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小编为大家推荐《企业国际化论文范文(精选3篇)》，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摘要】文章采用2013—2019年A股国际新创企业的样本数据，整合动态能力理论与资源基础理论，实证考察企业家精神对国际化速度的影响机制。将企业家精神分为创新和冒险两个维度，探讨双维度企业家精神对国际新创企业国际化速度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环境的调节作用。
第一篇：企业国际化论文范文
企业集群与中小企业国际化之路
[摘 要]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和我国加入WTO，我国中小企业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已是必然趋势。根据我国中寸企业走出去竞争的优劣势分析，中小企业集群是中小企业实现国际化经营的有效方式。我国中小企业可以通过建立和完善专业化和有地方特色的中小企业集群，形成自己在全球的核心竞争能力，顺利实现企业的国际化战略。
[关键词]中小企业集群;专业化;全球供应链;国际化
[文献标识码]A
我国具有现代产业意义上的产业集群现象主要是近20年内形成的，集中度较高的地区分别是广东、浙江、江苏、山东、福建等经济较发达省份，仅浙江省制造业的产业集中度就有40%，广东省制造业的产业集中度也有28.8%。在这些集群中，小企业占了绝大多数，而且都是围绕某一特定产业集聚而成的块状经济，如浙江宁波、温州地区的服装行业、广东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家用电器行业、江苏环太湖地区的纺织行业和福建闽东地区的电器、制鞋行业等。中小企业集群在浙江最为典型，柳州低压电器、嵊州领带、萧山网架、诸暨袜业、桐庐制笔等300多个中小企业集群日趋成熟，2003年，浙江工业总产值在10亿元以上的制造业产业集群有149个，其中100亿元以上的有26个，200亿元以上的有6个。而在江苏，2003年，产业集聚区当年实现营业收入已占全省中小企业营业收入的32%。我国目前10个产值超过100亿元的纺织基地市(县、区)中，早在2002年就实现出口交货值679亿元，占当年其工业总产值的36%。由此可见，产业集群与中小企业发展具有天然的紧密联系与促进作用，中小企业就是基于产业集群进行着“小题大作”，即“小企业，大生产;小配件，大协作;小商品，大市场;小资本，大积聚;小板块，大作为”①。
一、中小企业以企业集群参与国际化经营的竞争优势
1.企业集群能够提高中小企业的生产效率。在企业集群内部，由于相对集中的地理空间布局，大量以专业化生产为主的中小企业集聚在一地，形成密切而灵活的专业化分工协作关系，使区域实现了规模生产。相应地，企业集群也创造了一个较大的市场需求空间，对分工更细、专业化更强的产品和服务的潜在需求量也相应增加。规模生产和巨大的生存机会两者形成良性循环，不断提高企业集群的整体生产效率。浙江中小企业把集群的这种竞争优势发挥到了极致。如诸暨大唐镇有8000多个家庭企业从事袜业生产，其中有1000多家原料厂、300家缝头厂、100家定型厂、300家包装厂、200家机械配件厂、600家营销商、100家联运商。他们依靠专业化分工协作、环环相扣，使全镇成为一个庞大的袜业工厂，年产48亿双袜子，产值达90亿元人民币。
2.企业集群可以使中小企业实现品牌共享。我国大部分中小企业晶牌意识比较淡漠，而且也没有实力开展广告宣传和建立一个品牌。而企业集群可以利用群体效应，集中广告宣传的力度，形成“集群品牌”。集群品牌作为集群内的公共产品，集群内所有的中小企业都可以共享，使每个企业都受益，如嵊州的领带、海宁的皮衣等。“集群品牌”与单个企业品牌相比，更形象、直接，是众多企业品牌精华的浓缩和提炼，具有更广泛的、持续的品牌效应。中小企业在开拓国际市场时，可以充分利用“集群品牌”的价值，不仅通过批发商零售，还可以专卖的形式垄断销售，获取纵向一体化利润。如浙江嵊州的中、高档领带企业，就是以“集群品牌”的形象去国外参加博览会，并在国内外城市设立专卖店，利用“集群品牌”垄断销售，获取纵向一体化利润。目前，浙江的中小企业“集群品牌”已经有7个中国驰名商标、15个中国名牌产品、88个省级著名商标以及42个全国免检产品，并先后被国家有关部门授予“中国鞋都”、“中国电器之都”、“中国精密模具生产基地”等17个国家级生产基地称号。这些集群品牌有力提升了浙江中小企业的国际竞争能力。
3.企业集群使中小民营企业实现信息共享，获取信息优势。中小企业集群由于地理位置的接近，有关产品、技术、竞争等市场信息可以在集群内企业间迅速集中和传播，且成本很低。因此企业集群可以集众人之力，专门设立一个信息搜集中心，专职从事商业信息的收集整理工作;还可以在国外设立代表处，获取第一手的商业信息，及时向集群内的企业汇报，实现集群内的信息共享。运行费用由集群内的各企业分摊。这样集群内的企业就获得了信息优势，可以在国际市场竞争中轻而易举地击败孤立分散的中小企业。如巴西塞诺谷鞋业集群在信息收集方面就做得很好。一般来说欧美市场的消费者非常注重皮鞋的设计和款式，因而当地生产者必须时刻紧跟欧美快速变化的皮鞋设计款式潮流，为此巴西塞诺谷的出口供应商就承担了信息搜集的任务，将欧美款式信息迅速传递到当地各生产商，使生产企业及时把握市场一线信息。同时，塞诺谷还主办了与鞋业有关的两种周报和四种杂志，极大地促进了当地的信息交流。
4.企业集群有利于中小企业培育核心业务，形成核心竞争能力。企业集群在市场竞争方面的一大特点就是发展特色产业，实行“一村一品”、“一乡一业”的企业集群战略(见表1)。企业不是在整个行业全线出击，而是选择某个产品系列，或在产品价值链的某一环节上成为大公司及跨国公司全球生产系统中的一个重要分包商。各企业围绕自己的核心业务进行经营，专心致志地做最专长的业务，真正做到了各有所长、各有市场、各有特点、各有优势。这样中小企业在全球供应链和国际市场上就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定位和品牌，培养出中小企业的核心竞争能力，为拓展国际市场铺平道路。如吴江市菀坪镇是国内中厚料缝纫机的专业生产基地，随着中小企业集群的逐步形成，其专业化程度不断提高，逐渐分离出专业性零部件生产企业74家，年生产各类缝纫机零件200多种，这些特色业务不仅满足了企业集群内部生产的需求，一些高精度零件还为国外企业配套加工，使产品开始走向国际市场。
资料来源：胡钧浪《企业簇群与中小企业发展》，《特区经济》2002年第12期。
5.中小企业集群可以增强中小企业的对外应变和抗风险能力。中小企业集群使中小企业以集群化形式共同发展，同时加强与大企业之间的协作体系，进而增强其抵抗风险的能力。由于集群内的各种协会和支持机构能协调各方关系、集合集群内所有相关企业的力量，积极应对，往往能取得较好的效果。如浙江温州的打火机企业集群在面临欧盟的反倾销起诉时，集群内的行业协会组织各企业积极应诉，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因此，中小企业集群能够克服中小企业势单力薄、反应对抗能力差的弱点，增强中小企业进军国际市场的竞争实力。
二、中小企业基于企业集群参与国际化经营的基点
1.根据本地集群企业的特色产业和优势，明确开拓国际市场的目标和定位。首先，我国中小企业集群要想实现本地化与国际化的有机联系，必须选择以独特的资源和优势加人国际市场。这就要求我国中小企业集群必须真正形成自身的特色产业和品牌。形成企业集群特色的关键，不仅要以当地的特色物质资源作为集群发展的基础，还应该将其特有的历史社会文化资源整合到产业集群的资源体系之中，形成本地化的产业氛围，使其他区域难以模仿。同时，强化技术创新，形成有深厚技术创新能力支撑的区域品牌。在具备了本地集群特色和品牌的优势基础上，再根据国际市场消费需求多层次多样化的特点，从市场细分中寻求发展空间。
2.围绕市场机会和核心企业定制生产。集群中的中小企业首先要抛弃过去只以计划定生产的传统模式，在了解自己的基础上还要了解国际市场最终用户和采购商的要求，即以市场和客户为核心，根据客户要求安排生产。其中特别要注重以质量和信誉与跨国公司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并注意与跨国公司价值链建立后向联系，加强并完善配套产业的发展，以点带面，从而实现集群整个产业的升级和结构优化的目的，使我国中小企业在全球的生产链条中占据更为主动的位置。目前，许多跨国巨头为实现利益最大化，逐渐将产业链向下游调整，而将利润相对较低的原材料、零部件及其配套设备以及各类后勤支援方面分包给第三方公司。因此，我国中小企业集群完全可以凭借集群优势承揽这些分包业务，占据跨国公司产业链的上游，与这些跨国企业建立伙伴关系，在最短的时间内在国际市场上达到最大的提升。
3.完善涉外经济中介服务体系，提高中介机构的服务水平。涉外中介服务体系在协助处理多边事务和支持企业开拓国际市场方面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涉外中介服务体系在对外经济交往中的作用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政府间接资助企业开拓国际市场的一个重要渠道;二是在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的投诉和应诉机制中发挥重要的中介作用;三是协助收集其他成员国针对我国企业、商品和服务的歧视性做法;四是通过行业自律和为会员提供国际市场信息、人员培训和其他方面的服务。此外，集群中的科技服务机构，还可以推进以技术为先导的支撑与服务平台的建设。
4.正确定位政府职能，充分发挥政府的支持作用。国际竞争并不是单个企业之间的竞争，而是整个企业集群所从属的各地政府外销支撑体系之间的竞争。因此，政府为中小企业走向国际市场营造支撑环境至关重要。首先，政府要考虑以企业集群政策替代产业政策，以更为完整、科学、可行的产业集群政策替代简单的产业布局安排;其次，政府要提供和完善公共服务。一方面，从中央政府层面看，在涉及产业与国外的国际纠纷时，帮助中小企业进行国际谈判，适当的时候可以动用国家的力量，对不合理的贸易壁垒措施进行贸易报复，以对其施加压力;另一方面，从地方政府的层面看，主要是搞好基础设施建设，建立具有产业导向性的特色工业园区，营造环境，创造优惠条件引导企业在具有优势的地点集聚。通过组织国际博览会等形式，加强国际信息交流，加强地方产业形象宣传;改进教育结构，鼓励大学和职业学校培养当地产业集群所需人才;建立集群共享的信息网络，促进产业集群内部有关企业和政府部门之间的交流。
5.强化集群内部企业之间的相互协作，增强企业集群在全球供应链中的整体实力。企业集群内的中小企业在发展与成长过程中，必须进行协调，使企业之间有效合作、产生协同效应。协调工作主要从两方面进行：一是企业家协调。要培养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家，制定和执行行业规范，培养自律、诚信的集群经营氛围，限制企业之间的过度竞争，尤其是没有约束的仿冒以及恶性价格竞争等。二是管理协调。主要是指在正式的契约、信息、与上下游企业的合作等方面使其管理活动外部化，同时发挥中介组织的作用。通过两方面有效的协调，为集群内的企业的存在提供了具有竞争力的外部环境，保证企业集群在全球供应链中的整体实力。
注释：
①发展改革委员会中小企业司顾强博士在中国产业集群研讨会上的讲话.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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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赵晓，侯娟.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思考[EB/OL].WWW.sim.com.cn,2005—0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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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河北课题组.中小企业集群的竞争优势[J].价值工程，2004，(3).
(责任编辑：高 琼)
作者：熊爱华
第二篇：企业家精神、动态能力与国际新创企业的国际化速度
【摘要】文章采用2013—2019年A股国际新创企业的样本数据，整合动态能力理论与资源基础理论，实证考察企业家精神对国际化速度的影响机制。将企业家精神分为创新和冒险两个维度，探讨双维度企业家精神对国际新创企业国际化速度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环境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企业家创新精神、冒险精神与国际化速度显著正相关;动态能力在企业家精神与国际化速度之间扮演着中介作用;环境不确定性对动态能力与企业国际化速度之间的关系起到显著的“倒U型”调节作用。
【关键词】国际新创企业;企业家精神;动态能力;环境不确定性;国际化速度
一、引言
随着贸易自由化和经济全球化，企业充分利用国际技术优势、社会关系网络及市场等资源来提高竞争优势，向国际化发展已成为企业成长的必然选择。国际化速度作为国际化进程的一个重要方面(Vermeulen & Barkema， 2002)，受到学者们广泛关注。近年来，我国涌现出大量的国际新创企业，这类企业最明显的特征就是早期快速国际化(Shrader et al.，2000)。快速国际化的企业会获得一系列优势，可以快速达到规模经济(Hilmersson & Johanson， 2020)，分散投资和运营风险，获得先发优势(Chetty et al.，2014)。但是受全球新冠肺炎疫情与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的影响，跨境贸易的风险和不稳定因素增多，国际新创企业国际化也必然承担环境不确定性潜藏的风险。面对国际环境的不确定性，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以保障有能力的企业更顺利地开展国际经贸活动。但必须正视的是，我国多数国际新创企业面临规模劣势、外来者劣势等困难，快速的国际化可能会导致一些弊端。因此在国内国际双循环的背景下探索企业国际化速度问题尤显重要。
伴随国际环境不确定性的加大，企业家精神对企业国际化扩张影响的研究越来越受到学者们的重视。企业家精神是企业难以被模仿的稀缺资源，体现着企业的创新精神和冒险意识，它促使企业通过开发产品、工艺和技术以及管理创新来创造新的业务，保障企业在动态的环境中获得利润并成长(Zahra，1993)。Vanninen 等(2016)研究发现，富有企业家精神的企业在国际市场上通过提高可预见性或声誉，接近客户与合作伙伴，以此抓住国际市场的机会，实施快速多国化的市场进入策略。可见，已有研究证实了企业家精神是影响国际化成长的关键因素。然而，企业家精神本身并不能代表企业国际化扩张的竞争优势，因为获得竞争优势不能忽略企业的环境适应和战略调整的关键能力(Al-Aali & Teece，2014)。自King和Tucci(2002)首次将动态能力引入到国际新创企业的研究后，Weerawardena 等(2007)也指出快速国际化的企业必须要开发一组战略性的动态能力，学者们逐渐开始重视动态能力对企业国际化作用的理论研究。目前，虽有少数学者以国际新创企业为对象研究发现了国际视野(Weerawardena etal.， 2015)、创业行为与网络能力(Falahat et al.， 2015)通过动态能力能够影响国际新创企业国际化速度，但整体而言动态能力视角下国际化速度的研究成果鲜少，以往研究尚未将企业家精神、动态能力和国际化速度三者纳入到同一研究框架。更需要注意的是，动态能力的发挥具有情境依赖特征(Winter， 2003)，遗憾的是在环境不确定性日趋加大的当下尚缺乏将这一重要情境变量纳入国际化速度影响机制的研究，特别缺少聚焦中国企业家精神对国际化速度影响机理的探析。
综上可见，学者们分别从企业家精神或企业动态能力出发探究了其对企业国际化速度影响，做出来较大的贡献，但仍存在企业家精神、动态能力与企业国际化速度三者作用机理不甚清晰的缺憾，企业家精神作用企业国际化速度的路径也有待进一步揭示，环境不确定性在作用路径中的差异性影响机制尚需明晰。为此，本文将企业家精神、动态能力、环境不确定性与企业国际化速度纳入同一研究框架，构建作用理论模型并以我国A股上市的264个国际新创企业为研究对象，采用实证研究方法回答以下主要问题：我国国际新创企业的企业家精神与国际化速度的作用关系如何?动态能力是否发挥了中介效应?企业的动态能力对国际化速度的促进作用是否会受到环境不确定性的影响?
二、理论分析与假设提出
(一)企业家精神与企业国际化速度
本文参照Zahra(1993)、李巍和丁超(2016)、项凯标和蒋小仙(2018)的做法，将企业家精神分为创新精神和冒险精神两个方面，既包括企业技术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过程中体现出的创新精神，又涵盖企业家在不确定环境下对各种社会影响与风险的综合权衡决策中体现出的冒险精神。
首先，企业家创新精神有利于企业国际化速度提升。其一，富有创新精神的企业能够在激烈竞争的国际市场中不断探索，了解市场偏好以增强新产品和客户需求的兼容性，企业可以依赖技术优势去占领国际化市场(Lisboa et al.， 2011)。创新有利于企业与东道国潜在伙伴构建合作关系(Li et al.， 2018)，创造新的价值主张以满足客户的潜在需求(Buccieri et al.， 2020)，提高国际化扩张成功的概率。其二，富有创新精神的企业会加大研发人员的投入，充足的技术人才有利于企业吸收先进的技术与知识，建立知识资源的竞争优势(Oviatt & Mcdougall，1994)与技术领先地位，而国际创新企业可以凭借这种优势吸引国外企业的合作意愿。其三，企业家创新精神会促使企业维持较高的研发强度，不断推出新产品以满足变化的市场需求。一般而言，高科技国际新创企业为了适应快速、动态的技术变化，应对新產品生命周期短以及高研发成本摊销问题，致使企业有必要快速进入国际市场(Johnson，2004)，通过市场份额扩大以维系国际市场中的竞争力。综上可以看出，企业家创新精神有力地促进了企业创新战略的实施，加快国际扩张的速度。
其次，冒险精神同样可以提升企业国际化速度。一方面，在冒险精神的推动下企业家敏锐、大胆的特质促使企业能够发现旧商业模式与现实不相适应之处，敢于承担风险，能够突破陈旧的商业思维并创造出独特新颖的商业模式，以个性化战略增强企业的竞争力(傅家俊，2006)，有利于打造其在国际竞争中的差异优势，促使企业快速进入国际市场;另一方面，冒险精神意味着企业家在经营活动中对不确定机会的追求，决策者的国际化扩张意愿对于企业国际化速度有着重要影响(宋铁波等，2017)。在国际化进程中，富有冒险精神的企业对风险的高容忍态度能够进一步支持和强化企业的创业倾向(孙秀丽等，2018)，敢于积极制定竞争规则以提高市场地位(Zahra & Garvis，2000)，加速其国际化扩张。依此，提出如下假设：
H1a：企业家创新精神对企业国际化速度具有正向影响;
H1b：企业家冒险精神对企业国际化速度具有正向影响。
(二)动态能力的中介作用
Teece 等(1997)将动态能力定义为企业整合、构建、重构内外部资源以应对快速变化环境的一种能力。企业家精神对企业动态能力的形成与演化起到关键性的作用。首先，富有创新精神的企业通常具有战略导向，企业家创新精神越强，企业越会积极主动地监控与预测外部环境的动态变化，及时发现新的市场需求及技术变革，作出新产品和服务的战略调整。其次，冒险精神强化企业打破企业配资惯例的勇气，因而有利于资源的调整或重构，使得企业家能主动迎接挑战，积极探索市场机遇，拓展业务范围。孙秀丽等(2018)认为具有冒险精神的企业注重潜在收益，倾向于在结果被充分认知之前对公司创业活动投入较高的资源承诺。然而伴随冒险的创业资源投入，投资效率的追求成为必然，这会激发企业在相关领域知识积累的意愿形成学习优势，有利于企业维持动态能力。
企业动态能力可分为组织学习、协调整合能力与变革创新能力(盛宇华和蒋后卿，2018)，这三种能力均影响国际新创企业的国际化速度。首先，在组织学习能力方面，学习导向是国际新创企业国际化速度的驱动因素(Weerawardena et al.，2015)。企业进行国际创业的关键动机之一就是获取新知识以升级知识库，从而开发出新的应用、技术、产品和服务来推动进一步扩张(Zahra， 2019)。其次，资源获取和整合能力帮助企业在国际化经营中获取关键资源，并加以系统整合、重新配置，形成新的核心资源体系。这有利于企业协调配置其内部与国际市场资源，保障企业有效地获取和整合全球知识、技术及信息等资源，创造企业独特的价值以应对全球激烈竞争，加速国际化扩张。最后，变革创新能力促使其前瞻性地评估机会与威胁，支持新产品和新流程的开发，进行管理模式的变革创新(Teece，2017)。Knight和Liesch(2016)研究发现以快速国际化为目标的企业在对其产品和市场发展战略的选择过程中，以前瞻思维加速企业变革创新并持续创造出独特的组织能力，这更有利于企业加快国际化扩张。综上分析，动态能力承接了企业家精神与国际化速度的作用关系，为此提出如下假设：
H2a：动态能力在企业家创新精神与企业国际化速度的关系中起着中介的作用;
H2b：动态能力在企业家冒险精神与企业国际化速度的关系中起着中介的作用。
(三)环境不确定性对动态能力与国际化速度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
环境的不确定性是企业所处环境急剧性和波动性的变化状态，与环境的不可预测有关(Miller & Friesen， 1983)。企业建立动态能力与提升国际化速度的过程中，会受到竞争激烈的国际市场环境影响，在不同的市场情境中动态能力会有不同的表现(简兆权等，2015)。当环境不确定性较低时，企业不需要经常改变战略，利用现有的惯例及运营体系使其维持较高的效率。此时动态能力虽然促进国际化速度，但低不确定性下蕴含的国际市场机会少，企业若不断提高动态能力会破坏其资源整体的使用效率和价值潜力(Schilke，2014)，导致快速国际化不会通过提升动态能力得以实现;在中等不确定的环境中，环境变化大致沿着可预测的路径发生，国际化的战略投资机会与风险基本可以预期。Eisenhardt和Martin(2000)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动态能力在中等动态环境中会对竞争优势产生可预测、稳定的结果。此时虽然企业面临一定的国际市场威胁，但快速的市场需求和技术变动为企业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动态能力帮助企业及时感知市场需求变化，通过创新、战略变革及时进行资源重新配置，抓住市场机遇。因此，在中等不确定的环境中，动态能力对国际化速度的作用会趋向最强;而当不确定的环境较高时，动态能力对国际化速度产生的影响不可预测。企业面临大量的非结构化问题，环境剧烈变化所带来的威胁迫使企业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以维持竞争优势。由于动态能力本质上具有路径依赖和惯性问题(Eisenhardt& Martin，2000;Helfat & Peteraf，2009)，如果企业为维持较高的动态能力投入高额成本，会造成“时间压缩不经济”，降低综合競争优势。此时，企业利用动态能力促进国际化速度的意愿会减弱。
综上，随着环境不确定性由低向高转变：最初会正向调节动态能力对国际化速度的影响;在中等环境不确定性条件下，动态能力对企业国际化速度的提升作用最强;而一旦超过阈值，环境不确定性则会负向调节动态能力对国际化速度的影响。基于此，提出如下假设：
H3：环境不确定性在动态能力对国际化速度的影响中起到“倒U型”调节作用。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选取2013—2019年中国沪深A股的国际新创企业为研究样本，数据来源于国泰安、万得数据库。参考Khavul 等(2010)和黄胜等(2017)学者做法筛选国际新创企业：1.企业成立年限在10年以内的国际新创企业;2.企业进行国际化当年的海外业务收入比例不低于10%的国际企业。此外对样本做如下处理：剔除*ST、ST以及金融类企业，资产负债率大于100%以及数据严重缺失的企业样本。经过以上筛选，最终得到264家国际新创企业1848个平衡面板数据。为减少极端值影响，对连续样本做1%和99%分位的缩尾处理。
(二)指标选择与变量定义
1.被解释变量：国际化速度(Speed)。参照Shi和Prescott(2012)和任鸽等(2019)的研究，采用一定时间内海外销售收入的平均增长率代替。具体地，在时间窗口期[t，t+4]内，建立年度时间变量(t)与海外销售收入(OI)的自然对数之间关系的一元线性回归模型，如公式(1)所示，并对其回归系数b2取反自然对数来衡量国际化速度。
2.解释变量：企业家精神(ES)。参考程锐等(2019)采用的指标，以专利申请授权数衡量企业家创新精神;以研发与营销在销售收入中所占比重反映企业家冒险精神。
3.中介变量：动态能力(DC)。借鉴盛宇华和蒋后卿(2018)对动态能力的划分维度，将动态能力划分为组织学习能力、协调整合能力和变革创新能力，分别用大专学历以上员工占比、总资产周转率以及研发强度衡量，采用熵值法將上述指标综合为一个指标作为动态能力的代理指标。
其中，Sale为销售收入;Year为年度虚拟变量。运用最小二乘法回归得出的残差即为过去5年的非正常营业收入，它与过去5年营业收入的比值则为未经行业调整的环境不确定性，计算同年度未经行业调整的环境不确定性的中位数为行业环境不确定性;未经行业调整的环境不确定性与行业环境不确定性二者的比值为本文所求的环境不确定性。
5.控制变量。参考企业国际化相关学者的做法(宋铁波等，2017;任鸽等，2019;钟熙等，2018)，引入国际化经验、产品多元化、资产负债率、企业规模、董事会独立性以及产权性质作为本文的控制变量。此外，还控制了行业以及年份效应的影响。变量定义见表1。
(三)模型构建
四、实证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与相关性分析
各变量描述性统计与相关性分析结果(表2)显示，各变量相关系数大部分都小于0.52，且经过计算VIF值均小于10，可以判断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
(二)回归分析
考虑到不同企业间的样本观测区间差异可能存在异方差问题，第一步，BP检验和White检验的卡方统计量值对应的p值为0.000<0.05，说明模型存在异方差问题;第二步，Hausman检验结果支持原假设，则采用随机效应。因此，选择广义最小二乘法回归以解决异方差问题。
各模型回归结果见表3。模型(1)～(3)报告了动态能力在企业家创新精神与国际化速度关系间中介作用的检验结果。模型(1)结果显示，企业家创新精神对国际化速度显著正向影响(β=0.006，p<0.01)，因此假设H1a得到验证。模型(2)和(3)的回归结果表明，企业家创新精神与动态能力显著正相关，动态能力在企业家创新精神与国际化速度的关系中起部分中介作用，因此该结论说明，企业家创新精神有利于增强企业的动态能力，进而提升企业的国际化速度。模型(4)～(6)报告了动态能力在企业家冒险精神与国际化速度关系间中介作用的检验结果。模型(4)的结果可知，企业家冒险精神与国际化速度显著正相关(β=0.074，p<0.01)，假设H1b得到验证。模型(5)和(6)的结果表明，企业家冒险精神与动态能力显著正相关，动态能力在企业家冒险精神与国际化速度的关系中发挥部分中介的作用，假设H2b得到支持。模型(7)的结果可知，环境不确定性一次项与动态能力的乘积项系数显著为正(β=0.044，p<0.1)，环境不确定性平方项与动态能力的乘积项系数显著为负(β=-0.009，p<0.05)，表明环境不确定性对动态能力与国际化速度的关系中起到“倒U型”调节作用。随着环境不确定性由低向高转变，最初会强化动态能力对国际化速度的正向影响，并随着环境不确定性的提高强化作用会增强。当达到“拐点”即在中等环境不确定性条件下，环境不确定性对动态能力与企业国际化速度正向影响的强化作用最强。但一旦到达“拐点”后，随着环境不确定性的增强，会弱化动态能力对国际化速度的正向影响，并且随着环境不确定性的提高这种弱化作用越来越强。假设H3得到验证。
(三)稳健性检验
本文采用两种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1.缩小样本。据《经济参考报》报道，PMI指数在2014年12月仅微高于50%的荣枯线，制造业面临从扩张转为收缩的威胁，增长动力明显不足。考虑到研究样本期内的国际新创企业大多为制造业，截取2015—2019年的数据进行稳健性检验。2.变量替换。借鉴方宏和王益民(2017)学者关于国际化速度的衡量方式，以海外子公司数与企业国际化年限之比重新衡量企业国际化速度，重新带入模型进行检验。上述结果均表明各变量正负关系与显著性无实质变化(考虑篇幅暂不列示表格)。
五、结论与启示
(一)研究结论
本文基于资源基础观和动态能力观，将动态能力作为中介变量，揭示了企业家精神对于国际新创企业国际化速度的影响机理，探讨了环境不确定性对于动态能力与国际化速度之间作用关系的调节效应。通过以我国沪深A股264家国际新创企业为研究样本进行实证研究，得出以下主要结论：企业家创新精神、冒险精神能够显著提升企业国际化速度;同时，企业家创新精神和冒险精神对动态能力有显著正向影响，动态能力在企业家创新精神和冒险精神与国际化速度之间均存在部分中介作用;环境不确定性调节了国际新创企业动态能力与国际化速度之间关系的强弱，且调节效应呈“倒U型”。本文遵循“资源——能力——优势”的分析逻辑，将企业家精神、动态能力与国际化速度纳入同一研究框架，将企业家创新精神和冒险精神视为企业不易复制的重要战略资源，实证了动态能力是一种将内外部资源高效整合、提高企业识别和开发国际机会的运行机制，进一步厘清了企业家精神对国际化速度的作用路径。同时，本文将环境不确定性作为调节变量，验证了环境不确定性对动态能力与国际新创企业国际化速度之间关系的“倒U型”调节作用，揭示了动态能力对企业国际化速度影响过程中存在环境不确定性调节的差异化作用机理，研究结论进一步扩展了动态能力对企业国际化速度决策的影响边界，也为保护主义抬头与动荡国际贸易环境下企业国际化速度的正确抉择提供了理论支持。
(二)管理启示
本文在环境不确定性调节下企业家精神和动态能力对于企业国际化速度的作用机理，提供管理启示如下：
第一，重视企业家精神的培育，发挥其在快速国际化发展中的作用。成长路径依赖迫使国际新创企业积极发现国际市场的机会，企业家精神提供了其在追求创新和勇于承担风险的动力和倾向。企业应当制定一套培育企业家精神的长期战略，通过企业文化激发企业的创新精神和冒险精神，对现有产品和工作流程进行增量改进，专注新产品和开拓新市场，进而充分挖掘和利用国际市场机会。
第二，为克服资源和规模限制等劣势对企业国际化成长的制约，动态能力培育是非常必要的。企业需要发展动态能力的敏锐性，结合实践的惯例和基准来发展适合自身的动态能力。利用学习能力、整合能力及变革创新能力及时向顾客传达企业的价值主张，洞察顾客需求及竞争对手的战略变化，进行合理的资源配置以维持更灵活和动态的业务实践，及时变革自身的战略模式，使得企业具备持续的能力加快推进企业的国际化扩张。
第三，企业在加速国际化扩张的过程中，不仅应关注企业家精神和动态能力，还应特别关注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面临低环境不确定性，企业可以只维持原有动态能力，利用现有的惯例及运营模式来解决日常结构化问题;面临中等环境不确定性，企业应大力培育与提升动态能力，发挥动态能力对国际化扩张的优势作用;面临高环境不确定性，为了避免资源配置的不经济，企业不宜以过高的投入去维持较高的动态能力，可以将资金投入在人力、市场等其他方面以解决企业非结构化问题，利用大数据技术研判环境变化趋势，确保企业整体的投资效率维持在相对较高水平，蓄力企业国际化速度的可持续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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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璐璐
第三篇：异质企业贸易理论对我国企业国际化经营的启示
摘要:通过对新新贸易理论(异质企业贸易理论)的分析,并从企业的异质性和企业层面的贸易和投资现象两个方面剖析了该理论的特点,进而探讨了异质企业贸易理论对我国企业进入国际市场的实践指导意义,为中国企业实现跨国经营提供参考和指导。
关键词:新新贸易理论 异质企业 国际化经营
0 引言
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和发展,我国经济已经孕育出一大批具备国际竞争力的企业。伴随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融合程度的加深,许多企业开始走出国门,积极探索国际化战略,在世界范围内谋求更大的发展空间和发展机遇。
异质企业贸易理论是国际贸易的理论前沿,其最重要的创新是将企业异质性引入原有模型框架,从微观企业行为视角重新分析和解释国际贸易与投资以及跨国企业全球组织生产的抉择。这一理论出现与发展,更好地解释了企业进入海外市场的方式,特别是可以解释是贸易还是投资的选择,以及对外直接投资与外包。因此,为了适应我国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的需要,深入了解新新贸易理论的内涵及其发展,为当前我国企业实际国际化经营提供参考和指导,以探讨我国开展跨国公司的最优国际化战略问题。
1 新新贸易理论的内容
新新贸易理论的概念最先是由Baldwin于2004年提出,而最早研究新新贸易理论的代表应属Melitz(2003),Antras(2003)以及Bernard等(2003)。该理论以微观的企业为研究对象,研究企业的全球生产组织行为和贸易、投资行为。其最突出的特征在于假设企业是异质的,也就是企业是存在差别的,而不是像先前贸易理论那样假设企业同质性,只是外在的市场结构差异影响到企业行为,而其异质性主要体现在生产率差异。该理论中,将企业生产率差异纳入新贸易理论,并以此分析企业商业模式选择,称为异质企业贸易模型,又被称为异质性企业贸易(简称HFT)理论;新新贸易理论的另一派则以Antras(2003)为代表,将新制度经济学的不完全契约思想纳入一体化和外包的商业模式选择,称为企业内边界理论。这里,主要介绍异质企业贸易理论。
我们知道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产业层次,没有充分注意到企业间的差异对于理解国际贸易的重要性。同一产业部门内部企业之间的差异可能比不同产业部门之间的差异更加显著,无论是企业规模还是企业的生产率,企业都是异质的。新新贸易理论通过企业异质性来分析和研究更多新的企业层面的贸易现象和投资现象。因此,新新贸易理论的特点表现为两个转变:一是贸易分工基础由国家优势向企业特有异质优势的转变;二为贸易所得来源由国家层面向企业层面优胜劣汰行为的转变。
事实上,对大型跨国公司的实证研究也表明,那些拥有更多国际专利的企业,在一个特定的时段它们可以发展得更快并占有更多的国际市场份额。特别是那些在产业中最具创新的企业可以创造一系列非常有效的所有权优势和竞争优势,从而加快其国际生产进程,提高其世界市场份额。而技术水平较低的企业将逐步被淘汰。
2 关于企业的异质性
现实世界中,个体企业存在特性差异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福斯特、梅特卡夫(2005)指出,从经济学一般理论角度看,异质性表示所考察对象之间的差异化程度,不论是家庭、厂商、部门还是地区或者国家,都会因为他们在产品消费或生产、生产方式选择、创新活动和组织环境上所做出的决策,形成其努力、行为和成功方面的差异。因此,无论从经济增长理论假设的现实性角度,还是从探究经济增长的微观机制来说,企业异质性是一个基准概念宋德勇等(2009)。
根据杨瑞龙、刘刚(2002)的研究,企业异质性的基本内涵为:首先,企业是一个历史的不断内生成长和演化的有机体,企业在成长中所积累的核心知识和能力是独特的和有价值的。其次,企业的核心知识和能力作为企业的关键性生产要素是非竞争性和难以模仿与替代的,既无法通过市场公开定价和获得,又使其他企业的模仿和替代行为面临成本约束。在企业异质性假设基础上,企业通过核心知识和能力的积累及其相应的竞争行为或战略获得持续的竞争优势或超额利润,企业的利润或竞争优势是内生的。
总体而言:企业异质性主要表现为企业(或工厂)生产率、产品质量以及工人技能方面的差异,而当前对这种差异性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贸易自由化对于产业内部结构变化所产生的重要影响上。贸易自由化可以促使企业“质量”提升,这里的“质量”主要指企业生产率或产品质量。在贸易自由化条件下,由于企业进入出口市场需要支付一定的固定成本,而通常只有生产率较高的企业才能承担出口进入固定成本,因此,企业特性差异会造成企业出口决策的差异,具体表现为:有些企业进入出口市场,而有些企业则只在国内市场上销售其产品,这就形成了国际贸易中的企业异质性。因此,所谓国际贸易中的企业异质性,就是指出口企业与非出口企业在一系列企业特性上的差异,以及由此所引发的关于出口与企业生产率之间因果关系的探讨。由此,国际贸易中的企业异质性和出口进入沉没成本是在企业异质性视野下研究贸易自由化与生产率增长的两个关键要素。
3 异质企业贸易理论对企业参与全球竞争的启示
企业在国际化的过程中面临着两个关键选择:一是,是否进入国际市场,继续作一个本土企业还是选择进入国际市场;二是,以何种方式进入国际市场,即选择出口还是FDI的形式?异质性企业理论从新的视角进行了分析。
新新贸易理论的主要结论是企业的贸易和投资行为越来越表现一体化的趋向,它们自主地决定出口和FDI的国际化路径选择,并且在全球范围内组织生产。这里起关键作用的是企业的异质性,研究显示,选择出口的企业生产率高于只供应国内市场的企业,而选择FDI方式的企业生产率又高于出口的企业。同时,在出口贸易的经济效应上,出口对于企业生产率的作用方向不确定,对于那些生产率较高的企业是有利的,但对于生产率较低的企业并不利。同时,出口贸易能够提高全社会企业的平均生产率,迫使一部分生产率低的企业退出市场而增加生产率高的企业的市场份额。
因此,根据异质企业的垄断竞争模型,如果假定企业面临着一些在国外市场建厂的固定成本,只有生产率最高的企业才愿意在国外投资建厂既选择绿地投资方式。将企业按照其生产率排序,生产率最低的企业将退出市场;第二类型的企业只为本土市场生产,不从事出口;生产率较高的企业既在本土销售也从事出口;只有最高生产率的企业既从事本土销售和出口,同时也在海外设立分支机构,同时选择跨国并購方式进入东道国。
根据新新贸易理论,贸易分工的基础是企业层面的优势,贸易开放下,企业优胜劣汰,最终会导致生产要素集中在生产效率高的企业中,从而产生更大的企业集中。这意味着,只有生产效率高,竞争优势强,规模大的企业才能在国际竞争中获益最多并能得到更大的发展,这就是所谓的企业自我选择机制。同时,除了企业的自我选择,企业的出口决策也同样会受到企业所处环境的影响,政策的变化会影响企业的出口决策,贸易政策可以通过激励企业有意识地自我选择并促进生产率提高而发挥积极作用。同时,企业进入出口市场后,竞争加剧、知识积累、技术转移等因素都有助于企业生产率的进一步提升,即有可能存在“出口中学”效应,这样的话,非出口企业也会从出口企业学习如何出口,除了象出口补贴、税收优惠等一般常用的出口促进措施外,则改善基础设施,提高信息沟通,促进企业集群建设等都会促使企业进入国际市场。
4 我国企业国际化经营的方式的选择
新新贸易理论告诉我们,企业生产率决定了其对外贸易选择行为,生产率越高的企业获益越大。因此,企业应首先根据自身的生产率情况选择是否出口以及是否对外直接投资,再者,政府应该鼓励企业创新和提高生产率,优化出口贸易结构,更多的注重质量和效益,限制和废除“两高一资”产业发展。最后,在对外贸易的同时,鼓励和帮助生产效率高的企业积极走出去,开展对外直接投资,因为生产率高的企业能够从对外直接投资中获得更多的好处。
而企业对外投资的方式选择中应该考虑以下因素:
首先,企业生产率异质性是决定选择的主要因素,要正确认识和评估自身的生产率水平,也应重视培养和提高生产率,再根据产业的特点选择确实符合企业成长和发展的对外直接投资模式。
其次,将新新贸易理论的结果进行一个具体的扩展,可以得到,那些以技术优势为生产率差异的行业,由于技术可以跨国流动,则生产率越高的企业应该绿地投资;那些以本土化管理经验和资源优势为生产率差异的行业,由于这些优势和能力不能跨国流动,则生产率高的企业应该选择跨国并购。
最后,针对当前我国企业和产业发展水平的现实和特点,可以得到一个大致的投资模式选择是:我国的高新技术类产业,其核心竞争力为技术,水平不高且生产率较低,应该更多选择跨国并购的方式进入国际市场,设立分支机构,或者在国外设立研发中心,以不断增强竞争力和获取市场份额;我国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其核心竞争力为资源和劳动力要素成本,生产率并不高,不应该大量对外直接投资,即便要走出去,应该更多选择绿地投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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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江苏省教育厅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立项课题(08SJD7900056)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赵静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