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论文没有思路的时候，经常查阅一些论文范文，小编为此精心准备了《企业盈余管理论文(精选3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摘要】本文从盈余管理的角度，以沪深2009-2013年上市公司为对象，结合管理者过度自信，研究企业财务困境。研究结果表明：管理者过度自信与企业财务困境显著正相关，管理者过度自信程度越高，使得企业陷入财务困境的可能性越高；企业盈余管理与财务困境也显著正相关，企业进行盈余管理的程度越高，越会导致企业陷入财务困境。
企业盈余管理论文 篇1：
僵尸企业盈余管理传染效应研究
【摘要】选用2009～2017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考察我国僵尸企业盈余管理的传染效应。研究发现，僵尸企业盈余管理具有传染效应，对整个环境财务信息质量具有负面影响。在进一步考虑产权性质以及产品市场竞争程度后，发现僵尸企业盈余管理传染效應在民营企业中更为显著，而在国有企业中不太显著，同时，高产品市场竞争程度也会加剧僵尸企业盈余管理传染效应。因此，为了我国经济健康稳步发展，建议相关部门多举措支持民营企业发展，完善政府经济发展考核机制，建立市场化退出机制。
【关键词】盈余管理；传染效应；僵尸企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基金项目】湖南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我国创新政策的协同演进、空间差异与供给优化”（项目编号：2018JJ2013）
一、引言
清理僵尸企业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去产能政策的重要抓手。2017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深化推进去产能，要抓住处置“僵尸企业”这个牛鼻子。2018年12月，国家发改委、财政部等多部门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做好“僵尸企业”及去产能企业债务处置工作的通知》，明确提出加快“僵尸企业”出清，有效防范化解企业债务风险，助推经济提质增效，并要求于2020年底前完成全部处置工作。在此背景下，如何妥善处理僵尸企业问题便成了我国经济需要重点关注的难题。
而妥善处置僵尸企业问题的前提在于深入理解僵尸企业对我国经济发展有何危害。目前关于僵尸企业危害性的实证研究主要从创新、投资、税收等视角进行考察[1，2]，鲜有文献从会计信息质量视角探讨僵尸企业的危害性。实际上，“僵而不死”的僵尸企业不仅导致资源错配[3]，而且存在着较高程度的盈余管理[4]。根据理性犯罪理论，不断获得政策、资金支持的僵尸企业很有可能成为企业模仿的对象。而信息透明的商业环境是资本市场更好更快发展的重要前提，其不仅有助于优化资源配置，更能显著提高经济运行效率[5]。因此，本文特从僵尸企业盈余管理行为的角度出发，研究僵尸企业盈余管理行为是否会影响非僵尸企业以及整个社会的盈余管理行为，同时，还进一步考察了产权性质以及产品市场竞争是否影响盈余管理传染效应的发生强度，从而为僵尸企业造成的财务信息后果提供新的解释思路。
本文的贡献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一是对僵尸企业盈余管理传染效应进行了系统的实证分析；二是丰富了僵尸企业造成经济后果的研究，为国家处置僵尸企业提供了理论支撑。三是引入产权性质、产品市场竞争两个调节变量，考察僵尸企业盈余管理传染效应的影响因素，提供了妥善处置僵尸企业问题的新思路。
二、研究假设
根据理性犯罪理论，同处一个信息与市场环境中，僵尸企业与非僵尸企业之间的信息和资源很有可能存在着相互模仿、相互影响的行为。这是因为，非僵尸企业在察觉僵尸企业诸多盈余管理行为之后，会权衡这种盈余管理行为的成本与收益，从而判断是否选择“模仿”僵尸企业的“坏”行为。出于政绩、就业等各方面的考虑，地方政府往往会“无视”僵尸企业较高程度的盈余管理行为[4]，使得僵尸企业不但较少或者没有因盈余管理行为而受到处罚，而且能源源不断地获得信贷资源和政府救助[6]。非僵尸企业由此可以推定盈余管理行为的代价较低，从而非僵尸企业中的理性管理者判定实施盈余管理行为后的预期收益会大于成本，并因此而选择效仿僵尸企业的盈余管理行为。
同时，根据资源配置的基本规律，资源是有限的，一定区域内的经济主体为了争夺宝贵的资源，必然会发生激烈的资源争夺战。僵尸企业的特殊性会导致其占据大量的宝贵资源，从而导致资源错配。朱舜楠、陈琛[7]研究发现，僵尸企业占用原本属于正常企业拥有的资本、土地、劳动力和能源等大量社会资源。同样，李旭超等[2]发现，僵尸企业会影响非僵尸企业的税负。因此，由于僵尸企业在资源获得上具有优势，故非僵尸企业便具有向其学习的倾向。
此外，从非僵尸企业视角探讨僵尸企业盈余管理传染效应可发现，双重叠加的负面效应会导致非僵尸企业高质量会计信息供给激励不足。一方面，由于僵尸企业拥有政策优惠以及其他优待，这使得提供了高质量会计信息的非僵尸企业在与僵尸企业的资源争夺中依旧处于劣势，在高质量会计信息得不到正向激励的情况下，非僵尸企业自然不愿提供高质量的会计信息。另一方面，为了提供高质量的会计信息，非僵尸企业必须承担较高的信息披露成本，双重叠加的负面效应导致非僵尸企业高质量会计信息供给激励不足。因此，僵尸企业的会计信息质量不仅能够直接或者间接地影响非僵尸企业，而且也会影响整个社会的会计信息质量。某一行业内僵尸企业密度越大，就意味着有限的资源越容易向僵尸企业倾斜。在信贷资源一定的情况下，这会导致非僵尸企业获得的有效信贷资源变少。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僵尸企业盈余管理行为具有传染效应，行业僵尸企业密度越大时，行业内非僵尸企业盈余管理程度越高，整个社会中会计信息质量也会变低。
产品市场竞争程度对僵尸企业盈余管理传染效应强度有着显著影响，在较高产品市场竞争程度下僵尸企业盈余管理传染效应更强。产品市场竞争主要通过外部治理机制对僵尸企业盈余管理传染效应产生影响。首先，企业信息披露都是隐含成本的，因为重要、敏感的商业信息披露对竞争对手有利[8]，成功的企业往往会通过隐藏特有信息来保持竞争优势[9]。而对于僵尸企业而言，其能够在政府的保护不断地获得资源以及优惠政策，无存活能力以及不具备竞争能力的僵尸企业因此反而显得具有强劲的实力。僵尸企业将优秀企业挤出市场，占据着大量市场空间，扭曲了市场资源配置。此时，非僵尸企业反而会处于一个不利的市场竞争地位。创新能力不足的僵尸企业，其内部并不存在很多有“价值”的秘密，信息披露多寡、质量高低并不会影响僵尸企业在市场中的竞争力。而非僵尸企业只能通过不断的创新以及开发新技术、新产品来提高其竞争实力，因此，非僵尸企业会对发挥比较优势的专有信息采取保护策略，以对其少披露、不披露来求得企业在市场中获得一定的市场份额。另一方面，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准确、及时地获得竞争对手的信息是企业保持竞争力的重要手段。因此，企业在尽力窥探与获取竞争对手信息的同时也会尽可能隐藏自己的信息。当企业所处环境的产品市场竞争强度较高时，企业管理者便会隐瞒销售以及成本信息，甚至提供偏误信息误导对手[9]。因此，本文推断僵尸（非僵尸）企业所处行业产品市场竞争较为激烈时会进一步强化僵尸企业盈余管理传染效应。综上所述，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2：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相较于低产品市场竞争组，高产品市场竞争组中僵尸企业盈余管理传染效应更强。
僵尸企业盈余管理在非国有企业中具有更强的传染效应。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在所有权、政府关系以及公司治理等不同制度背景下，在應对僵尸企业高盈余管理程度的行为时会有不同的表现。首先，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在资源的获得上存在明显的差别。国有企业比非国有企业拥有更紧密的政治联系。与非国有企业相比，国有企业在获取资源方面拥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例如，国有企业在获取政府补贴、银行信贷以及再融资支持方面更具优势[10]。聂辉华等[6]则发现，相对于受政府偏爱的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存着融资难的问题。余明桂、潘红波[11]则认为，民营企业可以通过积极建立政治关联来获得银行信贷。其次，出于“父爱主义”情节，政府往往会对国有企业破产或重大不好消息“兜底”。因此，国有企业相较于非国有企业具有更强的抗风险能力。在政府强有力的支持下，国有企业坏账风险变小，银行因此更愿意贷款给国有企业。同时，除间接影响银行信贷决策外，政府常常会直接干预国有银行信贷决策，为国有企业提供优惠贷款。出于以上种种原因，银行会以一种非市场化的思维来对待国有企业的信贷问题，因此，国有企业受到僵尸企业盈余管理传染效应的影响就较小。故本文预测产权性质能够影响僵尸企业盈余管理的传染效应，由此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3：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相较于国有企业，僵尸企业盈余管理传染效应在非国有企业中更强。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筛选
本文选取2009～2017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并对数据做如下处理：①剔除公司上市当年数据；②剔除金融业数据；③剔除数据存在异常及缺失的样本，并对数据进行Winsorize处理。本文数据主要来源于CSMAR数据库和CCER数据库。盈余管理计算数据来源于WIND数据库，僵尸企业的测量数据来源于WIND数据库，控制变量数据来自色诺芬数据库。相关数据处理与计量分析采用Stata 14.0软件。
（二）变量定义
1.盈余管理。借鉴Dechow等[12]、郑建明等[13]的研究，本文选取应计盈余管理的绝对值作为公司盈余管理程度的衡量指标，首先，构建如下模型对企业应计盈余管理进行估计。
第三步，求出下式中的操纵性应计利润DAi，t：
其中：TACi，t为i公司在第t年的总应计利润，其数值等于i公司在第t年的净利润与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的差，Ai，t代表i公司在第t年的资产合计，？Revi，t、？Reci，t分别表示i公司在第t年的主营业务收入的增加额和应收账款增加额，NDAi，t、DAi，t分别表示i公司在第t年的非操纵性应计利润和操控性应计利润。
其次，由于应计盈余管理分为正向和负向盈余管理，因此，本文以DA绝对值的大小表示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程度（Accrual）。|DA|数值越大，表示企业盈余管理程度（Accrual）越高；反之，则企业盈余管理程度（Accrual）越低。
2.僵尸企业密度。借鉴申广军[14]研究中有关僵尸企业的测度方法，将满足以下条件的企业定义为僵尸企业：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持续三年小于零。借鉴王永钦等[1]的算法，采用僵尸企业数量占整个行业公司数量的比例来衡量行业僵尸企业密度。
3.产品市场竞争。本文采用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使用某特定市场上所有企业市场份额的平方和来表示产品市场竞争程度，其公式为：
其中，X为市场的总规模，Xi为i企业的规模，Si是指i企业的市场占有率，n为行业内的企业数量。
4.其他变量。根据肖福州[15]、孙健等[16]以及薄仙慧、吴联生[17]的研究，本文控制了现金持有水平、企业成长性、资本密度、产权性质。除此之外，本文还控制了企业成立时间、年度及行业变量。主要变量定义及说明如表1所示。
（三）模型设计
为了验证僵尸企业盈余管理行为是否会对其余企业盈余管理行为产生影响，即僵尸企业盈余管理行为是否具有传染效应，借鉴谭语嫣等[18]的研究，建立模型（5）。
四、实证结果及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本文各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2所示。盈余管理（Accrual）均值为0.0545，最大值为0.3140，最小值为0.0006，说明我国上市公司中普遍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盈余管理。行业内僵尸企业密度（Zombie？ density）均值为0.0630，最大值为0.2687，最小值为0.0000，说明僵尸企业的分布具有行业差异。因此，在妥善处理僵尸企业问题时，应避免“一刀切”的做法，分行业分类别进行差异化处置。
（二）多元回归分析
1.僵尸企业盈余管理传染效应的回归结果。僵尸企业盈余管理传染效应的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根据非僵尸企业样本回归结果可知，无论是在OLS估计方法下还是固定效应模型下，僵尸企业密度（Zombiedensity）的估计系数都显著为正，说明僵尸企业密度越大，非僵尸企业盈余管理程度越高，行业内僵尸企业密度变大会导致非僵尸企业盈余管理程度增大。根据全样本回归结果可知，无论是在OLS估计方法下还是固定效应模型下，僵尸企业密度（Zombiedensity）的估计系数都显著为正，说明僵尸企业密度越大，僵尸企业与非僵尸企业的盈余管理程度越高，即整个社会中会计信息质量越低。分析结果表明假设1得证。
2.僵尸企业盈余管理传染效应影响因素回归结果。
（1）产权性质对僵尸企业盈余管理傳染效应的影响。不同产权性质企业的资源获取能力存在一定差异，因此其盈余管理水平也存在一定差异，为考察不同产权性质下僵尸企业盈余管理传染效应的异质性，本文采用OLS估计和固定效应两种模型探讨产权性质对僵尸企业盈余管理传染效应的影响，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对比全样本以及非僵尸企业样本中国有企业子样本的回归结果发现，无论是在OLS估计方法下还是固定效应模型下，全样本下国有企业子样本中僵尸企业密度（Zombiedensity）的估计系数都显著为正，而非僵尸企业样本下国有企业子样本中僵尸企业密度（Zombiedensity）虽然系数为正，但在统计性水平上都不显著。
此外，本文还发现全样本以及非僵尸企业样本下非国有企业子样本的回归结果中僵尸企业密度（Zombiedensity）的估计系数均显著为正。由此可得出结论，僵尸企业盈余管理传染效应在非国有企业中表现得更为明显。这是因为相较于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在资源获取以及风险抵御方面处于弱势地位，为获得资源以得到更好发展，其有更强的动机通过利润操纵行为粉饰财务报表，从而导致盈余管理程度提高。因此，行业内僵尸企业密度越大，资源配置扭曲程度越高，资源争夺越激烈，非国有企业盈余操纵动机越强。
（2）产品市场竞争程度对僵尸企业盈余管理传染效应的影响。在不同市场竞争程度的行业，资源获取能力具有一定差异性，因此相应行业中企业的盈余管理水平也会存在一定差异性，为考察不同市场竞争程度下僵尸企业盈余管理传染效应的异质性，本文设定OLS估计和固定效应两种模型探讨产品市场竞争程度对僵尸企业盈余管理传染效应的影响，回归结果如表5所示。无论是在全样本还是非僵尸企业样本中，高产品市场竞争程度子样本中僵尸企业密度（Zombiedensity）的估计系数比低产品市场竞争程度子样本中僵尸企业密度（Zombiedensity）的估计系数更为显著，这说明高产品市场竞争程度会增强僵尸企业盈余管理的“传染”性。
（三）稳健性检验
为了保证研究结论的可靠性，本文将从如下两个方面进行稳健性检验。
1.内生性问题。本文在考察僵尸企业盈余管理的传染效应时，虽然通过对非僵尸企业样本进行实证研究已尽可能消除了这种反向关系的干扰，但也不排除企业通过盈余管理方式获得信贷资源，从而助长了僵尸企业形成的可能性。因此，除了可能存在行业层面遗漏变量问题，还可能存在反向因果关系。为此，本文采用工具变量法处理上述内生性问题。用行业国有企业比重作为工具变量，使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进行估计。首先，行业内国有企业比重越大，说明行业内僵尸企业密度越高[19]，满足相关性；其次，没有文献或理论表明行业内国有企业比重对企业盈余管理程度具有直接影响，满足外生性。在第一阶段回归中，工具变量符号显著为正，弱工具变量检验F值大于10。在第二阶段回归中，同样选择对弱工具变量更不敏感的有限信息最大似然法（LIML）进行估计，传染效应结论依然成立。
2.重新度量僵尸企业密度。为验证本文研究结论的稳健性，分别采用“FN-CHK标准”以及“CHK标准”对僵尸企业进行度量，根据“FN-CHK标准”和“CHK标准”重新计算僵尸企业密度（Zombiedensity）。使用重新计算的僵尸企业密度（Zombiedensity）对僵尸企业盈余管理传染效应进行验证。回归结果如表7所示。
由表7可以看出，根据“FN-CHK标准”计算的僵尸企业密度（Zombiedensity）不管在全样本还是非僵尸企业子样本中，系数均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为正。而根据“CHK标准”计算的僵尸企业密度（Zombiedensity）系数虽然在全样本中不显著，但在非僵尸企业子样本中，该系数仍在5%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为正。因此，有理由相信本文研究结论稳健可靠。
五、结论与建议
（一）研究结论
本文采用2009 ～ 2017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研究僵尸企业盈余管理的传染效应。实证结果表明，行业内僵尸企业密度越大，非僵尸企业的盈余管理水平越高，进而导致整个社会的会计信息质量变低。在进一步考虑产权性质以及产品市场竞争程度后，发现僵尸企业盈余管理传染效应在非国有企业中更为显著，而在国有企业中不太显著。同时，激烈的产品市场竞争也会加强僵尸企业盈余管理传染效应。
（二）相关政策建议
1.多措并举，大力支持非国有企业发展。本文在对僵尸企业盈余管理传染效应的研究中，发现相较于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在资源获取以及风险抵御方面处于弱势地位。地方政府对国有企业的“偏爱”会导致资源向国有企业倾斜，阻碍了非国有经济的有序发展，进而危害我国经济的健康发展。
2018年11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提出，“应从解决民营企业融资难问题、营造公平竞争环境以及完善政策执行方案等六个方面，大力支持民营企业发展壮大。”因此，为了大力支持我国民营企业的发展，应该重视民营企业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认真贯彻执行“六大举措”，积极促进我国经济发展。
2.完善地方政府经济发展考核机制，建立市场化退出机制。在我国经济建设中，应该正视政府的服务作用以及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作用，减少政府对经济发展的过多干预，充分发挥市场调节作用。根据相关文献，僵尸企业的存在是完全不符合正常的市场发展规律的，这反映了市场调节机制的失灵。地方政府对市场的过多干预，不但为僵尸企业进行“寻租”提供了机会，而且破坏了企业间公平、健康的市场竞争机制，大量僵尸企业的存在妨碍了我国经济活力的提升。因此，政府应该及时转换角色，充分尊重市场的决定性作用，积极向“服务型”政府转变。并且，政府应减少对无经营活力的僵尸企业的“盲目”补助，展现清退魄力，建立市场化的企业退出机制。同时，也应该激发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力，引导企业积极、主动创新，使企业的创新能力转变为调节企业产业结构的动力。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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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黄少卿，陈彦.中国僵尸企业的分布特征与分类处置[J].中国工业经济，2017（3）：24～43.
作者单位：中南大学商学院，长沙410083
作者：盛虎 彭丹莉
企业盈余管理论文 篇2：
管理者过度自信、企业盈余管理与企业财务困境关系研究
【摘要】本文从盈余管理的角度，以沪深2009-2013年上市公司为对象，结合管理者过度自信，研究企业财务困境。研究结果表明：管理者过度自信与企业财务困境显著正相关，管理者过度自信程度越高，使得企业陷入财务困境的可能性越高；企业盈余管理与财务困境也显著正相关，企业进行盈余管理的程度越高，越会导致企业陷入财务困境。企业财务杠杆、盈利能力和成长性都与企业财务困境显著正相关，公司规模也与企业财务困境正相关，只是较前者相关性较弱。
【关键词】管理者过度自信 盈余管理 企业财务困境
一、引言
盈余管理一直以来受到监管者的重点关注。现有盈余管理的研究是基于代理理论与契约理论的冲突与信息不对称，从资本市场动机、契约动机和监管动机等多方面对企业盈余管理行为进行了深入研究。但是随着对金融市场研究的深入，学者们发现越来越多的现象无法用标准金融学解释，理性经济人的假设也不断受到质疑。2002年，美国经济学家Daniel Kahneman教授与Vemon Smith教授因在行为金融学领域中的突出贡献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之后，行为金融学开始得到更多的关注和认可，有经济学家认为行为金融学会是未来金融经济学研究的主流。心理学家发现，人们习惯性地表现为过度自信、过度乐观等认知上的偏差，并且存在损失厌恶等偏好上的差异。因此，将过度自信等人的非理性因素引入到对管理者盈余管理行为的研究中十分有必要，也具有更为有效的实际意义。
过度自信属于心理学范畴。根据Gervais和Odean的研究表明，过度自信在一定程度上来源于自我归因，即是人们容易将成功归于自己，而把失败归于他人或者客观的条件。Roll于1986年提出了经典的以管理者过度自信为基本特征的“傲慢假设”理论。该理论认为，管理者过度自信（或者傲慢自大）可能导致过度的接管活动，激发更多的公司接管事件的发生。过度自信的管理者往往会高估成功的概率，并且高估自己的能力和现有的知识，从而对企业的未来收益持有乐观态度，这样使得管理者倾向于作出非理性的行为决策。当实际经营成果没有达到管理者预期的盈利目标时，管理者会将此归于客观条件或者他人，为了维护自己言行一致的形象，管理者可能通过盈余管理来达到预期的盈利目标。
Cutler、Porterba和Summers等学者发现，在经验环境下，人们对自己的判断一般都过于自信，过度自信导致错误，当错误出现的时候，人们会从中学习，修正过度自信，从而使自己的行为逐渐理性起来。
现有研究表明，管理者过度自信与企业财务困境存在一定的关系，但是没有解释相互之间的影响机理，有研究表明，管理者过度自信有可能会导致企业价值的减少，这使得管理者有动机进行盈余管理。当企业价值减少到一定程度的，盈余管理程度加大，就可能导致企业财务困境。但理论界并未有清晰的认识。基于此，本文选择“管理者过度自信、盈余管理与企业财务困境的关系”作为研究对象进行研究。
二、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一）文献综述
1.管理者过度自信相关研究。
最早对管理者过度自信进行研究的Roll于1986年提出“傲慢假说”理论，并用该理论解释企业许多并购活动影响其价值的行为。许多研究表明，专家的自信程度比一般人要高，当管理者认为自己是专家时，会高估自己的能力和判断。Landier（2009）等学者的研究表明，受教育程度越高的管理者更乐观，并且更有可能高估自己的决策能力。也有研究表明，过度自信的管理者会选择更加激进的债务融资决策。Hackbarth（2004）的研究表明，过度自信的管理者倾向于更高的债务融资，并且会采取更高的频率发行新债，从而导致企业债务结构期限更短。国内也有学者证实了这一现象，余明桂等（2006）研究表明，管理者过度自信对企业短期债务结构有显著地影响；姜付秀等（2009）研究认为，管理者过度自信与企业投资水平以及内部扩张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过度自信的管理者更倾向于采取激进的内外扩张战略，从而有可能加大企业陷入财务困境的可能性。Hribar和Yang（2010）研究发现，过度自信的管理者更容易做出乐观的盈余预测，而当实际盈余没有达到预测盈余时，便可能进行盈余管理。张荣武和刘文秀（2008）研究发现管理者为短期过度自信时，正向盈余管理的程度大些，而长期过度自信的管理者却更倾向于负向的盈余管理。
2.企业盈余管理相关研究。
由于管理者与股东之间存在委托代理关系的冲突与不对称，管理者就有动机进行盈余管理。基于此，管理者会依据报酬激励的制度来调节公司盈余从而使得自己的报酬达到最大化（Healy.1985）；Watts和Zimmerman（1986）研究指出，管理者为了调高报酬，更倾向于将未来的盈余转移到现在。另外，越接近违反债务契约的公司，越有可能进行盈余管理，从而满足举债的限制性条款。Sweeney（1994）通过对比研究得出处于违约期间的上市公司更有意向进行盈余管理。也有学者研究表明，盈余管理与政治成本和资本市场动力有关联。国外学者Teoh、Welch和Wlong（1998）通过研究季节性发行股票公司发现，这些公司在股票发行之前均会进行盈余管理，并且在发行当年可操控性应计利润达到最大值，以后年度开始下降。Friedlan（1995）研究证实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公司会通过盈余管理高价发行股票。
国内学者对盈余管理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股权再融资、保盈和契约盈余管理动机。黄新建和张宗益（2004）、雷光勇和刘慧龙（2006）、李增福和郑友环等（2011）、章卫东（2011）等发现，我国企业在进行股权再融资的过程中会进行盈余管理获取更多的资金；吴莲生和薄仙慧等（2007）、张俊瑞和李彬等（2007）、朱松和陈运森（2009）等发现，上市公司利用盈余管理进行保盈；曹国华和林川（2011）、李增福和董志强（2011）、李增福和曾庆意（2011）等则发现企业基于契约动机的盈余管理行为。
基于上述文献发现，现有盈余管理和管理者过度自信在理论上已经逐渐得到完善，但现有研究忽视了企业盈余管理和管理者过度自信行为对企业财务困境的影响，基于管理者过度自信，研究企业盈余管理行为与财务困境关系是本文研究的主要内容。
（二）研究假设
已有研究表明，管理者过度自信程度导致企业价值的变化，从而最终导致企业财务困境。也有文献表明盈余管理与管理者过度自信的关系。基于现有的研究成果，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管理者过度自信程度越高，越有可能进行盈余管理程度，从而加大企业陷入财务困境的可能性。
根据以上假设，本文提出管理者过度自信、盈余管理与财务困境逻辑关系模型图。由图可知：
（1）管理者过度自信，越有可能进行盈余管理。管理者过度自信导致管理者作出激进的负债行为或者扩张行为，此时如果这种行为未达到预期目标，企业就会采取盈余管理达到预期目标。
（2）盈余管理未发现，保持企业预期目标，管理者更加过度自信。由于达到可企业预期目标，基于自我归因假说，管理者会较高程度的过度自信，导致管理者采取更高程度的激进负债行为或者扩张行为。若更高程度的激进投融资决策没有达到管理者预期目标，企业会进行更高程度的盈余管理，管理者过度自信的程度会得到进一步的提升。
（3）管理者极度自信，盈余管理程度过高，企业价值减少，出现财务困境。如此循环管理者过度自信的程度和盈余管理的程度会达到极高的程度，这就使得企业管理者失去理性，让企业处于极高的风险中，从而导致企业出现严重财务困境。
（4）修正环节。在企业陷入严重财务困境之前，管理者若能从失败中吸取教训，修正过度自信的水平，调整企业盈余管理的程度，将其均降到较低的程度，则此时的投融资行为都是比较理智的。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
本文的样本主要来自沪深两市2009—2013年A股上市公司。另外由于同时发行B股和H股的上市公司可能直接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因此剔除同时发行B股和H股的上市公司。样本选取时剔除金融类公司、数据缺失和计算盈余管理时数据不完整的样本观察值。最终得到5677个样本观察值，其中2009年733个，2010年826个，2011年1220个，2012年963个，2013年1935个。
本文相关财务数据来自国泰安数据库（CSMAR）和锐思数据库。
（二）变量定义
1.管理者过度自信指标。
目前对管理者过度自信指标的替代变量主要有以下几种：（1）CEO持股状况（Malmendier and Tate，2003；郝颖等，2005）；（2）相关主流媒体对CEO的评价（Hayward and Hambrick，1997；Brown and Sarma，2006；Hribar and Yang，2006；Jin and Kothari，2005）；（3）企业盈余预测偏差（Lin et al.，2005）；（4）企业并购的频率（Doukas and Petmezas，2006）；（5）CEO相对薪酬（Hayward and Hambrick，1997）；（6）企业历史绩效（Hayward and Hambrick，1997）；（7）企业景气指数（余明桂等，2006）。
上述指标在研究过程中存在缺陷，但是在目前并没有更好解决方案的背景下，选择这些变量作为替代变量是较好的选择。因此本文基于数据的可获得性和我国证券市场的特殊情况，选择用管理层的持股情况作为管理者过度自信的替代变量。
2.盈余管理计算。
关于计算盈余管理的模型有很多，国内实证研究中大多数学者，均是采用修正的Jones模型计算公司的应计盈余管理。因此，本文也采用修正的Jones模型计算公司的盈余管理。具体计算的过程如下：分行业和年度对模型（1）进行回归，获得模型（1）中的ɑ1、ɑ2、ɑ3的值；其次，将模型（1）中的ɑ1、ɑ2、ɑ3的值代入模型（2）中，以计算不可操控性应计数；最后，将模型（2）中计算所得的不可操控性应计数代入模型（3）中，获得可操控性应计数（DAt），即为盈余管理的度量指标。
在上述模型中，TAt=NTt-CFOt ，其中t为年度，NT为企业经营利润，CFO为经营活动现金流量，A为期末总资产，NDA为非操控性利润，△REVt为第t年和第t-1年主营业务收入的差额，△RECt为第t年和第t-1年应收账款的差额，PPE是企业期末的固定资产原值。
3.企业财务困境指标。
对于企业财务困境，本文采用美国纽约大学商学院教授奥特曼（Altman）于1968年财务危机预测模型中的“Z”计分值来衡量财务困境，其计算公式是：（0.012*营运资金/总资产+0.014*留存收益/总资产+0.033*息税前利润/总资产+0.006*股票总市值/负债账目价值+0.999*销售收入/总资产）*100。本文中的该值取自锐思数据库，Z值越大，表明企业的财务状况越良好，企业陷入财务困境的可能性就越小。
（三）模型构建
为了检验假设，本文在参照了前面学者的模型的基础上，建立如下模型。
其中，|DA|是企业盈余管理变量的绝对值，overconfidence是管理者过度自信的衡量指标，参考前面学者的研究，选取的控制变量包括公司规模（Size）、资产负债率（Lev）、盈利能力（ROA）、成长性（TobinQ）、会计师事务所虚拟变量（Big4）、审计师意见（Audit Opinion）。此外，还控制了行业（Indu）和年度（Year）效应的影响。其中，行业变量按照证监会行业代码分类，除了制造业按照二级代码进行分类外，其余行业均按照一级代码进行分类。
本文变量定义如下表（1）所示。
四、实证检验分析
（一）统计性描述
表（2）是主要研究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由表（2）可知，Z值的平均数是4.25，中位数是2.96，最小值是-38.65，最大值是38.69，表示我国上市公司的财务困境衡量指数Z值还是存在较大差别的；盈余管理指标|DA|平均数是0.07，中位数是0.05，最大值是0.89，最小值是0.00，说明我国的盈余管理程度在上市公司之间也存在不同的差距；过度自信衡量指标overconfidence的平均数是-4.50，中位数是-3.12，最小值是-15.28，最大值是1.31，说明部分上市公司的管理者存在一定程度的过度自信；公司规模Size的平均数是22.07；资产负债率Lev的平均数是0.50，最小值是0.06，最大值是12.13，说明上市公司的资产负债率存在一定的差异；盈利能力ROA的平均数是0.04；成长性TobinQ的平均数是1.54，说明上市公司的成长性较好；会计师事务所虚拟变量Big4平均数是0.04，说明所选样本的上市公司中，越有4%的公司选择的审计报告审计的会计师事务所属于国际四大；审计师意见虚拟变量AuditOpinion的平均数是0.96，说明所选样本的上市公司中，大多数上市公司的审计意见是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
（二）相关性分析
表（3）是研究变量相关系数表。由表（3）可知，盈余管理（|DA|）和管理者过度自信（Overconfidence）与企业财务困境（Z）显著正相关，初步表明盈余管理程度和过度自信水平会对财务困境的可能性有影响。在控制变量方面，盈利能力（ROA）、成长性（TobinQ）和审计师审计意见虚拟变量（Audit Opinion）与企业财务困境（Z）显著正相关，说明盈利能力越强、成长性越高、出具的审计意见是无标准审计意见等，公司陷入财务困境的可能性越高；公司规模（Size）、资产负债率（Lev）、会计师事务所虚拟变量（Big4）与企业财务困境（Z）显著负相关，说明公司的规模越大、会计师事务所是国际四大，则公司陷入财务困境的可能性就越低。
（三）回归结果分析
表（4）是管理者过度自信、企业盈余管理和企业财务困境的多元回归结果。由表（4）可以看出，企业盈余管理和管理者过度自信在1%的水平上与企业财务困境显著性正相关，说明管理者过度自信的程度越高，企业盈余管理的程度越大，越容易导致企业陷入财务危机。在控制变量方面，公司规模、盈利能力和成长性与企业财务困境显著性正相关，表明规模越大、盈利能力和成长性越高的企业，陷入财务困境的可能性越大。主要是管理者过度自信，成长性较好会导致企业扩张速度加快，会加剧企业的财务困境，与前面的逻辑模型保持一致。资产负债率与企业财务困境呈显著性负相关。
（四）稳健性检验
对于管理者过度自信指标的衡量，Hayward和Hambrick（1997）学者认为CEO的相对薪酬越高，说明其地位越重要，其过度自信的程度也就越高。基于前面学者的研究和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选择用“前三名管理者薪酬之和/所有管理者的薪酬总和”来替代衡量管理者过度自信，该值越高，说明管理者过度自信程度越高。表（5）是用“前三名管理者薪酬之和/所有管理者的薪酬总和”作为管理者过度自信的替代指标与盈余管理、财务困境关系的回归结果。由表（5）可知，在这种情况下，盈余管理也与财务困境保持显著正相关的关系，说明盈余管理程度越高，也会给企业带来财务危机。其他控制变量与财务困境保持和前面回归结果一直的显著相关关系，管理者相对薪酬比例与财务困境依旧正相关，但是不显著，表明过度自信的管理者可能导致企业陷入财务困境。这在一定程度上支持原回归模型。
五、结论
本文研究结果表明：管理者过度自信与企业财务困境显著正相关，说明管理者过度自信程度越高，使得企业陷入财务困境的可能性就越高，企业盈余管理与财务困境也存在显著正相关的关系，表明企业进行盈余管理的程度越高，越会导致企业陷入财务困境。另外，企业财务杠杆、盈利能力和成长性都与企业财务困境显著正相关，公司规模也与企业财务困境正相关，只是较前者相关性较弱。
与以往研究不同的是，本文从盈余管理的角度，结合管理者过度自信，研究企业财务困境，突破了以往研究盈余管理的视角，同时丰富了行为金融学的理论。本文的意义在于：从盈余管理和管理者过度自信的非理性视角来解读企业财务困境，从而帮助人们更好地认识和理解企业财务困境，从而通过对管理者团队的优化和对公司盈余管理的治理减少企业陷入财务困境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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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彭秋龙
作者：吴江玲
企业盈余管理论文 篇3：
管理者职业经历与企业盈余管理文献综述
摘 要：本文对管理者职业经历与企业盈余管理的国内文献进行了述评。首先介绍了高管职业经历对盈余管理的影响，然后对高管团队的CEO、董事的背景特征与盈余管理的关系作了梳理。最后，提出了未来的研究方向和思考。
关键词：高管经历;盈余管理;CEO职业经历;独董背景
一、引言
盈余管理是企业管理层通过操纵企业财务信息，从而达到一定目的的行为。由于存在信息不对称性，管理层可能出于自身利益、维护职位安全等动机而进行盈余管理。目前，针对盈余管理的研究已经非常丰富，主要包括盈余管理影响因素研究及经济后果研究。学者从外部因素和内部治理两个方面阐述了对盈余管理的影响。外部因素包括雾霾、反腐政策、退市制度、国企混改、政府监管等。内部治理包括高管特征、独董背景、股权激励、社会责任、CEO更替等。在研究经济后果时，审计师决策、企业绩效、股价崩盘等成为热点。本文选择从管理者职业经历对盈余管理的影响这一角度切入，研究了不同背景的管理层对企业行为的影响。
近年来，高管的异质性特征成为了理论与实践的关注热点，高管的职业经历得到了广泛关注。自高阶梯队理论提出以来，学者们逐渐认为管理者是异质且非理性的，构成了管理者职业经历后果研究的理论基础。该理论认为管理层在企业中所做的决策中含有其在职业生涯中获得的认知与经验。高管的背景特征是具有信息含量的，因此对于高管背景的研究是必要的。本文综述的重点是管理者的个人经历，即研究管理层后天的经历和经验对其决策行为产生的影响。本文定义的管理者包括经理层、董事、监事等，但由于在我国学术研究中，对监事本身的研究相对较少，因此本文主要将研究对象界定为经理层和董事。管理者的职业经历会塑造、影响其思维与认知，影响到他们在所处职位上的行为方式，进而影响他们的决策选择。由于管理者在企业中具有较大的自主决策权，因此管理者通常会对企业的业绩及各种决策造成重要影响。那么，不同职业背景的管理者会如何影响盈余管理的操纵程度呢？本文基于对文献的梳理，旨在为未来研究提供一定程度的借鉴。
本文在框架上首先将管理层作为整体，进行第一部分的综述。然后再将管理者团体进一步作了细化区分，进行第二、三部分的综述。具体来说，本篇文献综述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为管理层职业经历对盈余管理的影响。第二部分为CEO职业经历对盈余管理的影响。第三部分为董事职业经历对盈余管理的影响。第四部分为总结与展望。
二、管理者职业经历对盈余管理的影响
管理者个人特征和早期经历对公司决策和企业行为有重要影响。本文将管理层作为团队，研究该团队成员中含有某段职业经历对公司决策的影响。将管理者职业经历分为以下三部分来叙述对盈余管理的影响。
1.从军经历
由于从军经历的高管具备纪律性等特征，高管从军经历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被广泛研究，但学者们未得到一致结论。王元芳等（2020）以盈余管理程度作为公司治理的代理变量，研究发现有过从军经历的高管会由于存在道德偏好效应、遵守道德及规则等，对公司治理产生影响。具有从军经历的高管所在的上市民营企业实施盈余管理的程度相对更低。权小锋等（2019）在研究时发现具有从军经历高管的公司应计盈余管理水平更高，同时销售操纵型的真实活动盈余管理水平更高。他从心理学视角解释了该结论，认为早期军旅生涯会塑造和强化高管过度自信、冒险和激进等个性特征，而过度自信、风险偏好等特征会增加公司盈余管理的概率。
2.学术经历
具有学术经历的高管可能具有更严谨的思维方式和更自律的品格，可能会对企业的盈余质量产生影响。对于高管的学术经历与盈余管理的关系并未得出统一结论。部分学者认为具有学术经历的高管能降低企业盈余管理程度。胡思佳（2020）认为当企业具备拥有学术经历的高管时，他们较高的道德水平以及谨慎的态度有助于促进企业披露会计信息质量的提高，减少信息不对称问题，对企业的盈余管理行为形成约束。
而具备学术经历的高管也可能导致真实盈余管理水平提高。具备学术经历的高管具备实现更高盈余目标以及追求职位安全的动机。且由于监管逐渐变得严格，导致其减少对应计盈余管理的操纵，而更倾向于提高真实盈余管理水平（徐铁祥和郭文倩，2020）。
3.审计经历
管理层的审计经历被认为是影响管理层披露会计信息质量的重要因素。由于具有审计经历的管理层与其企业做账流程、财务数据等更为了解，工作流程与会计信息质量更为相关，因此管理层的审计经历一度成为研究热点。管理层的审计经历会促进企业盈余管理水平。刘继红等（2014）研究发现具有CPA经历的管理层并未对应计和真实盈余管理产生显著影响，但是高管入职前工作的会计师事务所与当前聘任的事务所相同的公司具有更高的应计盈余管理水平，且未转向操纵真实盈余管理。但是，部分学者研究表明具有审计背景的高管更倾向于选择真实盈余管理。蔡春等（2015）认为具有审计背景的高管受到审计职业习惯及审计执业经历影响，通常对风险项目持谨慎态度，倾向选择真实盈余管理方式。即具有审计背景的高管倾向于采取多种盈余管理方式，并且为了实现较低风险水平下的私有收益最大化，会增加实施真实盈余管理的倾向。李宾和达桎均等（2019）认为具有审计背景的高管具有更强的反审计能力和对拟实施审计程序的预见能力，具有明顯的财务优势，使其更倾向于采用真实盈余管理。在具有审计背景的情况下，监督型高管比决策性高管更倾向于实施真实盈余管理行为。
三、CEO职业经历对盈余管理的影响
CEO在企业管理层中居于领导地位，在企业决策过程中拥有更高的领导力和统治力，且针对CEO的研究文献数量较为丰富，故在此进行单独综述。基于烙印理论，很多学者对CEO的学习或工作经历进行了研究，并且认为这种经历会塑造CEO在认知、能力等方面的特征，进而对企业的财务行为产生重要影响。本部分从CEO以下经历分析对盈余管理的影响：
1.海外经历
具有海外经历的CEO能抑制企业的盈余管理。杜勇等（2018）结合烙印理论，从认知烙印和能力烙印两个维度分析了CEO在海外的学习和工作经历对盈余管理的影响。认知烙印表明有海外经历的CEO在决策时更为关注公司的长期发展，能力烙印表明有海外经历的CEO有助于其学习到更先进的公司治理经验，而高水平的公司治理又可以有效抑制盈余管理，因此具有海外经历的CEO能通过烙印机制抑制企业的盈余管理。
2.贫困经历
具有贫困经历的CEO能抑制企业的盈余管理。牛煜皓和张腾等（2019）以出生年份在1947年-1961年之间的CEO为贫困经历的代理变量，研究表明高管贫困经历对公司盈余管理水平存在着较为显著的抑制作用。具有贫困经历的高管由于其持有风险厌恶态度，出于规避风险的考虑，通常在财务决策中采取较为谨慎的行为和较为保守的策略，因而其所在公司呈现出较低的盈余管理程度。赵玉洁等（2019）认为有过贫困经历的CEO在面对未来损失和负债估计时，其风险规避特征会使CEO更为谨慎，从而促使其要求CFO等公司会计信息的参与人更为稳健地披露公司的财务信息，避免采用应计盈余管理等方式实现经济目标。
四、董事职业经历对盈余管理的影响
一方面，董事具备的专业知识和能力能提高董事会的决策质量和水平;另一方面，董事的监督能力可能会抑制管理层决策中的利己行为。在对董事职业经历与盈余管理的关系中，较少一部分学者关注了董事背景对盈余管理的影响，而对于独董职业经历与盈余管理的关系成为了热点。自独立董事制度被引入我国资本市场中，独立董事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就成为了学者关注的热点。由于制度环境及资本市场发展程度等差异，对于我国独立董事作用的研究仍然在不断进行。在本节中，本文先对董事经历对盈余管理作了总结，其次着重对独董经历进行了阐述。
1.董事经历
我国学者对技术背景的董事进行了研究。由于研发活动具有的高风险和较高的信息不对称性等特征，技术非执行董事对管理层的研发费用使用具有更专业的监督能力，能够抑制企业真实盈余管理水平（胡元木和纪端，2017）。袁蓉丽等（2021）研究发现具有信息背景的董事更可能理解企业信息系统使用过程、改善内部环境、防范信息风险等，从而降低企业的盈余管理。
具有金融监管背景的董事也会对盈余管理产生影响。林之阳等（2018）研究发现具备金融监管背景的董事更可能和管理层进行合谋，从而提高盈余管理操纵水平。同时，研究发现具备金融监管背景的董事并未降低企业管理层违规行为而遭到外部处罚。
2.技术型独董
技术型独董能抑制盈余管理。胡元木等（2016）研究发现技术独立董事专业能力更强，可以更好地识别管理层通过操纵R&D费用进行真实盈余管理的行为，从而更好地履行监督职能。通过有效抑制管理层操控研发费用，以此提高盈余信息质量。当技术独立董事具有理论界和实务界双重职业背景时，能更好地发挥监督作用，对企业盈余管理具有抑制作用。
3.官员型独董
官员型独董能增加企业真实盈余管理。臧秀清等（2017）研究发现存在官员独董的企业酌量性费用较正常水平显著降低，生产费用和经营活动的现金流量较正常水平提高且不显著。三种操纵手段的综合结果为官员独董会提高企业真实盈余管理程度。主要原因为独立董事政治关系的建立往往需要企业大量投入维持成本，在一定程度挤占了企业在提高盈余信息质量上的投入。周泽将等（2017）等认为若独立董事存在政治关联，其借助适当的盈余管理方式以提升企业业绩、维护个人市场形象和避免市场指责的动机相应增强。独立董事政治关联显著提升了真实盈余管理水平，而不会显著影响应计盈余管理;当独立董事具有事务所工作经历时，独立董事存在政治关联促使真实盈余管理提升的程度更为明显。
4.财务型独董
在我国上市公司中，具备会计和财务专业知识的独立董事是董事会中必不可缺的，那么财务型独董如何影响企业盈余管理水平呢？针对该主题的研究非常充分，学者们也得出了较为统一的结论，即财务型独董会降低企业的盈余管理水平。财务型独董既具备较高的财务成熟度和专业能力，也具备较高的独立性和声誉。胡奕明和唐松莲（2008）较早研究了独董特征对盈余管理的影响，发现财务或会计背景的独董具备专业知识，且其对信息披露以及会计准则等更为熟悉，因此当其所占的比例越高时，企业的会计信息质量水平就越高。除此以外，蔡春等（2017）从会计独董兼职席位、事务所经历角度出发，对盈余管理进行研究。由于存在维护个人声誉的动机，兼职多席位的会计背景独董更有可能保持较高的独立性，其所在公司的真實盈余管理程度越低。
部分学者对财务型背景的独董进一步作了区分，主要分为学术型、实务型两种。这两种财务背景的独董在思维和实践上具有差别，因此得出的结论也不一致。向寿生和薛小荣（2016）将财务型背景独董分为学术背景财务型独董和事务所背景财务型独董，发现二者与盈余管理影响并不一致。学术背景财务型独董理论知识丰富而实务经验相对欠缺，其会更加关注对经济业务的账务处理是否反映经济业务或事项的本质，因此能对盈余管理起到监督作用。事务所背景的财务型独董实务经验相对丰富，为其提供了利用公司经济业务或事项进行盈余操纵而不被外部审计发现的条件，进而增加了盈余管理行为。
五、总结与展望
通过对管理者职业经历与盈余管理关系的梳理，我们发现目前对于二者关系的研究已较为充分，但未来仍有拓展和深入的空间。管理层包含的对象不同，得出的结论并不统一。管理层是企业决策中最重要的团体，对于管理层的细化研究有利于更好地理解不同管理者在公司决策中的作用，更好地促进上市公司治理水平的提高。
据上述分析，本文认为目前的研究尚有不足，由此提出的未来的研究方向为：第一，未来仍可对其他职业的高管进行研究，以更好地发挥高管个人及其团队在公司治理的作用。例如管理者国企工作经历、知青经历等，而不仅局限于较为典型的财务背景。除了管理者单一经历以外，也可以对管理者的复合型经历进行研究。第二，目前已有研究在逐步探索其他高管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针对CFO、董秘等的职业经历也可进行探究。第三，对于结论不一致的主题，我们可以进一步展开研究。探究具有该经历的管理者与企业盈余管理的关系是否只在某种具体情境下适用。同时，也可以对某种职业经历进行细分，以得到更准确的结论。第四，单个管理者对企业造成的经济后果可能会受到其他管理者的影响，未来对管理层团队不同成员的职业经历是否相互影响等可作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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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