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小编为大家推荐《边防外事翻译探讨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火灾是人类共同的敌人，跨国境灭火救援是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体现，充分彰显中国作为一个具有国际主义精神的大国风范。中国新疆伊犁州与哈萨克斯坦东南部相邻，如果中哈边境发生火灾，我方应主动行动，积极参与扑救，必要时根据哈方请求跨境灭火，维护边境稳定，树立中国消防救援队伍的良好形象。
边防外事翻译探讨论文 篇1：
１９６０年驻黑龙江省苏联专家撤走后几个相关问题的探讨
[摘要]1960年在华苏联专家撤走后，根据中央指示，黑龙江省积极完成了各项善后工作，为1949年以来的苏联专家工作画上了圆满句号。与此同时，各原聘用工厂自力更生、发愤图强，生产和技术更新均取得重大突破，并未因苏联撤走专家造成严重的经济困难和生产下降。另外，为了避免摩擦和事态扩大，中方在再次聘请苏联专家和边境问题上表现出了极大的谨慎和严格自律。
[关键词]中苏关系 苏联专家 黑龙江省
近几年来，随着中苏关系史研究的不断深入，学界对50年代在华苏联专家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和争论。但是，由于档案文献的缺乏，对于1960年苏联专家撤走后中国政府随即做了哪些善后工作，原聘用单位的生产和技术状况受到多大影响，此后中苏接触特别是在派遣和聘请专家以及边境问题的处理方面又有哪些明显的变化等问题，至今仍没有专门的论著进行分析和阐释。鉴于此，笔者以相关档案文献为基本史料，以聘用苏联专家较早和较多的黑龙江省为个案，对1960年在华苏联专家撤走后的上述几个相关问题进行初步的探讨，以求教于学界同仁。
一、苏联专家工作的尾曲：善后工作的成功进行
新中国成立初期，为了解决经济、科技等专业人才匮乏的矛盾和问题，加快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在社会主义国家阵营内部普遍存在的“派遣和聘请专家”的合作模式很快就在处于关系上升期的中苏两国得到落实。然而，苏共二十大之后，随着中苏对国际、国内局势和政策的判断分歧的加大，附着在两党、两国关系状态之上的这种合作模式开始变得日趋复杂和敏感，特别是1960年6月布加勒斯特会议之后，当赫鲁晓夫企图通过外交途径对中共施加压力和进行报复的时候，在华苏联专家也就不可避免地成了中苏交恶的牺牲品。7月16日，苏联政府突然照会中国政府，单方面决定召回苏联专家。25日，没等中国政府答复，苏联又通知中国政府，自7月28日至9月1日，将撤回全部在华专家1390人。31日，中国外交部复照苏联大使馆，希望苏联政府重新考虑并改变召回苏联专家的决定。但苏方无视中方的态度，还是坚持撤回了在华的全部专家。就黑龙江省而言，根据档案资料，从7月26日到8月21日，该省78名苏联专家及其135名家属在中方妥善安排下分批顺利返国。[1]随后，国务院发出了《关于专家撤退后注意事项的通知》，做出了保护专家、做好保密工作、暂时保留专家招待所的工作人员和设备的指示。[2]根据这些指示，黑龙江省各有关机关和聘用单位在省委的领导和部署下，经过一个多月的努力，顺利完成了专家撤走后的各项善后工作。
(一)资料整理与专家建档
需要指出的是，在苏联专家撤走的过程中，尤其是8月4日中方宣读照会揭露事实真相之后，绝大多数苏联专家不仅与中国人民畅谈友谊，而且还尽可能地将自己所掌握的技术资料留给中方，或让中方复印、抄录和拍照。对于苏联专家提供的这些资料和图纸，虽然我们很难有一个确切的数字，但据哈尔滨市1960年8月19日关于善后工作的一份报告草稿可以得出“这些资料种类多，数量大，机密性强，有一定的价值”的结论。[3]因此，在苏联专家撤走后，如何妥善处理这些技术资料就成为善后工作中首当其冲的重要问题。
为保证资料整理工作的顺利进行，黑龙江省各有关单位党委书记亲自领导，并责成政治上绝对可靠的党团员负责，在对其提出要求、宣布纪律并进行短期训练之后才允许工作。据档案记载，整个工作主要有清理、登记、整理、翻译和建档等几个环节。在清理、登记、整理资料的过程中，不仅复查与核对了苏联专家留下的资料与图纸，而且还把过去的重要资料也作了一次彻底清理，一并加以整理和登记。对于需要翻译的资料，各单位使用绝对可靠的翻译人员一次性翻译成中文，改变了过去用一点译一点的做法。对过去没有用于生产的资料进行了鉴别，并规定在使用之前要经过试验和上级部局审查批准。在分类建档的过程中，对于用技术方法取得的资料进行了单独编目和建档。在建档之后，为保证不泄密，还制定了保管和使用制度，并责成专人妥善加以保管。各有关单位在整理资料的过程中，还把苏联专家平日的言论、表现等各种情况，加以归纳整理，在经过党委有关负责同志审阅定稿后，由专家工作处与公安部门共同把各方面的情况合并在一起进行研究和审核，在此基础上建立了格式统一的专家档案，并暂存在专家工作处。与此同时，黑龙江省外国专家工作处、各工厂、机关，还对十年来的专家工作和1960年送别专家工作进行了认真总结，并上报立档。[4]例如《黑龙江省人民委员会关于苏联专家工作的十年总结(1960年9月9日)》、哈尔滨市委《关于送别苏联专家工作的总结报告(1960年8月23日)》和哈尔滨电机厂的《关于苏联专家回国前工作综合报告(1960年8月15日)》等等。
(二)对翻译和专家工作人员进行培训
根据国务院通知，黑龙江省在积极完成各项善后工作的过程中，除了资料整理和专家建档之外，还对所有翻译和专家工作人员进行了一次学习和整风活动。
据档案资料，为苏联专家担任翻译的人员中党员所占比重不大，政治水平不高。在专家撤走的过程中，有的翻译违反纪律向外地亲友写信透露专家回国的事，也有人乘机购买专家的东西，个别翻译还对宴请专家和送礼等友好行为表达仇恨和不满情绪。[5]还有人说：“专家回国可能与我们解放台湾有关系”，“可能因为专家有不轨行为，我们让他们回去的。”有的翻译和专家工作人员工作不安心，想转业搞技术。[4]尽管这些档案文献记载于当时特定的环境，可能会有“左”的偏差和倾向，但由此反映出当时的翻译人员和专家工作人员存在一定程度的思想混乱是毋庸置疑的事实。为了保证国家安全，暴露和批判存在的问题，必须对他们进行培训和教育。为此，黑龙江省各有关单位高度重视，组成专门的学习领导小组以加强领导。例如，哈尔滨市成立了由市委书记郭伟人为组长、由市委工业部王兴华、公安局林丛、专家工作处康继明、外事处荆志坚和各有关单位党委书记等组成的领导小组。从9月13日起，黑龙江省已开始对翻译人员和汽车司机、服务人员等经常接触专家的工作人员，以及到苏联实习过的人员，进行以学习《列宁主义万岁》、《沿着伟大列宁的道路前进》、《在列宁的革命的旗帜下团结起来》等为中心的集中培训。[2]经过学习，暴露出了一些问题，有些属于翻译人员的错误思想，有些是过去在工作上的漏洞。之后，根据中央通知，黑龙江省的102名翻译被转到北京参加培训学习。剩下的21名翻译和相关工作人员等近40人，黑龙江省委把他们集中到一二○厂招待所继续学习。”在整个学习过程中，有的单位还加强了学习的检查工作，随时掌握学习情况，组织讲课和大组讨论，出简报，传达和反映领导小组和各单位的意见，达到了发现问题、批判错误、分清是非和堵塞漏洞的培训目的。
(三)妥善安置专家招待所的资产和工作人员
根据国务院“原有的专家工作机构和专家招待所的干部、服务人员、房屋、设备、汽车等一律暂时保留，不要分散，等待形势进一步明朗以后再作决定”的指示，黑龙江省各有关单位妥善安置了专家招待所的资产和工作人员。例如，哈尔滨市委规定：招待专家所使用的一切资产一律不准动用和占用，并且要清理登记，造册上报专家工作处。工作人员可以抽出一定时间学习，提高思想，提高业务水平，准备迎接新的工作任务。友谊宫不但名字、人员和资产仍然要保留，一律不动，而且还要修缮房屋。关于友谊商店，也暂时保留，名称不变。
客观地讲，从中苏关系和发展生产的角度出发，中国政府对苏联专家一直持尊敬和重视的态度，不仅将他们看作是自己的同志，而且还把他们当作重要的外宾，从聘请、延聘等工作安排到医疗、食品和卫生等生活接待上都无微不至。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多次围绕着苏联专家工作的各个环节发出指示和通知，要求各省、市、自治区和各聘用单位要尽可能地为在华苏联专家创造更好的工作和生活环境，以便最大限度地发挥他们的积极作用。这种积极的态度即使在苏联专家撤走后进行善后工作的过程中仍然得以保持。通过资料整理和专家建档工作的顺利进行，不仅加强了国家的保密工作，而且为各工厂在苏联专家撤走后保持生产的顺利进行提供了一定的技术支持，同时还最大限度地保护了绝大多数对华友好的苏联专家，巩固了中苏两国人民长期以来的深厚友谊。
通过培训翻译和对专家工作的认真总结，不仅暴露和批判了存在的问题，堵塞了工作上的漏洞，而且也使我们对来华的苏联专家有了更为准确的判断和评价，对长达十年的苏联专家工作有了更客观的认知和反思，为此后新中国妥善处理聘请和派遣专家问题，甚至为当今国际间技术人才交流与合作的有效开展，都提供了有益的经验积累和理性思考。
二、发愤图强、自力更生：原聘用工厂生产和技术更新的持续高涨
长期以来，学界关于苏联撤走在华专家对中国经济影响这个问题一直存在着或笼统或间接或放大的模糊认识。通过对相关档案文献的解读，笔者发现，原聘用单位在苏联专家撤走后的一两个月内，不仅积极完成了各项善后工作，而且在生产和技术攻关方面也取得了不同程度的进展。下面仅以哈尔滨市原聘用生产单位为例予以说明。
就生产状况而言，据档案资料，苏联专家撤走后，各工厂党委根据中央关于“发愤图强、自力更生、埋头苦干、多做少说”的指示精神，普遍对职工进行了国内外形势教育，使职工澄清了思想，提高了认识，鼓足了干劲。领导干部还亲自深入第一线，及时解决问题。同时相应地调整和充实技术力量，由过去依靠苏联专家“一家”变成干部、工人和技术人员“三结合”，大力开展猛攻尖端技术的群众运动。例如，一二○厂在专家走后1个多月，组织了近300个“三结合”小组，围绕尖端技术提出了5445项合理化建议并实现了5425项，相当于7月的1.6倍；8月生产了333种尖端产品零件，相当于7月的2.9倍和前4个月的总和；生产了12种大件和复杂件，1个月的生产量就相当于前9个月产量总和的76％；掌握了46项新技术，相当于苏联专家撤走时掌握技术总数的70％；突破了108项重大技术关键，相当于苏联专家帮助解决重大关键的3.6倍。与此同时，产品质量也有显著提高，废品率比7月份降低13％，生产的333种尖端产品零件毫无超差。[6]一○一厂过去专家在的时候，镁加工始终没有搞成，专家撤走1个多月后，该厂职工试制成功。一二二厂职工在专家撤走后搞了个战役，使一种产品的生产周期缩短了33％，质量也大有提高。汽轮机厂过去想搞20万瓦高温高压汽轮机，苏联专家不支持，但在苏联专家走后1个多月，该厂已经把它列入国庆节献礼产品名单。由此可见，在华苏联专家撤走以后，各工厂虽然遇到了一些困难，但由于干部和职工发愤图强、敢想敢千，生产不仅没有下降，反而节节上升。[4]
就技术状况而言，据档案资料，哈尔滨三大动力厂(电机厂、锅炉厂和汽轮机厂)已经掌握了发电机、汽轮机和锅炉的生产技术，而且有的技术已经超过了苏联的水平。所以，苏联专家撤走对三大动力厂影响不大。但对于某些军工企业影响较大。总体上讲，苏联专家撤走后对生产造成的影响主要有：第一，有的工厂还没有完全掌握某些尖端产品的生产技术，或者缺乏相关资料，或者质量不稳定；第二，有些技术关键虽然已经突破，但还不能从理论上加以说明；第三，有的工厂缺乏精确的检验仪器，缺少一支品质好、技术水平高的检验队伍，对产品质量不能做出精确判断；第四，只有群众，没有专家，没有严格的责任制，同时还存在少数技术人员信心不足或骄傲自满的现象。
档案文献里这些生产上的数字和对技术上的具体分析，在当时特定的环境也许会有被人为夸大的可能，但笔者认为对其可信度不应估计过低。因为苏联企图通过撤走专家对中国施压，而事实上在当时不仅施压未成，反而激发了中国人民的民族自尊心，创造出上述种种奇迹并非不可能，至于是否妥善处理了积累与消费、产量与效益、当前与长远等关系则属于另一范畴的问题。同时也应该看到，当时各工厂取得上述成绩并不是偶然一两个月的冲天干劲就能取得的，是与长期以来的积累分不开的，客观地讲，这其中有苏联专家的贡献和力量。据档案资料，从1949年到1960年，苏联专家为黑龙江省直接或间接培养了22600多名技术人员和管理干部，提出了81200条建议，[5]此外，专家在撤走后留给中方的资料和图纸还会继续发挥作用。当然，撤走苏联专家给原聘用单位在生产和技术上所造成的困难也是毋庸置疑的。根据俄罗斯学者研究：黑龙江省委在1960年10月就从苏联专家以前工作过的企业领导人那里得到报告，说生产中出现了不利情况，尤其是在对新产品的掌握上。[7]不过，对这些困难不应估计过大，各工厂虽有困难，但基本上已掌握了必要的特别是原有的生产技术。另外，1958年后在华苏联专家不仅数量少，而且主要聚集在国防和尖端技术领域，像黑龙江省1960年5月共有苏联专家103人，而从事国防工业和尖端技术的就有87人。因此，撤走苏联专家的确给中国造成了一定困难，但主要集中于国防和尖端技术领域，对于与国计民生紧密相连的经济领域影响并不太大。
三、避免摩擦、谨慎接触：中方在聘请苏联专家和边境问题上的严格控制和自律
苏联撤走在华专家不仅给中国造成了一定的困难，而且还直接影响了两国关系，原有的政治互信和亲密合作开始嬗变为互相猜疑和谨慎接触，这在以下几个方面体现得更为明显。
(一)中方对苏方派遣专家返回建议的谨慎
苏联通过撤走专家向中国施压的企图失败后，在1960年秋试图使两国关系恢复到从前的状态，曾向中国建议派遣苏联专家返回中国。受苏共中央委托，米高扬在莫斯科会议期间向中国代表表示：“如果中国真正需要苏联专家，如果能为其工作创造正常的条件，那么我们派他们返回中国。”赫鲁晓夫与周恩来及中共其他成员在苏共二十二大期间也谈起过这个问题。
1963年7月和9月，苏联再次向中国领导重申：如果对苏联专家的技术援助真正感兴趣，那么苏联政府将研究派遣专家问题。[7]但中方鉴于苏联以往的表现和本着独立自主的原则，对苏方的建议表现得很谨慎，对聘请苏联专家做出了严格控制，规定地方政府不得擅自处理。例如，黑龙江省委外国专家处在1960年9月中下旬分别向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国家科委和省委及时汇报了松江电炉厂根据9月10日第一机械工业部第八局电报，提出邀请加热元件专家计划和接待苏联专家安排的情况。1960年9月23日，外交部通知强调：据旅大、北京等外事处报告，苏联专家撤走后，苏方正设法以各种方式派人(例如使馆、商代处工作人员的家属、苏侨等)到我学校中教授俄文等课程。请你们对此加以注意，切实掌握，各单位不得擅自同意聘请，应立即报省、市、自治区党委处理，并报部。[8]因此，聘请和派遣专家工作虽有所恢复，但人数很少，1961年来华苏联专家为9人，1962年10人。[9]另外，为减少涉苏事务，1960年1 1月18日，黑龙江省委还做出了《关于暂时不准解雇外籍职工的通知》，要求各采用外籍职工的机关、企业、工厂、学校等单位，在未接到解雇指示前，不要解雇。[10]这在很大程度上是针对苏侨的，据1960年1月黑龙江省档案资料统计，当时4121名苏侨占外侨总数的近50％。[11]除此之外，当时中苏交换留学生和实习生也越来越少。据当时从苏联回来的实习生反映，苏联撤走在华专家后，他们在苏联实习非常困难，过去对专业范围没有很大限制，现在却控制得很严，有些资料过去可以借阅，现在也不借了。而新派出的实习生，苏联也以合同过期为由都退回来了。另据时任驻苏大使刘晓记述，国防部派出学习军事尖端的留学生也受到种种限制，以后也未再派出。”[12]
(二)中方在中苏边境问题上的严格自律
苏联驻华公使参赞苏达利柯夫在召回专家照会发出10天后，曾向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罗贵波递交了一份违反苏中边界规定的照会。与此相应，中方根据当时形势，为了避免摩擦和事态扩大，就中苏边界和边防事务管理做出了新的规定和指示。就黑龙江省而言，据档案资料，在1960年10月8日颁布了长达14条的《中共黑龙江省委关于中苏边境涉外事项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与过去类似规定相比，这个规定有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是措辞严厉，使用大量“不准、一切、必须、一律、禁止”等限制性极强的修饰词；二是把所有的外事权特别是过去县级、区级可以处理的全部集中到省委或中央。例如：我方人员不准越出国境；原属我国现已被苏方控制或划入“警戒线”内的岛屿和地区，我方一切人员暂不准进入；在边界附近地区，不准鸣枪、打靶、狩猎、投掷爆炸物品、打信号弹、进行军事演习、集训部队和民兵，更不准向境外射击；对苏方越境人员，即使对我采取不友好的行动，我方人员不得对骂，也不准以不友好的行动对待，以最大的忍耐，顾全大局，以免事态扩大，但应将情况迅速上报；与苏方边防机关之间的事物联系，必须限由指定人员进行，其范围应限于处理和交接越境的人员和牲畜，对于其他一些问题，未经上级批准，不得擅自答复；边境地区的友好往来，我方原则上不主动邀请，也不主动派出，如对方邀请或主动要求来访时，必须报请省委批准，不得擅自答复；立即加强边境地区卫生医疗设施，今后我方人员一律禁止向苏方求医治病；边境贸易人员应尽量减少不必要的出国人次，必须出国者应事先请示省委批准；严格遵守对外政策、纪律和请示报告制度，一切涉外事项，无论事情大小必须迅速准确地报告请示，不得擅自处理。上述规定如中央有新的指示时按中央规定执行，等等。[13]很快，公安部和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分别于1960年10月21日和12月31日就中苏边境的边防和边界问题做出了新的指示。[14]
上述中方在对苏联派遣专家建议所表现出来的冷静和谨慎，在中苏边防和边界事务上所做出的种种规定，表明了中方顾全大局和不卑不亢的态度。
综上所述，1960年苏联单方面撤走在华专家后，中方无论是对善后工作的处理上还是在苏联要求再次派遣专家的谨慎态度上，无论是在边界边境规定严于律己还是在生产技术大胆尝试与革新，在当时都是必要的。这不仅将苏联撤走专家给中方造成的损失降到了最低，而且也保证了生产和生活的正常秩序，稳定了人心，凝聚了力量。但苏联撤走专家还是令人遗憾的，因为无论从当时中苏双方的利益需求还是从国际共运和冷战格局的发展变化看，都不具备苏联必须撤走在华专家的客观条件，更何况这本身不仅有悖于中国避免将两党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的良好初衷，而且也使中国政府为在华苏联专家创造更好工作和生活环境的努力化成了泡影。
[参引文献]
[1]中共黑龙江省委员会：《关于送别苏联专家工作的总结报告(1960年8月28日)》，哈尔滨市档案馆XD12—23—23。第75页。
[2]市委送别苏联专家工作领导小组：《关于送别苏联专家善后工作意见的报告(1960年8月23日)》，哈尔 滨市档案馆XD001—2-721，第36页。
[3]市委专家工作领导小组：《关于苏联专家回国后的善后工作意见的报告(草稿)(1960年8月19日)》，哈尔滨市档案馆XD001—2-721，第5页。
[4]黑龙江省委外国专家处：《关于苏联专家撤退后有关情况的简报(1960年9月22日)》，哈尔滨市档案馆XD00]-2-558，第25页。
[5]《黑龙江省人民委员会关于苏联专家工作的十年总结(1960年9月9日)》，哈尔滨市档案馆XD12-23—21，第105页。
[6]中共哈尔滨市委员会：《关于苏联专家撤退以后各有关工厂工作情况的报告(1960年10月17日)》，哈尔滨市档案馆XD001—2-558，第74—79页。
[7][俄]扎捷尔斯卡娅著、栾景河译《苏联从中国召回专家的原因及其后果评介》，《中共党史资料》2003年第1期。
[8]外交部：《注意掌握苏方拟派人到我学校“教课”事(1960年9月23日)》，哈尔滨市档案馆XD001—2—558，第1 8页。
[9]沈志华：《苏联专家在中国(1948～1960)》，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3年版，第403页。
[10]《中共黑龙江省委关于暂时不准解雇外籍职工的通知(1960年11月18日)》，哈尔滨市档案馆XD001—2～597，第74页。
[11]黑龙江省公安厅党组：《关于当前我省外国人事务管理工作中的问题和意见的报告(1960年1月12日)》，哈尔滨市档案馆XD001—2—558，第40页。
[12]刘晓：《出使苏联八年(1955～1962)》，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年版，第111页。
[13]《中共黑龙江省委关于边境涉外事项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草案)(1960年10月8日)》，哈尔滨市档案馆XD001-2—597，第108～111页。
[14]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关于中苏边界事务对外交涉的规定(1960年12月31日)》，哈尔滨市档案馆XD001-2—558，第21—23页。
作者：张海星
边防外事翻译探讨论文 篇2：
中哈边境灭火作战问题分析与对策探讨
火灾是人类共同的敌人，跨国境灭火救援是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体现，充分彰显中国作为一个具有国际主义精神的大国风范。中国新疆伊犁州与哈萨克斯坦东南部相邻，如果中哈边境发生火灾，我方应主动行动，积极参与扑救，必要时根据哈方请求跨境灭火，维护边境稳定，树立中国消防救援队伍的良好形象。
根据应急管理部和森林消防局的要求，依托伊犁森林消防支队组建了200人森林（草原）灭火跨国境救援队，重点针对中哈边境方向的火灾扑救工作。下面立足救援队建设实际，从中哈边境火灾特点、作战力量要素的角度进行分析，对提高中哈边境灭火作战能力进行一些浅显探讨。
一、中哈边境植被、地形及火灾成因分析
（一）植被类型。中哈边境线周边芦苇草、灌木丛等植被已长达十余年未清理，芦苇高达5-6米，部分沙枣及杨树等树木高达20-30米，区域内腐殖层较厚，可燃物载量大。
（二）地形条件。区域内多为沼泽地，沟壑交错，地形复杂，消防指战员直接接近火线扑打困难。加上林内湿地芦苇丛生、长势茂密、无路可行，指战员扑救过程中被芦苇草根扎破、划伤等现象比较普遍。另外，全体消防指战员都在沼泽、泥泞的湿地中灭火，作战环境非常艰苦，而且作战地域属于中哈双方过境缓冲区，哈国边境线又处于芦苇和灌木丛生的林区内，大部分边境线处于年久失修状态，灭火时，因视线不明、界线不清，稍有不慎极易发生越境事件，可能造成负面的国际影响。
（三）火灾成因。森林防火是哈萨克斯坦林业部门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哈萨克斯坦年平均发生森林火灾1300余起，平均过火面积3.46万公顷。火灾起因主要为烧荒、野外吸烟、采伐作业等人为因素，其次为雷击火。森林火灾大多发生于边境地区，人烟稀少，火灾蔓延迅速，扑救相当困难，并严重威胁我国边境地区森林草原资源安全。
二、中哈边境灭火作战力量构成要素分析
（一）力量抽组。边境灭火政治方面影响大，宜重兵投入、速战速决。按照一次足量用兵的原则，确保力量抽组能够单独完成一个方向的灭火作战需求，因此应按照标准的跨国境灭火救援队进行建设，其中队长1人，副队长2人，业务支持6人，行动保障21人，下设两个救援分队。根据边境灭火语言不通和现场外事协调的需要，业务支持中需编设1名哈语翻译兼联络员。
（二）装备编成。按照满足整建制跨国境灭火救援队作战需要测算，至少编配各类车辆36台，其中指挥车4台，运兵车9台，移动战备物资车9台，山猫全地形车4台，救护车1台，炊事车2台，水罐车4台，修理车1台，宣传车1台，通信车1台。根据两个救援分队一线灭火人员作战需要，跨国境灭火救援队至少应编配灭火水泵16台，风力灭火机32台，细水雾灭火机24台，油锯18台，水龙带200根，水枪24支，组合工具24套，灭火弹400枚。为满足机动途中和火场一线通联需要，至少编配背负式北斗终端4套，综合电台4套，无人机2架，对讲机50部，4G图传终端1套，3G图传1套。
（三）后勤保障。应按照国际救援轻型队的保障标准，立足7日内完全自我保障。在给养保障方面，单人携带1日份野战食品，救援队按出动员额运行3日份野战食品和4日份主副食;按照任务分队人员运行给养器材单元，视情况运行野战炊事箱组。属地遂行任务时，自制热食保障。机动途中伙食保障主要采取自带野战（方便）食品、休息点自制热食、服务区提供热食等方法组织实施。到位及展开灭火作战后，采取加工热食前送、自带野战食品等方式保障，协调哈方协助疏通主副食供应渠道，提供保障支持。在油料保障方面，依托地方加油站保障，救援队在出动时携行1个基数、运行0.5个基数油料。在装备维修保障方面，本着单位自保、属地助保的原则，灭火装备由救援队按要求携带，内部自行调整保障。维修保障人员按照灭火作战编携配装标准携运行车材，装载发电机、维修工具、车辆拖拽器材等野战修理所开设所需保障物资和消防器材。到达任务地点后，因地制宜开设野战修理所，建立固定技术保障点，对救援队实施定点保障。在卫勤保障方面，卫勤保障人员按照灭火作战编携配装标准携运行战救装备物资，根据时节和担负的任务，加大防疫药材、药品携运行量，确保伤病员救治和卫生防疫需求。机动途中，以梯队为单位编成机动卫勤力量携带医疗药品器材实施伴随保障，途中出现轻伤员随队治疗，重伤员就近送沿途地方医院救治。到达集结地域后，靠前配置支队级救护所，配齐分队卫勤人员，按标准为单兵配备携行战救物资。加强与哈方有关部门协同配合，确保药品、器材筹措供应和伤病员后送渠道畅通。
（四）作战协同。中哈边境灭火作战，涉及中哈两国军地多个部门，现场作战力量构成成分多元化，指挥体系和流程各不相同，虽然跨国境灭火队作为主要作战力量，但要加强与各方的沟通协调，形成以我为主、多方协同的作战模式。在内部协同上，我方主要协同力量有边防部队、消防救援队伍、兵团民兵以及其他地方半专业化灭火力量，通常建立联合指挥机构，由现场地方党委、政府最高领导担任联合指挥员，我方要积极参与联指决策部署，将我方作战意图上升为联指主要作战决心，这样更有利于发挥我方打火头、攻险段的拳头和尖刀作用。在对外协调上，要加强与哈方现场地方最高领导和边境军方协调，争取他们的支持与配合，避免因外事协调不到位引起不必要的误会和矛盾。
（五）战场通联。中哈边境公网基站覆盖少，信号差且不稳定，多为信号盲区，3G、4G图传终端无法使用。在内部通联时，主要依托通信车、综合电台、背负式北斗终端、对讲机实施指挥控制。在对上和对外通联时，主要依托卫星通信，架设卫星便携站和使用卫星电话。
三、提高中哈边境灭火作战效能对策分析
（一）加快建设“绿色通道”，确保快速到位。一是要适应任务特点，推动建立外事“绿色通道”。跨国境灭火救援涉及外事协调，要积极推动建立国家、自治区和伊犁州三級外事“绿色通道”。由于外事工作涉及层面高、部门多，各项要求严，需要各级层层对接，从政策法规层面确定外事工作流程，并定期组织与哈萨克斯坦外事部门进行会晤，确保遇有任务能够依据既定流程高效办理，确保第一时间办理跨国境签证手续。二是建立铁路公路“绿色通道”，完善中哈运输合作机制。中哈边境灭火作战国跨境机动方式有两种：一是铁路运输，二是汽车运输。目前中哈双方政府间签订了过境运输协议，但是由于在技术标准、法律制度、路上权益等方面两国之间存在互相矛盾和不统一的问题，造成协议无法得到有效落实。特别是国际铁路和公路运输是一个涉及货物车辆海关手续和检疫手续、交通安全和运输管理等诸多方面的系统工程，牵涉面广，涉及部门多。从政府行政管理上看，内部需要外交、海关、交通、公安、质检等多个行政职能部门的协调配合，外部需要与哈萨克斯坦的沟通合作。目前霍尔果斯口岸公路运输每辆客车的过关查验时间最少需要2小时，货车过关查验时间最少为4小时。铁路运输过关查验各部门相互协调配合还不够顺畅，查验时间也较长。为确保机动全程畅通，需要建立铁路、公路“绿色通道”，推动政府层面签订中哈跨境灭火铁路和公路输送合作协议，特事特办，把逐人、逐车查验转换为单位统一查验，优化过关查验流程，确保在1小时内救援队伍全部顺利出境。在哈方境内机动时，哈方需为我方提供交通优先通行证件，确保在机动过程中不受各类标准制度影响制约，第一时间机动到火场。
（二）著眼国际标准，完善保障机制。一是形成灭火装备编配体系化。从中哈边境植被类型、地形和火灾种类等因素分析来看，灭火方式主要以水灭火为主。从目前跨国境救援队装备编配来看，携带常规机具和灭火水泵，实际作战以水泵灭火为主，手段相对比较单一。特别是灭火地域多为沼泽，水泵架设与撤收比较困难，灭火效率不高。应进一步科学编配灭火装备，至少每个救援分队增配2台履带式消防车，形成以履带式消防车为尖刀拳头力量追歼火头、水泵为主力跟进扑打、常规机具为辅助伴随清理的灭火模式，以灭火装备的体系化建设提高灭火效能。二是实现后勤保障综合化。在车辆保障上要突出精准化和专业化，每台车辆要定人、定物、定位，编配数量和物资装载精准合理。同时要兼顾载人、载物和各类保障用途，立足远距离机动、大区域作战、高难度保障，将指挥、通信、炊事、修理、油料、宣传等专业化保障车辆足量编配，确保人员吃得饱、穿得暖、士气高，确保队伍上得去、联得通、看得见、打得赢。在后续给养和油料保障上要突出多元化。要与驻地银行签订应急外币兑换协议，确保遂行任务时银行为救援队提供美金、坚戈（哈萨克斯坦纸质货币）、卢布三种外币兑换业务。当自我保障难以满足需求时，一方面及时协调哈方进行给养和油料补充，另一方面利用携带的三种外币就地购买筹措相关物资，确保保障工作的连续性。三是加大哈语专业人才培养力度。采取内部挖掘和外部协调相结合的方式做好哈语翻译准备工作，发挥哈族干部和消防员作用，做好灭火作战常识用语哈语翻译工作。协调联系地方哈语翻译专业人员，确保遇有任务随时有2名地方专业翻译随队保障。同时要以灭火常识哈语翻译手册为基本教材，以哈族干部和消防员为教员，大力开展学习哈语和哈萨克民族风俗活动，力争达到每个战斗班有1名能够实现简单哈语交流的队员，防止在遂行任务时因语言不通产生摩擦和矛盾。
（三）提前谋篇布局，筑牢防火屏障。一是建立联防机制。立足“打早、打小、打了”方针，针对中哈边境芦苇、灌木已长达十余年未曾清理的实际情况，与农四师兵团建立联防机制，每年春夏两季组织计划烧除勤务，彻底清理我方边境缓冲区可燃物，降低火灾发生率。同时加大防火宣传力度，充分发挥边境居民一线报警员和扑救员的作用，形成合力做好防灭火工作。二是完善联训措施。根据中哈边境线长、面广和远离我方驻地的实际情况，积极协调地方林业部门和兵团，组织地方半专业扑火队员和兵团民兵、职工进行防灭火技能培训，确保先期扑救力量形成战斗力，为我方机动到位争取时间。每年组织中哈边境灭火联合演练，练指挥、练战法、练协同，凸显我方边境灭火作战主力军作用，同时提高联合作战能力。三是建立中哈会晤制度。要推动地方政府建立与哈方定期会晤机制，重点协商防火工作，确定双方联络人，确保遇有任务迅速建立点对点、面对面的联络，及时了解哈方境内火灾发展蔓延态势，为我方有针对性做好应对工作提供第一手资料。
作者：徐哲峰
边防外事翻译探讨论文 篇3：
郭嵩焘的近代外交意识
内容提要：郭嵩焘是中国第一位驻外公使，在中国由传统外交向近代化外交的转型时期，以其独特和前瞻眼光来看待中外关系。其外交思想中的近代意识表现为对传统夷夏观的突破、对近代西方外交观念、外交礼仪的吸收、接纳，以及创办近代外交机制的努力等内容。郭嵩焘的近代外交意识，对晚清外交的近代化产生了深刻而广泛的影响。
关键词：郭嵩焘 近代外交意识 夷夏观 外交礼仪 外交机制
文献标识码：A
晚清的中国内外交困，列强步步紧逼，迫使中国打开了大门，也迫使中国外交无法再沿着传统道路走下去，外交的近代化成为必然趋势。在列强侵略的刺激和世界近代化潮流的冲击下，以郭嵩焘等有识之士为代表的洋务派开始以一种新的观念来审视中外关系，他们的近代外交意识表现为开始反思与批判中国传统夷夏外交，吸收、接纳近代西方外交观念、外交礼仪，创办近代外交机制。郭嵩焘为“惋惜滇案”而充任中国首任驻外大使，他的出使成为中国外交近代化的重要标志。本文即就郭嵩焘的近代外交意识作一探讨。
一、对传统夷夏观的反思与批判
中国传统的对外关系是一种地道的“宗藩体制”，它建立在从“夷夏之辨”出发的中国“地理中心”论和“文化至上”论之上。夷夏之辨是传统中国文化中对外观念的基本内容，它认为华夏民族是最先进的民族，而把其它落后的民族视为蛮夷戎狄，强调“用夏变夷”，“未闻变于夷者也”。夷夏之辨反映在对外关系上，即是宗藩体制。这种外交观念表现为以“天朝上国”自居，视外国为“蛮夷之国”，中国以外之民族唯有对天朝称臣纳贡之义务，无权与中国平起平坐。到清朝，人们仍然认为“中土居大地之中，瀛海四环；其缘边滨海而居者，是谓之裔。海外诸国，亦谓之裔”，天朝“君临万国，”尽有不测神威，所以当时的中国“无所谓外交也，理藩而已”。
鸦片战争一声炮响，“天朝帝国万世长存的迷信受到了致命的打击，野蛮的、闭关自守的、与文明世界隔绝的状态被打破了，”壁垒森严的“华夷”秩序也发生了动摇。
鸦片战争为停滞的中国实行变革提供了历史的机遇，变革的一个重要课题就是外交近代化。洋务派开始登上晚清政治舞台，执掌外交大权，率先意识到中国正经历“三千余年一大变局”。面临着数千年未有的强敌，而作为洋务外交重要代表人物的郭嵩焘开始重新审视中国，认识世界，反思传统的中外关系，其近代外交意识首先表现在对传统外交夷夏观的深刻批判。
郭嵩焘认为中国“地理中心”论是错误的。鸦片战争后，一批经世派士大夫为巩固边防和洞悉夷情的需要，开眼看世界，编译了一大批世界历史地理著作，如魏源的《海国图志》、梁廷耼的《海国四说》等。这些著作中开拓了时人的视野和思路，催发着时人的觉醒，使中国人认定自己是世界地理的中心的观点被击破。郭嵩焘通过阅读经世派的著作，开阔了视野，称魏源《海国图志》“征引浩繁，要其大旨在考览形势，通知洋情，以为应敌制胜之资。”正是在《海国图志》的影响下，郭嵩焘出国后认真考察西方世界，“茫茫四海，含识之人民，此心此理，所以上契于天者，岂有异哉?而猥曰：‘东方一隅为中国，馀皆夷狄也。’吾所弗敢知矣。”
郭嵩焘批判了中国“文化至上”观。长期以来中国以高度发达的礼乐制度、典章制度与生产技术不断吸引、同化着周边少数民族和大小国家，逐步树立起了中国文化至上的神圣地位。但随着中国历史步入近代，当这种圆熟的古老文明与建立在近代工业基础上的西方文明遭遇时，却黯然失色。面对这种千古奇变，郭嵩焘对中国文化至上观展开了理性的反思和批判，他指出“夷狄之民，与吾民同”，并指出判断夷狄的标准是“据礼乐政教所及言之”，“非谓尽地球纵横九万里皆为夷狄，犹中国一隅，不问其政教风俗何若，可以凌驾而出其上也。”况且，西洋立国二千年，“政教修明，”其强兵富国之术，尚学兴艺之方，与其所以通民情而立国本者，“实多可以取法。”郭嵩焘承认中国在世界舞台上落后的事实，抨击封建士大夫自南宋以后，议论事局，与古一变。学士大夫习为虚骄之论，不务考求实际，迄今六、七百年，“无能省悟者”。他研究了各国的历史和现状，认识到凡仿效西法者，即可由弱变强，反之则衰弱不振，即使尧舜生于今日，“必急取泰西之法推而行之。”而封建顽固派攻击郭嵩焘等人“用夷变夏”，郭嵩焘的《使西纪程》也被“奉旨毁版”。
郭嵩焘虽然对西方文化还不能用辨证的批判的眼光去全面加以审视，但他能够突破传统夷夏观，看到西方资本主义文明高于封建主义的优越性。这些认识促使他摈弃天朝上国的传统观念，以平等的态度去处理对外关系，并力图以理性的方式去维护国家的利益，这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这是近代外交意识的萌芽。郭嵩焘被梁启超称为当时“最能了解西学的人。”
二、近代西方外交观念和外交礼仪的吸收与接纳
陈旭麓先生曾指出，观念形态的革命表现为“冲击旧文化与树立新文化的统一，破坏旧传统与正面重建的统一”。郭嵩焘不仅反思与批判传统夷夏观，而且吸收与接纳近代西方外交观念，宣传运用国际公法，学习西方外交礼仪程式，展示了中国公使的良好形象。
从理论上讲，近代化的外交，就是指以“国家政治生活规范为指导，接受并运用国际法原理、国家主权观念和均势理论，通过谈判等和平手段，执行其对外政策并调整国际关系。”随着国际法在近代中国的翻译和传播，它也成为国人维护国家主权、抵制外来侵略的重要理论武器。恭亲王奕新曾专门拨银500两，印行300部丁韪良所译的《万国法》“颁发各省督抚备用”。
郭嵩焘孜孜不倦考求评论国际公法，并运用于具体实践，维护国家权益。1878年，他在日记中提到了马建忠在巴黎政治学堂专习国际公法，“学堂肄业大纲，凡分五等”，他认为国际公法是近代资本主义日益发展的产物，“公法之立，近二百年事耳”，可以作为处理国家之间相互关系的依据，因“其言多公平”。1877年，英国不准中国在新加坡常设领事，郭嵩焘即以国际惯例据理力争。“查各国在中国设立领事，一经驻京公使照会，立即分行知照，若中国设立领事，止能暂设，不能常设，似非持平之道。”由于中国的要求合情合理，郭嵩焘所列理由又无可辩驳，英国外交部只好同意照办。中国第一个驻外领事馆得以在新加坡成立。在弱国无外交的近代世界格局之下，郭嵩焘灵活地运用国际公法，据理力争，终于迫使外国政府作出公平处理，不仅体现了其高超的外交才能，而且反映出他强烈的爱国民族情感，它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为加快中国走向世界的步伐作出了贡献。
郭嵩焘在其外交活动中，亲眼目睹了西方国家的外交礼仪，开始逐渐接受或沿用一些国际间通行的交往礼仪和交往规范，外交礼仪、外交程式也开始西化与趋新。
驻外使节以对等的平行礼节觐见所在国元首，是近代国际关系中的惯有常例，它是国家主权平等观念在外交礼仪中的体现。郭嵩焘在中外关系的新形势下，开始承认西方国家是与中国平等的敌体之国，并主张用对等的方式与之交往。到英国后，郭嵩焘呈递国书，对女王行鞠躬礼，女皇亦鞠躬还礼。因中国初派使节未
谙西方外交，所携国书乃惋惜滇案文书，并非公使驻节文书。郭嵩焘照会英国国会申明道歉钦差即为中国驻英公使，并上奏清政府，请求补颁正式国书，参照国际惯例行事。郭嵩焘代表中国，于英国高层领导人以及各国的公使之间，周旋交往，象征中国已步入国际舞台，侧身列国之林。他学习西方外交程式并制定了一些外事制度，如谕传随员以五戒，把五戒比诸摩西十戒，并称之为“中国出使西洋立教之祖”。郭嵩焘积极参加各种社交活动，也仿效西方外交礼俗邀宴外国使节，并举行大型茶会，招待各国来宾，全部西式布置与招待。他认为“宴会酬应之间，亦当于无意中探国人之口气，察国中之政治!”正因为如此，时人评价郭嵩焘公使“树立一高雅适度榜样。”
中西交往礼仪、交往程式的趋新与近代化，是两次鸦片战争后中外关系大变动的产物，是中国与进人中国的西方国家以友好或敌对的方式相互影响的结果。郭嵩焘自觉地按照近代化的中西交往礼仪、交往程式与西方国家交往，适应了整个中国社会在西方资本主义势力的冲击下由传统走向近代的历史进程。
三、建立近代外交机制的创议
“西方国家往往把运营机制健全的外交制度的形成，视为现代外交的开端。”郭嵩焘外交思想的近代意识不仅体现在观念形态的变化上，而且体现在倡设创建近代外交机制总理衙门、吁请遣使驻外、关注外交人才培养等方面的实践活动中。
首先郭嵩焘主张把总理衙门变为常设外交机构。晚清外交走向近代化的具有代表意义的标志是外交机构从无到有，从萌芽到成型的过程。清政府传统的藩属外交是由礼部和理藩院负责海路来的“贡使”。第一次鸦片战争后迫于形势，清政府设立了“五口通商大臣”，负责办理通商事宜。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奕新等奏陈“通筹夷务全局折”，请求“于京师设立总理衙门以专责成”，1861年1月总理衙门正式成立。
总理衙门是清朝第一个正式的近代外交机构，郭嵩焘则近而主张把临时设立的总理衙门变为常设外交机构。“察看西洋大势，总理衙门当遂为国家定制”，由军机大臣主持，“庶机讨论情势，通筹熟计，以期有所裨益”。他并提出把西洋交涉提到内政军政的高度。“伏愿皇上考揽人才，勤求方略，期使中外诸臣勿存薄视远人之心，以洞知其得失利病之原，……外筹应接之术，内立富强之基”。总理衙门这一新型外交结构的设置适应了当时中外关系发展变化的新形势，从客观上反映出在西方文明冲击下，中国外交从体制上逐步走向近代化的历史趋势。
其次，郭嵩焘吁请遣使驻外。外交近代化应有一套贯彻国家对外政策而经常运行的机制，其中最重要的是使领制度。郭嵩焘较清醒地看到了使领制度这一近代外交体制在联结邦交、协调冲突、保护海外侨民等方面的作用，向清政府提出派遣使臣的重要性，“出使各国，有保举派充者，亦有宜简派二三品大员者，应著为定例。”1876年清政府因被迫遣使赴英就马嘉理案件致歉而迈出了在国外派遣公使的第一步，郭嵩焘被派为首位驻英公使。在当时视公使为贡使，廷臣视遣使出洋为畏途、为大辱的时候，郭嵩焘认为“出师西洋为今日创举，而关系中外大局，以立国家久远之基，”毅然力排众议，踏上与英交涉使命的征途。久锁的古老国门走出中国第一任常驻大使，中国士大夫真正在西方国度上考察先进事物，加速了中国近代化进程的步伐。
再次，郭嵩焘积极关注外交人才培养的近代化。所谓外交人才的近代化，主要是指担任外交职务的人员应掌握办理近代外交所需的专业知识、技能等，如应有的国际知识、通晓外交礼制等，否则必定不能办好外交。两次鸦片战争以后，中外关系日趋复杂和深入，面对中国“通市二百余年，议兵议款又二十年，始终无一人通知夷情，熟悉其语言文字者”的情况，早在1859年，郭嵩焘就上奏倡设外国语学堂，以培养一批明悉外情与通晓西洋语言文字的外交人才。1862年京师同文馆设立，这是我国近代第一所新式学校，郭嵩焘对此有首倡之功。1862年郭嵩焘赴上海任苏松粮道，与冯桂芬合力建议举办上海广方言馆，并亲拟章程14条。1863年，上海广方言馆经李鸿章奏准成立，这是近代第一个地方性外国语学校。1864年7月由总理衙门建议，广州开设了同文馆，署理广东巡抚的郭嵩焘亲自主持开馆仪式。郭嵩焘首倡创办新式学堂，为中国近代培养了第一批翻译人才、外交人才及科技人才，促进了西学在中国的传播，对近代教育的兴起和外交人才的培养，实在是功不可没。
在近代中国社会处于危机四伏、剧烈动荡和社会转型时期，郭嵩焘等顺应世界潮流，冲破传统夷夏观，对近代外交意识和外交体制的观察紧扣当时救亡图存的主题。“弱国无外交”，是指弱国在对外交涉中，先天地处于不利地位，如果弱国再不重视外交的政策与策略，则更为不幸。因此，弱国比其他国家更需要有灵活的外交方针、健全的外交体制、趋同的外交惯例、谙熟外交艺术的人才和一系列旨在维权的外交对策。出使西方的郭嵩焘初步了解了一些近代外交意识并付诸实施，他的外交思想与实践有值得肯定之处，“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应该肯定，没有郭嵩焘等前瞻者的努力，晚清外交的近代化过程可能会更加迁延而艰难。
责任编辑 王￥勺
作者：董丽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