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小编精心整理了《金融体系改革管理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摘要：从南宁市风岭园艺场3500万元征地补偿国债投资案的分析结果来看，我国农地金融制度建设的缓慢或缺乏是该案发生的制度性根源。通过分析农地金融制度与农村金融体系改革的关系、农地金融制度在农村金融体系中的基础性地位以及农地金融制度与农村土地制度和农业发展之间的关系，我们认为，农业并非天生弱质，它的弱质是一系列社会条件发生作用的结果。
金融体系改革管理论文 篇1：
中国金融体系需要三维改革
30年来，中国金融体系改革虽然进步非常大，但是从中国经济发展战略和中国金融改革所要达到的目标来看，中国的金融体系还存在一些缺陷。如果我们对这些缺陷缺乏深刻的理解，就难以找到对中国金融改革的正确的道路和方向。
首先，中国金融体系存在着比较明显的垄断性，市场化程度不高，金融效率也相对低下。中国金融的垄断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个是准入垄断，中国金融体系的准入门槛较高。二是中国金融体系的利率市场化没有完成。三是市场封闭，除民用资本不能进入，外国资本也很难进入中国的金融体系。
其次，中国金融结构弹性很低，吸收平缓风险的能力很弱。中国资产证券化的比例不高，证券化金融资产在整个金融资产中的比重大约是在20%到25%，最近几年还有下滑迹象。这种金融体系不是一个现代化的金融体系。中国商业银行所配置的资源太多，市场配置金融的比例太低。这种金融体系不能实现风险的流动，从而使中国的金融体系缺乏有效的配置风险的能力。
第三，中国金融体系开放度不够，国际化程度低。开放度低的重要标志主要有两个，一是人民币还不是可自由交易的货币；二是除了QFII之外，外国的投资者很难进入中国的市场投资。另外，国际化程度低也有三个标志，一是外国或境外投资者在中国境内的投资比例非常低；二是外国企业还不能到中国来上市；三是人民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缺乏应有的影响力。
为了克服中国金融体系在上述三个方面的缺陷，我们必须大力推进中国金融体系的三维改革，推动中国金融体系的宽度改革、长度改革和深度改革。
宽度改革
发展资本市场
首先是中国金融的宽度改革。
中国金融体系的资源配置渠道和财富管理渠道非常狭窄，主要还是传统的由商业银行提供。中国的金融体系现在还不能有效地让企业自由地选择它的融资工具来优化它的资本结构，让投资者自由地配置他的金融资产。应该说，要拓宽整个中国金融体系，核心就是发展资本市场，推动金融结构的市场化、证券化，推进资产证券化，特别是新资产的证券化。提高金融资产的证券化率，改善金融结构的弹性和吸收平缓风险的能力。
中国资本市场发展了24年，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是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和中国经济的现状完全不相称，完全背离了中国经济的基本趋势。
从2008年金融危机到现在，中国的经济规模大约已经增长了80%，但中国股票市场的市值却出现了大幅度的缩水。这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缺乏法制环境和社会信用体系的建设，以及市场透明度不高。我个人认为，之所以我们的市场发展不起来，就是因为它周边的环境不透明、雾霾化，就像北京的空气一样。
国家最近采取了很多改革措施，包括发行制度的改革、退市机制、市场结构调整等等，总体看来，我们需要在发行制度、退市机制、信息披露、并购重组功能上做出重大改革。
长度改革
人民币国际化
至于中国金融的长度改革，核心目标就是要使中国金融体系能够在全球配置资源，又能够在全球分散风险。
中国金融长度改革的重点是人民币国际化，扩大金融体系的开放。没有人民币的国际化，就没有中国金融体系的开放和国际化。我们国家提出到2020年要把上海建成新世纪的国际金融中心，我个人认为中国具备了建设新世纪的国际金融中心的几乎所有条件，唯一欠缺的就是速度。现在距离2020年只有6年时间，可是如果人民币始终不是一个可自由交易的货币，上海就不可能成为国际金融中心。
人民币国际化的最终目标是成为国际货币体系中重要的一员，但是从可自由交易的货币到国际储备性货币还需要一段时间，因此我们改革的第一目标就是让人民币成为一个可自由交易的货币，无论在世界任何地方，人民币都可以和任何国际货币交易。
人民币从一个不可交易的货币到一个可自由交易的货币，这是中国政府进行改革就能做到的。但是从可自由交易的货币发展成全世界有重要影响力的国际储备性货币，这就是市场选择的结果。这个市场选择包括对国家的社会稳定、经济竞争力以及法制和信用能力的认可。
人民币国际化是中国金融改革历程中最重大的改革，它的意义甚至可以超过中国加入WTO，当然难度和风险也要大得多。但是如果我们不走这一步，我们的国际化改革步伐就会大打折扣。所以尽管前面有困难、有风险，但是这一步也必须要走出去。
深度改革
打破行业垄断 发展互联网金融
深度改革的重点是打破行业垄断，促进适度竞争，提高金融效率。其着眼点主要是推进利率市场化，实现利润在实体经济和金融领域的平均化。
中国经济要想彻底做到消除歧视，打破垄断，就必须让企业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由市场供求关系来决定价格。无论是人还是企业，只有到生存处在危险状态的时候，才会从自身主动寻求改革。谁会是这个竞争者呢？
除民营资本之外，更强大的竞争者是互联网金融。互联网金融这个话题如今甚至比房价还要引人关注。中国的互联网金融之所以能够引起全民关注，是由于我们的传统金融太过落后，没有为广大老百姓提供应有的金融服务。
金融最高的境界是普惠性原则，也就是说所有的人都能够接受到他应该得到的金融服务。而中国的传统金融体系完成不了这个功能。它热衷于为大企业服务和富人服务，而对于小企业和中低收入阶层的服务可以视而不见。它从中低收入阶层吸收廉价的资本贷给大企业，它的财富管理主要面对富人，以百万美元为起点。虽然商业银行也有以5万元人民币为起点的理财产品，但是理财产品本质上不是金融服务。互联网金融恰恰满足了普惠性服务原则，任何人哪怕是一块钱都可以给你提供财富管理。
互联网金融之所以在中国广受欢迎，就是因为人们从中找到了自己应该得到的服务。对互联网金融采取限制性措施是不正确的。我们要改革的不是互联网金融，而是传统金融。
所以要让互联网金融发展起来，通过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和资本市场的发展，让中国形成一个良好的金融结构。商业银行是第一金融业态，资本市场是第二金融业态，互联网金融是第三金融业态。我们对于第三金融业态的互联网金融不能用传统的商业银行的标准去加以监管，我们应该设立一个新标准帮助它在发展的同时又能对冲风险。我们当前所面临的最大课题就是研究互联网金融的监管标准。这需要对互联网金融的风险结构进行系统的思考。这个标准绝对不是商业银行的标准，绝对不是存款准备金，绝对不是存贷比，我想透明度是重要的指标。
（本刊记者刘砚青根据吴晓求在第三届国际金融会议上的发言整理）
作者：吴晓求
金融体系改革管理论文 篇2：
从南宁市凤岭园艺场案看我国农地金融制度建设的紧迫性
摘 要：从南宁市风岭园艺场3500万元征地补偿国债投资案的分析结果来看，我国农地金融制度建设的缓慢或缺乏是该案发生的制度性根源。通过分析农地金融制度与农村金融体系改革的关系、农地金融制度在农村金融体系中的基础性地位以及农地金融制度与农村土地制度和农业发展之间的关系，我们认为，农业并非天生弱质，它的弱质是一系列社会条件发生作用的结果。我国农地金融制度建设的滞后或缓慢是一系列农村经济金融问题的病根。
关键词：南宁市风岭园艺场；征地补偿款国债投资案；农地金融制度改革
前言
现代市场经济是以金融为核心的经济，农村经济作为整个经济体系的组成部分，其发展同样离不开农村金融的有效支持。在农村经济发展过程中，科学合理的农村金融体系安排，不仅可以降低农业生产的融资成本，而且可以分散农业生产和经营过程中的自然风险和社会风险，从而促进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的发展。因此，农村金融的健康成长对于改变我国农村经济的落后局面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2006年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也明确指出加强金融对“三农”的支持是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经济建设的重要手段。然而，农村金融的现状却十分让人担忧，其产生的一系列问题正成为农村经济发展、农民增收的障碍。回顾我国历次农村金融体系改革，都只是结构主义或重组主义在原有农村金融体系的框架中破而不立地修修补补，农村资金缺乏的难题始终没得到有效解决。如何跳出原有农村金融体系框架重建农村金融体系，使其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已成为党和国家农村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
一、从南宁市凤岭园艺场3500万元征地补偿款国债投资案谈起
凤岭园艺场位于南宁市区东部，距市中心约6千米。地理位置优越，东面为邕宁区仙葫经济开发区，北面为南宁市长岗岭地区，西面为琅东新区，南面为著名的青秀山风景区。随着首府南宁城市建设发展的需要，该场在1997年12月至2004年3月期间，被征用集体土地1869.25亩，应得征地补偿费7437.92万元。南于该场当时暂未制定出切实可行的安置费发放办法，部分应发给农民个人而未及时发放的征地补偿费暂且由场部管理，后来园艺场领导从“理财、生财”的角度出发，决定用此笔征地补偿资金购买信用度最高、最安全的理财工具——国债。在2003年8月、2003年11月、2004年3月该场通过闽发证券公司南宁营业部分别购买合计3500万元的记账式国债，最后因种种原因，3500万元征地补偿款打了水漂。
南宁凤岭园艺场3500万元征地补偿款国债投资是闽发证券公司“不起眼”的一笔国债业务，我们对此案扑朔迷离的案情不感兴趣，我们感兴趣的仅是其极具学术价值的一面。因为它既涉及我国农村金融体系改革，又涉及到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两个最敏感的领域。表面上，风岭园艺场国债投资案的发生是由于闽发证券公司的亏损破产所致，但我们要问的是为什么本应属于农地金融制度良好的资金供给来源的征地补偿款会流到国债市场上?从世界各国工业化、城市化历史进程来看，城乡协调发展与城乡对立发展一直是各国在发展过程中必须面临的“艰难抉择”。在此过程中，城市掠夺农村，工业掠夺农业，不法商人、金融组织欺诈农民的现象时有发生，但各国政府对此态度和政策却不一样。众所周知，美国在1850-1900年经历了“野猫银行”最为猖獗的时期， “野猫银行”把农民多年的积蓄一卷而空。但随后美国就通过了《联邦农场贷款法案》，在该法案的基础上，建立了一个归最基层的农民抵押贷款协会所有的完善的农地抵押贷款系统。农地抵押贷款系统不仅提高了农民在金融市场上的竞争能力，降低了农民参与金融市场竞争的风险，而且使农民不再成为金融市场上的弱势群体。而我国农地金融制度建设严重滞后或缺乏，导致农地金融制度的资金供给与资金需求的联结机制受阻，使得本来属于农地金融制度的资金供给流到了它不应流到的地方，凤岭园艺场征地补偿款国债投资案的发生就源于此。因为农地金融机构本来就是靠管理地价款和地租收入款为生的，发放农地抵押贷款是农地金融银行主要的资产业务，而吸收地价款和地租收入款则是农地金融银行主要的负债业务。有学者从农业的弱质性、我国农业保险发展的滞后、农村社会保障缺失等方面认为我国农地金融制度建设应该缓行(姜新旺，2007)。而我们认为，从制度上堵住城市金融对农村的掠夺才是遏制像凤岭园艺场案再次发生的关键。农地金融制度是金融支持农村、农业的基础性制度安排，它事关我国农村与城市在金融市场上争夺金融资源的问题。因此，我国农地金融制度建设不应该缓行，而是到了刻不容缓的时候了。
二、农地金融制度与农村金融体系改革
2007年中共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指出： “要加快制定农村金融整体改革方案，努力形成商业性金融、合作金融、政策性金融和小额贷款组织互为补充、功能齐备的农村金融体系，探索建立多种形式的担保机制，引导金融机构增加对‘三农’的信贷投放”。银监会也于2007年在首批6省(区)36个试点地区开始了“积极稳妥推进调整放宽农村银行业准入政策试点工作”。中央一号文件和银监会的试点无疑表明了政府对“三农”问题的焦心和重新构建农村金融体系的决心。但农村金融体系改革路在何方?回顾我国历次的农村金融体系改革，无论是“三架马车”的功能互补型体系设计，还是当前农信社改革和小额信贷试验，虽有阶段性成果但总体绩效不显(谢平，2001)，这不仅仅是因为农村金融制度安排以及组织体系的缺少和抑制、市场和政府失灵(张红宇，2002)，而且是金融二元论、金融机构观、金融功能观和金融生态观等西方金融理论在我国反反复复的农村金融体系改革中的无效运用而造成的。理论上的误区导致实践上的茫然，历次用结构主义或重组主义等手段将城市金融运行规律生搬硬套于农村金融体系的运行之上的改革就是实证，结果自然不言而喻。城市金融业务经营原则的基础是银行信用制度的运行机制，它遵循“安全性、流动性和盈利性”的原则；而农村金融业务经营原则的基础是农地金融制度的运行机制，它只须遵循“安全性和盈利性”原则。综观发达国家的金融体系发展历程，完善的农村金融体系绝不应排除农地金融制度，理由有二：一是只有农地金融制度的特质及运行机制才使农村金融有别于城市金融的运行机制；二是农地金融制度应是农村金融体系中一项基础性制度安排。
三、农地金融制度是农村金融体系的基础
从世界发达国家金融制度建设来看，农地金融制度是农村金融体系中的一项基础性制度安排，在农村金融体系中处于基础地位(王选庆，2005；罗剑朝等，2005)。因此我们必须加快我国农地金融制度建
设的步伐。因为任何不涉及农地金融制度建设的农村金融体系改革都是在建“空中楼阁”，终究要倒塌。
1．农地金融制度与农村金融市场的关系
近年来，在农村金融市场上资金的供求矛盾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之一。在我国，一方面农村金融市场资金严重外流，另一方面资金缺乏、农户和农业企业融资难却长期成为农村经济发展的瓶颈，严重制约着我国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现代农业的发展更依赖于农业资本的投入，与金融市场的依存度也越来越大(罗剑朝等，2005)，正如马克思所说的，“没有一块土地不是用投资品提供产品的”。然而我国现有的农村金融体系不仅没有解决农村资金短缺、农户和农村企业融资难等问题，反而使农村金融市场上的稀缺要素——资金——大量流向城市，造成农村长期处于“贫血状态”，如何破解农村金融市场上资金供求矛盾问题将成为衡量农村金融改革成功与否的关键。对于农村金融市场资金供求失衡的原因，既有农民对资金“有效需求”不足和农村金融机构对资金“有效供给”不足的解释，也有农村金融机构“离农弃农”的解释，而我们认为，在我国农村金融体系中缺乏农地金融制度这一基础性制度安排足农村金融市场供求失衡的根源，因为宏观上缺乏为农业提供中长期信贷安排的农地金融制度，就直接导致了农村金融市场资金供求存在结构性矛盾。
早在1924年，伊万·怀特就在其《Farm MortgageFinancing》一书中就农业金融问题明确提出农民的资金需求由长期贷款和短期贷款两种贷款形式提供。长期贷款用于支付地价，进行永久性改良，购置那些价值超过两年农业所得的昂贵的生产设备。作为对这种贷款的担保，农民以其农地作抵押。短期贷款用于从播种到收获期间生产所需资金或用于支付农产品销售以前的经营费用。对于这种信贷的担保，一般采取动产抵押的形式或仅凭农民的个人信用记录贷款(Wright，1924)。在我国，由于农地不允许买卖，以农地抵押的长期贷款只能通过农地经营使用权所产生的净值偿还，这就决定了这种贷款投放是一次性的、巨额的，而回收是长期的、逐渐的，这种资金运作特点与农地金融组织追求“安全性、流动性”的经营原则相适应。而农业所需短期贷款通常所需资金不大，它与商业性银行所追求的“流动性、安全性、盈利性”原则相适应。对于农村短期贷款需求我们只要将城市商业银行的金融服务延伸到农村领域就行。从我国农信社、农业银行以及农业发展银行等所谓的农村金融机构的经营业务来看，它们也仅限于此。因此，加紧建设我国农地金融制度，正确理清农地金融制度与农村金融市场的关系，才是解决农村金融市场上资金供求失衡的症结所在。
2．农地金融制度与农业保险以及农村社会保障的关系
加入WTO后我国农业面临的竞争越来越大，农业的弱质性以及脆弱的风险规避能力，使得我国以农户为生产单位的农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不确定性。对于农业面临的自然风险，世界各国普遍利用农业保险来降低和分散风险。农业保险作为处理农业非系统性风险的重要财务手段，是现代农业发展的三大支柱之一(农业保险、农业科技和农村金融)，也是WTO允许各国政府用来支持农业的重要“绿箱政策”。但在我国，农业保险的推行却步履维艰，从1993年以来，农险保费收入、险种、农险机构、从业人员均在不断地萎缩。全国农险收入从1993年的8.3亿元一直下降到2003年的3.3亿元，约占全国财险收入的0.5％。为何在国外农业保险能成为农业抵抗自然风险的“保护伞”，而在我国却成为商业保险公司“谈农色变”的禁区?造成我国农险困境的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既有政策和管理上的，也有农民保险意识淡薄或无力购买以及保险经营模式单一、赔付率太高等原因。但据此就把农业保险的缺乏或发展滞后作为我国农地金融制度建设应该缓行的原因之一，就未免本末倒置、牵强附会了。因为在农地金融制度背景下，农业保险成为农民生产生活的必需品，农民购买农业保险就是在为自己购买信用，而信用是取得贷款的前提条件。所以在我国不是因为农业保险的缺乏而农地金融制度建设应该缓行，恰恰相反，农地金融制度是农业保险生长的根基，完全舶来的农业保险在没有农地金融制度这一生长根基的背景下是无论如何也生存不下去的。
我国市场取向的改革直接将农民推向了市场的前沿，个人和家庭为主的自我保障体制在激烈的市场竞争面前不堪一击。如何获得养老、医疗以及基本生活服务保障等成为大多数农民面临的困境。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滞后已成为弱化各项农村改革绩效，影响农村乃至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以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新农村建设的重大问题。如何建立我国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一直是党和国家在农村经济改革过程中面临的一道难题。就目前我国财力和经济发展水平来看，由国家主导建立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显然是不符合实际的；在农民货币化收入不高以及增幅缓慢的情况下，由农民个人出资建立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就更勉为其难。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成都，以“土地换社保”的改革无疑为我们破解难题提供了新思路，即自愿放弃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宅基地使用权的农民，可在城区集中安排居住，并享受与城镇职工同等的社保待遇。如果将其中“双放弃换社保”的农民换成真正因推行农地金融制度而自愿放弃土地的失地农民，倒是一个不错的制度安排。有的学者因我国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严重滞后而主张农地金融制度建设应该缓行(姜新旺，2007)，翻而我们的结论则是，农地金融制度的推行将是我国建设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最佳切入点。
3．农地金融制度与农村土地制度以及农业发展的关系
邓小平同志关于如何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农业有一段精辟的论述，按照他的论述，在中国社会主义农业改革和发展中有两次大的飞跃。第一次飞跃的核心内容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第二次飞跃的核心内容就是发展适度规模经营(楚玲，1995)。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的第一次飞跃——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对激活当时农村经济活力、缓解粮食和食品供应紧张状况起到了巨大的积极作用。但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推行以及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发展，这种平均地权的土地制度所暴露的问题越来越严重，已成为制约农村经济发展和弱化各项改革绩效的瓶颈。因此，目前摆在我们面前的就是如何实现第二次飞跃。就现阶段我国农村现状来看，农村土地有偿、合理流转无疑是发展适度规模经营最合理的改革取向。但就目前我国农村土地流转的现状来看，与中央三令五申禁而不止的农用地非农化转用形成鲜明对比，农村土地流转还处于“激而不活”的状态(王选庆、彭小辉，2007)。造成我国农村土地流转激而不活的原因有很多，既有政策和法律上的(如农地产权、户籍制度等)原因，也有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滞后的原因。我们认为这仅是问题的表面，其根源在于我国缺乏农地金融制度这一农地流转的前提。根据土地经济学理论以及国际上农地金融制度运行实践来看，农地金融制度能为农业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持都有一个隐含假设前提：即无论是通过农地所有权抵押，还是农地使用权抵押，当抵押人逾期不能清偿债务，抵押农地所有权或使用权即归债权人，同时债务人也被取消农地的赎回权，这实际上是有农地金融制度的各国农村土地流转的“标准模式”。因此，随着我国农地金融制度的推行，将打破我国农村土地流转激而不活的僵局，进而实现小平同志所说的第二次飞跃，到时农村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四、总结
我们认为，农业并非天生弱质，它在一个社会中由弱变强还是由强变弱是一系列社会经济条件作用的结果(王选庆，2005)，其中农地金融制度就是这一系列社会经济条件中的基础。在国外，农地金融制度在农村金融体系中一直处于基础地位，这是由农业本身的特质决定的。农地金融有其本身的运作机制，既有别于商业银行的风险控制机制和信用扩张机制，这是农村金融与城市金融在本质上的区别，也是我们不能简单地将城市金融服务延伸或移植到农村领域，而需要为农村金融安排一套有别于城市商业银行制度的原因所在。从凤岭园艺场征地补偿款国债投资案所影射出来的农村资金严重外流、农村金融体系改革始终不能缓解农村经济发展的资金匮乏问题以及农村金融市场上资金供求失衡、农业保险的推行步履维艰、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严重滞后或缓慢、农村土地流转市场“激而不活”、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缓慢以及农民增收困难等一系列农村经济金融发展中出现的难题都直接或间接与我国农地金融制度建设的缓慢或滞后有关，农地金融制度建设的缓慢是上述农村经济金融问题的原因而不是结果。因此，农地金融制度建设作为我国农村金融体系基础性工程，应亟需提到我国经济金融建设的议事日程上。
责任编校：文 舒
作者：王选庆 彭小辉
金融体系改革管理论文 篇3：
金融体制改革的遗留与展望
在现代经济中的,金融这个行当,其地位可谓是其他行业远远不能望其项背。
如此重要,金融体系改革自然是第十一个五年规划(以下简称“十一五规划”)以及接下来的第十二个五年规划(以下简称“十二五规划”)里的重头戏之一。
“十一五”规划对金融体制改革提出了四项要求,分别是:深化金融企业改革,加快发展直接融资,健全金融调控机制,完善金融监管体制。
金融体制改革的成就与遗留
“十一五”规划对深化金融企业改革的要求是:
积极推进国有商业银行综合改革,通过加快处置不良资产、充实资本金、股份制改造和上市等途径,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健全内控机制,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股份制银行。合理确定政策性银行职能定位,健全自我约束机制、风险调控机制和风险补偿机制。加快其他商业银行、邮政储蓄机构等金融机构改革。稳步发展多种所有制金融企业,鼓励社会资金参与中小金融机构的设立、重组与改造。完善金融机构规范运作的基本制度,稳步推进金融业综合经营试点。推进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改革。完善保险公司治理结构,深化保险资金运用管理体制改革。
2010年7月15日和7月16日,随着中国农业银行于上海和香港两地挂牌上市,至此,从2005年建设银行登陆香港股市开始,中国的五大国有商业银行(中国银行、工商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农业银行)在“十一五”期间全部实现上市——农行上市被称为国有商业银行上市的“收官之作”,这正是开始那句话“积极推进国有商业银行综合改革……”的最好注脚。
根据2009年初的全球银行市值的排行榜,工行、建行和中行赫然排名前三甲,那些在全世界一直久负盛名的什么花旗银行、美国银行、瑞士银行、汇丰银行、摩根大通银行、富国银行、三菱UFJ银行……都被中国的三大银行远远甩在后面,即使实力略逊的交通银行,也排名第十。也就是说,全球十大银行,中国就占了四家。
当时的中国农业银行还没有上市,否则,很有可能连第四名也被中国摘走。
就此来说,“十一五”规划对于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目标可以说得以完美实现,而除国有商业银行上市外,确定“政策性银行”职能定位、发展多种金融所有制企业、完善保险公司治理结构等“十一五”规划中有关金融企业改革的内容,基本上都取得了预期的进展。
“十一五”规划对加快发展直接融资的要求是:
积极发展股票、债券等资本市场,稳步发展期货市场。推进证券发行、交易、并购等基础性制度建设,促进上市公司、证券经营机构规范运作,建立多层次市场体系,完善市场功能,拓宽资金入市渠道,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发展创业投资,做好产业投资基金试点工作。
从2005年到2010年,股票、债券市场一片火爆自不必说,期货市场也一直在稳步推进——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于2006年9月8日在上海成立,开始深入研究开发国债、外汇期货、股票期权等各类金融衍生产品。2010年4月16日,沪深300股指期货正式上市交易,而这种不涉及任何实体商品或实体公司就可以进行交易的期货出现,意味着我国金融期货市场发展的深化以及金融衍生品设计的进一步尝试。
2009年10月30日,中国创业板举行开板启动仪式,这也意味着,从中小板到创业板,筹划近10年的“发展创业投资……”终于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十一五”规划对健全金融调控机制的要求是:
加强货币政策与其他宏观政策的相互协调配合,完善金融调控体系。建立健全货币市场、资本市场、保险市场有机结合、协调发展的机制,维护金融稳定和金融安全。稳步发展货币市场,理顺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完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逐步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
因为中国的央行——中国人民银行隶属于国务院,所以我国的货币政策一向都与其他宏观政策相互协调和配合,“十一五”规划再度重申了这句话。
汇率方面,中国人民银行自2005年7月份开始实施“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不再与美元挂钩,此后人民币兑美元从1:8.3一路上扬到1:6.8,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中国人民银行暂停汇率制度改革。2010年6月20日,中国人民银行重启汇率制度改革。
在利率方面,2005年中国人民银行将一年期存款利率设定在2.25%,直到2007年3月才开始逐渐升高,到2008年10月份的时候升至4.14%,但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得中国央行再度放开货币闸门,人民币1年期存款利率在2个月內迅速又调低至2.25%,并一直保持至今。
总结来说,“十一五”期间,中国的汇率制度是在一步步完善,但“利率市场化改革”则陷于停顿,而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中国与阿根廷、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韩国、俄罗斯、白俄罗斯等国所签署的一系列货币互换协议,可以看做“十一五”期间中国推进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与国际化的重要举措。
“十一五”规划对完善金融监管体制的要求是:
建立金融风险识别、预警和控制体系,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规范金融机构市场退出机制,建立相应的存款保险、投资者保护和保险保障制度。提高金融监管水平,加强风险监管和资本充足率约束,建立健全银行、证券、保险监管机构间以及同宏观调控部门的协调机制。
“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是金融体系建设中必不可少的任务,2008年9月肇始于美国的全球金融危机,正是因为美国“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工作不到位的原因。对于“十一五”期间的中国来说,由于金融体系相对较为封闭,几乎摧垮美欧等西方发达国家金融支柱的金融危机,却对中国的金融体系没有太大影响。这也从侧面说明,中国金融体系的“防火墙”还不错,对于外部原因所致的“系统性金融风险”抵抗能力较强。
金融体系“十二五”规划展望
无论辉煌还是黯淡,不管完成还是遗留,“十一五”毕竟已接近尾声,针对“十一五”金融体制改革的遗留问题,以及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国所面临的许多金融新问题,紧锣密鼓制定当中的“十二五”规划,都有必要予以充分考虑。
首先是“看上去很美”的国有商业银行改革。
英国《银行家》杂志发布的“2010年全球前1000家银行排行榜”榜单在7月份新鲜出炉,在最赚钱的银行中,中国工商银行以245亿美元盈利荣登全球银行业榜首,中国建设银行也以203亿美元的业绩荣获第二,即便华尔街金融帝国的皇冠——高盛投资银行,也只能以198亿美元屈居第三。
然而,老百姓看到这消息的时候,心里却是一阵紧张。因为工商银行在2009年被宣布成为全球最赚钱的银行之后,紧接着就将23项个人金融业务的收费标准调整,平均涨幅超100%,有了“大哥”做示范,其他银行不甘落后,于是,2009年以来银行“涨费”纷至沓来,全国银行业的手续费和佣金普遍暴涨。
2010年8月27日公布的工商银行的半年财报显示:2010年上半年,工商银行利息收入为1497.22亿元,同比增长了8.9%,而手续费和佣金收入增幅更大,达到33%。
只是依赖于国家政策所造就的利息差收入,依赖于对普通人的“手续费和佣金上调”,与民争利、斤斤计较,这样的“全球最赚钱”的银行,如何让全国民众服气?38万名员工的工商银行,所赚取的利润不过和仅有3万名员工的高盛银行相当,这样的国有商业银行又如何能被称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股份制银行”?
以规模、政策以及与民争利而取胜的国有金融企业改革,除市值、利润总额排名之外,其他业绩实在乏善可陈——“十二五”规划中,以上问题恐怕有进一步深化改革的必要。
其次,对于信用货币体系来说,涉及到金融市场稳定的根本性问题是货币供应、汇率以及利率。
2005年以来,全国人民都感觉到自己手头的钞票越来越“毛”,而这背后正是“十一五”期间钞票供应的天量增长。从2005年底到现在,人民币供应量从29.88万亿元增长到67.41万亿元——为什么老百姓觉得统计局公布的CPI不靠谱,很值得中国金融政策制定者深思。
实际上,在“十一五”金融体制改革中,根本就没有提到货币币值稳定,而刚刚进入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的周其仁就说过,“票子多了,物价一定要上涨,全球都一样。”
在接下来的“十二五”规划中,如果真正想要保持中国的金融稳定,约束货币供应量是第一要务,也只有控制住货币供应量,“人民币币值稳定”才不至于成为一句空话。
第三,“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的操作手法有待改进。
经济学家左小蕾女士今年春节去泰国旅游,结果发现泰国几乎所有消费商品的价格都比中国便宜——中国一般消费商品价格,相比人均GDP超过中国37%的泰国,平均要高出30%到40%。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法国和美国,以至于2006年以来国内出现了大批的“代购族”,他们专门穿梭国境到海外(尤其欧美发达国家)购买便宜货。
作为知名经济学家的左小蕾女士很困惑,她提出了问题,但没有给出答案。然而,从“十一五”期间中国外汇储备暴增上,笔者却意外地发现了答案所在。
中国“十一五”期间所实施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其改革方向毫无疑问是正确的,问题出在其操作手法上。
为了得到宝贵的外汇储备,发展中国家的央行一般都采用直接印刷本国货币的办法来购买私人以及企业手中的外汇结余——从2005年到现在,中国的外汇储备由6236亿美元暴涨到目前的2.5万亿美元,周其仁说,“一元美元进来,八元多人民币就出去了”,国内凭空冒出来这么多人民币,消费品自然要涨价,而这一阶段人民币兑外币却是在不断升值中。
对外升值、对内贬值的结果自然造成了消费品国外比中国便宜的怪异现象,“非洲工资水平,欧美生活成本”在中国成了现实。用汇率算一下就知道,“十一五”期间,中国37万亿的人民币增发量,很大一部分来源于购买美元的货币增发。
在接下来的“十二五”规划中,面对高处不胜寒的外汇储备,面对美元超发新形势,中国央行应该明确汇率调整的操作思路,减少甚至杜绝采用新印刷人民币购买美元的行为和倾向。
第四,人民币利率是另外的一个关键问题。
客观地说,当前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真正执行“利率市场化”策略。在信用货币体系之下,因为央行可人为决定利率水平,利率很难实现所谓“市场化”。
更为关键的是,金融危机爆发之后,美联储持续维持着非市场化的美元超低利率(基准利率0～0.25%),如果人民币提高利率,热钱会大量涌入,套利交易盛行(低利率借入美元,兑换成人民币,存入银行赚取利息),反而会造成金融系统的不稳定。
在“十二五”规划中,某种程度上说,人民币利率调整的方向更多的还是要看世界上其他主要货币(关键是美元)的利率情况,人民币是否实现利率市场化反而显得并不关键。
第五,金融衍生品发展应适可而止。
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国不断有人鼓吹“美国金融创新过度,而中国金融创新不足”,但在金融创新的方向上,他们却试图向华尔街学习,创造一大堆花样翻新,同时让人眼花缭乱的金融衍生品,这并不是什么好的苗头。
实际上,股票期权、商品期货以及股指期货的出现,笔者认为中国的金融衍生品发展已到了适可而止的阶段,“十二五”规划中的金融创新,必须紧密依附于实体经济——凡是有利于实体经济健康长远发展的金融创新,就应该鼓励,而面对那些被称为“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巴菲特语),而且与实体经济关系不大甚至毫无关系的金融衍生品,还是谨慎一些为好。
第六,防范政府债务与养老金账户带来的系统性风险。
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让我们见识了什么叫做“系统性金融风险”,中国虽然躲过一劫,但其实也并没有什么可以沾沾自喜的,最大的原因不过是因为中国的金融体系相对封闭。外来的风险能够成功防范,并不意味着中国内部就不存在“系统性的金融风险”。
2010年初持续到5月份的欧洲债务危机让全世界再次惊出一身冷汗,中國似乎再一次置身度外,可实际上并不是那么简单——多方面数据显示,在“十一五”期间,特别是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国政府的债务累积速度奇快,已经达到了十分危险的境地。
世界银行的分析报告认为,至2009年底,中国仅地方政府的债务规模估计就有9万亿元左右,至于全国的数字,美国西北大学的史宗瀚(Victor Shih)在其研究报告中提到,中国政府总债务在2009年已经达到了24.2万亿,到2011年将会达到近40万亿!
2010年6月23日,中国审计署审计长刘家义在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作报告时指出,从债务余额与当年可用财力的比率看,有7个省、10个市和14个县本级超过100%,最高的达364.77%。
这是一个巨大的系统性金融风险。
此外,中国的养老保险“空账”的问题也在近日引起了广泛关注,根据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透露,目前我国养老金“空账”规模大约为1.3万亿。
在“十二五”的金融体系规划中,无论是政府债务还是养老金账户,或者其他极为重大的金融问题,恐怕都不能像“十一五”期间简单说一句“建立金融风险识别、预警和控制体系,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就算完成了任务。
毕竟,无论“十一五”规划,还是“十二五”规划,“科学发展观”是要靠实践才能出来的。
作者：文 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