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小编为大家推荐《中国经济论文范文(精选3篇)》，欢迎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摘要：就理论框架而言，一个国家的经济规模取决于需求与供给两个方面。从供给方面看，新增长理论认为，经济规模增大的动力主要在于人力资本的投入。
第一篇：中国经济论文范文
中国经济理论研究与中国经济发展
摘要：面对全面深化改革与经济升级转型发展的需要，中国经济理论界必须进一步深入地进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研究。并且还应对常态社会与常态经济、虚拟经济、虚拟性货币、宏观调控、经济学最基础范畴等基础研究给予创新，对国有企业与公营企业的区别、货币贬值与通货膨胀的不同、新型工业化理论、农业现代化理论以及国际金融危机等方面进行应用理论的研究。同时，在中国经济的发展中，经济理论的研究还要肩负起监督政府经济工作的重任。
关键词：经济理论;经济发展;市场经济;国有企业;虚拟经济;通货膨胀;公共救助;公共服务
科学的理论是人类认识自然与自身最高智慧的结晶。科学实践需要科学理论指导。缺失科学理论指导的实践，是盲目的实践。没有新的科学理论指导的实践，必然是重复性的依然保持在原有认识水平上的实践，不会是新的实践。在经历了30多年的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经济终于走进了全面深化改革和升级转型发展的新阶段。至此，不论是改革，还是发展，都无法摸着石头过河了。改革需要攻坚，发展需要转型，缺少相应的新的科学理论指导，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实践绝对不可能担当时代的使命和达到新型工业化建设的应有高度。因此，当前的中国经济理论研究必须开拓进取，为顶层设计和基层实践提供全面的科学理论指导，以更好地全面推进中国经济的发展。
一、中国改革的实质是理论改革
中国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来自改革。中国改革的实质是理论改革。缺少理论创新，经济体制改革难以得到实质性的推进。经济理论界需要认识到改革的实质，更需要担负起理论改革的责任。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提出，既是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研究的重大创新与突破，也是推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进入工业化腾飞阶段的强大动力。因此，当前摆在中国经济理论界面前的首要任务不是宏观经济政策研究，不是解读最新的政府工作报告，也不是其他方面的经济理论研究，而是必须进一步深入地进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研究。在进一步深入的研究中，科学地阐释“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初级阶段?”以及“什么是市场经济?”这三个重大理论问题。
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攻坚阶段，中国需要对社会主义做出改革性的解释，或者说，经历了改革，需对社会主义做出新的深刻认识。这不能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来解释，也不能用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来取代。改革开放后的中国人民需要依据对于社会主义新的认识建立为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而奋斗的信念和理想。就此而言，人们不可能将这种信念和理想建立在传统的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之上。中国改革之前的社会主义实践是传统理论指导下的实践，实践出了问题，根子一定是在理论上。所以，改革的推进，必须解决与时俱进地重新认识社会主义的问题。准确地讲，这是一个经济理论问题，不是一个政治问题。以传统理论对于社会主义的认识套在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上是不合逻辑的，只能使社会产生严重的思想混乱，因为具有中国特色的事实相比传统理论对于社会主义的认识是含有相当大的发展性的。这是改革进入攻坚阶段之后人们都清楚的事，也是在理论的逻辑上都不可回避的事。这潜存着新时代的发展与旧时代的认识冲突。在现实的改革攻坚阶段，这是一个公开的尖锐问题。如果不能及时有效地解决这一尖锐问题，那就是在某种程度上对于中国改革实质的漠视，很可能造成现阶段中国经济发展根本动力的缺失。中国的经济理论界，不能只是解释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不能对于社会主义做出改革后的新的科学理论认识。
目前，已经有一些理论界人士指出，中国现在不仅是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而且是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初级阶段。但是，现实之中，还是有大量的人对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与社会主义相混淆，看不到或者说认识不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提出的重大意义。其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用传统的对于社会主义的认识衡量初级阶段现实，强调中国的初级阶段已经违背了传统的社会主义，只不过是中国实现资本主义的换一个说法。二是用最终实现的社会主义理想社会看待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事物，强调目前的某些做法不是社会主义。对此，迫切需要经济理论界的深入研究给予明确，在中国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除了保留必要的社会主义经济成份之外，其他的方面并不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只是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初始阶段，社会主义的经济成分还是萌芽，不可能等同于社会主义发展的最后阶段。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重大意义就在于要求人们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只可用社会主义的标准衡量社会主义经济成分，不能用社会主义的标准衡量社会主义经济成分以外的社会经济活动。而且，必须明确，在这一阶段，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必然是少数，非社会主义经济成分的市场活动是社会的主流。
市场经济是一个经济术语，不是一个政治术语。过去，中国将市场经济等同资本主义，将计划经济等同社会主义，是根本不对的。可以说，在20世纪90年代初，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之后，由于进一步的理论研究和传播没有跟上，在中国，从上到下，对于什么是市场经济，始终处于认识模糊状态。甚至对于市场经济出现认识上的误区：一是认为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是对立的，搞市场经济就要取消国民经济计划。二是认为市场经济要求政府退出，有政府介入就不是市场经济。三是认为市场经济等同于商品经济，知道了什么是商品经济，就可以懂得什么是市场经济。
对此，中国经济理论界的进一步研究必须深刻地阐明：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不是对立的，因为只要国民经济有计划在内就是计划经济。因此，最好的市场经济，就是最好的计划经济。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只是要改革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并非不需要含有国民经济计划或规划的计划经济。
更重要的是，市场经济并不要求政府退出，并非实行经济自由化。可以说，不会是政府退出市场，市场经济就搞成了。现今全世界的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中，没有一个国家的政府退出市场。恰恰相反，这些国家的政府事实上都比中国政府支配的市场资源的比重更高。
市场经济是一种社会经济形态。人类历史上一共经历了三种社会经济形态：即自然经济、商品经济、市场经济。商品经济的特征是：劳动者或劳动组织的生产资料是自有的，劳动者或劳动组织生产出来的劳动成果是部分或全部用于交换的。而市场经济的特征是：劳动者或劳动组织的生产资料基本上是市场化获取的，劳动者或劳动组织生产出来的劳动成果是部分或全部用于交换的。相比只有商品交换市场的商品经济，市场经济多出了一个生产要素市场。由仅有商品交换市场到生产要素市场出现后与商品交换市场的并存，是社会经济的重大进步，是新的社会经济形态的产生。至此，市场交易关系发生了复杂性变化。商品经济中的市场交易关系只表示市场交换关系，而在市场经济中，市场交易关系分为了两种：一种是市场交换关系，另一种是市场契约关系。因此，从经济基础理论研究的角度，应将市场经济定义为是在商品交换市场发达的基础上又进展形成生产要素市场的社会经济形态。中国经济理论界必须深刻地认识到：要超越商品经济体制改革，走向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关键是必须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重新建立和完善中国的生产要素市场体系并积极发挥其资源配置作用。
二、经济理论基础研究的创新
中国经济理论界对于当前首要研究任务的担当，就中国经济发展的迫切需要和经济理论体系建设的本体性需要而言，还至少应当在经济基础理论研究的以下五个方面做出深刻而系统的认识创新。
1. 要对常态社会与常态经济进行深入研究。中国经济的新常态是建立在常态经济的基础之上，而常态经济是常态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常态社会生存与发展的基础。现在，经济新常态成为了社会各界的研究热点，几乎是不论什么事，都一律套在新常态下做研究。其中研究的课题包括：如何看待经济发展新常态、如何看待新常态下的经济增长速度问题、如何在新常态下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如何在新常态下激发资本市场的活力、如何在新常态下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决定性作用、如何在新常态下推动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以及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适应，等等。这种一拥而起的热潮似乎是将新常态当作了一个筐，什么都往里面装。这种状态也是中国经济理论界的一种有悠久历史的常态表现。但是，事实上，这个筐筐是不需要经济理论界研究的，这应是提出经济新常态的政府认真研究的。经济理论界需要研究的是新常态的基础，是常态经济与常态社会的相关理论问题，并要以此认识的创新来为政府的经济新常态研究提供理论依据和必要的认识前提。因为毕竟经济新常态也是一种常态经济，政府的研究应当界定新常态的新是新在什么地方，当然需要明晓和确定什么是常态社会下的常态经济。对于常态社会与常态经济的研究应是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理论基础研究重大创新的一个基点。
2. 要对虚拟经济理论做出开拓性探讨。传统的经济理论研究并没有涵盖虚拟经济领域，只将研究对象限定于实体经济领域。这是传统经济理论不适合现实经济需要的直接性存在问题。在现实之中，无论是哪一个国家或地区，社会经济都已经是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合为一体化的，因此，迫切需要现代经济学基础理论的创新。这要求经济理论的基础研究首先要面向虚拟经济领域做出开拓性的探讨。
与传统经济有一个很大的不同，现代经济的市场活跃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虚拟经济。资本市场是虚拟经济运行的具体表现。最主要的资本市场是债券市场、股票市场、借贷市场以及产权交易市场。在资本市场运行中，经济的稳定性不同于实体经济，理论的研究需要给予新的认识。若资本市场缺少稳定性，那国民经济很难实现整体运行稳定。因此，如何保持资本市场的稳定性，是虚拟经济理论重要的研究内容。而且，这种研究对于虚拟经济运行稳定的认识必须的前提是经济活跃状态下的稳定。在现代市场经济中，用压制保持稳定，是毫无意义的。新的经济理论需讲清楚，缺乏活跃的稳定，只是僵化。中国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必须破除传统的僵化，保持蓬勃的生机与活力。这也就是说，中国未来需要的是市场充分活跃的稳定。
3. 要对虚拟性货币理论给予全面系统认识。货币是金融的基础，金融是现代经济的中枢。就目前而言，在全世界范围内，货币的性质已经发生了转变，由实体性货币转化为虚拟性货币。因此，中国经济理论界必须高度重视并展开新的虚拟性货币理论研究，而不能是依然用实体性货币理论认识现实的虚实一体化的经济问题。
中国经济基础理论的研究需要认识到，虚拟性货币的产生已经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既定事实。实体性货币的性质是特殊商品，虚拟性货币的性质是信用工具。这是两种不同性质和形式的货币。目前，在经济界，还有许多人不区分虚拟性货币与实体性货币，对现代金融的研究尚未上升到现代货币的虚拟性来把握。若保持对于货币的实体性认识，那出现金融危机是无可避免的事情。在中国经济的现实发展中，如果人们对于货币的理解还都是依据实体性货币理论，不区分虚拟性与实体性的重大差异，只讲货币理论，不讲是实体性货币理论还是虚拟性货币理论，不仅不符合对于现代货币认识的基本逻辑，而且还会对现实中的货币运行造成某些外部性干预的扭曲。这就是现在经济理论界必须高度重视虚拟性货币理论研究的必要性。
4. 要对宏观调控研究做出创新的思想推进。改革开放之后，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国才接受了由西方引进的宏观调控理论。但是，依据这种西方经济学的认识，迄今为止中国实施的宏观调控只是货币总量控制，并不直接调控虚拟经济。而从基础理论研究的角度讲，对虚实一体化的国民经济进行有效的宏观调控，最重要的应是对虚拟经济的资本市场进行直接调控。事实上，宏观的政府调控如不涉及股票市场，失控的这一市场就会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国民经济正常运行。宏观的政府调控如不能控制金融衍生品市场，这一市场的盲目性就会引起国民经济危机或全世界金融危机。这牵涉到相关的两个问题：一是政府实施的宏观调控可否直接调控资本市场，二是宏观调控应怎样调控资本市场。这两个问题都是需要仔细探讨的问题。经济理论界需要明确的是，宏观调控理论必须创新。对于现代资本市场的宏观调控必须是使用强大的理性资本力量去调控非理性的资本力量。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绝对不能使用行政手段直接干预资本市场。只有依靠宏观调控理论的创新，在经济高度发展的现时代，政府才能够自觉地运用财政力量对资本市场实施宏观调控，即可依此避免发生严重的金融危机。由此而言，增加对资本市场的宏观调控，是建立新的虚实一体化的现代宏观调控体系的核心。总之，在中国经济的未来发展中，必须告别以货币总量调控为核心的宏观调控时代。
5. 要科学确定经济学研究的最基础范畴。目前，创新的经济基础理论研究需要科学地确认劳动范畴是经济学研究的最基础范畴。在传统的经济学理论体系中，有的是以商品研究为起点，有的是以效用或需求为基础范畴进行经济基础理论研究。事实上，商品是劳动的产品，效用是指劳动成果效用，需求是对劳动成果的需求。因而，与商品、效用、需求范畴相比，劳动范畴是更为基础的范畴。这一范畴关联着经济学理论体系研究的所有内容，包括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全部活动。只有用劳动范畴贯穿于各个研究领域，经济学的基础研究才能确保根基牢固而体系完整。因此，在当前的中国经济理论基础研究创新中，应当而且只能是从将劳动作为本学科的最基础范畴起步。这种起步是21世纪经济理论研究走向科学化的原点，是中国经济理论界能够自此科学地服务于社会的基础保障。
三、当前迫切需要的应用理论研究
坚持基础研究，并不等于放弃应用研究。中国目前的经济理论研究，在基础研究创新的基础上，依然负有对于现实经济改革与发展的重大问题进行应用性研究的社会责任。
1. 全面深化改革的突破点研究。从理论的层面透析，可以确定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的突破点在于，区分国有企业的改革与公营企业的设立。在改革之前，中国是将公营企业纳入了国有企业范畴，无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现实，搞国有企业的一统天下。而改革改到今天，事实上是将国有企业混同于公营企业，以公营企业的设立模式替代国有企业的改革，从而致使全面深化的改革难以推进。因而，在理论的指导下，人们不难理解为什么这是全面深化改革的突破点。将两种不同性质的企业混在一起，经济改革当然无法进行，而经济改革是全面改革的基础，只有解决将国有企业混同于公营企业的问题，全面深化改革才有可能。这是确定的，任何人都不可能摆脱这一确定的逻辑约束。
在近代的历史中，国有企业只存在于社会主义国家，而公营企业存在于世界上的各个国家，包括应当存在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在生产方式上，国有企业实现了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直接结合，而在公营企业依然是劳动者与生产资料间接结合。在经营方面，国有企业只能限于竞争性的基础行业和资源性行业，而公营企业必须设立在非竞争性领域。在管理上，国有企业必须实现政企分开，这是国有企业改革的要义，而公营企业必然是政企不分的，公营企业必须听从政府的支配。在权属方面，国有企业的所有权归全民所有，由中央政府和各级地方政府分级代表全民运作，而公营企业的所有权分别归属各级政府所有，因而公营企业分为中央公营企业和各级地方公营企业。在企业设立的目的上，国有企业是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基础，设立国有企业是为了实现革命的目的——消灭剥削制度;而公营企业的设立是政府通过直接投资干预经济，以有效地维护市场经济秩序。总之，国有企业是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企业，公营企业是国家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这两种不同性质的企业是不能混在一起改革的。在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既需要国有企业作为社会主义制度建立的经济基础，又需要设立公营企业履行政府经济管理职责。
2. 货币贬值与通货膨胀的研究。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国家货币是核心关键的问题。每年发行多少货币，是政府经济工作的一个焦点。从目前的情况看，在这方面，中国的有关部门缺乏必要的理论指导。现实的问题在于，混淆了通货膨胀与货币贬值的区别。由于惧怕通货膨胀，因而不敢随着物价上涨发行相应量货币;由于囿于传统的经济理论，没有将虚拟经济对于货币的需求纳入社会对于货币的总需求量;因此，发行的货币不足，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中国工业化的进程。
一般地讲，通货膨胀是恶性的，是货币发行多了从而引起物价上涨，货币贬值。通货膨胀引起的货币贬值是非价格因素的货币贬值。而实际上，物价上涨并非都是由于货币发行过多引起的，在市场经济中，不合理的价格会自行调整的，且在价格刚性作用下，这种调整只会引起价格上涨，不会降低价格。价格调整的结果同样会造成货币贬值。所以，货币贬值并不都是由于货币多发，也并不都是由于价格调整。通货膨胀必然造成货币贬值，价格上涨也必然造成货币贬值。只是，对于有关部门的工作来讲，不能将通货膨胀引起的货币贬值等同于价格上涨引起的货币贬值，不能将通货膨胀与货币贬值相混淆，以防止通货膨胀为由压制价格调整性质的货币贬值干扰经济发展。经济理论界对于货币贬值与通货膨胀的研究是直接服务于现代经济发展需要的。
3. 新型工业化理论研究。2004年是中国经济发展进程中的一个标志点，自这一年起，中国工业化开始进入腾飞阶段。这一阶段是工业化的最后阶段，也是经济的高速增长阶段。中国的工业化腾飞是在“十五计划”期间实现的，此后，经历“十一五规划”“十二五规划”“十三五规划”乃至更久，才能基本实现工业化。
在中国已经进入工业化腾飞阶段11年后的今天，中国经济理论界需要对中国的工业化展开进一步的研究，特别是要研究和明确中国的工业化必须是新型工业化。如果中国大众不知道中国的工业化已经进入了腾飞阶段，那理论界是需要负责任的。如果中国的经济理论研究不能对这个重要的现实问题做出必要的系统认识，那中国经济就难于自觉地应对工业化腾飞阶段，难于顺利地实现工业化。中国经济理论界不必等着外国的著名经济学家指出中国工业化已经腾飞了，再开始工业化理论的研究。问题在于，面对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现实，所有的中国人都可以感受到中国的工业化已经腾飞。现在强调进行工业化理论研究，相对于实践应是很迟钝了。因此，不能再迟钝下去了，理论界必须认真对待这一问题，积极地开展各个方面的相关研究，包括要研究工业化的配套工作，研究新型工业化的基本特点。当今，中国迫切需要在科学的工业化理论的指导下，自觉地顺利实现新型工业化。
4. 农业现代化理论研究。2015年2月1日，中共中央发布一号文件《关于加大改革创新力度加快农业现代化建设的若干意见》，聚焦于现代农业、农民增收、新农村建设、农村改革、农村法治问题，提出要走出一条中国特色新型农业现代化道路。而在此之前，中国各地很少有提农业现代化的，至多只是提实现农业产业化。但是，对于中国经济发展来说，农业现代化无疑是一个最重要的问题，一方面农业现代化是新型工业化的基础，再一方面农业现代化是新型城镇化实现的必要前提。因此，中国经济理论界必须跟进，着力开展实现中国农业现代化方面的经济理论研究，直接为中国尽快实现新型农业现代化服务。这方面的研究应主要包括：符合新型农业现代化要求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农业土地制度研究、由联产承包责任制转向家庭农场市场化生产方式的研究、新型农业现代化与新型工业化关系研究、新型农业现代化与新型城镇化关系研究、培育新型农民的系统研究、发展农业高等教育研究、实施中国农业种子工程的研究、保障中国农业技术进步的经济机制研究、中国粮食储备制度研究、林业经济现代化研究、渔业经济现代化研究，等等。
5. 国际金融危机研究。至2015年，距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已经过去了七年，在世界各地，人们没有预料的是此次席卷全球的金融风暴会这样快的就平息了。但是，人们可以预见的是，在不久的将来，全世界很快就会迎来21世纪的第二次国际金融危机。因为，对于国际金融危机产生的根本原因，经济理论界并没有能够做出新的认识，至少是缺失看法一致的深刻性研究成果。而各个国家或地区的政府也未能强化自身遏制金融危机的机制与力量。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去了，世界经济的实质为盲目性的不确定性无法控制地不断增进，其结果可想而知。在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中，几乎全世界都陷入了经济困境，唯独中国一枝独秀，依然保持高速的经济增长。这是全世界瞩目的事实，只是中国经济理论界大多数研究人员至今尚未对此做出确切而深刻的认识。这总体上表明面对国际金融危机的潜在威胁，中国的经济理论研究实际还处于一种相对滞后的状态，这可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因此，居安思危，当前中国经济理论界必须严肃对待国际金融危机再次爆发的问题，认真地组织和引导相关人员加紧研究世界经济的不确定性、世界金融市场发展趋势、现代经济危机与现代金融危机理论和应对危机办法。
四、理论界肩负着监督政府经济工作重任
中国经济理论的研究担负着基础理论研究、应用理论研究以及监督政府经济工作的重任。从基础理论研究到现实经济应用研究都需要经济理论界发挥应有的作用，并且无论何时，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经济理论界配合政府工作责无旁贷，同样，经济理论界监督政府的经济工作也是责无旁贷的。在现代社会，政府具有社会经济管理职责。在市场经济中，政府是不可或缺的市场主体。政府的经济工作需要得到全社会的监督，其中就包括来自经济理论界的监督。中国经济理论界必须投入相当大的力量细致地、系统地研究政府的经济工作，包括从财政预算到突发灾难拨款，方方面面都要实施必要的监督。经济理论界对于政府经济工作的监督是社会监督政府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缺失社会监督的政府，不是腐败的政府，也会是多少有些胡来的政府。
近十年来，中国经济发展的形势是前所未有的好。2002年，中国的财政收入是1.8万亿元，而到了2014年，中国的财政收入接近14万亿元。面对这么高的财政收入增长量，政府是怎么考虑的。事实上，绝大多数的公务人员没有得到薪酬的增加，甚至有的地方还削减了公务员工资。按照现代财政原则，基础建设不应动用税收资金，而只应使用财政信用资金，增长的财政收入不会用在基础建设方面。在这期间，国防经费有了明显的增加，但这毕竟是一个用钱的小部分。教育经费有了较大的增长，但是，教学质量和教师待遇并没育提升，或许存在的问题更多更大了。这本是新中国建国以来经济发展最好的时期，是中国财政收入增长最快的时期，是政府可以集中力量干大事的时期，是基本实现中国工业化的前期，但是，却没有让民众感受到工业化腾飞的魅力，没有让民众看到政府在2004年之后汇集财力干大事的实力和业绩，尤其是对于推进农业现代化缺少稳定的长期的财政投入计划。可以说，这或多或少与中国经济理论的研究并未能完全把握好国民经济计划或规划实施的大局，对于政府经济工作的监督不到位有关。这个应负的主要责任在经济理论界，不在政府。
准确地讲，这些年来，政府确实加大了民生保障，花掉了不少的钱。并且，政府还向民众保证，今后将继续加大给予民众的福利。就此，经济理论界需要给予政府提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不能承揽过多的经济责任，改善民生需要防止过度依赖政府。政府给予民众的福利过多，不是好事，尤其是在中国工业化的实现之前，政府更不应该承受过多的福利负担。严格地讲，中国进入工业化腾飞阶段之后，经济高速增长，但也不是不存在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在拉美国家，其实就是政府给予民众的福利上去了，而相应的工业化没有实现，经济的发展没有达到发达水平。所以，中国必须警惕，不能让拉美悲剧在中国重演。改善民生必须靠发展市场经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必须靠提高工资收入，而不能靠提高政府福利。
更重要的是，在现代财政理念下，政府具有公共服务和公共救助的双重职责，刚刚步入市场经济体制的中国政府，万万不可混淆这双重职责。公共服务是均等的，是每一位公民都可以享受到的。公共救助是个别的，是指针对暂时有困难的人实施的国家救济，或是给予社会特殊群体的最低生活保障。如果混淆了公共服务与公共救助，不单单是增加财政负担，最严重的是造成社会二次分配的不公平，进而使整个社会的分配难以实现公平，构成对市场公平的破坏和某些棘手的社会问题。所以，中国经济理论界必须对政府的公共服务与公共救助工作给予监督，避免发生将公共服务与公共救助相混淆的问题。民众的住房是民众的最基本生活资料，对于大多数或绝大多数的民众来说，必须自行通过市场解决住房问题或改善住房条件，无需政府插手。这就是说，民众的住房问题和改善住房条件不是政府公共服务的范畴。新加坡是一个只有500万人口的国家，在住房方面实施公共服务，为绝大多数的民众提供经济适用房，在世界上是一个例外，不应为拥有十几亿人口的中国效仿。中国应同其他所有国家一样，只对个别的困难家庭提供基本住房。但目前，中国既不是像新加坡那样提供公共服务性住房，也不是像其他国家那样只提供公共救助住房，而是花费了大量的财政资金为大约20%的城市人口提供经济适用房。这种做法是明显地混淆了公共服务与公共救助，将原本的公共救助做成了扭曲的公共服务，严重地违背了市场经济原则，只是干了一件在传统体制下想干而没有钱干的事情，走回到政府包一部分人住房的旧体制去了。对此，中国的经济理论研究必须通过强有力的监督，将政府从包一部分人住房的旧体制窠臼中拉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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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校对：张增强
作者：钱津
第二篇：印度经济会超越中国经济吗？
摘 要：就理论框架而言，一个国家的经济规模取决于需求与供给两个方面。从供给方面看，新增长理论认为，经济规模增大的动力主要在于人力资本的投入。印度与中国都拥有丰富的待转移的劳动力，中国改革以后经济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主要得益于制造业的发展;而印度则主要依赖于以高科技产业为龙头的第三产业的发展，而且，第三产业是服务于第一与第二产业的，制造业的弱化会严重束缚服务业的发展。也就是说，印度的其发展模式不利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和劳动力人力资本的积累，严重制约着印度经济的长期增长。从需求方面看，没有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和人力资本的积累，人们就会继续陷于贫困，消费和投资水平的低下阻碍着总需求的提高。从总供给和总需求两方面都难以对经济增长产生有效的刺激。产业的扩散效应在国内难以实现，区域之间的贫富差距问题也不可能得到缓解。由此，本文得出结论，在短期内，印度经济想超越中国经济总量是困难的。
关键词：制造业;服务业;人力资本积累;剩余劳动力转移;购买力;扩散效应
印度与中国存在诸多相似之处，在中国改革开放10多年后，印度经济异军突起，软件行业更是继美国以后成为最大的出口国。这一现象引发了学术界的激烈争论，人们争论的焦点在于：印度和中国哪一个会在竞争中获胜?21世纪究竟是中国的世纪还是印度的世纪?2005年1月22日印度《经济时报》的一篇以《印度世纪晨光初现》为题的文章发表评论认为，21世纪是印度的世纪。那么究竟印度和中国未来的发展前景如何?本文尝试做出一个理论与经验的解释。
一、两国发展概况及其经济结构
印度的经济改革起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从此以后，印度的经济取得了长足的进步，GDP的增长率逐年提高，经济结构也发生了较大变化，服务业逐渐占领三大产业的制高点，超越了GDP的半壁江山。
印度经济2003年的增长率达到4.7%，2006年达到9.7%。2003年印度GDP总量为6 006.4亿美元，人均GDP为540美元，2006年印度的GDP总量为9 063亿美元，人均GDP为820美元。中国在1992—2001年的10年间GDP平均增长率为9.96%，2003年达到10%[1]，2006年达到11.1%。2003年中国的GDP总量为14 170亿美元，人均GDP为1 100美元;2006年的GDP总量为26 681亿美元，人均GDP为2 010美元。印度改革以来的10多年的增长速度直逼中国，而且经济规模与人均GDP也迅速上升。
从结构数据看，农业在经济总量中所占比重都在不断下降，但是中国制造业经过了30年的发展，已经占据了国民经济总量半数以上，制造业产值占GDP的比重从1990年的41.6%上升到2003年的52.3%。而印度同期的数据基本上没有发生明显的变化，大约停留在27%的水平上，到2006年进一步下降到19.3%。在过去的10多年，中国的GDP累计增长的54%是由制造业贡献的。而印度制造业的贡献率只相当于中国的一半。但是印度的服务业取得了令人惊奇的成就，服务业产值占GDP的比重从1990年的40.6%上升到2003年的50.8%，按照美国人的统计，到2006年又上升到60.7%;而中国服务业同期的比重仅从31.3%上升到2003年的33.1%，2006年上升到40%。在过去的10多年服务业在中国GDP的累计增长中所做的贡献约为33%;而印度则约为62%，中国仅相当于印度的一半。由此，人们认为，中国和印度走的是两种不同的发展道路，中国成了“世界工厂”，而印度则成了“世界办公室”。印度走出的是一条服务主导型发展道路，而中国走的是传统的制造业主导型的发展道路。特别令人瞩目的是，印度的服务性行业中，软件业一枝独秀，软件出口业蓬勃发展，成为世界上软件及其相关服务业的重要出口国。而中国在这方面远远落后于印度。
人们之所以对印度经济的发展刮目相看，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印度软件及相关服务产业的快速崛起。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印度软件及其相关服务业的产值在GDP中的比重逐年提高，出口也大幅度提升。印度软件行业在GDP中的比重从1997年的0.72%上升至2004年的3%。2004年，印度软件行业的总产值为122亿美元，而出口占据了其中的大部分，除国内市场销售额为27亿美元以外，其余95亿美元是通过出口获得的。麦肯锡公司预计2008年印度软件行业的总产值将会达到850亿美元。在1997—2000年，每年的出口增长幅度几乎都达到60%左右(Nass.com 2005)，其软件出口额占全球市场份额的20%。中国的软件行业虽然也出现了快速增长的势头，但远低于印度。从数字上可以观察到这一事实。2007年中国软件行业的总收入达到5 834亿元，同比增长21.5%，外包总额为102.4亿美元，同比增长69%。近年来，中国的软件业虽然也以年均20%的速度增长，但是，软件业产值及其占GDP的比重和出口额都不足以与印度抗衡。印度的软件业无论是市场价值总额还是出口总额都远高于中国的数字。而且，中国的GDP又比印度高出许多，由此可知，中国软件产业产值占GDP的比重更低。印度软件巨头印孚瑟斯技术公司(infosys)董事长纳拉亚纳•穆尔蒂目前表示，他认为印度软件业领先中国20年。
此外，据《世界经济论坛》公布的全球竞争力指数2007—2008年的排名，中国的总体竞争力排在第34位，印度排在第48位，与以前相比，中国依然排在印度之前。
中国虽然在总体指标上强于印度，但在某些方面，中国的状况不容乐观。中国的主要竞争优势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庞大的国内外市场;二是宏观经济的高度稳定性。在后一方面印度的排名远远落后于中国。但是，中国在三个方面存在着明显的劣势：一是金融市场;二是高等教育与培训;三是制度缺陷。金融市场的完善方面在参与论坛的131个经济体中，中国排名位居118位。而印度排名为37位，远远地将中国甩在身后。印度的劣势主要表现在宏观经济的稳定性以及健康与初级教育的问题。可以说，这一排名得出的结果与此前的许多年的排名没有实质性的变化，正如人们通常总结的那样：中国的优势主要表现为宏观经济成长的外部环境，劣势依然是微观因素例如要素市场的效率与技术进步等。从劣势方面看，中国与印度还存在着较大的差距。该报告认为，经济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要素驱动型、效率驱动型和创新驱动型。以上各个指标的排名可以告诉我们，中国正处于要素驱动阶段向效率驱动阶段过渡时期。这说明中国在微观经济效率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鉴于印度20世纪90年代初改革以来所取得的骄人业绩，人们对中国和印度的可持续发展能力以及谁将是未来经济发展领头羊的问题展开了争论，中印之间的比较也成为国际学术界的热点问题。
二、各种不同的论点及其分析
对于中国和印度发展潜力的争论可谓众说纷纭，而且涉及到经济与政治各个方面，为了更好地说明问题，本文将争论的焦点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经济结构方面
印度和中国的产业结构及其在GDP中的比重前已有所阐述。中国是依赖于制造业发展起来的经济体，2006年中国的服务业仅占GDP的40%以上，制造业的比重则在50%以上。而印度的增长主要依靠服务业的带动，其服务业目前已经占GDP的60%以上，这个数字相当于这个行业发达国家的比重。摩根斯坦利首席经济学家Steven Roach(2004)认为，中印两国在经济结构上各有自己的优势及劣势，印度依赖服务业和IT产业走出了独特的发展道路。印度绕过了限制它制造业发展的储蓄率低、基础设施不健全和外国直接投资少等不利因素，使印度发挥了他的三大优势即高学历劳动力、信息技术和流利的英语表达。Roach认为，很难得出结论：中国与印度的发展模式孰优孰劣，只能说，中国与印度是未来世界经济发展的极重要推动力，可能是未来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而且，将会对发达国家带来新挑战，这两个国家会共同把经济全球化推向更广泛、更激烈竞争的层面。但是，Roach在2004年11月16日英国《金融时报》的一篇文章中也指出：印度靠服务业推动的经济增长是“非就业式”的，随着劳动力数量的增加和人口构成的转变，这种模式可能会降低就业率，影响社会稳定。
国内研究人员于海莲和杜振华认为，软件和信息产业是劳动力密集型的高科技产业，它既能吸收较多的人员就业，同时又能创造出高附加值的产品来，印度能够将产业利润留在国内。而中国的制造业创造的利润更多地是被外资剥夺，除了解决一些就业压力外，自己从中获利不多。他们认为，“印度虽然目前没有全面超越中国，但是印度在关键性领域正在超过中国，这些领域的成功，可能促使印度最终全面赶上甚至超越中国”[1]。
复旦大学的华民教授(2004)认为，印度软件行业的优势明显大于中国，印度的精英教育培养了一大批高水平的软件人才。但是，软件业的溢出效应是有限的，它很难给印度普通劳动者提供就业机会。从这层含义上讲，印度经济的可持续性是值得怀疑的。从整个经济结构看，虽然服务业的贡献率已经达到了较高水平，但是，印度的第一和第二产业并没发展到这个程度，因为服务业毕竟是为农业和制造业提供服务的。根据历史经验，假如没有能够容纳大规模就业的制造业的发展，任何一个发展中的人口大国都不可能实现经济起飞。所以他认为，不能简单地将软件业的崛起与印度的崛起与超越相提并论。
(二)微观效率方面
有些舆论认为，虽然不能说由印度软件业的兴起可以断定印度将来一定会超越中国，但是，它只是印度发展的一个象征，它的发展更深层次的力量在于一些内生体制性因素，比如，印度良好的金融体系、发育正常的资本市场等，这些都证明印度经济的发展比中国更加健康、更有活力和后劲。从这个角度来分析问题的学者大有人在。
关于微观效率方面的争论主要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
1.金融市场是否健全
美国哈佛大学商学院教授Taran khanna、麻省理工学院的副教授黄亚声(Yasheng Huang)(2003)认为，印度本土的企业家借助于其国内高效率的银行和资本市场，在长期内最终可能推动印度经济超越中国。印度银行体系和资本市场的发育比中国要好，而且，市场透明度较高。银行的不良贷款率印度只有10%，而中国则为25%。世界银行的一份调查表明，有52%接受调查的印度公司认为他们在金融市场上获得资金比较困难，而中国的这一数字则达到80%。尤其是小企业的融资难度非常大，目前在浙江出现的民营企业融资困境，它们不得不依赖于高利贷进行高昂的融资活动，这不仅加大了金融风险，也削弱了企业的市场竞争力。而银行体系和资本市场的良好运作，为走上改革之路的印度经济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应该说，比中国改革之初为民营经济的成长创造的环境要好得多。
2.经济组织的效率
Taran khanna和黄亚声[2]以及印度经济学家Subir Gokarn(2005)从资本的使用效率上判断经济组织的效率。khanna和黄亚声认为中国吸收了大量的外国直接投资，这一数字远远高于印度。2002年外国的在华直接投资额高达530亿美元，而印度只有40亿美元，2006年中国的这一数字为694.7亿美元，印度为168.8亿美元，差距虽然在缩小，但中国是全球吸引外资最多的国家，FDI数字还是远远超过印度。不但如此，中国的国民储蓄率高达40%，而印度的储蓄率只有24%。在过去的10多年，中国经济的年平均增长率约为7%，而印度经济的年平均增长率则为6%。这说明中国的资本利用效率远远低于印度。khanna(2004)教授认为，“比较而言，在所有的新兴市场上，印度的市场软环境是最好的，市场供求的双方信息畅通无阻……，由于普遍尊重财产权、尊重法制，合同双方会保证交易的神圣不可侵犯”。khanna将资本利用效率的提高归结于印度健全的市场经济环境，这就直接涉及到政府在市场中的定位问题。
3.政府在市场中的定位
在于海莲和杜振华的文章中，两位学者提到了中国所面临的严峻问题之一是政府参与市场的权力以及自我授权的问题，这集中表现在由政治体制的不健全引发的官员的腐败以及企业的行政垄断问题。腐败造成交易成本上升、资源配置效率下降;行政垄断成为发挥市场活力的障碍。而印度在改革以后的短短时期，政府的职能发生了重大变化，将过度干预型政府改造成为以提供公共产品和创造制度环境为主要职能的服务型政府，使市场机制的效率充分发挥出来，使印度企业的竞争力大幅度提高。在2002年的《福布斯》世界最好的200家小公司的年度排名中，印度有13家公司上榜，而中国只有4家，并且全在香港。而且，在里昂证券有限公司以10分为满分的评分中，印度的公司治理得到5.4分，而中国的名次相当靠后，仅得到3.4分。在全部国家的排名中，印度名列第六，中国名列第十九，相对于中国来说，印度表现更为优秀。
总之，近年来，中印之间的比较分析一时期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热点问题，学者们讨论的视角、层次和结论都不尽相同。但是，有相当一部分学者认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在能力弱于印度。印度无论是经济总量还是人均GDP都可能在不远的将来超越中国。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学者是印裔美藉经济学家Taran khanna和麻省理工学院的学者黄亚声，这两位学者发表了大量中印之间比较的文章，他们看好印度未来的增长能力。他们认为，由于印度完善的市场制度、法制体系、有效的企业治理、IT产业的优势和高素质的劳动力队伍，印度正在走出一条与中国不同的发展道路，印度的增长是内生型的，而中国的增长则是外生因素促发的。由此断定，印度将会成为中国经济的强有力竞争对手，并且会超越中国的优势地位。
印度固然有自己的优势，但是，发展中国家经济赖以起飞的关键因素是什么?内生增长模型已经给人们提供了部分答案。
三、理论应用和经验分析
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起飞依赖于两个重要因素：一是本国劳动力人力资本的积累;二是本国居民的购买力。前者为供给方面的因素，后者为需求方面的因素。内生经济增长理论[3]强调了人力资本的积累在一个国家长期经济增长中所起的关键作用。那么，发展中国家怎样使劳动力积累起必要的人力资本呢?最重要的途径是“干中学”，“干中学”在发展过程中有不可低估的力量。而“干中学”的实现来自于大量的就业机会的产生，也就是说，就业增进型的产业结构才能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产生供给与需求两方面的冲击力，这就是发展中国家实现内生增长的整体机制。否则，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起飞是难以期待的。
农业落后与农业人口的比重大是落后国家的普遍特征，将物质资本投入农业，并不会大幅提高生产效率，人力资本的积累也不会产生极大的“溢出效应”，因为农业本身是生产率较低的部门，农业部门的创新机会要比工业部门更加缺乏。所以，现代化的道路必然是将大量的农业劳动力转移到工业和服务业部门，这是一个普遍的规律。在发展中国家，产业升级的选择必须符合以下基本条件：第一，资源配置效率优化。也就是说，必须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节省成本。第二，必须创造大量的就业机会。第三，产品的需求必须是持久而稳定的。也就是说，主导产业所生产出的产品必须要依赖于国内或国外的持久、稳定的市场需求。缺少这三项中的任何一项，持久的高速增长都是不可能的。那么，让我们分析一下，印度以软件服务为龙头的服务业主导的发展模式，能不能将印度推向增长的巅峰，使印度成为增长的排头兵。
大凡取得成功的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基本上都经过了劳动密集型向资本与技术密集型转化的道路。比如，日本、韩国、新加坡等。中国的渐进式改革过程也是沿着这条道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日本、韩国都曾经历过几个重要的发展阶段，例如，加工贸易阶段、进口替代阶段、出口导向阶段和技术立国阶段。没有一个发展中国家是以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开始其成功之路的。一般国家发展之初，都是制造附加值不大的小商品，吸收外来资金，为发达国家加工零部件，然后逐步掌握制造技术，培养工人的劳动技能，实现产业结构的升级，制造出替代进口的商品，转而实现大规模的出口，最后变成一个技术力量雄厚的制造业大国，称雄国际市场。这几个步骤并不仅仅意味着一个国家政府的发展战略，更为重要的是体现了一个发展中国家在走向发达过程中的理性选择。亚洲之所以继日本之后出现了“四小龙”与“四小虎”，形成所谓的“雁行模式”，正是产业结构升级和产业转移的结果。在东亚和东南亚已经发展起来的国家中，据经济学家的估算，在全要素生产率中，其中做出最大贡献的因素还是教育和人力资本。
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存在为数不少的贫困国家，那么，为什么有些国家能成功地走出贫困变成发达国家，而有些国家则是泥足深陷呢?我们可以从人力资本积累说起，人力资本的积累是通过教育、研发(R&D)和“干中学”获得的。教育只能传授一般知识，不能传授各行业所需要的专门知识，即使如此，落后国家的受教育水平也不可能与发达国家相提并论。国外发达国家的研发主要在企业内部完成，大多是由企业出资保证了研发处在一个高水准上。而在发展中国家，研发主要依赖于国家投入，资本的有限性与脱离实际的研发特征决定了研发的低效率。以此积累人力资本显然不是一个最优选择，这样的研发并不能产生“干中学”的效应。发展中国家除了必要的教育条件以外，积累人力资本的最佳途径莫过于“干中学”，除了付出较小的成本以外，还可以获得丰富的各个行业的生产知识和管理知识，其中也包括来自于外国直接投资(FDI)所带来的“干中学”效应。不仅如此，更为重要的是通过转移农村劳动力，使他们获得更高的收入，形成更大的本地购买力。一些发展中国家之所以没有走上良性发展之路，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不懂得发挥比较优势，试图一步跨入发达国家的行列，简单套用发达国家成熟的增长模式。盲目地发展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这种劳动节约型的产业，一方面不能使劳动力有效地转移出来;另一方面提高了生产成本，因为资本的稀缺性决定了使用资本的成本较昂贵。这违背了基本的经济学常识。在生产理论中，有两种效率：一是技术效率;二是经济效率。所谓技术效率是指投入与产出之间的对比关系;而经济效率是指收益与成本的对比关系。当然，资源的配置一方面要考虑技术因素，另一方面要符合经济效率的要求。但是，具有技术效率的生产方式并不一定满足经济效率的要求，因为经济效率要考虑产品和投入的价格因素，只有以一定的成本取得最大收益或应在收益一定的情况下实现成本最小，才能达到经济效率的要求。进一步理解也可以说，经济效率的高低与资本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生产方式无关，而与一个国家的资源禀赋和要素价格相关。而在发展中国家，资本相对劳动力更加稀缺，所以劳动力的价格更加便宜，因此一般而言，具有经济效率的资源配置方式应是劳动密集型方式。
下面再从整体上分析资源配置方式的选择与人力资本积累即成功发展之间的关系。如果发展中国家选择了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配置方式，舍本而逐末。投资只限于少数的行业，资本的有限性制约了制造业和服务业的普遍发展，那么就不可能吸纳大量农业剩余劳动力，自然也无法积累工业化所必需的人力资本，而这是满足经济起飞的一个基本条件。没有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发展，劳动力也就得不到就业机会，不能够获得更高的收入，也难以获取收入提高的机会，人们依然处于贫困的状态。所以，不能形成对商品的购买力，消费水平低下，从而整个社会的总需求得不到改进，增长率仍然会徘徊在低水平上。而且收入水平越低，储蓄水平也就越低，投资水平必然因此受到制约。这样，发展所必须的资本投入会更多地依赖于外债和外国的直接投资。下面用图1表示资源配置失当与增长率之间的关系。
从东亚国家发展的经验看，Young(2004)认为，东亚国家的经济奇迹，一方面来自于基础教育，这一点是极重要的起飞基础;另一方面来自于TFP的贡献，但是贡献率最大的是资本和劳动投入。也就是说，东亚国家所取得的经济成就主要来自于要素投入，而不是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这一点与克鲁格曼的观点有相似之处。但是经济学界也有估算认为，东亚国家的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是显而易见的。不过，Young的估算有一点值得怀疑，资本投入不仅直接促进了生产总量的提高，而且也因此积累了大量的人力资本，形成“知识外溢”效应，在这一点上，内生增长理论要比Young的理论解释得更加清晰。Young的理论可能没有将人力资本和“干中学”以及“知识外溢”内生化，从而造成了资本投入与“干中学”的分离。如果没有“干中学”和“知识外溢”，资本的边际产量将会递减，而且Young很可能将资本投入的这种副产品所产生的作用归结到基础教育所发挥的作用。基础教育固然重要，但是基础教育如果仅仅服务于农业，将不会形成生产能力的大幅度提高，即使Young的理论是正确的，也不能否定工业生产领域的投入以及与此并生的“干中学”和“知识外溢”的重要性。如果将资本大部分投入高科技产业，这种副产品就没有发挥广泛作用的空间。
人们可以发现一个现象，许多发展中国家在尖端科技方面(比如航天、光学、原子能、生物工程等)都有重大突破，甚至处于全球领先地位，但是，这些国家的人均收入仍然处于十分低下的水平，大多数国民生活在贫穷落后的状态。而且，有些国家致力于发展高科技产业，例如飞机制造、航空技术、IT产业等等，但是，成功的实例依然鲜见。即使在某个行业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也并不意味着GDP和人均GDP的提高。印度尼西亚就有过这方面的教训，在哈比比执政后，为加快印度尼西亚的发展速度，改变苏哈托时期遗留下的经济颓势，印度尼西亚开始着力发展高科技产业，试图以高科技打造一个经济强国，投入巨额资本，引进国外高新技术。印度尼西亚花大价钱在雅加达附近建立了规模庞大的飞机制造公司，试图挤入飞机制造强国的行列。但是，许多年过去了，飞机制造公司并没有按期投产，建造的厂房设备被废弃在一片荒草之中。因为，一方面飞机制造需要投入巨额资本和高新技术，可是印度尼西亚并不具备这方面的比较优势，竞争力根本不可能与发达国家的飞机制造业相比。另一方面，飞机制造业需要较大的规模效应，现有的生产能力足以满足市场的需要，印度尼西亚想在本行业占有一席之地十分困难，这种行业竞争优势的产生并不在于价格低廉的劳动力，而在于资本成本和科技发展水平。即使这种行业发展起来也并不能解决劳动力转移问题。所以印度尼西亚做出一个不符合资源配置规律的错误选择，最终结果是资源的巨大浪费。
此外，在战后，不发达国家掀起了“赶超”的热潮，从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到刚摆脱殖民枷锁的民族国家，都纷纷加入其中。他们要在较短的时期内力图赶上或超过欧美发达的资本主义经济。苏联计划经济的初步成功也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赶超战略”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优先发展重工业，只有拥有了庞大的重工业体系才算真正实现了工业化。而且，为了保证资源的集中配置，政府直接干预经济发展，制定国民经济计划。当时，从东欧国家、亚洲国家到拉丁美洲国家都争先恐后地奔跑在重工业化的道路上。
中国和印度作为亚洲的两个大国自然也不例外，“印度在1948年独立以后，通过了一项《工业政策决议》，提出了印度经济的出路是大工业，其中重点发展机械制造业和基本化工工业”[4]。为了优先发展重工业，印度政府把工业分为三类：第一类，基础工业、战略工业。比如钢铁、煤炭、石油、化肥、电力、铁路、航空、通讯、军工、重型机械等17项，成为17个“制高点”。第二类，其它重工业。例如机床、化工等12项。第三类，消费品。不仅如此，政府还规定，第一类工业只能由国家专营，第二类工业主要由国家经营，私人企业只能起辅助作用。民间企业只能经营第三类产业。
结果，投资额的绝大部分集中于重化工业，约占总量的78%左右，几乎全部的政府投资都集中于这些行业，包括政府得到的大部分外援。在此后的20多年中，印度的重工业取得了快速发展，并且，建立了一套比较完整的重工业体系，其中有些部分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但是，与所有实行“赶超战略”的国家一样，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不但没有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反而距离越拉越大，国家和人民依旧没有摆脱贫穷的困扰。在1962—1982年间，印度人均GDP每年只增长1.3%，1952年印度的GDP占世界GDP总量的2%，工业生产总值占世界工业生产总值的1.2%。到1980年，这两个比重分别下降到1.4%和0.7%，到20世纪90年代初，印度仍然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以至于政局出现混乱[4]。中国的结果是人所共知的，不必赘述。其实，历史经验已经告诉人们，在贫穷的农业国家要实现资本和密集型的工业化是一条失败的道路。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开始的经济改革之所以能够取得巨大成功，是因为它走了一条与“赶超”时代不同的道路。它的成功依赖于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充分发挥了劳动力成本低的优势，因而，提高了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并且训练了一大批有产业素养的工人，积累了宝贵的人力资源。这里当然也包括劳动力价格低廉吸引的外国直接投资所带来的管理和生产的知识积累产生的作用。
四、印度会成功吗?
市场制度、企业效率等因素固然重要，但是如果一个国家选择了错误的发展道路，所有这些优势都将会化为乌有。正如上述资料所表述的信息，根据2006年的数据，印度的制造业产值只占GDP的19.3%，服务业产值占GDP的比重则超过了60%，而印度又不是一个发达的国家。这说明印度是个制造业的小国，印度想要实现经济起飞，必须要创造大量的就业机会，有效地转移农业剩余劳动力。
印度庞大的劳动力大军中仅有不到7%的人被正式的经济体雇用，即印度人所说的“有组织的部门”。这就意味着在4.7亿劳动人口中，仅有3 500万人拥有稳定的工作， 在这3 500万有正式工作的印度人中——那些登记在案的、进行过审查核实的、符合标准的——有2 100万是政府的直接雇员。剩余大约1 400万人在“有组织的”私人企业就职。其中，仅有100万人左右(大约占印度劳动力总数的0.25%)在信息技术、软件部门、内勤处理部门以及呼叫中心服务。尽管印度的软件业帮助印度人民重新树立起了信心，并且使印度在与其他国家的贸易中保持贸易收支平衡，但这个国家的软件业没有、也从不可能为它的劳动力大军创造大量的工作岗位。外国企业也不可能雇用大量的印度劳动力，按照不同的定义，大概有100万—200万人在外国企业工作，其余的人都在印度的私营企业就业[5]。
农业劳动为转移的关键就是要实现“干中学”，积累人力资本，提高收入水平。从印度近几年的发展状况看，这个目标的实现主要依赖于服务业，那么，印度的服务业能不能创造大量的就业机会呢?或者说印度的服务业除了出口部分以外，有没有持续快速发展的基础?在服务业中，印度主要的发展目标是软件行业，争取逐年扩大软件业的出口量成为世界的软件基地。而软件行业属于高科技行业，虽然属于高科技产业中的“劳动密集型”行业，但是，这个行业不适合吸纳农业剩余劳动力。也就是说，软件行业的发展只是少数高科技人员的游戏，而不能使普通劳动力积累丰富的人力资本。2004年的资料表明，软件业的产值仅占印度GDP总量的3%，软件出口占了大多份额，经推算，占GDP的比重大约在2.35%左右。即使软件业的比重提高到10%，也不能形成大规模的就业机会，因为这本来不是一般劳动力所能从事的职业。所以，印度软件业发展过程中，遭遇人才短缺时不得不向中国等其他国家寻求科技人员。也就是说，印度的软件业以及其他相关服务业的发展是非就业增进型的发展道路。另外，应注意的是，印度的服务业在GDP中的比重已经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正向60%的比重逼近。但是，印度又是一个与发达国家产业结构和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巨大差距的国家。这样的产业结构意味着什么呢?因为整个服务业中出口所占比重肯定不可能与软件业相提并论，除高科技服务业外，其他部分主要是为国内提供服务。而服务业的发展又是以第一与第二产业为基础的，尤其是制造业。印度的制造业产值仅占GDP的19.3%，而服务业产值已经占到了60%以上，这样的比例显然是不相匹配的。如果没有持续、稳定的制造业发展和比例的提升，服务业发展的可持续性是难以为继的。所以在制造业不发达的国家或经济发展程度低的国家想依靠发展服务业提升经济总水平、期望经济长期、持续增长令人怀疑。
还有一个应该注意的问题，即使印度现在着手发展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也未必能够得到足够的发展空间，这与产业转移和扩散有很大关系。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有聚集效应与扩散效应之分。聚集效应是指一个国家生产要素和各种其他资源不断从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而扩散效应则是指当一个国家和地区产生聚集效应时，他所占有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市场就会扩散到其他国家或地区[5]。所以说，经济增长中心出现扩散效应之日必是其他地区另一轮聚集效应开始之时。正是由于聚集效应和扩散效应的作用，才使得亚洲国家出现了后浪推前浪的增长热潮。亚洲“四小龙”的崛起是美、日发生扩散效应的结果，他们从美、日等国手中把劳动密集型产业接纳了过来。而中国则将“四小龙”所形成的扩散效应接纳了过来。“四小龙”由于经济规模较小，劳动成本上升迅速，所以他们的扩散效应就比较快，中国从此取得了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的优势。但是，中国是一个庞大的经济体，人口众多、区域广阔，有几亿待转移的剩余劳动力，所以它能长久保持劳动力的成本优势，以此吸引大量的外国投资，并且按梯次逐级积累其人力资本。在中国沿海、内陆和边远地区差别甚大，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扩散效应在国内从东向西、从南向北就可以延续较长的时期。而且中国所生产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种类繁多、数量庞大。因此，中国所产生的聚集效应扩散到亚洲其他更贫穷的国家需要较长久的时期。直到中国在这些产业上丧失竞争力时，才可能完成向外扩散的过程。不是这些国家不可以发展与中国同质的行业，而是这些国家在劳动力和土地成本方面的竞争优势以及“干中学”积累的经验远远比不上中国，虽然在统计上中国劳动力成本要高于印度，但是，这仅仅是指产业工人，并没有包括农村剩余劳动力。所以他们的出口和外资引入规模要小得多。如果中国不是在亚洲“四小龙”之后恰逢其时地实行了体制改革，那么，扩散效应就不会转移到中国的身上，重工业就可能失去良好的发展机会。如果中国的扩散效应长久地停留于国内，印度等国想要与中国竞争、大规模发展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大规模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就是不可能的，也就不会取得GDP的快速增长，实现经济起飞。而且中国再次实现聚集效应，他的产业结构就会上升到更高层次，资本和技术密集程度会进一步提高。只要政策不变的条件下，中国的产业结构会一步一步升级，劳动力成本也会进一步提高，印度只会亦步亦趋跟在中国的后面实现产业结构的转换。在这个阶段，中国的增长率依然会保持较高的增幅，总量也会不断扩大。尽管印度的服务业产值在其GDP中的比重已经超出50%，但是，2005年初的《经济学人》杂志刊登的一篇文章分析表明，印度的信息技术产业和像电话服务中心这样的某些承包外国公司业务的服务业，在印度整个服务业中只占很小的比重，在印度整个GDP中只有4%，雇员也只有大约100万人。该文对有关印度能成功跳过工业化发展的阶段，直接进入以信息产业主导的后工业化经济的观点提出了质疑。Martin.Wolf(2005)也注意到印度经济发展模式的这种矛盾：印度以服务业为基础，但显然未能创造大量就业机会，储蓄率和基础建设投资远低于中国，工业化几乎尚未开始。Steven.Roach(2005)也认为，在未来20年内，印度赶上或超越中国的可能性不大，他说：“印度缺少使他迅速赶上中国的国内储蓄、境外直接投资和基础设施条件。如果不发生意外冲击，中国对印度的领先地位在未来相当一个时期将继续下去”。但是，更重要的因素并非如此。
中印两国都在致力于经济改革，两国制度环境、市场环境都在不断改善，中国政府也在努力提升自身的竞争能力，提出“以人为本”的社会目标，这说明中国领导人洞察了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关键所在，主要体现在提高全民的收入水平、努力创造个人发展和提高的环境，提高劳动者素质。在不断完善的制度安排下，随着就业机会的增加，人力资本积累的加快，中国可选择的发展空间依然广阔。由此可见，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内，印度超越中国的愿望很难实现，印度成功超越中国说缺乏理论与现实依据。
参考文献：
[1] 于海莲，杜振华.中印经济竞争力的比较分析[J].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6).
[2] 黄亚声.中印经济增长中的软硬基础设施比较[J].世界经济与政治，2005，(1).
[3] Robert.Barro ，Xavier.Sala-I-Martin.Economic Growth(the second edition)[M].The MIT Press，2004.
[4] 徐滇庆.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5] 爱德华•卢斯.现代印度的奇怪崛起[OL/BD].金融时报中文网，2008-02.
(责任编辑：刘 艳)
作者：姜广东
第三篇：中国经济与中国市场:回顾与前瞻
中国经济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得到了巨大的发展，但我们也的的确确面临着一个大问题，中国经济必须可持续发展下去。要实现这种可持续性，中国经济必须实现三大转型:从经济增长向经济发展转型，由粗放型增长向集约型发展转型，由外需主导型向内需主导型转变。有什么样的经济就有什么样的市场，在三大转型的背景下，中国市场势必出现五大演变趋势。基于此，开发中国中西部市场，营销策略多元化，加速产品开发、有效满足居民不断增长的消费需求，充分利用现代媒体、注重广告宣传的艺术性，适应现代消费新潮流等中国市场营销策略应是合理的选择。
[关键词]中国经济：中国市场：经济转型：市场营销
汪玉奇(1953—)，男，江西省社会科学院院长，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区域经济学。(江西南昌330077)
今天的演讲是在一个教室里展开的，我们是一场讨论式的学术讲座。讲课时，大家可以随时提问，我们用互动的方法，对一个重大的、关系到中华民族命运的问题予以充分地讨论，这就是中国经济与中国市场问题。
中国经济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得到了巨大的发展，2005年，中国经济总量已经赶过了英国、法国、意大利，2008年超过了德国，2010年超过了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0年4月，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三次会晤在海南举行，中国作为金砖国家挺立在世界面前。但是，在经济快速发展过程中，也遇到了许许多多的困扰。2003年，非典袭击中国，非典它是从哪里来的?最后又到哪里去了?我们至今还无法得到令人信服的答案。在这场灾难面前，我们显得是那么地无可奈何，巨大的GDP并没有给我们带来巨大的力量。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中国经济面临着巨大的下行的压力，中国经济在2009年1季度结束了2003年以来2位数增长的历史，开始出现失业率逐月攀升的严重现象，最严重的时候，中国出现了2500万农民工失业和600万大学生就不了业，这两大群体对中国社会稳定构成很大的风险，因为这是两个非常特别的群体，一个是离开土地的农民，另一个是对生活充满美好理想和憧憬，但又无法得到就业机会的群体。2003年非典事件与2008年开始的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冲击，迫使快速成长中的中国必须进行反思:我们的的确确面临着一个能否可持续发展的问题。这样，就引出了我讲的第一部分——
一、中国经济的三大转型
中国清华大学教授胡鞍钢先生测算的结果是，2030年中国经济将超过美国。这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就是中国经济必须可持续发展下去。要实现这种可持续性，必须实现三大转型。
(一)从经济增长向经济发展的转型
在经济学中，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所谓经济增长，主要指的是数量、规模的扩张，主要表现为经济增长速度，即GDP的增长。而经济发展则比经济增长的内涵要丰富得多，它包括对财富的分配问题、经济增长的主体居民幸福感的提高问题等。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经济增长速度是惊人的，年均增速为9.98%。正因为这样，从1978年至2010年，中国GDP从0.36万亿元，增长至39.8万亿元，后者是前者的110倍。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出现了一个现象，这就是GDP的增长速度、国家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大大地高于居民收入的增长速度。从1978年至2010年，中国城镇居民收入只增长了54.9倍。很显然，这两个增长是不同步的。这两个增长使我们出现了一个非常遗憾的局面，就是在财富的分配中，分配的重心是向国家倾斜的。我是学马克思《资本论》的经济学工作者，马克思创造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就是无产阶级相对贫困化。他是怎样设立这个概念的呢?这就是无产阶级所得在国民财富中的比重不断地下降，他把这个过程称为相对贫困化。我不敢用这个概念来描述1978年至2010年中国经济的发展过程，但是，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不断下降，是一个必须承认的事实。
众所周知，前苏联曾经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国家，那时候，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具有核武器质量的优势，而以前苏联为首的华约拥有核武器数量的优势。但是，这么一个庞大的前苏联，为什么在顷刻之间崩溃了呢?它的崩溃不是因为不强大，而是因为国民财富分配不合理。我们知道，一个强大的前苏联可以生产出原子弹，而长期以来生产不出百姓所需要的牛奶、面包、衬衣等等。这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留下的一个非常惨重的教训。一个国家的国力强大，如果它的财富分配不公平，人民群众在国家经济增长的过程中无法得到足够的实惠，这样的国家也是会垮台的。因为贫穷可以垮台，因为强大同样也可以垮台，关键要看你是不是有效地提高了人民群众的幸福感。
因此，中国面临着一个重大的转折，即要从经济增长转向经济发展。如果在经济快速发展过程中，人民群众的幸福感得不到同步提高的话，他们就无法去响应这种增长，无法去拥护这种增长。因此，在中国共产党主持下编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中，第一次对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和中国居民收入增长水平的速度作出了一個新的调整，这就是在“十二五”时期中国GDP的年均增速设定为7%，而居民收入年均增速必须大于7%。这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作为执政党第一次明确在经济增长目标的设计上，让居民收入增长速度高于GDP增长速度。
(二)由粗放型增长到集约型发展的转型
中国30多年间的经济增长速度令人惊讶，但我们必须坦率地承认一个事实，即支撑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不是科技进步，不是管理水平的提高，不是劳动力素质的提高，而是能源消耗的增加、资源消耗的增加和投资的增加。这种主要依赖于人力、物力、财力的增加所引发的经济增长，我们称之为粗放型增长方式。这种粗放型增长方式到今天，可以说已经到了绝路，再也走不下去了。
长期以来，我们这个民族沉浸在一个美丽的幻觉之中:“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人口众多是事实，我们有13亿多人口：地大也是事实，我们有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面积：但是，绝不物博，中国的人均资源拥有量在整个世界只能是一个资源小国、资源穷国。中国人均耕地面积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一，人均淡水资源拥有量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四分之一，人均森林资源拥有量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五分之一，人均天然气、石油的资源拥有量只有美国的七分之一、俄罗斯的十分之一。而经济增长方式却是绝对粗放的，中国每100美元GDP的能耗是日本的11倍，美国的9.6倍，甚至是印度的2.6倍。中国960万平方公里国土面积，现在真正能够适宜人口居住的，不到300万平方公里：中国有600个城市，其中有400个城市缺水：中国60%的石油依赖进口。
所以说粗放型增长方式已经走到绝路了，没有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就不可能有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2030年赶超美国的说法，是一个简单的数量统计，是按照经济增长速度的惯性推导出来的一个趋势。如果考虑资源约束的问题，我们是无法实现这样的目标的。因此，在中国的“十二五”规划中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十二五”中国经济发展的主线。所谓主线，就是头等任务，就是根本性的工作，就是贯穿一切工作的中心任务。
【提问:我感觉中国经济的泡沫成分比较多。比如房地产市场，可以看到中国经济的增长仅是数字的增长，而不是实体的增长，如果房地产泡沫一旦破灭，地方经济将会降低一大部分，从而影响中国经济发展。那么，“十二五”的转变，有没有包括这方面的转变呢，包括房地产市场?
汪玉奇:房地产问题非常复杂，因为中国地方政府60%的财政收入来自于房地产收入，地方政府拥有庞大的支出冲动与压力，为了实现财政收入的快速增长，就必须实现房地产业的快速增长。在这个增长过程中，出现了房地产开发商与地方政府利益同盟的严重问题，正是这种利益同盟现象的发生，使中国房地产市场的调控始终难见成效。看来，解决中国房地产问题，需要有新的思路与途径。】
(三)由外需主导型向内需主导型转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发展，有一个重要背景，这就是世界两极格局从20个世纪80年代前期开始被打破，世界政治多极化引发了经济全球化，于是中国开始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在参与国际分工的过程中，恰逢“亚洲四小龙”大规模地调整产业结构，于是中国特别是沿海地区扮演起了承接“亚洲四小龙”产业转移的角色，中国沿海地区成为世界工厂，成为世界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加工中心。我在一则资料上读到，中国生产了全世界60%的衬衣，50%的照相机，35%的电视机，25%的电冰箱、洗衣机、空调机。无法想象，全世界80%的打火机是中国一个城市——浙江温州生产的，欧盟市场70%的微波炉是中国一个城市——广东东莞生产的。正因为这样，出口贸易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外需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2000年以来，中国出口贸易增长速度年平均在30%左右，已经形成了出口贸易增长5个百分点拉动GDP增长1个百分点的数量关系，由此测算下来，出口贸易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50%-60%。这个判断可以由中国对外贸易依存度这个指标来佐证。中国对外贸易依存度在2006年最高时达到65%，经过这场国际金融危机的打击，中国对外贸易依存度依然达到50%。中国出口贸易位居世界第一，进口贸易位居世界第二。中国是一个外需拉动为主体的经济体，现在遇到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即中国外汇储备2000年只有1600亿美元，而今天已经突破2万亿美元。用有些经济学家的话来说，美国正在与中国进行一场货币战争。中国2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在美元不断贬值的过程中不断地缩水。
这样的增长能否持续下去呢?这场国际金融危机告诉我们，作为一个大国，如此严重地依赖国际市场，存在如此高的对外贸易依存度，是危险的。在这场国际金融危机之前，许多经济学家认为整个世界分为三个板块:第一个是以美国、欧洲为主体的虚拟经济板块，他们通过金融创新，不断地向全世界提供低价格的资本：第二个是以俄罗斯、巴西为代表的资源板块，他们以自己富足的资源禀赋向全世界提供低价格的资源：第三个是以中国、印度为代表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板块，他们以低价格的劳动力，向全世界提供衬衣、软件、运动鞋、玩具等。整个世界似乎一片太平，三个板块互相合作，形成一个良性循环。但是，金融危机爆发了，这三者之间联结的板块被打破了。那么，这场金融危机之后，即后金融危机时期，还能否重新组织起这三个板块呢?越来越多的事实证明不可能。第一，全世界没有这么多廉价的资源可以提供。现在世界石油价格已经突破了110美元/桶，低价格的资源时代已经结束了。第二，中国劳动力成本正在大幅度地上升，低价格的劳动力时代，或者说人口红利时代，在中国即将结束。当然，美国、欧洲的金融板块也许在所谓的金融创新中还能够提供许许多多低价格的资本，但是，另外两个板块的不复存在，使这三个板块所构成的世界经济格局也不复存在。因此，中国要继续走外需拉动型经济的可能性已经没有了。所以，“十二五”规划中，中国提出了发展战略的重大转变，这就是要转向扩大内需战略，特别是转向以消费需求为主的经济发展机制。
以上三个转变，是中国保持了30多年经济快速增长、在走向“十二五”规划这个关键点，所作出的历史性的、重大的战略选择。这三个转型能否顺利完成，关系到中国经济能否可持续地发展下去。
二、经济转型中的中国市场演变趋势
有什么样的经济就有什么样的市场。转型中的中国经济对中国市场必将产生重大的影响，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在经济三大转型的背景下中国市场有哪些演变的趋势。我粗略地概括了一下，以为有五大趋势。
(一)市场空间进一步扩大，消费需求进一步增长
在这场国际金融危机中，中国经济出现了一个非常重大的变化，这就是中国的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的增长速度从2009年以来不断加速，2010年已经达到了18%，这是中国多年来没有出现过的发展态势。这个态势的出现说明什么呢?说明随着分配结构的调整，随着国民收入分配的重心开始向居民倾斜，从而进一步释放了消费需求，刺激了消费需求的增长。在“十二五”时期，当中国居民收入增长速度将大于GDP增长速度的目标得以实现的时候，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消费需求将进一步扩张，从而使中国的市场空间进一步扩张。
【提问:你说社会财富分配向居民倾斜，具体有哪些与以前不同的地方?通过什么方式来分配的?
汪玉奇:近三年来，中国政府在以下几个方面对于扩大居民消费需求是有非常措施的。
第一，大规模地对农民进行农业补贴。在中国进行加入WTO谈判的时候，我们政府对农业的补贴只占农民总收入的5%，而美国、欧洲达到了60%。所以，关于农产品补贴问题，中国与美欧谈判是很主动的，因为这里边有很大的空间。近三年来，这个比重已经由5%提高到15%，提高了10个百分點，这对于提高农民收入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农业是弱势产业，农业离开政府补贴，靠千百万的农民孤立地去面对市场风险，农民是无法通过农业富裕起来的。所以，这一个比重的变化是非常积极的。
第二，提高最低工资标准。连续两年，中国的31个省、市、自治区普遍提高了最低工资标准，特别是中国沿海地区连续两年提高最低工资标准的幅度都达到20%以上。
第三，在这场反国际金融危机中，国家通过积极的财政政策做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我们已经基本建立起了覆盖城镇居民的社会保障制度，并且开始了在中国农村展开社会保障制度的试点。所以这一切都有效地提高了居民的收入水平，扩大了消费需求：有效地坚定了居民的收入预期和消费预期，释放了消费需求。所以，这三年我们的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的增长速度能够从14%-15%跳跃到18%，与这种消费预期、收入预期的改变，与实际收入水平的改变是有很大的关联性的。】
【提问:但是，中国人口的主体是农民，而农民是没有工资的，那么工资的增长对占人口80%的农民来说，是不是没有影响呢?
汪玉奇:有非常积极的影响，因为中国有2亿农民工可以直接享受到最低工资标准提高所带来的实惠。】
【提问:我也有一个问题，虽然国家继续扩大农业补贴，但实际情况是，所有物价在上涨，包括化肥、油价，这直接影响到农民的收入。若减去成本，恰恰是农民收入水平相对下降了。怎么来看这个问题?
汪玉奇:你刚才说得很对，这就是我们过度地消耗资源，造成资源严重地供不应求所致。由于中国60%的石油来源于进口，从而输入性通货膨胀是造成生产资料价格上涨的重要因素，这样就大大地抵消了我们增加农民收入的实际效果。所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走向资源节约型社会，走向集约型发展方式，是有着全局性的意义的，因为这不仅是一个资源供求关系的问题，它牵动着整个国民经济的全局。】
【提问:你刚才说的能源消耗问题。“十二五”规划提出要大力发展新能源产业，扶持新能源汽车。但问题是，新能源产业特别是新能源汽车的采购方主要来源于政府，由于新能源汽车等产业发展时间长、企业见效慢，而导致发展动力不足。这就产生一个矛盾:一方面政府要大力发展新能源产业，但另一方面，考虑到财力问题，政府不可能直接投入新能源产业。尤其是，现在没有一个政府会直接投入到新能源汽车的采购中来。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汪玉奇:你这问题提得非常深刻。现在我们在走向资源节约型社会、转变发展方式的过程中，被奥巴马的绿色新政引到了一个歧路上去了。其实，我们的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完全可以用降低资源消耗的办法去推进可持续发展，完全可以不按那些令人眼花缭乱的绿色新政去做。但是，我们的许多地方政府官员，没有切实的忧患意识，而热衷于政绩追求，盲目地去搞绿色产业、低碳经济、新能源汽车。现在中国内地非常流行发展光伏产业，也就是太阳能产业，光伏产业产能已经占到世界的25%，是什么占到25%呢?是硅料、硅片。而硅料、硅片恰恰是美国人不生产的高耗能、高污染的产业部分，看起来是新能源产业，但它是产业的上端，恰恰是高耗能、高污染的。而我们美其名曰是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所以，加快端正政府行为、改变政府官员的政绩考核体系，真实地走到可持续发展道路上来，是非常重要的。其实，节约能源完全可以从科技进步开始，从提高能源使用效率开始，但这些具体的工作和具体的技术进步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奥巴马提出绿色新政，于是我们也搞绿色新政，如果我们还是用一种运动的方式去推进产业转型、发展方式转型，最终是走不出困境的。
在这里，我要讲中国“十二五”规划中有一句口号:“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一场革命”。我油然地想起了邓小平在20世纪80年代说过，改革开放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那么第一次革命是什么?第一次革命是1953—1956年，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所有制的变革。第二次革命是邓小平1980年代发动的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现在，中国共产党提出，中国政府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一场革命，要用革命的办法才能使这个发展方式实质性地转变过来，而不是流于口号。我对那种模仿美国，然后去大力发展新能源产业的这种口号，是深知其中的奥妙的。因为这样做，可以扮演自己的政绩，同时也可以自下而上地去争取中央政府的各种各样的财政支持，去赢得各种各样的地方利益。所以，对于新能源汽车，千万不要寄予太大的希望，以为它就可以成为一个清洁能源、低碳经济的新的交通工具。我说一个最简单的事情，与新能源汽车相匹配的充电站，这种社会化的服务设施无人去建设，你怎么可能去普及新能源汽车呢?
刚才谈的新能源汽车，好像远了点。回到我谈的第一点。中国市场在扩大内需的背景下，绝对是这个世界最具有成长性的市场，绝对是一个有着巨大发展空间、巨大利润空间的市场。】
【提问:现在的情况是，内地的人在消费方面越来越不敢买东西了。
汪玉奇:你说得非常对，我下面要讲到这个问题。
中国要扩张消费需求，我们原来遇到的障碍是不敢消费，因为，沒有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生育保险、工伤保险，是不敢消费的。当所有这些保险转变为事实，这些福利开始保护我们、改变我们的消费预期的时候，谁也没有想到在中国出现了一个新的影响消费的因素，这就是产品安全和产品质量问题。也许我们扩张的消费流到美国、流到境外去了，事实证明，大量的内地居民在香港抢购奶粉，这难道不是一种消费需求的流失吗?】
【提问:这次金融危机，国家促进消费采取的一种手段，是促进农村消费，但是农村消费有一种盲目攀比的特点，这种消费的扩大在可能对国家经济产生推动作用的同时，会不会造成负面影响?
汪玉奇:我对你这一问题也有浓厚的兴趣，我下面会讲到这个问题。】
(二)恩格尔系数加速下降，消费结构大幅度升级
感谢恩格尔这位德国统计学家，他发现了一个非常简单又非常有价值的规律，这就是随着人们收入水平的提高，人们用于食品消费的支出占消费总支出的比重在下降，现在我们是真正感觉到了恩格尔系数开始下降并且在加速下降的过程。据测算，到2020年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时候，恩格尔系数将降到26%。现在，就处在恩格尔系数开始加速下降的关键时期，在这个时期中，我们看到了恩格尔系数下降所带来的积极效应，这就是中国的消费结构在大幅度升级，新型消费开始大量发生，我们谁也没有想到旅游业占到了中国GDP的8%，按照产业经济学的一般规律，一个产业占到GDP总量的8%，可以称之为支柱产业，所以旅游业已经成为中国的支柱产业。无法想象的是，由于港澳个人游的开通，每年香港来自内地的游客超过1800万，拉动香港经济增长3个百分点。
(三)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加速，城市消费具有绝对的领先性
2000年，中国的人口城镇化率是39%，到2010年，中国的人口城镇化率已经达到46.6%，按照“十二五”规划，到2015年，中国的人口城镇化率要超过50%。城镇化的加速，是由工业化推动的。刘易斯发展经济学告诉我们，在二元经济结构转换的过程中，城市经济、现代经济不断地吸收农业过剩人口，现在中国事实上已经有2亿农民户籍在农村，而人居住在城市，开始成为事实上的城市居民。因此，中国的人口城镇化率事实上要大于我们的统计数字。我们原来非常幼稚地认为，中国的农业过剩人口的转移是一个非常安全的转移，因为中国农民在农村有土地，当城市有就业机会的时候，农民离开土地进入城市，成为城市的市民：当城市发生危机，失去就业机会的时候，他又回到农村、回到土地上，成为农民。因此，我们认为，这是一个多么安全的过程啊。现在看来，我们这个判断在这场金融危机中证明是错误的。离开土地的农民，年龄在20-25岁之间的青年农民，他们对土地没有任何感情，对农业没有任何感情，他们对城市充满渴望，对城市生活充满美好的向往，即使失业了，他们也不回到土地上，依然停留在城市，首先消费他打工收入的积蓄，当这个积蓄消费完毕的时候，他们就成为绝望者，而城市每一天都在用灯红酒绿刺激着他们，于是城市的犯罪率就这么上升起来了。我刚才说的这个观点，是为了证明我们的另一个结论，我们事实上的人口城镇化程度要高于官方统计的数字。因为有大量的、事实上没有获得城市户口，但是在城市长期居住、长期工作的农业人口、农村人口。这么一个工业化、城镇化加速的过程，使我们的城市消费有着绝对的领先性。所以，我很反对曾经有一个口号，就是中国农村有着广阔的市场，可以产生巨大的消费需求，如果要把市场开发的重心放在中国农村的话，那绝对是错误的，因为这和人口城镇化发展的趋势是相悖的。今天的中国已经不再是80%的人口在农村了，官方统计的人口城镇化率是46.6%，实际上的数字肯定要大于这个数字。这个趋势还将持续，特别是青年农民的兴起，新一代农民的兴起，他们对城市的向往，大大地加速了这一转型的过程。
【提问:现在，人们对城市化有很多负面的评价，指出了许多城市化的弊端，您是怎么看的呢?
汪玉奇:城市化绝对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必然趋势，绝对是一个国家走向现代化不可逾越的阶段，至于在城市化的过程中，选择什么样的道路、模式，那是选择者的对错，这个趋势是不可违背的。如果因为有了这个弊端，而把农民重新从城市驱赶到农村去，那是非常愚蠢的想法。就像不能因为高速公路上出现了车祸，而把高速公路关闭了一样。】
【提问:我感觉，现在的农村，也开始发展生产，农民在农村也生活得很好。但是，政府要建设现代化的农村，把农村的老房子拆掉，把农村的人口驱赶到城市。人是有选择的。我觉得这种城镇化的过度发展，是不太合适的。
汪玉奇:首先，我不太赞同你关于中国城镇化过度发展这一说法。中国的城镇化，与我们的工业化程度相比是滞后的，我们的第二产业占三次产业的比重已经达到55%，而我们的人口城镇化率还是46.6%：在整个国际比较中，我们的城镇化率至少是低了10-15个百分点，因此，不存在过度城镇化的问题。第二，你提到一个非常有趣味的问题，就是现在地方政府把农民集中在一起进行新农村建设。这个问题可能涉及非常复杂的问题，中国是一个耕地极为缺乏的国家，中央政府提出，要确保中国18亿亩耕地，也就是人均一亩多一点，要实行世界上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但是，在中国，土地是最廉价的，中国农民是很难自觉地去珍惜土地的。比如，旧有的宅基地占有一个空间，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要建新房，又要占一块宅基地，然后他离开农村到城市去打工，在城市要有一个居住空间，因此，一个中国农民要有三块土地来支持他的生存，即旧宅基地、新宅基地和城市居住空间。】
【提问:这跟户口制度有关系。
汪玉奇:不是跟户口制度有关系，我认为最重要的原因是由于中国农村土地实行集体所有制，农民没有权力去处置它。在非市场的处置中，它也就值二三万元一亩。所以，农民可以用非常浪费的方式来使用土地。】
【提问:城市化最大的问题，就是房价太高，一个小孩毕业后一辈子也买不起房子。
汪玉奇:这是另外一个问题，我们这里先讲农民的土地问题，我们做一个假设，如果农村的土地实行私有化，土地是私有的，可以进入市场进行交易，那么农村的一亩土地价格就是10万、20万，甚至30万元，农村居民就会高度珍惜它的土地，就会把他节省下的土地进入市场进行交易，转化为货币，成为他在城市居住的资本，在城市创业的资本，这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需要破解的一个难题。我们走了60年的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的道路，是不是还要走下去呢?它是正确的还是需要变革的?到了需要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了。我在这里很愉悦地向大家报告，重庆正在进行这样的探索。若农村的农民盖新房，政府支持他们把原来的宅基地复垦为耕地，对复垦出的耕地，政府进行土地收购，收购价格达到10万、20万一亩，就是说允许宅基地交易市场化。这样做的结果使农民有出让宅基地的资格，农民出让宅基地所获得的高额收入，解决了他们进入城市居住、进入城市创业的资本积累问题。】
【提问:农民租种的耕地是集体所有?
汪玉奇:农民租种的耕地是集体所有，宅基地也是集体所有，但它是农民私有住房所占有的土地。对于这种宅基地，我们地方政府如重庆对其进行变通，允许它们作为私有财产进入市场销售，这是一个变革。这个变革事实上已经对土地市场产生了促进作用。在中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由于各地区千差万别，我们不可能用一种模式来解决城市化过程中农民的土地问题。这也许需要我们进行更多更深入的探索，但是这种探索已经开始。】
(四)中产阶级形成使中国消费结构进入小康主体型状态
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形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理念，这就是扩大中产阶层。这个理念反映了中国共产党的与时俱进。有一次我到法国，中国驻法国大使馆一位参赞告诉我，法国共产党在20世纪70年代有着巨大的力量。在风起云涌的工人运动中，法国共产党的党产十分丰厚，埃菲尔铁塔周边的土地全部属于法国共产党所有。但是法国共产党是一个僵化的党，它始终坚持是代表法国工人阶级的政党，所以它就不断与中产阶级相脱离，从而失去中产阶级的支持。现在的法国共产党是在一家咖啡屋二楼三间办公室办公，以前的土地全都没有了。现在我们党提出扩大中产阶层的主张，按照国内官方统计的口径，年收入6万到22万为中产阶层。我对这个指标存在异议，上下幅度太大了，中间相差16万。而且年收入6万，标准也偏低。“十二五”期间，将是大力培育中国中产阶层的过程。由于中产阶层成为社会的主体，而中产阶层的消费，从目前中国消费水平来讲，是一种小康型的消费，是一种比较殷实的相当于中等国家中等收入的消费。所以这种消费将成为我们消费结构的主体。
(五)西方消费方式对新生代的重大影响
发展中国家显示的发展规律表明，在人均GDP3000美元到6000美元的發展过程中，整个社会的消费风气非常容易被发达国家的消费方式所影响。由此形成一个概念，叫示范效应。现在示范效应在中国表现非常明显，特别是在新生代中尤为突出。炫耀性消费、超前消费、奢侈品消费非常普及。诺基亚在没有任何技术改进的情况下，每三个月推出一款新的手机，原来是银色，现在是金色，它就是为了满足中国居民对黄金、白银财富崇拜的心理，满足炫耀式消费的心理。LV包现在成为内地最时尚的消费品牌，甚至在港出现内地旅客排队抢购LV包的现象。
三、中国市场的营销策略
(一)着力开发中国中西部市场
中国中西部经济有着巨大的成长性，同时中西部市场有着巨大的成长性。2009年以来，中国中西部经济增长速度超过东部地区增长速度。东部地区结束了长达30年的两位数增长的历史，因为东部地区经济增长的基数已经很大，同时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又面临生产要素的制约，从而使东部地区进入中速增长阶段。而中西部地区则进入快速增长阶段。与此同时，中西部地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速度也超过东部地区，2010年，中国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增长速度最快的5个省份都是中西部省份，其中包括江西省。因此，要瞄准中西部市场，大力开发中西部市场。台商郭台铭是有智慧的，郭台铭在深圳富士康发生员工跳楼的悲剧之后，开始进行产业转移，其中在重庆建立年生产8000万台笔记本生产基地，显然这8000万台的笔记本电脑不是用于出口，因为重庆到香港维多利亚港的物流成本将会抵消其全部加工利润。这8000万台笔记本电脑就是占领中国中西部市场，因为重庆是中国中西部一个中心城市。
(二)营销策略多元化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国外很多人为什么看不懂中国，认为中国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而是发达国家，和美国一样的发达国家。到奥运会开幕式现场看到那么奢华的开幕式，美国都办不起。世界上大型运动会的开幕式都是在体育馆举行的，唯有广州亚运会在海心沙岛建立了一个一次性使用的开幕式会场。我参加开幕式彩排观礼，感觉特别奢侈浪费。外国人看到的中国就是这样的中国，怎么可能认为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呢?
如果你到中国的乡村去看一看，甚至到中国中西部的乡村去看一看，就能感觉到中国发展的不平衡。城乡之间发展的不平衡，东中西发展的不平衡，这种不平衡决定了开发中国市场，营销策略必须是多元化的。中国城乡差距的不平衡、中国东中西发展的不平衡将长期存在，而且中国是56个民族组成的国家，因此营销策略更应该多元化。
(三)加速产品开发，有效满足居民不断增长的消费需求
对于高收入国家来说，对于人均收入6000美元、8000美元、1万美元的国家来说，边际消费倾向是递减的，而中国作为一个成长中的发展中国家，在人均GDP3000美元到6000美元这个过程中，它的边际消费倾向是上升的。正因为这样，我们迎接了多少次消费浪潮。首先是老三大件，手表、自行车、缝纫机，说起来像是多少遥远的故事了，接着是新三大件，电视机、录音机、收音机，再接下来是新新三大件，电脑、空调、电冰箱。消费浪潮一个接着一个，现在人们已经进入到了要消费苹果平板电脑、进入驴友、个人游的时代，进入要消费世界品牌的时代。消费倾向的不断提升，也就不断提出对新的消费产业、新的消费品的需求，这就需要我们不断进行新产品的开发。
(四)充分利用现代媒体，注重广告宣传的艺术性
我从一则材料读到，现在中国80%中老年消费者的产品信息是通过电视获得的，而70%青年消费群体是通过互联网获得产品信息的，所以说，这是一个大众传媒时代。充分利用大众传媒，扩散、推荐、宣传产品，这是任何企业必然的选择。
如何在众多的产品中使自己的产品吸引消费者的眼球，获得消费者的注意力呢?重要的是要强化广告的艺术性。广告艺术博大精深，我们要根据中国消费市场特点，充分重视中国消费者的消费心理，有针对性地推出产品的广告宣传。
对于我这年龄段的人来说，有三则广告无法忘怀。第一则是中华牙膏的广告，一个中年男士，正在准备行装的时候，门外响起“换糖，换糖”的吆喝声，镜头中一个蒙太奇，一个孩子手上举着一个中华牙膏的牙膏皮去换鸡毛糖，接着这个男人的镜头回到了现实，他把中华牙膏放进他的行李箱。中华牙膏是中国的老字号，这个广告满足了我们怀旧的心理。第二则是南方黑芝麻糊的广告，买芝麻糊的孩子站在慈爱的老板娘身边，伸长舌头舔碗里的黑芝麻糊，把那种童心，把那种温馨演绎得淋漓尽致。第三则广告就是蒙古王酒的广告。漫天大雪，一个男人骑着一匹骏马在雪地里奔驰——男人要有一匹快马：接着一个近景，这一个男人携带着一支铮亮的猎枪——男人要有一支好枪：第三个镜头，这个男人从怀里掏出一壶蒙古王——男人要有一股豪情。说明广告艺术对于产品宣传有多么重要!
(五)要适应现代消费新潮流
现代消费新潮流是追求安全、追求生态。生态和安全是现代市场竞争中最大的卖点、最重要的卖点、最有吸引力的卖点。刚才有听众问了一个问题，在产品质量无法保证安全的情况下，扩大消费市场需求是不是会引来消费市场的外泄。这个问题提得非常之好，我作为一名消费者，也深受假冒伪劣产品之害，现在已经到了恐惧的状态，已经到了杯弓蛇影的状态。我手机接到这样一个短信——消费者的一天:早上喝一杯三聚氰胺的牛奶，吃两根地沟油炸的油条，穿上假冒的NIKE运动鞋和阿迪达斯运动服上班，打开报纸读假新闻：中午吃苏丹红染红的鸭蛋，瘦肉精养大的猪肉：下午回家在路边买两张盗版的光碟，回家喝工业酒精勾兑的白酒：晚上钻进黑心棉做成的棉被，做一个真实的噩梦。这个短信需要引起我们高度的警觉，一个民族的产品如果失去了安全，失去了信任，这个民族就失去了信誉。因为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决定这个国家力量、决定这个国家生存权利的就是这个国家的经济实力，而这个国家经济实力首先就体现在其产品竞争力和产业竞争力上。所有的市场营销可以强调艺术，但是所有的艺术归结到底就是产品必须是安全的，是生态的，是符合现代消费潮流的。
这就是我对中国市场营销策略的五点看法。
[参考文献]
[1]郭熙保，陈志刚，胡卫东.发展经济学[M].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9.
[2]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
[3] (德) 马克思.资本论[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4] (美)萨缪尔森，(美)诺德豪斯.微观经济学(第十七版)[M]. 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04.
[5] (美) 萨缪尔森，(美)诺德豪斯.宏观经济学(第十七版)[M]. 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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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汪玉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