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汉传佛教的思考范文
浅谈藏传佛教与汉传佛教的区别
一直以来，对佛教感兴趣其实是起源于对西藏的向往。从中学开始接触到关于西藏的书籍之后就颇感慨于它的神秘以及神圣，也自然而然产生了对其的好奇之心。但论及西藏，就必得提到藏传佛教。“吃不吃肉”这个问题是我在google键入“藏传佛教汉传佛教区别”之后得出来的结果之一。也就是说汉传佛教是不允许吃肉的，藏传佛教里却是允许吃肉的，那么这是为什么呢?
正常来讲，汉传佛教和藏传佛教应该是没有区别的。汉传佛教在2000年前从印度传入中国，藏传佛教在1400年前开始从印度传入藏区，两个传过来的宗教是一样的，是没有区别的。然而佛教自传入以来，经过几千年的变迁与更迭，所谓因地制宜，仍是产生了些许变化的。两者的区别实质在于显宗与密宗的差异。密宗在汉传佛教里面大藏经都存在，唐朝以前中国内地都有密法。唐朝以后，实修的越来越少，就变得只有显宗。所谓密，就是佛陀的真言。而显是除了小乘的思想以外，以大乘佛教的普度众生这种思想为主的一个传承，简单来讲就是讲佛教的理论，不讲怎么去实修。
汉传佛教没有次第，不讲入门该怎么修，不讲学到什么时间该怎么修，不讲修行到某个层次你应该怎么修。它只有理论，只会告诉你佛教的思想，佛教的理论，佛教的传统，然后告诉你去念经。那么藏传佛教的最大的优点是什么呢?藏区离印度只有一山之隔，在历史上很多印度高僧，跨越喜马拉雅山到藏区，特别是12世纪到13世纪伊斯兰教开始入侵印度以后，很多高僧大德跨越喜马拉雅山以后，把印度所有佛教上的制度完整带到藏区来了，所以藏传佛教的特色是从小乘开始，再到大乘。在藏区当喇嘛，必须五六岁、七八岁进去，先学五到六年佛教小学基础，才开始进入佛学院，在佛学院读15年到25年，25年就大概能拿到佛学博士学位。藏传佛教读完书以后，还要闭关三年三个月实修，从那儿出来以后，才能成为一个喇嘛。而像汉传佛教，什么时候想出家，就可以出家，在庙里面待两三年、五六年就可以当主持，这在藏区是不可能的。所以现在最大的差别可能就是教育方面的根深蒂固的差别。
就像现在，如果我们中间有人出家了，立马想到的是是不是失恋了，是不是生意失败了，是不是受打击了。而在藏区听说哪家孩子出家了，每个人想到的是出家的一定是他们家里最优秀的小孩，这个概念是完全不一样的。汉传佛教包括我们内地的人，都习惯性把吃肉当成是喇嘛的专利，认为喇嘛是吃肉的，和尚吃素的。事实上所有佛教的出家人本来都是吃荤的。因为佛陀时代，所有的出家人是要饭的，手里拿的钵就是要饭的东西。包括在东南亚，泰国、缅甸、斯里兰卡，所有的出家人全部都是吃肉的。但是这不代表佛教徒吃肉是正当的，但是早期佛陀时代都是出来要饭的，人家给你什么，就吃什么，从那儿以后出家人就没有选择食物的权利。所以早期全世界的出家人，没有吃素这样的制度。
但是有些吃素的概念是从哪里产生出来的呢?
是从密法里面的外密产生出来的。比如，修观音法门的时候，初十，十五这些时候，就有明文规定，修药师法，修观音法门这些外密的时候，要把衣服洗得很干净，身体洗得干干净净，嘴不能有任何臭味，不能有臭味就不能用葱姜蒜，酒肉之类的东西，更需要素食。这个制度延续到中国以后，在梁武帝的时候，梁武帝对佛教特别虔诚，他认为很多出家人可以由皇亲贵族，人民来供养，不需要来再要饭，加上他的妈妈刚往生，所以很多出家人到皇宫里面修法。梁武帝看到出家人吃肉，觉得很难过，认为不应该这样，于是就禁止中国和尚吃肉，所以这个戒律不是佛陀规定，是梁武帝给汉族和尚立下的一个规定，清规戒律，从那以后和尚几乎就是吃素的。
不过现在全世界素食也越来越方便了，素食主义者也越来越多了，佛教这些法师们，被受供养的机会越来越大了，慢慢的很多地方也在学着吃素。在藏区，寺庙不提供荤菜，都是吃素的。去外面老百姓家里，老百姓给他吃什么，他就吃什么，而庙里面就吃素。
第二篇：汉传佛教
本学期出于对佛教的兴趣，选秀了汉传佛教这本选修课。通过这门课程，我系统地了解到了佛教传入中国后，在中国的发展历程，以及给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等方方面面带来的广泛而深厚的影响。
我在大二的时候，曾经听过一位老师做的关于“禅宗”的讲座，获益颇多，印象深刻，进而对佛教产生了兴趣。通过选修这门课程，我了解到禅宗属于汉传佛教宗派之一，是印度佛教传入中国后由中国本土独立发展出的最具代表性的佛教宗派。在中晚唐之后成为汉传佛教的主流，是汉传佛教最主要的象征之一。禅宗的核心思想是：“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直指人心，见性成佛”。
当时讲座的老师举了很多禅宗的经典故事——如，瓶中鹤的故事和面临交通事故是，是选择车上的五个人死还是汽车转弯牺牲路边的一个路人。但是老师都没有解释原因，后来通过一些学习才慢慢想明白原因。正如老师说的佛教是唯心主义的世界观。但是佛教的唯心主义，并不是高中时上政治课时课本批判的唯心主义。而是说每个人看待事物的眼光不同，同样的事物因为看待他们的个体不同而绝不会是相同的，这样一来，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构筑出一个只属于自己的和他人不同的世界。因此我们看到的世界是属于每个人的自己的世界，也因此，不同的人面对相同的事物会产生不同的反应，这大概是佛教中所说的“相”。当我们看了太多的外界事物而忽略了自身看待世界的态度的话，就容易被迷惑而陷入一些模式化的情绪中。就如同既同情被困在瓶子里的鹤又舍不得打碎瓶子而烦恼不已的人一样。事物各有自己存在、发展方式，我们自己的心情、态度应该由自己的心决定，而不轻易为外物所动，这是我对禅道的浅显的理解。
另外，对佛教很感兴趣的一点是是否真的存在神。四月份校庆时，台湾的星云大师来厦大做讲座，有一名学生问过他这个问题。当时星云大师没有正面回答有或无，只说基督教是“信者得永生”，而佛教是“你信不信都得永生”。所以星云大师大抵是肯定了神的存在。只是神高高在上、慈悲为怀，不与凡人斤斤计较他们质疑自身的存在问题。通过老师课上的讲解，也着实觉得这个问题实在是很有意思。中国人生长在得天独厚的优越地理环境上，大概也因此对自身有着强大的自信和坚持，因此对神的信仰并不如其他民族来的坚定。这也是以禅宗为代表
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的独特之处之一吧。
出去对禅宗更为广泛全面的了解外，这门课使我认识并惊叹于佛教给中国社会带来的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等方方面面的影响。虽然高中时上历史课时曾经了解过一些佛教在中国的发展，以及佛教给中国社会带来的一些影响。因为这部分知识在当时并不是学习的重点，所以没有深入地学习和了解。而本学期上过汉传佛教这门课后才真正了解到佛教对中国社会影响范围之广，程度之深。出去对统治者们的影响而带来的政治、经济、社会的影响。因为佛教本身的思想而影响的各个时代的艺术家，他们为信仰所创造出的佛像、雕刻、建筑等等，无一不是令人叹为观止的艺术杰作。仔细想想这大概是因为佛教带给人们的是思想、精神层面的影响，才令他们造出种种珍奇。
以上都是通过本学期的这门课程对以前有一些肤浅了解的东西进行系统了解、学习的心得。除去这些，通过修学这门课程，我对佛教的各个宗派的产生、发展以及思想也产生了浓厚兴趣。特别是熊十力的《新唯识论》。据老师介绍，这是不同于禅宗思想的，比较接近印度佛教思想的著作，很想通过其了解一下佛教的其他宗派的思想。所以今后也会继续阅读相关书籍，了解学习对中国乃至世界有巨大影响的，探寻人类与世界哲学，作用于人的精神层面的，世界三大宗教之一佛教的相关知识。
以上是我本学期学习汉传佛教这门课程的收获和一些心得体会，感谢老师这学期以来的教导。
第三篇：漫谈中国汉传佛教音乐
众所周知,佛教起源于印度,佛教音乐自然也是起源于印度。古印度是一个音乐、舞蹈很发达的国家,因此佛教音乐在古印度非常盛行。佛教经印度、西域传入中国后,许多高僧在翻译经文的同时也将印度、西域的佛教音乐传入中国内地,因为当时是梵文念诵(唱),故称佛教音乐为梵呗、梵乐。
据史书记载,最早传入中国的佛乐是西汉时期两次出使西域的旅行家张骞。《晋书•乐至》中写道:张博望(张骞当时被封为博望候)入西域,传其法于西京,惟得摩诃兜勒一曲。李延年因胡曲更造新声二十八解,以为武乐。张骞出使西域共两次。第一次是西汉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第二次是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此时佛教、佛教音乐尚未正式传入中国。西汉首席音乐家李延年,根据摩诃兜勒(佛曲),所创作的二十八解武乐中国(汉代)最早的军乐。魏晋以来,二十八解已不复存在,虽然当时还用来给边疆将士壮胆扬威,而且还需万人将军方可使用。而张骞常用的这首《摩诃兜勒》却是一首佛曲。兜勒是梵文的译音。现代佛教的诸佛菩萨及词汇中也有兜率、 兜率天等等。吴支谦所译《义足经》中,有《兜勒梵志经》品,而摩诃二字翻译成汉语是太伟大的意思。所以由此可见:在佛教还未正式传入中国之前,佛曲摩诃兜勒就已经传入中国,由西汉音乐家李延年改编成军乐,遗憾的是在历史长河及战乱中消失了。
梁代僧人慧皎在《高僧传中》记载的鸠摩罗什(将佛教由印度传入中国的高僧)的话说:天竺国俗,甚重文制。其宫商体韵,以入弦为善。见佛之礼,以歌赞为贵。而由梵音转为汉韵,经历了怎样的历史演变过程的呢?首先我们要知道梵音的曲调多委婉与重复且绵长的。而翻译后的古汉语字音多单一,一字多义,用来配梵乐的婉转、回旋也就是用单一的汉字配繁复的曲调,难以让人上口、记忆,无法表达佛教唱颂的庄严、肃穆,也无法表达信仰佛法的僧俗对佛的崇敬之情。自大教东流,乃泽文者众,而传声盖寡。良曲梵音重复,汉音单奇。若用梵音以咏汉语,则声繁而偈迫。这里慧皎准确地指出了佛教音乐随佛教传入中国后,所遇到的最大的难题,即译词配曲的问题。这个难题本身是所有翻译歌曲,从一种语言转换成另一种语言文字所面临的最具体的难题。而后,慧皎在论述了中国佛教界对佛教音乐译词配曲问题的困惑后,又欣喜地写道:始有陈思王曹植,深爱音律,属意经音,即通般遮之瑞响,又感渔山之神制。于是删治《瑞应本起》,以为学者之宗。传声则三千有余,在契则四十有二。曹植渔山制梵的事迹流传甚广,佛家、道家、儒家均有记载。南宋刘敬叔《异苑》记载:陈思王游山,忽闻空里诵经声,请远道亮,解音则写之,为神仙声,道士效之,作步虚声。唐道世《法苑珠林》记载:植尝游渔山,忽闻空中梵天之响,清雅哀婉,其声动人,独听良久乃摹其音节,写为梵呗&&等等,诸多典籍均有记载。
中国古代谈及作曲,常用闻天乐,得神授等说法,今天看来,可能是古人对音乐的崇拜或一种神秘化的心理。曹植的传声则三千有余是指口传的佛乐词曲有3000首之多,而在契则四十有二是指被记录、刻写为书面的有42首。此记录佛曲数量如此明确,只可能是在慧皎所在的时代,它们尚都存在或听到,或见到,因为契是指刻写。古时候或是竹刻,或是木刻,是古人用来书写、记录的方式。现在存在于日本的《大正新修大藏经》中就有《渔山声明集》、《渔山私钞》,两处均名《渔山》而声明 至今,仍用于我国佛教界的音律修行。如藏传佛教中,僧人们必修的五明中的声明 就是指佛乐、佛曲及念诵、咏唱,以及法器(乐器)的运用都属于 这声明 。
除了曹植以外,在他之前也有造佛曲的记载,但大多为外族人而不是汉族人。因为佛曲从印度传来,必然经过西域各国,各国为了礼拜佛陀,必有一定的礼佛仪轨,也必有赞颂之呗。如康僧会系康居人、波斯人、月氏人、西域人等所造的梵呗都必然有天竺、西域音乐的痕迹。而佛教音乐的汉化,经历了漫长、艰辛的转化过程。最初(3世纪初期)梵呗传入西域,由西域化传到东晋,到齐梁的汉族化,再到唐朝的繁盛定型时期。宋元以后,佛教音乐在中原地区逐渐发展变化,形成了地域化、通俗化的汉化特点。在历史长河中,佛教音乐直接受到各个朝代兴衰的影响。如唐朝时期,国家强盛,佛教盛行,佛乐也随之兴盛。朝廷耽于佛曲,民间则以庙会为娱乐场所。此时无论宫廷、寺院还是民间,佛教音乐都达到了鼎盛时期。
佛教音乐作为中国音乐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就如佛教绘画、雕塑、壁画等是中华历史的瑰宝一样,是中华民族的宝贵文化遗产。从古印度到西域再到中华大地的传播过程中,受到了不同地域的语言和民间音乐的影响和渗透,造成了佛曲在我国各个不同省市地区,梵呗的音调各有差异。即使在南方各省市或不同寺院也有或多或少的变化。如四川地区的寺院,在佛曲颂唱中,明显受到川剧音乐的影响和渗透,一些唱腔,特别是拖腔中有明显的川剧高腔、昆腔的音调。
第四篇：在2009汉传佛教讲经交流会闭幕式上的讲话
(2009年10月30日)
学诚
十月金秋时，西湖杭州处。继去年四月在北京法源寺，第一届汉传佛教讲经交流会成功举办之后，时过一年半，中国佛教协会第二届讲经交流会也功德圆满了。杭州历来就是一个有着深远影响力的城市，这不仅是因为它有风景如画的西湖，被宋代大文豪苏东坡赞为“天下西湖三十六，就中最好是杭州”;也不单是因为它经济上的繁荣，被元朝著名旅行家马可·波罗誉为“世界上最美丽华贵之城”;更是因为这方水土以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养育了如群星般璀璨的英才，包括在中国佛教史上流芳百世的延寿、省常以及袾宏诸师。在这里举办讲经交流会，也预示着我们将沿着前辈们的脚步，继续担当起弘法利生的志业。
佛教因其进足以救济苍生、退足以超越自我的精神内涵，暗合汉地“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文化氛围而得以生根，在长达两千年中华文明的历史进程中扮演着独特的角色。对于这种角色的重新认识和定位，将有助于看待在当今开展讲经交流的意义与价值。佛教在中国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四个阶段：第一阶段：魏晋南北朝时期——生根发芽的春季;第二阶段：隋唐时期——繁荣鼎盛的夏季;第三阶段：宋元时期——开花结果的秋季;第四阶段：明清时期——落叶归根的冬季。
第一阶段：生根发芽的春季。在经历近三百余年一支独秀的大一统局面之后，儒家纲常名教的思想开始走向僵化，道家自然无为的思想重又登上历史舞台，这恰为提倡无我思想的佛教培植了肥沃的土壤。在这个阶段，佛教以翻译并解释经典为主要特征。在翻译经典方面的代表人物安世高、竺法护和鸠摩罗什，而在解释经典方面的代表人物则是道安、慧远以及僧肇。因为汉地所特有的文化背景，无论是翻译经典，还是解释经典，都自觉不自觉地采用了“格义”的方法。也就是说，用本地所特有的语言表述经典，用民众所熟悉的内涵理解经典。这样一来，从一开始传到汉地，佛教就带上了本土化特色，并因此而扎下根来。我们发现，在这个阶段，翻译经典方面有突出贡献的，往往是来自西域诸国的僧人，他们不但有着很高的佛学造诣，而且还能通晓汉地语言和文化;而解释经典有突出贡献的，则往往出自汉地，如道安与僧肇，对于本土文化，如儒家和道家思想，他们往往有很高的修为，在理解佛经方面能够做到左右逢源、触类旁通。
第二阶段：繁荣鼎盛的夏季。魏晋南北朝的**，给社会民众带来莫大的疾苦，却促进了佛教与本土文化之间的深度融合，并随着民众的不断迁徙而得到广泛的传播。当整个国家再次走向统一与富强的时候，也带来了佛教的繁荣与鼎盛。在这个阶段，佛教以创宗判教为主要特征。在中国佛教史上所出现的大乘八宗，都是创建于这一时期。比如，吉藏大师创建三论宗、智者大师创建天台宗、善导大师创建净土宗、法藏大师创建贤首宗等。这些大师之所以能独树一帜、建立法幢，至少有以下两个方面的原因：首先，经过几代人的传承，佛教思想慢慢从被本土文化格义的局面中解脱出来，逐渐又回归到基本教义上来。比如，吉藏大师的“中道佛性”思想就受到了僧朗、僧诠、法朗的影响;智者大师的“三谛圆融”思想与慧文、慧思的思想一脉相承;法藏大师也直接继承了杜顺、智俨的“法界缘起”的学说。其次，这些创宗祖师大都自幼出家，博学三藏，通宗通教，故能博采众长，独树一帜。比如，吉藏大师七岁跟随法朗出家，不但精研三论，而且贯通《法华经》、《华严经》、《涅槃经》、《大品般若经》等;善导大师自幼出家，熟诵《法华经》、《维诘摩经》，以此贯通《观无量寿经》。简而言之，注重思想的传承，同时贯通佛教诸经，并回归到某一部或少数几部经论上来，以此为修学的主要依凭，从而形成这一时期所特有的各宗并行的繁荣局面。
第三阶段：开花结果的秋季。隋唐时期佛教鼎盛的局面，随着唐武宗灭佛而宣告终止。在这期间，无论是佛教寺院，还是佛教典籍，都遭受到了巨大的破坏，大量的僧众也被迫还俗。这样一来，汉传佛教各个宗派的传承也被迫中断，并因此趋于衰落，但禅宗却是个例外。由于禅宗丛林早在中唐时期便成功地完成了本土化改造的过程，这使得它对社会的依赖降低，同时由于它“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的独特修行风格，又使它对经典的依赖远不如其他宗派那么紧密，因此唐朝末年的社会**并没有危及到禅宗的命运。不仅如此，在随后宋元两代近四百年的历史中，甚至成了禅宗发展的黄金时期。我们之所以称这一时期为开花结果期：一方面，对佛教自身来讲，不但产生诸多新的禅宗门派，而且更有一批又一批的祖师得到开悟;另一方面，对外在社会来讲，佛教成熟的心性论思想，反过来促进了本土文化的更新，形成了体系更加健全的宋明理学，并因此影响了自宋朝之后整个中国社会的发展。在这个时期，有代表性的人物是云门宗的永安契嵩禅师、临济宗的大慧宗杲禅师，以及曹洞宗的万松行秀禅师。纵观他们对佛教发展的贡献，不难发现以下共同特征：首先，在思想理论的建设上，他们都比较强调三教合一和儒佛一致，对于佛法与世间法之间的通融，他们往往也有比较详尽的阐述，从而促成了佛教最终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之一。其次，在弘扬佛法的实践上，他们也比较注重对上层士大夫的影响，主动地为佛教的发展营造了良好的外围空间，并为佛教信仰在民间普及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四阶段：落叶归根的冬季。在经历宋元两朝近四百年的发展之后，由于对经论以及对戒律的忽视，禅宗逐渐暴露出诸多弊端，并因此日益走向衰微，取而代之的，便是明清时期净土宗的兴盛。关于这一点，有据为证：在净土宗十三位祖师中，仅有一位出现于宋元两朝的初期，而明清两朝却陆续涌现出了六位。即使是明清的禅师们，也大都提倡禅净双修，对净土的信仰亦是日益加深。由于在认识上通俗易懂，在操作上简单易行，净土宗遂获得社会各阶层，尤其是社会底层民众的欢迎，佛教也因此走出了僧团，走出了士大夫阶层，走进了民间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呈现明显的世俗化倾向。也正是由于这种缘故，我们称之为落叶归根期。这一时期，有代表性的人物为云栖袾宏大师，以及藕益智旭大师。他们的共同特征是：主张融合教、律、禅各宗，勤修净业，导归净土。这样一种特征也使得佛教于民国时期，在面临各种内忧外患的时候，能出现各宗短暂的复兴，以及太虚大师所倡导“人间佛教”的出现。 截至新中国成立，佛教在中国近两千年的发展，经历了生根发芽、繁荣鼎盛、开花结果、落叶归根等春夏秋冬四季，也因此完成了一个轮回。新中国成立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当国家在经济上日益发展，政治上日益开明之后，对文化繁荣的需求也越来越强烈，这种状况也预示着佛教发展春天的到来。但在这种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下，佛教能否走上健康而又充满生命力的发展轨道?却是摆在每一位佛教徒面前的一个极其重要的课题。鉴往可以知来，回顾过去佛教的发展历程，当给予我们弥足珍贵的启示：
首要的一点，就是在新的语境下如何对经典进行诠释的问题。就像当时佛教传入中国，面对的是一个全新的语境，若是诠释不恰当，就会产生诸多误解，乃至最终遭到遗弃。这样一来，后面所有的过程也都变成了子虚乌有。今天，我们同样遇到这样的问题。虽然同样是在中国，但时代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尽管经典的内涵有它永恒的意义，但其中的内涵如何用符合现代人思维习惯的语言加以描述，如何用人们易于接受的方式加以表达，同时又如何对出现的诸多新事物加以研究，并给予符合经典内涵的诠释，这些都是在重新解读经典时要面对的问题。今天举办这样全国范围内的讲经交流，主要的目的之一，也就是希望能够掀起在新的时代背景下重新解读经典的热潮，从而赋予经典以鲜明的时代气息，让经典的时代价值得以充分的体现。
当然，除了时代的因素之外，我们还面对着一个更为重要的事实，这就是佛教如何走向全球化的问题。过去佛教在中国，面对的还仅仅是一个本土化的问题，考虑的是如何与本土的儒家和道家思想相融合的问题。今天，佛教要走向全球化的时候，所面对的就已经不再是如何与儒家和道家思想相融合的问题，事实上这个过程也已经完成了，现在要考虑的，就是汉传佛教如何与藏传佛教以及南传佛教互相借鉴、优势互补的问题，以及佛教如何与基督教、伊斯兰教以及西方哲学思想互相交流、取长补短的问题。这个关系到佛教未来的命运，消极等待的结果自然不堪设想。在佛教传入中国初期很长一段时间里，佛经主要的翻译都是由精通中国语言和中国文化的西域诸国僧人完成的，如果没有他们的努力，佛教能否在中国扎根，都还是个未知数。这也就告诉我们，如果希望佛教走向世界，那么，就要主动地走出去，深入世界不同的地域，学习他们的语言，了解他们的文化，然后尽可能多地借用他们本土的文化，并以符合他们语言习惯的方式，翻译他们读得懂的佛经，从而慢慢让佛教在世界的每一个区域扎根。我想，这是每个佛教徒应该担负的一种神圣的使命。事实上，也只有这样一个过程的完成，佛教蓬勃发展的机遇才会随之而来。
无论有没有意识到，事实上，我们现在已经站在了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从这种角度来看，诸位今天能够参加汉传佛教讲经交流会，其意义已不单单是一次讲经交流，更代表的是一种时代的责任感，愿与诸位共勉之。谢谢大家!
第五篇：【每日一法】汉传佛教寺院住持任职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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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一法】汉传佛教寺院住持任职办法
第一条 为了规范汉传佛教教务管理，根据《宗教事务条例》、《宗教活动场所主要教职任职备案办法》的相关要求和《中国佛教协会章程》等有关规定及佛教教义教规，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汉传佛教寺院住持对外代表常住，对内统理大众。担任住持需具备下列基本条件：
(一)爱国爱教，遵纪守法;
(二)信仰坚定，戒行清净，有较深的佛学造诣，品德服众，有较高威望;
(三)年龄30岁以上，戒腊10年以上;
(四)具有较高文化水平，毕业于中等以上佛教院校或具有同等佛学水平;
(五)能够讲经说法、主持法务活动，有较强的组织协调和管理能力。
第三条 住持的产生必须贯彻民主协商、选贤任能的原则，按照以下程序产生：
(一)由该寺前任住持或该寺院民主管理组织提出人选;
(二)当地佛教协会按照本办法第二条规定的条件对住持人选进行审查后，提交该寺院两序大众民主评议;
(三)住持人选经两序大众民主评议获半数以上赞成，由寺院民主管理组织报当地佛教协会;
(四)当地佛教协会审核同意后，由该寺院民主管理组织按照《宗教活动场所主要教职任职备案办法》的规定报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备案。完成备案后礼请之。
第四条 汉传佛教全国重点寺院的住持人选，在履行任职备案手续之前，应由其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佛教协会提出审核意见并报中国佛教协会同意。
汉传佛教全国重点寺院的名单，由中国佛教协会提出。
第五条 住持每届任期三年，可连选连任，连任一般不超过三届。
第六条 75岁以上的教职人员，原则上不新担任寺院住持。
第七条 寺院住持原则上不得兼任其他寺院住持。有特殊需要兼任其他寺院住持的，按照《宗教活动场所主要教职任职备案办法》相关规定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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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条 住持必须以身作则，领众熏修，维护常住，摄受大众，忠于职守，廉洁奉公。
第九条 住持接受寺院民主管理组织、两序大众、佛教协会的监督。住持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所在地佛教协会根据情节轻重给予劝诫、撤销职务的惩处：
(一)违反国家法律、法规和规章的;
(二)违犯佛教戒律和规章制度的;
(三)散布不利于社会稳定和谐言论的;
(四)未按《宗教事务条例》有关规定履行职责的;
(五)重大寺务不按民主程序办事，造成严重后果的;
(六)违反财务管理制度，侵吞或者挥霍寺院财产的。
劝诫的决定，由该住持所在地佛教协会的会长办公会集体讨论作出，并以书面形式告知本人。
撤销职务的决定，由该住持所在地佛教协会常务理事会集体讨论作出，报该住持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佛教协会同意，并由原任职备案的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注销其备案后实施。
对全国重点寺院住持作出撤销职务的决定，需报中国佛教协会同意，并由原任职备案的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注销其备案后实施。
第十条 住持本人提出辞职的，应当经寺院民主管理组织审核同意后，报原备案的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注销备案。
第十一条 佛教协会对住持人选作出任免或者对住持作出惩处决定前，应征求相应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的意见。
第十二条 本办法由中国佛教协会负责解释。
第十三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本文来源：法帮网(fabang.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