学校审核、统筹安排、有限服务。[2]
（3）南京。南京市教育局在2013年10月22日发布了《关于小学实行“弹性离校”办法的通知》，明确从2013年11月1日起，对按时离校确有困难、经申请批准的学生，由学校负责统一安排集中管理，实行“弹性离校”，具体离校时间由各校结合学生需求与本校实际提出具体办法，经区教育局批准后执行。[3]
（4）济南。济南市教育局在2012年10月22日发布了《关于印发“爱在校园—教育志愿者在行动”志愿服务活动实施方案的通知》，指出“爱在校园——教育志愿者在行动”活动是济南市教育局针对放学后留校学生所采取一项具体帮扶爱生举措，通过招募、组织学校教师、家长委员会成员、学校所在社区居民以及驻济高校大学生等志愿者，充分利用学校教育设施及场馆，组织下午放学后暂不离校的学生开展丰富多彩的课外文体活动以及兴趣小组学习。[4]
（5）成都。成都市教育局在2014年4月8日出台了《关于鼓励开展小学生放学后“托管”服务的通知》，指出“托管”服务是保障学生安全和解决部分家庭实际困难，对小学阶段学生家长确有困难无法按时来校接回的学生进行集中管理的服务性工作，各区（市）县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要将其作为重要的民生工程，认真筹划和切实推进。[5]
（6）浙江。浙江省教育厅在2013年11月12日出台了《关于在小学鼓励开展学生放学后“托管”服务的指导意见》，指出近年来浙江省一些地区结合本地实际，在部分小学实行“晚托班”、“放心班”等方式，较好地解决了小学生放学后家庭无人照料、安全存在隐患的问题。为总结成功做法，帮助家长解决接送困难，确保学生放学后安全，将鼓励各地开展小学放学后举办“晚托班”、“放心班”等托管服务。[6]
2.对各省市相关政策的比较分析
（1）政策定位。各地市的政策定位不同，有的是直接指向“放学后看护”、“放学后托管”，比如浙江、上海、南京和成都，有的则以开展课外活动为切入点，同时缓解“三点半”难题，例如北京市的课外活动计划，一方面可培养学生在体育、艺术、科技等方面的兴趣和素养，另一方面，可帮助解决学生放学后无人看护的问题;济南也以志愿者为主体带领学生开展课外活动为主要形式。
（2）服务对象。各省市基本上都以服务小学生为主。北京市是以课外活动为切入点，面向全市全体中小学生，而浙江、上海、南京和成都有托管需求的学生需要经过“家长申请、学校审核”。例如，浙江提出，以设区市城区和县（市、区）城区小学为重点，在群众呼声强烈、要求迫切的小学、或小学低年级先行进行试点;南京“弹性离校”优先安排一、二年级学生以及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3）服务内容。北京市活动内容非常丰富，包括组织学校或学区范围的活动和比赛，开展“科学家进校园”、“体育明星进校园”、“艺术家进校园”等系列活动等;济南也提出组织学生开展丰富多彩的课外文体活动以及兴趣小组学习;上海、成都、南京等以学生做作业、自习和课外阅读等为主，也安排一些社团和课外活动。上海、济南和浙江还对禁止补课活动进行了强调。上海指出，不得将看护工作作为学校教学的延伸，不得进行集体补课。南京也严禁借机开展语文、数学、外语等学科性集中教学，严禁以补差提优等名义组织或变相组织集体补课。浙江也强调做到“三个不”：不上课、不集中辅导、不加重学生课业负担。
（4）服务经费。北京市是按照义务教育阶段实际在校生人数，按生均标准将经费拨至各区县用于学生体育、艺术、科技等活动，包括外聘教师费用、场地租用费、低值易耗品购置费，以及购买社会服务产生的费用等;上海市明确公办小学开展放学后看护服务不向家长收取费用，所需经费将纳入年度教育经费预算，足额安排;浙江指出，各地可根据《国家发改委、教育部关于规范中小学服务性收费和代收费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精神，积极争取当地财政性资金支持;成都指出，各区（市）县教育行政部门要严格按照《全市公办中小学校收费项目和收费标准有关事宜的通知》执行托管服务经费规定;南京坚持公益原则，严禁直接或变相收取学生任何费用，严禁擅自与社会机构合作进行有偿服务;济南教育局对活动开展好、家长满意的学校，年终一次性奖励20万元。
（5）服务师资。北京市对课外活动辅导教师的构成给出了明确说明：符合学校开展活动需求的高等学校、具有资质的民办教育机构的教师;体育俱乐部、少年宫、科技馆等校外机构的教练员及教师;具有专业特长的各类人才，例如运动员、教练员、艺术家、科学家等各领域的专业人才;符合条件的志愿者等。浙江省积极鼓励广大教职员工和邀请社会热心人士、社区志愿者、有条件的家长义务参加学生“托管”服务，也可聘请符合条件的人员从事“托管”服务工作。南京积极探索学校与社区、高校、机关、部队、企事业单位之间共建合作机制，积极鼓励教师志愿者联盟、学生家长与在校大学生等社会力量参与教育志愿服务。成都鼓励广大教师、有条件的家长、大学生志愿者、社会热心人士参与“托管”服务。济南主要通过招募、组织学校教师、家长委员会成员、学校所在社区居民以及驻济高校的大学生等志愿者开展活动。比较来看，各省市在课后托管师资的配备上大体一致，都是以学校或相关机构的教师、学生家长、志愿者等为主，选择范围比较广泛，也比较概括，而对于服务人员应当具备哪些具体资质还大多没有细化规定。
3.对课后托管服务性质的界定
目前，除了《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关于规范中小学服务性收费和代收费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教育部《学校卫生条例》等对课后托管的时间、收费问题有所涉及外，我国还没有出台国家层面的课后托管相关政策和法律对儿童课后托管的性质、内容和要求具体等做出说明和规定。[7]地方政府出台的相关指导意见主要是从提供看护、开展课外活动等角度切入。对于课后托管服务的性质，部分省市给出了比较明确的界定。例如，“托管”服务是保障学生安全和解决部分家庭的实际困难，对小学阶段学生家长确有困难无法按时来校接回的学生进行集中管理的服务性工作，要将其作为重要的民生工程，认真筹划和切实推进。可以看出，当前各地对托管服务性质的认识基本是一致的，即课后托管是服务而非义务。
此外，对于当前我国社会上以经营为主的培训机构所提供的托管服务，政府层面的管理和规范还比较欠缺，这种经营机构的课后托管服务主要是学生家长与培训机构之间的自主市场行为，且大部分托管服务是学习辅导机构或者特长培养机构的衍生服务，很多尚不构成民间契约行为，在管理与规范上缺乏法律依据，存在纠纷维权的隐患。
二、国内小学课后托管政策与实践研究综述
虽然国内部分省市已陆续出台了直接或间接意义上的课后托管相关政策文件，但通过文献检索发现，当前国内对课后托管问题的研究还很薄弱，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
1.相关文献数量很少，特别是从学术角度进行研究的论文数量更少
以“托管”、“看护”、“课后教育服务”等关键词进行检索，检索到的与课后托管或看护相关性较强的学术文章仅有十余篇，其余主要是报纸类新闻媒体的呼吁。为数不多的学术文章中，部分是对当前我国课后托管供需现状进行了分析，部分是从比较研究的角度对美、法等国的相关情况进行了介绍。从现实需求来看，亟需从政策和实践角度加强相关研究。
2.现有研究集中于近年，反映出课后托管问题正逐渐引起学界关注
现有研究主要集中于近几年，反映出近年来随着城市青年晚婚晚育、通勤时间增长、课外托管价格高涨，“三点半难题”愈发凸显。特别是随着公众与媒体对于课后托管的关注和呼声日益强烈，学界开始对此问题给予关注和研究。但是目前的研究还比较分散，未能形成系统的研究成果。
3.从增强公共服务角度对课后托管进行政策呼吁的观点还比较模糊
目前的研究主要是对国内或国外实践层面的分析，从理论角度进行政策价值取向分析的不多，部分文献集中于对学校之外民间课后托管机构的研究，对于政府的角色和责任以及学校等公共教育服务机构当如何定位的研究更为稀少。总体来看，从拓展政府的公共责任，增强政府公共服务供给的角度对课后托管进行政策和理论分析的观点还比较模糊。
三、建议加强小学课后托管政策的国际比较研究
1.加强小学课后托管政策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1）显性层面的意义：有助于解决小学生及其家庭对课后托管的迫切需求。优质的、可负担的课后托管能够为小学生提供放学后的安全场所，帮助学生家长在工作时间与孩子的上学时间之间找到更佳平衡，提高家长群体的社会劳动参与率，有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8]
（2）隐形层面的意义：有助于促进学生综合素质的养成和身心健康的发展。课后的有效托管不仅可以促进儿童的学业进步和综合能力发展，对于存在学习困难或来自处境不利家庭的儿童尤其有益，而且有利于缩小儿童之间的成长差距、加强社会融合感，对于学生身心健康发展和综合素质培养大有裨益。
（3）理论层面的意义：有助于对教育的公共服务范围进行重新思考和界定。课后托管并非单纯解决看护以及增强素质培养等层面的问题，而是涉及到教育的公平性、多样性等深层次问题，涉及新的需求形势下对教育的基本公共服务范围的重新认识和界定，需要学校、家庭、社会各方资源和责任的深入和有效整合。
2.学生看护空档期也是全球关注的难点问题
研究发现，课后看护存在空档期是全球普遍的难点问题。很多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对小学课后托管问题关注较早，已经积累了丰富经验。发达国家小学生课后托管的需求源于和我国相似的因素，比如经济发展促使职业女性增加，城市拓展导致家庭住地与工作地点距离加大，家庭规模小型化不便于隔代照管等。基于提高劳动力社会参与率和保障教育公平的价值选择，很多国家已经将课后托管列为国家层面教育公平与机会保障的重要议程，并制定了明确政策，在实践上也已经有了很多探索。例如，美国于1998年启动了课后计划，以确保每个孩子在放学后都有一个安全且对其身心有益的去处;[9]澳大利亚制定了《更好学校计划：课前与课外计划》，政府设立专项基金，扩大课外托管服务;韩国《国家教育政策规划纲要2013》明确，自2014年开始，将扩大托管范围，所有小学都将实行托管服务。
初步比较国内和一些发达国家对课后托管服务的研究和相关政策可以发现，我们国内与发达国家对于课后托管的认识尚处于不同的阶段。发达国家大多从国家层面对课后托管进行了明确的法律归属，界定其属于儿童的一项基本福利，政府有责任向青少年提供课后托管服务。一些国家的政策主张是由教育系统承担托管的主要责任，因为学生要在学校度过一天中相当长的时间。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从当下学生和家长对课后托管的现实需求出发，放眼发达国家的有益经验，扬长避短，有效借鉴，将每个家庭相似的个体困境在政府政策层面和学校以及社会力量的实践层面得以整体解决，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关于在义务教育阶段推行中小学生课外活动计划的通知[EB/OL]. http：//www.bjedu.gov.cn/publish/portal27/tab1654/info36584.htm，2014-01-26.
[2]上海市教育委员会.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关于进一步做好本市小学生放学后看护工作的通知[EB/OL].http：//www.shmec.gov.cn/html/xxgk/201402/402152014002.php，2014-02-07.
[3]南京市教育局.南京市教育局关于小学实行“弹性离校”办法的通知[EB/OL]. http：//www.nanjing.gov.cn/njgov/xxzx/gsgg/gg/201310/t20131024_ 1856548.html，2013-10-22.
[4]济南市教育局.济南市教育局关于印发“爱在校园-教育志愿者在行动”志愿服务活动实施方案的通知[EB/OL]. http：//www.jnedu.gov.cn/publish/portal0/tab424/info9068.shtm，2012-10-22.
[5]成都市教育局.成都市教育局关于鼓励开展小学生放学后“托管”服务的通知[EB/OL]. http：//www.cdedu.gov.cn/news/Show.aspx？id=42520， 2014-04-08.
[6]浙江省教育厅.浙江省教育厅关于在小学鼓励开展学生放学后“托管”服务的指导意见[EB/OL]. http：//www.zjjy.com/jydt/zhxx/2013-11-19/173038.html， 2013-11-12.
[7]杨启光，朱纯洁.论我国儿童课后照顾与教育服务的需求及政府责任[J].教育理论与实践，2014（34）.
[8]唐科莉.欧洲国家"课后托管服务"面面观[J].基础教育参考，2014（21）.
[9]康丽颖，贾丽.中美儿童托管教育的比较分析[J].比较教育研究，2011（12）.
（责任编辑 甘 璐）
作者：周红霞
第三篇：国际力量、国内政治与对外经济政策选择
[关键词]国际力量;国内政治;对外经济政策选择
[摘要]对外经济政策选择的研究在国际政治经济学框架内取得了重要的进展，已经成为国际政治经济学和国际关系研究最重要的领域之一。本文分析了对外经济政策选择作为一个研究领域产生和发展的理论背景以及近30年来的理论进展，比较了从国际和国内两个层次研究对外经济政策的不同视角，概括了两种视角下的主要研究问题和关注焦点，认为目前对外经济政策选择的研究已经在打通国际和国内界限，结合经济和政治要素的学术方向上做出了重要贡献，我们可以借鉴这些研究成果来分析和认识国际政治经济问题。
对外经济政策研究已经成了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一个重要领域，过去30年国际政治经济学的重要进展之一就是在对外经济政策研究领域做出的。[1]对外经济政策的研究任务就是“说明为什么各国政府会采取它们已经采取的对外经济政策以及为什么国家的经济关系会表现出它已经表现出来的冲突与合作形式。”[2](P8)学者们在对国家贸易政策、对外直接投资政策、汇率和货币政策以及援助政策等的分析中，建立了不同政治要素和经济政策输出的因果关系。对外经济政策研究不仅扩展了我们对一国政策选择的理解，同时也深化了我们对国家间经济冲突与合作的认识。
本文主要分析对外经济政策研究兴起的理论背景，比较从国际和国内两个层次研究对外经济政策的不同视角，概括这两种视角下的主要研究问题和关注焦点，最后讨论对外经济政策分析对国际关系研究的意义。
一、对外经济政策研究兴起的背景
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对外经济政策研究得到了迅速的发展，该研究得到学术关注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对外经济政策研究天然的是政治经济学议题。无论是将政治经济学理解为经济活动的政治基础，研究政府政策是如何影响经济运行的;还是将政治经济学理解为政治活动的经济基础，强调经济力量对政府政策的约束，[3](P1)都可以在对外经济政策研究中提出命题并进行经验验证。对外经济政策就其研究内容而言，是处理经济问题的;而就政策过程而言，则毫无疑问是政治协调的结果;就其后果而言，则是关系到国际经济的合作与稳定。对外经济政策明显的体现了政治和经济、权力与财富的互动。当强调对外经济政策制定主体时，就是研究经济活动的政治基础;反过来当强调对外经济政策的经济内容的时候，就可以研究政治活动的经济基础早期对美国对外经济政策的研究就是集中于考查经济活动的政治基础，可参考Robert Gilpin,US.Power and the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New York: Basic Books,1975;Stephan Krasner,Defending the National Interest: Raw Materials Investments and US. Foreign Polic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8. 库珀第一个系统地分析了相互依赖对国内的影响，强调国际市场一体化对国家经济政策自主性的制约，可参考Richard Cooper, The Economics of Interdependence: Economic Policy in the Atlantic Community, New York: McGraw Hill, 1968; Raymond Vernon, Sovereignty at Bay,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1.。
第二，在全球化和相互依赖不断加深的时代，国家间政策的相互影响变得越来越明显。戴斯勒(Destler)认为“在一个相互依赖的时代，我们很难发现没有不超过美国边界某些影响的政策行动，更难发现没有明显经济内容的政策”。[4](P7)随着国家间经济联系的紧密，国家经济政策的跨界影响也相应增强，不可避免地增加了国家间冲突的可能性，同时也产生了经济政策相互协调的必要性。可能一国降低国内通货膨胀的政策努力，会导致别国的失业上升;而石油消费大国国内对石油税率的提高，可能导致全球石油价格的下降。政策的外部性要求我们关注对外经济政策的制定过程和政策的国际传导机制，在对对外经济政策制定和国际传导机制认识的基础上，我们更容易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从而实现国际合作。
第三，对外经济政策还是政府对别国施加影响，实现特定政治目标的工具。国家可以通过改变同特定国家的经济联系条件来影响该国政策。针对特定国家[JP+2]的歧视性政策，往往是一国试图利用对外经济政策对其施加影响的一种方式。对外经济政策也可以巩固安全，通过对外经济政策，比如马歇尔计划，可以强化联盟关系，防止第三方的攻击。[5]就对外经济政策而言，歧视政策显然是一种有效的战略工具。美国的最惠国待遇、对外援助以及经济制裁政策等都是美国对外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研究这些政策的目标、绩效以及政治结果对我们理解国际关系是十分必要的。
第四，对外经济政策也是国家应对全球挑战的工具，是国家维护国内稳定的重要手段。冷战结束后，国内政治在国家对外经济政策制定过程中越来越重要，为了制定某项对外政策，常常要经过艰苦的国内政治辩论。全球化对国家政治经济的影响，不仅会影响国家的整体福利水平，更重要的是会对一国社会内部分配产生影响。一国内部可能只有某些部门、某些企业或者某些要素所有者才能从全球化中获益，因此关注对外经济政策已经不仅是政治家或者政党的事情了，也成了普通民众参与政治生活的动力之一。对国家而言，平衡国内不同利益要求，补偿全球市场的失败者，对维护社会稳定和巩固政权是非常重要的。国家的对外经济政策往往是一种选择性的控制政策，[6](P51)比如国家会允许某些行业部门更开放，因而降低其关税水平，允许更多外资的进入;也可能会为了保护特定群体的利益，而限制不同类型劳动力的进入或者对特定行业实施保护。这种选择性政策会深刻地影响普通民众的福利水平，因此出于对自身利益的关切，国内具有不同政策偏好的行为体在对外经济政策制定过程中越来越活跃，这也是对外经济政策研究兴起的重要背景之一。
国际政治经济学框架内的对外经济政策研究经过30年的发展，取得了很大进展。在对外经济政策研究中，权力与财富、国家与市场的互动很好地体现了出来。学者们或是强调政治对经济关系的作用，或是分析经济对政治权力的影响， [3](P4)针对对外经济政策制定提出了不同的解释机制。根据解释变量的设定，学者们将对外经济政策分成了不同的类别。弗里登和莱克根据研究层次和单元，将对外经济政策研究区分成四种解释模式：国际政治、国际经济、国内政治和国内社会。[3](P4-9)国际政治角度的研究用国际权力分配来解释对外经济政策，尤其是霸权国的对外经济政策;国际经济模式则继承了古典自由主义的传统，强调市场的力量，强调经济力量对国家政策的制约;[JP+1]国内政治模式是把对外经济政策的制定看成是国内政治相互作用的结果，关注的分析单元是政治家或政治制度;而国内社会模式则强调社会利益集团对对外经济政策制定的影响。本文就以此为分类依据，分别讨论从国际层次和国内层次研究对外经济政策的方法及其主要问题。
二、国际政治经济与对外经济政策
国际政治解释模式强调国际体系的特征与国家行为和对外经济政策之间的关系，核心观点就是“国际力量分布的变化和敌对国家在争夺影响力的斗争中的行为，是造成对外经济政策大幅度变化的决定性力量”。[2](P20)这种观点主要来自结构现实主义，强调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及其决定的国家行动的基本原则，认为体系层次是解释国家行为的最重要的要素。[7]国际政治解释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强调均势稳定，一种强调霸权稳定。前者认为，只有各国军事能力的相互稳定，才能有稳定的国际经济秩序和避免恶性竞争的经济政策，相信“军事力量结构的变化可能会引起国家政策的变化，有时导致力量的重新组合，建立新的平衡，以遏制新增强了力量的国家或联盟。这种重新组合可能涉及对外经济政策和其他政策”。[2](P22)
从国际政治角度来观察对外经济政策的另一种代表性理论就是霸权稳定论。霸权稳定论强调霸权与开放和稳定的国际经济的关系。金德尔伯格认为一个主导性大国对开放稳定的国际经济是重要的，他在分析1929-1939年世界经济危机的时候，提出了国际经济中霸权和领导者是世界经济保持稳定的基础，30年代经济危机的出现就是因为英国霸权的衰落和美国没能及时地承担霸权的责任。[8]吉尔平对跨国公司的研究、克莱斯纳对国际贸易结构的研究进一步考察了权力结构变化如何影响世界经济，他们都主张霸权国家能够保证经济的开放和避免与邻为壑的政策。
吉尔平运用权力分析方法，讨论了霸权与跨国公司的关系，认为“美国霸权提供了特定的政治和安全结构，这一结构推动了美国公司在海外的快速扩展”。[9](P113)克莱斯纳则分析了贸易开放度与国家权力结构的关系，认为国际贸易结构是由国家利益和权力决定的，也就是国际经济的霸权结构更容易产生开放的贸易结构。[10]对外经济政策的国际政治视角将国际体系权力结构作为解释变量，强调国家对外经济政策选择是国家扩展在国际体系中权力、实现安全的重要方式。当国际体系是势力均衡体系时，国家的对外经济政策就是以维护体系均衡为目的，并根据这个政治目标来展开经济交往或进行经济援助。在势力均衡体系下，对外经济政策是维持体系的重要手段。当霸权是国际体系特征时，这种方法着重分析的是霸权国的对外经济政策选择，认为霸权国的政策目标是为了维护自身在全球经济中的利益，其副产品就是国际经济体系的开放与稳定。其他国家的对外经济政策选择也是受制于霸权国的政策偏好的。这种视角在解释冷战时期，国家的对外经济政策选择时，具有解释力，但是在冷战结束后，随着全球化的发展，这种研究路径受到了很大挑战。
从国际经济视角出发的研究强调国际市场变化是国家政策变化的首要或主要原因。这种分析将国际经济的特征作为解释变量，将国家对外经济政策选择作为被解释变量，认为国际市场的不均衡特征是政策发生变化的原因。
基欧汉和约瑟夫•奈是这方面的先行者，在1972年《跨国关系和世界政治》一书中就指出了跨国关系和跨国行为体对国际关系研究的重要性。跨国关系或者后来发展的相互依赖都是强调世界经济的联系状况，两位作者强调经济联系的密切程度的增加部分地改变了国际关系现实。这个思想已经被广泛地应用到了世界政治的研究中，[11]从国际经济角度研究对外经济政策的学者，都或多或少受到这种思想的影响。
这种视角下也存在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试图全面理解全球市场一体化作为一种社会经济力量对国家政治的影响。格瑞特(Garrett)将国际市场一体化定义为三个方面“商品和服务贸易、生产的多国化以及金融资本流动”,[12](P788)认为这三个方面确实限制了国家政策的自主性，但是在某种程度上也给了国家更多的权威来源。学者们普遍认识到全球化对国家的制约性，比如资本的流动性增加了私人部门退出某个国家的能力，金融的全球化限制了政府采取某些宏观经济政策的能力。但是，全球化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政府权威，当一国经济的开放程度增加的时候，社会中某些部门的社会经济不安全感也会增加，就会要求政府提供保护。所以衡量全球化与政府自主性的关系，关键就是看全球化的两种不同的动力机制是如何起作用的：资本的退出威胁与重新分配的大众要求;政府干预市场的经济成本与收益。[12](P789)
在这种视角下，第二种研究思路关注国际经济对国内政治的制约作用，研究国际经济是如何作用于国内政治。米尔纳和基欧汉认为世界经济通过三种途径改变了国内政治：“创立新的政策偏好和同盟、引发国内经济和政治危机、削弱政府对宏观经济政策的控制”，[13](P255)强调“国际化影响社会行为体和经济行为体面对的机会和约束，进而影响其政策偏好，即影响它们对何种政策最能实现其根本目标的选择……国际化也影响了国家财富的聚集、国家对外部变化的敏感性和脆弱性以及政府所面对的机会和约束。”[13](P4)也就是，通过理解国际经济影响国内政治行为体和社会经济行为体的政策偏好和行动能力，来认识对外经济政策的制定。
对外经济政策研究的国际经济视角通过国际经济的特征来理解国家对外经济政策选择的逻辑。对国际经济特征的判定和国际经济如何影响政治的因果机制的确立是这种研究方法的两个重要问题。第一种研究思路从定义全球经济的双重矛盾特性来理解对外经济政策，全球经济一方面限制了政府能力，但同时又增加了政府干预经济的要求。第二种研究思路则通过国际经济对国内政治的影响来分析国家对外经济政策选择。两种思路各有侧重，并且都被从国内政治经济角度的研究所继承。
三、国内政治经济与对外经济政策
从国内政治经济研究对外经济政策主要有两种路径：强调国内社会利益分化与政策竞争的国内社会路径和强调政治家与政治制度作用的国内政治路径。
国内社会模式是重视民主制度的代议本质和利益集团对国家政治的参与本质，或是用民意或是用利益集团的活动来解释国家对外经济政策选择。[2](P26-29)根据不同的研究目的和问题领域，学者们设定不同的国内社会行为体作为研究的考察对象。概括而言，这种研究关注的行为主体是特定的利益集团、公众或者中位选举人。
斯奈特施内德(Schattschneider)对斯穆特—霍利(Smoot Hawley)法案的研究就是最早强调国内利益集团相互作用与贸易政策关系的，他强调因为主张保护主义的进口商的利益更集中、更有组织，因此政治上更有力;而自由贸易的主张者主要是消费者，则很难组织起来，难以发挥政治影响。[14]但是，因为他的研究过于简化了贸易之间的集团分歧，而受到了严重挑战。后来的学者在斯奈特施内德的研究基础上，发展了对外经济政策的利益集团模式。一般讨论不同的对外经济政策对社会不同群体的收益和成本影响，然后确定它们的政策偏好，再通过这种不同的社会经济行为体的偏好结构分析对外经济政策的制定。这种利益集团基础的模型在贸易领域得到了显著发展，学者们就自由贸易和保护主义政策的不同的国内社会经济基础作了深入地研究。
另一种研究是基于选举的研究，以民主的多数决为对外经济政策制定框架。对于政治家而言，其目的就是维持自己的位置，赢得选举，所以政治家为了赢得选举就必须分析选民的政策偏好，迎合选民。霍特林(Hotelling)和布莱克(Duncan Black)发展的中位选举人定理(the median voter theorem)成了重要的分析工具。按照布莱克的中位选举人定理，投票者的偏好均为单峰偏好，则中位投票人就是政策的决定者，所以对外经济政策体现了中位投票人的偏好。
莫罗维斯克(Moravcsik)总结了这种国内社会解释模式。莫罗维斯克强调国家与社会关系对世界政治中的国家行为有重要的影响，[15](P513)从这个基本前提出发，他提出了关于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三个核心假设：社会行为体优先性;代议制和国家偏好;相互依赖与国际体系。社会行为体优先性指的是“国际政治中的基本行为体是个人和私人集团，他们一般而言是理性的和规避风险的，他们在物质稀缺、价值观冲突和不同的社会影响所设定的条件下，组织交换和集体行动以提高自身的利益。”[15](P516)代议制和国家偏好则是指国家是国内社会的代表，正是在国内社会利益集团的基础上，国家来界定自身的利益和偏好。莫罗维斯克的主张是比较彻底的国内社会主张，强调从下到上的利益汇聚过程，从而对外经济政策也就是各种约束条件下，国内社会利益的加总与实现过程。
从国内社会角度研究对外经济政策强调了政策制定的社会基础，以国内社会行为体的政策偏好来解释政策选择的结果。无论是选择利益集团还是选举人作为研究单元，都为我们更好的理解对外经济政策的国内后果提供了有益的思考。但是这种研究也存在一定缺陷。首先，这种方法忽视了政治行为体自身的政策偏好，当然政治行为体要反映社会行为体的利益和偏好，但是两者并不总是一致的;其次，这种研究方法忽视了社会行为体参与政治活动的成本问题，社会行为体的行动面临着集体行动的困境，并不是总能根据自身的政策要求组织参与政治活动。
国内政治解释模式强调社会经济利益行为体的作用，但是也有学者强调最终的对外经济政策的制定是由政治家和政党做出的，他们并不是中立的和没有自身利益考虑的，因此要考虑政治家和政党的政策偏好与对外经济政策制定的关系。
从国内政治的角度出发，一般强调政治行为体的重要性，政治家、行政机构、执政党、官僚或者立法机构成了研究关注的行为体。这些政治行为体都被假定是理性的和单一的。政治行为体的基本目标就是维持自己的职位，基本的效用函数就是选票最大化。政治行为体面临的制度约束就是选举，根据这个基本前提，决定选举的要素我们假设为整体的经济状况，比如经济增长速度、失业率、通货膨胀以及社会保障程度等。国内政治视角就是在这个框架内来解释不同的政策过程和结果。
对外经济政策的制定主要通过两种方式决定政治行为体的政策偏好：对外经济政策对国内的分配性后果以及对政府干预经济手段有效性的影响。[16](P46)政府制定特定的对外经济政策，总是会造成国内特定部门、要素所有者、企业或者特定的地区间损益的不同，如果受损的部门或者阶级、企业、地区能够有效的组织起来，并进入政治过程，就会对国家政治产生重要的影响，因此政府或执政党必须考虑政策的分配性后果与统治的支持程度，这是实现自身利益的最重要的关切。同时，对外经济政策也会影响政府干预经济的手段的有效性，如果国家采取了更加开放的经济政策，国际经济状况和国家的国际承诺都会降低国家的政策制定的自主性。比如，如果采取了固定汇率制度，那么国家就不能有效地用货币政策来干预经济，丧失了货币政策的自主性。
也有学者强调国内制度的重要性，认为国内制度是政治家行动和实现自己目标的政治框架，政治制度会决定政治家的政策偏好。这些学者借鉴比较政治学的研究，强调不同的政治制度对国家对外经济政策选择的影响。总统制或者议会制、比例代表制还是多数选举制、两党制还是多党制、议会的结构以及委员会等政治学和比较政治学的概念和思考方法都被引入了对外经济政策研究中。伯恩哈德(Bernhard)与莱博朗(Leblang)对汇率制度安排的研究就是这种思路的典型。[17]他们研究了选举制度和议会结构对汇率制度安排的影响。因为选择固定汇率制就是放弃货币政策的自主性，而不同的选举制度和议会结构决定了政治家或执政党是愿意选择固定汇率制还是货币政策的自主性。首先，多数选举制的结果更容易产生一党政府，所以决定选举结果的往往是很少的票差，而独立的货币政策对经济的干预可以在选前改变部分选民的福利水平从而赢得选举，因此执政党一般不愿意放弃货币政策自主性，而倾向于采用浮动汇率制。在比例代表选举制下，一般不能形成一党政府，往往是联合政府，所以不会拒绝固定汇率制。[17](P76)第二，反对党对政策过程的影响也决定了执政党是否会采用固定汇率制。如果反对党被排除在政策立法过程之外，反对党缺少足够的资源和程序来影响政策过程的话，执政党是不愿意放弃政策自主性而采用固定汇率制的。[17] (P76)
总之，国内政治解释模式强调政治行为体偏好对理解政策选择的重要性，通过分析制度性限制来理解政治行为体偏好的形成;就行为体而言，无论选择的是政党、政治家还是议会、行政机构作为研究对象，都是理性的和统一的行为体，有着稳定的偏好;强调政策形成的政治过程特征，认为国家政治是一种分治政府(divided government)，因此理解对外经济政策的选择就必须理解这种开放和分享的决策过程。
四、结论
对外经济政策研究的迅速进展反映了国际政治经济发展的现实。20世纪70年代以来，尤其是冷战之后，国际关系中三个现象变得越来越重要。首先就是国际事务中经济要素受到了越来越多的重视。冷战结束后，相互依赖和全球化对国家政治的制约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学者的关注。第二，问题领域变得更加重要，不同领域之间权力的转移并不是自然发生的。“所有问题都附属于安全的时代不复存在”，[18](P27)石油、国际贸易以及国际货币金融等不同问题领域变得重要起来。第三，冷战的结束使得国内层次变得更加重要，原来两极对抗下军事优势的重要性降低，国内不同行为体的偏好结构与国际合作、国际制度的关系越来越引人注目。全球经济的一体化和国内政治过程的妥协性是我们关注对外经济政策的两个基本前提。应该说，从70年代以来这些趋势变得越来越强了。
与20世纪70、80年代占主流的国际关系理论强调理论的简洁性不同，对外经济政策研究更关注的是国际政治经济的复杂性，这可能既是国际关系现实变化的原因，也是理论趋向变化的结果。在冷战时期，安全是最核心的问题，军事力量是最有效的施加影响的手段。但是，自从70年代以来，尤其冷战之后，经济要素和国内要素在解释国家行为中变得越来越重要。从理论发展来看，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促成了学者们对政治冲突和权力争夺的关注，学者们关心如何能够发展出避免战争、谋求和平的理论，研究的重点是什么条件下能够保证国际体系的稳定。但是随着国际关系本身复杂性和多样的变化，国际关系研究更强调把握具体的因果链条，“当学者们能带有信心的确证那些影响外交政策和国家间互动关系的因果力量时，国际关系研究才是有用的;而不是在于学者们用自己具体的经验知识来提出意见，尽管可能是睿智的和具有完备信息的。”[19](P136)对外经济政策研究已经做到了这一点，比如，贸易政策的政治学能够帮助政府找到更好的方法进行国际贸易谈判，也就是给对方最大限度的压力，而自己承担最小的成本。20世纪90年代中期，美国同欧盟的争端中，美国准备就香水和几种特别的奶酪实施制裁，从而影响了法国政府的态度。[20]国际关系研究中，各种“主义”之间的界限正在模糊，用传统的现实主义、自由主义以及马克思主义等来分类现在的新一代学者越来越困难，学者们更多的强调具体问题领域的原因和结果，通过掌握国际关系的作用方式来理解国际政治经济现象，而对外经济政策研究无疑就是这样一个可以综合各种研究视角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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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ational Forces, Domestic Politics,and the Choice of Foreign Economic Policy
Qu Bo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Key words]international forces, domestic politics, choice of foreign economic policy
[责任编辑刘蔚然]
作者：曲 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