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必大家在写论文的时候都会遇到烦恼，小编特意整理了一些《世界贸易组织公共政策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冷战后由信息技术革命推动的全球化浪潮，从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两个方向催生了全球治理体系的新变革，同时也孕育着吸纳社会力量参与全球治理的新设想。
世界贸易组织公共政策论文 篇1：
波云诡谲的国际贸易政治“大年”
不知不觉间，2016年年中将至，暗流涌动下，全球主要经济体均倍感时不我待，各自发力。随着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在2016年2月正式签字，美欧之间的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TTIP）、亚太16国参加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日欧双边的经济一体化协议（EIA）等数个“超级自由贸易协定”都纷纷毕其功于一役，将2016年年底作为结束谈判的撞线之时。拨开纷繁复杂的变局和乱象，全球贸易的潜在风险和根本矛盾均围绕着三个核心内容：贸易规则制定的主体、方式和内容。换句话说，究竟该由谁来制定，如何制定，制定怎样的贸易规则？
谁来制定？
我们不妨把TPP等新型自由贸易协定看作是国际经贸规则制定中出现的一种新的“意愿联盟”。世界贸易组织内部原来也有“凯恩斯集团” “棉花之友”等形形色色的中小联盟，几个或几十个国家在特定议题上立场相近，“志同道合”。尽管大国在事实上起到了引领乃至主导作用，但重大决策毕竟还需求得一百几十个成员的协商一致。或许也正因如此，多哈回合的多边贸易谈判才逡巡不前，行将就木。TPP等另起炉灶的“意愿联盟”则追求“道不同不相为谋”，与其说它们“威逼利诱”其他成员加入，不如说通过其集团行为彰显了某种“置身之外”的规则成本与制度后果。
在这一过程中，发展中国家的无力乃至缺位日益成为隐患。金融危机之后，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本就举步维艰。2015年，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增速第一次低于发达国家。眼下随着TPP等跨区域“超级自由贸易协定”的出现，有可能带来巨大的贸易转移效应，对其原先享有的特殊和差别待遇也是一种蚕食。
当宏观经济政策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日渐乏力时，贸易自由化的作用理应得到更大重视。特别是对于低收入国家而言，关税减让和贸易便利化等传统的自由化措施仍至关重要。低收入国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比例已从6%上升至11%，但其代表性和参与度仍有待提高。毋庸讳言，南亚、非洲、南美等处于全球价值链和附加值贸易相对边缘地位的地区有望从自身的进一步全球化中惠人惠己。而对中国、东南亚国家等已经高度参与这一分工的国家和地区而言，则将面临国际生产关系和经贸规则的新一轮重组。
如何制定？
以围绕TPP、TTIP谈判过程的争论为代表，国际经贸规则、议事日程、规制体系的透明度、问责性和民主化越来越遭到质疑。1995年世界贸易组织成立之后，随着多边贸易体制所涉议题的拓展和国际社会民主化的推进，越来越多的超国家、次国家、非国家行为体开始以不同方式参与到全球贸易政策的协商和决策中，包括跨国公司、市民社会在内，在贸易议程中有着切身利益的各种群体不断融入这一体系。但由于跨国公司等行为体的作用日益增强，这一进程正在面临新的挑战。近来频频见诸报端的“投资者-东道国争端解决机制”就具有突出意义。在TPP谈判中，这一条款甚至在发达国家之间和美国的同盟伙伴内部也引起了巨大争议，并最终留有例外。
制定什么？
曾几何时，“经济学帝国主义”的说法形象地描绘了经济学研究方法对其他学科的渗透和侵蚀。近年来，某种“贸易政策的帝国主义”初现端倪。贸易议题日益泛化，以近乎包罗万象之势把诸多原先与贸易不乏联系但又存在明显分野的领域也纳入其中。越来越多的贸易协定涉及劳工、环境、健康、消费者权益等国内公共政策领域，以及金融、货币、投资、竞争等其他经贸政策。例如在TPP中，除了传统自由贸易协定所涉及的货物贸易市场准入（关税削减和撤销）和服务贸易之外，在谈判和最终协定中还纳入了大量“边境后”规则以及诸多新兴领域。
平心而论，这一趋势本无可厚非，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合作业已进入了“更深一体化”的阶段。一方面，无论是多哈回合还是世界贸易组织本身，都不仅仅是减少保护、交换承诺的平台，同样也是制定规则、监控执行的机制，加入新的议题对于多边谈判“向前看” “朝前走”不无裨益。另一方面，从全球治理的角度而言，也有必要清晰界定贸易政策的合理边界，防止各种议题的“泛贸易化”。这也在根本上有助于各个层次贸易谈判的顺利推进。
作者：贺平
世界贸易组织公共政策论文 篇2：
全球治理中的智库角色及前景
冷战后由信息技术革命推动的全球化浪潮，从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两个方向催生了全球治理体系的新变革，同时也孕育着吸纳社会力量参与全球治理的新设想。各国决策者和战略研究界开始意识到，在未来，决策议题的复杂程度和决策领域的演变速度都将达到全球规模，需要国际社会通力协作，将政府决策者之外的社会力量—比如智库这样相对独立的信息枢纽和专业知识组织—吸纳到“超国家”层面的平台上，进而凭借全球化的信息交流和政策辯论，来应对全球性的问题。
从20世纪末开始，智库在全球治理中逐渐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时至今日，全球治理的制度大厦已初见规模，逐步成型，而智库在其中的独特地位得到迅速提升。具体而言，智库与全球治理架构体系的有机结合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世界经济传统治理中的智库角色。源自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世界贸易与金融的传统治理体系与智库之间，制度化的密切合作关系已建立。由布雷顿森林体系奠基的三大国际经济组织，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都已建立向智库寻求咨询和协商的固定渠道与机制，并借助智库推进各自的全球治理项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智库视为“公民社会组织”的特定类型，设立了每年举行两次的“公民社会政策论坛”，与智库之间开展信息沟通和资源交换；并且每年都会发布一份纲要文件，用来指导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这一年里与智库等机构开展联系的工作，在发布这份文件前还向各家智库和利益集团、政见社团等开放线上平台，听取咨询意见。世界银行不仅运作上述“全球发展网络”平台，还通过自己的内设智库“世界银行研究所”（World Bank Institute）推行“用于发展的知识”（Knowledge for development，K4D）项目。以该项目为平台，将各国的智库、利益集团和政府职能部门整合在一起，以促进知识经济在欠发达地区的发展。而世界贸易组织则在全球各地的智库和大学研究机构里设立“世贸组织教席”，资助智库专家开展有关国际贸易的研究活动，并积极参与二十国集团的“智库接触对话组”机制。
第二，欧洲区域一体化中的智库影响。智库对区域一体化进程的影响，与全球治理的发展密切相关。自冷战结束后，经济全球化与区域一体化相伴前行，共同发展，相辅相成。尤其是以欧盟和欧元区的建立为标志的欧洲区域一体化进程，一直被理论家们视作支撑全球化的重要力量，在冷战结束直至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前的十几年间可谓势不可挡。在此进程中，覆盖全欧洲的智库协作网络架构，特别是由位于布鲁塞尔专门研究欧洲一体化问题的智库牵头运作的智库协作网络，在有效整合欧洲顶尖智库的基础上，对欧洲一体化的方向与进度，尤其是欧盟决策的议程设置与决策节奏，发挥着深刻的影响，进而为推进全球治理间接发挥了作用。
第三，二十国集团架构中的智库。智库已成为二十国集团架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从1999年以来，二十国集团已经成为世界各主要经济体的领导人之间相互协调宏观经济决策、平等探讨全球性问题的重要平台，堪称当前最具影响力的全球治理架构。为了增进政治精英与社会大众之间的相互协商，巩固最高领导人实施决策的民意基础，二十国集团特地在智库、工商、劳工、女性、青年等领域设立了配套性的“接触对话组”（Engagement Group），由二十国集团成员派出各领域的代表建立对话组，举办论坛和峰会，形成了独特的“接触对话组”机制。在此机制中，智库领域的“接触对话组”不仅能为政治领导人提供决策咨询服务，而且发挥着建构决策观念、塑造议程设置、影响精英话语体系的作用。二十国集团的智库“接触对话组”机制，实际上成为了全球主要经济体最顶尖智库开展信息交流的平台，进而成为推进全球治理的思想源泉。
第四，智库应提供更多全球公共产品。比较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将“知识机制”与“决策机制”和“生产机制”相提并论，认为“知识机制”的结构特征制约着决策的观念建构和经济的运行模式，而智库则是“知识机制”中的关键行为体之一。从公共政策理论的视角来看，智库向决策层提供的决策咨询服务在本质上是以专业知识为表现形式的公共产品。换言之，智库是重要知识生产者，能够凭借自身长期积累的信息数据和分析能力，向决策层提供专业知识，从而塑造其决策观念与范式。现在，苏联解体以来的全球化所蕴含的经济增长的红利已消耗殆尽，而积累的矛盾显现，保护主义、孤立主义与民粹政治等似曾相识的历史光影正在卷土重来。全球治理体系未能有效处理金融与债务危机、能源与环境问题、贫富分化与区域不平衡等一系列全球性问题，应对上述问题的专业知识和制度资源都处于严重短缺状态，智库提供专业知识形式的全球公共产品的功能尚未得到充分的发挥。在未来，智库通过更深入地参与全球治理架构的制度创新，更迅速地推进智库协作网络的全球化扩展，可以进一步提升自身在全球治理中的地位。
作者：忻华
世界贸易组织公共政策论文 篇3：
毕业生求职国际组织势头强劲
6校领先，北京大学领跑
大学生到国际组织实习任职人数有6所高校处于领先位置，分别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南开大学。领跑是北京大学，共有89人到国际组织实习或任职，人数创历史新高。39人在国际组织总部或者海外国家（地区）办公室实习任职，约占总人数的44%。其中，7人获得2年以上的国际组织工作机会，6名2019届应届毕业生毕业后直接赴国际组织实习任职。北大认为，国际组织正逐渐成为毕业生的求职新去向。
紧随其后的是清华大学，有70余人到国际组织实习任职，其中含9名毕业生1名博士后，80%实习生实习地在海外。之后是中国人民大学有56人，复旦大学48人。这四所大学到国际组织实习任职的人数也是稳步上升，相较2018年，中国人民大学增加一倍，复旦大学增长5倍。
南京大学46人次赴国际组织实习任职，人数创新高，比2018年增长 170.6%。
南开大学首次在就业质量报告中披露国际组织实习任职人数情况，有23名学生获得国际组织的正式实习职位。南开认为这是学校在拓宽视野渠道，打造更高质量就业的良性机制上获得的成绩。
此外，哈尔滨工业大学有8人、中国农业大学有6人到国际组织实习任职。哈尔滨工业大学另有6名同学获得了2020年国际组织的实习Offer。
天津大学自2018年实现零的突破，两年来共有7人赴国际组织实习任职。
多措并举，助力同学们跨过高门槛
各个学校近年来高度重视大学生赴国际组织实习任职，采取多种措施。在校内组织讲座开展宣讲、组织比赛建立人才库、组织学生赴海外参访活动是比较普遍的做法。高校以微信公号的形式及时发布相关实习任职的信息也很常见。
更重头的举措亦不少。多所高校与一些国际组织建立合作关系。如中国农业大学与联合国粮农组织签订实习生合作协议;南京大学先后与联合国妇女署亚太区域总部、联合国难民署驻华代表处签署实习生选派合作备忘录，确立伙伴关系;厦门大学与国际法院（ICJ），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下属国际哲学与人文科学理亊会（CIPSH）及政府间海洋学委员会（IOC）建立实习合作项目等等。
同时，高校正在把国际组织人才培养纳入教学。
北京大学正式出版了《高校毕业生赴国际组织实习任职入门》一书，这是全国首本系统指导大学生前往国际组织实习求职的教材。
四川大学开设《国际礼仪与跨文化交际》《国际法》等数十门国际组织与全球治理相关课程，首开“波兰语+”创新性专业。
中国人民大学于2019年7月正式成立国际组织学院。
复旦大学设立“国际公务员”等系列课程项目。复旦在匈牙利布达佩斯设立启用首个海外办学点，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联合建设全球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合力促进全球治理后备人才培养。
不少学校建立了训练营来帮助同学们了解国际规则、国际亊務与国际竞争。
华中科技大学举办了该校的第一届国际组织人才训练营，西北工业大学举办了西北地区首届“国际组织人才训练营”。
第二届清华大学国际组织人才训练营邀请相关领域资深专家对近150名后备人才进行集中培训。南京大学举办的第二届国际组织人才暑期训练营，围绕联合国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开展相关讲座和课程。中国人民大学第二期国际组织人才“新星计划”训练营在瑞士举办，成员先后赴世界贸易组织（WTO）、联合国欧洲总部（UN）等八个国际组织进行深度参访学习。
一些学校选派学生参加联合国组织的实习实训项目成为常态。如中国农业大学、南开大学、天津大学、南京大学、山东大学、西北工业大学都选派学生参加“联合国青年领袖精英班”，各校选派人数不一，少则15人，多则36人参加。四川大学和重庆大学选派多名同学参加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开展的“国际组织人才海外访学项目”。武汉大学选派18名在校生赴瑞士日内瓦参加联合国实习实训。
到国际组织实习任职是一件很有门槛的事情，但是随着高校积极响应国家部署，越来越多的高校在课程设置、社团发展、组织活动上做出安排，有计划地帮助同学们更好地跨越门槛，在就业质量报告中持续上升的数字就是很好的说明。有兴趣的同学可以多关注、多了解，积极参与，即使不是作为就业目标，相关的课程学习、活动经历，对于大家的求职也是颇有帮助的。
作者：张蕾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