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小编为大家推荐《边远地区双元制职业教育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摘要德国的“双元制”是一种国家立法支持,校企合作共建的职业教育办学模式。针对民族院校学生的特点,结合工科专业教学实践,探索工科院校校企融合的教学模式,为民族院校的教学改革提供经验和借鉴。
边远地区双元制职业教育论文 篇1：
新时代职业教育发展不平衡不充分若干问题的探讨
摘要：在新时代，具有中国特色的职业教育发展规模和其所取得的成就让世界瞩目。但在职业教育发展过程中仍然存在与我国社会经济和产业结构发展不相适应的情况，主要表现为人民日益增长的渴望接受美好职业教育的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职业教育发展之间的矛盾。因此，研究职业教育发展过程中表现出的不平衡不充分的若干问题，分析职业教育中存在的短板和不足，积极回应人民群众对渴望接受美好职业教育的需要，对职业教育未来发展方向进行思考。
关键词：新时代；职业教育；发展；不平衡；不充分
改革开放，职业教育走过了40年的发展历程，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基本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职业教育体系、人才培养模式、职教师资队伍和人才培养质量标准，拥有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职业教育体系。国家为大力发展现代职业教育陆续颁布的一系列重大政策规定，将职业教育发展推到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性巅峰。2017年10月，中国代表团在第44届世界技能大赛勇夺14金、7银、8铜、12个优胜奖，以109分的奖牌总分位居奖牌榜首位。52名参赛选手平均年龄不到21岁，这群年轻选手的突出表现，充分代表了我国职业教育40年发展的光辉成就。
但是，我国职业教育发展中仍然存在着与社会经济和产业结构发展不相适应的情况。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在新时代，虽然我国已经基本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并且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但仍然存在人民日益增长的渴望接受良好职业教育的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职业教育发展之间的矛盾。
一、职业教育发展的不平衡表现
（一）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发展的不平衡性
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相比，主要体现在二者的发展速度和办学规模的不平衡。现选取2012—2016年的全國统计数据，职业学校与普通学校在高等教育、中等教育和初等教育三个阶段均表现出不平衡的发展。
下页表1显示，虽然全国普通高校（含高职高专学校）和在校学生人数均逐年增加，但从中可明显看出高职高专学校所占比例却呈逐年下降趋势，而在校学生人数比例始终徘徊在40%左右，远远落后于本科院校，5年中并未有明显增加。虽然高职高专学校总数一直多于本科院校，但在校学生人数却始终处于绝对劣势。这说明在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高职高专学校发展速度始终滞后于普通本科院校。
下页表2显示，全国中等职业学校和普通高中的学校总数与在校学生人数均呈现逐年减少的趋势。从近5年中的发展趋势可以看出，2012年中等职业学校与普通高中几乎是“平分天下”，在校学生比例仅仅略少于普通高中；但到2016年中等职业学校已经远远落后普通高中学校总数10个百分点以上，而在校学生数更是落后近20个百分点。这说明中等职业学校总体办学规模缩减速度明显快于普通高中。
表3显示，至2016年全国职业初中仅剩16所，5年中职业初中萎缩超过2/3，其在校学生比例不足全国初中学生总体的万分之一，在我国5万余所初中学校中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以上数据对比显示，相比我国普通教育的发展速度和办学规模，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相对缓慢，中等职业教育在校生规模比例明显萎缩，初等职业教育几近消亡。同时，职业教育在办学经费投入、教学师资水平和学生自身素质等方面都与普通教育有着较为明显的差距，这些因素也进一步影响普通教育、职业教育之间不平衡的发展。
（二）职业教育的衔续性存在不平衡
1.职业教育人才培养延续过程失衡
国家最新统计的2016年职业初中新入学学生仅千人左右，初等职业教育的职业启蒙性作用已经极为薄弱，可能几年之后即将退出我国教育系统。《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规划（2014—2020年）》提出，2015年，初步形成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框架；人才培养层次更加完善，专业结构更加符合市场需求，中高等职业教育全面衔接。从中可以看出，依据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的目标，高等职业教育应是中等职业教育的延续和提升。高等职业教育招生生源构成应是以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为主体、普通高中毕业生为补充的组成结构。但从2012—2016年来看，仅全国普通高中毕业生人数就大于每年普通本专科（含高职高专）招生人数（见表4）。
普通高中阶段的主要培养目标就是为高等院校输送合格毕业生，普通高中毕业生也都以考取大学为自身的学习目标，本科院校必然为首选，高职高专退而择之。截止2015年12月，全国31个省份已经全部建立了高职院校生均拨款制度，生源数量关乎学校的财政拨款，进而与学校的生存直接挂钩，各高职院校在面临招生压力时自然不会将普通高中毕业生拒之门外。同时，广大中职毕业生必须通过中职升高职的文化理论课、专业基础课和专业课的笔试考核。这必然造成在中职教育阶段以学习专业实践技能为主的大多数学生无所适从，从而丧失了继续深造的机会，不能升入高职院校。由数据分析不难看出，现阶段我国普通高中毕业生必然是高等职业教育生源结构的主体，而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只能是生源的绝对少数，中等职业教育最终成为绝大多数中职毕业生的“终结性教育”。
2.职业教育专业和课程设置衔接失衡
近年来，我国对中等职业教育和高等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目标定位一直没有十分明确的定论，对二者均提出要培养服务生产一线的“高素质”和“高技能”的人才或劳动者，其人才定位的差异性和层次性较为模糊。
截至2017年，全国高等职业教育（专科）专业有19个专业大类，99个专业类，766种专业[1]。中等职业学校专业（2010年版）共有19个专业类，321种专业[2]。专业设置过于细化和具体，同类专业界限不清。既有多个高职专业对接一个中职专业，也有多个中职专业续接一个高职专业。这既不利于职业教育专业课程体系的完整链接，也不利于培养专业人才的层次续接。
中等职业教育和高等职业教育虽同属我国职业教育体系框架，但现阶段，中等职业教育和高等职业教育是相互独立的职教体系，二者在教学组织、上级主管、资源配置、招生就业等方面均互不相关。对于各自所开设的专业、专业课程的具体设置和教学安排也互不相关，从整体规划上欠缺必要的纵向联系和沟通。二者虽然有学历层次之间的差别，但从专业体系和课程设置观察，趋同现象严重，层次性和梯度性模糊。相同专业教学过程在中职和高职阶段的相似度较高，课程内容重复性设置，知识点、技能点大量再现。没有明显体现出中等职业教育的基础性作用和高等职业教育的提升优化作用，高等职业教育对中等职业教育的依存性和中等职业教育对高等职业教育的衔接性均不明确，从而淡化了办学定位的递进性、课程设置的深入性、人才培养的优化性。
（三）区域性职业教育发展不平衡
在新时代，虽然我国职业教育已获得空前发展，但国内各地的职业教育发展水平并不一致，受地方经济发展水平影响，职业教育也有着地域差異所带来的发展不平衡现象。职业教育为地方经济提供发展所必需的技能型人力资源保障的同时，地方经济也为职业教育提供必需的发展资源，对职业教育发展方向和发展水平起着举足轻重的决定作用。很大程度上，职业教育所能获得资源的多寡直接影响其自身发展规模的大小和发展水平的高低。
国内大陆31个省区和直辖市从职业教育所获资源情况，大致呈现由东部沿海省市向内陆地区逐次递减的阶梯型结构分布，表现为区域性职业教育不平衡的发展状态。宏观上，从2017年8月教育部公布2016年教育统计数据看，东部地区占有最优良的职业教育资源，远胜于中、西部地区。尤其是西部地区，除重庆市外，整体职业教育资源处于全面不充分状态。江苏、山东、浙江和四大直辖市（京、津、沪、渝）拥有国内最高水平的师资力量、教学条件、校舍建设等职业教育资源，基本位于东部地区；四川、甘肃和云南三个西部省区职业教育资源最为贫乏；而中部地区则拥有较为丰富的信息教育资源[3]。
（四）职业教育城乡发展不平衡
我国现阶段职业教育在城市和乡村协调发展中仍然存在一定的失衡，农村整体职业教育发展仍然滞后于城市。
1.城乡接受职业教育的机会失衡
近年来，在国家大力推进教育公平的驱动下，农村职业教育取得了较为明显的发展。接受中等和高等职业教育的农村生源呈逐年增加趋势，接受职业培训的人数也在不断增多，但城乡之间接受职业教育程度仍有一定差距。其主要原因是各类中等和高等职业院校主要集中在各省市的大中型城市或城乡结合部，其办学覆盖区域主要辐射邻近地区。农村接受职业教育或职业培训的学生或人员也以城乡结合地区的农村人口为主，其向农村边远地区的辐射效应相应地逐次递减[4]。而现阶段，市县级和偏远地区中职学校的办学状况也正在受到高等职业院校和一些示范性重点中职学校的办学挤压，其生存条件日益恶劣，办学规模、生源质量和数量逐渐萎缩，办学经费捉襟见肘。同时，职教师资短缺也一直是困扰广大农村地区职业教育发展的重要因素。农村和边远地区的职业教育师资水平远远落后于高等职业院校和各地区示范性中职学校，农村地区教师自身知识和实践能力水平更新换代较慢，特别是“双师型”教师缺口严重。再有，农村和边远地区职业学校所在区域多是一些小规模、技术水平较低和经济实力较弱的企业，农村职业学校很难依托当地企业实施校企合作、产教融合等途径促进职业教育的发展。这些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农村学生获得更好、更多职业教育的机会[5]。
2.城乡职业教育所获资源失衡
国家从整体上对职业教育的投入总量在逐年增加，但城乡之间还是有着一定差距。主要由于国家投入总量大量集中于各省和直辖市的经济发达地区的中等和高等职业院校，而市县级中职学校投入总量薄弱。特别是随着近年来高等职业院校不断兴办，中职学校虽然总体数量有所减少，但多以优化合并、强强联合或转办高职为主，其整体办学实力在不断增强。但这种优化和整合的主要趋势偏向于大中型城市和经济发达地区。以生均拨款制度为例。我国职业教育已经全面实行生均拨款制度，该制度从整体上提高和改善了职业教育的办学经费问题，对职业教育的改革发展起到了有效的促进作用。按照国家政策，2017年全国1 359所高等职业院校已经全面实现或超过生均经费12 000元/生/年的标准，但各地区中职学校生均经费主要由各省市自行统筹划拨，存在较大差异。以广东、贵州两省为例，2017年深圳市公办中职学校生均经费17 000元/生/年（国家示范性中职学校可在该标准基础上浮10%）[6]，广州、珠海、佛山、中山、东莞、江门6市和省属学校不低于5 000元/生/年，其他地区不低于3 000元/生/年[7]，广东省内最高和最低生均经费相差6倍以上。贵州省2017年省属中职学校生均经费不低于6 000元/生/年，至2019年省内各市（州）属中职学校生均经费不低于5 000元/生/年，2020年各县属中职学校生均经费不低于5 000元/生/年[8]。
二、职业教育发展不充分的表现
（一）职业教育内涵建设不充分
到目前为止，我国职业院校的数量已近饱和，新时代，职业教育的发展必须由规模建设和数量发展转向以教育教学品质为核心的内涵质量建设。在新时代，职业教育的内涵质量受到社会广泛关注，尤其是对于有志报考职业院校的考生来说，他们更倾向于关注社会口碑好和有充分就业前景的院校或专业，希望在职业教育阶段掌握适应未来人才市场需要的知识和技能。然而，现阶段职业教育的内涵质量还有很多亟待改善之处。部分职业院校学生对教育教学质量认可程度偏低，主要体现在部分在校学生对实践技能学习、素质能力训练、创新创业培训和企业岗位对接等方面的满意度不高；已毕业学生的专业技能水平、企业组织管理能力、市场就业能力和综合素质能力方面存在很大缺陷[9]。影响职业教育内涵质量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几点：
1.职业教育体制建设存在缺陷
我国职业教育规模的快速成长究其根本主要是国家政策和政府主导的结果。这就不可避免地造成职业院校自身缺乏独立自主的管理和运作机制，一切行动均受政府和上级教育主管部门制约，其本身受市场或社会需求调节的功能不能充分体现。教育主管部门忽视市场经济社会需求对职业教育的杠杆作用，导致各种职业教育资源不能最优化地分配和最合理地利用[10]。
2.职业教育专业设置存在缺陷
传统的粗放型经济、劳动密集型产业已逐步减少，新兴的集约型经济、技术密集型产业正蓬勃发展，产业的转型必然带来人力资源需求的转变。部分院校所设专业和市场人力资源需求错位，造成市场急需人才短缺，而同时一些毕业生却就业无门，由此导致结构性就业矛盾。
3.职业教育的教学方式存在缺陷
德技并举是职业院校育人宗旨，每年举办的各级各类职业技能大赛既可以让职业院校展示其教学成果，也可以让优秀学生展示各自的精湛技能，但这只能是千千万万职业院校学生的一小部分。由于多年来职业院校招收的生源素质问题，其教育过程大多仍停留在“德育”层面，即所谓的纪律管理，在某种程度上放松了对学生的技能训练和能力培养。这样必然导致大量的职业院校毕业生难以吸引企业的目光，职业院校的办学实力和社会形象也会有所下降。
4.职业教育师资建设存在缺陷
随着“双师型”教师比例不断增加，职业教育师资队伍确实有了极大的改善，但这并不能说明现有师资已经完全满足职业教育发展的需要。主要是现阶段绝大多数职业院校教师均来自普通高校毕业生，本身所固有的普教烙印必将在较长一段时间内存在，其在教学过程中的课程安排和授课方式必然难以充分胜任职业教育学生的知识与能力结构要求，更难以满足市场人力资源对技能型人才的需求。内涵质量建设将是我国职业教育由规模发展为重点转为以教育教学品质为核心的重要标志。
（二）职业教育的校企合作不充分
国家多次就加强校企合作问题提出指导性意见，校企合作的开展对职业教育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促进作用。但在具体的操作过程中仍暴露出合作困难或合作不到位的情况。
1.国家政策和保障制度不充分
国家多次在所颁布的宏观政策中强调校企合作对职业教育发展的重要性，但在具体条款，尤其是针对企业方面未做出明确的“责、权、利”的规定，仅仅是一些鼓励性或建议性政策。多数企业在合作过程中也无法直接看到所能带来的直接收益，其参与热情必然有限。同时，国家对于积极参与校企合作的企业没有制定相应的奖励或资助政策，对于消极应对甚至拒不合作的企业，也无明确的惩罚或制约措施。
2.各行业协会未发挥应有的作用
我国各行业协会未参加到国家相关政策的制定过程中，也未能搭建起连接本行业内企业与学校双方的互通桥梁。在校企合作过程中，行业协会长期处于隐形状态，使得学校与企业在合作中缺乏公正维系双方权利、义务和职责的第三方。对于双方合作中的焦点问题和可能出现的冲突与分歧，行业协会也没有发挥应有的协调或指导作用[11]。
3.校企双方难以实现利益共赢
学校以立德树人为根本，“育人”为最终目标，追求社会效益；企业以生产经营为根本，盈利为最终目标，追求经济效益。二者在目标取向上的差异明显，兼容性利益较弱。尤其是教师赴企业实践和学生到企业实习，企业在人才培养上存在投资风险。在以企业为合作利益输出方的情况下，无法真正调动企业的参与积极性，势必造成合作多停留于表面的现象，难以向深层次继续发展。
（三）职业教育以法治教尚不充分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完善教育法律法规”和“大力推进依法治校”。由于我国职业教育的发展速度不断加快，相应的配套法律法规有必要继续完善和加强。
1.《职业教育法》应考虑尽快修改
《职业教育法》滞后于新时代职业教育的发展形势。1996年9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颁布，从此我国的职业教育真正拥有了正式的法律依据。但相对国内职教规模的巨大变化，《职业教育法》已经20余年未曾修订，已经难以适应新时代职业教育的发展步伐。以职业教育办学主体为例，现行法律仅针对各级职业院校、行业组织、企业、事业组织和有办学能力的教育机构等国内办学主体作出法律规定。近年来，我国大量引入和借鉴境外成熟的职教模式，如德国“双元制”、北美地区“能力本位教育”、澳大利亚“技术和继续教育”等，境外的一些办学主体已经逐渐参与我国职业教育的发展建设。现行法律缺乏对境外主體参与职业教育办学的细化规定，《职业教育法》仅指出“境外的组织和个人在中国境内举办职业学校、职业培训机构的办法，由国务院规定”和“鼓励境外的组织和个人对职业教育提供资助和捐赠”。法律规定得较为笼统，对境外办学主体需担当的职教角色、应履行的职教义务和可享受的职教权利均未作出明确规定。
2.需加强监督问责机制，强化依法治教
对于职业教育办学过程中的经费具体使用方向、教师资质情况、职业资格证书、校企合作和办学条件等虽有相关执行政策或规定条款，但长期以来应与之配套执行的监督问责机制一直处于管理薄弱环节。如《职业教育法》第六条规定：“行业组织和企业、事业组织应当依法履行实施职业教育的义务。”但是，应当怎样监督行业组织和企业、事业组织履行职业教育义务，对于拒不履行实施职业教育义务的行业组织和企业、事业组织，法律应当如何启动问责机制却没有明确规定。再如第二十七条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挪用、克扣职业教育的经费。”但如果确实存在挪用、克扣职业教育经费的情况，《职业教育法》也未明确规定如何追责、相关的法律责任由谁承担等条款。
3.坚持政策不能代替法律
长期以来，对于职业教育的发展问题，国家或地方政府多以出台强有力的政策施加调控，但往往忽视了法律的作用。治教过程中政策至上的管理，虽然可以在一定范围或某个特定时期内对职业教育的发展起到积极作用或助推效应，但从长远角度来看还是存在局限性和一定的弊端。在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过程中，必须坚持以法治教，明确政策不能代替法律，始终坚持“法律为主，政策为辅”的原则。应当明确政策是在法律指导下的，主要依靠宣传教育来保障实施，在执行过程中不可忽视法律的作用。
（四）对职业教育的社会认可度尚不充分
改革开放之后，我国职业教育经历了约40年的大发展，与基础教育、高等教育共同构成我国教育的三大战略支柱[12]。职业教育在我国教育体系中的社会地位得到空前的提升，然而职业教育却未获得与之相匹配的社会认可度。“唯学历论”的传统观念一直为社会广泛推崇，无论中等职业教育还是高等职业教育都一直处于其所属教育阶段的末端地位，职业教育被人们定性为“次等教育”，很多家长在为自己子女选择学业方向时都以普通高中和本科院校作为首要目标，中职和高职院校僅作为其备选或无奈之选。职业教育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始终无法与普通教育等价。
1.从学校起源看
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大力发展中等职业教育，1980年10月，教育部、国家劳动总局颁布的《关于中等教育结构改革的报告》提出：“将一部分普通高中改办为职业（技术）学校、职业中学。”这对发展中等职业教育虽是利好举措，但不能回避的现象是，由普通高中改办为中等职业学校的基本都是一些办学质量欠佳的学校。同样，从上世纪末我国开始大力发展高等职业教育，高等职业院校一部分是由中等职业学校升格转型而来，另一部分是由一些办学质量不高的普通高校转办而来。
2.从招生入学方式看
从高等职业院校招生情况看，目前高等职业院校招生是高考专科二批录取方式进行，基本属于末批录取。学生入学后进行专科层次学习，不能为其带来高等教育应有的荣耀感，毕业后的专科学历又在人力资源市场饱受歧视与偏见。而中等职业学校更是成为一些初中毕业“差生”的汇聚地，少数中等职业学校由于迫于招生压力和生均经费制度，几乎已无入学门槛可言。
3.从升学途径看
据不完全统计，我国现阶段仅有不足10%的学生能有机会从中职学校升入高职院校。高等职业教育的后续教育虽有本科和更高层次的教育，但由于入学的理论考试方式和职业教育阶段的技能培养方式差异巨大，注定仅少数学生能够接受本科甚至更高阶段教育。而且，学生一旦升入本科阶段，则又基本脱离了职业教育领域，转入普通教育方式，这使得高等职业教育的专科层次被长期固化。
4.从就业方向看
毕业生的就业方向，是决定该教育形式社会认可度的最有效指标。上世纪80、90年代的“中专热、技校热”就是因为当时中专生可以获得干部身份，技校生能够进入国有、公有企业就业，这充分说明就业方向决定相应教育形式的社会地位。虽然国家始终强调职业教育的重要地位，给予职业院校毕业生“技能型人才”“技术工作者”等美称，但从现行的国家用工制度上看，无论中等或高等职业院校毕业的学生，很少能够进入或从事例如国家机关、公务员、事业单位、科研机构等令人羡慕的工作单位或岗位，其职业生涯多与“工作稳定性差、薪资收入微薄、岗位环境艰苦、劳动保障偏低”等相关联。尽管这其中也不乏事业成功人士，但却不能从根本上扭转职业教育在人们心目中的印象。
三、结语
我国职业教育走过了约40年的发展历程，为我国社会经济和产业结构发展提供了大量的技术和技能型人才。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职业教育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光辉成就。但由于我国人口众多、国土面积广大，职业教育在发展过程中由于一些主观和客观因素以及部分历史局限的原因，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一些短板和不足，这些就是职业教育发展过程中表现出的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点，需要我们在未来发展中不断总结经验和教训。十九大报告已经为我们指明了未来的发展道路：“必须把教育事业放在优先位置，深化教育改革，加快教育现代化。”在新时代，审视我国职业教育发展中出现的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点，应当明确发展仍是我国职业教育的第一要务。必须坚持科学发展才能逐步解决新时代职业教育发展中出现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矛盾的解决会推动进一步的发展，而在发展过程中又不可避免地出现新的矛盾。因此，职业教育主管部门和各职业院校以及广大职教工作者必须坚持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正确认识我国职业教育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矛盾，面对矛盾不回避、不退缩，这将是实现我国新时代职业教育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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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陈刚.产教融合视域下校企合作机制构建探讨[J].职教论坛，2017（31）：60-62.
[12]胡锦涛.在全国优秀教师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07-09-01（1）.
（责任编辑：杨在良）
作者：吴健
边远地区双元制职业教育论文 篇2：
民族院校工科双元制校企融合教学模式的探索与实践
摘 要 德国的“双元制”是一种国家立法支持,校企合作共建的职业教育办学模式。针对民族院校学生的特点,结合工科专业教学实践,探索工科院校校企融合的教学模式,为民族院校的教学改革提供经验和借鉴。
关键词 民族院校 工科 双元制 校企融合
一、引言
“双元制”是德国社会的一种教育制度,是目前世界上比较成功的职教办学模式之一,被誉为德国二战后经济腾飞的“秘密武器”。所谓“双元制”,是学校和企业分工协作,共同完成培养人才全过程的一种职业教育办学模式。通过学校与企业的合作实现资源共享和整合,最早出现在19世纪末德国“双元制”的教育体制中,并在英美等国得到充分的体现与完善,至今一直受到国际教育与产业界的重视与应用,为各国教育、科技与产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我国政府也对这一教育模式也表示了极大的关注和支持,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明确提出:“有条件的科研机构和大专院校要以不同的形式进入企业或与企业合作,走产学研合作的道路,解决科技和教育体制上存在的条块分割、力量分散的问题。” 电子信息类专业是工科专业,具有很强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知识与技能更新快的特点,作为民族院校,在培养人才过程中,既要学科本身的共性问题,又考虑学生素质和所处区域环境情况,制定出既符合学科发展规律,又突显本校培养人才特色的人才培养方案。我校是民族院校,大部分学生是来自老少边山地区,由于语言、地域差别等各种原因,这部分学生进入大学后,表现出的创新能力、实践能力相比来自发达地区的学生有明显差距,而这部分学生毕业后更多的是回到自己原籍工作,是为我区边远少数民族的振兴事业作贡献的主力军。近年来,我们针对我校的电子信息类专业进行了专业实习实训、毕业设计、课程置换试点等一系列与校外企业合作培养工科学生的培养模式的探索。
二、双元制校企融合教学模式的探索尝试——课程置换
我院与校外企业合作培养人才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探索实践,其中,课程置换是结合我院自身情况及学校所处环境等因素进行的尝试,值得与其他兄弟院校交流和探讨。对本次课程置换设计理念、实施步骤以及考核评价方法进行深入研究,在进行双元制校企融合教学模式探索中,获得了一些经验和借鉴,对人才培养模式的探索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2008年初,研究小组在我院2006级网络工程班小范围内进行项目开发与课程置换的试点。
(一)设计思路。
1.根据学生成绩、实践技能情况,从我院2006级电气类专业中选出两位优秀学生,并在我院专业教师指导下参加我院校企合作的在研项目的研究与开发。
2.在研项目为我院海通新技术研究所与南宁市诚网电子公司于2008年2月27日签订的“小区网服务系统”应用软件开发协议项目。
3.研究工作主要采用Windows环境下的.NET 2.0平台上进行的,其知识面、技术难度及所需时间等均超出本学期该班所开设的任意选修课《Windows程序设计》课程所涵盖的知识内容、技术难度及计划学时。经项目研究小组、教研室和学院分管教学的领导商量决定,将对2位学生参与项目开发相关的考核成绩作为《Windows程序设计》课程的总成绩计入学生成绩表,且2位学生本学期不再参加《Windows程序设计》课程的理论课学习、上机实践及相关的考勤与考核,用实际项目开发与《Windows程序设计》课程进行置换。并上报学校教务处审批通过。
(二)实施步骤。
1.指导教师。
《网上小区服务系统》项目负责人由我院网络与通信工程教研室具有丰富科研经验的教师承担;项目组成员由我院网络与通信工程教研室部分教师、海通新技术研究所工程师、南宁市诚网电子公司共同组成。
2.学习与实践内容。
在指导教师指导下:
①学习ASP.NET 2.0的模型、相关控件以及如何创建Windows环境下的Web应用程序;
②学习C#程序设计语言的基本编程要求,如何使用C#访问数据库服务器,如何使用C#创建客户端Web系统的业务层模块;
③学习关系型数据库的基本原理,学习大型数据库SQL Server2005的使用,学习如何按照相应的范式设计数据库;
④参加项目开发组组织的专题技术讲座及研讨会;
⑤承担“网上小区服务系统”项目开发任务,其中两位学生分别负责业主服务子系统和物业管理子系统的研究和开发。
(三)考勤与考核。
1.考勤。
由项目组负责人进行考勤,地点在我院物理实验楼海通新技术研究所软件开发室(307室),时间是每周二下午以及每周六、周日全天。
2.考核。
①平时学习进度考核。
每位学生每个月写一篇学习心得以及项目进度报告,由负责人评议并打分;此外,要求两位同学在一学期中各自分别做一至二次有关ASP.NET和C#方面的技术学习心得讲座,由项目组成员根据学习心得讲座情况评议并打分。
②平时实践情况考核。
每月由项目负责人检查项目进度与质量并评分。
③期末考核。
学期末,两位同学必须按时分别提交有关业主服务子系统和物业管理子系统的设计方案、相关程序的源代码、测试方案和测试报告,并由指导教师进行考核打分。
④总成绩计算方法。
参照我院教学规程中有关规定,考核总成绩的计算方法为:总成绩=平时学习进度考核分×16%+平时实践考核×20%+期末考核×64%。总成绩作为《Windows程序设计》课程总成绩计入学生的成绩表中,若总成绩不及格者将按我校相关文件规定进行补考与重修。
三、双元制校企融合教学模式探索引发的思考
课程置换是我院为积极探索校企合作模式的一次大胆创新,也是一次小范围的合作实验。与此同时,我们在校企合作培养人才方面,也进行了其他方面的探索,比如,本科毕业生到对口专业的企业参与企业项目开发和研究,并在此基础进行毕业设计、组织低年级学生到企业进行专业实习实训等。在以上这些探索实践过程中我们发现有以下值得深思的问题:
1.在实训研究的过程中,企业指导教师讲解和实施的研发流程部分内容与在专业理论课上学到的内容安排有所不同,给学生的学习造成了困惑,也给教学和生产实习工作带来了不少的障碍。所以要求校企双方及时沟通并商议,成立专门的科研工作小组,工作小组成员有双方的负责人参加。工作小组针对课程置换工作中涉及的专业问题如产品研发流程等统筹协商,制订课题配套的教案及讲义,规范和统一实习教学中出现的类似问题。
2.校企合作中的主體问题。根据我院的实践发现,在校企合作中主体偏向于企业,这也是目前我国校企合作的一个突出问题。校企双方在合作中均须意识到合作是自己的“主动行为”,而非一方有求于另一方的倾斜式合作。这就要求校方加强自身的“强身健骨”教学,努力最大限度的发挥育人与就业的职责。在现代社会,科学技术已成为第一生产力,科学技术的成果转化为产品、商品的周期逐渐缩短,于是生产与教育的紧密结合亦成为未来发展的一种趋势。据统计,日本有2/3的企业与大学开展深入地合作,特别是大企业,有90%与大学建立合作关系;在美国,企业办学超过国家办学,达到51%,企业与高校各个层次的合作更是密切。[2]当企业意识到自身的长久发展与教育相辅相成,不可分离,才能真正实现校企合作中的优势互补、互惠双赢的合作形式和目标。
3.课程体系与教学方式有待改革,师资资源短缺。随着招生规模的逐年增加,学院的师资力量的薄弱越来越凸显出来了。特别是既拥有扎实的基础理论知识又具备丰富的企业生产实践经验的双师更是缺乏,实际情况是拥有实践经验的教师只带实验教学部分,理论基础好的教师只是在课堂上讲解理论。
4.学校与企业之间互相了解较少,信任度不高,出现應付实习或做表面文章的现象。这就需要一个“中间人”来进行双方沟通,这就是政府。目前,政府还没有制定相关的政策、法律法规,在校企合作中涉及到双方的责、权、利问题就很难突破。在这方面发达国家的经验值得借鉴,如德国、英国、澳大利亚等国家,都通过法律制度建设给予支持和保障。
四、双元制校企融合教学模式中的几点建议
(一)充分利用学院和企业资源,培养和选拔双师一体化教师队伍。
1.有计划推进师资培训。
学院应针对不同的专业要求,组织教师参加各类学校交流,保证教师及时掌握最新的专业动态。同时学院需根据教学和专业需要,有计划的从各公司企业选拔技术人员入院任教。
2.建立一支稳定的兼职教师队伍。
学院应充分利用企业优势资源,定期组织教师参与企业的生产实习、产品研发和技术公关,通过参与企业锻炼,教师对企业的生产管理、产品流程、设备使用与维护等有了深入的理解,提高了应用能力,使工科教育更有针对性。另外,学院与企业实行资源共享,学院将企业管理、技术、人员等进行有效整合,成立兼职教师专家库,按照教学需求,有偿选聘到学院任教。企业兼职教师队伍理论扎实、专业实践经验丰富,使学院的理论和实践教学得到高效的融合。
3.学院在专业设置、教学模式、教学内容等方面要不断改革创新。
学院应每年根据工科行业及相关行业的发展趋势,广泛走访用人单位,收集并掌握第一手企业用人需求资料,对开设的专业种类、采用的培养方案等进行深度研讨。在教学过程中,广泛推行互动开放式教学方法,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学时合理配置,并定期组织学生到企业对应的专业岗位参观学习,充分激发学生的主动性和创造性。
4.民族院校与企业的合作,是技术与思想的双重合作。
德国教育专家胡勃先生认为:“德国的职业教育体系与其称它为一种教育制度,不如称它为一种‘思想’,是一种注重实践、技能为未来工作而学习的思想。”由此可以看出,“双元制”强调的是技能和实践能力的共同培养。思想是行动的先导。只有企业和学院从思想上在人才培养目标上达到一致,才能更有效的合作,共同承担起培养现代复合型人才的任务。同时,学校组织学生到企业参观学习的不仅是企业的管理、技术,还有企业的文化理念,因为企业文化是企业的精 神支柱,是一个优秀企业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五、结语
由于参与校企合作的企业,除了有培养学生的任务,还有生产任务,为保证产品质量,不影响生产进度,企业往往要求一线人员必须具有一定的操作技能,所以校企合作目前仅限于高级工班的学生。如何使校企合作模式在其他低年级学生中广泛推广,还有待于进一步探索。
深入研究民族院校技能型人才培养模式,提高学校教育的吸引力是学校教育的需要,也是社会对于提高技能人才培养质量的要求,必须依靠校企双方共同参与和相互配合。校企合作的模式还处于一个探索实验阶段,但相信通过各方面的共同努力,一定可以探索出具有民族院校特色的校企合作教学模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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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武慧丽 韦文山
边远地区双元制职业教育论文 篇3：
职业教育精准扶贫的实施策略与保障机制
[摘要]职业教育的本质在于培养技术人才，深入契合了精准扶贫的目的——切断贫困代际链条，是最有效的“造血式”扶贫，有助于从根本上消除贫困。为深入推进职业教育精准扶贫工作的开展，需要推进招生制度改革，实现“精准招生”；完善资助政策体系，实现“精准资助”；优化人才培养模式，实现“精准培养”；加强实用技术培训，实现“精准培训”；重视创新创业教育，实现“精准就业”。同时，为保障职业教育精准扶贫工作的长期有效开展，还需完善办学规模保障机制、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硬件条件保障机制、师资队伍保障机制以及舆论宣传保障机制。
[关键词]职业教育 精准扶贫 人力资本
[作者简介]陈福稳（1984- ），男，山东郯城人，陕西能源职业技术学院，讲师；董瑞华（1971- ），女，陕西西安人，陕西能源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董伟（1985- ），女，山东临沂人，陕西能源职业技术学院，讲师，硕士。（陕西 咸阳 712000）
[课题项目]本文系2017年陕西省职教学会规划课题“生产性实训基地在职教扶贫中的成效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课题编号：SZJG-1719）
职业教育即技能教育、技术教育，是一种面向就业、面向市场的教育体系。目前我国的职业教育是以中高级职业教育为核心，本科和研究生职业教育为辅助和拔高的完整模式。而扶贫工作不仅要“授人以鱼”，更要“授人以渔”，在各级政府的指导和规划下，职业教育助力精准扶贫利国利民，宣传举措、实践举措和提升举措多管齐下，更能为脱贫致富提供较为中肯的解决方案。
一、职业教育精准扶贫的理论基础
职业教育的职责在于促进受教育者融入工作和社会，取得更高的收入，教育对象具有覆盖面广、学制相对较短、层次多的特点，教育内容以实践为主，辅以基础性强的理论学习。相较而言，这与贫困家庭的需求基本一致，能够满足其迅速脱贫致富的需求。
1.职业教育与人力资本理论。人力资本理论是由美国经济学者Schults和Becker于20世纪60年代提出的，主要观点是人力资本投入能够实现更快的经济增长，与国民收入成正比，比物质资本投入更重要。而在人力资本中，教育是关键一环，教育投资能够取得比物质资本投资更高的效益。研究认为，个人接受教育的年限越长，收入水平就越高。人力资本作为一种凝聚在劳动者身上的特殊资本，是指对其进行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以及接受教育的成本的集合，突出表现在劳动者身上的各种知识、技能和用以工作的健康素质水平等。人力资本理论能够指导社会积极提高人民的智力、体力和道德品质，用以提高生产力，进而增加国民生产总值和居民收入。研究者认为，无论是普通学校开设的职业教育课程还是专门职业院校进行的职业培训，都能够起到职业人才储备、劳动者再教育的作用，是提高人民收入水平、促进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途径。
2.职业教育与扶贫脱贫理论。该理论是由英国经济学家Rowntree于20世纪初提出的，其观点是家庭背景决定了孩子的未来，父亲是技术工人的儿童长大后更不容易贫困。这一理论表达了家庭中主要劳动力掌握技术的重要性。美国学者Gradstein认为，在扶贫工作中，教育的作用不可忽视。因此，政府对于教育的投入应更加精准高效，不仅应扶持公立学校建设，还应对民办教育进行补贴。这不僅有利于提高教育水平，也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缩小贫富差距。Cooley等学者在20世纪90年代末进行了关于贫困儿童教育的研究，结论是帮助贫困儿童接受教育并获得知识，可有效提高社会创造财富的效率，积累人力资本。Preece等人的研究则认为，成人教育也有利于提升劳动者素养，增加其收入，有助于消除贫困，促进经济发展。21世纪初，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进行了一项调查，结果显示，职业教育是消除贫困的有效途径，能够使劳动者树立终身学习的理念，提高收入水平，减少贫困人口。
二、职业教育精准扶贫的实施策略
职业教育的宗旨是“培训一人，脱贫一家”。贫困家庭的贫困原因各不相同，且受制于家庭背景、子女受教育的机会，尤其是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远低于平均水平。因此，在精准扶贫的过程中，需要着重解决教育成本问题。研究表明，针对农村实行的对口技术培训和技能培训，能够有效提升贫困人口的收入。此外，以科技为导向的农产品也能够优化农业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科技致富及农村劳动力转移。在此基础上，为了实现脱贫致富的奋斗目标，需要依据我国精准扶贫的基本方略，深入分析不同地区的贫困原因，以就业为导向帮扶贫困家庭的学生，提供相应政策支持，使学生能够在职业院校学有所成，毕业后为脱贫和经济发展做出贡献。
1.推进招生制度改革，实现“精准招生”。促进适龄青少年接受职业教育，使劳动者接受再教育和职业化培训，更有利于精准扶贫。首先，职业教育应在高中阶段全面普及，调整高中阶段的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占比，建立高中招生平台，统一管理招生工作，使中等职业院校与普高的招生人数大体一致。其次，实行职业高中注册制度，招生规模应扩大至初高中的往届毕业生、社会人士等。在对贫困家庭学生进行调查的基础上，分门别类大力推荐，为其选择适合的职业教育类型。再次，进一步打通中等职业院校与高等职业院校的连接，加大高职院校的招生和入学人数，推出优惠政策吸引中职毕业生，如单独招生、贫困家庭学生单独划线、对农村考生提供奖助学金等，创造出有利于贫困地区学生接受职业教育的条件。最后，选拔贫困地区优秀学生到较发达地区就读，接受大中城市的职业教育，以先进经验带动落后地区脱贫。
2.完善资助政策体系，实现“精准资助”。当下我国具有较完善的职业教育学生奖助体系，能够覆盖85%的中等职业教育学生和20%的高等职业教育学生，解决了一部分贫困家庭学生上学难的问题，但依然有很多学生无法获得经济资助，导致他们继续求学受到阻碍。对于贫困家庭而言，职业教育支出依然是较大的负担。因此，必须进一步完善职业教育资助政策，使更多的贫困家庭学生能够享受优质职业教育。国家需要在现有的资助政策基础上进行拓展，首先，对于已经记录在案的贫困家庭学生，应全部免除其中职教育阶段的学杂费，并按照一定标准发放国家助学金。其次，对于高等职业教育阶段的贫困家庭学生也应减免学费，并为他们优先安排高职院校内的一些勤工助学岗位。最后，对于农村贫困地区中、高等职业教育连续就读的学生，以每年每人2000元的标准进行补助，缓解其就读压力，助其完成学业，带动家庭脱贫、地区脱贫。
3.优化人才培养模式，实现“精准培养”。与普高教育最大的不同在于，职业教育立足于社会并面向市场。为此，更需要改革办学模式，改变目前的无序状态，既能使学有余力的学生有深造的机会，也能使面向行业企业就业的学生拓宽视野，增强竞争力。首先，进行中高职教育接轨，实现人才培养的连续性和一体化。逐步建立初中开始的五年制高职人才培养制度，尝试建立以高中为起点的“3+2”本科人才培养机制，探索高等院校中面向职业教育的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为学生提供多样化的选择路径，逐步提升自我。其次，改革人才培养方式，丰富培养模式，如开展校企合作、顶岗实习、学徒制等多种培养方案。建立校企合作实习基地，设置师生到企业实习制度、企业人才引进教师队伍制度等，促使学校和企业双方加强合作，形成可持续发展态势。最后，展开教学模式改革，将项目教学、案例教学与常规教学相结合，推出课程改革政策，如“双证”毕业制度、“六连”结构教学方法、建设教育扶贫基地等。
4.加强实用技术培训，实现“精准培训”。精准扶贫要分清扶贫对象，高职院校可以结合自身优势，对务农、务工和农村创业人员开展不同的培训项目，并可采取集中培训、现场问答等多种方式。首先，面对在乡务农的农民，结合其意愿和职业学校的教学科目，设置针对性较强的职业教育课程，供其自主选择。其次，选拔技术人员开展下乡活动，在基层一线为贫困人员开展问答讲解活动，在田间地头为农民朋友切实解决问题。最后，组织未升学的初高中生接受职业教育，大范围提升劳动力水平，为家庭增加收入，为地方缓解乃至脱离贫困助力。
5.重视创新创业教育，实现“精准就业”。首先，政府和高校应开设创业必修课，实现资源共享，要求高职院校进行相关创业培训。职业院校需将实践教学纳入日常教学体系，加强顶岗实习、实训教学，将职业技能鉴定与毕业证挂钩，完善校企合作制度，提升学生竞争力。其次，助力大学生创业，建设实践基地和创业园区。增强创业教育的力度，多种培养方式相结合，如以“专业学习+企业实习”的形式、模拟技能训练形式、“岗位工作+独立创业”的形式进行创业实践等。最后，教育部门与就业管理部门应充分了解贫困家庭学生的个人情况并建立信息库，在此基础上为学生开展一对一的就业指导，包括职业规划教育、开设专场招聘会等，为贫困家庭学生匹配更为适合的岗位，优先为贫困家庭学生创业提供帮助。对于家庭特别困难，并参与了义务兵役、到边远地区基层单位就业等活动的学生，可以给予学费和学业贷款的减免和補偿。
三、职业教育精准扶贫的保障机制
目前，我国职业教育存在两大矛盾：一方面，国家岗位缺口较大，但社会认可度较低；另一方面，职业教育招生难，毕业生质量较低，但职业教育就业需求旺盛。为解决这两大矛盾，国家需充分发挥职业教育的精准扶贫功效，提升职业教育服务区域经济的水平。
1.完善办学规模保障机制。当前，我国需要着力保障面向农村的职业教育系统，教育资源要进一步向贫困地区倾斜。要将高中阶段的大部分教育资源增量分配到职业教育上来，充分实现中等职教的发展。首先，整合中职教育资源，在市一级重点建设两三所影响力较大的职业学校，在县一级重点建设一两所标准化职业学校。其次，鼓励高职院校建立面向社会需求的高质量优势专业，结合当地特色办好具有一定就业保障的特色专业，配合当地扶贫工作和产业开发。最后，推出对口帮扶政策，省市级师范类高职、中职院校与贫困地区职业教育学校结成对子，实行一对一帮扶，推广联合招生制度、教学示范工作和就业推荐服务，带动贫困地区职业教育的进一步发展，使优秀职业教育辐射面更广泛。
2.完善教育经费保障机制。为完善扶贫工作制度，中央明确要求教育经费和教育资源要向贫困地区、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倾斜。促进职业院校发展，需要财政投入规模与办学规模相适应，主要做到以下三点：确保普高学生拨款标准和职教学生经费标准相一致，确保教育费附加和地方教育费附加用于职业教育的比例不低于30%，确保财政增量主要投入到职业教育当中。此外，要加大职业教育培训经费拨款，将企业职工的教育资金、就业资金、扶贫资金等应用在职业培训中，提高财政拨款使用率，拓宽职业教育融资渠道，扩展职业教育的社会资本引进范围。
3.完善硬件条件保障机制。硬件设施作为职业教育的重要保障之一，其发展可以作为职教事业和扶贫工作的坚实支撑。首先，联合教育、就业等政府相关部门，在贫困地区集中建设职教基地，为边远地区职业教育发展提供平台。其次，建立健全信息化体系，为配置优质教育资源提供助力，使职业教育资源能够在更大范围内实现共享，同时将数字化教育手段覆盖更多学校。最后，探索新媒体形式的教学路径，开发与理论课程配套的虚拟实训系统，使教学电子化、科技化、互动感更强，使教学效果更加直观。
4.完善师资队伍保障机制。教师队伍作为职业教育的重要组成，需要得到充分的发展和更新。首先，补充优秀师资力量到贫困边远地区的职业院校，可以采用“双师制度”吸纳优秀教师。“双师制度”是指学校将部分教师编制名额用以聘任专业兼职教师，并逐步提高这一比例，最终使兼职教师达到全体教师的半数以上。其次，对于专业性需求较强的教师岗位，可以采用先面试后笔试的录取方式。鼓励职业院校吸纳有实践经验的专家、技术人员和工程师等人才，为职教学生带来更多实践经验。再次，加强教师培训和进修体制，可采用校企合作等方式，选拔教师到企业进行一段时间的实践，激发其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思路。最后，培养更多的骨干教师，可通过结对方式促使高职院校优秀教师为中职院校教师提供培训、指导、示范。
5.完善舆论宣传保障机制。舆论的力量不可忽视，比如优秀学子的故事就能够起到示范作用，激发较大范围内的模仿效应。在宣传方面，首先，应着重强调职业教育的重要性，提高全社会对职业教育的认知度。其次，要大力传播职业教育的发展理念，通过树立职业教育促进生产和经济发展的案例提升社会认可度。最后，深入行业企业，挖掘典型故事，引导贫困学生转变择业观、就业观，使其能够选择更适合自身的发展道路，进而在思想层面为接受职业教育打好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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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陈福稳 董瑞华 董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