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是小编精心推荐的《金融体系稳定论文(精选3篇)》的文章，希望能够很好的帮助到大家，谢谢大家对小编的支持和鼓励。[摘要]金融体系的定量和银行的利润都会受到征税的影响，本文对此进行了简要的分析。本文选取了2004年至2012年这一时间段，并将我国的银行按照属性分为三大类：城商行、股份制银行和大型商业银行，分析了这3类银行的利润受到所得税和营业税的影响。
金融体系稳定论文 篇1：
热钱、房地产价格波动与金融体系稳定
摘要：热钱、房地产价格波动、银行信贷三者之间存在着一种自我强化的互馈机制，呈顺周期运行特征，会导致金融体系的不稳定，进而影响宏观经济。通过使用SVAR模型对我国房地产市场进行实证分析，结果发现：热钱推高了房价并且加剧了房价的波动，至少可以直接解释25%左右的房价波动，若进一步考虑货币供应量导致银行信贷扩张这一间接机制，其效果将更为可观。因此，要提高房地产调控政策的有效性、稳定金融市场，就必须加强对短期资本流动的监控，合理引导我国房地产市场的发展以及加速发展我国房地产金融体系，以达到控制和分散金融风险的目的。
关键词：热钱；房地产价格波动；金融稳定； SVAR模型
一、引言
自1980年代以来，金融自由化浪潮席卷全球，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均日益放松资本管制、实施金融自由化改革，跨国资本流动已成为当代全球经济的一个典型特征，尤其是短期投机资本（俗称“热钱”）在国与国之间流动更为频繁。一般而言，大规模的热钱流入某一市场会带来该市场资产价格飙升，羊群效应和财富示范效应会促使该市场的投机行为高涨，泡沫迅速膨胀；而一旦热钱大规模流出，则会导致该市场的资产价格暴跌，泡沫迅速破灭。
房地产市场是一个国家最重要的资产市场，也是热钱进入的最主要目标市场，热钱的进出加剧了房地产价格的波动。随着金融机构参与房地产市场程度的加深，房地产市场与金融市场越来越密切的交织在一起。很多学者把引起金融系统性风险，造成金融不稳定的内生原因归结为资产价格波动尤其是房地产价格波动（Kiyotaki & Moore，2002； Borio & Philip，2002；Dan elesson & Zig rand，2008）[1][2][3]。从历史上看，几乎每一次金融危机如1980年代美国储贷协会危机、1990年代日本房地产泡沫经济破灭、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及2007年爆发的美国次贷危机等等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即危机前都伴随着热钱和信贷资金大规模流入房地产市场过度投机，房地产价格飙升，泡沫化趋势明显；危机爆发后则大量资金流出该市场，房地产价格暴跌。历史经验表明：热钱、房地产价格波动以及金融稳定三者之间具有高度相关性。
我国自2003年以来，国际收支一直处于巨额的双顺差状态，基于人民币强烈的升值预期、中美利差以及房地产行业的暴利，大量热钱通过各种渠道进入中国房地产市场进行套汇、套利和套价，以获得汇率升值、利差以及房价上涨带来的价差三重收益（张谊浩、裴平、方先明，2007）[4]。2008年后，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并升级，大量国际短期资本出现回流，人民币一度出现贬值预期，井喷的房价出现了暂时回调。进入2009年后，伴随欧美国家的量化宽松政策，国际流动性泛滥，而相对于其他国家，我国的经济形势较好，中国经历了历史上最大一次规模的热钱冲击，大量热钱再次选择进入中国房地产市场，房地产价格进一步飙升。
从长期来看，我国外部失衡的国际收支双顺差状态具有不可持续性，热钱不大可能持续大规模流入，未来某一时刻可能出现反转。一旦热钱撤出，对我国房地产市场影响几何？房地产与金融业关联度极高，其风险很容易波及到金融市场，房地产价格波动如何传递金融系统性风险，会不会影响整个金融稳定性？深入研究热钱对房地产价格的影响并进行科学测度，探究房地产价格波动对金融稳定性影响的渠道，对维护金融和宏观经济稳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试图回答上述问题。
二、文献综述
（一）关于热钱对资产价格影响的文献综述
Edison & Carmen（2001）通过构建一个资本流动引起资产价格波动的模型，表明在资本管制情形下，资本流动的变化对资产市场的影响往往更多地通过价格调整这一渠道而非总量调整，即引起了价格波动幅度的加大。国内不少学者对我国的房地产价格和国际资本流动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5]。宋勃、高波（2007），邓永亮（2010）使用Granger因果检验认为，短期而言，房地产价格上涨吸引了外资的流入；长期来说，外资的流入对我国的住房价格上涨产生了影响[6][7]。刘莉亚（2008）构建了热钱与国内资产价格之间存在内生关系的理论模型，并在此基础上采用VAR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结果发现，住宅价格指数变化率的波动中有约20%是由于境外热钱发生异动所致[8]。陈浪南、陈云（2009）运用ARDL-ECM模型，朱孟楠、刘林（2010）运用VAR模型分别检验了国际资本流动、人民币汇率和资产价格的关系，但两者的结论却完全不一致。陈浪南、陈云认为，人民币汇率水平、国内股市收益率和房地产收益率并未对短期国际资本流动产生显著影响[9]；而朱孟楠、刘林实证结果却是：人民币升值以及升值预期、股价上涨都会造成短期国际资本流入，而国际资本流入会导致股价和房价上涨。同时，他们在股价和房价的关系上得出的观点较为独特：即认为股价上涨会导致房价上涨，但房价上涨会导致资本流出、股价下跌[10]。赵文胜、张屹山、赵杨（2011）利用HP滤波方法将房价上涨分解成趋势成分和波动成分，研究结果表明：房价上涨的趋势引起热钱流入，而热钱流入引起房价上涨的波动[11]。赵琼（2011）通过建立协整和误差修正模型以及向量自回归模型进行实证，结果表明，进入我国房地产市场的外商直接投资主要流向了房地产土地交易市场，流入房地产业的热钱则主要流向了房屋销售方面[12]。
（二）房地产价格波动与金融稳定研究综述
不少学者将资产价格波动纳入模型来考察房地产价格波动与金融稳定之间的关系。例如，Kiyotaki & Moore（2002）设计了代际交叠模型，Goetz（2004） 将银行和资产价格纳入到宏观经济学模型[13]，Dan elesson &Zig rand（2008）建立了多资产价格均衡模型，上述模型研究结果均发现资产价格波动是引发金融系统性风险、造成金融不稳定的重要原因。
Mishkin（1999）从信息不对称的角度来解释资产价格与金融不稳定性的关系。他认为，房地产价格在稳定或者上涨情况下，以房地产作为抵押品，企业净资产稳定甚至改善，会大大降低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而当房地产价格大幅度下降时则会加剧金融市场上的信息不对称，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更加严重，若严重到金融市场不能有效进行资金融通时，就会造成金融体系的不稳定甚至引发金融危机[14]。
Herring和Wachter（1999）从国际视角来研究房地产繁荣与银行危机关系，指出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两者都有着显著的关联性，提出了危机短视、数据不充分与脆弱分析、不正当激励三个假说来解释金融系统中的银行愿意低估房地产借贷的风险，助长房地产繁荣而酝酿金融风险，并用该假说来解释瑞典银行危机、美国银行危机、日本银行危机和泰国银行危机[15]。
武康平、皮舜、鲁桂华（2004）通过对房地产市场和信贷市场两个风险聚积载体的共生性进行一般均衡分析，认为制度缺陷将导致两个市场的风险相互正向累积，存在共生关系。银行经理人倾向于向房地产市场过度供给贷款，从而导致房地产价格系统性地被高估[16]。
上述文献对于本文有较深刻的启发和借鉴意义，但是归纳起来存在三个问题：（1）热钱的估算方法值得商榷，有些以基础货币或外汇占款来替代热钱规模，存在较大误差；（2）对热钱、房地产价格波动、金融体系稳定三者的作用机制尤其是传递渠道缺乏系统性的理论阐述；（3）绝大多数实证研究采用传统VAR模型，由于传统VAR模型经济理论基础深度不够，VAR模型的“新息（Innovation）”之间存在较强的相关性，不能识别内在的结构误差，导致脉冲响应函数的经济含义模糊不清（Enders，2004）[17]。
基于以上几点，本文选取2005年7月（汇改之后）—2010年4月（房产限购之前）的月度数据，共58个样本作为分析样本，重新估算热钱规模，采用结构向量自回归模型（Structural Vector Auto Regression，SVAR）进行实证分析，对VAR模型进行结构约束，从而分解出脉冲响应函数的明确经济含义，来探讨热钱流动与我国房价变动的结构影响，并深入阐述热钱、房地产价格波动以及金融稳定之间相互作用机制，期望对防范国际热钱流入，提高房地产政策调控效率以及维护我国金融的稳定提供一些参考建议。
三、热钱、房地产价格波动与金融稳定之间的作用机制和渠道
（一）热钱加剧房地产价格波动的作用机制
第一种机制是直接效应，即热钱直接进入或撤出房地产，通过影响房地产的供求市场，从而影响房地产价格。当前，这些国际投机资本在我国房地产市场主要是进行高档楼盘的开发和购买，抬高了高档楼盘的价格，而高端物业项目价格对整个房地产市场具有标杆作用，继而拉动了中低档住宅价格的上涨，加剧了我国房地产市场的供求结构性失衡。另一方面，国际资本在市场中大规模的投资或投机等交易活动本身就向市场传递了继续看涨的信号，从而影响到国内房地产市场参与者的信心和房价调控效果。
第二种机制是间接效应，即热钱进出导致通过货币供应量被迫增加或减少，进而银行信用扩张或收缩，以此间接影响房地产价格。2003年以来，我国国际收支处于巨额“双顺差”的局面，人民币有强烈的升值压力。2005年7月21日，我国实施汇率制度重大改革，当日人民币兑美元升值2%，自此人民币开始进入连续小幅升值通道，截至2012年9月，人民币兑美元累计升值约23%。人民币持续升值进一步刺激热钱流入，而热钱流入又会加剧人民币升值，相互强化循环。央行为了避免人民币短期大幅升值打击我国出口，积极干预外汇市场，外汇储备不断攀升，外汇占款近几年已演变成我国基础货币投放的最主要渠道。今年9月，金融机构外汇占款已经高达25.77万亿元人民币，外汇占款月度环比激增1 300多亿美元，直接创下八个月来的新高。中国人民银行也因此称为世界第一大央行，我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受到严重影响，国内货币供给被迫增加，流动性过剩的压力增强。房地产业的巨额利润又进一步吸引银行信贷资金流入，银行信贷的过度扩张助长了房地产价格的节节攀升，从而提高了银行的信贷风险（Allen和Gale，1998）[18]，两者又再次出现自我强化循环。
（二）房地产价格波动引发金融不稳定的三大渠道
1. 通过抵押品价值渠道造成金融不稳定。房地产既是资本品又是抵押品，房地产抵押贷款是企业融资的主要方式之一。当房地产价格攀升时，借款企业抵押品价值上升，银行和企业资产负债表项目双双改善，财富幻觉使得投资者对未来充满信心，信贷规模扩张，加速了风险的累积。而当房地产价格转而下跌时，资产负债表情况恶化，企业筹资成本增加，甚至难以获得贷款，财富幻觉使得投资者对未来缺乏信心，信贷紧缩，企业投资下降；尤其是当房地产下跌幅度较大时，借款人选择违约，放弃抵押物，银行就会出现大量不良资产。由此可见，房地产价格通过抵押品渠道会严重影响银行信贷的规模和质量。
2. 通过资本金渠道造成金融不稳定。房地产业是资金密集型行业，在我国，房地产金融单一，房地产企业负债率高，主要依赖商业银行贷款，房地产开发贷款占到银行全部信贷资产的近1/5。一旦房地产价格预期下跌，投资性需求锐减，刚需推迟购房，大量烂尾楼出现或空置率上升，房地产开发企业资金链条断裂直接造成银行大量的呆坏账。即便是非房地产企业或一般居民，也由于房地产价格下跌，资产负债状况恶化，导致投资和消费下降，经济加速进入通货紧缩，企业因经营失败和居民因收入下降而违约的概率将会显著上升。当贷款损失侵蚀银行资本金较多时，一旦触及资本充足率约束下限（要求8%以上），银行就不得不出卖资产，缩减信贷供给和提高利率，而这又会造成房地产价格进一步下跌，两者互相强化，并且加剧预期中可能损失的提前实现，金融系统性风险持续蔓延。
3. 通过流动性渠道造成金融不稳定。当银行面临流动性风险时，银行可通过出售一些非流动性资产来满足存款者取现或正常合理的贷款需求。但是，当资产价格大幅度下跌时，银行难以迅速或者说难以合理价格将非流动性资产在金融市场中变现，从而导致偿付能力下降，出现流动性危机。在此次次贷危机中，通过流动性渠道造成金融不稳定表现得十分明显。由于房地产价格下跌，房地产抵押贷款证券（MBS）价格以及以此为基础上再次衍生出的一系列金融创新产品的价格暴跌，金融创新和杠杆效应使得风险损失成倍放大，直接导致金融市场上流动性冻结、违约、信贷紧缩和大量金融机构倒闭，金融危机随即爆发了。
综上所述，热钱，房地产价格、银行信贷之间存在着一种自我强化的互馈机制，并且呈现顺周期运行特征：即当经济处于繁荣时期，人民币预期升值，热钱持续流入，房地产价格上涨，银行信贷扩张与投资增长相互促进，金融加速因子（financial accelerator）加快经济增长，形成一种正向互动，同时也酝酿风险；反之，当经济处于萧条时期，人民币升值预期下降，热钱流出，房地产价格下跌、银行信贷收缩与投资下降相互强化，金融加速因子加剧经济衰退，进入通货紧缩状态。
四、热钱对我国房地产价格变动的实证分析
（一）变量选取、数据处理及来源
本文选取热钱、货币供应量、房屋销售价格和汇率等指标进行分析：
1. 热钱（HM）。热钱具有隐蔽性，甄别热钱并确定规模并非易事。首先，采用不同的方法估算出不同的数值；其次，热钱并非一成不变，一些长期资本在一定情况下可以转化为短期投机资本即热钱，短期投机资本也可以转化为长期投资，这些因素都为准确掌握热钱规模带来难度。
学界主要采用以下几种方法对热钱规模进行估计：谢国忠（2005）以外汇增量和贸易顺差的差额作为我国热钱的度量[19]；国际统计局统计信息中心（2006）采用“热钱=外汇储备的增加量—FDI—贸易顺差”这一公式进行估计[20]。上述两种估算方法假定外商直接投资FDI和贸易差额都是真实的，没有考虑到虚假贸易和非法流入的短期资本，另外也没有考虑到汇率变动引起资本损益的变化和外汇储备的投资收益导致外汇储备的变化。刘莉亚（2008）采用公式“热钱=超额贸易顺差+超额经常转移+错误与遗漏项”来计算热钱规模，这种方法考虑的非常全面，但超额贸易顺差和超额经常转移中的“超额”部分复杂且难以精确界定；张谊浩、沈晓华（2008）通过公式：“热钱=外汇储备增量—（FDI+正常贸易顺差）”对热钱进行测算[21]，兼顾了数据的可得性和精确性，故本文选取张谊浩、沈晓华（2008）的估算方法。其中，“正常贸易顺差”采用含本月的前48个月的贸易顺差平均值进行衡量。图2是本文估算的热钱流入规模与房价走势图，从图2中可以看到热钱流动的数量变化较大，特别是2008—2009年，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热钱变动更为突出；同时热钱流动方向与房价变动趋势基本吻合，即大规模热钱流入，房价上涨；大规模热钱流出，房价出现回调，但存在一定的时滞。
2. 房价（HP）、货币供应量（M2）和汇率（E）。本文采用房屋销售价格指数作为房价的衡量指标；货币供应量采用广义货币指标M2进行衡量；汇率采用人民币对美元的期末汇率。以上数据均来源于中经网统计数据库。
本文截取2005年7月—2010年4月的月度数据作为分析样本，共58个样本。样本数据的截取是基于以下几点考虑：（1）2005年7月21日我国实施汇改后，才开始实施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在此之前采取的是事实上的固定的单一盯住美元的汇率制度，并不能反映真实的外汇市场供给和需求。（2）2010年4月17日，国务院出台了“新国十条”，以限购作为主要的调控手段，被称为史无前例的最严厉的政策调控。为剔除这一政策因素对房价的巨大影响，把时间点截至到此时，可以更好地考量热钱对房价的真实影响。（3）所有数据采用月度数据，而非季度或年度数据，这样可以减少误差，更有解释力。在纳入模型分析前，所有数据已进行了价格调整，考虑到月度数据的波动，本文同时还对数据进行了相关季节调整。采用的分析软件为Eviews6.0和Stata12.1。
（二）模型设定
本文选取结构向量自回归模型（Structural Vector Autoregression，SVAR）进行实证分析。SVAR模型首先需要正确设定滞后阶数，以准确反映变量之间的动态关系。本文根据AIC、SIC等信息准则，将滞后阶数设定为2，故本文将实证模型设定为SVAR（2）：
（三）实证分析
1. 平稳性检验。为确定数据的平稳性，本文使用ADF方法进行单位根检验，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在5%的显著性水下，汇率（E）、热钱规模（HM）和货币供应量（M2）都是平稳序列，而房价（HP）是不平稳的过程。考虑到样本区间包括了国际金融危机这一外生冲击，很可能造成结构突变，本文使用Zivot和Andrews（1992）提出的包含结构突变的单位根检验方法进行分析[22]，其检验t值为-4.863，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可以拒绝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故本文认为房价（HP）也是平稳序列。Zivot和Andrews检验显示：房价序列的2009年7月这一时点存在结构突变，故本文设定2009年7月及以后为1的虚拟变量对结构突变进行刻画，后文的SVAR（2）模型中，也将这一虚拟变量作为外生变量引入，以提高模型的解释能力。
2. 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接下来，本文使用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变量之间的Granger因果关系。表2列示了Granger因果检验结果，从表中可以看到，货币供应（M2）的增加在1%的显著性水下能Granger引起房价的上涨，这与经济理论相符，宽松的货币政策往往助推房价上涨。在6%的显著性水平下，热钱（HM）能够Granger引起房价（HP）变动，说明热钱的确进入了楼市，以期通过炒作房产获利。另一方面，在14%的显著性水平下，热钱流入能够Granger引起货币供应（M2）的增加，这说明央行会通过增加货币供给等方式冲销流入的短期国际资本。总结起来，我们发现，一方面，热钱通过直接进入楼市，从而推高房价；另一方面，热钱会引起货币供给的增加，从而间接助推楼市。
3. 脉冲响应函数。图3是房价变动对热钱冲击的响应函数，正向的热钱冲击（如热钱突然大量涌入国内）使房价开始上升，到第3个月达到最大，此后效果逐渐降低，其持续期较长。这进一步验证了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的结论，即热钱流入是房价上涨的重要因素。热钱的增加使市场上外汇增多，央行通过增加货币供给的方式冲销过多的外汇，这导致货币供给的突然上升，表现为图4货币供给变动对热钱的响应函数中，前5期货币供给上升，此后货币供给基本保持不变。图5是房价变动对货币供给冲击的响应函数，在前7期，货币供应给推高房价，但此后冲击效应递减。结合图4和图5可以发现，热钱流入可以通过增加货币供给，进而间接推高房价。
4. 方差分解。脉冲响应函数描述的是SVAR模型中变量的结构冲击对其他变量所产生的影响，方差分解通过分析每一结构冲击对内生变量变化的贡献度（通常以方差衡量）来评价不同冲击的重要程度的。
图6给出了热钱（HM）、货币供给（M2）对房价变动的贡献程度。从图中可以看到，房价变动的主要波动由自身冲击所导致，特别是在前10期中，房价自身的冲击占据绝大部分，在第10期之后，房价冲击趋于稳定，贡献率趋于40%，是第一大影响因素，说明房价水平自身持续性较强，与我国现实相吻合。就货币供给M2而言，在第1-12期中，其贡献不断增大，12期之后趋于稳定状态，能够解释房价波动的25%，是房价变动的第二大影响因素，说明货币供应量增加，流动性增强将强力助推房价上升，而我国房价上涨就是在流动性过剩的背景下产生的。热钱（HM）大规模流入能够更加快速的推动房价上涨，在第6期，其贡献就达到25%，之后略微有所下降，也是房价变动的重要因素。
五、政策建议
1. 加强对热钱的监管。首先，要建立短期资本流动的监测预警机制，完善“监控网”，建立起高效的跨境资金数据采集、监测、分析和预警体系，对热钱能做到“说得清、管得住”。其次，要运用各种税收手段，增加“热钱”套利成本，挤压其获利空间。从长期看，要加快推进经济结构的调整，要审慎开放资本账户，加快利率自由化改革，进一步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对热钱堵疏并用。最后，合理引导外资流向生产性行业，使热钱转化为中长期资本，避免经济“空心化”，达到真正合理利用外资的目的。
2. 要正确引导房地产市场的发展。鼓励自住需求，引导投资需求，打击投机需求。大量建设廉租房，并制定相关配套政策，采取差别政策对待不同购房对象，稳定市场需求；稳步推行物业税，将现行房产税、土地增值税以及土地出让金等收费合并，转化为房产保有阶段统一收取，降低房地产买卖收益率，打击投机者房价上涨的心理预期，减少投机者的“资产利得”，使其自动退出市场，也以此抑制境外热钱流入房地产的动力[23]。
3. 加速发展我国房地产金融体系。首先，要培育多元化的融资工具，如房地产信托投资基金、企业上市融资、企业债券等，减少房地产企业对外资和银行信贷资金的依赖；支持建立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将市场风险和信用风险有效地分散到整个金融市场的各种投资者中，而不是集中在银行领域。其次，加快修订和制定有关房地产金融方面的法律法规，控制房地产金融风险，为房地产金融的发展提供有力的法律保障；加强房地产金融风险防范的制度环境建设，建立起包括央行、银监会、审计、房管、行业协会在内，多元化、全方位的房地产金融监管体系。再者，建立起一套包括信用档案制度、信用账户制度、信用调查制度、信用监控和评估制度等个人及房地产企业的信用制度，有效防止“道德风险”；加强对房地产开发贷款、房地产抵押贷款，住房公积金等住房金融市场的运作管理，加强风险意识，最终建立起多层次、多方位的安全的房地产金融市场体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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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校对：关 华
作者：何淑兰
金融体系稳定论文 篇2：
征税、银行利润与金融体系稳定
[摘要]金融体系的定量和银行的利润都会受到征税的影响，本文对此进行了简要的分析。本文选取了2004年至2012年这一时间段，并将我国的银行按照属性分为三大类：城商行、股份制银行和大型商业银行，分析了这3类银行的利润受到所得税和营业税的影响。
[关键词]金融体系稳定；银行利润；征税
通过研究本文发现无论是长期还是短期，银行服务的价格都会受到对银行征税的影响。出于经营的需要，银行一般会将将营业税和所得税等税收转移到损失准备金和利润上。长期以来，城商行和股份制银行的利润都会受到所得税的显著影响，而所得税却不会对大型商业银行产生显著的影响。大型商业银行主要是受到营业税的影响，而城商行和股份制银行受到的营业税的影响较小。
1.研究目的
根据调查显示，近年来我国银行的净利润增幅不断增大，平均净利润已经超过了50%，明显高于其他行业。我国银监会对我国银行业的净利润增长情况进行了调查，仅2012年一年，我国银行业就已经达到了10412亿元的累计净利润，增长率也超过了36%。中国银行业的总资产在2012年超过了113万亿元，同比增长将近20%，其同比增长率约为GDP增长率的两倍。产业资本让渡是银行业利润的主要来源，当银行业利润过高时，就会导致更多的产业资本向金融资本靠近，从而造成产业资本的削弱。
纵观我国近年来的宏观经济发展情况可以发现，我国的宏观经济增幅已经出现了回落，与银行业绩的繁荣形成了对比。不仅中小企业经营困难，而且很多行业的利润率出现了大幅下降，出口也遭遇了阻力。根据2012年年底的调查数据显示，截至2012年年底我国的注册企业数量比年初大量萎缩，汽车、家电、火电、钢铁等传统行业都出现了萎缩，甚至一些中小企业大幅破产。一部分房地产企业的资金链出现了严重困难，甚至即将断裂。国家为了促进宏观经济的发展，采取了减免中小企业税收并向银行大幅增税的措施，希望能够使银行业对实体经济进行反哺，从而使金融资本向产业资本过渡的目标得以实现[1]。要达到这一目标，就需要理清金融体系稳定与银行利润和税收之间的关系。
2.文献综述
当前国外已经有研究者开始对增值税和所得税对银行利润产生的影响进行了研究，并取得了初步的研究成果。2007年国外研究者研究者发现银行利率定价会受到所得税的影响。与大银行相比，小银行的利润受到所得税的影响更大。2008年国外学者认为银行的边际利润也会受到所得税的影响。因此有学者从所得税法律变迁的角度出发，研究了银行利润受到所得税的影响。在所得税法规到改变方面高层管理者对此更加敏感。2009年国外研究者又从经济周期的角度出发，对银行利润受到所得税和经营成本的影响进行了诠释。2011年有国外学者提出银行间的相互竞争会受到过高的说的税率的扭曲，严重干扰了自由竞争，因此应该适当地控制对银行的税收。也有学者提出了要在DEA中加入所得税和总资产回报率，从而分析银行的利润效率，提高DEA的准确性。2012年通过研究所得税和会计报表中对银行风险控制产生影响的重要因素，有学者提出了要从银行利润最大化的角度出发，针对银行的利息、所得税、债务和权益对银行的资本结构进行优化[2]。
银行的利润会受到征税的影响，这种影响是不容置疑的，而银行又会转移税收。2010年有调查研究就发现，存款者和股东是银行转移所得税的主要目标。不同银行根据资产规模的不同会采取不同的转移比例。例如小银行转移的比例较大，大银行较少。2011年有学者通过分析美国和欧洲的银行，发现银行利润受到公司增值税的影响比受到所得税的影响更大。银行会在服务价格中转移增值税，从而使银行服务的价格提高。2012年，有学者提出银行往往认为自己不会倒闭，因此会降低服务质量，向消费者转移增值税。与大银行相比，小银行受到征税的危害更大，因此会将税收向损失准备金转移。通过分析银行关联贷款和银行征税之间的关系可以发现，银行会通过提高贷款利率的方式将税收转移到贷款的公司，在金融危机时期尤其如此，对经济产生负面影响[3]。
当前我国涉及银行业的税种主要是营业税和所得税，征收较多的是营业税，此外还包括耕地占用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消费税、土地使用税等等。当前我国还缺乏对银行利润与所得税和营业税之间的影响关系的系统研究和实证研究。2005年我国就有学者提出了商业银行的最优贷款发放量会受到营业税的影响，但并不会受到所得税的影响。这是由于所得税是一种中性税。该学者还提出应该采取优惠待遇来对待银行贷款的损失，通过比较税制结构，其认为营业税制比所得税制更能够保证税收入，不会受到银行经营绩效的影响。但是营业税制也会加重银行的负担。从金融制度角度和税收角度出发进行分析可以发现，我国商业银行存在着较高的经营风险，不良贷款的金额较大，但是想要进入该行业的投资者也较多。从整体上而言，商业银行也面临着资本金不足的问题，投资者的进入受到了监管者的制约。2011年，有学者发现商业银行的应交所得税、利润总额、息税前利息、资产规模与信贷规模成正相关，对信贷规模造成影响的主要因素就是税前利润。这也说明在对中小企业放贷方面，商业银行具有明显的收益倾向。2013年有学者从征税对贷款损失准备金的角度出发，认为贷款损失准备金会受到征税的影响，从而影响金融体系的稳定性，股利信号和损失准备金具有互补关系。
根据当前已有的研究成果可以发现，我国还没有商业银行利润和金融体系受到营业税和所得税的影响进行的系统性研究。本文按照银行的属性对银行样本进行分类，将其分为城商行、股份制银行和大型商业银行，从而对营业税和所得税对银行金融体系和利润的影响进行了研究。
3.实证研究
本文主要选取了我国的11家上市商业银行，并将其分为三大类。通过研究这11家商业银行2004年至2012年对外公布的财务数据对其进行分析。
根据11家商业银行利润总额和纳税总额情况可以发现，城商行和股份制银行的利润总额和纳税总额都远远低于大型商业银行，大型商业银行仍然是该行业的主导。城商行的利润总额和纳税总额又远低于股份制银行，其营业税和利润都仅为股份制银行的10%。其中纳税后利润最低的是南京银行，税收和利润最大的是中国工商银行。通过对比2004年和2012年各银行的税收情况和税前利润情况可以发现，城商行的利润和纳税最少，然而其营业税和所得税的增加最快。在金融市场中大型商业银行占据了主要地位，但城商行的发展也非常迅猛。这可能是由于股份制银行和大型商业银行已经完成了异地分行和全国布点经营，而城商行在不断的设立异地分行，具有较强的跨地经营力度[4]。
银行管理者要预防资本税后金额的减少，就会通过减少损失准备金的方式。银行很容易受到较低的贷款损失准备金的负面影响。在没有被征税的情况下，流动风险的风险补偿就可以使用部分利润，从而提高银行的抗风险能力。这也充分说明在制定政策时要考虑到对银行这社会产生的负面效果。无论从长期还是短期来看，增加对银行的所得税征收都会使损失准备金减少。
4.结语
研究表明，银行会在利润中转移营业税和所得税，并对损失准备金造成影响。特别是从长期来看，城商行和股份制银行受到所得税的影响更加显著。而大型商业银行受到营业税的影响更加显著。这也充分说明政府应该适当的减少对城商行和股份制银行的所得税征收，减少对大型商业银行的营业税征收，促进银行业的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张瑞稳，张靖曼.商业银行贷款损失准备、股利分配与盈利波动[J].金融论坛，2013（03）
[2]黄华继，宁超，汪靖.中小企业信贷支持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内陆欠发达地区个案的实证研究[J].经济问题，2011（10）
[3]孟来亮，李坚强.利率市场化对金融体系稳定影响[J].时代金融，2012（18）
[4]段军山，邹新月，周伟卫.贷款行为、盈余管理与贷款损失准备的动态调整[J].金融论坛.2011（05）
作者：胡悦
金融体系稳定论文 篇3：
加强微观审慎监管是构建金融体系稳定的关键
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二十国集团（G20）以及国际标准制定者对全球金融体系监管改革提出多项建议。这些改革提议大都强调对银行的监管，以便帮助全球金融体系化解银行的过度风险，遏制银行的过度冒险行为。
然而，如果规则的实施（即监管）质量不达标，那么仅靠规则的改变并不能促进金融体系的稳定。监管改革建议好比“为防止H1N1（一种流感病毒）再次爆发而制定的一套高水准的流行病学规划”，如果没有落实医护人员的参与问题，这一规划将形同虚设。
对微观审慎监管的加强应该走在全球改革议程的最前面，并且是构建金融体系稳定性的关键。虽然强化宏观审慎监管（这种监管主要侧重于对影响整个宏观金融体系的常见冲击进行评估）是必要的，但它并不在本文的讨论之列。
硬币的两面
描述官方在监管银行体系中的作用时，“法规”和“监管”这两个词经常被交替使用。在实践中，法规和监管发挥的是两种既相区别又有联系的职能。
法律和法规是授予银行业监管当局向银行发放营业许可、为银行设定最低运营和风险管理标准以及在银行出现问题时采取必要纠正措施（包括取消银行营业许可）等权力的各种规则的集合。其主要目的是要求银行管理层审慎经营，因为银行是储户资金的守卫者。
监管当局通过监管（对各家银行进行持续的非现场监督和定期现场检查）来施行这些规则。
监管在国际改革议程中历来落后于法规，一是因为监管具有区域性，因地而异；二是因为监管的“落实”比规则的强化要复杂得多。
以巴塞尔资本协议Ⅱ的制定与实施为例。该协议目标是通过提高资本金要求、加强监管以及强化市场纪律约束来增进金融稳定。但巴塞尔资本协议Ⅱ过于注重通过技术手段达到对监管资本的要求，对监管的强化则关注有限，这一点直到协议实施后期才有所改观。
由于巴塞尔资本协议Ⅱ的制定者（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也是银行法规和监管领域的国际标准制定者，其对监管相对较低的重视程度常常会影响（在很多情况下会加深）一些国家的监管机构本已存在的偏见，即完善法规比一线的监管活动更为重要。如果这种观点被广泛接受的话，将对所有监管当局进行内部改革时所做的资源配置和优先级处理带来显著影响。因此，执行改革议程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是，改变我们普遍存在的观念，对有力的监管措施在促进金融体系稳定性方面的重要作用给予足够重视。
评判至关重要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工作人员的观点，采取强有力监管措施的前提是监管者具有及时采取行动的能力和意愿。要具备行动能力，监管者必须具备足够的法定权力和资源、清晰的战略以及与其他监管机构紧密的工作联系。要具备行动意愿，监管者必须有明确的授权、运作的独立性、责任、技能娴熟的员工以及与银行业之间健康的关系，但这一关系必须有一定的限度,以防止“管制俘获”（监管者与被监管者的关系比与公共利益的关系更密切）现象的发生。
此外，良好监管的成功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监管者是否具有对那些并非泾渭分明的复杂问题作出正确判断的能力。在主要的金融中心，只要监管者判定银行及其管理层拥有健全的风险管理体系以及足以承担潜在风险的资本，银行业的法律法规就不再禁止银行从事承担风险的活动，或者不再对这些活动的范围或规模做出明确约束，银行体系监管架构由此埋下了风险的隐患。
并非机械的做法
银行业监管规则的制定受制于并严重依赖于监管人员的良好判断，从而使银行监管面临两大严峻挑战：
监管法规提供的是最低程度的监管要求，而且并不针对具体某家银行。监管者应将银行业法规看做底线标准，而非最高标准。
监管者必须有能力并有意愿基于“相称性”的监管概念来实施监管规则。这种概念要求监管者根据每家银行的规模、复杂度、风险特征等具体情形采用“量体裁衣”而不是“一刀切”的方式来应用规则。
因此，监管者如何实施规则非常关键。在整个监管审查过程中，监管者将规则视为“底线标准”并将这些规则具体地、恰当地应用于每家银行的能力和意愿，与关注银行的安全和稳健的监管理念是一致的。
为了说明规则的主观性质，还应考虑到风险管理、资本充足率和监管行动。
风险管理：防御单个银行或银行体系整体的金融不稳定性的第一道防线取决于各家银行风险管理实践的质量和有效性。由于这个原因，许多关键的监管标准或监管预期侧重于银行董事会和高管层正确地识别、监测、度量和控制银行重大风险敞口的能力。监管人员有责任对已发现存在显著风险管理缺陷的银行采取措施，即使其对外报告的资本充足率很高。
资本充足率：监管判断也涉及对资本充足率的评估，虽然这看起来是定量问题，但实际在很大程度上是定性评估。进行评估比较困难，由于银行是高度杠杆化的，资产评估中微小的计算错误都可能导致对报告的资本充足率产生重大影响。
更复杂的挑战是确定多少资本才足够确保资本水平与银行机构总体风险状况相匹配。
在这种时候，对资本充足率（在这一点上我们应当对目前流行的共识发起挑战）进行有力的监管性评估成为约束过度冒险行为的关键。
监管行动：监管行动的设计和效果首先取决于监管者确定关键问题的能力，其次取决于监管者采取适当行动的意愿。能力和意愿又取决于许多前提条件，包括法律对监管者足够的保护以及监管当局的机构意志。
为最大限度地降低监管者延迟采取及时行动的倾向，一些国家采用了即时矫正行动（PCA）条款。但是，PCA并非约束监管判断的万灵药。首先，“即时矫正行动”这个术语本身就具有误导性。它是仅在资本低于监管标准后才被触发的滞后指标。如果银行资本高于监管要求的最低值，PCA条款就不要求采取任何行动，即使可能存在与资本无关的其他重大问题。
其次，即使可以对银行采取PCA，但强制执行PCA的时间安排取决于银行报告的资本充足率的准确度，而这又建立在银行资产和贷款估值可靠性的基础之上。
监管改革议程
决策者必须在注重改变银行业规则的同时，注重加强监管。加强监管可能是更加重要并且难度更大的任务。决策者必须从现在起集中力量通过加强监管措施来实现监管的反周期保证作用。
在监管当局内部建立强有力的监管文化。监管文化实际上是每个监管实体内部的一套价值观、信念和行为。监管文化始于监管当局领导设定的适当的基调以及领导自身的行动，这些确定了日常监管运作的大背景。由独立性、安全性和稳健性组成的“三驾马车”，再加上监管机构和监管者个人这两个层面上的介入式监管，构成了强有力的微观审慎监管体系的基石。
此外，不能忽略银行业监管的政治影响。强大的监管文化需要一个有效的政治体系。
加强监管者作出正确判断的能力和意愿。我们要求监管者扮演多种角色，包括风险管理人、金融分析师、会计师、律师、调查员、预测员以及金融经济学家。他们有能力且愿意对流行的看法发表不同观点，并且能够意识到不景气的时期也会有个尽头。
开展一种受约束的、相机抉择的监管方法。应考虑研究一种报警系统，该系统要求对报告了良好的财务指标但在风险管理中存在弱点的银行采取一定措施，以促进早期监管干预。在这一点上，日常监管使用的工具、方法和手册必须在鼓励做出正确判断与保证结构和风险评估过程的一致性之间保持适当的平衡。这种双重方法将形成一个受约束的相机抉择体系。
如果相对于被监管实体的规模和复杂程度，相关的监管资源不足，则要求具有系统重要性的银行缩减规模。如果银行太大而难以监管，表明监管者没有足够的方法对银行风险管理体系进行独立测试并恰当地证明其完整性，也表明监管者在对银行的政策、流程和局限性进行高层次的“过程”审查方面受到制约。此时，监管者必须依靠银行自身的风险评估，而这正是引发这次金融危机的关键缺陷所在。
设计一套提升金融监管专业人员数量和质量的可持续的长期计划。国际标准的制定者和领先的监管机构可以与学术机构合作设立金融监管方面的研究生学位计划。此外，还应该建立国际上认可的金融监管者认证计划。这种认证可以成为“黄金标准”，并有利于不同监管当局之间的职业流动。
体系重塑的机会
金融危机为决策者重塑全球银行体系法规和监管架构提供了百年不遇的机会。到目前为止，改革仍侧重于法规方面，对监管艺术以及监管在促进金融稳定的关键作用方面则关注不多。现在是将监管从“黑箱”中取出并将其置于全球改革议程中心的时候了。从本次金融危机中可以汲取的最重要的教训之一就是没有什么能够替代强有力的监管。（摘自2010年9月号《金融与发展》作者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驻印度尼西亚银行的银行政策和监管顾问，曾任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官员） □
作者：S. Raihan Zami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