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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政策各时代思想发展论文 篇1：
邓小平非公有制经济思想对列宁新经济政策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1917年,俄国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到1921年3月,列宁根据形势的变化提出了新经济政策,率先从粮食税开始。邓小平继承发展了列宁新经济政策和商品经济思想,坚决实行经济体制改革,率先从农村改革开始,提出并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极大地推动了非公有制经济发展。
一、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思想
十月革命后,列宁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建设伊始,由于十四个帝国主义国家的联合进攻,使列宁不得不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战争结束后,这种政策因余粮征集制,引起农民对苏维埃政权不满,和农民发生了尖锐的矛盾。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从俄国的实际出发,决定满足农民占有和支配自己的劳动产品的要求,以刺激农民生产和经营的积极性,恢复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1921年3月初,新经济政策开始实行,以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经济开始复苏。
新经济政策,其真正意义表现为恢复了商品货币关系。在很大程度上转而恢复了资本主义,新经济政策必然会引起资本主义关系的某些活跃。列宁指出,不去试图禁止或堵塞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努力把这一发展纳入资本主义的轨道。“这在经济上是可行的,因为凡是有自由贸易成分以至任何资本主义成分的地方,都已经有了—这种或那种形式,这种或那种程度的—国家资本主义”列宁认为,资本主义在一定的限度内的发展对工农国家有利,实行国家监督就能把在一定限度内不可避免并为苏维埃国家所必需的资本主义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
二、学习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思想,率先在农村改革
新经济政策思想,是邓小平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思想的重要理论来源,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许多观点,都是对列宁新经济政策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20世纪70年代的中国同十月革命胜利后的俄国相比,虽然时代不同,但是在经济上、文化上都有着许多惊人的相似之处,它们都是经济文化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都是农民在全国人口中占大多数的农业国。列宁认为,由于农业问题、农村问题,决定了俄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必须走一条特殊的道路,必须从解决农村问题起步。邓小平也认为,农业问题、农村问题、农民问题,关系到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全局,改革也必须从农村开始。邓小平指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我们的经济改革首先从农村开始,并不是因为我国当时的农业政策与农民有尖锐的矛盾,而是从全面考虑。改革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指出:“为什么从农村开始呢?因为中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在农村,如果不解决这百分之八十的人的生活问题,社会就不会是安定的。工业的发展,商业的和其他的经济活动,不能建立在百分之八十的人口贫困的基础之上。”“城市搞得再漂亮,没有农村这一稳定的基础是不行的。”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是任何部门都不可代替的。邓小平从中国实际出发,指出改革要从农村开始,率先解决农村问题,这就抓住了我国社会发展中的薄弱环节,抓住了关键。
我国农村改革的成功主要是所有制改革的成功。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中央果断地决定,解散三级所有,政社不分的人民公社,废除统购统销政策,支持广大农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就是农民用家庭个体所有的生产资料耕种集体所有的土地,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农户开始变成一个完备的经济核算单位。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内容,完全符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农村的现实,解放了农村的生产力,使农村出现了超常规的发展,整个80年代,世界粮食增产的40%是由中国农民增产的。农村问题,农民问题、农业问题的深刻变革,推动了中国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
邓小平对农村改革的设计之一,便是搞多种经营,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三中全会指出:“社员自留地、家庭副业和集贸市场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补充部分,任何人不得乱加干涉”。农民听到三中全会的声音,开始大力发展家庭副业,搞好自留地,从事市场贸易,使中国农村出现了生气,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起来了。1981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国家农委《关于积极发展农村多种经营的报告》,大力提倡农村的专业户、专业队、专业组、专业工,发展个体经济。报告指出,要通过订立合同和其他形式,积极鼓励和支持社员个人或合营经营服务业、手工业、养殖业等。鼓励农民搞家庭副业,允许存在群众所说的“自留人”。提出农、林、牧、副、渔多种经营,农工商综合发展的战略性措施。1987年1月中共中央发布的关于《把农村改革引向深入》的文件指出,我国的“全民所有制经济进行了初步改革。合作经济正在完善。个体私人企业有一定发展。农村经济将形成以公有制经济为主导,多种经济成分、多种经营形式并存的格局。”这个文件第一次提出应当对私营企业采取“允许存在,加强管理,兴利抑弊,逐步引导”的十六字方针。随着农村的私营经济迅速兴起,农村集贸市场也开始大跨度发展,1976年全国农村集市有29227个,到1982年已达41184个。随着经济快速发展的趋势,依据邓小平因地制宜的思想,农业结构作了调整。目前,农业结构进一步优化,粮食等农作物生产布局进一步向优势产业集中,优质专用农产品面积进一步扩大,畜产品、水产品保持高速增长,我国棉花、油料、水果、肉类、禽蛋,水产品产量都跃居世界首位。随着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优化,农村居民收入快速增长,从1990年到2001年家庭人均纯收入增长了62%。农村多种经济形式和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加快了农村整个经济的发展速度
农村改革内容总的说就是搞责任制,抛弃大锅饭的办法,调动农民的积极性。这就出现了许多剩余劳动力,怎么办,1987年8月,邓小平说:“十年的经验证明,只要调动基层和农民的积极性,发展多种经营,发展新型的乡镇企业,这个问题就能解决。”乡镇企业发展的速度、规模和成效,超出了邓小平的预料,他说“我们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最大的收获,就是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突然冒出搞多种经营,搞商品经济,搞各种小型企业,异军突起。这不是我们中央的业绩。”乡镇企业通过改制,绝大部分已成为名副其实的民营经济和私营经济。目前,乡镇企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近三分之一,占农村社会总产值的三分之二。乡镇企 【下转第103页】【上接第93页】
业的发展,带动了农村及全国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
中国农村改革是一次影响中国和世界进程的伟大事件,为经济起飞铺平了基础和道路。邓小平作为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的总设计师,他继承发展了列宁的新经济政策,选择农村作为中国改革的起点,发展非公有制经济,这是极其英明的。这一选择,保证了中国的稳定,从而也创造出将来在稳定基础上的全面发展。
三、继承列宁的商品经济思想,提出并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
列宁指出,直接过渡到纯社会主义的经济形式和纯社会主义分配,不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并于1921年果断地提出并实施了“新经济政策”,恢复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
邓小平在领导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以巨大的理论勇气和务实求效的实践精神,对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商品经济问题作了深入的研究分析,提出并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1979年邓小平指出,“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这一论断实际上就揭示出了市场经济的一般性。就市场经济、商品经济而言,它们不是哪种所有制或社会经济制度的产物,因而它们也就不为哪一种所有制或社会经济制度所独有,只要它们得以产生的条件存在,它们就必然存在。可以说,在当今世界,任何国家都不能逾越商品经济、市场经济。市场经济一般规律及其发挥作用所形成的管理方法,没有阶级性。它既可以为资本主义服务,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出发,对各种经济成分的政策进行了积极稳妥的调整和改革。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思想一开始即结合中国实际,直指纯粹计划经济或以计划经济为主的僵化的经济关系体制,要求人们在观念上彻底摆脱传统理论的束缚,摒弃不符合现实经济条件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按商品经济所要求的市场经济组织国民经济运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
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包括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在内的完整的经济体系,没有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市场经济不可能是社会主义的。但是只有单一的公有制经济,没有非公有制经济的竞争与合作,也不可能是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它们在市场这个条件下相互联接、相互融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是对商品经济的否定,而是以商品经济充分发展为基础的,以具有独立经济利益的各个市场主体的存在为前提,亦即社会经济是有社会分工体系中众多的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相对独立的经济实体组成,不涉及经济成份的性质,没有众多的独立经济利益主体,就不可能形成市场经济。这些经济实体不仅应当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还应包括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和外资经济。它们各有长处,各有短处,相互竞争,相互补充,强化各自长处,弱化各自短处,互相联系、互为条件、不可分割。各个非公有制经济单位与公有制经济单位一样,都是按市场经济的活动方式进行商品生产经营的,必须在国家的宏观调控下以市场为导向根据市场的需要,受市场价格的引导来从事生产经营活动,从而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加速我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邓小平继承发展了列宁新经济政策和商品经济思想,坚决实行经济体制改革,提出并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发展,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具有重要历史地位。
(王媛,1966年生,宁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作者：王 媛
农业政策各时代思想发展论文 篇2：
建党以来农村文化发展阶段性演化及其经验启示
摘 要：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来，经历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以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时期，由于各个时期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各不相同，因而农村文化发展也呈现不同的特点，形成了不同的发展阶段。本文试图回顾、梳理和总结建党以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农村文化发展的阶段性演化历程，对不同阶段的农村文化政策和发展实践进行理论总结与提炼，并在此基础上基于乡村振兴战略，思考对未来乡村文化振兴实践的启示。
关键词：农村文化建设;先进文化;核心价值观;传统文化;乡村文化振兴
一、引言
人类社会是政治、经济、文化三方面要素以其固有的内在联系构成的活的有机体，这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这种与经济、政治相对的文化，被毛泽东称之为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从人类社会生产的角度，其内容是指人类的精神生产活动及其产品。本文中的文化概念将从这个确定的意义上来把握。
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来，中国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亿万农民与全国人民一道迈入了全面小康社会，农村面貌焕然一新。是什么因素推动了这些变化的发生？首先在于中国共产党坚持了正确的政治路线方针和经济政策，而先进文化的引领也是重要因素。先进的思想文化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转化为强大的物质力量;反之，落后的、错误的观念如果不破除，就会成为社会发展进步的桎梏[1]。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领导中国人民在革命、建设和改革中不断追求先进文化，破除驱赶落后的观念，用先进的思想文化占领广大农村，促进了农村的变革和农民思想的与时俱进。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由于经济和社会环境各不相同，农村文化发展也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形成了不同的发展阶段。正如马克思所认为的，在不同的经济和社会环境中，人们生产不同的思想和文化，思想文化建设虽然决定于经济基础，但又对经济基础发生反作用。本文试图回顾、梳理和总结建党以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农村文化发展的阶段性演化历程，对不同阶段的农村文化政策和发展实践进行理论总结和提炼，并在此基础上基于乡村振兴战略，思考对未来乡村文化振兴实践的启示。
二、建党以来乡村文化发展阶段性演化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农村文化建设和发展，不仅总体方向是一脉相承的，而且具有连续性。但在一百年里，由于不同的历史阶段的目标、任务不同，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存在差异，所以农村文化发展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战略、策略和具体措施。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农村革命根据地文化建设以“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 ”反帝反封建文化为引领，广泛开展群众文化教育，促进了农民思想解放和文化水平的提高，为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
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有着高度的文化自觉，并发现农民与中国革命的密切联系，提出把农民组织起来，重视运用先进文化教育农民，引领前进方向。
为了反抗封建主义和军阀的压迫，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在中国共产党的建议和推动下，成立了农民协会，发动了农民运动，组织农民抗粮抗捐，要求减租减息。为了培养农民运动的骨干，从1924年7月到1926年9月，在共产党人毛泽东、彭湃、罗绮园等主持下，举办了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为20个省区培训了700多名农民运动骨干。在此期间，毛泽东亲自讲授《中国农民问题》《农村教育》《地理》等课程以及《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等农民运动理论，传授农民运动的理论和方法。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总结经验教训，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1927年秋，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走上井冈山，建立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为巩固和发展革命根据地，唤醒农民群众参加革命，工农革命军成立军官教导队，不仅注重战士们的思想文化学习，还要求有文化的干部参与建立识字班、农民夜校和红军小学，讲授文化知识和革命斗争形势，发展乡村教育。在边界特委和政府的号召下，广大妇女也破除封建思想，走出家门积极参加农业生产劳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军民的合作不仅粉碎了敌人的四次军事围剿，还改善了人民的生活。1929年，为了打破湘赣两省敌人对井冈山根据地经济和军事的封锁，毛泽东和朱德率军南下，开辟闽西、赣南革命根据地，建立了巩固的苏维埃政权，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为提高苏区人民的文化水平、政治觉悟和革命热情，苏区政府积极推动乡村扫盲识字运动，设立了扫除文盲协会，创立了日校、半日校、业余补习学校、冬学、识字班、问字所、识字牌、识字岗等多种扫盲教育形式。同时，开展反封建反迷信的移风易俗活动，传授农业科学知识，推动妇女解放。
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党明确提出文化教育要为抗战服务，发展抗日文化运动。抗日根据地成为消灭文盲、发展先进文化、宣传党的抗日政策、建立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阵地。1941年5月，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第十四条中提出“继续推行消灭文盲政策，推广新文字教育，健全正规学制，普及国民教育”[2]。1944年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文教工作者会议上讲话时指出“我们必须告诉群众，自己起来同自己的文盲、迷信和不卫生的习惯作斗争”[3]。在马克思主义思想指导下，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激发全国民众救亡图存意识、提高人民的思想觉悟，是根据地建设非常重要的内容[4]。许多古老的民间艺术形式，如打社火、闹秧歌、说书、唱酒曲、春联、年画等成为宣传抗日思想经常运用的方式，其中闹秧歌的群众基础最为深厚，集舞蹈、歌唱、角色扮演為一体，成为延安红色文化中一道亮丽的风景。在内容上，文艺工作者通过改造旧剧和编演新剧，排斥戏剧的旧有叙事观念，使其与党的抗战动员主题相契合[5]， 如以边区军民实际生活为主题，创作了《东方红》《兄妹开荒》《摇花篮》等一批工农群众喜闻乐见的新秧歌。边区文教会还创办了冬学运动，紧密结合群众宣传农业科技、医疗救护、卫生等常识。
解放战争时期，为了实现全国的解放，人民政府通过冬学运动开展时事政策教育，宣传党的路线方针。在识字班和民校的基础上，设立文化站，稳步发展基础教育，提高农民的文化教育水平，摒弃落后的文化和习俗。很多文艺工作者深入到农民群众中，发展反映军民关系和发展关于民俗民情的电影、戏剧戏曲、美术以及文学活动。
根据地的文化发展，使广大农民群众自觉摆脱封建愚昧思想和落后文化的束缚，积极接受、传播革命理念和先进文化，为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在农村广泛开展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想教育，在业余文化教育活动和群众性文艺活动中注重政治学习，提高了农村群众的文化素质和思想觉悟，坚定了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和决心。
1949年10月，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经过28年的浴血奋战，终于取得了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斗争的伟大胜利，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广大农村地区百废待兴，经济文化处在非常落后的状态，农村教育严重缺失，全国有3.2亿人口是文盲，文盲率达80%[6]。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就指出“在革命胜利以后，我们的任务主要的就是发展生产和发展文化教育[7]。” 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共同纲领》明确提出“人民政府的文化教育工作，应以提高人民文化水平、培养国家建设人才、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为主要任务[8]。”
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是中国共产党自创立时起就确定的奋斗目标，党中央也确定了新中国的发展前途是社会主义。土地改革任务完成后，随即开展了农业互助合作运动，对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为了实现这个任务，不仅需要提高农民的社会主义思想觉悟，还需要提高农民的文化水平，因为社会主义是不能建立在大量文盲的基础之上的。1954年国务院颁布了《关于加强农民业余文化教育的指示》，要求“今后农民业余文化教育，必须紧紧跟随着和密切结合着农村互助合作运动和农业生产的发展”，指出“在进行文化教育的同时，必须进行政治教育。农民业余学校都应当设政治课，向农民进行社会主义的教育和各种政策及时事教育，以提高其政治觉悟和政策水平[9]。”此后，在广大农村地区，业余文化教育、扫盲教育活动遍地开花。在此阶段，党和政府还鼓励农民群众积极参与到新中国农村文艺事业中，不仅对旧文艺形式进行改造，开展多种富有地方特色的文艺活动，如地方戏、故事会、农民文化节、乡村艺术团等，还创作出很多优秀的新的艺术作品，将政治政策教育寓于文艺娱乐之中。为改善农村文化基础条件，地方陆续建立起农村广播网、农村流动电影放映队、农民文化站、农村俱乐部和图书室等。政治教育与文化教育、文艺活动的融合，不仅提高了农民的政治觉悟，提升了农民文化素质，也极大地丰富了农民的精神文化生活，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对1956年完成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发挥着重要作用。
1956年以后，我国开始了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道路的探索。由中共中央提出、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的《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明确了未来十年我国农业发展的方向。对于农村文化的发展，提出在12年内基本上扫除青年和壮年中的文盲，设立业余文化学校，提高农村基层干部和农民的文化水平。通过国家、集体和私人等多种办学形式，逐步普及小学教育。同时，逐步改进和开展文化娱乐工作，发展农村广播网。到1964年，农民的文化素质显著提高，全国文盲半文盲只占总人口的38%。在此期间，农民群众还积极学习农业科学种田知识，学习推广劳模丰产的耕作与栽培经验、参与水利建设，参加比较、改进和试制农具等，创造出一批有影响力的科技成果。然而，“文革”期间，由于“左”倾思想影响，农村文化建设中的农民主体性被削弱，文化内容和形式单一，农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下降，我国农村文化建设处于停滞状态。
（三）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农村文化发展以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为核心，深入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大力提升农村文化建设“软”“硬”件水平，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新型农民。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此后，随着改革的深入推进，我国逐渐建立和完善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开创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时期，我们党在进行经济改革和建设的同时，也特别重视文化建设。
1979年10月，邓小平指出，“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10]。”中共十三届八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進一步加强农业和农村工作的决定》提出：继续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和民主法制建设。此后，在农村深入开展了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教育，教育农民自觉抵制封建主义残余和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侵蚀，破除封建迷信，克服社会陋习，树立社会主义新风尚。同时，以造就一代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新型农民为目标，通过加强党的领导，改革和发展农村教育，提高农民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水平。
进入新世纪以后，全国农村总体上由温饱向小康迈进，农村发展开始进入“以工补农，以城带乡”阶段，农民的思想观念顺应时代要求发生了深刻变化，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取得了明显进步。然而，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改革的深入，文化发展需要有更高的要求。2006年10月，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这个重大命题和战略任务。为了在农村构建起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广大农村的村级党组织通过宣传册或日历挂画等形式，积极向村民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主要内容，即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在实践中，严厉整治不良之风，积极营造风清气正的环境，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同时，通过开展社会公德、职业道德以及家庭美德等评奖活动，加强了乡村社会的道德建设力度，提高了农民的道德水平。
公共文化建设也蓬勃发展。各地大力实施乡镇文化站工程、广播电视村村通工程、农村电影放映工程、农家书屋工程等文化工程，农民看电视难、看电影难、看书难的问题逐渐得到解决。在农闲时节，各地乡镇积极组建文化宣传队伍，排练戏曲、秧歌等，走村串巷，为广大农民送上了一场场充满乡土气息的文艺节目。一些传统的具有地方特色的节日节庆民俗活动逐渐得到恢复，使得民俗文化重现生机。同时，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带动了农村文艺、广播影视和涉农新闻出版等文化事业的兴旺，反映农村生活的文艺作品层出不穷，为农民文化休闲活动提供了多彩的精神食粮。在教育方面，2011年11月，中国向世界宣布全面完成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和扫除青壮年文盲的战略任务[11]。随着“科教兴农”战略的实施，各县、乡逐渐建立起农民科技教育的培训体系，举办各种技术培训班，开设与当地农业生产相关的课程，极大地提升了乡村民众的科技素养。
（四）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农村文化发展以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线，推进乡村优秀传统文化的保护、利用和创新，加强乡村公共文化体系建设，统筹城乡文化发展，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凝聚强大精神力量。
党的十八大首次提出，要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党中央高度重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农村的践行，推动各地以农民喜闻乐见的方式，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梦的宣传教育，加强乡村群众思想政治工作，巩固乡村思想文化阵地，营造传播乡村社会主流价值的正面环境。通过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如“文明村镇”“文明家庭”等评选活动，深入推进家庭家教家风建设和良好家风家训传承。同时，通过培养平等的性别观念，遏制大操大办的旧习俗，规范婚丧事宜，反对赌博和封建迷信等，开展移风易俗活动，摒弃落后的价值观念和行为习惯。
党的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强调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体布局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五位一体”，整体协调，共同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一起抓”“乡村振兴，既要塑形，也要铸魂，要形成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焕发文明新气象[12]”;在乡村文化振兴实践中，进一步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深入推进对优秀传统文化的保护、传承和创新，深入挖掘其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和道德规范，赋予新的时代内涵，发展提升农耕文明。2017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强调了加强新型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中的文物保护。通过相关保护工程的实施，保护和开发利用了一大批农业古迹、村落遗址等物质文化遗产和传统工艺、民俗活动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同时，利用乡村文化特色优势发展乡村特色产业，开展特色群众性节日民俗活动，发展乡村特色文化服务项目，促进乡村旅游、休闲、度假等文化产业的发展。对于乡村公共文化建设，努力破除城乡文化发展壁垒，实施城鄉文化统筹。深入推进包括乡村教育、乡村公共文化数字工程、公共体育健身服务等在内的乡村公共文化服务项目;加大乡村基础教育投入力度，改善办学条件，提高师资队伍质量和待遇。同时，通过课程培训与榜样示范，高质量开展科技下乡活动，提高农民的科技意识和能力。在满足城乡文化资源供给上，保持向乡村适度倾斜，开展城乡文化结对帮扶，鼓励创作三农题材文艺作品，推进城乡文化产品和服务对等发展。为了加强乡风文明建设，在国家有关部委的统筹推进下，全面落实“厕所革命”，促进农民形成现代文明的生活方式。
三、百年农村文化发展的主要经验
纵览建党以来农村文化发展的历程，虽然不同的发展阶段有各自不同的特点，但总体上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不断开拓创新、推动文化繁荣发展，为未来农村文化建设积累和创造了丰富的经验。
（一）农村文化发展要以先进文化为引领
建党以来，我们党一直高度重视运用先进文化引领农村文化前进方向、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凝聚农民力量，以思想文化新觉醒、农村文化建设新成就推动党在农村的各项事业向前发展。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党的领导下，农村革命根据地以“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为引领，促进了农民思想解放，重新塑造了民众的信仰体系，使农民成为新民主主义的主力军。新中国成立后，党领导中国人民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在乡村文化建设中，通过集体主义、革命理想教育和科学文化教育，培育广大农民的社会主义价值追求，不断巩固和扩大社会主义的群众基础。农村改革以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着力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农民的思想文化教育，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新型农民。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农村文化建设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当代马克思主义为前进指南，以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线，以农民喜闻乐见的方式，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推动实施好乡村振兴战略中的文化“铸魂”工程。
（二）农村文化发展要以优秀传统文化为根基
建党以来的农村文化建设历史证明，乡村文化的繁荣发展要吸收外来先进文化，更要继承、创新发展本土优秀传统文化。优秀传统文化是根基，什么时候丢失了这个根基，乡村文化发展就会陷入迷茫和停滞。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高度重视，批驳和纠正了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文化思潮，树立了正确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推动了新民主主义文化深入人心，增强了民众战胜敌人的底气。各根据地用快板书、地方戏曲、秧歌、锣鼓、春联、年画等传统文艺形式宣传抗日思想，鼓舞人民斗志。“文革”期间，因忽视了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农村文化发展走进了资源枯竭、内容形式单调的境地。改革开放以后，农村文化建设获得了积极宽松的环境，优秀传统文化资源被深入挖掘和利用，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留住有形的乡村文化，传承活态的乡土文化，把传承和开发利用有机结合起来，赋予新的时代内涵，使其焕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让乡村优秀传统文化在新时代展现其魅力和风采。
（三）农村文化发展要尊重农民的主体地位
在任何时候农村文化建设的主体都应该是农民，只有充分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创造性，激发农民的力量，农村文化建设才会实现农民的发展与进步，才能因此促进党和人民的事业成功。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农民是革命的主要力量，党领导下的根据地农村文化活动，始终以农民为主体，很多农民喜闻乐见的文化形式都是来自农民。农民的积极性被充分调动，使文化建设真正发挥出教育农民、提高农民、丰富农民精神生活的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以农民为对象，在农村开展了思想政治教育、文化教育、科技知识普及和文艺宣传活动，建设了各种文化基础设施，受到农民的支持和拥护。改革开放以后，农村进行的一系列体制机制创新，也是以尊重农民群众意愿、选择和创造精神，维护农民的根本利益为前提的，农村文化发展因此由枯燥单一向百花齐放方向发展。十八大以来，我们党树立乡村文化建设来自人民、依靠人民、为了人民、服务人民的鲜明导向，利用各种方式激发农民群众蕴藏的无穷智慧，培育挖掘乡土文化的本土人才，尊重他们的创造，发挥他们的主体作用，充分调动农民群众在乡村振兴战略中推进文化振兴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加快了乡村文化振兴步伐。
（四）农村文化发展要使农民有精神上的获得感
农村文化发展的根本目的是要满足广大农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建党以来，我们党在农村文化建设中，特别关注农民的精神获得感，只有农民精神上得到了满足，才能实现乡村文化发展的可持续性，才能激发出磅礴力量，促进各项事业的成功。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从农民实际出发，使用大众语言，创作农民听得懂、看得懂、易于接受的文艺作品来反映他们的生活。农民从扭秧歌、踩高跷、演戏剧，唱各种小调、歌曲等传统民间歌舞和丰富多彩的节日娱乐中获得了极大的精神享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活跃在广大农村各个村落的電影放映队、业余剧团、宣传队以及文化站、图书室、俱乐部等，为枯燥、单调的乡村文化生活增添了不少情趣。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十八大以来，农民的物质生活越来越好，农民对精神文化的需求越来越高，党和政府不断加强农村文化供给侧改革，一方面从改善乡村文化设施到提出城乡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逐渐改善农民的文化活动条件;另一方面优化乡村文化发展环境，丰富文化资源，让一切有益的文化成果在农村大舞台上充分展现。农民精神上的获得感将转化为精神力量，促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
（五）农村文化发展要与农村政治、经济、社会、生态发展相融协调
农村文化不能脱离农村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不能与政治建设、经济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相脱节。建党以来的农村文化发展实践证明，农村文化发展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为党的奋斗目标服务;必须与经济发展相协调，让文化建设助力农村经济发展;必须与乡村治理相配合，促进乡村社会和谐稳定;必须与生态文明建设相融合，推进农业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这些是确保新时代农村文化健康发展的重要原则。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党不仅将政治建设作为党的根本性建设，也将思想政治工作融于农村文化发展之中，既提高了农民的文化水平，又促进了农民群众的政治觉醒，有力推动了根据地和解放区社会经济的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各个历史时期，更加强了文化建设与政治、经济与社会的联系，通过文化建设促进了党的各项目标任务的实现。农村改革以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环境下，一方面坚持党的领导，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另一方面，通过大力发展乡村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党的十八大以后，根据国家现代化发展新要求，提出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五位一体”建设，农村文化建设进一步与党的政治建设和乡村治理相融合，加强新型农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养，打造文明乡风，孕育良好社会风尚。同时，配合生态文明建设，强化宣传绿色发展理念，农村文化建设力求在满足农民精神文化需求的基础上，促进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的有效统一，成为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内容之一。
四、对未来乡村文化振兴的启示
建党以来的农村文化发展经验，对于未来乡村文化振兴实践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乡村文化振兴既是乡村振兴的任务和价值追求，也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路径和抓手，是推进乡村组织振兴、生态振兴、产业振兴和人才振兴的内生动力和重要支撑。乡村文化振兴必须在党的统一领导下进行，坚持以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与农村经济建设、乡村社会治理、生态文明建设和农村党的建设相协调、相结合，进一步动员和激发农民群众在乡村文化振兴中的主体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强化其社会责任意识、集体意识、主人翁意识，增加其对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感和保护传承意识。同时，要加强乡村文化队伍建设，培育挖掘乡土文化的本土人才，并吸收外来先进文化，为乡村传统文化注入现代元素，推动乡村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乡村文化振兴将全面提升农民群众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精神文化水平，使农民的精神文化生活得到充分满足，从而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强大精神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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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校对：薛萃）
The Phased Evolution and Enlightenment of Rural Cultural Development Since the Funding of CPC
ZHOU Xiaoqing JIA Min SHE Yue
（China Agricultural Museum， Beijing 100026）
（英文校譯：翟世贤）
收稿日期：2021-08-11
作者简介：周晓庆，男，本科，研究馆员，中国农业历史学会常务理事，主要从事农业政策、农业文化、近现代农业史等方面研究及相关主题陈列展览内容策划，E-mail：zxq42195@sina.com。
周晓庆，贾敏，佘玥.建党以来农村文化发展阶段性演化及其经验启示[J].农业农村部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21（04）：7-13.
作者：周晓庆 贾敏 佘玥
农业政策各时代思想发展论文 篇3：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国民党的农业政策论析
[关键词]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国民党农业政策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国民党试图从制定农业政策人手，改变中国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落后农业，从而推动中国革命的发展。目前，学术界对中国国民党历史的研究已全面铺开，但从农业政策角度研究中国国民党历史的成果，就作者查阅到的资料来看，尚不多见。希望本文能够抛砖引玉，将中国国民党农业政策的研究引向深入。
一、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国民党对农业政策重要性的认识
第一次国共合作实现以后，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帮助下，中国国民党对农业政策的认识提高到了一个新高度，把农业政策看做是促进农业生产、保证国民革命成功、实现民生主义和国家富强的基础和前提。但总体来看，无论是中国国民党，还是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都更强调农民运动对中国革命的促进作用。
(一)农业政策是促进农业生产的根本前提。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国民党认识到了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并认为只有制定保护农民、调动农民积极性、受到农民拥护的农业政策，才能促进农业生产力的发展。中国国民党领袖、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举出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因为粮食不够吃，最后直接导致战争失败的例子来说明农业生产的重要性。他指出吃饭问题，是“关系国家之生死存亡的”。他说：“中国自古以来，都是以农立国，所以农业就是生产粮食的一件大工业。……中国要增加粮食的生产，便要在政治法律上制出种种规定，来保护农民。”孙中山认为，发展农业生产本身就是国家实现工业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还认为，要增产粮食，发展农业，必须制定正确的农民政策，保护农民的利益。由此可见，孙中山把制定保护农民政策看做是发展农业生产的前提和重要组成部分。
(二)农业政策是国民革命胜利的重要保证。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中国国民党认为，制定保护农民利益的农业政策，不但能够发展农业生产，更重要的是能够调动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拥护革命的积极性，为中国国民革命的胜利奠定坚实的基础。因此，《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农民运动决议案》指出：“中国尚在农业经济时代……党之政策，首须着眼于农民本身之利益；政府之行动，亦须根据于农民利益而谋其解放。因农民可得解放，即国民革命大部分之完成。”
(三)农业政策是实现民生主义的主要途径之一。在中国国民党和孙中山看来，制定以农民政策为核心的农业政策，是实现三民主义之民生主义的主要途径之一。《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对农民运动之宣言及政纲》指出：“国民党之民生主义，其最要之原则不外二者，一日平均地权，二日节制资本。”孙中山还认为农民替地主耕田、向地主交租“是一个很重大的问题，我们应该马上用政治和法律来解决，如果不能够解决这个问题，民生问题便无从解决”。据此不难看出，即使是作为资产阶级革命家的孙中山，也认识到在中国这个农民占绝大多数的国家中，农民问题不解决，民生主义便无从说起。而要解决农民问题，必须制定保护农民利益在内的农业政策。可惜的是，由于资产阶级革命家的局限性，孙中山一直幻想用政治法律的手段，来解决他最为关注的民生问题。他看不到在地主阶级统治的强权之下，如果不采取革命斗争的方法，地主阶级绝不会轻易放弃自身利益，让利于农民。而不解决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农民的生计问题，国民党的民生主义也无从实现。
(四)农业政策是实现国家富强的前提条件。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中国国民党认为，只有制定保护农民利益的农业政策，才能调动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改善农民的生活条件，从而实现国家的富强。因为“国家之贫富，视乎农民之贫富而定”。
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国民党农业政策的主要内容
基于以上对农业政策重要性的认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中国国民党制定了农地政策、农税政策、农业金融政策、农业租佃政策等一系列政策，试图在政治和法律的框架内，解决农民普遍关心的农业土地、税收、金融和租佃等问题。
(一)农地政策。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中国国民党认识到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是农民问题，而农民的中心问题是土地问题。因此，在整个大革命时期，中国国民党一直致力于农地问题的解决。在中国国民党正式改组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鉴于土地所有权为少数人操纵、失地农民大量存在的事实，会议通过的宣言指出：“国民党之主张，则以为农民之缺乏田地沦为佃户者，国家当给以土地资其耕作。”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农民运动决议案》指出，要“清理官荒，分配于失业之贫农”。北伐前夕，为了充分调动广大农民支持国民革命军北伐的积极性，《国民政府对农民运动第三次宣言》对农民承诺，国民革命成功以后，国民政府一定改善农民经济状况，“当遵先总理之遗嘱，设法解决土地问题，务使农民能自由使用田土”。随着北伐军的胜利推进，1926年10月，国民党中央及各省区党部召开联席会议，会议通过的政纲决议案规定：“荒地属省政府，应依定章，以分配与贫苦农民。”1927年3月，中国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的《农民问题决议案》要求国民政府应该提出“解决贫农土地问题之具体办法”，提交下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
(二)农税政策。近代中国农业税赋沉重，农民生产积极性受挫，是导致农业生产力低下的主要原因。中国国民党认识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并在整个国民革命时期试图减轻农民的税赋负担。《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指出“严定田赋地税之法定额，禁止一切额外征收”。《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农民运动决议案》规定：“取消苛税杂捐及额外征收，制止预征钱粮及取消无地钱粮。”《国民党中央及各省区联席会议关于本党最近政纲决议案》提出要“统一土地税则，废除苛例。不得预征钱粮”。中国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的《农民问题决议案》规定：“旧有田税法则，实为不合理不公平之税则，急应改革。至于现在征收于农民之各种苛捐杂税，为害农民经济甚大，亦应逐次废除。政府应从速规定与当地需要相当的划一的税率。其他对于土地及乡村生产品所征收之新税，须一律废除。”为了保证政策的执行结果，决议案同时指出：“一切收税机关应移转于区乡自治机关及财政主管机关特派员之掌握，不准劣绅土豪盘踞。”《中国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对农民宣言》指出，农民“付租须经由区乡自治机关”，这样，国民政府可在租内直接扣除田税。并要求国民政府将以上提案在下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上提出。
(三)农业金融政策。在近代中国，农业资本的缺乏是
制约农业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国民党试图采取措施，限制农民的借贷利息，并由政府为农民提供低息贷款。《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指出：“农民之缺乏资本，至高利贷以负债终身者，国家为之筹设调剂机关，如农民银行等，供其匮乏。”《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农民运动决议案》规定：“严禁对于农民之高利贷；从速设立农民银行，提倡农民合作事业。”《国民政府对农民运动第三次宣言》要求“政府当援助农民奋斗，使其能减低借贷之利率”。《国民党中央及各省区联席会议关于本党最近政纲决议案》要求“设立省县农民银行，以年利百分之五借款与农民。省公有之地，由省政府拨归农民银行作基金。禁止重利盘剥，最高利率，年利不得超过百分之二十”。《中国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对农民宣言》认为，贫农不仅缺乏土地，而且缺乏资本。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农村中的富有阶级因为不愿减息，因而极端闭借，造成许多地方几乎断绝借贷关系，导致贫农人心惶惶，因此必须采取有效措施解决资本缺乏的问题。《宣言》指出：“本党当于最短期间，在革命势力所及之地，使本党政府努力设立此等条件极低之贷款机关，以解决农民之资本缺乏问题。”中国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的《农民问题决议案》规定：“为减轻农民高利贷之剥削起见，政府应明令禁止高利盘剥，规定利率不得高过年利二分或月利二厘；并禁止利上加利。对于农民债务，国民政府农政部应从速确定办法，以解除农民因债务所受之痛苦；并应设法立即组织农民银行，[以]年利百分之五贷款与农民。”
(四)农业租佃政策。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中国国民党认识到了农业租佃制度的不合理是造成佃农贫困、农业生产力低下的主要原因之一。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中国国民党多次通过保护佃农决议，并在大革命后期颁布了《国民政府佃农保护法》，试图以法律的形式保护佃农的合法权益。《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农民运动决议案》要求“规定最高租额”；《国民党中央及各省区联席会议关于本党最近政纲决议案》指出要“减轻佃农田租百分之二十五”。如遇饥荒岁月，要求佃东免收田租，并禁止预租、押租、包佃制以及租契和抵押契约等不平等条件。中国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的《农民问题决议案》规定：“本党联席会议关于减租百分之二十五的议决，应于本年内完全实行，田租契约应向乡自治机关注册。乡自治机关与农民协会得决定当地最高租额，并监视不得超过。乡自治机关与农民协会应废除一切租约内或租约外之任何苛例。应由政府下令准许亲自耕种之佃农有永久使用土地权；非地主收回亲自耕种，不得调田另佃；如佃农自愿退田或地主收回亲自耕种时，佃农对土地所增善者，应得相当报酬。”1927年5月9日颁布的《国民政府佃农保护法》共十条，第一次以法律的形式规定了佃农的种种正当权利，其中第二条规定“佃农交纳租项等，不得超过所租地收获量百分之四十”，这就以法律的形式规定了最高田租额；同时保护佃农对于所耕土地的承佃权，取消预押租、包田包租制及一切额外苛例，如果遇到荒歉战争等特殊情况，佃农有按照灾情轻重，“要求减租或免租之权利”。
除以上四条之外，对于农业贸易、农业改良、农业教育、农业合作、农业救济等方面，中国国民党也都有具体的规定，本文就不一一赘述。
三、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国民党农业政策绩效评价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国民党的农业政策成效显著：促进了农业生产，唤醒了农民的政治意识，扩大了国民党在中国农民中的影响，推动了国民革命向前发展。总体来看，中国国民党农业政策实施的政治影响远远大于经济影响。
(一)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中国国民党农业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有力地促进了广东省农业生产的发展。根据下图我们可以看出，在1924-1937年间，广东省主要粮食作物的总种植面积年年有变化，但是1924-1929年间的主要粮食作物总产量和产额是最高的。即使是与粮食总产量达到“历史最高水平”的1936年相比，1924—1929年广东省的主要粮食作物总产量和单产也明显高于前者。
(二)唤醒了农民的政治意识。中国国民党农业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唤醒了农民沉睡已久的政治意识，认识到了国家政策与自身命运是息息相关的。因此，农民一扫过去对国家大事漠不关心的冷漠态度，开始热心政治，并在中国国民党的扶持下成立了自己的组织一农民协会。农民的组织程度空前加强。就农民运动兴起最早、持续时间最长的广东省而言，1925年，广东省农民协会成立之初只有会员20万。1926年5月广东省第二次农民代表大会召开时，农民协会会员增加到62万，有组织的农民已经由21县发展到61县，人数高达80万人以上，并且成了广州革命政府之唯一的基础。1927年6月，据武汉政府农民部的调查，广东省农民协会会员已达70万人。湖南、湖北和江西等省的农民的组织程度也是空前加强：自1925年12月到1926年11月，短短一年时间之内，湖南省农民协会会员人数迅速发展到1367727人；截止到1927年5、6月份，湖北省农民协会会员共有2842239人；1927年2月，江西省农民协会会员由1926年10月的6276人，迅速发展到30万人。
(三)扩大了中国国民党在农民中的影响。中国国民党一大以后，随着中国国民党农业政策的正式制定和实施，中国国民党在农民中的影响迅速扩大。据1926年12月广东省党部执行委员会的报告，1925年10月，广东的国民党员共有15000多人，到1926年12月国民党广东省第二次全省代表大会召开时，广东省的国民党党员人数猛增至183000多人。在党员成分中，农民所占比重最多，约占党员总数的40％，即73200人左右。农民成为中国国民党的基础和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广东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国民党活动的基地，因此据以上数字可以看出中国国民党在农民中的影响之大，或者说农民党员已成为中国国民党的主要组成部分。
从下表我们可以看出，1926年1月湖南省国民党员人数为5444人，其中农民党员为272人。到1926年11月，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国民党员中的农民协会会员猛增至9761人(根据《湖南农民运动资料选编》第144－148页的图表计算)，其中绝大多数为农民党员。从下表还可以看出，在绥远的3200名中国国民党党员中，农民党员更是占到了80％。
(四)促进了国民革命的发展。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国民党的农业政策赢得了各地农民，其中主要是广东、湖南、湖北、江西等地农民的衷心拥护，激起了各地农民支持国共两党倡导的国民革命的空前热情，促进了国民革命的顺利发展。首先从经济方面来看，北伐开始以后，广东财政承担了北伐军所有军费开支。北伐战争军
费开支庞大，为筹集北伐军费，1926年5月22日，广东省财政厅预收各属钱粮一年，各厘税征预饷一年，各县分摊军费，共约200万元。这些费用最终主要落到了广东农民的身上。
再从军事方面来看，广东革命政府执政基础的稳固和北伐军的进展迅速，都得益于广大农民的协助和支持。在广东省，“刘杨之役，两次东征，平定南路，肃清反动派等，皆得农民之协助”。“要而言之，一年来革命势力所以能统一两广，急速发展至于湘鄂，其基础完全在于农工群众之上”。“舍去农民问题，而谈国民革命，国民革命断不能成功也”。
四、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末期中国国民党农业政策失败的原因分析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末期，当农民和地主的阶级矛盾日益尖锐时，中国国民党最终站到了地主阶级的立场上，完全放弃了其保护农民阶级利益的农业政策，并最终向农民举起了屠刀。至此，中国国民党的农业政策宣告失败。究其原因，既有中国国民党的阶级局限性和其组织涣散等方面的自身原因，也有中国共产党的不够成熟，中国农民缺乏系统严密的政治训练，帝国主义、封建势力的联合绞杀等客观因素。
(一)中国国民党的阶级局限性决定了其农业政策本身的不彻底性。中国国民党本质上是一个资产阶级政党，虽然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大量吸收了工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党员，但其核心权力和上层政权依然握在国民党元老手中，从这个角度上讲，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中国国民党依然是一个资产阶级政党。中国的资产阶级由于先天不足，其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又由于中国资产阶级大部分脱胎于封建地主阶级，因此封建地主阶级可以说是中国资产阶级的天然后备军和同盟军。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国民党的农业政策不可能从根本上损害封建地主阶级的利益。因此，即便是作为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孙中山也只是想找到一个“让农民可以得利，地主不受损失”的办法来解决中国的土地问题。同样的道理决定了中国国民党农业政策失败的必然性，并最终沦为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附庸。
(二)中国国民党组织的涣散决定了其农业政策必然执行得不够彻底。中国国民党是一个松散的政党组织，本身没有严密的组织制度和政治纪律。在国共合作以前，竟然没有召开过全国代表大会。孙中山去世以后，国民党内出现了汪精卫、胡汉民、蒋介石等政治派别争夺党统，国民党日益分化。因此，长期的内部分化使国民党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一个丧失政治理想、没有精神凝聚力的松散的组合。这样的政党，决定了其政策的贯彻、执行必然受阻，导致政令不畅。大元帅铁甲车队镇压广宁地主事件，一方面表明中国国民党保护农民利益的决心，另一方面也从一个侧面表明了国民党基层政权对国民党中央农业政策执行不力。
(三)中国共产党的不成熟是中国国民党农业政策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国共实现第一次合作，中国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中国国民党，因此，这个时期的中国国民党实际上是具有统一战线性质的国共两党合作组织，此时期中国国民党的农业政策实际上是国共两党共同制定的，其贯彻实施更深深打上了中国共产党的烙印。然而，由于此时的中国共产党正处于幼年阶段，政治上还不够成熟，没有去同中国国民党争夺对中国革命的领导权，再加上共产国际对中国国民党的过分重视，致使中国共产党没能同中国国民党中的右派作坚决的斗争，最终断送了国共合作，同时也使两党共同主张的农业政策走向了失败。
(四)中国农民缺乏系统的、严密的政治训练是中国国民党农业政策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中国农民在中国社会发展的历程上曾经扮演过非常重要的角色。“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但是由于其阶级局限性和没有先进政党的指导，不自觉地充当了统治阶级改朝换代的工具。到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中国国民党认识到了农民阶级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地位，因此试图通过制定和实施农业政策来争取农民对国民革命的支持。但是，由于中国国民党的阶级局限和对农民的偏见，同时也由于农民阶级本身的一些弱点和缺点，如眼光不够长远，缺乏组织纪律性，缺乏系统的、严密的政治训练，使国民党农业政策的贯彻执行大打折扣。
(五)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联合绞杀是中国国民党农业政策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中国国民党的农业政策击中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要害，撼动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在中国统治的全部基础，因此遭到他们的联合绞杀。20世纪初，世界帝国主义正处在全盛时期，中国的封建主义虽然处于没落的前夜，但由于中国古老农业文明的空前发达，中国的封建势力也异常强大。在二者的联合绞杀和威逼利诱下，中国国民党中的软弱派渐渐放弃了其农业政策，直至向农民举起了屠刀，彻底投入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怀抱。
[作者简介]薛金艳(1971—)，女，河北迁西人，东北师范大学政法学院2004级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国共两党与海峡两岸关系。
栾雪飞(1950—)，女，吉林市人，东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国共两党与海峡两岸关系、毛泽东思想、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教育。
[责任编辑：蔡世华]
作者：薛金艳 栾雪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