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面子观的差异范文
从电影《刮痧》看中西方面子观的差异
摘要:《刮痧》是一部颇具代表性的反映中西文化差异的影片, 片中充分展现了中西文化的冲突和融合。通过用Goffman 的面子定义和Stella Ting -Toomey 的面子协商理论分析了影片中表现出来的中西方面子观的差异, 并进一步分析了因对面子观的不同理解而造成的交际障碍和文化隔阂, 希望能为促进中西文化交流提供借鉴。
关键词:面子观;面子-协商理论;消极面子;积极面子;文化相对主义
1.引言
于2001年上映的电影《刮痧》曾引起了海内外的广泛关注，受到了业内外人士广泛地好评，这部电影选择了当下华人关注度较高的移民文化主题来展开故事。电影讲述了一个中国移民家庭在美国生活的情景，由此引发了众多学者对跨文化主体的讨论。在跨文化交际的角度方面，影片中展现出来的家庭、中医、法律、人权、思维和文化身份等中西方文化差异和冲突的各个方面被进行了深入的剖析。本文以Goffman的面子定义和Stella Ting-Toomey的面子协商理论文指导，对中西价值观在面子这一层面做深刻透彻的分析，展现中西文化差异冲突与中西文化融合的波折。
电影讲述了一个发生在美国密西西比河畔的城市圣路易斯的故事，主人公是一对来自中国的移民夫妻许大同，简宁还有他们几岁大的儿子丹尼斯，一家人在美国过着中产阶级的生活。大同的父亲从北京来到美国看望儿孙，一次丹尼斯腹痛，爷爷用刮痧这一传统的中医疗法对他进行了治疗，结果丹尼斯因为意外跌伤被送往医院，医生掀开丹尼斯的衣服发现他的后背有刮痧留下的痕迹，由此认定丹尼斯受到了虐待，于是上报了儿童福利局。为了保护自己的父亲，大同承担了“罪名”，夫妇俩也被带上了法庭。虽然他们想尽了一切办法想要驳回上诉，但是最终还是未能找到医学权威证明丹尼斯背部的这道划痕是中国传统中医疗法刮痧留下的痕迹，最后无奈只得与妻子分居，以确保丹尼斯身边还有一位亲人陪伴。大同自此失去了工作、家人和朋友，老父亲也伤心地离开返回了北京。这本是一个历经了千辛万苦才进入美国主流社会的华人移民家庭，如今却变得支离破碎，他们的美国也因此终了。圣诞之夜，大同思子心切，门卫却不让进，他只好顺着门外的水管爬向十楼的家，结果警车呼啸而过，大同险些坠落。幸好老父亲
第 1 页 临走前将真相告诉了大同的上司昆兰，昆兰亲自试过刮痧后，与法官一起来到大同家宣布解除禁令。
电影从表面上看是一场司法纠纷，实际上通过这场纠纷充分透视出中美两国不同的文化差异。而在片中大同跟昆兰提及的面子问题是电影表现的众多文化冲突中最突出的一笔，令笔者印象深刻。
颁奖会上，大同的儿子丹尼斯和昆兰的儿子保罗发生了口角，丹尼斯打了保罗。大同随即要求丹尼斯当着大家的面向保罗道歉，丹尼斯很固执地拒绝了，大同就用手打了丹尼斯的头，这一行为便为大同丧失对丹尼斯的抚养权埋下了伏笔。后来因刮痧事件大同在法庭上受审时，昆兰一方面力证大同很优秀，但同时又承认了大同在颁奖会上确实打了丹尼斯的事实，这也就成了大同“性格暴虐”的有力证据。大同因此迁怒昆兰，(“我一直把你当朋友，但你却在法庭出卖我”)，并拒绝再与昆兰共事(“志不同不相为谋”)。而昆兰表示自己不能在法庭上撒谎，大同当时也确实不该打丹尼斯(“我只相信事实，你不该打丹尼斯”)。大同十分气愤，质问昆兰：“我为什么打他?嗯?我自己的儿子?我打他还不是为了给你面子!那是给你面子!知道吗?”昆兰不解，委屈，生气地回答道：“什么乱七八糟的中国逻辑!打你儿子那怎么是在给我面子呢?”在电影的这个部分，中西方的面子观差异得到了充分的展现，中西方对于面子的不同观点和看法被生动和形象地反映出来。
2.中西方的面子理论
什么是面子呢 ? 最早从学术角度系统探讨面子的学者是美国社会学家Goffman。他认为, 面子就是人们在与他人交往的过程中展示的一种外在的“自我形象” 。这种“自我形象”包含两个方面 : 第一 ,“自我形象”是他人眼中的“我“ ; 第二,这个“我”是可以操控的[ 4]。也就是说 ,面子来源于人与人之间的交际活动。一个人有没有面子, 取决于其他人怎样看待他 ,和他觉得其他人会怎样看待自己 。而这在很大程度上又取决于他自己如何做面子给其他人看 。另一位著名学者 、 美国心理学家 Stella Tingnegotiation theory) 。她认为 ,面子是一个关于在公众中建立自我形象的隐喻,是“个体期望他人予以其自我社会价值认同的一种需求感” 。她结合 Edward Hall 的高低语境文化理论,提出了东西方文化交流中的
第 2 页 积极面子与消极面子的观点 。根据这一观点,低语境文化( 如西方文化) 追求的是消极面子 ,高语境文化( 如东方文化) 追求的是积极面子。
低语境文化( 如西方文化) 中追求的消极面子 , 包括 face -restoration( 挽回面子) 和 face -saving( 留面低语境文化( 如西方文化) 中追求的消极面子 , 包括 face -restoration( 挽回面子) 和 face -saving( 留面子)[ 3 ] 115assertion( 要面子) 和 face - giving( 给面子)[ 3 ] 116 。“要面子”表示面子有极高的价值 ,意味着被群体接纳、包容和保护。所以, 我们常说“死要面子活受罪” 。2006 年央视春晚小品《实诚人》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给面子”是鼓励、支持并满足人们对被包容 、 被接纳、被承认的需求。两者都强调人们依赖社会对其社会地位 、 声誉的认同和社会对其需求的认可, 不包含“消极面子”的元素 。
第 3 页 3.影片中的面子观分析
对面子的追求是一种普遍现象，但同时又贴有典型的文化标签，不同的文化 背景对“面子”具有不同的理解。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中，对是否有面子的评判标准是不一样的。中西方文化背景的差异决定了中西方面子观的差异。
《刮痧》中的大同是一个怀揣着美国梦的华人，渴望在这片土地上创造出一片属于自己的天空。大同曾经获得过美国电脑游戏设计大奖，激动地说过“我爱美国，这就是我的美国梦”。在丹尼斯与保罗发生冲突的那一刻，我们能发现他并没有成为一个彻彻底底的美国人。中国的传统文化对他的影响比大同自己想象的还要深得多。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相对稳定的社会，5000多年的华夏历史，2000多年一直处于封建社会。在社会生产中，农业是中国稳定的经济基础。生产力水平低下使得人们依山傍水结伴而居，长江流域，黄河流域沿岸是人口的密集集居地。家庭与家族血缘成为了人们集群居住的基础，因此“人和”得以被高度的强调。受这种模式的影响, 在之后的历史中, 大多数的中国人的生活、工作环境变动仍然不太频繁, 比较容易形成较为固定的邻里、朋友、亲戚等社交圈子。
“人和”的传统文化使得中国人为人自谦、礼让, 较多顾念他人的感受。受这种价值观的影响，人们特别注重与他人建立融洽关系, 以便在社会群体中赢得良好的公众形象。为了维持融洽和谐的家庭氛围，避免冲突和维护家庭、群体和组织的完整性, 人们十分在意自己与他人的面子。母文化即中国的传统文化对于面子的理解对大同影响至深，在他身上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因而, 在大同看来，丹尼斯打保罗的行为, 破坏了他与上司昆兰的融洽关系, 不仅没给昆兰面子, 也让自己丢了面子。它极大地损害了昆兰的面子(中国人的积极面子)。而自己如果对此不加以纠正,就似乎是间接地表示自己并不在乎昆兰对自己的欣赏以及对自己工作成就的认可, 破坏了他们之间原有的和谐, 伤害了昆兰对自己的关心、照顾和其他一切美好的情感。中国人之所以讲求面子有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文化传统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地位差异，接收不平等的权利分配。所以，在中国的传统文化社会中，人们都生活在一个无形的关系网里面, 而且其中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从根本上来说并不都是平等的。因此，在大同看来， 他的儿子丹尼斯对上司昆兰的儿子保罗的这一打, 威胁了传统中国语境文化中这种垂直型下对上的面子交流, 触犯了“以下犯上“的大忌, 挑战了昆兰的权威。如果想要恢复之前的
第 4 页 友好关系与和谐, 大同必须马上做出处理, 对这一被破坏的行为进行及时补救, 重新恢复昆兰的面子, 以减轻对昆兰面子的伤害。
在这种情况下, 大同很自然地做出了中国人通常都会采取的补救方式。由于高语境文化(如东方文化)中的人们对面子的要求标准更高, 他们通常会选择能够最大化支持面子的策略。所以, 大同首先要求丹尼斯当众向保罗道歉, 企图通过道歉来弥补昆兰的面子。但是作为在美国文化的土壤下出生成长的丹尼斯, 他认为这是不合理的要求, 便果断拒绝了。在第一策略未行的情况下, 大同采取了另一补救措施。他扬起了手, 重重地打在了丹尼斯的脸上。大同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告诉大家, 昆兰是他的上司，这样做是为了给昆兰面子。可是大同没有想到, 在中国可能威胁对方的积极面子的行为在美国也许根本就构不成威胁。因为西方社会“面子”的内涵比中国要小得多。他们倾向于把人和事分开, 就事论事, 对事不对人, 双方可能公开对抗, 唇枪舌剑, 但事后仍然可以是朋友。所以, 在昆兰看来, 孩子之间的打闹根本就不是什么事,根本不存在对自己面子的威胁。他对大同打丹尼斯感到震惊, 因为在西方人看来, 打孩子是父母亲不体面的行为, 是违法的, 因为它侵犯了孩子的人身权利和长幼平等的信条, 伤害了孩子的消极面子。因此, 他对大同表示不能与自己继续做朋友感到懊恼, 对大同拒绝与自己共事表示不解, 相反, 他认为即使做不成朋友也可做同事, 自然更是难解“打自己的儿子就是给别人尊重、给别人面子”的中国逻辑。这种通过贬低自身来抬高别人的行为, 在中国人看来是给别人面子, 在西方人看来却是十分可笑和不可理喻的。在气急败坏的情形下, 昆兰憋屈的回驳道:“什么乱七八糟的中国逻辑! 打你儿子怎么能是在给我面子呢?”
幸好电影中的昆兰是一个乐意采用文化相对主义(该理论的核心人物是梅尔赫尔斯科维茨, 简单讲就是承认并尊重不同的文化, 并在平等的基础上交流)的人。当朋友大同对他斥责和疏远之后, 他只身来到了唐人街, 亲自尝试了刮痧, 体验了“穿着别人的鞋走路”的感受, 以自身的经历向法官证明大同的清白, 使得大同在圣诞之夜能与家人相拥团聚。在这大团圆的结局里, 也给观众留下了复杂的心情和思考的空间
4.结语
面子,以语言为载体，体现了特定的文化价值，是一种社会现象。因起源和
第 5 页 长期的历史过程中所受不同因素的影响, 中西文化形成了不同的价值观念。文化层面的因素是我们理解其本质特征的关键,是我们能在跨文化交际中避免可能引起误解与冲突的着力点。此外, 影片的完美结局给了我们一个启示:在跨文化交流中，随着文化冲突的逐渐升级, 必然会产生某种程度的文化融合或整合。在电影《刮痧》里, 许大同这一代移民所代表的中国文化最初是很难被美国社会所接受和认可的。然而, 随着中西交流的发生, 中国文化逐渐地被美国社会所理解和接受, 这种“许大同们”所特有的“新移民文化”其实就是中西文化的融合, 体现了文化的开放度和包容度, 是文化交流的新产物。
参考文献
[1] 李麟.乔琰.东方人与西方人——— 各国国民性格管窥[ M] .北京:中华工商联出版社, 1999 :34. [2] 林语堂.林语堂散文集[ M].香港:香港世界文摘出版社, 1954 :95. [3] 陈雪飞.跨文化交流论[ M].北京:时事出版社,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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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中西文化面子观的差异及其对交际模式的影响
摘要：面子作为一种复杂的社会心理现象，对跨文化交际的成败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为交际场合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都涉及面子需求。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对“面子”的内涵、价值观上存在着较大的差异，由这种差别所导致的交际方式也大相径庭。探讨中西面子文化差异及其对交际模式的影响，有助于消除人们因“面子”引起的文化冲突和交往中的障碍，东西方文化的相互融合可有效促进跨文化交际。
关键词：面子观;文化差异;交际模式
中图分类号：G04;H005文献标识码：A
“面子”这个词被中国人异乎寻常地重视，它蕴含着中华文化社会心理的深层意象。鲁迅先生曾说过：“面子是中国精神的纲领。”[1]在中国给人面子，就是尊重了人格;扫人面子，就是侵犯了其尊严。多位学者都曾关注或研究过这一文化现象，如近代国学大师林语堂先生认为，中国人的面子是“抽象而不可捉摸的，但却是中国人调节社会交往的最细腻的标准，它触及到了中国人社会心理最微妙奇异之点”[2]。
可以说，面子在中国人的生活中无处不在。其实要面子的情况同样也存在于西方文化中，或者说它具有存在于各种文化中的普遍性。面子对跨文化交际的成败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为交际场合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都涉及面子需求。Ron Scollon和Suzanne Wong Scollon就曾在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一书中谈到“世界上的人类交往中没有不要面子的交际”[3]。但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对“面子”的内涵、价值观上存在着较大的差异，由此所导致的交际方式也大相径庭。交际者总是依据其文化中最重要的面子理念行事。〖HJ*3〗
一、中西方面子观之比较
(一)西方人眼中的面子观〖HJ〗
美国社会语言学家Erving Goffman[4]于20 世纪 50 年代末期提出了一套著名的面子理论。在《论面子功夫》中，他从社会学角度系统分析了“面子”( face) 这一概念。他指出面子乃是社会互动行为中的仪式化表现。换言之，社会互动必须依赖规范才得以进行，面子概念即代表个人行为符合特定社会规范，以及借此所获得的社会支持[5]。人们在生活中存在着普遍的面对面交流，这种交流有时需要在某种媒介作用下进行。在与人交际的过程当中，面子主要表现为个人所展现出的社会形象[4]。个人所展现出的社会形象应具有连贯性和世俗性，凡有不依“面子规则”交际的人，必然会被视作有悖常规，使人青眼相待。
美国人类学家 Brown & Levinson[6]拓展了Goffman的定义，称面子为“每一个社会成员意欲为自己树立的一种公众自我形象，通过与他人的交际，这种形象可以被损害，保持或增强”。该观点认为，在说话时照顾对方的面子，交往时为对方给予或者保留面子是人际交往合作的前提。按照Brown和Levinson的说法，积极面子(positive face)和消极面子 (negative face) 都是人际交往中需要考虑的问题。积极面子是希望个人正面的自我形象或个性受到别人的赞同、喜爱，这就意味着积极面子得到了维护。消极面子则是不愿受制于别人，保存自我行为和选择自由，不受别人的干涉和阻挠。积极面子关系着个人的利益，常见于“给别人一个面子”这样的情境，遵守支持别人的交往原则。在交际当中主要体现为向对方表示关注并同意对方的意见，与对方达成共识，或者对对方的观点表示赞许。消极面子则指向交际者的个性，它强调个人权利，在交际中维护自身独立性的同时，表示对对方独立需求的尊重，这种消极面子不完全为群体束缚。
归纳而言，西方人的面子观强调个人面子，强调个人行动自由和个人愿望的满足，其实质是以个人为中心的社会价值观。植根于此面子观后的是一种个人主义的文化观念。西方文化强调独立的人格和个性，所推崇的价值观念以个人成就和荣誉为核心。追根溯源，古希腊是西方文化的发源地，“民主精神”是其重要的特征之一，是让民主自由在西方文化诞生之初就牢牢地烙印其上。当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冲破封建桎梏之初，大批人文主义者就在新兴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领域中不断涌现。提倡“人性”，高呼“人权”，将人性和人权置于前所未有的高度是这一群人的代表特征。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确立，资产阶级的壮大和发展，强调个人利益与价值，标榜“个人自由 ”和“个人主义”的资产阶级的人文思想逐渐在西方文化中占据了主导地位。
(二)中国人的面子观念
面子观念是中华文化的主体，是儒家文化的精髓。面子一词包罗万象，凝练于五千年广博的华夏文明的血液里，已成为支配中国社会运行的“潜规则”。中国的许多学者对面子问题作了很多研究，而且发表了诸多有关面子的学术文章。归纳起来，我们可以从以下三方面理解汉文化中“面子”的内涵。
第一，面子具有关系性。面子是人情关系与人际影响的象征。人际关系要靠面子来处理和维系，社会生活也要靠面子操作和决定。中国文化中的面子以关系为基础而概念化，即面子以人的情感为基石，顾及他人的面子能起到促进人际和谐的作用。中国人的面子哲学可以概括如下：面子是责任、权利及义务的严格法律的代替者，它不仅是社会中促进人际和谐的目标，也是达到这一目标的手段。若个体严重违反社会规范，不仅会给自身甚至家庭造成消极影响，也容易使人产生如此怀疑：在他生活中曾经教导他和赏识他的人是否具有良好的判断力和不阿的公正性?或者说，不同程度的 “丢脸”不仅根据个人过错或失败的严重程度决定，并且对于自我亲疏程度不一样的其他人也有着各异的意义。
第二，面子具有道德性。面子是个人身份和理想形象要求的综合表现，是个人社会地位、处世要求和社会价值的总和。在中国社会当中，人们的言行受到公共道德规范和理想人格标准的制约，如仁义要求、忠信要求、德才要求，等等。如果个人的言行符合社会规范就被视为涨了面子，反之，与这种标准相悖的就被视为丢了面子。20世纪40年代，中国留美学者、人类学家胡先缙提出中国人的面子具有两个相互联系的方面――“脸”和“面”[7]。这是两种不同的心理和行为，其中“脸”主要涉及与一个人的道德品质高低有关的事情。团体对于道德高尚者持有无上的敬意：这种人无论遭遇什么困难，都会把自己分内的事情高质量完成;不论在何种情况下，他都会彰显自己的正直品德。它代表着社会对于自我德行的完全信任，但是如果失去它，这个人便难以继续正常地在社会组织中立足。“脸”不仅仅是维护道德标准的社会制约力量，更是一种内化的自我约束力。丢脸是团体对不道德或为社会所不容的行为的责难。那些严重违背社会道德的行为，一旦为大众所知悉，便会对个人品格造成消极影响，从而招致公众的责难，使这个人失去颜面。“面子”则代表个人的社会声誉。这种声誉是由人在事业上步步高升中所取得的成功与赞美而获得，也是因个人努力或着意经营而累积起来的声誉[7]。无论何时，只有立足于自身所处的外在环境，才能获得这种声誉。“面子”和“脸”不同，它可以出借、争取、添加甚至敷衍。脸和面是相互关联的两个方面。“脸”不仅是品格的基本要义，也是决定“面子”多少的因素之一。如果失去了脸，那么面子也难以维系。因为脸和面子之间复杂的关系，它们的概念也有重叠的部分。它们都在中国文化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每个人都尽力保存自己的脸，维护自我的道德尊严，与此同时，努力提升自己的面子，即在提升自己的声誉上下功夫。
第三，面子具有等级性。这种关系等级由年龄、血统和社会等级构成，而面子的功能就在家庭内部的关系等级下实现。在Chang & Holt[8]的研究中，面子和中国儒家思想里的社会秩序观念关联紧密，在这种思想体系下，人因不同的地位而享有不同种类和数量的面子，并要求这种面子在交互者中必须得到尊重。
归纳而言，中国文化中的面子不具有西方文化中的个人主义特征，反之强调公共面子，强调的是个体行为保持和群体观念与评价的和谐统一，而不是对个人愿望的迁就。植根于此面子观后的是有着两千多年历史的儒家文化，其思想精髓是“仁爱”和“天人合一”。这一理论体系把个人视为社会和整个人类的一份子，需要以自己的社会角色为基石，形成与之相适应的品格，并承担起相应的社会责任。总的来说，中国文化强调个人服从于整体，高度重视社会整体。孔子作为儒家文化的代表人物，主张以“仁爱”之心待人，他的这种仁爱思想与长幼有序、尊卑有别的等级观念有着紧密的联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这种等级体系下是纵向的，它强调个人最大程度地服从自己所在的集体，并按照自己在等级体系中的地位来规范自己的言行，从而达到社会道德的规范标准。中国文化背景下的“面子”内涵与西方的“面子”观念不尽相同。
二、中西方交际模式之差异
交流的障碍主要源于对对方文化的不理解或不了解。交谈得越多，就越多地尝试互相了解，互相尊重，就有更多的机会建立成功的人际关系。不考虑面子问题所包含的文化敏感性，就很难建立成功的人际关系。不同的文化群体对面子观的定位，是在自身长期的历史发展进程中逐渐形成的，从而使得各种文化群体都有自身特定的处理面子的方式，由此也决定了其在交际中所特有的会话与行为方式。
(一)情感取向 VS 任务取向
在中国，个体不能独立于集体之外。每一个中国人都有着自己的关系网络，因为不同关系网之间的交叉重叠，更加复杂的人际关系网络由此形成，而“人情”和“面子”正是维系这个网络的关键。面子象征着人际影响和人情关系。所以，人情关系和人际关系的和谐在中华文化十分重要，个体人际关系融洽度和影响度的衡量标尺正是情面。为达成和谐的人际关系而处处为对方留情面、给面子是人际交往中的重要部分。因此中国的商务文化讲究在“面子”和谐的气氛中进行有效的沟通。在谈生意前，中国人注重通过宴请与送礼等手段与交际对象建立友好的关系，在谈生意过程中更是要回避冲突。可能对中国人来说，保持和谐与建立关系是最为重要的，这正是所谓的“买卖不成人情在”的道理。
而西方文化倾向于将自我看作是与他人和整个世界分离的独立体，强调自我和个人成就，个人面子的获取是建立在个人事业的成功之上，因此，个人与集体和社会的关系较为松散。与广泛存在于中国社会中的“情感型”人际关系不同，西方社会更偏向于任务型关系。它是人们为了达到某个目标而建立的一种短暂且不稳定的交往关系。反映在人际交往中，其特别讲究实效，所以在对话中很快就切入正题。按照西方人的交际标准，如果对方的问候时间过长，听者便会主动提醒对方直抵主题或者给一些“谈正事”的提示语。整个交际过程都存在着这种倾向。离题万里和言语冗杂都会招致他们的反感。如果某方在交谈时说话过于细节化或者过于繁杂，另一方就会以“让我思考一下你的主要观点是什么”来打断其发言。在直面交流的过程中，若出现离题的情况，人们也会用非语言方式或者用表情或行动表示不耐烦的情绪，甚至直接打断。
西方人眼中的“面子”以“自己”为中心，以对己方有利为基本原则。同时他们强调个体之间的差异，尊重个人意见，为维护个人利益和面子，双方可以争吵甚至争斗;适当程度的冲突被看作是一种自我保护的积极行为。因此人们在交往中常常按照客观法则办事。对事不对人，注重的是公事公办，在原则问题上很少顾及人情、面子，一般不受感情所左右，因此让人觉得有些“不讲情面”、“冷若冰霜”。在商务谈判中，他们可以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唇枪舌战，剑拔弩张。对于条款中不满意的小细节，他们可以争得面红耳赤，而不用过多地考虑他人的面子和群体的利益。在他们眼中，人是人，事是事，谈判场合剑拔弩张，生意背后依旧可以做朋友。因为西方人是以任务为取向，商务谈判中以维护己方利益为目的。这在中国人眼中颇有“不择手段”的作派，与中国人“买卖不成仁义在”的思维有很大的不同。
(二)委婉含蓄 VS 直截了当
由于深受其面子观影响，中国人倾向于含蓄、保守地表达思想感情， 不喜欢直接明了的说话方式。他们愿意给彼此留有面子和尊严，因此，在交际中，中国人对委婉的表达方式非常青睐，通常喜欢“留一个心眼”，不是直截了当地怎么想就怎么说、怎么说就怎么做;而要考虑方式方法，巧与应对，见机行事。尤其是在发表不同意见时，要察言观色，委婉表达。
就中国人来看，委婉地表达异议，有利于局面的稳妥;由于委婉，需要深思熟虑，意见也相对成熟、中肯，于人于己都有益无害，在面子上都不会有所损伤。在人际互动的过程中，胡先缙与黄光国[7]都曾提到“给面子”与“不给面子”之间还存在着中间灰色的“敷衍面子”，是指也许不是很尊重对方，不想让对方有面子，但是一方面不想让彼此的关系恶化，或是让其他人有没面子的感觉，造成日后“有恩报恩，有仇报仇”，一方面也不希望自己在他人面前产生不好的印象，因此，往往会选择至少表现出某种程度上的敬意，不让对方感觉到不愉快。胡先缙在讲解“敷衍面子时”说到，“也许甲本来并不怎么尊重乙，但为了博取其好感，甲会表现出一定程度上的敬意，而这种好感恰好不会使乙感到不快”[7]。因此，中国人在交际中，即便自己有理，提出不同意见前也总要说“刚才某某的发言很有道理”，然后再在“但是”、“不过”后面做文章。中国人也避免在公共场合批评他人，尤其是长辈。在必须评论他人表现时，尽量使用委婉或模棱两可的言词。初到中国的西方人往往莫名其妙，以为中国人言不由衷，故弄玄虚，殊不知这是给听话人留面子，营造一种和谐的气氛。
中国人巧用委婉的典型范例，当属1972年周恩来总理在欢迎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时所说的一句话：“由于大家都知道的原因，中美两国隔绝了二十多年。”当时的中美关系还带有明显的“冷战”印记，彼此积怨很深。此话一出，既能让人清楚地意识到导致中美不和、关系紧张的主要原因是美国长期深度介入亚洲事务的事实，同时又不带丝毫刺激性，以免伤及美国客人的颜面和情感，于是使得双方听者都露出会心的微笑。
不同于中国人的委婉表达方式，西方人在交际中就比较直截了当。在西方的面子观中，言语的赋义与环境的赋义是相互分离的。因此，在这种文化环境中的西方人，交际中往往语言外显、明了，处理事情一般将人事相分，解决冲突时对事不对人。其谈话方式倾向于直接、坦率，而不大顾及环境条件怎样、对方反应怎样、所说所做将产生什么后果，脑门一热就像竹筒倒豆子――干脆利落地全抖出来。在对待别人言语中的错误上，也很直接。例如在商务晚餐中，如果一位中国客人谈起法国时弄错了一个城市的位置，法国人一般会公开或私下予以纠正。但中国人却避免在公开场合反驳一个人，尤其是一个有地位的人。法国人的文化习惯是辩论，而中国人的文化习惯是保持和谐和维护颜面。如果想拒绝别人，西方人会直接说“no”，发表不同意见会开诚布公，因为他们觉得这不会损害对方的正面子。
〖WTHZ〗
(三)贬己尊人VS 相互平等〖WT〗
中国人的面子观表达的是对尊严和尊重的诉求，它不仅强调人们依赖社会对其社会声誉及地位的认同，也强调社会对人们需求的认可。因此为了维护自己的“脸”，同时试图提升自己的“面”，中国人对其成就和地位往往过分谦抑。如果为使自己的地位高于他人而夸耀自己，高估自己，则很可能受到社会的冷遇。如果热衷夸耀的人遭遇挫败，不仅难以得到旁人的同情，还可能会受到嘲笑。对自身能力判断欠妥的人往往被贴上“轻浮”的标签。一个人既难以在每一点上正确估量自己的能力，由于事先无法正确预知每次行动的结果，那么预先拉低身段，放低自身价值才是明智之举。通过这种方式，个人既能建立谦虚的形象，受到人们的赞扬，又能增加自身成功的信心。因此，为了得到他人更高的评价，人们会时常不自觉地贬低自身的才能和本领。在人际交往中，若涉及与自己有关的事，说话人一般表现得较为谦逊甚至卑微，而提及与对方有关的事情时则尽力抬高对方，表示对对方的尊敬，给对方面子。最为典型的就是听到别人赞扬时，客套语往往是自贬一番，以表示自己的谦逊，如“哪里，哪里，您实在是过奖了”，或者“我做的还很不够”等等。这种贬己尊人的交际原则在谦辞、敬辞系统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在谈及自己一方时，中国人会在称谓前加上“鄙”、“贱”、“拙”、“愚”等字，如：“鄙人”、“鄙姓”、“贱内”、“拙荆”、“愚见”等，在涉及对方一方时，称谓前往往有“尊”、“高”、“贵”、“令”等字，如：“尊府”、“尊夫人”、“高见”、“贵国”、“令郎”等。
中国人这种通过贬低自身来抬高别人的行为，在中国人看来是给别人面子，在西方人看来却是十分可笑和不可理喻的。例如电影《刮痧》中，许大同因为儿子和朋友昆兰的孩子发生矛盾，当着昆兰的面，打了自己孩子一巴掌，以示给对方“面子”。可是在他朋友看来，打孩子是父母亲不体面的行为，是违法的，因为它侵犯了孩子的人身权利和长幼平等的信条，伤害了孩子的消极面子。因此，他难以理解“打自己的儿子就是给别人尊重、给别人面子”的中国逻辑。在气急败坏的情形下，昆兰憋屈地回驳道：“什么乱七八糟的中国逻辑!打你儿子怎么能是在给我面子呢? ”
在西方文化中，“面子”是一种缔造个人身份的工具，个人面子的获取必须通过取得成就来反映个体。也就是说，他们不会从群体的互动中寻求自我的体现而获得面子，而是通过追求自主、自我实现和个人发展来实现个体的自我指认。平等的观念贯穿于西方的各种社会关系之中，交流的双方处于平等的地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呈横向结构，即平等的而非等级的关系结构，“人们在社交互动中获得情感利益的同时保持个人的独立性并避免担负责任”。这种平等性反映在交际中，人们称呼上较少受到等级和身份的限制和约束，通常采用对等的称呼方式，甚至直呼其名以体现人与人之间的平等。
在西方，人们甚少用“经理”、“局长”、“校长”等头衔性称谓来称呼对方。员工对他们的上司(或者老板)可直呼其名，这种称谓的方式不会认为是不礼貌的，相反地，它却显示出老板和员工之间平等和融洽的工作关系。在西方，头衔性称谓的对象大都局限于皇族、政府上层、宗教界、军界或法律界人士等。例如，Mr.Presi-dent(总统先生)，Priest Father Paul(Paul神父)。
西方的面子观注重每个交际者的个性，侧重于维护个体的消极面子。交际者一方面不会把自己的所言所为强加于别人，以示对别人的尊重;同时也不愿让别人的所言所为强加于自己，希望自己受到尊重。例如，在餐厅点牛排时，服务人员一般会以“How do you like it cooked? Well-done， medium， or rare?”的方式与客人交流。西方人极为推崇以“尽量不给他人造成不便”的原则进行社交，因为这是一种避免尴尬、给对方留有更多选择余地的方式，能最大限度地尊重彼此的自由。与之相对应的，不把自己的意见或意愿强加于人，给予对方充分的选择余地，是维护消极面子时常常用到的语言策略。在西方人的谈话中，常见的是疑问句、缓冲语、过去式、致歉语和感激语。例如：I wonder if you want this or not? 或It would be nice to have you with us， but we――。这与西方人的“个人”取向和追求人际间的“平等”与“一致”有关。人们在向他人提出要求时，尽量做到委婉，不给对方“强加”的感觉，以保证彼此间的消极面子不受伤害。
(四)亲近 VS 疏远
西方文化特别重视对方的隐私权，一般不愿意干涉别人的私生活和个人隐私，也不愿意被别人干涉，凡是涉及到个人隐私的都不能直接过问。因为这被认为不礼貌，干涉了别人的隐私，威胁了他们的消极面子。个人隐私的内涵可总结为：个人情况(年龄、婚姻、子女、事业、收入等)，宗教信仰，政治观念，个人行为动向(去哪儿、和谁交往)等等。中国人常常会对别人所购买的商品价格进行询问，在他们看来，商品的价格一般与商品的质量等同。但在西方文化当中，询问其所购商品价格，可能是对其购买力和经济状况的间接询问，属于隐私范畴，直接询问是非常不礼貌的。如果想了解商品的价格，在西方文化的交际中只能通过委婉地对商品表达赞许来实现。在回答中，西方人会告诉提问者该商品是贵还是便宜，但一般不会谈到该商品的确切价格。注重隐私是西方文化的一部分，它也让习惯于人与人之间贴得很近的中国人感到西方人似乎很冷漠。“你永远不知道美国人心里在想什么。你很难从他们那色彩斑斓眼睛里一眼看穿或看透他们。在他们那彬彬有礼的外表和语言下，你感到的是冰冷的距离感。”一位在美国生活了20多年的教授如是说。但在西方人看来，个人的权利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别人对自己的关心和爱护可能被认为是对自己自由的干涉。从这一点出发，西方人的自卫心理和危机意识比较强。他们的冷漠可能出于对他人的尊重，而中国人的热情可能是对其权利和自尊的侵犯，对其消极面子的威胁。
在注重人情和关系的社会里，中国人以群体为中心，个人的情绪、愿望、隐私等相对于群体来讲无足轻重。在人际交往中，除了日常的嘘寒问暖，甚至对于询问有关年龄、婚姻状况、子女、职业、收入等问题，也都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同时通过这种深入的了解，可以建立良好的关系。当交际一方认为自己的所言所为对对方有益时，有时不管对方是否愿意都强加于对方，以示自己的诚意，表明给对方面子，对方也不会因此感到不快。就拿中国人的待客之道来说，在交际场合和酒席上，作为主人有时表现出过度关切，其出发点是想让客人感受他的热情。主人有时会用筷子往客人的碗里夹菜，用各种办法劝客人多吃菜、多喝酒。客人越是说不喝不吃就越劝别人吃喝，而且大有强塞硬灌之势，完全不考虑客人的真实感受，似乎只有这样才显得热情，给对方面子。根据Brown和Levinson的观点，这有勉强对方、妨碍对方个人自由之嫌，实际上是威胁了对方的消极面子。在西方国家，人们讲求尊重个人权益和个人隐私，不会做强人所难的事。吃饭的时候，绝不会硬往你碗里夹菜，自己想吃什么就吃什么，也不会用各种办法劝客人喝酒，不会非要你喝醉了为止，招待人常常是很随意的，似乎这样才更亲切。
但是中国人在对待亲近的人时是没有什么繁琐的礼仪的。在中国文化里，对待不同关系的人，给予的面子是不同的，而西方人则不然。无论对方与自己关系如何，西方人一般都平等视之，对他们来说“谢谢”“对不起”需经常挂在嘴上。因此中国人往往觉得西方人的人际关系较疏远，人们之间过于冷淡、傲慢，不是很友好，但西方人却认为中国人过于亲近。
三、结语
人际关系差异是普遍存在的，某一特定文化中的人际关系准则只能在其自己的文化中按其特定的条件理解。中西文化在起源和前期发展阶段处于相对封闭的环境下，也受到了不同因素的催化而产生了不同的面子观，因“面子”文化差异影响交际的模式也不同。在跨文化交流中，人们会下意识地用本民族的“面子”文化标准和观念来指导自己的言行和思想，并以此为标准来与其它民族进行交际，往往易导致交流的困难、误解甚至冲突。例如西方人觉得我们太含蓄，而我们觉得西方人不诚恳;西方人觉得我们嘴里说“不”的时候心里反而说“是”，而我们觉得西方人太“冲”了，不懂得谦虚;西方人认为我们事事讲究人情，效率不高，而我们觉得西方人刻板、僵硬、不会变通;西方人觉得我们不懂得过于热情是不尊重他人权利，而我们觉得西方人冷漠、无情、没有生气。
因此，在国际交流日趋频繁的今天，跨文化交际的参与者应该具有敏感的跨文化交际意识，深入了解面子观，针对不同的跨文化交际的实际情况， 采取不同的跨文化交际策略，以避免由于“面子”文化的差异而引起跨文化交际障碍，从而促进世界各国、各地区的友好交流与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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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文格)
第三篇：浅谈中西方面子礼貌的差异
摘要：本文通过对面子礼貌理论的梳理和回顾，从 称谓语、餐桌礼仪、问候语和告别语、称赞语和谦词以及非言语交际等五个方面系统分析了中西方面子礼貌的差异，因此使人们在交际中维护交际双方的积极面子和消极面子。
Abstract: According to sorting and reviewing the face and politeness theory, the thesis analyses its difference from the forms of address, table manners, greetings, farewells, compliments, modest words and nonverbal communication. So people can preserve social persons’ positive and negative face.
一、中西方面子礼貌理论的研究背景
目前，中西方学者对面子礼貌都进行了许多研究。继H. P. Grice 提出合作原则之后， 美国社会学家Erving Goffman(1967) 第一次对面子理论下定义。他指出，“面子”就是“每个社会成员希望拥有的个人自我形象”。接着，剑桥大学教授Penelope Brown和Stephen Levinson(1978)将面子理论得以继承和完善，他们将面子划分为积极面子和消极面子。他认为，积极面子是指个人的自我形象希望得到他人的肯定和赞许;消极面子是指个人有自主的自由，不因迁就他人或受到妨碍而使自己丢面子。因为每个人的面子很容易受到威胁，所以就出现了面子威胁理论。并且他们就面子威胁理论提出了面子保全论和用来维护听话人积极面子和消极面子的礼貌补偿策略。英国学者Leech(1983)提出，人们在语言交际中，不仅要遵循合作准则，也要遵循礼貌准则。他的礼貌准则包括6项准则和12项次则。可以说，西方学者对面子理论的研究作出了很大贡献。
在中国，学者们进一步完善了西方的礼貌理论。其中对礼貌理论的研究成就最大的就是顾曰国教授(1990)。他总结了中国礼貌的四个基本要素，之后又详细说明了中国礼貌的五准则：贬己尊人准则，称呼准则，文雅准则，求同准则和德言行准则。
二、中西方面子礼貌的差异 由于中西方文化无论在各个方面都存在着很大差异，所以，就面子和礼貌而言，中西方之间的差异也很显然。总的来说，西方人注重消极面子的维护，他们主张个人独立和自由。而中国人大多注重积极面子，人们更在意别人对自己的评价和赞扬。具体来说，在称谓语、餐桌礼仪、问候语和告别语、称赞语和谦词以及非言语交际等方面都有很多不同之处。
(一)中西方称谓语差异
在称谓方面，中国人很是讲究，自古以来就有“上下有义，贵贱有分，长幼有序”的说法。在称呼长辈的时候，尤其不能乱了辈分;在称呼亲戚的时侯，要注意亲疏远近。一般来说，父系的亲戚为本家亲戚(内亲)，母系的亲戚为外亲。因此，“姑姑”、“婶婶”是本家亲戚(内亲)，而“姨姨”、“舅妈”是外亲。然而，西方人注重人人平等，亲戚之间没有长幼尊卑和亲疏远近之别，因此英语中的一个aunt就可以指代汉语中的“姑姑”、“婶婶”，“姨姨”、“舅妈”。在中国除了熟悉亲密的人，一般不直呼其名，而好用亲属称谓，如赵阿姨、王叔叔、李奶奶等。这种称谓在英语里是没有的，英语常用Mr. Wang, Miss Zhao等。中国人称呼他人为了表示亲切，还多用“老”字。对德高望重者称“某老”以示尊敬; 对年纪大的同事称呼“老+姓”，对年纪小、资历浅的称呼“小+姓”，以示人与人之间年龄和资历上的差异; 用“主任、处长、局长、经理+姓”以明确人与人之间职务和地位上的差异。
在西方，他们在称呼方面的规则简单明了，常用Mr.(先生)、Mrs.(太太，夫人)、Miss( / J、姐)或Ms.+姓，表示职位和职务的词很少用来做称谓。熟人之间则直呼其名，这是关系密切、彼此熟悉的表现，甚至父母与自己之间都可以以名相称。 西方人忌讳他人称自己“老”，他们觉得说“老”就是“年纪大”，因此损害了他们的消极面子。在家庭成员中，不分长幼尊卑，一般可直呼姓名或昵称。
(二)中西方问候语、告别语差异
在问候语上，中国人一般见面会问：“你吃了吗?”“你这是要去哪儿呀?”“今天没上班呀?”，以此表现说话人对听话人的关心。而西方人则认为这样的问候语涉及到个人的隐私，侵犯了对方的隐私权，是一种很不礼貌的表现。因此，西方人见面打招呼，习惯问：“今天的天气怎么样?”在口常打招呼中，他们只说一声“Hello"，或者按时段的不同，说声“早上好”、“下午好”、“晚上好”。同时，中国人见面还会谈论年龄，家庭，婚姻，收入等一系列私人话题，以此表示说话人与听话人的亲近感，也印证了中国的一句老话：“四海之内皆兄弟”。
去别人家里做客，该说什么样的话道别也是一种基本的礼貌问题。中国人在临走的时候，习惯站在主人的角度去告别 。比如：“ 时间不早了，我就不打扰您休息了,”“ 看来您还有其它事情，我就不多叨扰您了。” 而西方人 往往出于自身的角度去告别。比如：“我还有事，我就先走了。”这也体现了中西文化的一种差异。
(三)中西方餐桌礼仪差异
中国人在宴请客人的时候，主人会一筷子接着一筷子、不停地往客人的碗里夹菜，一则生怕客人因拘束而吃不饱饭，二则以此体现主人的热情好客。而西方人会让客人随意享用饭菜，主人一般不会给客人夹菜。一旦客人把所有的饭菜都吃光，主人会非常高兴，非常有成就感，因为主人认为自己的饭菜美味可口。由此可见，中国人注重维护客人的积极面子，而西方人注重维护客人的消极面子。
(四) 中西方称赞语和谦词差异
中国人在面对别人对自己的称赞时会谦虚的回答，而西方人则会很有礼貌的说声谢谢。在中国，亲戚朋友之间的帮助不需要说谢谢，说了谢谢反而显得客气。比如，说话人对听话人说了一句：“你好漂亮呀!”如果听话人是中国人，他会说： “您过奖了”，“哪里，哪里”等一系列谦虚的说法;如果听话人是西方人，他会说：“谢谢夸奖。”
(五) 中西方非言语交际差异
所谓非言语交际手段是指除语言交际以外的交际手段，包括手势、目光、面部表情、头部动作等其他可以传递信息的肢体动作。中国人见了面握手，而西方人见了面拥抱;中国人表达不知道一件事情时摇头，西方人则耸肩;中国人握手会握许久才松手，以表和对方的亲近;而西方人握手之后立即松开并与对方保持一定的距离，充分的维护了对方的消极面子。
三、结束语
正因为中西方面子礼貌差异的不同，才使得中西方文化丰富多彩。因此，在各国的文化交际中，文化碰撞在所难免，人们必须对各国的面子礼貌有所了解，维护交际双方的积极面子和消极面子，防止在交际中遇到不必要的误解和麻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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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科学展观的内涵
第一份：
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
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范畴之一，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社会生产力。在社会主义国家，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执政以后，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社会生产力，发展是硬道理。只有紧紧抓住和不断推动发展，才能从根本上把握人民的愿望，把握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本质，把握我们党执政兴国的关键。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牢牢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坚持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要更好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可持续发展战略，着力把握发展规律、创新发展理念、转变发展方式、破解发展难题，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实现又好又快发展，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打下坚实基础。
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以人为本的“人”，是指最广大人民群众。在当代中国，就是以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等劳动者为主体，包括社会各阶层在内的最广大人民群众。以人为本的“本”，就是根本，就是出发点、落脚点，就是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以人为本，就是以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本。坚持以人为本，不断满足人的多方面需求和实现全面发展是党第一次明确提出的思想观点，是发展理论上的创新发展。以人为本，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的基本原理，体现了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和我们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要求。我们党的一切奋斗和工作都是为了造福人民。要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泛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保障人民各项权益，走共同富裕道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我们所追求的发展，不是片面的发展、不计代价的发展、竭泽而渔式的发展，而是全面的发展、协调的发展、可持续的发展。全面，是指各个方面都发展，是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协调，是指各个方面的发展要相互适应;可持续，是指发展进程要有持久性、连续性。可持续发展，就是要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实现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坚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保证一代接一代地永续发展。
统筹兼顾，协调好各方面利益关系，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是党的一条重要经验和长期坚持的战略方针。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我们必须正确认识和妥善处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大关系，统筹城乡发展、区域发展、经济社会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统筹中央和地方关系，统筹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树立世界眼光，加强战略思维，善于从国际形势发展变化中把握发展机遇、应对风险挑战，营造良好国际环境。”
第二份：
科学发展观学习心得 ――――人事司邵鹏飞 2008年11月04日发布
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高举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伟大旗帜，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求真务实、锐意进取，在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党的建设的同时，不断推进党的理论创新，提出科学发展观这一重大战略思想，为党和人民事业的发展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导和有力的思想保证。
第一，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是我国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科学发展观是我们党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深入分析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总结发展实践，把握世界发展趋势，适应新的要求提出来的，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胡锦涛同志指出：“一个国家坚持什么样的发展观，对这个国家的发展会产生重大影响，不同的发展观往往会导致不同的发展结果”。
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已经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上。我国的经济建设已经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2007年我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已经达到了246619亿元，位居世界第四位，从1979年至2004年我国经济年均增长9.6%，过去五年我国经济的年均增长更是达到了10.6%。这些成绩的取得确实令人感到振奋，感到自豪。我国已经解决了十三亿人的吃饭问题，这也是中国人民为世界做出的重要贡献。目前全国人民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坚强领导下，正在以饱满的热情、满怀信心地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小康社会而奋斗。
但是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我们还存在这样或那样的诸多问题，虽然我国的GDP总量不少，但是平均到每个人就很少了，甚至比一些发展中国家还少。在医疗、教育、住房、社会保障等方面我们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还远远不能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更加严峻的是，我国在贫富差距、社会稳定、道德建设、环境保护等方面面临着巨大的挑战。目前官方的数据显示，我国的基尼系数已经达到了0.48，基尼系数是经济学用来反映贫富差距的指标，基尼系数越大表明贫富差距越大，基尼系数越小表明贫富差距越小。如果基尼系数在0.4至0.5之间说明这个国家的贫富差距较大，如果在0.5以上说明这个国家的贫富差距很大。据说，有的学者对我国基尼系数所做的统计还高于0.48。这说明我国的贫富差距是比较大的。而我们的邻居日本基尼指数一直在2.7左右徘徊。就连我们一直认为贫富差距很大的美国，其基尼系数虽然创下了新高，但也仅为4.6。所以我们如果任由贫富差距继续扩大，将对我国的稳定团结造成很大的威胁。还有一个数据同样值得我们注意，2007年我国5人以上的群体性事件已经达到了9万起。因此我们必须采取有力措施，缩小城乡差距，缩小贫富差距，维持国家的稳定和社会的和谐。 再有，我国粗放型的发展模式是以消耗资源，牺牲环境为代价的。资源和环境是不可再生的，如果我们继续这种发展模式，不做任何调整，不但经济的高速发展难以为继，由此带来的资源浪费、环境污染可能会部分抵消经济发展的成就，甚至威胁到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存环境，对我们的子孙后代是极不负责任的。此外，我国的道德建设也刻不容缓，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少数人利益至上，不惜干违法乱纪的事情，前不久发生的三鹿牌婴幼儿奶粉事件说明，少数商人在利益的驱动下可以完全不顾人民的死活。以上这些问题当然不能抹煞我国经济建设取得的巨大成就，但是居安思危，我们不能忽略这些问题，而要采取有力的措施，保持我国经济又好又快得可持续性发展。
近年来不少人都在谈论拉美化陷阱，拉美化陷阱有四大特征：一是贫富差距拉大，二是经济发展停滞，三是政治动荡不安，四是社会民生凋敝。拉美部分国家经济发展起来了，但是由于贫富差距过大，造成社会的动荡不安，这是我们要予以警惕的事情。
因此，党中央国务院一再强调科学发展观，并且决定在全党开展深入学习贯彻科学发展观活动，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通过这次学习，我对于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的重大意义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对于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紧迫性和必要性有了更加充分的理解。我认识到，要解决我国现阶段的诸多问题，就必须用科学发展观来武装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头脑，把不符合、不适应科学发展观的思想观念转变过来。我认为，当代中国只有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引下才能继续保持国民经济的健康持续发展，才能保持国家的团结与社会的稳定，才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美好愿景。
第二，科学发展观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一脉相承，但又与时俱进。科学发展观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紧密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吸收人类文明进步的新成果，站在历史和时代的高度，进一步明确了新世纪新阶段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一系列重大问题，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关于发展的思想。
人类社会的发展特别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是自然历史过程;生产力的发展，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生产发展必须正确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人类社会发展要使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人民精神境界极大提高，实现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邓小平同志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强调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提出发展是硬道理的著名论断，提出实行改革开放、分三步走实现现代化，一再强调以经济发展为中心，通过经济的发展来解决我们所面临的许多问题，通过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实现共同富裕。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引下我国经济取得了巨大的发展。这是对我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认识的一次飞跃。
江泽民同志着眼于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深刻变化和国内改革发展的新任务，强调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指出发展不仅仅是经济发展，而是包括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在内的全面发展，要实现区域经济合理布局和协调发展，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速度和效益的关系等一系列重大关系，进一步丰富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理论。
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着眼于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全局，紧紧围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主题，准确把握时代特征和中国国情，认真研究和回答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党的建设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不断总结实践经验，不断扩展理论视野，不断做出理论概括，形成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这一重大战略思想。科学发展观进一步明确回答了什么是发展、为什么发展、怎样发展的重大问题，赋予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理论以新的时代内涵和实践要求，进一步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发展观。
因此，通过学习我深深地体会到，科学发展观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一脉相承的，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它立足于我国的实际情况，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观念和方法，着眼于解决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所出现的突出问题，为我国现在与未来的发展指出了一条正确的道路。它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理论上的一次重大创新，是全国人民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巨大精神财富。
第三，深入贯彻科学发展观对于我们食品药品监管部门而言就是要以科学监管理念为指导，切实保障公众饮食用药安全。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以来，局党组认真学习科学发展观，深刻领会和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并在其指导下提出了科学监管理念。科学监管理念厘清了监管与发展、公众利益与商业利益的关系，指明了监管工作的发展方向。
两年来，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大力实践科学监管理念，积极开展药品市场秩序专项整顿、处置各种药害事件，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受到了党中央、国务院的充分肯定，得到了社会各界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广泛支持。这说明，以科学发展观为理论基础的科学监管理念，适应了当前我国食品药品监管形势的需要，体现了以人为本、关注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维护公众饮食用药安全的监管要求，经受住了实践的检验。在这次学习实践活动中，局党组提出了“大力实践科学监管理念，确保公众饮食用药安全”的主题，我认为，我们应该借此机会进一步增强树立和实践科学监管理念的自觉性和坚定性，准确地把握科学发展观与科学监管理念的关系，重温科学监管理念的具体要求，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转换监管观念，转换监管方式，谋划监管思路，提高监管能力，使监管成果最大限度地惠及广大人民群众。
我相信，通过这次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我们一定能够更加深入地把握科学发展观的深刻含义和科学内涵，以科学发展观来指导食品药品监管事业，使广大人民群众吃上放心食品，吃上放心药，为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做出我们更大的贡献 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心得体会
科学发展观是对以胡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一系列重要思想和理论观点的高度概括;科学发展观是十七大精神的灵魂，是关于发展的本质、目的、内涵和要求的总体看法和根本观点。有什么样的发展观，就会有什么样的发展道路、发展模式和发展战略，就会对发展的实践产生根本性、全局性的重大影响;科学发展观吸收和借鉴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科学系统地揭示了社会主义发展的客观规律。通过学习科学发展观，我有如下体会： 学习科学发展观的最终目的是用科学发展观来指导工作。因此，必须加强对科学发展观全面深入的学习，深刻学习理解和全面、完整、准确的把握认识科学发展观的精神实质和科学内涵，以利建立科学工作理念，形成广泛工作共识，确定正确工作方法。对科学发展观的学习须特别倡导学以致用的学风，真正落实于实践、贯彻于实践、指导于实践。通过学习科学
一、科学发展观是一个文化战略性命题
科学发展观不是一个学说，它是一个非物质文化进程，是一个文化哲学的命题。 感觉、思维、意识、观念、主观、理性、真理，这是文化进程。
感觉、思维、意识、观念、主观、理性、真理、证据，这是文明进程。
感觉、思维、意识、观念、主观、理性、真理、证据、科学，这是科学进程。 《博弈圣经》以人为本作为文化的开端，按照文化的次序和文化的进程来理解文化，视其为一个开放、动态的进程,正如《博弈圣经》中所说：“其实人类的文化进程无穷无尽，无终无果。”
人类在科学发展观的文化进程中通过哲学的分化所形成的理论一定是正理均赢论，这个理论是科学发展观的实体。《博弈圣经》中说：“凡是与实体能分离的就是性质，凡是与实体同在的就是实体，永不能是某种别的事物的形式，就是偶然。”
科学发展观这个文化战略性命题，在《博弈圣经》中也显示了命题的唯一性。“里面的非物质文化思想，它的美妙之处在于大自然可以分开为每一个人单独运行，又不会产生竞争性，它可以一次次地重复使用而不会降低效用。” 战略文化命题有这样一个特点：越似虚无，越显得伟大和宽泛。
《博弈圣经》告诉我们，“分裂产生哲学”，并给出了哲学的定义，“我们把文化中借助国正论的语文学反映，定义为哲学”。由此，从普通语文学角度理解科学发展观的以人为本，是建立各种上下对应的关系，而国正论语文学则把世界的万物区分为主动的人和被动的实体。然而，在各种相互对局的变换中，每一个人都是实体，而每一个实体也是人，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同样设想科学发展观是一个实体与人的对应。科学发展观另外对应着的是一个大自然的实体，这样识别科学发展观，才是自然的知识论，通称为知识。《博弈圣经》里知识的定义，“我把识别万物实体与性质的是与不是，定义为知识”，而很多人把常识误认为知识。 我们今天用认识知识的哲学形式认识文化，文化进程中只有一次次的达成与错失，它的结果相当于文明与野蛮的基本对立，文化进程中没有成功，只有前行…… 《博弈圣经》中说：“越简单越难，越复杂越美。”这也许能对科学发展观有更深的感悟。
科学发展观复杂的内在结构，包括了各个领域，很难让人理解。《博弈圣经》里有这样一句话：“都接受的是艺术，不易懂的才是科学。”
任何文明的出现都是先有一个主题，一套理论，那么，科学发展观从文化到文明正在过渡中，还没有一套完整的理论，而科学发展观只是一个主题，一个文化命题。
二、科学发展观的文化起源
文化是一种非物质现象，只有高级的文化才孕育出科学发展观。《博弈圣经》中对文化的形成曾这样的陈述:“精神是虚无的，没有个性，在浮浅无知的层面上自我构成，以绝妙的组合与大自然的节奏和谐。感觉、思维是生理、心理能量的原始开端，从无到有的状态在影子和气息之间进行着灵魂的运动，这个抽象、混沌的体系不可能找到，这是构成文化的初级阶段。文化只有进程，没有核心，是虚无的精神谎言，但又分裂成大小不同的两块。文化进程里恩怨游戏的终结就是文明。文明的永恒、普适、唯一性就是科学。文化进程的创新战略结构就是国正论里的非绝对对立性。”(国正论：它是一个实体性质的地域似的区间，具有复杂的结构，用情、理、法、力都不容易分割的一个不知大小的抽象体。从中我们可分出正确和期望得到的那一小部分，与反相对、与负相对，又可以判断事物的道理。世界上的万物、事件的结果，都是不平等的、非绝对对立的两块，大的那部分是国，小的那部分是正。”
《博弈圣经》中说：“国正论的非绝对对立性没有理性，是一种观念。”这个观念是一部自然发展史。
“过去、现在和未来一起构成了时间的特征，通过时间，我们把主观认识的在场的东西持续不断地引入了思想中，一旦我们深思它，未来的它就是大小不同的两块，我们把分配给它的时间在它上面停留，一段时间之后，物体便会区分出大小。因此，心灵活动创造了观念，经验观察提供了理智。 两块物体在时间的交互中，我们就以各种矛盾思考并陈述这些东西，这样我们就处于各种矛盾的陈述中。”
“一个人懂得了文化进程，就走进了产生智慧、文明、科学的发源地。人类在文化进程中，通过自由的激情，在真理之前不可能达到完整性，因为包含了错误行为的那一部分，任何人从未彻底解决这一矛盾。每一个人都有权让自己变得愚蠢，有权犯错，寻找自我，确证自我的存在。” “文化诞生于谎言，文化又是虚无主义，只有文化才有万能的理性产生当代文明。” 《博弈圣经》203节中说：“我们有一种感觉，生命指挥无生命的东西产生出千奇百怪的物势影像，可以达到所有人的目的。这种神秘的东西存在于有机和无机之间，可以通过复杂的无机体和装置产生无法理解的功能。在混沌和有序之间有一个夹缝，这里是一个世界，是一个外人所不知的黑匣子。谁能在这里有所认识、找到一部分常识、找到与现实的平衡，谁就可以得到期望值。我把混沌和有序这两个极端的中间称为边缘，也是我习惯讲的边界，很多复杂的现象都出现在这个边界上，可能这里还有没被发现的元素，这里储存有外人不知的信息，这里可能还是个禁区，是一个从未探索的地带。很多科学家都曾猜想过，这里可能保存有自然界的档案。两个金属缝中出现X线，两个硅片中间会发光，冠军型的企业在狭缝中得意狂妄，科学家总是在这个夹缝中有所发现。”科学发展观就是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的夹缝中发现的一个文化世界。 (物势影像：博弈中的一个影子模型。把人在博弈中的行为特性所指向的同一方向按同特性转换，一个不可复制的现象发生了，给出的这个迹象，就是一个初始状态，这是一个开端、一个边界，一个问题的入口，在这里可以计算未来。) “如果成为这里的角色，完全自由地在这个边缘上作出博弈正理的运动，也是万物开始的地方。了解什么是起源，什么是死亡，按照生物特性，淘汰老的，让新生物种的规则成为一个开放的永恒变化着的未来世界。”
(正理：在博弈中的终极真相是无法从生物特性得到的，留出了唯一的出路就是引进一种方法，并用一种策略行为与初择样本的直觉进行对抗，用定性分解找出它的最小单元，看清粒子行为的内部结构，建立决策粒子二特性对局，这是唯一成功通向破解奥秘的理论。)
三、科学发展观用国正论区分才形成科学知识论
概念在文化中的存在，使思维在识别裂变中活动，在相对性的存在现实中，以人为本和万事万物的对应中，分出多少、轻重、好坏、大小等等。人们用对应的国正论和自然哲学思维，用国正论的非绝对对立的观点，将所有的事物都看成一大块一小块，大块为国，小块为正，经过人与对应物，将它区分出大小，给以归类，表现人的文化派别观念，这就是知识的雏形。《博弈圣经》关于观念的定义：“观念是自身知觉、意识、思想、理智的对象。” 它会触及所有人的意识活动，成为我们文化中的一部分。一个人拥有的观念越多，就相当于掌握的工具越多，辅助求知就更加容易。
用人格固有观念作为度量的尺子，文化观念才呈现在人的精神文化中，人的精神文化又在自然中，以人为本是通过文化这个中介进行交流。《博弈圣经》给出交流的定义：“就是共同驱逐自我身中和它者身中之后建立的关系。”。自我固有的一切，都是临时出现，暂时存在，只有改革开放，一直走向更遥远的地方，让所有的人感受不同的文化、理性、自信、道德与博弈。《博弈圣经》中说：“理性是说教，道德是展现。有多少人，就有多少道德途径，都是为了绝对的自信进行国正论的大小之争。道德与自信没有法纪，是第三空地里游荡的个人意志，那里的灵魂正将演变成智慧，它不是生也不是死，而是新文明的创生。”事物的生一次或死一次都是繁荣未来的一次选择，人们把社会变成多样性的中心，与时代共荣，谋求发展。
四、科学发展观的文化度量
《博弈圣经》中说：“科学的理性是一个国家的准绳、品德和声誉。”文化的一切创新，都是命题的总括。命题作为非物质与人对应的关系，这是一个人与自然的博弈实体关系，一切都由这个博弈实体规则所支配，再由命题的文化沿着正理的进步与增长，表现出科学发展观的“发展”是连续、持久、均衡的自然特征，又是战略里的六法则之一。科学发展观的正理均赢论是大自然的均衡体系，也是科学发展观的精髓。
用《博弈圣经》认识科学发展观的大部分特性是正理与均赢，它面向世界未来文化的开放、独创与包容，再让所有的人在自由中，找到一个个与现实的联系，自上而下贯通一个实事求是的真假概念。《博弈圣经》有一段提示：“一个个局部真理属性的连续性，构成了真理的永恒特征。它不容忍假设，更不允许与谎言并存，因为真理的下一站就是物理世界的证据，那是文明的所在地。”人们理想得到的一切都是自我建立对局之后才能实现。
科学发展观的正理均赢论落实到现实中，正理就构成了哲学思维的主题元素，同时，构成了人与自然的博弈实体，(博弈实体：是心灵、思想、意识、行为、理智的对象和广延，也是人与自然的对应，构成一个多态式的、表现出二特性的事实。二特性是先前必然决定的人与大自然统一成一个实体的东西，无限永存，有可分不变性又不可还原的属性，并被统一在一个单一的实体中，成为博弈实体的一元论，也是自然意图。实体一元论在数目上的同一性，发生的因果次序不属于个人的部分本性，这种属性是实体的性质。因此先定性通过不同步时空概念，把决策人再进行实体空间的延伸，通过属性自身，接受哲学和逻辑学的一致性就会有认识了对局和理性的可能，它始终同在实体内被理解，理解事物的不一致，理解多态式是大自然的均衡，理解反事实的论断，完整的博弈世界就是决策二特性。)所以，我说，科学发展观的实体分离不变性，表现出来的正理均赢论，任何人应用它，都有无限创新的可能。文化命题不能具体，文化是靠感情的转换，遗存下来才有价值，文化就是以哲学的形式和科学的方式进展着。《博弈圣经》中说：“文化就是去掉完整性，区分出是与不是才能在文化进程中完成探索、发现、发明。”
如果不能认识科学发展观的正理均赢论里的对应关系，将不知道一个人在说什么，或者变成对名词的吼叫，一个伟大的命题也会变成口号。
五、文化----感情----文明
文化具有独特性，相互包容，相互尊重，随着时间在空间中的流变，文化成为非物质多维抽象概念。《博弈圣经》对抽象的概念也作了陈述：“概念是前卫的、新颖的、潮流的，有未来的趋势，有背景有画面。概念具有严格固定内容，也有一定的模糊性。概念不是实在的，而是想象的，用概念进行思想，用概念展示其真实性。”文化向文明过渡时，文化成为了一个“初择样本”，成为文明的草稿。(初择样本：根据国正理论，发明家的做法是等待优先决策人优先决策，并且把其当成最初的决策样本进行分析，然后进行对抗。)
人与自然之间表现在精神上的一切都是文化，也都是创新的文化，文化依赖于文明才能留存下来，历史记载也都是记载了生物行为的文化遗产。科学发展观这个文化战略命题，是一个连续性的概念。
科学发展观有它的民族情感倾向性和时代特征。一个时代的文化创新及其生态背景，会形成群体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将文化引入感情，就产生了文明。不能简单地认为文明的达成是通过文化恩怨和行为的改造、通过肌肉的运动，创作了有长、宽、高、有形的物理才进入了文明。其实非物质的文化到文明中间，实存一个第三空地，只有“感情”做为中介，才可以连接文化和文明。《博弈圣经》给出感情的定义：“感情是依赖，是瘾魂驱动欲望过程中的殷勤创作。”(瘾魂：它是指一种非物质的像以太一样的存在，并且充斥在细胞微粒之间。在博弈中，当各种欲望来临时，它具体指参与人的那种无比沉重、坐立不安，身体膨胀得难以忍受的状态，而当欲望得到满足之后，它又会让人感到瘾魂退去时的轻松、虚空、愉快。) 科学发展观的战略文化命题的高深、宽泛与博大没有人能一下说清，只有围绕着命题的精髓，正理均赢论才显得实在、易懂，谈论输赢也更令人兴奋。
六、科学发展观的以人为本是一颗文化创新种子
人是一个创新的种子，一个拥有偏执和魅力的野性种子。一个突破屏障的种子，就是创新的开端。人处于自然的边界，人与自然、人与背景、人与社会的创新行为都是一个个故事。理解一个人的一次创新故事，需要一个对象，从对象那里实现欲望的扩充。人们面前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双重性的，不是这个，不是那个，也不是两个，而是第三空地里创新的一个。决策行为的二特性，是《博弈圣经》里描述的一个自然平行法则：“一切创新突破都介入了人与世界的相际关系，一切创造都是博弈的结果。”记录历史就是记录了英雄与罪犯的历史。其实，第三空地的现在是属于群体的。
科学发展观创新的文化不是讲量论，不是数学的统计，不讲资本与内容的记录，政绩的量论是历史的映像，像是旧票据，已经不是创新的内容。《博弈圣经》的创新结构是：“相对性的国正论是连着两个世界的桥梁，它中间的第三空地象征着一个可创新的美丽世界，是深刻现实的艺术中心，那里表现出最深刻的精神现实，就是创造博弈结构的无限可能。
七、科学发展观的正理文化改变着人们的眼睛
科学发展观是被发现的一个不同反响的文化命题，它里面是原始自然的果实----正理均赢论。它让人将文化命题转化为文明的成就。科学发展观的文化创新基因，可扩充到各行各业相关联的各种观念，让人们用丰富的想象力，并开放性地自由思考，不断地实践、创造，才能达到个人、集体、国家乃至人类的目标。 科学发展观的哲学诠释理论是正理均赢论，它去除了人的虚伪和幻觉，去掉低能，它是大自然的优胜持续法则。有些高官是半盲目主义者，是一知半解的博弈文盲，他们有一部分被优先唤醒了，正带领着一个国
《博弈圣经》里有这样的一句话：“博弈实体的可分不变性是博弈的性质，世界上很少有人知道这个性质。”它会不会引起高官的深思?其实高官的性质代表了博弈实体，《博弈圣经》中有这样一句忠告：“任何利用文明实体威力狂妄地表现出权力、金钱优势的人，一旦离开文明实体独立存在成为赌客时，立刻会表现出渺小而不堪一击。”
对科学发展观实体与性质的区分可以看清高官的文化派别，也是区分知识与常识的重要标准。假如不能正确区分，他的情感和行为就无法准确理解和实践科学发展观，如果一定去理解和实践，那只能是几句口号。
每个人都有信仰的自由，科学发展观的正理均赢论恰好适合人类的信仰。《博弈圣经》告诫人们：“被动的提倡不是信仰，它会搞得民族传统的知识支离破碎，任何一个没有完成深刻精神革命的民族，都会留下一些含糊不清的观念。现代科学的发展告诉我们，只有科学创新才会带来一次次革命，也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叙述这场革命。”
第三份：
重点题6：科学发展观的内涵及其重要意义
六、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有关原理，联系世界各国和我国在经济发展中所走过的路子，分析说明在当前形势下我党提出并强调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意义。
【考点背景透析】
科学发展观是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上提出的。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强调，制定“十一五计划”要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要坚定不移地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十六届六中全会也一再强调，原因是解决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关键在于落实科学发展观。本知识点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等知识点又相互联系。
【相关资料精粹】
相关材料1：科学发展观的内涵 1.科学发展观的内涵
就是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核心是坚持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是在坚持毛泽东、邓小平和江泽民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充分肯定新时期特别是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我国取得举世瞩目成就的基础上，从新世纪新阶段的实际出发，适应现代化建设，努力把握发展规律、汲取人类关于发展的有益成果，着眼于丰富发展内涵、创新发展观念、开拓发展思路、解决发展难题的基础上提出来的。
2.坚持发展是硬道理
坚持抓好发展这个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用发展和改革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要坚定不移地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坚持以人为本，转变发展观念、创新发展模式、提高发展质量，落实“五个统筹”，把经济社会发展切实转入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轨道。
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必须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必须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必须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必须加强和谐社会建设，必须不断深化改革开放。
3.发展必须是可持续的发展
我国土地、淡水、能源、矿产资源和环境状况对经济发展已构成严重制约。要把节约资源作为基本国策，发展循环经济，保护生态环境，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促进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推进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切实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坚持节约发展、清洁发展、安全发展，实现可持续发展。
4.深刻认识科学发展观的理论基础、精神实质和指导意义
第一，科学发展观是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认识的进一步深化。第二，科学发展观的实质是要实现经济社会更快更好的发展。第三，科学发展观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现代化的根本指针。
相关材料2：坚持以人为本 1.全面而自由发展的共产主义社会
共产主义社会中，人由对物的依赖关系变为自由人的联合体，这是由对自由时间和劳动时间对立的扬弃而实现的。到了共产主义，由于社会生产力的极大发展，实现了劳动的普遍化，劳动不再成为人谋生的手段，而成了人的第一需要，这样就会有足够的自由时间保障全体社会成员全面而自由的发展。共产主义社会是人类最美好的社会。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是人类历史的重大转折点，为共产主义的实现打开了航向，但它不是共产主义的实现。
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人为本
当代中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导下，我国正在进行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就是朝着这个伟大历史目标的迈进。一切有志青年都应树立共产主义理想，积极投身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为全人类的解放和最终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既是全面进步的社会主义，也是个人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人的全面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目标。社会的全面进步与人的全面发展是一致的。当前，我们要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不断发展的基础上，积极为人的全面发展创造条件。
相关材料3：科学发展观重在落实 1.科学发展观重在落实
我们要全面理解和正确把握科学发展观的主要内涵和基本要求，认真加以贯彻落实: (一)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必须以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和紧迫感，抓住机遇加快经济发展，保持较快的发展速度。我们讲的经济较快发展，是建立在优化结构、提高质量和效益的基础上的发展，实现速度、结构、质量、效益相统一。经济发展需要一定的速度，特别是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更需要长期保持较快的发展速度，但不能片面追求经济发展速度。我国经济建设存在的突出问题是结构不合理，经营方式粗放，经济增长主要靠增加投入、扩大投资规模，资源环境的代价太大。为此，必须坚持走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道路。必须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坚持以改革开放为动力，充分发挥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的重要作用，注重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加快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显著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二)坚持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三)坚持城乡协调发展。(四)坚持区域协调发展。(五)坚持可持续发展。(六)坚持改革开放。(七)坚持以人为本。这是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核心。以人为本，就是要把人民的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满足人们的多方面需求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具体地说，就是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和健康水平;就是要尊重和保障人权，包括公民的政治、经济、文化权利;就是要不断提高人们的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就是要创造人们平等发展、充分发挥聪明才智的社会环境。以人为本，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马克思说过，未来的新社会是“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我们从事的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理所当然地必须坚持以人为本，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坚持以人为本是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也是进一步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的具体体现。
2.要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首先必须全面准确地把握科学发展观的深刻内涵和基本要求
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全面发展，就是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推进经济、政治、文化建设，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协调发展，就是要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推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协调，推进经济、政治、文化建设的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相协调。可持续发展，就是要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实现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坚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保证一代接一代地永续发展。
3.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要注意把握好的几个问题
第一，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第二，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推动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第三，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着力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努力实现速度和结构、质量、效益相统一，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不断保护和增强发展的可持续性。第四，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坚持理论和实际相结合，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地把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贯穿于各方面的工作
相关材料4：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意义 1.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
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是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这是一个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系统的目标体系。只有牢固树立和认真落实科学发展观，才能求真务实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2.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是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的迫切需要
发展是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就要按客观规律科学地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全面推进，切实抓好我们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深入体察人民群众的意愿，切实把维护和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体现在党领导发展的大政方针和各项部署中，落实到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把推进经济建设同推进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统一起来，促进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推动建立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有效体制机制。建立体现科学发展观要求的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评价体系。
3.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是建设和谐社会的要求
促进社会和谐是我国发展的重要目标和必要条件。要按照以人为本的要求，从解决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现实问题入手，更加注重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加快发展社会事业，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更加注重社会公平，使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更加注重民主法制建设，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保持社会安定团结。
4.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是应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各种风险和挑战的必然要求 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阶段，经济发展中取得的成就为经济社会持续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同时必须清醒认识到，我国正处于并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还不发达，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没有根本转变，经济结构不够合理，自主创新能力不强，经济社会发展与资源环境的矛盾日益突出;解决“三农”问题的任务相当艰巨;就业压力依然较大，收入分配中的矛盾较多;影响发展的体制机制问题亟待解决，处理好社会利益关系的难度加大。我们在前进道路上还面临不少困难和问题。我们一定要立足科学发展，着力自主创新，完善体制机制，促进社会和谐，全面提高我国的综合国力、国际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奋力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
【命题视角点拨】
本知识点是目前热点问题，涉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又涉及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可以以材料题、论述题的形式出现。要求考生以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来阐述，也可以从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理论来说明以人为本，还可以联系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强执政能力等来进行考查。
第五篇：两种民主观的比较研究
文献综述：民主是现代社会的终极追求，努力探索民主更加合适的实现形式是现代政治的重要内容。“为民做主”与“由民做主”是一个现代民主新形势下争论的话题，并且不同的学者甚至政治家都给出了不同的解读。
从秦到新中国成立之前，两千五百多年的历史，民主程度不断提高。但是“由民做主”的思想成为“为民做主”的对手却是近些年的事情。在封建时代，支持和培育中国文化中当官应该“为民做主”的首要观念是“民本”思想。在中国，民本思想可谓源远流长，从孔子的“修己以安百姓”，到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到贾谊的“民为政本”、柳宗元的“吏为民役”、黄宗羲的“天下为主，君为客”，无一不是鲜明的民本思想。
而辛亥革命伊始，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明确的论述了“民主”的思想内涵，并且为了民主的实现，同清政府、封建军阀不断斗争。“五四”运动则是提出“民主”的口号。而后来的民族战争和民主战争都是实现民主的必要征程。新中国的成立宣告“人民当家作主”的实现。
最低限度的“为民做主”在历史中寥若晨星。“为民做主”思想根深蒂固，一方面是当官者的优越感所致，官者思想中“民为贱，官高民一等” ，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强调“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但是在“为民做主”上并无多大的突破，多为封建皇权下的点缀，非主流思想。另一方面，民众思想的禁锢。在普通民众的思想中，“冤屈”得以伸张，那么官就是好官，是非常民主了，毕竟实现了“为民做主”。“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说的不是“民主”的政治诉求，而是对官员的一种任职素质的标准。
近代以来，东西方思想交融，思想得以解放，民众开始追求民主，需要掌握切实的政治权利。但是这不能够代表掌权者的意愿。如辛亥革命后，成立了民主政府，但是他们却不能真正的代表民众，“由民做主”只能是空谈，尽管促进了民主思想传播，但“为民做主”也只停留在表面。
新中国成立之后，人民当家作主。在一定的时期内，我们实现了“由民做主”，人民确实成为了国家的主人，这与特定的政治环境有关。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肯定“官者”清除了所有的“官本位”思想。到了改革开放之后，思想开始面临挑战，主要是经济利益。最真实的一幕开始展现，民众期望“为民做主”又出现了，而且成为了更加强烈的政治文化心理，甚至这种心理超过了历史任何时期。
现代社会下，社会事务日益复杂，牵涉的利益主体更多，关系更加复杂。在常规的政治程序下，当民众的利益诉求得不到基本的保证时，需要“有人做主”的愿望变得强烈，“为民做主”的官员便有了很大的市场。党在“十六大”以来提“执政为民”、“由民做主”;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要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拓宽民主渠道，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各级领导干部应当按照这一要求，在工作中尊重民意，顺乎民愿，为民谋利。在十八大中也提出创新社会管理体制，创建“服务型政府”。
复旦大学李春成教授在《“为民做主”：观念上的争议与决策中的两难》中明确指出官员会面临“为民做主”与“由民做主”的两难选择，因民众在经济利益和政治权利之间的选择会把“为民做主”的官员推向一种优化选择。
由此可以看出“为民做主”虽然受到了一些学者和官员的指责，但依目前中国的国情，这种形式是却无法完全消除，还有不少市场;而知识界和执政者期望的“由民做主”实现的现实条件并不具备，甚至会在实践上受到民众的抛弃。这就是两难的困境。
摘要：“为民做主”与“由民做主”是现代执政者为实现真正的民主面临的两难选择，究竟哪一种更实际，哪一种能将真正的民主落实到实处，文章仔细分析了两种途径的现实状况，并为二者在将来的民主追求中如何取得协调进行了途径的探讨。
关键词：民主、途径、为民做主、由民做主
一 民主的界定
民主(译民主制、民主主义，旧译德谟克拉西、德先生)从其字面上来看代表着由人民统治，即“人(全)民做主”。①在一定的阶级范围内，按照平等和少数服从多数原则来共同管理国家事务的国家制度。②
按照字面意思最简单的理解就是“让多数人做主”，自由的活着，与自然一道存在最和谐的状态。民主作为政治的核心内容，一直是政治学家的追求。关于民主的理解在不同的语境中也有不同的理解。在理论中，柏拉图的《理想国》到穆尼埃的《人权宣言》，再到美国的《独立宣言》，到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从“哲学王”到“人生来是平等的”等;在实践中，最原始的“雅典城邦”到美国国家独立，从辛亥革命到新中国成立，无一不是在追求民主，甚至说是整个人类的解放，尽管这些含义的理解有很大的局限性，但是从宏观上把握，每一个国家的人民都是整个人类的重要组成部分。
民主追求是需要代价的，民主与专制的对立，就决定民主的道路是斗争与革命的道路。民主成为生活之外的一种更高的追求，在经过几代人的斗争与努力之后，有了质的提升。民主虽然存在着客观的需求，但是在实现方式上有很大的差别，效果上也截然不同，与形式本身有关，也与社会整体和高层精英对民主的解读有关。
无论是资本主义社会还是社会主义，虽然法律意义上人人平等，在宪法中强调公民的基本权利，在执政党内部的制度体系中，强调自己是民主的代言人，答案实际上民主的运行“并非人人平等，人人都享有民主”。两种民主观 “为民做主”和“由民做主”的辩论也各有道理，究竟那种民主观更具有实践性，还在争论中，最终是希望从辩论中寻找到“大众民主”的实现形式或者途径。
二
“为民做主”的概括
支持和培育中国文化中当官应该“为民做主”的首要观念是“民本”思想。在中国，民本思想可谓源远流长，从孔子的“修己以安百姓”，到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到贾谊的“民为政本”、柳宗元的“吏为民役”、黄宗羲的“天下为主，君为客”，无一不是鲜明的民本思想。在过去君主专制制度下，“民为本”“民为贵”的思想是不可能被理解为民意胜过君意、民情胜过君情的。那么,又怎么贯彻“民本”思想呢? 出路只能是, 当官的为民着想、代替老百姓做出选择, 按照官员对社会稳定和发展的需要的理解, 安排老百姓的生产和生活。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为民做主”的基本涵义。至于像包拯那样从司法上明辨是非、伸张正义的“为民做主”则基本上不属于这里所讨论的“为民做主”的范畴。
“为民做主”的文化由来已久，根深蒂固，并且无形中成为文化传承的一部分，在有些文化典籍中，在论述一个朝代的政治状况时，很大程度上的标准是是否“为民做主”。不可否认，在历史文化中，只要官员能够秉承“为民做主”，便是好官的行列。但是我们梳理便会发现这样的官员多半停留在“断案公正，还清白于民”的层次。这不是真正的民主的实现，是封建官权的一种体现。
为民做主的范畴。在古代人们对于好官的论断大都停留在“司法公正”上的，这是人们 ①②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0%91%E4%B8%BB http://baike.baidu.com/view/14448.htm 通常的“民主”观念，并能代表民主的真实意图。我们要求的是真正的民主，是一种政治诉求，不仅仅是行政事务或者是司法上的浅层次表象的出现。但是我们若探寻这种“司法公正”或者“民之琐事之决定”，那么“为民做主”(包含古代和现代)并不是真正的民主。作为政治性的动物，利益催生着官员对民主的侵蚀，占有更多的权力，却为自己谋利，在缺乏监管和无节制的制度下，没有理由不去攫取更多更好的政治资本。显然，“为民做主”在深层次上就是一种专制的体现。秉承为民做主，事事操心，看似尽心尽责，实为对权力的看守。就是一种捆绑的民主，也是虚伪的民主。③
但是问题在于，如果“为民做主”并不能够将真正的民主带进政治生活，那么当前我们是否有更好地形式实现人们期望看到的 “民主”。假使将权力归还于民(“官与民”也是一种“委托——代理”关系)，这就是说实际可以操作，那么拥有切实权利的人民是否能够自己组织出真正民主的政治体制。这是一个实践性的问题，也是一个复杂的政治问题。历史鲜明的告诉我们这是个人意志的专政，两千年的封建制度就是最好的佐证。答案是否定的，那为什么“为民做主”又会遭受如此的质疑，是“为民做主”本身还是制度的缺失，抑或人性的缺点在作怪。可以肯定的是“为民做主”满足了人们心里需要，并且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这种需求还将继续。
三
“由民做主”的思考
按照民主的逻辑，人民掌握权力才是民主，那么“由民做主”才是我们想看到的。什么是“由民做主”，从政治学的简单理解：将真正的决定权赋予人民，并充分发挥人民的主体作用，在涉及人民的切身利益的事务中由人民做主。从很早的对“哲学王”的实践到今天“由民做主”，一直实践着民主的追求，也有成功的例子。在目前中国的民主状况下，党期望通过建设新型的“服务型政府”来实现自己的宗旨——“为人民服务”。
尽管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但是必须要承认的是在民主程度上我们是不及西方国家的。社会主义是一种实现民主的形式，社会主义并不等于民主本身，而民主本身的实现需要很长的时间，且由众多因素决定。社会主义民主更具有广泛性和代表性，但是民主的实际运行并不是令人满意。中国共产党一直在进行民主政治体制改革，其目的就是更加体现人民当家作主的地位。
由于根本政治制度的不同，基于此两种制度所崇尚的政治价值观也不同，社会国家核心是“人民”，而西方国家是“法”。④美国拥有完善的制度体系，公民作为纳税人，他们的权利的得到根本的保障，不可谓民主程度之高。尤其是在“官民关系”上，公民的意见决定了官员的政治前途。出现这种现象，原因我们简要概之：
1， 个人利益摆在国家利益和社会利益之后; 2， 问计于民;
3， 高度自由的沟通机制; 4， 崇尚自由和法律。
关于第一点，这里的利益说的是经济利益，不是个人政治价值的实现，因为个人政治价值观的实现是伴随着政治生活来实现。 西方国家这种对民主真谛的理解与实践，基本可以论为“由民做主”。但是问题出现了，这种“由民做主”是否就是事无巨细的与民众沟通。假使政府有能力这样做，他们是否存在这样做的主观意愿，实际上不可能也不会。若是没有能力做，设想在一种完全的民主状态下，那么则会有公民自己来做，但是人们的价值观必然不会统一，由此出现代理人成为必然选择， ③④丁雷：《变“为民做主”为“由民做主”》，载《大连日报》，2012年5月25日. 王天保:《试谈“为民做主”和“由民做主”》,载《时代主人》,2010年第4期. 公民让渡自己的权利，来让代理人自己做决定，为自己服务;若他们不愿意，则会是“无政府主义”，“无政府主义”是否是民主，有待考证。由此便不会是出现完全意义上的“由民做主”，不然也不会出现如此多的腐败。那么对真正的“由民做主”能够实现会存在较大疑问。
反观中国，法治社会尚未真正的建立，而官员“官本位”思想根深蒂固，不少官员把手
⑤中的权力看作是自己寻租的一种工具，并不是为民服务的一种责任。但在目前新的环境下，要获得更多的政治合法性，必须在实践民主上获得突破，真正的代表人民的利益，真正的为人民服务。从十六以来，中国共产党一直在强调“执政为民”，为民服务。为了汲取更多的经验，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曾做过小区域的民主政治改革，唔得了一定效果，为未来民主的实现提供了有益的经验。在实践中，人民体会到政治权利的好处，也愿意参与到这种民主形式的推行之中。
但分析这些实践：这些政治实践都是地方有限，并没有在大范围的实行过;在参与的权利上存在局限性;在主体上，则是选出来的一些代表，且大多为党员。这种实践是否就是民意，政策的出台是否就是“由民做主”的结果。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在中国也不会例外，在没有完善的制度下，对权力的追逐最终会导致对责任的忽视。
理由在于： 1，“官本位”思想作祟; 2，百姓“无知”;
3，经济利益大于一切; 5， 过度的政治信仰。
那么， “由民做主”真的能够解决一切事情吗?这是我们能够遇见的未来吗?
四
“为民做主”与“由民做主”的协调
一种极为普遍的政治文化心理，那就是在广大区域存在民众对于“为民做主”的官员的强烈期盼，这是当代中国的政治事实。这恰恰说明了“为民做主”的基本事实都是不足的。在社会生活中我们也发现，在许多民众观念中, 民主权利确实不如经济实惠重要，为了后者可以牺牲前者;民权与民主呼声主要来自物质生活相对富足的阶层尤其是知识界。针对中国人的“清官情结”期盼——为官者刚正不阿、明辨是非、为民做主，有人指出“清官情结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心理，其存在必然有合理性的一面。清官思想肯定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先进性，却在当前一个时期内，符合中国国情，满足民众政治需求的一种普遍政治文化心理。一味盲目地排斥清官情结，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必要的。仔细探讨清官情结，发现与党的先进性并非完全对立，而有着一定的内在联系。”⑥
面对这一普遍的社会心理，“为民做主”的反对者往往会不经意地陷入自相矛盾: 如果全国或某辖区内的部分甚至多数民众期盼政府和官员“为民做主”，那么，按照“由民做主”的逻辑，反对“为民做主”者就不应该主张“由民做主”了;否则，倡导“由民做主”者本身就是在“为民做主”了，这岂不是自己在否定自己吗?那么，这是否就从根本上将“民主”派置于无言的境地呢?未必。因为，那些期盼官员“为民做主”的民众所表达的这种显性偏好，很可能是一种适应性偏好( adaptive preference) 。
就是说，他们对为民做主的需求很可能只是一种消极的、次优的选择，或是由于历史文化和社会心理的暗示所使然，或是因为他们对于民主的无望，或是由于官员贪污腐败的司空见惯使得“为民着想”“为民做主”的官员成为稀缺所求之物，当然，最大的可能是三种情况的同时存在所致——在一个“清官”理想、“为民做主”观念存续上千年的社会，当民主成为奢望、现实中又随处可闻官员贪赃枉法时, 人们期望当然只能停留在官员“为民做主” ⑤⑥杨康:《从为民做主转型由民做主》,载《珠海特区报》,2012年1月11日. 吴超：《清官情结与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载《淮南师范学院学报》，2005 年第6 期。 的水平上。倘若这种分析成立的话，那么，基于以下事实：在一个民主价值风靡全球的时代，自“五四”运动以来民主、民权等观念就不断地被宣扬、灌输和强调，且近年来党中央也不断地强调依法治国、依法行政、以人为本、政治民主等，我们就可以大胆揣测，民主与民权的观念已经深入民心，期望与现实的反差、人性对自由与权利的本能渴望等等，都必然导致一种对处于欠缺状态的民主的心理需求。这种需求应该是真实而且非常强烈的，只是因为上
⑦述三种情形，它才被大多数人压在心底，变成一种潜在的、隐性的政治心理需求。
“为民做主”并非一无是处，而“由民做主”也并非我们能够完全倚靠的。概括起来, 以“民本与民主”为核心的有关当代中国官员“为民做主”的讨论涉及以下几个问题：
1， 民本思想到底是与现代民主理念水火不容的历史糟粕，还是应该继续发扬的优良传统?
2， 当前国是否已经具备了“由民做主”的条件和环境?
3， 政府及其官员是应该顺从老百姓的“清官”期望继续“为民做主”，还是着眼未来民主发展的需要从现在起就“由民做主”?
这些问题从西方的逻辑思维上讲都是一些相互对立的、互相排斥的选择;但倘若运用中国的中庸哲学和直观思维方式，也不是什么完全无解的两难问题。因为，在中国人看来, 任何观念都是可以变通的。譬如，不少人认为，我们完全可以利用“为民做主”的官德伦理服务于我们的“执政为民”理念，对于历史文化的民本思想我们完全可以剔除其糟粕、取其精华，使其服务于现代民主理想，等等。这些或许在政治上是行得通的，但是从纯理论逻辑上看则带有明显的简约化和断章取义的嫌疑。
笔者认为，符合现代科学思维的出路应该是通过科学的民意调查, 并结合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给出在当下中国“民主”“民本”的优先顺序;探讨如何规范当下政府及其官员的“为民做主”事实行为，尽量减少出现“坑民”“害民”的“为民做主”，防止“为民做主”成为“为己谋私”的幌子;如果民主是未来的必然选择,而当下“为民做主”又有其合理性的话, 就应深入研究在哪些领域、何种层面、何种程度上应当“由民做主”，
⑧哪些领域、何种层面、何种程度上依然应当“为民做主”。
很显然在现代民主制度的要求下，“为民做主”会依然存在。但是我们有需要更高层次的民主实践，那么就有必要把科学的“为民做主”置于现代的法制与监督体制之下。“为民做主”或许如同一头“野驴”，但它有潜力且有能力做好人们期望的事情，那么我们需要把它置于“枷锁”之下，按照人们的意愿来进行活动。不是因为一件本身存在问题，我们就完全“因噎废食”，一是我们本身没有达到这样的条件，二是这也需要辩证的态度。
而“由民做主”不得不说是一种美好的愿望，在目前的条件下，我们还是无法实现的，尽管我们一直在提出这样的要求，毕竟每个人都希望自己成为“民主”主体，成为决定的主人。但是我们不能过分夸大“民主”的力量和实现条件，进而不择手段的去实现，那本身就是一种暴政。但是不能因为困难我们就选择“犬儒主义”，可行的方案就是在目前实践的基础上，采取科学的态度，在更大范围上寻求突破，扩大参与的深度与广度。把真正期望人民掌握的权力归还于民，让人民为自己做决定，让代表真正代表民众，让官员成为“为民做主”的公仆，而不仅是代表部分人。当然我们不能完全信任民众时时刻刻都是理智且理性的，那么民众做决定也是一个程度问题，这就需要官员与民众的通力合作，官员的决策立足点是民众的利益，这种形式为“为民做主”但是实际上却是真正的“民主”。这才是我们寻求的科学道路，也是积极的态度。这不但是实践自身的突破，也是每一官员思想的突破，更是对权力本身的突破。民主的进步依赖于此。 ⑦李春成：《为民做主#:观念上的争议与决策中的两难》，载《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6期 ⑧李春荣:《为“由民做主”施政理念叫好》,载《惠州日报》，2012年1月9日. 可以预见未来民主发展道路上“由民做主”只是我们的指引或方向，却不能够成为我们的主流，但那将会是我们的信念，而实际的运行为实现最大程度民主，为民谋利的方式则是“为民做主”，但是我们需要探求更加科学的方式，为“为民做主”向“由民做主”过度搭建坚固的桥梁。为此，我们需要更新我们的传统观念，培育民主观念的官员，运用马列主义来教育官员，让“公仆”的思想在官员脑海中扎根，使他们养成“人民是主人，自己公仆”的民主思想。
民主是美好的，但是作为对民主的追求者，在不能实现我们理想的民主模型时，我们不能妄自菲薄，当争取民主取得点滴进步时，不能妄自尊大。任何真理的追求都是需要时间和⑨代价的，民主也是。
参考文献：
[1]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0%91%E4%B8%BB [2]http://baike.baidu.com/view/14448.htm [3]吴超：《清官情结与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载《淮南师范学院学报》,2005 年第6 期. [4]李春成：《为民做主：观念上的争议与决策中的两难》,载《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6期. [5]丁雷：《变“为民做主”为“由民做主”》，载《大连日报》，2012年5月25日. [6]王天保:《试谈“为民做主”和“由民做主”》,载《时代主人》,2010年第4期. [7]杨康:《从为民做主转型由民做主》,载《珠海特区报》,2012年1月11日. [8]李春荣:《为“由民做主”施政理念叫好》,载《惠州日报》，2012年1月9日. [9]巴山泥:《“为民做主”到“由民做主”的执政之变》,载《民主与法制时报》,2011年9月19日. ⑨巴山泥:《“为民做主”到“由民做主”的执政之变》,载《民主与法制时报》,2011年9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