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国际互联网引发经济革命论文(精选3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世界上有两种东西，我们对它们的思考越是深沉、越是持久，它们所唤起的那种越来越大的惊奇和敬畏，就会充溢我们的心灵，这就是繁星密布的苍穹和无处不在的互联网。如果说浩瀚星空总是引发人类对大自然的敬畏之心，那么迄今互联网撒射出来的万丈光芒，则让我们对人类的创造潜能感到惊奇不已。
国际互联网引发经济革命论文 篇1：
我与互联网和网络媒体
一
1969年，国际互联网诞生于冷战需要。那年，我5岁。
25年后的1994年，中国大陆接入国际互联网。同年，由清华、北大、北航和北邮四所高校开始构建中国科研教育网。当时我已经从北航计算机网络教研室硕士研究生毕业，算得上是根红苗正的科班出身，应该属于我国首批触网人。
中国最开始接入互联网时，有两大特征。其一是“全功能接入”：尽管当时国际互联网还主要是科技、教育方面的信息共享与沟通交流，其功能也就是目录服务、新闻组、邮件、联机服务等有限的方面，远没有今天丰富，但是接入的访问服务是“全透明”的，完全体现了“开放、平等、协作、分享”的互联网精神；其二是“64K专线”：64K专线上网的速度会让今天新生代的互联网人感觉不可思议（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网站公布的数据，截至2013年12月31日，我国国际出口宽带数为3，406，824Mbps，为初接入时的5千万倍），比“蜗牛”慢那是一定的。
那时，上网一般要到指定的地方去拨号上网，用Netscape浏览器。浏览器状态栏的网速提示，一般是每秒几十或几百个字节。网速虽然很慢，但那个时代的对外了解窗口还很少（在那个年代，如果在北京市要打一个长途电话，必须去长安街的电报大楼），首先吸引了大量的科研教育工作者、学生等参与，满足他们对新生事物的好奇、对国外资讯的渴求。
二
纵观诞生于美国的国际互联网45年，这期间无论是互联网接生婆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教授雷纳德·克兰罗克先生，TCP通讯协议的开发者（1983年1月1日成为TCP/IP国际标准）温顿·瑟夫（Vint Cerf）与鲍勃·卡恩（Bob Kahn）教授，以及互联网普及应用的引擎——万维网（WWW）的发明人欧洲核子研究中心（CERN）蒂姆·伯纳斯-李（Tim Berners-Lee）等国际巨匠，还是率先接入国际互联网的英格兰和挪威（1973年），可能都没有想到这个来自美国国防部的阿帕网（Arpanet）会成长为今天这样引发人类变革的“巨人”，会演变成一种资源、一种环境。
颇有戏剧性的是：1993年初，美国总统克林顿上台以后，同副总统戈尔共同提出了兴建“信息高速公路”计划；当年9月，美国政府宣布实施一项新的高科技计划——“国家信息基础设施”（National Information Infrastructure，简称NII），这是他们为振兴美国经济而采取的一项重要措施，目的是冲破以往有关电信法规和标准的限制，把现有信息行业融为一体。同时要求通信网络不仅要具有任何用户都能使用的开放性，又要保护个人隐私，防止盗版信息。这正好为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个人博客网站“德拉吉报道”创造了一鸣惊人的机会：1998年1月17日，该新闻网站发布了一条震惊世界的消息：克林顿总统与白宫助理莱温斯基发生性绯闻。一夜之间，“德拉吉报道”闻名全球，网站日访问量由900人次激增到12300人次。这不仅是新闻网站挑战传统媒体的“小试牛刀”，也似乎是克林顿总统给自己挖了个“坑”！
三
Internet本是将各个分散的网络（Intranet）相互连接，而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中国的大多数机构还没有Intranet。但中国就这样一边建设内网，一边就与世界接轨了。回首20年，中国在互联网领域的发展成绩卓著：网民规模已达6.1亿人，绝对世界第一；在全球十大互联网公司中，中国占据3席，是其它产业无法比拟的。此外，在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等诸多方面深刻影响了一代人，甚至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中国。中国在互联网领域创造的奇迹也说明，开放、公平的环境，加上中国人的创新和智慧，一定可以诞生有世界性竞争力的企业。
20年后的今天，我们看到互联网技术越来越成熟，应用越来越丰富，商业成功的案例多多，依托互联网创业的风险也相应降低。其实互联网的最初出现是纯技术驱动的，互联网技术与其它科学技术一样，从发明到应用经历了很长的孕育期，也是科学家、发明家用心血浇灌起来的，技术的成功与应用的成功及财富的多少关系不大。如果想真正了解互联网需要正本清源，从理论、技术、应用等方面看看互联网的发展历史，好歹这个历史还不算长。
如果把中国互联网比作一个江湖的话，这20年的发展历程就是从波涛汹涌、泛滥成灾变为修坝筑堤、疏导引流的技术不断开发完善的历史，这其中可谓波澜壮阔，一句网络流行语描述得就非常恰当：“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浪死在沙滩上。”当年的瀛海威时空、ChinaByte就是其中的代表。我比较认同阿里巴巴集团高级研究员梁春晓2014年4月28日在《人民日报》第20版上发表的文章《互联网浪潮刚开始》中的一些观点：在中国，1999年之前，是技术革命阶段，最早是科研部门开始接入使用互联网；1998年～2008年，技术潮流发展到一定程度开始改变商业的存在方式，促进了很多商业应用，产生了各种商业模式，当然也催生了一批全新的商业公司，比如腾讯、百度、阿里巴巴、360都是由新技术催生的；2008年之后是互联网改变社会的阶段，随着互联网商业潮流进一步发展，网络零售超过1000亿元、网购人数超过1亿……这一阶段普通人开始密切接触互联网，无论是教育、文化、日常出行，还是人们的社交生活，都发生了改变。
四
我是一名互联网老兵，所在单位是大众报业集团，受《纽约时报》等在互联网领域尝试的启发，我在1995年开始对电子报纸的技术研究与探索。彼时，传统媒体上网尚未涉及到商业模式的探索，主要还是纯技术层面的研究。技术方面的资料和参与人员也比较少，但也容易通过W3C（万维网联盟）与当时顶尖的专家（包括Tim Berners Lee等）建立联系，参与RFC探讨等。1996年我们和北航合作，研发出了电子报纸的原型，实现了传统媒体资讯的自动发布、网页排版、用户交互等功能。基于我们的研发工作，1996年我和师弟傅光勇（当时是北航研究生）合写了一篇论文《基于Internet的电子报刊》。该论文1997年10月22～23日在香港召开的国际计算机会议全文发表并做报告，我们提出国际互联网不仅是一个双向通信工具，更是一个媒体。1998年，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在联合国新闻委员会年会上，首次正式使用了Internet（国内翻译为：因特网）第四媒体的概念。1999年4月，在北京召开的第二届亚太地区报刊与科技和社会发展研讨会上，时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中国科学院原院长周光召院士引用了安南的原话，这样第四媒体的概念算是正式确定了。至于以后所谓的“第五媒体”、“第六媒体”等都没有权威的出处。
互联网有媒体化特征这个分析在以后陆续得以印证：2001年第一次互联网泡沫破裂之后，Yahoo！董事会任命来自好莱坞的塞梅尔作为CEO，互联网领域的旗舰Yahoo！正式转向媒体，以广告作为其主要收入来源。这是一个具有深远影响的转向，也直接影响到了国内几大门户网站，包括王志东被迫离开新浪等。1997年我们研发的大众日报电子版（大众网的前身）正式上线，并通过山东省政府新闻办公室上报，1998年7月1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以国新办发函（1998）110号文批复。1998年我主持开发的《基于Internet的分布式多渠道报刊发行系统》，提出了B2B2C的电子商务模型，于2001年获得了山东省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由于在互联网方面的研究与应用开发，2003年度我和招商银行行长马蔚华（首推网络银行）等人一起荣获了“推动中国信息化杰出贡献奖”。
关于互联网与媒体，你说他们是亲兄弟都不过分。因为互联网天生就有媒体基因，其本质就是信息交换共享，其实时交互、海量存储、资源共享、超越时空、多媒体（计算机技术层面）、个性化、低成本等特性似乎都是为媒体量身定做的。互联网的媒体属性在我国内地被发挥得可谓淋漓尽致，在这方面堪称世界第一。
在刚刚接入互联网不到一年的1995年4月10日，北京大学力学系92级学生贝志城、蔡全清等人在Internet的新闻网、Usenet和Bitnet的邮件讨论组中发出求援信，帮助清华大学学生朱令确定病因，后被认定为铊中毒，开创了我国基于Internet网上会诊的先河。1994年，新华社在香港注册成立了中国国际网络传讯有限公司（China Internet Corporation，CIC），记者马运生等人开始组织涉足互联网业务。1997年6月，新华社全资子公司CIC在开曼群岛注册了一家叫中华网的公司China.com，主要从事门户网站及相关业务，运营国中网（China Wide Web），就是后来的中华网（1999年7月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成为第一家因互联网而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的中国互联网公司）。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统计，截至1997年底，仅我国大陆报刊在CN下注册的域名数已达95个。也是在这一年，网易、搜狐、新浪三大门户网站才陆续创立。因此，新闻工作者对新技术很敏感，是最早、最善于运用先进技术手段、装备，且富有创新意识的人群之一，电话、传真、微波通信、卫星传输、互联网等都是记者编辑率先应用的，应该说我们新闻人是中国互联网的首批参与者。
五
近几年关于互联网对传统媒体带来的冲击存在各种不同的说法，甚至出现了“衰亡”说。我认为这是仅从媒体的表象看问题，没有真正从互联网的本质进行研判。看报纸的人为什么少了？本质上人们的需求还是原来那些甚至更多，只是电脑、手机等终端获取资讯更快了，广告更需要看效果了，人们的信息消费更加理性科学了，一些毫无价值的内容灌输再也不能去耗费人们有限的精力了。网络技术击败了印刷机，媒体与读者之间的弱联系被实时反馈的交互性所代替，以往那种权威媒体一枝独大，主导甚至垄断话语权的功能被分解弱化了。因此，市场的参与者变了，谁也没有办法来一统江湖，传统媒体面对互联网带来的跨地域性的冲击，应该更加重视技术人员的作用，依靠科学技术这个生产力。试想一下：互联网带来资讯的大数据化，特别是自媒体时代，读者的个性化需求如何满足？传统新闻要回归主战场，控制舆论阵地。控制网站或媒体容易，但问题是，舆论阵地的核心是人，是受众，如何掌控与分析媒体舆情场，影响、疏导受众？比如自动提供热点、选题等。互联网之所以深入影响每个人，与其开放、公平的行业背景有关。这也与我们的传统文化有关。在嘲弄权威的同时也误伤了正规的新闻媒体。这就提出另外一个课题，传统媒体如何去“接地气”，真正地服务于人民并引导人民？诸如此类的问题，都需要先进的技术支撑。
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技术提升了信息消费能力、满足了信息供应，从而推动媒体发展、促进媒体繁荣、扩大媒体市场，这是不争的事实。至于冲击，金融、商业等哪个行业没有？现在都说要有跨界思维、要有互联网思维，本质上不就是强调如何提升效率、如何更好地服务于用户吗？因此主要看影响是正向还是反向的，互联网对于媒体一定是正能量，因为互联网带来的手段多样、随时随地、成本降低、时效快速、影响广泛等信息发布特点，都是新闻人一贯追求的媒体特性。互联网改变了媒体的传播方式，由原来从中心向外辐射的一对多、单向发布的广播式星形结构，变为现在去中心化、多对多、自组织、双向互联的网格结构。这种结构方式的变化必然引发传统媒体的流程重构与组织再造。
最近，中央推动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融合发展，这为传统媒体转方式、调结构，提升媒体人的自信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机遇，预示着互联网媒体野蛮生长的时代已经过去，新闻正规军将全面占领我国宣传思想文化阵地。我是技术决定论者，坚信技术催生媒体、支撑媒体、促进媒体。人类从信息匮乏到今天的信息爆炸，其信息消费能力虽有提高，但不是无限的，温饱之后就开始追求好而精，信息泛滥就更需要“定海神针”。因此，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媒体的传播渠道、方式、形态等还会千变万化，专属于某一特定媒体记者的作用会逐步弱化，作为媒体主心骨的编辑们的作用一定会越来越重要，作为传播主流价值观、反映真相、引导舆论的大型传媒集团的作用会进一步发展壮大。
（作者为大众报业集团新媒体研究院院长、山东省信息产业协会理事长，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计算机专家和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
作者：朱友芹
国际互联网引发经济革命论文 篇2：
效率才是经济之本
世界上有两种东西，我们对它们的思考越是深沉、越是持久，它们所唤起的那种越来越大的惊奇和敬畏，就会充溢我们的心灵，这就是繁星密布的苍穹和无处不在的互联网。如果说浩瀚星空总是引发人类对大自然的敬畏之心，那么迄今互联网撒射出来的万丈光芒，则让我们对人类的创造潜能感到惊奇不已。从某种意义上说，如果失去互联网，今天的人类社会将“一无所有”！
犹如混沌初开，美国军用阿帕网在1969年点燃的“星星之火”，至今已燎原全球。从小范围的军事科研到大规模的民用推广，作为二十世纪人类最伟大的发明，互联网与商业应用的结合，迸发出了令人叹为观止的创造力和生命力，衍化出了一个天涯咫尺、无远弗届的“地球村”。网络搜索、移动支付、电子商务、社交娱乐等一系列眼花缭乱、层出不穷的商业模式创新，谱写了亚马逊、谷歌、Facebook、腾讯、百度等企业传奇，缔造了人类历史上难以置信的互联网经济神话。
抚今思昔，第一次工业革命发生之际，中国正处于所谓的康乾盛世，清朝的闭关锁国使中国坐失了与世界强国并驾齐驱的良机；回溯第二次工业革命进行之时，孙中山、黄兴等民族精英正忙于“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中国又一次与追赶世界列强的机会擦肩而过。步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互联网应用大潮澎湃而起，历史性发展机遇从天而降，这一次中国没有成为旁观者和落伍者，1994年实现与国际互联网全功能链接，历经二十年飞速发展，中国一跃成为全球屈指可数的互联网大国。
事实胜于雄辩。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报告表明，2013年中国网民规模达6.18亿，连续六年排名世界第一；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报告显示，2013年中国电子商务交易额首次突破10万亿元大关，其中网络零售超过1.8万亿元，成为世界第一大网络零售国；美国著名咨询公司麦肯锡报告指出，2013年中国互联网经济占GDP比重（即iGDP）由2010年3.3%大幅升至4.4%，超越美国达到了全球领先国家水平。由上可见，互联网已成为加快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互联网经济将成为推动中国社会转型的新的动力！
这是一个怎样的时代？这是一个追逐梦想的时代！这是一个创造奇迹的时代！这是一个创业英雄的时代！这是一个完全属于互联网的时代！置身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我们有幸分享了互联网企业家们追求成功的激情与智慧，我们深刻领略了互联网商业模式创新的魔力与神奇，我们光荣见证了互联网产业快速发展的成就与辉煌！值此革故鼎新、凤凰涅槃之际，《互联网经济》杂志破茧而出，肩负的使命就是：为企业转型发展献策，为产业互联网化加速，为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助力！
效率才是经济之本！这既是《互联网经济》杂志的办刊理念，也是我们栏目设置、选题策划以及编辑遵循的根本原则。无论是揭示产业互联网化规律和趋势的“跨界论坛”，阐述互联网行业发展的新机会、新业态和新模式的“市场研究”，还是作为知名学者、行业专家和职业经理人思想阵地的“见识”，或是关注企业经营管理领域中的各个细分专业方向的“聚焦”，亦是分析互联网产业发展过程中成败得失的“互联网史记”，以及“资本”、“案例分析”、“管理之道”和“创业人物”等，以上各具特色的栏目，致力研究企业创业发展的规律，探索商业模式创新的方法，展现互联网经济发展的历程。历史终将证明：中国经济一旦插上互联网的翅膀，必将飞得更快、更高、更远！中国重登世界经济之巅的梦想不再遥远！
“步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互联网应用大潮澎湃而起，历史性发展机遇从天而降，这一次中国没有成为旁观者和落伍者，1994年实现与国际互联网全功能链接，历经二十年飞速发展，中国一跃成为全球屈指可数的互联网大国。”
“作为二十世纪人类最伟大的发明，互联网与商业应用的结合，迸发出了令人叹为观止的创造力和生命力，衍化出了一个天涯咫尺、无远弗届的‘地球村’”。
作者：罗文
国际互联网引发经济革命论文 篇3：
马克思国际价值理论与当代国际价值的变化
摘要：马克思关于国际价值的理论，散见在他的《资本论》和其他经济著作中。本文梳理了有关马克思国际价值的论述。接着以科技革命引发的信息化、全球化为线索，阐述了当代世界经济变化对国际价值的影响，进而分析了新时期国际价值的形成、实现的特点，以及国际价值规律作用的变化。研究马克思国际价值理论和新时期国际价值的变化，对我国发展对外贸易与国际经济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马克思;国际价值;经济全球化;对外贸易;国际经济关系
文献标识码：A
收稿日期:2006-11-18
作者简介:陈永志,厦门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 《资本论》与社会主义经济理论。
一、马克思的国际价值理论
关于国际价值问题，按马克思的“六册计划”是安排在最后两册《对外贸易》和《世界市场》中作专门研究的，但他生前没能实现自己的心愿。尽管如此，马克思还是留下了不少关于国际价值的论述，这些论述散见在他的经济学著作和手稿中。
1．国际价值的形成。马克思认为，商品价值是商品交换的依据。在一国范围内，商品的价值是由国内生产该商品所耗费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各个商品生产者相互之间交换劳动产品，必须以各自商品的价值量为依据。而衡量商品价值量的内在尺度是劳动时间，外在尺度是本国货币。由于各个国家商品生产的条件各异、劳动强度和劳动生产率有别，不同国家生产商品的价值也各不相同。在这种情况下，各个国家内部生产的商品价值，仅仅表现为国别价值。显然，国别价值是各个国家内部商品交换的依据。一旦商品越出国境，进入世界市场，情况也发生相应的变化。马克思说：“在世界贸易中，商品普遍地展开自己的价值”。[1]但在这里，商品作为价值进行交换的依据已经不同。在世界市场上，交换在国与国之间进行，这时交换的依据就不再为国别价值，即不再取决于各个国家内部生产商品所耗费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而是国际价值了。衡量国际价值的内在尺度为世界劳动的平均单位，外在尺度为世界货币。可以说，国际价值是由世界劳动的平均单位决定的。而世界劳动的平均单位，实际上也就是指在一般条件下，国际上生产某种商品所需要的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在这里，尽管商品的国际价值与国别价值一样，其价值实体都是无差别的一般人类劳动的凝结物，但它所代表的已不再是个别国家的抽象劳动，而是作为世界市场上参加贸易的一切国家的共同劳动所含的抽象劳动，具有普遍的国际意义。“因为对外贸易才把它里面所包含的劳动，当作社会的劳动来发展;这种劳动.将表现在无限系列的不同诸使用价值上。”[2]随着商品越出国境，进入世界市场，一国商品的国别价值也就转化为国际价值。这种转化，是通过竞争和价值规律的作用而实现的。
2．国际价值的基础。社会分工是商品交换的前提，是商品经济的基础。当社会分工进一步发展为国际分工，商品价值也由一国范围扩展到世界范围，形成国际价值。国际分工是国际交换的基础，也是国际价值的基础。马克思早在《资本论》和其他著作中就说过：到了机器大工业时期，“一种和机器生产中心新的相适应的国际分工产生了，它使地球的一部分成为主要从事农业的生产地区，以服务于另一部分从事工业的生产地区”。[3]“这些工业所加工的，已经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来自机器遥远的地区的原料;它们的产品，不仅供本国消费，而且同时供世界各地消费。旧的、靠本国产品来满足的需要，被新的要靠遥远的国家和地带的产品来满足所代替了。”[4]马克思和恩格斯明确指出：资产阶级“挖掉了工业脚下的民族基础”，建立起“以国际分工为基础的商品生产”。[5]“由于机器和蒸汽的应用，分工的规模已使脱离了本国基地的大工业完全依赖于世界市场、国际交换、和国际分工。”[6]马克思揭露了国际分工给原料出口国带来的灾难性后果：“这种贸易在主要出口原料的国家里却加深了群众的的贫困”。[7]马克思和恩格斯还论述了国际分工对不同国家所带来的影响：“正像它使乡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8]但是，从历史上看，国际分工还是有其进步意义的，它“把世界各国人民互相联系起来，把所有地方性的小市场联合成为一个世界市场，到处为文明和进步准备好地盘，使各文明国家里发生的一切必然影响到其余各国”。[9]
3．影响国际价值的要素。首先，劳动强度是影响际价值的重要因素。马克思指出：“国家不同，劳动的中等强度也就不同;有的国家高些，有的国家低些。于是各国的平均数形成一个阶梯，它的计量单位是世界劳动的平均单位。因此，强度较大的国民劳动比强度较小的国民劳动，会在同一时问内生产出更多的价值，而这又表现为更多的货币”。[10]其次，劳动生产率对国际价值也具有重要影响。劳动生产率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其中包括：工人的熟练程度、科学的发展水平和它在工艺上应用的程度、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生产资料的规模和效能、自然条件，等等。马克思分析了劳动生产率与商品价值量的关系：“商品的价值量与体现在商品中的劳动的量成正比，与这一劳动的生产力成反比”。[11]这说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既可以增加商品的总量，又可以降低单个商品的个别价值。国际价值是在国别价值的基础上，在世界流通领域经过交换，“在生产者背后由社会过程决定的”。[12]劳动生产率不同，同一种商品的国别价值和国际价值必然存在着差别。由于各国的资本有机构成和劳动生产率不同，在同一劳动时间内所生产的同种商品的数量就不同，从而表现为不同的国际价值量。马克思说：“价值规律在国际上的应用，还会由于下述情况而发生更大的变化：只要生产效率较高的国家没有因为竞争而被迫把它们的商品的出售价格降低到和商品的价值相等的程度，生产效率较高的国民劳动在世界市场上也被算作强度较大的劳动”。[13]马克思还作如下比喻：这好比一个工厂主采用了一种尚未普遍采用的新发明，他卖得比他的竞争者便宜，但仍然高于他的商品的个别价值出售，就是说，他把他所使用的劳动的特别高的生产力作为剩余劳动来实现。因此，他实现了一个超额利润。[14]马克思还进一步阐述了劳动生产率与资本主义发展程度的关系：“一个国家的资本主义生产越发达，那里的国民劳动的强度和生产率，就越超过国际水平。因此，不同国家在同一劳动时间内所生产的同种商品的不同量，有不同的国际价值，从而表现为不同的价格，即表现为按各自的国际价值而不同的货币额。所以，货币的相对价值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较发达的国家里，比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太发达的国家要小”。[15]
4、国际价值的转型。马克思在劳动价值论的研究中，只初步研究了国际价值问题，没能进一步深入研究世界市场上国际价值的转型———国际生
产价格问题，但是，马克思关于一国范围内的价值转型理论为我们提供了分析国际价值转型问题的思路。恩格斯早就明确指出：“生产价格适用于国际贸易”。[16]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建立以前，在国内商品交换中，商品是按照价值进行交换的，价值一直是价格运动的中心。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建立后，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和竞争的加剧，剩余价值转化为利润，利润转化为平均利润，相应地，商品的价值(c+v+m)也就转化为生产价格(K+P)。此后，商品的市场价格就不再直接围绕价值上下波动，而是围绕转型价值——生产价格上下波动。马克思认为：商品按照它们的价值或接近它们的价值进行的交换，比那种按照它们的生产价格进行的交换，所要求的发展阶段要低得多。而按照它们的生产价格进行的交换，则需要资本主义的发展达到一定的高度。也就是说，只有在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程度时，价值规律才会改变其发生作用的形式，商品才会按它们的生产价格进行交换。生产价格形成后，尽管各个生产部门的资本家所获得的平均利润可能高于或者低于本部门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但是，从全社会来看，剩余价值总量同平均利润总额还是相等的，商品的价值总额也是同生产价格总和相等的。因而从全社会来看，商品按生产价格出售，实际上就是按价值出售。
随着对外贸易和世界市场的进一步发展，利润率的平均化不再局限于国内。在国际市场上，等量资本要求获得等量利润的规律依然要发挥作用，因为资本“意识到自己是一种社会权力;每个资本家都按照他在社会总资本占有的份额而分享这种权力”。在马克思看来，激烈竞争引发的生产要素在国际间的自由流动，最终将导致世界市场的利润率趋于平均化，从而商品的国际价值也就转化为国际生产价格。尽管这需要一个相当长的发展过程，由于受国家利益的影响，各国难免都会推行保护主义政策，导致竞争规律在国际市场上难以充分展开。在这种不完全竞争的国际市场上，生产要素不能象国内市场上那样自由流动，但从长远的发展趋势看，国际价值转化为国际生产价格是势所必然。51国际价值的实现。世界市场的产生和发展是国际价值实现的重要前提。世界市场的产生是生产力及其交换关系发展的客观需要，它的发展是与资本相联系的，是资本本身不断扩张的必然结果。正如马克思所说的：“资本一方面具有创造越来越多的剩余劳动的趋势，同样，它也具有创造越来越多的交换地点的补充趋势;在这里，从绝对剩余价值或绝对剩余价值劳动的角度来看，也就是造成越来越多的剩余劳动作为自身的补充;从本质上来说，就是推广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或与资本相适应的生产方式。创造世界市场的趋势已经直接包含在资本的概念本身中”。[17]而世界市场的拓展，反过来又会有效地促进国别价值向国际价值的转化，促进国际价值的实现。正如马克思所说的：“只有对外贸易，只有市场发展为世界市场，才使货币发展为世界货币，抽象劳动发展为社会劳动。抽象财富、价值、货币、从而抽象劳动的发展程度怎样，要看具体劳动发展为包括世界市场的各种不同劳动方式的总体的程度怎样”。[18]但是，马克思也认为，世界市场的充分发展必然使资本主义的一切矛盾相应地展开，危机则是这一切矛盾综合作用的结果。
那么，世界市场上，商品的国际价值如何实现?在马克思看来，在国内市场上，生产商品的私人劳动只有转化为社会劳动，交换才能成功，商品的价值才能实现。在世界市场上，商品的国别价值只相当于个别价值，而商品的国际价值就是它的现实价值。由国别价值到国际价值的转化，同样是通过竞争和价值规律的作用而实现的。
马克思还论述了富国和穷国之间的商品交换问题，他说：“一个国家的三个工作日也可能同另一个国家的一个工作日交换。价值规律在这里有了重大的变化，或者说，不同国家的工作日相互间的比例，可能象一个国家内熟练的复杂的劳动同不熟练的、简单的劳动的比例一样。在这种情况下，比较富有的国家剥削比较贫穷的国家”。[19]马克思还进一步指出：比较发达的国家“投在对外贸易上的资本能提供较高的利润率，首先因为这里是和生产条件较为不利的其他国家所生产的商品进行竞争，所以，比较发达的国家高于商品的价值出售自己的商品，虽然比它的竞争国卖得便宜。只要比较发达的国家的劳动在这里作为比重较高的来实现，利润率就会提高”。[20]
二、经济全球化对国际价值的影响
100多年后，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市场出现了与马克思时代不同的新特点。与新科技革命紧密联系的信息化、全球化的发展，导致世界经济领域出现了许多新的经济现象与经济过程，同时对世界市场上国际价值及其规律作用的发挥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1.跨国公司的发展，为国际价值职能在更大范围的发挥提供了前提条件。
跨国公司成为当今世界生产要素跨国流动的最主要方式和手段。目前，全世界跨国公司对外投资总额超过了1万亿美元，控制了全球总生产的40%、国际贸易的50%和国际技术贸易的60—70%以及国际直接投资额的90%，国际技术转让的80%和科研开发的90%也是在跨国公司之间进行的。这一经济组织的快速发展，对全球生产产生了深刻影响：跨国公司在国际范围内组织生产，促进了各国间货物、服务、技术及其他生产要素的跨国界流动，从而实现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优化配置;跨国公司以全球市场作为操作平台，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将资金、技术、原材料等生产要素以及生产过程的不同环节投放到其他国家，把生产过程分散到世界各地，将本地化生产与本地化研发纳入全球生产、供应和研发体系，实现研究与开发、生产制造、采购和销售的全球优化配置，从而使世界各国市场成为全球市场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跨国公司之间组建战略同盟，在更广的地域范围内进行生产布局，使生产的社会化在世界范围内得以高度发展，使各国生产处于更加紧密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依存之中，这就把各国的生产联结成统一的国际分工基础上的商品生产世界体系。
跨国公司在国际范围内根据不同国家与地区，不同特点与优势来分工协作，组织生产。它在迅速推动国际商品流动的同时，也有力促进了国际资本的流动，促进了生产与资本的国际化发展，从而为国际价值职能在更大范围的发挥提供了前提条件。2.科技革命与信息网络的发展，为国际价值规律作用在更广阔领域的发挥提供了技术基础。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微电子技术为基础的信息技术革命以及国际互联网的形成，使得经济活动的国际界限逐渐模糊，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配置已开始突破时间和空间界限，世界经济正融合成全球一体的“网络经济”。
信息化带来的新的生产组织方式，可以在瞬间传递大量的经济与技术信息，大大方便了企业的生产经营业务;国际互联网的形成，可以为大公司、大
财团快速完成生产经营的统一组织与指挥，使先进国家的生产力向全球扩散，为生产国际化与经营跨国化创造良好条件；信息化带动的网络贸易，突破了传统贸易活动中物质、时间、空间对交易双方的限制，形成了潜力巨大的新兴市场。信息技术和现代通信技术的发展，有力推动了货币电子化和金融系统网络化的进程，各种新型的金融工具与交易技术不断涌现，为巨额资金在国际间的流动提供了极大便利，从而使国际资本流动速度大大加快。
由于信息网络的发展，资金、货物和服务的数字化交付使用，极大地降低了商品、资本、劳动及其他生产要素跨国交易的流通费用，节约了交易成本；由于信息网络的发展，创造了新型的交易方式，出现了电子数据交换、电子商务等便捷的电子化贸易手段，直接推动了国际贸易、跨国投资、国际金融的迅速发展和科学技术的广泛扩散与辐射。而全球信息网络的开通，使数万亿美元的贸易、投资和国际金融业务变成只是一种信息符号之间的流动，在举手之间即可完成。
3.世界市场的发育与完善，为国际价值的充分实现提供了市场平台。战后，随着生产力和生产专业化程度的大幅提高，国际贸易空前发展，世界市场的发育也日趋成熟，商品市场、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不仅已形成体系完备、反应灵敏的高效率的市场机制，而且市场结构也日趋复杂化。
随着殖民体系的瓦解，涌现了一批社会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使世界市场的国家构成发生了变化，即世界市场已不是原有的单一的资本主义市场，而是由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等各种不同类型的市场体系所组成。20世纪70年代末，社会主义国家先后向市场经济转轨，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也开始向市场化的经济运行机制过渡，从而大大拓展了市场机制的作用范围。就商品市场而言，其类型不断增多，除了传统的商品交易市场外，还出现了补偿贸易、租赁贸易、加工贸易等国际专业化协作市场。与此同时，世界市场的垄断也日益加强，竞争更加激烈。跨国公司成为垄断资本统治和争夺世界市场的主要形式。
4.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为国别价值向国际价值过渡提供了中介条件。
战后，在发展不平衡规律的作用下，国际间、地区间发展不平衡进一步加剧。一些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近、地理位置相邻的国家，相继组成了结合程度不同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以整体组织来增强经济实力和国际竞争能力。
这些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的共同点是对内实行各种经济优惠政策，对外设置共同的经济壁垒。特别是以发达国家为中心的一些区域经济一体化集团组织，利用其科技和经济的优势，强化各种经济壁垒措施，保护和获取集团利益，客观上造成了统一世界市场的分割，从而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然而，我们也必须认识到，尽管区域经济集团实行内外有别的原则，但是在区域集团内部实现生产要素即商品、资本、人员和劳务的四大自由流通，有效促进了价值规律在区域内合理配置资源。因此，我们可以把区域经济合作看作是经济全球化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必经阶段。
其实，这种局部统一的地区性世界市场也象国内市场一样，既是世界市场的一部分，又有别于世界统一市场。在这些区域性市场上，往往会形成本区域经济组织范围内商品独有的有别于国际价值的区域性国际价值，这种区域性国际价值的形成实际上是国别价值转化为国际价值的过渡阶段，为国别价值向国际价值过渡提供了中介条件。
5.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为国际价值职能的发挥设置了政策障碍。
世界市场是反映流通领域国际经济关系的一个重要范畴。如同国内市场要受到每个国家的经济制度和相关政策的制约和影响，世界市场也要受到世界各国的经济政治制度和相关政策的相互影响和制约。在世界市场上，虽然生产要素的流动主要是受国际价值规律支配的，但是，各国政府和企业从自身利益出发，往往会采取各种各样的政策和措施来影响生产要素在国际间的自由流动。
战前，世界各国贸易保护主义盛行，高达50%左右的关税极大地阻碍了商品的国际流通和国际贸易的发展，割裂了世界市场，也使各国的利益受到相应的损害。战后的1947年，美、英、中、法等23个国家签订关贸总协定(GATT——WTO的前身)，在此后的五十多年间，该组织致力于降低关税，消除贸易壁垒，促进了世界贸易的发展，其成员国之间的贸易额占世界总贸易量的90%以上。
然而，20世纪70年代以来，贸易保护主义重新抬头。在关税水平不断下降的情况下，西方发达国家广泛采取并不断强化种种非关税壁垒措施，作为实行贸易保护主义的主要手段，以限制别国商品的进入。现在，世界市场上国家的干预越来越多，各种贸易壁垒的新形式也不断出现，致使国际经济竞争更趋复杂化和白热化。这些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的实施，不同程度制约了国际价值职能的发挥。
三、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际价值的变化与特点
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加强和科技革命的深化，国际价值也呈现出与马克思时代不同的新变化和新特点。
1.科技因素在国际价值形成中的作用日益显化。
20世纪50年代兴起的第三次科技革命，导致了国际生产与交换出现一系列新的变化:电子计算机的发明与广泛应用，使生产逐渐步入自动化大生产阶段；计算机、通讯技术在市场交换等经济领域的广泛应用，大大缩短了各国、各地区市场的时间与空间距离，极大地降低了经济成本；以信息和基因技术为先导的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为国际贸易注入了新的内容。随着科技革命的加速，科技因素在国际价值形成中的作用也日益突出。科技劳动在价值创造过程中发挥的作用日益重要，世界市场科学技术含量的产品比重越来越高，高科技人员的劳动所创造的价值比重也越来越大。
商品国际价值的变动与世界平均科技水平和劳动生产率成反比，与国别科技水平和劳动生产率成正比，这一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得到了越来越充分的佐证。在科技革命作用下，活劳动在物质财富创造中的含量不断减少，创造价值的服务劳动的范围在扩展。要素种类的扩大与新的组合，改变着作为国际价值基础的平均的劳动生产率和劳动强度。鉴于高科技劳动在价值形成中具有高能、高质、高效、创新等特点，科技劳动通过提高已有产品的生产效率或发明新的产品，可以创造出巨大的社会财富，使商品价值总量大大增加。所有这些，验证了马克思在19世纪所预见的:“随着大工业的发展，现实财富的创造较少地取决于劳动时间和已耗费的劳动量，较多地取决于在劳动时间所运用的动因的力量。而这种动因自身--它们的巨大效率--又和生产它所花费的直接劳动时间不成比例，相反的却取决于一般的科学水平和技术进步，或者说取决于一般的科学技术在生产上的运用。”[21]
2.国际价值规律对国与国之间生产与交换的调节作用不断强化。
科技革命一方面大幅度提高了相关国家生产
的技术水平和劳动生产率，使劳动产品和社会财富迅速增长;另一方面科技革命通过互联网使各国的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使各经济主体能够及时、快速地获得国际市场的商品供求、价格起伏、资源流动以及汇率波动等信息，并根据国际市场的变化，及时调整产品结构和产业结构，从而强化了价值规律对各经济主体生产的调节作用。
科技革命引发的国际分工和生产国际化水平的提高，使国际经贸关系获得了长足的发展，而国际经贸关系的发展，又促进了世界市场体系不断完善、运行机制不断健全。突出表现在:市场主体越来越趋向多层次化，既有国家间地区组织，也有企业和个人;市场客体也越来越多样化，从货物进出口、资本输出入，项目招投标，到服务贸易、人员流动、技术和信息的交流与合作，等等，涉及到国际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而市场主体与客体的发展变化，有效地促进市场交易额迅速增长。
随着价值规律调节作用的不断强化，由世界市场内在规律所产生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一般规则，正成为世界各国进行各种经济交往活动的共同基础和统一准则。
3.国际价值实现的市场平台扩大化，实现方式多元化。
战后，世界市场发展迅速，目前不仅有北美市场、欧盟市场、日本市场等成熟的市场，还有非洲市场、东欧市场、中亚市场等正在成长的市场，而且市场种类不断增多，市场区域不断拓展。新科技革命推动了国际分工的细化，促进了生产的国际化以及交换和消费的国际化，扩大了世界市场的广度和各国贸易往来的深度，也使世界市场的运行机制更趋完善，从而使国际价值实现的市场平台也相应地进一步扩大。
与此同时，国际价值的实现方式也进一步多元化。在当今的世界市场上，既存在着传统的营销方式，也存在现代的营销方式。相应的，在价值实现方式上，不仅有货物商品的价值实现方式，而且有服务商品的价值实现方式和信息产品的价值实现方式。
尤其需要注意的是，随着国际互联网的发展，创造了一个全新的网上贸易市场。网络贸易使整个交易过程，包括交易磋商、签约、货物交付、货款收付等重要环节都可在全球电信网络上进行。随着信息技术在商业领域的运用，电子商务将大幅度促进国际贸易的发展，同时也将给服务业带来巨变。网络贸易在实现商品价值尤其是在实现无需长途运输的服务商品的国际价值方面所起的重要作用，构成了信息经济、市场经济有别于自然经济的显著特征。
4.国际价值实现的障碍多重化。
在当今世界市场上，国际价值的实现过程遭到新贸易保护主义障碍。新贸易保护主义障碍主要有技术壁垒、环境壁垒和绿色壁垒，此外，还有反倾销、反补贴、特保措施、美国337条款，等等。随着高新技术的迅速发展以及各国环境保护意识的增强，技术标准在国际贸易中的影响越来越大，促使贸易壁垒发生结构性变化:关税壁垒逐步为非关税壁垒所替代;非关税壁垒中，配额、许可证等贸易壁垒形式正逐步为贸易技术壁垒(TBT)所替代。贸易技术壁垒正成为贸易自由化条件下国际贸易壁垒的主体。此外，世贸组织发达成员任意动用针对发展中成员出口商品的歧视性贸易措施，包括滥用反倾销规则、制定不切实际的环境标准。20世纪9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对进口产品的环保标准不断提高。例如，欧洲相继建立“生态标签”制度，推出欧州环境标志，并在1995年开始实施《国际环境监查标准制度》，以所谓”绿色壁垒”来实施对国外农产品的限制等;又如，欧美等发达国家在家纺的“后配额”时代针对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家纺产品出口，采取诸如“绿色标准”等各种贸易壁垒新形式。还有，知识产权纠纷也已经逐渐成为发达国家企业为中国等发展中国家企业设置贸易壁垒的一个新形式。
100多年前，马克思初步建立了他的国际价值论。在新的历史时期，科技革命引发的信息化、全球化对国际价值产生了重要影响。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际价值发生了许多新的变化，出现了与马克思时代不同的特点。研究这些变化与特点，对于丰富与发展马克思的国际价值理论，并联系我国对外贸易与国际经济关系的实际加以应用，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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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361-3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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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391.
[2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217.
责任编辑:郑洪昌
作者：陈永志 李细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