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生态危机生态文明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摘要】生态文明是后工业文明时代的文明类型，它是人类社会在反思传统工业文明弊端的基础上提出并且努力建设的一种文明形态。当前中国的快速发展遭遇了环境、资源和能源的巨大压力和代价，因此。必须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努力建设生态文明。
生态危机生态文明论文 篇1：
灾难片的生态危机意识与生态文明的影像传播
“灾难片”是以对人类造成巨大灾难的天灾人祸为题材的影片，一般渲染惊心动魄的灾难，以刺激观众的感官，也有的说明摆脱灾难的方法，体现人类战胜或躲避灾难的智慧，或宣扬非理性的宗教解救等①。灾难电影与童话一样都拥有幻想、游戏的核心元素，它是文化工业时代忧郁的童话。
一、生态危机意识在灾难片中的勃兴
（一）西方电影对灾难生态的关注
灾难片在无声电影时代就已经生成。早期的灾难片主要是以灾难为主题的纪实片和故事片为存在依附的，如《火灾》（1902）《火烧旧金山》（1936）。早期的灾难电影创作模式多为“灾难降临美国，民众生产自救，最终赢得胜利”，如《飞碟入侵地球》或者《当世界毁灭时》等。到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核战争威胁的时代背景逐渐嵌入电影，银幕上充斥着各种遭遇核辐射的变形昆虫和怪物，如日本东宝映画1954年推出的《哥斯拉：怪兽之王》。
20世纪70年代是灾难电影的全盛时期，尤其是前五年时间。灾难片的制作又逐渐复苏，较有代表性的影片是《海神号遇难记》（1970）、《大地震》《火烧摩天楼》和《大白鲨》《日本沉没》。影片注重全明星阵容，耗巨资打造视觉效果，题材囊括各种灾难，使得这个类型片极大丰富。20世纪70年代末期，计算机及光学特效技术的突破赋予灾难片新的审美特质。1975年，美国导演斯皮尔伯格拍摄的《大白鲨》，以科幻的形式讲述了一群由于人工试验发生异化的大白鲨吃人的故事，批判了人类滥用科学技术给人类自身带来的苦果。《大白鲨》揭开了西方电影对生态问题的首次关注。
进入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和新世纪以后，好莱坞凭借雄厚的资金和电脑特效技术，将灾难片的画面和音响效果打造得越来越接近完美，如《龙卷风》《地火危城》《山崩地裂》。近年来，灾难片已经成为好莱坞电影中最具魅力的电影类型之一。
（二）生态灾难的影像书写
被称为是社会心态“风向标”的美国电影，其灾难片近年来更是热心于生态问题的表达, 以影像的方式与艺术虚构的方法关注那些由于人类过度的经济活动而引起的严重的自然生态危机。灾难片以影像语言形式确认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向人们传递生态意识与自审意识，用电影参与生态文明的传播。
在一个“媒介化社会”中，作为一种大众艺术，电影能够运用特殊的感光媒质，直观而具象地反映世界。影视的视听语言缩小了受众文化背景差异、民族界限以及地域隔阂，以影像传播的方式传递当前的全球生态危机并传播生态伦理观念。生态电影作用于自然生态环境，使教授文学与保护生物圈之间建立某种健康的联系。”生态类灾难电影让观众在娱乐的同时获得电影文本传达的生态意识，从而建构受众的现代生态观。“灾难电影表达了强烈的现代生态观念和深沉的生态忧患意识，并且还凭借其广大的受众和强烈的艺术感染力，通过观众实现着对现实生态环境的优化和改良”②。灾难片用影像来书写或真切或夸张地呈现了现代工业社会存在的生态危机，表达对生态环境的忧思与关切，传达自然与人和谐相处的理想生态价值理念。
（三）灾难片呈现的主要生态议题
莫·亚科沃将灾难片分为八类，即自然界的袭击、旅行灾难、城市崩塌、怪物、劫后幸存、战争、历史题材、喜剧性题材③。就生态危机而言，灾难片的生态议题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⒈天灾，即纯粹的自然灾害。灾难片还将人类社会投入一种毁灭性的自然灾祸中，从最早的《庞贝城的末日》描写的火山爆发，《飓风》《旧金山》大地震、《兰奇普尔的雨》《火山》，直到20世纪90年代拍摄的《山崩地裂》。
⒉生态环境恶化导致的生态危机。在这一类灾难片中，生態环境恶化常常是人类的活动造成的，是一种“人造风险”。全球气候变化的灾难，如《后天》《冰河世纪》《未来水世界》等。《后天》描绘了温室效应造成气候巨变（如自由女神、艾菲尔铁塔、伦敦大笨钟都将被冻成冰柱），地球陷入第二次冰河时代的故事，其中，大自然与人构成了鲜明对立的两极，二者的冲突及共处构成了其基本主题。环境恶化、生活紊乱导致的病毒肆虐，如沃尔夫冈·佩特森执导的影片《蔓延》,他所讲述的就是一种罕见的病毒——埃博拉病毒，可以通过感染者的血液、体液、精液及各种器官迅速传播。
⒊生物技术或核子技术导致基因变异的灾难。这类影片以人类的生物科学技术的超越式发展导致生态灾难为构思基础, DNA技术成为灾难片所依赖的理论支点之一，如同DNA技术相关的《侏罗纪公园》《狂蟒之灾》《巨大的毒蜥》（1959）《大白鲨》（1975)。《侏罗纪公园》以非凡的想像力呈现了关于灾祸的预测和幻想，以实验室的神秘叵测表达对科学这匹无缰“野马”的担忧。灾难可能源于原子变体，如《它们！》与《末日的开始》中的巨型蚂蚁与蝗虫；或源于物种变异或放射性效应造成的灾难，如影片《哥斯拉》（1998）的开头，一次核爆实验的核辐射导致小蜥蜴变种，生成一个巨型怪物。
二、生态风险类灾难片兴盛的动因
生态灾难是美国灾难影片中最为钟情的题材之一。作为特殊艺术文本的灾难片,不但表达了电影人对地球生态的关切和深沉的忧患意识,更为重要的是这种文本本身所包含的生态意识通过观众作用于现实生态的强大能力。
（一）生态风险引发社会的高度关注
1949年美国学者福格特(William Vogt)在《生存之路》中，首次把人类对自然环境的过度开发造成的生态变化称为“生态失衡”④。环境问题蕴含着巨大风险。贝克认为“风险社会是一种大灾变社会 （Ulrich Beck,1992:24），是一个“世界风险社会”。它反映了人类在对自己的发展模式和未来生存的命运重新思索。电影作品，无论是纪实类还是艺术虚构类，发挥其视听想象力对未来的生态风险或环境危机进行预测，以灾难为电影的叙事背景或直接挑战灾难，体现了对生态问题的关切。
（二）电影：环境传播的重要媒介之一
风险是一种社会建构。不可见的生态环境风险，以及蕴涵其中的社会、文化和政治的意义，常常要经由大众传媒的风险呈现与建构。影像作品可以形象、逼真地再现潜在的环境风险。
李·帕克（Lea J. Parker） 在美国亚利桑那大学传播系网页上将环保传播界定为“环境信息通过各种渠道和方式到达受众”。环境传播涵盖了人际传播、群体传播、大众传播、公共传播等等传播方式。于是，环境传播的研究集中到以人为主体、以媒介为手段、以环境为对象、以和谐发展为目标的议题上来⑤。这种生态文化需要大众传媒（报刊、广播影视等）的广泛传播。作为一种通俗剧电影类型，灾难片（Disaster film）以其形象的直观性与丰富的想象力，直接揭示生态环境风险。生态类灾难电影“用一种特殊的方式让观众看到他们过去没有见过的对象或事件，使之变得十分生动，能成为群众经验的一部分”⑥。
（三）生态灾难片契合了西方人的忧患意识与冒险心理
生态类灾难片充分展示了人类生命活动在当代面临空前威胁这样一种文化假设。灾难片是一双饱含忧郁的注视人类未来的眼睛。在美国人的整体社会意识中，从来不乏苦难记忆与忧患意识。电影里的毁灭，甚至灭绝的主题最吸引观众，这也是人类忧患意识最强有力的表现方式。灾难片在某种程度上联系着人类久远的历史与对未来前途的深切关注。也许，灾难片不如“逃生指南”那般有直接用场，却能恢复、培养和启发观众的想象力，对人类理解生态灾难以及自我救赎极具价值。灾难传达的悲伤与恐惧契合了观众的悲剧审美心理。观众在灾难幻景中一次次自我沉溺与抚慰，似乎契合了西方文化始终贯穿着宗教的救赎。
关注人与外部力量(自然、命运)的对峙与抗争是西方文化的主流精神，电影特技效果满足了西方人追求刺激的冒险心理。同时，灾难片还有着特定的社会心理功能。灾难片以出奇的视听效果再现地球上出现生灵涂炭、天翻地覆的灾难，同时也宣扬了人类同舟共济、生死与共的患难之德性与爱心。
灾难片之所以常演不衰、魅力常在，除了其题材所特有的看点如宏大的场面、强烈的视听效果、巨大的心理与现实的反差等形式因素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这类影片往往包含着丰厚的文化意蕴。灾难片的兴起是世界科技与文化思潮变革的结果，也是好莱坞迫于商業压力依循观众情绪的必然结果。
三、灾难片与生态文明的传播
传统发展观导致生态环境恶化、社会失衡等风险来临，科学发展观则坚持人与自然协调发展，其实质是可持续发展，其核心要义是“生态文明”，即遵循尊重自然、保护环境、清洁生产、适度消费、民主决策的生态伦理规范。灾难片呈现或预测了生态危机，从反向的视角倡导了人类的生态文明。
（一）提倡善待自然与保护环境
沉重的生态灾难背后满蓄悲剧情蕴，包含着强烈的对生命的忧患和对自然的悲悯。生态灾难片的叙事模式是建立在人“统治”自然的隐喻关系上的。电影《后天》体现了对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社会“人类中心主义”自然观之思想根源的强烈批判，对人类肆意掠夺大自然的谴责以及对建构和谐发展的生态文明观的向往。
生态灾难片宣扬非“人类中心主义”的普泛的生命美学。在灾难片中，凌驾于万物之上的“人类中心主义”，必须重新加以估价和定义。在《冰河世纪》中，完全摆脱了人类中心主义的思想和各种动物融洽相处。它将人类的生命优先权适度地扩展到非人类生命中去，为非人类生物乃至环境提供无偏私的道德庇护，从而建立一种新的跨类的生命观和伦理价值观。
（二）主张清洁生产与适度消费
生态灾难在某种意义上是治疗人类自大症的清醒剂。过度膨胀的贪欲与工业社会的消费主义倾向，将人类引向技术的歧途，导致发展的环境悲剧。灾难片通过电影的视听语言让观众注意到自然的变化以及人类对环境破坏带来的恶果。
生态危机的背后是一个强大而又畸形的社会生态模式——受西方现代工业社会指引的消费主义思潮。西方现代工业社会的利润最大化原则与获利赚钱的资本主义精神，加剧了人们对自然的掠夺，无暇顾及自然生态的平衡发展。灾难片中的许多反面人物都是消费主义文化的忠实代表，迷失在以享乐为目的的消费主义文化中。与此同时，生态失衡也在不知不觉地向着人类的精神世界蔓延。
（三）倡导环境正义与决策民主
工业文明与自然的冲突贯穿于灾难片中，人们关注自然科学和生产资料层面的自然，忽视生态美学、生态伦理以及环境正义。除了好莱坞电影的虚构艺术作品之外，灾难片还包括那些关于灾难的纪录电影。纪录电影作为“社会运动”的重要传播方式，是约翰·泰格（John Tiger）所说的“意义的策略”、“文化的干预”，其目的是在面临重大危机和冲突时，重新巩固社会的团结和信念的结构。
电影针对环境利益分配不公的“环境正义”，主张在关注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同时，各群体、代际、区域、族群、民族国家之间所应承诺的权利与义务的公平对等（Peter S. Wenz,1988）。日本导演土本典昭针对日本现代化进程中的环境风险——水俣病，拍摄“水俣系列”共17部，表现患者斗争的情况，也奠定了他在日本电影史上不可动摇的位置。影像中的“受难图”，凸现了生态环境风险，唤起环保意识乃至公民意识，倡导环境公平与正义。
灾难片在夸张的人物形象和故事讲述中表达其人文主义与生态伦理困惑，但不容忽视的是，灾难电影如果仅仅是一场喧嚣的视觉游戏，就有可能丧失其应有的文化意义。目前，灾难片的生态叙事还只是其商业使命之外的副产品。在环境科学与生态伦理日益发展之后，影视作品应以其独特的话语系统和人类自身清醒的使命感，自觉而郑重地参与到生态叙事的行列之中。
注释
①高莉敏：《“灾难片”引发的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思考》，《电影文学》，2007年第19期，第54页
②夏伟翔、傅宗洪：《论美国灾难影片中的生态意识》，《重庆交通大学学报(社科版)》，2007年第6期，第58页
③(美)莫·亚科沃：《地毯里的臭虫：论灾难片》，齐项译，《世界电影》，1990年第3期
④(美)威廉·福格特：《生存之路》，张子美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
⑤王积龙、蒋晓丽：《什么是环境新闻学》，《江淮论坛》，2007年第2期，第92-第96页
⑥(美)斯坦利·梭罗门：《电影的观念》，中国电影出版社，1983年第258页
（作者系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教师，新闻学博士；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基于科学发展观的风险社会与媒体的生态文明传播研究”，批准号：08CXW008）
作者：郭小平
生态危机生态文明论文 篇2：
应对生态危机，建设生态文明
【摘要】生态文明是后工业文明时代的文明类型，它是人类社会在反思传统工业文明弊端的基础上提出并且努力建设的一种文明形态。当前中国的快速发展遭遇了环境、资源和能源的巨大压力和代价，因此。必须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努力建设生态文明。
【关键词】生态文明；环境；资源
一、什么是生态文明
生态文明是指人类遵循人、自然、社会和谐发展这一客观规律取得的物质和精神成果，是指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我和谐共生、良性循环、全面发展、社会的进步、持续繁荣为基本宗旨的文化伦理形态。生态文明市一种高级形态的文明。生态文明不仅追求经济、社会的进步，而且追求生态进步，它是一种人类与自然协同进化的文明。
二、我国当前发展面临的生态危机
中国的快速发展遭遇了环境、资源和能源的巨大压力和代价。
（一）生态环境问题
1、温室效应
由于人类活动使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量增加造成全球气候变暖。应对“气候变暖”已成为21世纪人类共同面临的最大环境问题，成为全球当前乃至今后相当长时期内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核心任务，也是各国环境外交和政治斗争的最重要的内容。随着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二氧化碳排放量持续增加，但我国政府已经采取行动，为减排做出贡献。据估算，当全球气温升高1.5-4.5°C时，海平面将可能上升20-165厘米。海平面上导致低地被淹；海岸被侵蚀；地表水和地下水盐分增加，影响城市供水；地下水位升高。此外，温室效应会使高温、热浪、龙卷风等自然灾害加重。极端高温将成为下世纪人类健康困扰变得更加频繁、更加普遍。
2、大气污染严重
根据受监测城市的数据统计，我国有65%的城市处于中度或严重污染状态一些大城市空气中悬浮的微粒和硫含量是全世界最高的，大大超过世界卫生组织规定的标准，超标达2-5倍。酸雨，被称为“空中死神”，是大气污染的一种表现。我国酸雨覆盖四川、贵州、广东、广西、湖南、湖北、江西、浙江、江苏和青岛等省市部分地区，面积达200多万平方公里。它落到水里，水中的鱼群就会毙命；它落到地上，土壤的肥力就要被淋滤；它落到植物上，嫩绿的叶子就会变得枯黄；它落到建筑物上，材料就要被腐蚀得千疮百孔，锈迹斑斑；它进入人体，人就会渐渐衰弱不堪，严重者会导致死亡。
3、水体污染严重
水环境每况愈下，全国七大水系的408个地表水监测断面中有26%为劣V类水质，基本丧失使用功能。重点流域40%以上的断面水质没有达到治理规划的要求。流经城市的河段普遍受到污染，一些地区已经出现了“有河皆干、有水皆污”的现象，近岸海域赤潮和三峡库区支流“水华”现象接连发生。
（二）资源问题
1、水资源枯竭
水是生命之源，是人类生存须臾不可或缺的资源，是各种资源中不可替代的一种重要资源。21世纪水资源问题已成为举世瞩目的重要问题之一。有人预言，不久的将来，水价将超过油价，地球上最后一滴水将是人类的眼泪。
我国属于缺水国之列，人均淡水资源仅为世界人均量的1/4，居世界第109位。中国已被列入全世界人均水资源13个贫水国家之一。而且分布不均，大量淡水资源集中在南方，北方淡水资源只有南方水资源的1/4。
目前已有1/2的城市缺水，1/3的城市严重缺水，1/10的城市面临水危机，农村年缺水300亿立方米.到2020年后，全国将出现缺水高峰，处缺水量可能达到500多亿立方米。淡水具有不可替代的特点.所以联合国已大声呼吁：人类要开展一场用水革命。
2、土地荒漠化
全国水土流失面积土流失面积已达到367万平方公里，占到国土面积的38%；沙漠化面积已经达到262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已达27%，而且呈扩展的态势。有4亿人口笼罩在荒漠化的阴影之中。同时随着耕地面积的减少，土地利用强度加大，土地退化加剧，土壤肥力降低或丧失严重，导致地力衰竭。
3、能源矿产资源匮乏
我国资源禀赋较差，总量虽然较大，但人均占有量少。45种主要矿产资源人均占有量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特别是石油、天然气、铁矿石、铜和铝土矿等关系国家经济和安全的大宗资源将严重短缺。它们分别为世界人均水平的1/10、1/20、2/5、2/5和1/10。并且一些主要矿产资源的开采难度越来越大，开采成本增加，供给形势相当严峻。
目前，我国单位产值能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3倍，与发达国家差距更大，分别是美国的4.3倍，日本的11.5倍。
4、生物物种也在加速灭绝。
中国是生物多样性破坏较严重的国家。据保守估计，中国的植物物种中约15%-20%处于濒危状态，仅高等植物中濒危种类就高达4000-5000种。近30年来的资料表明，白鳍豚、野象、大熊猫、东北虎等珍贵野生动物分布区显著缩小，种群数量锐减。属于中国特有的物种和国家规定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有312种，正式列入国家濒危植物名录的第一批植物有354种。近海的一些宝贵的生物资源也因失去良好的生存环境和营养供应地而难以得到应有的保护。
三、努力建设生态文明
建设生态文明必须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始终坚持以人为本，坚持又好又快发展的思想，着力从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提高生态文明意识。在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把生态意识的形成作为一项基础性、先导性工作，努力把生态文明意识变成全民共识，变成全社会的自觉行动。深入开展保护生态、爱护环境、节约资源的宣传教育和知识普及，增强公众的生态忧患意识、生态价值意识、生态道德意识，不断提高公众生态文明的认知度、生态知识的普及度和生态建设的参与度。
（二）依靠科技，推进产业结构调整。根据资源、地理、经济、科技、人文基础，科学规划引导产业结构合理布局。依靠科技创新，延长产业链，提高产品的附加值。附加值提高，也就意味着单位耗能和排放的降低。大力发展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新产业、文化旅游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发展信息网络产业和工业设计、创意产业，推进产业结构调整。
（三）推动发展模式创新。一方面拓展绿色经济理论研究，形成绿色经济理论体系。把绿色经济作为内生变量，引入生产函数，纳入经济理论的研究和创新过程。构建包含低碳经济、循环经济、生态经济概念的绿色经济体系、绿色经济发展模式，及绿色经济评价指标体系，进而形成绿色经济发展理论研究体系；另一方面加快绿色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加大对风能、太阳能等清洁能源、节能建筑等“绿色经济”领域的投资，加快培育和发展清洁再生能源产业和环保产业，推动生产、流通、分配等各个领域的节能增效，促进产业结构生态化调整。通过深化改革，建立健全有利于绿色发展的体制机制，构筑绿色产业体系，形成绿色发展模式。
（四）要完善法律法规，创新体制机制。要完善节能减排、保护生态环境的法律法规体系。制定并实施节能减排、保护生态环境的规划、政策、制度。将能源资源的消耗和生态环境的损耗记入成本。建立健全科学民主的决策体制与机制。将节能减排、保护生态环境的绩效纳入干部考核任用指标。完善节能减排、保护生态环境的标准。依法完善科学监测、行政管理、民主监督机制。
参考文献
[1]付治平.《生态文明建设》十八大报告等.
作者：杨万花
生态危机生态文明论文 篇3：
生态文明时代的生态危机、生态安全、生态责任与发展主题
摘 要：历经野蛮与蒙昧、专制与封建、民主与科学，人类已步入了以“和谐”与“科学”为发展主题的生态文明时代，自然生态、经济生态与社会生态的生态安全的保障与实现，以及其生态危机的预警与防范，有赖于人类种群生态责任、政府生态责任、团体生态责任及个人生态责任的践行，“和谐昌明”与“科学昌明”是生态文明时代人类健康发展的方向。
关键词：生态文明；生态危机；生态安全；生态责任；发展主题
一、人类已步入生态文明时代
“文明”亦可称“文化”，准确地说是“文化昌明”或“昌明的文化”。文化即“人化”，指人的自然属性的社会化，“文化程度”即“人化程度”，也可以说是其“社会化程度”。而文明则是“昌明的人化”或“人化昌明”，即人的自然属性的“科学与和谐的社会化”。因此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属性是“社会属性”而非“自然属性”，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也可以进一步讲是“一切‘社会化’关系的总和”。
回溯历史，人类“社会化”进程先后历经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现已步入生态文明时代。原始文明时代，人类在刀耕火种、采集狩猎等经济基础上呈现“野蛮”与“蒙昧”状态，人类敬畏自然、崇拜自然；农业文明时代，人类在靠天吃饭的农业经济基础上呈现“专制”与“封建”状态，人类敬畏自然、迷信自然；工业文明时代，人类在近现代科技支撑的工业经济基础上呈现“民主”与“科学”状态，人类“改造”自然、“挑战”自然，甚至欲求“征服”自然。在工业文明发展的基础上，随着经济全球化发展，人类正追求着“和谐”与“科学”状态，追求着自然生态和谐，即“生物链和谐”，追求着经济生态和谐，即“产业链和谐”，追求着社会生态和谐，即“人际与代际和谐”，人类“适应”自然、“尊重”自然，人类已步入生态文明发展时代。
1992年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与会国共同制定了《21世纪议程》，阐述了“可持续发展”思想：既能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包含三方面含义：其一，为了公平地满足今世后代的发展与环境方面的需要，求取发展的权利必须实现；其二，为了实现可持续的发展，环境保护工作应是发展进程的一个整体，不能脱离这一进程来考虑；其三，为了实现可持续的发展，各国必须合作根除贫穷，应当减少和消除不能持续的生产和消费方式，并推行适当的人口政策。2002年的可持续发展世界首脑会议确认“经济增长”、“社会进步”和“环境保护”共同构成可持续发展战略的三大支柱；其内涵基本涉及了自然生态、经济生态与社会生态三方面。2007年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首度提出“生态文明”概念与理念，作为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
二、生态文明时代的生态危机
（一）生态
生态可分为相互联系与渗透的三层级，即自然生态、经济生态与社会生态。自然生态是没有被人类有（经济）目的、有（经济）计划地介入干预而理应随其自然规律而和谐发展的生态系统；经济生态是人类有经济目的、有经济计划地进行生产、交换与消费等经济活动，并遵循自然规律与经济规律而应和谐发展的生态系统；社会生态是人类在自然生态与经济生态的基础上，与自然之间、人类相互之间及与后代之间实现的应和谐发展的生态系统。在整个生态系统中，人类社会同其他生物种群的地位是等同的，也是平等的，而所不同的是，人类活动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对整个生态系统的“反作用力”远远大于其他生物种群，在“改造与战胜自然”错误观念指导下甚至导致或加速整个生态系统的危机与毁灭。
自然生态和谐是经济生态和谐与社会生态和谐的基础，自然生态和谐与经济生态和谐是社会生态和谐的基础，因此，自然生态危机与经济生态危机都必然导致社会生态危机。基于该必然联系，我们更能理解，20世纪70年代，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恩比博士提出的：“对现代人类社会的危机来说，把对‘天下万物’的义务和对亲爱家庭关系的义务同等看待的儒家立场是合乎需要的，现代人应当采取此种意义上的儒教立场[2]。”
（二）生态危机
生态危机自古有之。纯自然因素导致的，例如有恐龙时代的结束。带有人类自身原因的，例如古巴比伦文明、玛雅文明的消失。这些都是广义上的生态危机。
而现今所称的“生态危机”，是指在工业文明高度发展的基础上，随着经济全球化发展所导致或加重的全球的、频发或持久的各类生态危机。可分为自然生态危机、经济生态危机与社会生态危机，三类危机分别是自然生态和谐、经济生态和谐与社会生态和谐遭遇破坏而处于或接近处于不和谐与不稳定状态的情形。
（三）生态危机的原因
生态系统是在土壤、水体与大气等形成的无机环境基础上形成的生物系统，在系统中各种无机要素及有机要素之间在特定的时间、空间与运动中进行物质、能量与信息等的交换，形成遵循科学规律的运转系统，包括自然生态、经济生态与社会生态。在人类文明发展过程中，文明主题先后历经“野蛮”与“蒙昧”、“专制”与“封建”、“民主”与“科学”，现已追求“和谐”与“科学”的时代主题，人类已由“敬畏”、“迷信”、“挑战”自然而发展到“尊重”自然及其规律。在此期间，人类科学技术的进步，使人类对自然的“反作用力”远远胜过其他“生物种群”，在错误思想观念的引导下，人类的生态破坏力在日益挑战着自然界的生态承受能力，从而导致或加重着全球的、频发或持久的各类生态危机。
自然界的生态承受能力，即生态容忍力、生态容纳力与生态自净力等。生态容忍力是指生态系统容忍有毒有害物质、能量与信息的能力，例如剧毒污染物投放或核辐射泄漏，即使没有直接伤害人类自身，也会伤害生态系统中其他“生物种群”，引发生态危机间接伤及人类。生态容纳力，是指生态系统中的物质与能量所能容纳各类生物种群与数量的能力，例如一片草原能容纳牛羊马数量的能力，地球能承载人口数量的能力等。生态自净力，是指生态系统对人类投放污染物的消化自净能力，例如对人类工业废水、废渣、废气以及生活垃圾等有毒、有害、有碍物质与能量的消化自净能力。
三、生态文明时代的生态安全
（一）生态安全
生态安全与生态危机是生态问题的两个面，从积极角度称其为“生态安全”，从消极角度称其为“生态危机”。
生态安全概念的提出，最早是在1989年由国际应用系统分析研究所（IASA）在提出建立全球生态安全监测系统时提出的，它是指在人的生活、健康、安乐、基本权利、生活保障来源、必要资源、社会次序和人类适应环境变化的能力等方面不受威胁的状态，包括自然生态安全、经济生态安全和社会生态安全，组成一个复合人工生态安全系统[3]。但该概念明显是以“人与人的需要”为中心进行的概括与描述。客观而中肯地讲，生态安全是指在自然生态、经济生态与社会生态系统中，各种生态要素之间在特定的时间、空间与运动中进行物质、能量与信息等交换运转所呈现的和谐与稳定状态。在整个生态系统中，各种生物种群与人类应当是平等的，这样，生态安全才可能真正得到实现与保障。
生态安全中，自然生态安全是经济生态安全与社会生态安全的基础，自然生态安全与经济生态安全又是社会生态安全的基础，实现与保障三类生态安全是建设与实现生态文明的具体措施和基本保障。
（二）生态安全指标与危机预警
生态安全表现为生态系统中物质、能量与信息等交换运转所呈现的和谐与稳定状态，其中物质、能量与信息，及其时间、空间与运动，是生态系统的本质要素。要实现生态安全，应当根据生态系统内在规律及各类生态危机问题的性质，科学地制定各类生态安全指标与危机预警机制，用于规范与指导生态安全保障工作。
自然生态安全指标，如土壤清洁指数、水体清洁指数、大气清洁指数、水土协调度、水土流失率、森林覆盖率、酸雨频率、极端恶劣生气频率等；以及物种合理指数、生物链合理指数与物种默契指数等。基于该指标制定与实施相应的自然生态安全危机预警机制，例如转基因技术对物种间默契指数的影响与控制，不能因转基因技术的运用而造成对相邻物种的生态危机。
经济生态安全指标，如经济GDP、环境GDP、可持续发展安全系数（根据资源能源劳动力的可持续利用性及其替代可能性、紧迫性等进行测算）等。基于该指标制定与实施相应的经济生态安全危机预警机制。
社会生态安全指标，如反映财富分配的贫富差距基尼系数、居民幸福指数、居民健康指数及人口数量与结构合理指数等。基于该指标制定与实施相应的社会生态安全危机预警机制。
四、生态文明时代的生态责任
（一）种群生态责任
由于地球水体与大气运动的无国界性与无洲际性，再加上经济的全球化发展，缓解生态危机，确保生态安全，已不是一个或几个国家能实现的，需要全人类的共同努力。
在整个生态系统中，与其他生物种群相比，人类由于科学技术的进步，使人类对自然的“反作用力”远远胜过其他生物种群，在错误思想观念的引导下，人类对自然的不伦理与不科学的经济与社会行为，先是将致使众多生物先后灭绝，众多人类都难以适应的变异生物（如新生的病菌及其变异）纷纷产生，而最后可能是导致人类自身文明走向消失。
人类在没有科学地论证上述消失过程可能不会产生之前，没有理由过于自信其不会来临，或不会很快来临，因为人类文明历史已有消失的历史案例，四大文明古国中古巴比伦文明已经消失，古印度与古埃及文明曾因人类自身的不和谐行为而中断；美洲的印加文明、玛雅文明的消失直至今天仍是一个谜。人类应集体、统一正视自身的前途，不应使“公地悲剧”现象在生态领域内全球性地发生，从而毁灭我们仅有的地球。人类中拥有财富、权力或智慧的精英个人都应率先挑起历史重任，从而引领全人类进行共同努力，共同承担维护生态安全的种群生态责任，生态安全人人有责。因为人类是地球生态安全的“肇事者”，可能也将是最终的“受害者”。
（二）政府生态责任
自国家诞生以来，政府成为国家权力行使的核心组织形式，因此，政府是践行生态责任的最强势主体。“政府的生态责任是政府在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以及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方面所应承担的义务和职责，它是政府的基本责任之一，是政府的政治责任、行政责任和道德责任等其他责任的一种延伸。”[4]但政府生态责任的履行，与政府所处的社会经济制度、社会生态文化以及政府本身的执行力有关。政府生态责任包括：（1）对国民进行生态责任价值观、生态安全意识与生态危机防范等知识教育，宣传倡导健康环保的消费方式；（2）对自然生态、经济生态与社会生态安全指标与危机预警机制的研究与实施；（3）实现经济发展中资源、能源、人口与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与利用，确保自然生态安全，实现经济生态安全；（4）实现社会经济发展中公平与效率兼顾，和谐与繁荣兼顾，当代和谐与代际和谐兼顾的社会生态安全等。
（三）团体生态责任
政府之外，大量的非政府组织、企业、事业等社会团体的生态责任，是种群生态责任的细分，是个人生态责任的聚合，是以不同形式集合的团体所承担的生态责任，包括企业生态责任与非企业团体生态责任。
企业生态责任，是指在生态文明时代，企业对保持良好生态环境和促进社会可持续发展应承担的责任[5]，通过生产经营，谋求企业自身经济利益最大化的同时，还应当注重生态安全问题，包括资源能源的合理利用、环境污染的防治、生态环境的保护，以及员工物质上与精神上幸福感的实现等，是企业社会责任的一方面。对企业生态责任，各国政府应加强管理并立法规制。
非企业团体生态责任，是指国际生态安全合作组织、各种环境保护组织、各种动物保护组织、各种绿色运动组织、各种生态运动组织、宗教组织、教育机构等常设性或临时性的非营利性的公益性社会团体，致力实现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人心的和谐与稳定等的生态安全责任，其利于自然生态、经济生态与社会生态的和谐与稳定。对非企业团体生态责任，各国政府应加强引导并支持鼓励。
（四）个人生态责任
个人生态责任是指生态系统中个人在生产、消费与社会交往等社会活动中，应主动维护生态系统平衡与安全的义务与责任。个人是最广泛的生态责任主体，其作用的发挥有赖于政府对国民生态责任价值观、生态安全意识与生态危机防范等的知识教育，有赖于社会经济条件与社会人文环境。其责任包括：（1）在生产与消费中合理利用资源能源、防治环境污染、保护生态环境，诚信合法经营，避免奢侈的生活方式，养成健康环保的消费习惯；（2）社会交往中明礼诚信等。
五、生态文明时代人类健康发展的方向
（一）和谐昌明
人类进入近代社会以来，为反封建而掀起了“文艺复兴运动”，进而资产阶级革命提出了“自由、平等与博爱”的思想，“民主”与“科学”成为时代主题，经济与科技也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为了满足资本增殖及人类异化鼓胀的消费欲望，不惜发动世界大战掠夺资源。由于“平等与自由”的“利己倾向性”，数百年来人类已将其发挥到了极致，两词语充斥了各种政治与法律文本，以及学历教育的教科书；而“博爱”的践行，由于其“利他倾向性”践行程度相形见绌，战争、动乱、恐怖、饥饿与犯罪等至今仍然存在且无消失的迹象，而威胁人类全体命运的生态危机也已然严峻起来。
1988年1月，全世界诺贝尔奖获得者在巴黎集会后发表宣言：“如果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首2500年前，去吸取孔子的智慧。”[6]如果说，近现人类社会的发展靠的是跨越封建时代去“复兴与发扬”古罗马文化，那么21世纪人类要继续发展并避免自身危机，要再度跨越封建时代去“复兴与发扬”古中华文化，即践行体现“仁爱（或博爱）”思想的人与人间的关系，体现“天人感应与天人合一”理念的人与自然间和谐关系。也许，在现有发展的基础上，人类要再度跨越封建时代去“复兴与发扬”古中华文化中的圣贤思想，才可能真正实现“自由、平等与博爱”，实现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避免人类自身危机，实现人的幸福与健康。“和谐”成为生态文明时代的首要主题。
（二）科学昌明
爱因斯坦认为：“科学就是长期努力用系统的思想把这个世界可感知到的各种现象凝聚到一起，变成尽量首尾一致的体系。”[7]或者说科学就是解释自然、人类及其社会现象的存在及发展规律的首尾一致的思想体系。但是，“横看成岭侧成峰”，从不同的时间、空间及运动状态，去认识特定的物质、能量与信息，可能产生不一样的认识与实践“科学体系”。例如当物质运动速度超过光速的时候，对其解释要用“相对论”体系，当人们仍处于对“牛顿定律”的崇拜与迷信时，人们不敢或难于相信“相对论”；再如，从纵向与宏观视角，东方创造了中医，从横向与微观视角，西方创造了西医，而用西医体系评判中医，就得出“中医是伪科学”的谬论。同理，基于对已有特定“科学体系”的迷信，人们也常习惯于把现有特定的“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体系无法解释或尚未能解释的东西都一律称为“伪科学”。因此，科学与和谐地对待现有特定“科学体系”，不迷信现有特定“科学”，实现“科学创新”与“科学昌明”，是实现生态安全的必要保障。“科学昌明”是生态文明时代的重要主题。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6.
[2] [英]汤恩比.展望二十一世纪[M].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1985：427.
[3] 肖笃宁，陈文波，郭福亮.论生态安全的基本概念和研究内容[J].
应用生态学报，2002，13（3）：354-358.
[4] 黄爱宝.“生态型政府”初探[J].南京社会科学，2006，（11）：50．
[5] 王学川.论企业生态责任的现实依据和实现途径[J].浙江科技
学院学报，2010，（4）：289．
[6] 乔文娟，李建珊.探析生态危机中人的问题[J].前沿，2011，（5）：183.
[7] [美]欧文·拉兹洛.人类的内在限度：对当今价值、文化和政治
的异端的反思[M].黄觉，闵家胤，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
社，2004：9.
（责任编辑：陈丽敏）
作者：刘国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