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论文没有思路的时候,经常查阅一些论文范文,小编为此精心准备了《农业考古家畜管理论文(精选3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1引言马的驯化极大地推动印欧语系人群和文化的分化与扩张,扩大了草原青铜文化的影响范围,并大大提高了人类的运输和战争能力。因此,马的驯养和开发被认为是欧亚草原文明快速演进的核心条件,也深深地影响着古人类文明的发展进程(1)。
农业考古家畜管理论文 篇1:
新石器早期遗址中出土的猪骨分析
摘 要:我国是发现世界上最早家猪骸骨的国家之一。考古发掘证明,在我国新石器早期遗址中就已经发现家猪的骸骨,值得一提的是,随着新遗址的发现和新材料的出土,我国家猪的起源时间不断得到更新,在新石器时代早期的河北武安磁山遗址、内蒙古兴隆洼遗址、浙江跨湖桥遗址和河南贾湖遗址中都发现了家猪存在的证据。这无疑证明我国是世界上家猪的起源中心之一。
关键词:家猪;骨骼;肉食资源
根据动物考古学的研究方法,判断某个考古遗址所出土的动物骨骼属于家养或是野生,其主要依据以下三个原则:1、基于骨骼形态学的判断,即通过观察、测量和比对,比较骨骼、牙齿的大小、尺寸以及形状等特征和诸多信息,用来区分家养动物(即家畜)和野生动物。2、当发现和认识到考古遗址中某些动物若是经过了古代人类有意识的处理,那么一般便可依此认为这种动物属于家养动物。3、通常的做法是将动物的年龄结构及骨骼形态上的反常现象和考古学分析有机地结合起来进行比较和判断。[1] 此外,袁靖先生将鉴定家猪的标准总结为七个方面,分别是形体特征、年龄结构、性别特征、数量比例、考古现象、食性分析和DNA研究。 由于从野猪到家猪的进化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因此驯化初期的家猪的骨骼形态和大小很可能非常接近野猪,很难通过形态学的鉴定方法将其与野猪分开。
一、出土有猪骨的新石器早期遗址
首先列举距今年代最久远的发现家猪遗骸或疑似家猪遗骸的我国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
(一)河北徐水南庄头遗址
据报道,在距今约10000年左右的河北徐水南庄头遗址就已经出土有猪的遗骸。发掘出土的猪骸骨包括左右上颌骨各1块,左挠骨2块,代表2个个体。但是在《河北徐水县南庄头遗址试掘简报》中,编写人员仅靠4块猪骨便直接将猪骨认定为家猪骸骨,[2]根据袁靖先生提出的标准来看,我认为直接据此认定就是家猪骨骼似乎尚缺乏足够的证据。
(二)广西桂林甑皮岩遗址
广西桂林甑皮岩遗址下层出土了大量的猪骨,经14C测定遗址下层的地层年代距今约11310€?80年至7580€?10年之间。
通过比对、分析、测量等研究,甑皮岩遗址猪的年龄结构根据鉴定得出一系列的数据,主要依据牙齿的萌生和磨损级别,考古人员和研究者推测出2001年发掘出土的第一期三块上颌骨分别为大于2、5岁的两块和大于2岁的一块。1973年发掘出土的猪的上颌骨为32块,平均年龄为2、46岁,2、5岁以上的占60%以上。下颌骨为25块,平均年龄为2、17岁,2、5岁以上的占42%以左右。[3]相当有一部分学者认为,在桂林甑皮岩遗址中发现的猪骨已经可以认定为家猪遗骸,据此推断出早在距今约9000多年前,在我国南方的有些地区就已经出现了最早的家猪。
(三)河南舞阳贾湖遗址
在《河南舞阳县贾湖遗址出土猪骨的再研究》一文中,罗运兵和张居中从形态学、年龄结构、数量比例、文化现象和病理学观察五方面对贾湖遗址出土的猪骨进行综合分析后得出该遗址存在家猪的结论。同样在其他论著中罗运兵一直持此观点。[4]
(四)内蒙古兴隆洼遗址
兴隆洼遗址的年代距今8200~7000年,可分为三期,第一期为距今8200~8000年,第二期为距今8000~7400年,第三期为距今7400~7000年。兴隆洼遗址同样出土了疑似家猪骸骨。
从形体等特征来看,猪的第三臼齿中的有三分之二以上的个体尺寸超过40毫米,尤其到了晚期,第三臼齿中超过40毫米的个体超过90%,野猪的特征比较明显。其年龄结构普遍偏大,和野猪的年龄结构类似。其最小个体数的统计显示,猪在早期占全部动物总数的42.9%,中期占到114.4%,晚期占到22.5%。[5]相反,其他动物的数量除早期稍低于猪外,其他各期都明显多于猪。这个特征似乎也让人们联想到兴隆洼遗址出土的猪骨属于野猪的可能性较大。
(五)浙江跨湖桥遗址
跨湖桥遗址距今8200~7000年。这个遗址可以分为早、中、晚三期,早期为8200~7800年,中期为7700~7300年,晚期为7300~7000年。在跨湖桥遗址中发掘的猪骨也被认为可能是家猪骨骼。
从形体特征来看,各期都发现猪颌骨的齿列明显扭曲的现象,显示出因为下颌骨的缩短而造成牙齿排列凌乱的证据,可以作为家猪来对待。从牙齿尺寸看,早期第三臼齿有6个数据,其中有3个大于42毫米,而中期的三个数据均小于40毫米,晚期的4个数据除1个为40.96毫米以外,其余均小于38毫米。除早期的3个超过42毫米的数据可以推测为属于野猪的以外,其余包括早期在内的10个数据都属于家猪的范围。尤其是牙齿尺寸存在着一个变小的过程,家畜化的过程表现的更为明显。从年龄结构看,2.5岁以上的猪由早期的87.5%降低到中晚期的45%左右,其平均年龄也由早期的4.6岁降低到中期的3.5岁,再降低到晚期的2.9岁,从早期到晚期有一个明显的逐步年轻化的过程。从猪在全部哺乳动物中所占的比重看,按照最小个体数的统计结果,猪在全部哺乳动物中的比例分别为早期占22.58%,中期占12.2%,晚期占8%。[6]
(六)河北武安磁山遗址
磁山遗址中出土的猪骨很早就被公认为是我国迄今发现的最早家猪。其根据如下:即1、在该遗址的窖穴中发现有1岁左右的完整猪骨,在其上面堆积着小米;2、绝大多数猪的年龄介于1-2岁间,这样的年龄结构一般认为应该只有在人为的控制和选择下才会出现;3、猪上颌第三臼齿的长宽测量数据(长平均36,宽平均21、5mm)和下颌第三臼齿的长宽测量数据(长平均41、4,宽平均18、3mm)已经和野猪的数据有区别,与新石器后期遗址出土猪的数据相近;4、稳定碳同位素的分析表明,猪以C4类植物为主要食物,表明与饲养相关。[7]
所以可以确定出土猪骨确为家猪骨骼的遗址为河南舞阳贾湖遗址、浙江跨湖桥遗址和河北武安磁山遗址。出土疑似家猪骨骼的遗址有河北徐水南庄头、广西桂林甑皮岩遗址以及内蒙古兴隆洼遗址。
二、养猪业推动了人类社会的进步
养猪业的出现改变了人类获取肉食资源就必须外出狩猎的面貌,相对于狩猎带给人们的不确定性、低效率性以及危险性,养猪业给人们提供了获取肉食资源的一种较为稳定,而且高效的模式。所以,养猪业的出现如同农业的出现一样,是一次伟大的生产革命。
袁靖先生认为,人类获取肉食的模式,按时间先后可分为三种,即依赖型、初级开发型和开发型。早期,渔猎是肉食的主要来源,肉食的丰富程度与获取的难易,完全受环境资源的制约,这种获取肉食的模式称为依赖型。之后,除渔猎外,人们学会了某些动物的驯化,开拓了获取肉食的新资源。此时,肉食资源还主要以渔猎为主,原始畜牧业仍然居于辅助地位。这种模式被称为初级开发型。随着畜牧业的发展,渔猎的比例逐渐下降,人们的肉食来源发生了质的飞跃,即肉类的大部分来源于某种驯化家畜,周围环境野生动物已下降成为肉食的次要来源,人们将这种模式称为开发型。
显而易见,袁靖先生所说的"某种驯化家猪"实际就是指猪。在野猪被驯化,家猪开始起源时,人类获取肉食的模式应该是初级开发型,即驯化的开始阶段。在这一阶段中,家猪的养殖非常原始,家猪在人类肉食食谱中所占的比例也很低,人们还没有完全了解猪的习性和掌握养猪的技能。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对养猪业为主的畜牧业有了更深刻的认知和理解,加之农业的发展,为畜牧业提供了更多的资料,而反过来畜牧业又为农业生产提供了肥料,这样的良性循环无疑促进了农业和畜牧业的共同发展。当粮食在饮食中的比例逐渐提高时,人们便再也需要疲于奔波在野外,整天从事危险系数较高的渔猎活动。这样必然促使人们加快对家养动物的开发,使人类社会加快进入农业生产和畜牧业并重的二元经济时代。当粮食出现剩余,养猪业亦得到发展的时候,社会中一部分从事农业和畜牧业生产的人便可脱离生产专门从事其他方面的生产,这便推动了社会的第二次大分工,社会中出现了专门的手工业,从而推动了社会的向前发展。
综上所述,在我国新石器时代早期,先民们便已经开始了尝试驯化野猪的努力,并最终取得了成功,也因为猪拥有的各方面优势,使得家猪自一出现,几千年来一直作为我国人民获取肉食的主要来源,从未有其他动物超越猪作为人们最大的肉食来源的地位。 所以一直以来,猪肉在中国人的饮食文化中占有非常大的比重。时至今日,有报道指出,中国是目前世界上生猪存栏量最多的国家。由此可见猪对中国人的重要性。
参考文献:
[1]袁靖:《中国新石器时代家畜起源的几个问题》,《农业考古》,2001年第9期。
[2] 保定地区文物管理所等:《河北徐水县南庄头遗址试掘简报》,《考古》,1922年第11期,第961-967页。
[3]李有恒、韩德芬:《广西桂林甑皮岩遗址动物群》,《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第16卷第4期,1978年。
[4] 罗运兵:《中国古代家猪研究》,博士学位论文,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2007年。
[6]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萧山博物馆:《跨湖桥》第241~272页,文物出版社2004年。
[7] 袁靖:《中国新石器时代家畜起源的几个问题》,《农业考古》2001年第3期。
作者:郭泰宗
农业考古家畜管理论文 篇2:
陕西淳化枣树沟脑遗址马坑内马骨的C和N稳定同位素分析
1 引 言
马的驯化极大地推动印欧语系人群和文化的分化与扩张,扩大了草原青铜文化的影响范围,并大大提高了人类的运输和战争能力。因此,马的驯养和开发被认为是欧亚草原文明快速演进的核心条件,也深深地影响着古人类文明的发展进程(1)。世界范围来看,家马的驯化最晚可追溯至公元前四千纪中叶;之后,家马遗骸在中亚草原地带及欧亚大陆地区诸多考古遗址多有发现(2)。大约在商代晚期,家马突然大量出现于中原地区,并被用做牺牲埋葬于高等级祭祀坑及贵族墓地(3)。
《左传·成公十三年》:“国之大事,在祀与戎”(4)。作为祭祀礼仪中高等级的牺牲及战争中出奇制胜的法宝,家马对于统治者来说无疑具有极高的宗教、政治和军事意义,对早期家马的研究也成为认识先秦礼制、军事及社会变革的重要手段(5)。然而,目前的研究主要针对考古遗址中出土的马匹的年龄、性别及骨骼形态学等问题,鲜有对家马饲养策略的分析(6)。这一现状限制了对古代家马极其功用的深入了解。近年来,随着考古学理论和技术的发展,通过对考古遗址出土动物骨骼中的相关稳定同位素组成的测定来研究动物的食物结构,已经成为研究家畜起源及饲养策略的主要方法之一。利用这一方法,国内学者业已对史前猪、狗、黄牛、绵羊等动物的饲养策略进行研究(7)。然而,一直以来,缺少对家马饲养策略的科技分析。因此,本文通过对陕西淳化枣树沟脑遗址西周中晚期马坑(MK1)出土马骨进行C、N稳定同位素分析,研究这些马匹的食物结构和饲养策略。
2 材料与方法
2.1 出土背景概况及样品选择
枣树沟脑遗址位于陕西淳化县润镇乡梁家行政村辖区,以先周文化遗存分布范围最广。2006至2010年,西北大学考古学系与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合作进行了四次发掘,发掘总面积近3000平方米(8)。马坑(MK1)位于发掘区西南部,平面大致呈圆形,其年代为西周中晚期。坑内葬马4匹,编号为马1、马2、马3、马4。此次样品选自这4匹马,包括牙齿3例(均为牙本质部分),骨骼5例,具体取样部位见表一。
2.2 样品预处理
机械去除样品表面污染物,超声清洗并干燥。选取约0.5克样品,加入0.5摩尔/升盐酸于5℃下浸泡,每隔2天换新鲜酸液,直到样品酥软无气泡。去离子水清洗至中性,加入0.125摩尔/升氢氧化钠室温下浸泡20小时,再洗至中性。置入pH=3的溶液中70℃下明胶化48小时,浓缩并热滤,冷冻干燥得胶原蛋白。最后称重,计算胶原蛋白得率(骨胶原重量/骨样重量,结果见表一)。
2.3 测试与数据统计分析
样品胶原蛋白中C、N元素含量和稳定同位素的测定在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分析测试中心完成,测试仪器为热电公司生产,配备有Vario元素分析仪的Isprime 100 稳定同位素质谱仪。C、N稳定同位素比值分别以国际标准USGS24标定碳钢瓶气(以PDB为基准)和IAEA-N-1标定氮钢瓶气(以AIR为基准)为标准,分析精度分别为±0.1‰和±0.2‰。C同位素的分析结果以相对美国南卡罗莱纳州(Caroline)白垩系皮迪组箭石(Cretaceous Belemnite)碳同位素丰度比(PDB)的δ13C表示,N同位素的分析结果以相对氮气(N2,气态)的δ15N表示。样品的C、N含量以及C、N稳定同位素比值见表一。
3 结果与讨论
3.1 骨骼污染判断
利用C、N稳定同位素进行食谱分析基于一个重要假设,即骨骼的结构和化学组成在埋藏过程中基本未受外界环境的影响,仍能保持部分生物学特性(9)。然而,土壤的酸碱度、温湿度、微生物活动等相关因素不可避免要改变骨骼的化学组成,从而导致其结构的破坏,造成骨骼污染。因此, 鉴别污染, 筛选出未经污染或污染甚轻的样品并剔除污染严重的样品, 是稳定同位素分析的首要任务。研究表明,骨胶原C、N含量分别在15.3%~47%和5.5%~17.3%范围内,且C/N摩尔比值介于2.9~3.6时,可视为无污染的样品(10)。送检的8个样品C、N含量分别为33.4%~43.1%、11.7%~15.5%和C/N摩尔比值为3.2和3.3,均在此范围内,说明样品中的骨胶原保存较好,可以用于食谱重建。
3.2 马的饲养策略
C、N稳定同位素分析原理,国内学者已曾详细介绍,此处不再赘述(11)。4匹马肢骨的δ15N值为4.0~5.8‰,这符合暖温带陆地食草动物的δ15N值为3~7‰的特征(12)。与肢骨相比,马2和马4右上第二乳前臼齿(dP2)均高于相应肢骨的δ15N值,差值分别为1.2‰和2.1‰;而马1右上第三前臼齿(右上P3)则与其肢骨的δ15N值基本相同。我们认为,这种情况与马在不同年龄阶段的食物结构及骨骼和牙齿的营养代谢有关。研究表明,哺乳动物的牙齿本质生长是由齿尖开始,由外向内层层相继地生长,这也被称为牙本质生长线。牙本质生长线一旦形成,其化学组成便基本不再与外界交换(13);而骨骼在个体死亡之前始终参与新陈代谢,其化学组成也随之变化(14)。因此,牙齿的化学成分记录了该个体牙齿发育阶段的食物信息,骨骼同位素则记录了个体死亡前若干年内的食谱概况。dP2从出生之时已经开始发育,主要记录了家马断奶之前的食谱信息。此时,马驹主要通过母乳获取营养,母乳效应(Nursing Effect)会导致其骨骼和牙齿δ15N值比母马高3‰~5‰(15)。断奶之后(16),小马所采食植物的δ15N值比马奶底约3‰~5‰(一个营养级),这种变化最终会反映在骨骼的δ15N值上。因此,马2和马4乳齿的δ15N值高于骨骼。相比之下,马1右上P3发育的时间则始于2.5岁左右(17),因此其δ15N值与骨骼几无差异。
淳化枣树沟脑遗址所在地属于半湿润气候区,自然景观为森林草原地带(18),这种环境并不利于野生C4植物的生长(19)。因此,野生或放养状态下食草动物的食谱中应基本为C3植物。针对枣树沟脑遗址的农业考古工作虽暂未开展,但据周邻同期遗址的情况可知此处位于北方旱作农业区,其典型作物是以粟和黍为代表的C4植物。如在邻近的周原遗址王家嘴地点(年代为庙底沟二期至东周)的出土谷物以粟最多,达6437粒,占出土谷物的92%(20)。因此,我们可以根据δ13C值来判断该遗址马的食谱已被人为干预,即向其饲料中添加粟、黍及其副产品。
从枣树沟脑遗址马的δ13C来看,分布范围为-17.1‰~-12.9‰,明显大于完全以C3植物为食者的同位素值(如鹿和草兔,δ13C基本在-20‰左右或更低),而又小于完全以黍或者粟类产品为食的动物(如猪,约为-7‰或更高)(21),说明这些马与野生食草动物食谱并不相同,其食物部分来自粟作农业产品。这一结果肯定了其家马的属性,与动物考古研究结果相符(22)。同时,不同的δ13C反映了其生前不同的食物结构和饲养策略。马1、马2、马4的δ13C集中分布在为-12.95‰~-15.5‰,体现出以C4食物即粟黍等为主的食谱类型,饲养策略可能以人工饲养为主;而马3的δ13C为-17.1‰,反应它的食物来源以C3植物为主,含有少量粟类食物,我们据此推测其饲养策略应以野外采食的放养为主,并在冬季及早春等不适宜放牧的时候为其提供粟类食物作为饲养。事实上,这些推测也得到了先秦史料的支持。《诗经·小雅·鸳鸯》:“乘马在厩,摧之秣之”(23)。 郑玄注:“摧,莝也;秣,粟也”。《诗经·国风·周南·汉广》:“之子于归,言秣其马。……,言其秣驹(24)。”可见,粟在当时是饲养马匹的主要饲料。此外,《周礼·夏官·圉师》中也有关于马匹饲养方式的记载,如 “春除蓐,衅厩,始牧”。即春天除去马厩中铺垫的草,行衅礼,然后开始放牧(25)。《左传·庄公二十九年》:“凡马日中而出,日中而入。”杜预:“日中,春秋分也。(26)”显然,周代牧马的时间主要集中在草木繁盛的夏季。如此,喂养与放养结合,应该是当时饲养马匹的主要方式。
4 结 论
通过对陕西淳化枣树沟脑遗址西周中晚期马坑1(MK1)出土马骨进行C和N稳定同位素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 马2、马4年龄dP2的δ15N值高于其肢骨,这与其断奶之前的母乳喂养有关。
(2) 枣树沟脑遗址马坑1出土马骨的δ13C值大于完全以C3植物为食者的同位素值,表明这些马生前食用较多的C4类植物即粟黍等,它们的食物明显受到人类的干预,这一结果一方面肯定了其家马的的属性,与动物考古学研究成果相符;另一方面,也为今后开展中国古代家马起源与饲养策略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
(3) 4匹马中马1、马2、马4的δ13C值反映出以C4食物即粟黍等为主的食谱类型,其饲养方式可能主要为人工喂养,并辅以放养;而马3的δ13C值表明它的食物来源以C3植物为主,同时含有部分C4食物,因此其饲养策略可能以放养为主。这种情形是否代表了马匹牺牲来源的多元化,还需要进一步的分析。
受所选取样品数量和属性的限制,上述结论还有待进一步的检验。我们今后会继续关注并开展相关研究,以便于深入认识中国古代家马起源及饲养策略。
致谢: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袁靖研究员、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王建新教授对本文予以悉心的指导,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注释:
(1) Anthony DW, The horse, the wheel, and language how bronze-age riders from the Eurasian steppes shaped the modern world.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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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李学勤主编:《春秋左传正义》,第292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
作者:陈相龙 李悦 刘欢 陈洪海 王振
农业考古家畜管理论文 篇3:
《齐民要术》所记农业技术及其在中国农业技术史上的地位
内容摘要 文章针对《齐民要术》所记农业技术及其在中国农业技术史上的地位进行研究,首先对土壤肥料与耕作制度方面进行阐述,其次对作物选择与播种方式进行介绍,最后从树木、畜牧与酿造等方面出发,对《齐民要术》的技术地位进行综合分析,希望能够为新时代的农业发展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
关键词 《齐民要术》 农业技术 历史地位
1 引言
《齐民要术》中蕴含着丰富的农业技术思想,而且强调农业工作时应该顺应天时与地利,这样才能达到天、地、人三者的和谐统一,进而保持农业理念的可持续发展。《齐民要术》的作者贾思勰是我国古代杰出的农业科学家,其通过对自然科学进行研究,进而将变化规律转嫁到农业技术中,这样可有效提升作物的播种效率的收获成果。全书共分为十卷,分别对各类农业技术进行介绍,例如,针对田地与谷物进行处理,还有选择合理的轮种方式与育畜策略等,无论是在古代还是现代,《齐民要术》对于我国农业来说都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
2 《齐民要术》传统农业思想的本质内涵
《齐民要术》在我国农业发展历史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同时《齐民要术》也有效推动了我国农业的良好发展,该著作始终强调农业生产是一个系统工程,不仅需要对自然规律进行研究,还要不断加深对植物特性的认识,这样才能实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齐民要术》首先指出农业要顺应天时,也就是自然循环中的天道规律,农业生产过程中需要根据时节与天气选择种植的产品,而且不同植物的温度需求也存在差异,只有在合适的季节从事恰当的农业生产活动,才能科学提升种植效果;其次提出“不违农时”的观念,也就是在农业生产过程中需要对除草、耕种、收割以及储藏等活动进行合理安排,当选择最恰当的时间时便可以称作上时,只有符合自然生态的发展原则,才能在收成环节得到更多自然的馈赠;贾思勰最后提出土地的特性也会直接影响到农作物的生长效果,因此在种植时需要采取“因地制宜”的策略,还要合理把握种植数量、种植时间、种植方式、种植间距以及肥料的使用方法等,使谷物能够得到充分的营养。
3 土壤肥料与耕作制度
古人很早便意识到土壤肥料的重要性,并且在诸多农业著作中都记录了春耕前应该前进行强土,这样才能增加土壤之中的营养成分,同时还要使较硬的土壤尽量变得柔软一些,这样可以更适合耕种,《齐民要术》中针对土壤管理进行了系统性的论述,并且详细指出不同土地应该种植何种植物,这也能够体现出《齐民要术》对各类土地营养情况的深度掌握[1]。例如在雨水多的季节可以有效改善土壤品質,由于降雨过程中会加强土壤中的水分湿度,这样在针对其进行翻整时可以提升作业效率,此外在秋收之后,可以采用合适尺寸的拉锋进行翻整,这样不仅可以保证土壤的软化程度,还能够不破坏土壤的整体结构,进而马上开展秋耕作业,这种土壤管理策略在当前北方地区依然适用。
我国农业历史中大概从春秋时期开始施肥,到了战国时期已经得到了大部分人的重视,并且在农业生产过程中取得了不错的应用成果,《齐民要术》也指出在利用基肥的基础上,还可以针对肥料进行改良,也就是溲种法。将传统肥料与羊粪结合在一起将其溲附到种子上,进而提升禾苗的抗旱能力,等同于当代农业生产过程中的种肥或者补肥,这种施肥方式能够提供了种子极大的营养成分,还能够对各类病虫起到防治作用,因此,才能够在我国农业发展过程中始终传承。
此外,《齐民要术》还记载了相关的耕作制度,也就是根据天气情况与土壤情况制定科学合理的耕种规则,这样不仅能够合理降低整体工作量,还能够提升耕种效率,尤其是针对谷物与豆科植物的种植时间进行界定,这也能够看出《齐民要术》已经对不同季节的土壤成分进行综合分析,同时根据天气变化情况总结出各类农作物的准确播种时间,这类轮栽模式在当时便取得了社会各界的高度认同。
4 作物选择与播种方式
诗经中层记录我国古代北方地区主要粮食作物为粟与黍,并且在春秋战国时期便可以看出两种谷物的明显区别,《齐民要术》中也针对以上两种谷物的选择方式与种植模式进行介绍,在选择播种时间时,需要考虑作物的实际生长情况,并且与古代农时也存在密切的联系。吕氏春秋中曾针对粟黍稻麦等种植物的耕种时间作出讨论,并且分析时间早晚能够产生的利弊情况,而《齐民要术》在此基础上针对谷物的种植质量与效率进行研究,并且表示必须抓紧播种时间,在播种过程中还要保证土壤中的养分情况与水分情况,同时主张早田要优于晚田,只有符合天时地利才是上策。
《齐民要术》还提出种子的重要性,而且特别写了一篇如何收种,其中指出种子纯洁的重要性,需要采用穗选法针对谷物种子进行选取,还要将选好的种子在特设的留种地中进行种植试验,这样能够进一步提升种子的收成效果,将试验田中表现良好的种子种植在大田中,这样的选种方式与育种方式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也有效推动了我国古代农业种植的良好发展。此外,《齐民要术》还针对作物的播种时间进行研究,提出种植谷物时以雨后为佳,在小雨时节可以直接选择湿种的方式,遇到大雨时需要等地表情况稍微干燥一些在进行种植,贾思勰主张早田倍多于晚田,其认为早田时田地中荒草少且容易治理,这样可以增加作物收成。在种植麻和稻等谷物时需要先进行浸种发芽,待种子发芽后在进行播种,这样可加快种子在土内的生长速率,但是种子发芽程度还要考虑土地实际干湿程度,如果土壤中水分较多则可待种子完全发芽后进行种植,如果土壤较为干燥,则需要在种子浸泡之后便马上种植,这样才能够不影响种子在土壤中的生长效果。
5 树木、畜牧与酿造
《齐民要术》在针对树木栽种情况进行阐述时,指出植物个体在不同阶段会随着周围环境的变化而产生改变,从一方面来说,周围环境的水分与养分会对树木的生长情况构成影响,另一方面树木的生长规律也会随着周围环境而产生改变,也就是随遇而安的意思,这些都能够反应出《齐民要术》对树木种植经验的深入观察与分析;根据《齐民要术》中的记载,商代畜牧在黄河流域中的重要性十分明显,从商代以后我国的畜牧业发展就一直停滞不前,这也对春秋战国时期的整体发展情况构成了一定的影响。
《齐民要术》中针对家畜也有所涉及,其中最突出的便是所记载的相马法与相牛法,其中相马法指的是根据马的外形来判断马的综合能力,这也是“伯乐相马”的由来,在家畜的饲养环节,《齐民要术》也针对不同动物提出细则,例如在养羊时需要提前准备合适的草料,有条件的需要搭设羊棚,没有条件的需要在草地中为羊群划出生长区域,可以在范围针对荒草进行合理处理,这样能够使羊群吃得更好,同时缩小划定区域还能够减少羊群的运动量,这样能够促使羊群在一定时间内多食草少运动,这种方式与当代的育肥策略较为相似。
此外《齐民要术》中有三卷主要记载了食品的调制与贮藏,并且针对谷物的酿造与发酵流程都进行了一系列的阐述。由于商人喜欢喝酒,因此,在商代期间酿造工业得到了快速发展,此习惯也在周朝被延续了下来,但是关于酿酒的详细记载也要首推《齐民要术》,其不仅被北山酒精早了六个世纪,还要针对不同的酿酒方式都进行了详细记载。其中一种方式说酿酒时采用麦物作为底物,而且这种谷物酿酒的方式需要先进行糖化,在进行酒化处理,这样才能在酒化处理中产生酵母菌与霉菌,进而将以上步骤结合到一起,能够有效提升酿酒品质[2]。这时我们祖先的伟大发明,欧洲国家直到十九世纪才找出霉菌酿酒体系,建立起酒精工业上的淀粉发酵法。
6 结语
综上所述,《齐民要术》在农业发展中具有极高的历史地位,对我国农业发展起到了良好的推动作用,而且其自身具备一定的科学性与先进性,其中部分农业技术在当前农业体系中依然可以使用,对当代农业发展仍有现实意义。因此,我国农业在今后的发展中依然需要将传统农业理念与现代化技术相结合,这样才能使传统农业经验得到质的升华,进而为我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方针提供助力。
(作者系北部湾大学教育学院 助理研究员)
【参考文献】
[1]孟祥浩,林琪,张玉梅,等.《齐民要术》所载传统旱作农业技术分析[J].农业考古,2015(6):293-297.
[2]姜会敏.浅谈《齐民要术》中的生态农业思想[J].祖国,2017(10):67.
作者:乔艳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