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是小编精心推荐的《三国志与三国演义论文(精选3篇)》的文章，希望能够很好的帮助到大家，谢谢大家对小编的支持和鼓励。内容摘要：罗贯中《三国演义》开历史演义小说繁荣之滥觞，杨尔曾《东西晋演义》便是这一潮流下的产物，他在序文中表示：“当与《三国演义》并传。
第一篇：三国志与三国演义论文
《三国志通俗演义》与通行本《三国演义》中曹操形象之比较研究
摘要:《三国演义》在中国是传统的四大名著之一,可谓家喻户晓。而三国故事中的重要人物如曹操、诸葛亮、刘备等也是妇孺皆知。然而,对于普通读者甚至有一些专业知识的人来说,都是只知通行本《三国演义》,却不很了解其重要的“母本”《三国志通俗演义》,对两者在人物形象塑造上的差异则更是少有关注。本文旨在通过研究曹操这一重要的三国人物形象在长篇历史小说《三国志通俗演义》与通行本《三国演义》中的不同表现,阐明”通俗演义“本与”演义“本的区别,强调“通俗演义”本的重要性,也使已经百花纷呈的曹操人物形象研究更加完整。
关键词:曹操;《三国志通俗演义》;《三国演义》;形象;比较
一、《三国志通俗演义》与《三国演义》版本解析
元末明初人罗贯中在前人所创造的各种有关三国题材的文学成果基础上,纳百川而成大海,创作出了中国第一部长篇章回体历史演义小说——《三国志通俗演义》。罗贯中在小说中所勾画的三国历史框架以《三国志》《资治通鉴》等史书为主要依据。在细节描写和人物形象塑造上则广泛地吸收了裴注、《三国志平话》、元杂剧三国戏以及各代三国诗中丰富的创作素材,并在此基础上加以扩展、虚构,使这些广泛流传于民间的三国传说故事、野史杂传等等丰富的内容都成为了小说中的典型化情节。总之,罗贯中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所独立创作的这部伟大的小说是三国题材演化史中的巅峰之作,集大成之作,是中国小说史乃至中国文学史上一部不朽的作品。恰如明人高儒所评:“据正史,采小说,证文辞,通好尚,非俗非虚,易观易入,非史氏苍古之文,去瞽传诙谐之气,陈叙百年,该括万事。”
现存最早的《三国志通俗演义》的版本,是明嘉靖壬午年(公元1522)刊刻的《三国志通俗演义》,即通常所称的“嘉靖本”。全书二十四卷,二百四十则,题署“晋平阳侯陈寿史传,后学罗本贯中编次”。至《李卓吾先生批评三国志》本,将二百四十则合并为一百二十回;清康熙年间,毛纶、毛宗岗父子在李卓吾评本的基础上对作品进行了系统的评点及修改。毛评本《三国演义》自清初以来一直广泛流传,至今日更是成为了家喻户晓的通行本。而原本《三国志通俗演义》反而较少受到关注。然而,欲了解罗氏创作的原貌,则必须从《三国志通俗演义》入手。而《三国志通俗演义》中的曹操形象,更是曹操形象演进过程中极为重要的发展环节。
二、《三国志通俗演义》中的曹操形象
曹操是《三国志通俗演义》中塑造的众多不朽的艺术典型形象中最为成功的一个。罗贯中对前代源于史书、杂传、诗歌、平话、三国戏中的有关曹操的各种文献记载、传说故事采取了兼收并蓄的态度。无论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视表现人物的需要,作者皆取而用之。由此,这些流传于各个朝代的事件被作者巧妙地串珠成链后同时作用于曹操这一人物身上。不仅使其性格在多元中形成统一,而且明确地表现为不同于任何一个的艺术典型。这一艺术典型的性格结构是复杂的、多层次的,同时也是统一的。
(一)曹操人物性格的复杂性
《三国志通俗演义》中的曹操是一个奸雄,“奸”与“雄”的同时存在造成了曹操人物性格的复杂性。首先,《三国志通俗演义》中的曹操仍然是东汉末年历史上叱咤风云,统一北方的政治家、军事家。试看书中曹操出场时的一段文字:“为首闪出一个好英雄,身长七尺,细眼长髯。胆量过人,机谋出众。笑齐桓、晋文无匡扶之才,论赵高、王莽少纵横之策。用兵仿佛孙、吴,胸内熟谙韬略。”曹操以“英雄”的身份出场,他过人的胆识是作者极力渲染的“雄”的品质。这一品质首先在“诛宦讨卓”的宫廷政治斗争中得到了集中的表现。在何进谋划尽诛宦官的过程中,曹操劝谏何进说:“宦官之势,起于冲、质之时,朝廷滋漫极广,安能尽诛?倘事不密,必有灭族之祸。请详察之。”这一极富远见的正确的策略不但未被何进采纳,反被何进叱为“汝小辈安知朝廷大事。”当袁绍主张“召四方英雄之士”进京“尽诛阉竖”之时,曹操又一次站出来以忠言劝说何进:“宦官之祸,古今皆有;但世主不当假之权宠近侍,浸润成疾,使至于此。若欲治罪者,当除元恶,但付一狱吏足矣,何必纷纷召外兵乎?欲尽诛之,事必宣露。吾料其必败也。”何进依然没有采纳曹操之言,并认为曹操“亦怀私意”。结果何进被杀,董卓进京乱政专权,曹操“乱天下者必进也”的预见得到了印证。此时满朝文武一筹莫展,“尽皆掩面而哭”,在这危难时刻,只见座中一人抚掌大笑曰:“满朝大臣,夜哭到明,明哭到夜,焉能哭死董卓耶?”原来又是曹操挺身而出,他定下献刀刺卓之计,冒着杀身灭族的危险去行刺董卓。这一行动虽然没有成功,但曹操的胆量、勇气以及甘愿冒死的决心都使他成为这一事件中独一无二的英雄。
在作者让曹操以英雄的面目在书中出场时,又紧接着写了曹操年幼时假装败面口欺骗叔父的故事。也就是说,曹操的“奸”与“雄”是同时出场的人物特质,它们都是人物的主体性格。又前文所叙曹操在谋刺董卓事件中是一个英雄,而作者在此事件之后所作的叙述,则极端地表现出曹操的奸与残。曹操谋刺董卓失败后,在逃跑途中来到了世叔吕伯奢家中。吕伯奢对待正被追捕的曹操非常热情,欲杀猪款待。而曹操在听到“磨刀之声”和“缚而杀之”之语后,顿生疑心,误以为吕家要杀害自己,于是“不问男女”,杀死了吕家老小八口。更为可恶的是,当曹操明知误杀以后,又为了保全自己杀死了为自己外出打酒的吕伯奢。这种“知而故杀”的行为,是“大不义”,是极其残忍、无情的。之后书中用曹操的一句话道出了其如此残忍的原因:“宁使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这种极端利己的心理使曹操必然具有多疑、奸险、不择手段的性格。这一性格在此全方位地表现出来,也由此贯穿这一人物形象始终。在《三国志通俗演义》中,曹操的奸与雄总是同时存在的,它们共同构成了曹操这一人物的主体性格,也形成了这一性格的复杂性。
(二)曹操人物性格的多层次性
如前文所述,罗贯中笔下的曹操因为具有两面主体性格而显得复杂。但是,“奸”与“雄”并不能完整地概括曹操这一人物的性格内涵。在这两面主体性格之下,是人物多层次展开的侧面性格线索,这些侧面性格既丰富了主体性格,又与主体性格保持着和谐、统一。首先,在曹操“雄”的主体性格中,罗贯中又通过多个性格侧面的描写来丰富曹操性格中“雄”的内涵。
第一,在殘酷的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中,为了扫除异己,巩固自己的权利,曹操有其奸狠的一面。而从另外一个角度,为了统率三军,为了笼络人心,为了成就霸业,必然也要求曹操的性格中具有包容性的一面。曹操性格中的包容性首先表现在惜才用才上。曹操一生都以广揽人才作为最重要的政治策略。曹操纳才,不问出身,不论贵贱,即使来自敌方阵营,甚至曾经势不两立,曹操都能以宽广的胸怀接纳之。曹操著名的谋士荀彧、许攸都曾旧事袁绍,曹操对其皆视若心腹。在官渡之战最紧要的关头,许攸弃袁绍来投曹操,曹操闻许攸前来竟“不及穿履,跣足出迎之”。许攸为曹操献“火烧乌巢”之计,军中将士皆劝曹操不可轻信许攸,而曹操却对许攸信而不疑。若无过人的胆识与胸襟,曹操岂能在这危急时刻接纳许攸并委以重任?然若曹操不纳许攸,又岂能取得官渡之战的全胜?
第二,为了笼络人才,让众多有才之士能为自己所用,曹操有一套十分积极的与部将的相处之道,在这些相处之道中,也折射出曹操性格中闪光的地方。例如:曹操虽然智谋出众,见识过人,但与部将相处时,却并不刚愎自用,而是能够真诚地听取部将的意见。对于一个政治军事领袖来说,这一点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也正是这一可贵的品质,为他赢得了一次又一次的胜利。仍以官渡之战为例,曹操先依荀攸之计确定了正确的战争策略;又在将士疲惫、粮草缺乏,打算放弃官渡之时听从荀彧“画地而守之”的建议,坚定了战斗的决心;最后,曹操又用许攸之计火烧乌巢粮草,取得了转折性的胜利。此三计若缺一,曹操就很难取得战争的最后胜利。相反,袁绍也正是因为拒不听从谋士的建议,骄傲固执,才最后落得惨败的下场。
第三,赏罚分明的行事作风也是曹操成就霸业不可或缺的领袖品质。曹操领军征战,只要取胜,必定犒赏将士。对于功臣爱将,更是以厚赏相酬。有时甚至兵败,曹操依然会奖赏有功之人。例如建安十三年,夏侯惇与于禁、李典引军南征,至博望坡时,夏侯惇执意催军赶杀,中了诸葛亮火攻之计,致使曹军死伤惨重。回到许昌后,夏侯惇向曹操负荆请罪,并言说于禁曾预见诸葛亮火攻之计并劝阻自己一事。曹操听闻,对于于禁之才大为赞赏,并在兵败的情况下同样厚赏了于禁。对有功之臣,曹操会慷慨嘉奖;而对有过之臣,则无论亲子爱将,皆毫不留情。例如曹操率军西征张鲁时,夏侯渊、张郃因疏忽大意被敌兵劫寨,致使曹军大败。曹操恨二人之轻率,大怒曰:“汝二人行军许多年,岂不知‘兵若远行疲困,可防劫寨’,如何不作准备?”因此欲斩二人以明军法。可见即使是曹操的至亲,在军法面前也没有情面可讲。
第四,罗贯中同样也多层次地描写了曹操性格中“奸”的一面。曹操的“奸”,除了表现为前文所叙的奸诈、残忍两个主要方面外,也同样有其他侧面的表现,例如僭越皇权。在皇权至上的封建社会中,曹操最为人所厌恶的当是他对皇权的蔑视与践踏。罗贯中在《三国志通俗演义》中对这一侧面进行了充分的描绘。其中最典型的情节当属“许田射鹿”了。曹操与天子在许田狩猎,“操与天子只争一马头,背后都是操的心腹之人”。献帝令曹操射一只大鹿,曹操竟然讨要只有天子能用的雕弓与金鈚箭,这已然是大不敬了。待曹操射中之后,群臣皆以为乃天子之箭,于是高呼“万岁”,曹操此时挡在天子面前,心安理得地消受这“山呼万岁”之声。曹操欺君罔上若此,“奸臣”“奸贼”之名不可谓不当也。
由此可见,“奸”“雄”二字还远远无法概括曹操性格的全部,他的性格体系是一个多方面展开的层级结构,它们从不同角度大大丰富了这一人物的性格内涵,使曹操当之无愧地成为全书中最好看也是最耐人寻味的人物。
(三)曹操人物性格的统一性
有人也许会说,这么多性格因素同时出现在曹操身上,难免会造成人物性格的无序、分裂,从而导致人物形象塑造的失败。然而,罗贯中笔下的曹操却是一个完整的活生生的艺术形象。这就是因为在复杂面前做到了统一。曹操之“奸”并不能阻挡其取得战争的胜利,也不能影响其胸中的雄才大略,有时反而会成为其保护自己、达到目的的手段;而曹操之“雄”虽不能抹煞其性格中狡诈残忍的阴暗面,但若“奸”与“雄”产生矛盾,“奸”便会向“雄”的方向转化,最终仍然达到统一。例如曹操“割发代首”的故事,曹操当然不可能真的自刎,这固然是他在玩弄权术,但另一方面权术的目的却是为了严明军纪。“奸”是为“雄”服务的,若没有“割发代首”,又怎能表现出法令严明、言出必行?又怎能统率三军呢?再看曹操降张辽一节,张辽被俘后,曹操认得张辽乃当日濮阳城内放火之将,张辽骂曰:“只可惜火不大,若火大,烧死你这国贼!”曹操听闻此言,怒不可遏曰:“败将安敢辱吾!”拔剑便欲杀张辽。刘备、关羽俱劝曹操张辽乃忠义之士,当容留身边。于是曹操的态度旋即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他先大笑曰:“我亦知文远忠义之士,故相戏耳。”又亲自为张辽松绑,并说:“纵使杀吾妻子,亦不记仇。”张辽用曹操昔日中计惨败之事辱之,曹操岂有不怒之理?曹操为报父仇徐州屠城,又岂是不记仇之人?然曹操爱张辽之才,敬张辽之义,杀之不如降之。于是曹操顷刻间化怒为善,变恨为爱,那一番虚词假意自是曹操奸处,然此种气度、此种爱才之心又恰是曹操雄处。可见,曹操性格中的两个主体方面是始终统一于人物形象内部的。它们相互交融,互相转化,共同构筑了这一生动完满的人物形象。
综上所述,《三国志通俗演义》中的曹操是一个复杂的、丰富的、完整的人物形象。罗贯中恰如其分地设置了可获取的各种于人物塑造有益的故事情节,而没有有意地取舍材料。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一定的合理性虚构,从而使曹操这一人物形象没有走向任何一个极端。他没有伟大似神,也没有可恶如鬼,他是一个真实的、血肉丰满的人。这也正是曹操这一艺术形象塑造最为成功、内涵最为丰富之处了。
三、通行本《三国演义》对曹操形象的再塑造
毛本《三国演义》中,弥漫着强烈的贬曹色彩,曹操性格中的“奸”与“雄”已经不再处于共存融合的状态,而是“奸”远远地占了上风。无论在封建伦理道德上,还是在性格品质上,曹操已然成为对立于刘蜀的反面人物形象。在《读三国志法》中,毛氏父子便非常明确地表示了他们的立场。《读三国志法》第一句话,毛宗岗便开宗明义地说:“读《三国志》者,当知有正统、闰运、僭国之别。正统者何?蜀汉是也。僭国者何?吴、魏是也。闰运者何?晋是也。”在毛宗岗的正统观念中,“蜀为帝室之胄”而“魏为篡国之贼”,这一封建正统道德观念不仅贯穿毛本《三国演义》始终,也大大影响了曹操这一人物形象的塑造。曹操之僭越乃毛氏父子绝无可能容忍之处,其“窃国家之柄而姑存其号”的做法也为人所共愤。因此这一人物在毛氏父子的评改之下必然难逃被贬斥与批判的命运。再有,毛宗岗在《读三国志法》中谈到:“吾以为三国有三奇,可称三绝。诸葛孔明一绝也,关云长一绝也,曹操亦一绝也。”诸葛亮之“智绝”、关羽之“义绝”、曹操之“奸绝”固然概括得不错,然此三绝一定,便为人物设定了其形象发展的模式。曹操之“可恶”在毛宗岗的评改中被渲染、强化,而其他可赞之处则被相应地弱化甚至抹杀,因此更显得奸诈凶残。即使提及其智,毛宗岗也同样以贬词叙之。例如,他在《读三国志法》中所言:“智足以揽人才而欺天下者莫如曹操”“是古今来奸雄中第一奇人”。这两句话当能准确地表述出毛氏对曹操的评价。曹操在毛本《三国演义》中,以一个奸狠的国贼形象出现。为了完成这样的形象再塑造,毛宗岗主要做了以下三方面的工作:
(一)在刘、曹对比中见优劣
如前文所述,由于毛氏父子强烈的封建正统道德观念,“尊刘贬曹”的思想始终贯穿着毛本《三国演义》。因此,曹操总是作为正面人物刘备的对立面出现,在两相比照下使胜负自见。这正是毛宗岗再塑造曹操形象采用的主要方法之一。例如毛本《三国演义》第一回写道:“百忙中忽入劉、曹二小传:一则自幼便大,一则自幼便奸;一则中山靖王之后,一则中常侍之养孙。低昂已判矣。”在第一回正文刘曹二小传的描写中,写刘备是“玄德幼孤,事母至孝”;而写曹操则用其“败而口”以欺叔父一事,于是毛氏有评道:“玄德孝其母,曹瞒欺其父,邪正便判。”再看“曹操释关羽”与“刘备送徐庶”两个典型情节的对照:毛本《三国演义》第二十七回中写曹操送关羽离去后,关羽因缺少一纸“丞相文凭”而屡受阻碍,因此才不得已过五关斩六将一路杀去。毛宗岗评道:“其于关公之去,赠金、赠袍,亲自送行,而独吝一纸文凭,不即给与。使关公而死于卞喜之伏兵,或死于王植之纵火,则操必曰:‘非我也,守关将吏也。’”而书中第三十六回写刘备送徐庶之景则情深意长,感人肺腑。当刘备得知徐庶将要离去,与徐庶对饮而泣,“坐以待旦”;第二天更与徐庶“并马出城,至长亭下马相辞”;最令人感动敬佩的当属其送别之辞:“备分浅缘薄,不能与先生相聚,望先生善事新主,以成功名!”直至徐庶上马,刘备仍紧紧拉住徐庶的手说:“先生此去,天各一方,未知相会却在何日!”说罢,泪如雨下。一边是金银珠宝贿赂不成万般无奈让其离去,一边是设身处地为其着想以真情送其离去,两相比较之下,毛氏自有定论:“曹操之于关公,佯纵之而阴阻之,及阻之不得,而后送之;若玄德之于徐庶,则竟送之而已。且曹操深欲袁绍之杀玄德,而玄德惟恐曹操之杀徐母。一诈一诚,相去何啻天渊!”在与刘备的对比中,曹操成了一个道德丑的典型,他的奸伪、自私在鲜明的对比中被揭示得淋漓尽致,让人读来也难免不产生爱刘恨曹的情感倾向。
(二)在情节、文字的改动中丑化人物
与罗贯中的《三国志通俗演义》比较来看,毛本《三国演义》有很多与其情节、文字相异之处,这些相异之处必然会影响人物形象的表现。就曹操人物形象来说,在情节文字的变化中,人物丰富复杂的性格结构逐渐向集中表现其道德丑的方向发展了。试举数例说明之:例如前文所述曹操义释关羽一事,罗本《三国志通俗演义》中,曹操数次下令沿途关卡不得阻挡关羽;而毛本《三国演义》中,关羽却因为缺少曹操的一纸文凭而遭遇重重困难。这一情节的细微改动使曹操全关羽之义的大度成了阳奉阴违的阻挠。再以曹操对待刘备为例:曹操引刘备见献帝后,献帝认刘备为皇叔,曹操的部将都认为这件事于曹操不利。罗本《三国志通俗演义》中写曹操的态度是:“玄德与吾结为昆仲,安肯外向耶?”而毛本《三国演义》中,曹操则换了另一副嘴脸:“彼既为皇叔,吾以天子之诏令之,彼愈不敢不服矣。况吾留彼在许都,名虽近君,实在吾掌握之内,吾何惧哉!”言语上的些许变化使一个心胸宽广,有王者之风的曹操变成了一个老谋深算、阴险虚伪的小人。
还有曹操在书中的出场,毛本也与罗氏原本大异其趣。罗氏原本写曹操出场是“为首闪出一个好英雄”,而毛本中则是“为首闪出一将”。在毛本《三国演义》中,用“英雄”来指代曹操当然太不合适了。无论是在正文还是回目中,我们可以看到不少指代曹操的称呼,有很多都是诸如“曹瞒”“老瞒”“奸贼”一类极富贬斥性的语辞。例如罗本中的“曹操勒死董贵妃”,到毛本中是“国贼行凶杀贵妃”;而“祢衡裸衣骂曹操”则成了“祢正平裸衣骂贼”等等。可见,称呼的变化可以使赋予人物的情感取向发生很大的变化,而曹操的国贼形象在毛本中是表现得非常明确的。
(三)在评点中表现出强烈的贬抑之情
毛本《三国演义》最显著的特征即是毛氏父子的评点。他们以回前批语、文中夹评的形式对小说的情节、人物、结构等各个方面进行了符合其道德及审美倾向的评点,极力地深化曹操奸狠虚伪的性格特征,表现出对曹操的贬抑之情。例如,在曹操残忍杀害吕伯奢灭口的正文之后,毛氏有一段激愤的评点:“乃翁之结义兄弟也,而既杀其家,复杀其身,咄哉阿瞒!岂堪复与刘、关、张三人作狗彘耶?”毛氏先激烈地控诉曹操“既杀其家,复杀其身”的无情无义之举,又将此举与刘、关、张的结义之情作出比较,以更加突显曹操的奸诈凶残。而在陈宫患曹操之奸狠,拔剑欲杀曹操之文后,毛氏又鲜明地表达出自己的立场:“该杀!”这两个字虽然简单,却铿锵有力,掷地有声,在文中本写曹操之奸之残的情节之后贯入这样的评点,更加能引起读者对曹操的反感和对其无義行为的痛恨,并同时在对比中进一步牢固尊刘贬曹的审美倾向。
就是在毛氏父子如此的修改、评点之下,曹操的形象失去了罗贯中《三国志通俗演义》中的多层次性、复杂性,而扎扎实实的就是一个国贼奸雄的艺术典型。“奸绝”正是这一艺术典型的典型性所在,这一典型性形象经过再塑造之后,人物性格重点突出了,但丰富性相对弱化了。他因为性格中的一绝——“奸”而同样能给读者留下深刻的艺术印象,但在性格的绝对化中又显得不够真实。然而毛本《三国演义》毕竟是今天离普通大众最近的一个阅读版本,因此,毛本《三国演义》中的这个“奸绝”曹操也是今天普通大众最为熟悉,最为接受的曹操形象。历史中的曹操也许会对这个被艺术化的自己不甚满意,但是,从塑造典型艺术形象的角度来说,这种定型化的工作还是值得肯定的,因为它终究为我们展示了一个绝版的精彩人物,“古今来奸雄中第一奇人”——曹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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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何 文
第二篇：《东西晋演义》与《三国演义》对比研究
内容摘要：罗贯中《三国演义》开历史演义小说繁荣之滥觞，杨尔曾《东西晋演义》便是这一潮流下的产物，他在序文中表示：“当与《三国演义》并传。”本文将两部小说进行对比，发现虽同为历史演义题材，但由于时代背景、写作角度等方面的差异，《东西晋演义》虽有明显模拟《三国演义》之痕迹，亦有与之不同的面貌，主要体现在小说体例、战争描写、虚实构成与女性观四方面。
关键词：体例 战争 虚实 女性观
杨尔曾《东西晋演义》接三国之事，叙两晋兴亡，夹杂五胡十六国纷争，既含军政大事，又有人物轶闻。与《三国演义》相比，其在文学性上存在不足，但却具有更为浓厚的史学气息。
一.体例之别
倪浓水《小说叙事研究》中有“四大奇书叙事结构和中国古代文化哲学”一节，书中提到“百回本十回书叙事结构”在四大奇书中内在的一致性。《三国演义》与《水浒传》通行本均为一百二十回，《三国演义》前五十回大致以十回为单元，分别为董卓传、吕布传、曹操传、刘备传、诸葛亮传，《水浒传》人物也有林冲十回、宋江十回、平田虎、王庆、方腊各占十回的相似结构。吴承恩《西游记》为一百回，其构建则以“九”为单元，如“九九功成”安排在第九十九回，同为一百回的金瓶梅最晚出现，并将这种结构发展至最完整，这里不再进行举例。作者认为这种“百回本十回书叙事结构”深受中国历史传统文化的影响，百十具有完整的意义，而一百二十回的叙事安排，也受“十干”、“十二支”等文化元素影响，结合中国的历史文化，这样的分析是很有根据的。
杨尔曾在《东西晋演义》序中，也分别提到过《三国演义》、《水浒传》、《金瓶梅》，四大奇书占了其三，按说作者成书体例应受前人影响，呈现出相似的叙事结构与脉络，且他明确表示“当与《三国演义》并传”，但周氏大业堂本《东西晋演义》却更多受如《通鉴纲目》等史书影响，分为十二卷三百五十二则，每卷则数有多有少，并不完全一致，每则名称多为七言，但也有部分例外。
笔者认为，出现这类区别，并非作者在成书模式上的简单选择，而是虽同为历史演义小说，《东西晋演义》与《三国演义》相比，“史”的气蕴更加浓厚一些。《三国演义》虽为讲史，却是以“人物塑造”为中心，故事虽按时间顺序叙述，但在第一回“宴桃园豪杰三结义，斩黄巾英雄首立功”便引出了主要人物刘关张三兄弟，之后的叙述中，虽是豪杰并起，但作者有明显的轻重之分，三国以魏蜀为主，魏蜀之间则是有着明确的“拥刘贬曹”倾向，有着明确的叙事脉络。而《东西晋演义》则体现出作者强烈的信史观，序文一开头便是：“一代肇兴，必有一代之史，而有信史、有野史。好事者藂取而演之，以通俗谕人，名曰‘演义’。”作者在编撰中，引用极多的书、表、诏来增添其“史”的性质，出现频次高出《三国演义》数倍不止。此外，作者还有意将两晋时期的人物事件纷纷罗列，这也是全书有多达三百五十二则的原因之一。这样的安排固然有好的一面，但却大大降低了小说的观赏性，如“司马亮专权执政”、“成都王独执权政”、“河间王专执朝权”等则目只有数行字，仅是事件的简单陈述却单成一则，缺少故事性且使得全书结构较为破碎。但即便如此，上述三则故事却也影响着历史进程，可谓重要事件，不得不写，然“陆云县治若神明”、“江统进上《徙戎论》”、等则目相比于上述三则，在历史进程中却是可有可无，前者似为一小故事穿插其中，后者则基本以《徙戎论》原文为一则。除此之外，部分则目会穿插其他人物传记，如“帝用华计杀楚王”文末突然以“却说”为头，引出陆机陆云二兄弟的人物小传，“王氏惠风守贞节”一则，与题目相符的内容仅占十分之一，剩余却又是以“史说，阎缵字续伯，巴西人也”引出这一人物。这样的结构安排体现出作者想要似史书一般包罗万象，叙述出完整的东西晋历史的想法，却又受小说体裁限制，无法采用单独的人物列传这类格式，只得呈现出此般风貌的矛盾状态。所以作者才会在序文最后说：“间有姓氏之错谬，岁月之参差，郡邑之变更，官爵之诖误，先后之倒置，章法之紊乱，皆非我意也，仍旧文而稍加润色耳。知我者，幸毋以鸴鸠见哂。”但杨尔曾并没有只对该缺陷进行说明而置之不理，在之后的武林版《东西晋演义》中，他将全书改为十二卷五十回，叙事零碎的缺陷也进行了部分修正，较旧本有了明显改观。纪德军先生在《明清历史演义小说艺术论》中曾指出：“自此(武林版东西晋演义)以后，演义小说便大多采用七言双句标目。①(156)”肯定了该版本的文学史价值。
二.战争之同
《三国演义》讲述东汉末年军阀相争的历史事件，战争描写自然是重点内容。《东西晋演义》相比前者，虽多了许多朝政描写，但两晋时期由于“八王之乱”、“五胡乱华”、“北方十六国”，大小战争亦是源源不断。两相比较，会发现后者在战争描写上有着明显的模拟痕迹。主要体现在以下两点：
(一)数字化的精细表述
《三国演义》中，为体现战争场面的宏大，对领兵数量常以万、千为单位，表述极为精确。此外，为体现排军布阵之人的神机妙算，亦是在一定程度上以数字体现。以第四十回“火烧新野”诸葛亮对战事的安排为例：
一面聚诸将听令，先教云长：“引一千军去白河上流头埋伏。各带布袋，多装沙土，遏住白河之水。至来日三更后……”又唤张飞：“引一千军去博陵渡口埋伏……”又唤赵云：“引军三千，分为四队，自领一队伏于东门外，其三队分伏西、南、北三门……”再令糜芳、刘封二人：“带二千军，一半红旗，一半青旗，去新野城外三十里鹊尾坡前屯住……”
画面转至曹军，亦是“却说曹仁、曹洪引军十万为前队，前面已有许褚引三千铁甲军开路，浩浩荡荡，杀奔新野来。”通过数字、方位、颜色、军种等精细化表述，将诸葛用兵之神，曹军声势之大体现出来。
《东西晋演义》受体例限制，对于战争描写虽不如《三国演义》般精彩纷呈，悬念迭生，但对于战争场面的表述则是吸取了前者的经验，以数字来体现战事的宏大。如“趙王发兵伐燕国”一则：“却说赵王虎恨燕与段辽在密云击败其将麻秋，乃合兵五十万，具船一万艘，自河通海，运谷千一百万斛于乐安城……括取民马，敢匿者腰斩，凡得四万匹。”除此之外，书中不乏“雄兵百万”“战将千员”等词汇运用。倘若读者认为战事描写本该如此，并无借鉴模拟之嫌，且看“桓温伐燕大败还”一则对慕容垂用兵的表述：
然后唤诸将听令，先差云枨：“带二千人，各将布袋去溪河上流头埋伏，用布袋装上砖土，拒住溪河之水，到来日三更以后……”吴王垂又唤戴德：“可引一千军去博陵边渡口埋伏……”垂又唤赵平：“你可引军三千……你却在东门外伏定……”垂再唤糜玉、刘同：“你二人可带二千军，一半红旗，一半青旗，去野外三十里虎尾坡前摆开……”
对敌人的表述则为：“却说晋兵袁真自为前部先锋，引大军一万，战将数员，又有铁骑军两千，从襄邑进发。”
与前文所举《三国演义》对比，我们会发现大部分内容是相同的，可以说作者是复制了一场“火烧新野”，甚至对于将领的名字“云枨、戴德、赵平、糜玉、刘同”也与上文“云长、张飞(翼德)、赵云、糜芳、刘封”相似，之后的内容也与《三国演义》一致，只是人物名字、军队种类稍作更换。除此之外，其余则目也能看出部分模拟痕迹，如《三国演义》张飞外貌描写为“豹头环眼，燕颔虎须”，而“石勒以兵下赵魏”一则中对于许褚外貌亦是“豹头环眼，燕颔虎须”，一字不差。“苻坚备仪聘王猛”一则又是复制了诸葛亮“隆中对”：“猛曰：‘桓温比于姚襄，则名齐而众寡。然温能克襄，以弱为强，非为天时，亦人谋也。今温已拥百万之众，挟天子而令诸侯……’”作者只是根据东晋历史，将人物名称作了更换，其余皆与《隆中对》一致，此例亦可证明《东西晋演义》对《三国演义》的明显模拟痕迹。
(二)重大战事的节奏把控
《三国演义》描写了大大小小上千场战争，其中最为经典的当属“赤壁之战”，从“舌战群儒”到“华容道”，作者用了八回的篇幅来叙述这场战争。从整体行文节奏可以看出作者对于战事缓急的把握。“舌战群儒”之前，刚刚结束了紧张的长坂坡之战，于是作者进行了以“文戏”为主的叙述，主写东吴对于战事的准备，并凸显曹军声势，“三江口曹操折兵”与“用奇谋孔明借箭”既对战事稍加点染，又写了孙刘联盟的内部矛盾，而在赤壁大战来临之前，又安排了“宴长江曹操赋诗”来舒缓节奏。
《东西晋演义》对于一场战争很少花费大量笔墨去描绘具体进程，战事描写多在当则结束。但遇到重大战役，也会出现例外，如最为著名的“淝水之战”，从“秦王集议寇江东”到“玄石破秦百万兵”共花七则叙述。同样的以少胜多，同样的火攻取胜，作者在行文安排上也借鉴了赤壁之战的节奏把控。既写两边兵力之悬殊，渲染氛围，又写东晋将领的不相信任，内部冲突。与赤壁大战之前的“横槊赋诗”相似，又在“安玄围棋赌别墅”一则中写了谢安、谢玄、王羲之等人私游山墅的故事来舒缓紧张的战事。整体安排与“赤壁之战”大致相同，很明显有着《三国演义》的影子。
三.虚实之异
历史演义小说虽为演史，但亦有诸多虚构成分，清代章学诚认为《三国演义》大致“七实三虚”，后世学者大多认可该看法。《三国演义》中的虚构事件，多为塑造人物服务。小说为了突出部分人物的特征，会对史实进行相应的改造与处理。例如根据《三国志·孙讨虏破逆传》记载：“合战于阳人，大破卓军，枭其都督华雄等”可以看出，杀死华雄的乃是江东孙坚，而非关羽。但作者为了从一开始就刻画出关羽的勇武，将这一事件改写成关羽所为。而在“屯土山关公约三事”一回中，作者写关羽不愿投降，最终在好友张辽的劝说下“约法三章”，成为一段美谈，但《三国志·关羽传》中所记载的事实却是“曹操擒羽而归”可见，事实上关羽是被曹操俘虏之后投降的，而绝非书中所描绘的那样。这一系列的虚构与改编均为凸显关羽的忠义勇武。同样，孔明“巧借东风”、“草船借箭”是为写其智谋，张飞“怒鞭督邮”是为显其性情，这些虚构故事对人物形象的塑造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东西晋演义》的虚实体现与《三国演义》不一，正如上文所引，杨尔曾有着强烈的信史观，其注重历史事件的还原，不仅行文中出现大量与史书相同的段落，人物事件也大都做到有迹可循。即便是“杯弓蛇影”、“王戎有好李”等趣味故事也都在《晋书》中明确记载，正如郑振铎先生对该小说的评价一般：“这部演义也极为雅驯，几乎无一字无来历，在讲史里是较好的一部。②(919)”所以，与《三国演义》相比，《东西晋演义》的虚构内容，不在具体人物事件，而在小说中大量的神秘色彩。这主要体现在人物出生或死亡时的天道异常。如写石勒出生“勒生时，亦光满室，白气自天属于中庭，见者咸异之。”拓跋力微出生更是安排了天女下凡的故事来增加传奇性，两晋时期，大小帝王众多，所以在出生时作者均安排了相应的鬼神、天象来加以渲染。同样，人物的死亡也有对应天象，如太子司马遹被害死后“尉氏雨血，妖星见南方，太白昼见，中台星斥。”“秦苻生妄杀大臣”一则，太后、强平死后“潼关以西，至于长安，虎狼大暴，昼则断道，夜则发屋，唯害人而不食六畜。”这类神秘事件的大量安排，不仅使得小说传奇性增加，同樣也是作者自身道德观念的体现，有人物冤死，便有异常天道，以此来警示后人。除此类神秘描写之外，还有如“佛图澄起死回生”“五马渡江一化龙”等等，这里不再赘述。前文虽提到《三国演义》之虚构多为人物事件，但也有天道异象，只是相比于《东西晋演义》较少而已，且多集中在诸葛亮一人身上。如周瑜死后，“却说孔明在荆州，夜观天文，见将星坠地，乃笑曰：‘周瑜死矣’”，庞统死前，诸葛亮写信告知刘备“亮夜算太乙数，今年岁次癸巳，罡星在西方;又观乾象，太白临于雒城之分;主将帅身上多凶少吉。切宜谨慎。”张飞死前，亦看天象。这类神秘色彩的描绘，正如前文所言，主要是为人物形象的塑造而服务的，以凸显诸葛之智，并不与《东西晋演义》相同，蕴含了作者自身的道德观念。
四.进步的女性观
中国的封建社会自古以来便是“男尊女卑”，女人附属于男性，《三国演义》与《东西晋演义》所述历史背景又以战争为主，更是决定了女性角色在小说中成为男性的配角，不占太多笔墨。但两部小说依旧刻画出令人印象深刻的女性形象，相关形象或多或少体现出作者的女性观。后出的《东西晋演义》所呈现的女性角色虽不如《三国演义》般丰富多彩，生动形象，但它继承了《三国演义》中体现的部分传统观念，此外，在其基础上亦有所突破，展现了作者略微进步的女性观。继承与发展分别体现为以下两点：
(一)“一女不事二夫”的一致性
《三国演义》中最为经典的烈女形象当属曹文叔之妻——夏侯氏。夏侯氏“早寡而无子，其父欲改嫁之，女截耳自誓。及爽被诛，其父复将嫁女，女又断去其鼻”，夏侯氏违抗父命，是为了守护其对曹氏家族的忠贞，她表示：“仁者不以盛衰改节，义者不以存亡易心”。夏侯氏的形象在古代小说中是极为常见的，女性成为男权社会的牺牲品，即便丈夫死后，也只得被封建伦理道德所束缚，无法追求属于自己的幸福。留给她们的只剩两条路，终身守寡与殉节而死，也只有这样才能得到社会的肯定，获得一块“贞节牌坊”，却是以生命为代价。罗贯中为夏侯氏所作赞诗：“弱草微尘尽达观，夏侯有女义如山。丈夫不及裙钗节，自顧须眉亦汗颜”便将这种观念体现的淋漓尽致。
《东西晋演义》同样塑造了这类烈女形象，“王氏惠风守贞节”一则中，王氏乃太尉王衍之女，太子司马遹之妃。太子被废，王衍不愿女儿与司马遹同去金墉，王氏却说：“忠臣不事二主，烈女岂嫁二夫。妻生为皇太子之妃，死为皇太子之鬼。”遂与太子同去金墉“时行路之人径其贞节，为之流涕，莫不伤感”。在“愍帝出降于刘曜”一则中，作者写到了王氏的结局，对其贞节之事再次提及。在王氏被当作战利品赏赐给乔属时，王氏称：“吾乃晋太尉公之女，皇太子之妃。生为晋妇，死作晋鬼，安肯从汝胡狗为妻”，最终惨遭杀害。作者在这里甚至将道德高度上升至国家层面，民族大义，在男子亡国投降的局面下，本是男性附属品的女性却守护最后的忠贞，男女的道德标准似乎并非一致，杨尔曾在此也安排了赞诗“晋亡宗室尽遭擒，勘叹王妃贞烈行。朝中徒有许多士，岂及金墉一妇人”来体现这种观念。
(二)“传奇女性”的增加
《三国演义》中塑造的大量女性，除了上述的烈女形象，还有大部分成为政治的牺牲品。宫廷中的甄夫人、毛皇后，甚至曹操女儿，宫廷外的貂蝉、孙尚香，均或多或少卷入了残酷的政治斗争，后两者更是成为了男性争权夺利的“工具人”，她们无法决定自己的命运，成为男权斗争的牺牲品。
《东西晋演义》对这方面的形象叙述较少，最为经典的宫廷妇人贾后更是一手遮天，淫乱后宫，祸国殃民，成为了被批判的对象。但相比于《三国演义》的以悲剧女性为主，《东西晋演义》塑造了更多的传奇女性，如李秀娘，在父亲死后，面对五苓夷叛军，秀娘巾帼不让须眉，“即自披挂，引军大开城门掩击……杀得五苓夷片甲不回，只留其主及百余骑而逃远去。于是秀娘自领守州”。除秀娘外，还有为了保护晋帝，披甲上阵，大败牵秀的缑公女，率女丁守襄阳的韩夫人。
这类与军政直接关联的巾帼女性，在《三国演义》中是基本没有的，唯一称得上的是“祝融夫人”，却是以蛮夷身份出现，且在正史中没有记载，为作者虚构，目的是增加小说的趣味性。而《东西晋演义》对这类传奇女性的塑造，体现了作者相较于罗贯中而言，略微进步的女性观。女子并不完全依附于男子，甚至可以像男子一样，在战争中发挥作用，贵为天子，群臣拥戴的晋惠帝逃亡时却要受女子保护才能保全性命。这种思想的进步得益于明代中晚期社会转型所带来的人文意识觉醒，众多的才子佳人小说，鼓励女子追求爱情，《金瓶梅》中的女性更是对三纲五常勇敢突破，追求家庭权力与自我价值，只是《东西晋演义》受限于演义题材与所述背景，所蕴含的女性观须以“女中豪杰”这类形象进行体现。
《三国演义》与《东西晋演义》虽同为讲史演义，但后者在模拟的基础上，其“史学”气息要浓厚的多。这不仅体现在对史料的运用、语言的相对生晦、全书的体例模式等表面上，相比于《三国演义》，其“以史为鉴”的思想也更为直接。《三国演义》的“忠、义、勇、智”等道德元素是附属于经典人物形象上的，以人物崇拜来教化后人。而《东西晋演义》讽刺之意更加明显，如借“石崇与王恺斗宝”来揭示晋朝的奢靡混乱，用诸多天象来达到警示目的，并通过标题的直接表示来宣扬君臣之义，如“段匹磾死于忠义”、“湘州谯王死忠义”、“卞壶父子死忠孝”。所以，小说虽缺乏引人入胜的曲折情节，在文学性上无法与《三国演义》相提并论，却在“史学性”上独树一帜，这也正符合作者在序文中提到的创作目的：“严华裔之防，尊君臣之分，标统系之正闰，声猾夏之罪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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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梁诗烨.杨尔曾及其编创小说研究[D].暨南大学，2010.
注 释
①纪德军.明清历史演义小说艺术论[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第156页.
②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第919页.
“本文系2020-2021年度大连外国语大学研究生创新立项项目成果，项目号YJSCX2021-157。”
(作者单位：大连外国语大学汉学院)
作者：肖阳东
第三篇：中国和日本：《三国演义》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编者按：《三国演义》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成熟的长篇小说，不仅在中国家喻户晓，而且深受世界各国，特别是亚洲各国人民的喜爱。为此，本刊特约请中国《三国演义》研究专家沈伯俊教授、旅日韩国《三国演义》研究专家金文京教授，就中国和日本的《三国演义》研究进行对话，总结成绩，指出问题，展望前景，以期推动今后的研究，促进中日文化交流。
沈伯俊，1946年生，1970年毕业于四川大学外文系。1980年考入四川省社会科学院从事古典文学研究，历任文学研究所副所长、哲学文化研究所所长、文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现任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三国演义》学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主要著作有《三国演义辞典》、《校理本三国演义》、《三国演义》评点本、《罗贯中和〈三国演义〉》、《三国漫话》、《三国演义新探》、《图说三国》、《沈伯俊说三国》等。
金文京，1952年生于东京，韩国国籍，1979年日本京都大学大学院中文系博士课程修了。现任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教授。主要著作有《花关索传研究》、《三国演义的世界》、《三国志的世界》等。
沈伯俊：金文京教授，在中国古典名著中，《三国演义》大概是中日两国人民共同感兴趣的小说。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三国演义》研究取得了长足进展，中日两国学者在这一领域的交流也有了新的面貌。我想和您共同回顾这一时期的研究情况，并对研究的发展趋势进行展望。
金文京：很高兴有机会同沈教授一起进行回顾和展望。《三国演义》作为中国古代小说的代表性作品，成书以后，很快传播到日本、韩国(朝鲜)、越南等近邻国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这些国家的人民对《三国演义》的喜爱、对其内容的熟悉程度，比之中国，可谓毫不逊色。早在元代，朝鲜半岛的高丽人所编的汉语会话课本《老乞大》中就有当时高丽商人在大都(今北京)的书店买到《三国志平话》的记载，这是有关《三国志平话》最早的文献纪录。而在日本，1689—1692年之间出版的湖南文山(京都天龙寺的两位和尚义辙、月堂的合名)所译《通俗三国志》是世界上第一个《三国演义》的外文译本，对《三国演义》在日本的普及产生了极大影响。长期以来，日本学者都很重视《三国演义》研究。因此，日、中两国学者就此进行交流，确实是非常有意义的。
一、 新的进展，新的突破
沈伯俊：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三国演义》研究发展健康，成绩突出，为整个古代文学研究界所瞩目。其主要标志是：其一，学术成果大量涌现。根据我的初步统计，这一时期，中国大陆已经公开出版《三国演义》研究专著、专书大约140部，相当于过去三十年总数(5部)的二十八倍;发表研究文章大约2000篇，相当于过去三十年总数(135篇)的十五倍。其中包括一批水平较高，影响较大的成果。其二，学术会议接连举行。二十五年来，总共举行了十七次全国性的《三国演义》学术研讨会，五次专题研讨会，两次国际研讨会。这些会议，有力地推动了研究的发展。其三，学术团体纷纷成立。继1984年4月中国《三国演义》学会成立之后，一些省、市、县级学会也陆续成立，有的地方还建立了专门研究机构。它们是《三国演义》研究事业不断发展的主要推动者。
金文京：日本目前保存了元代两种不同的《三国志平话》版本以及明代《三国演义》的几种版本(在中国大都已失传)，这些宝贵资料，无疑为研究工作提供了便利条件。日本学者对《三国演义》各方面的研究所取得的诸多成果，可供中国学者参考。只因国情不同等种种因素，日本学者的观点及研究方向、兴趣所在都与中国学者有所差别，甚至在某些问题上存在着意见分歧，需要两国学者之间进一步的交流和讨论，这对《三国演义》研究的发展应该是有益处的。
沈伯俊：二十五年来，中国《三国演义》研究的广度和深度都大大超过了以往任何历史时期，在一系列问题上提出了许多新的见解，取得了若干新的突破。其中，最为引人瞩目的有下列几个问题：第一，关于罗贯中的生平籍贯。这个问题，以往研究不多。80年代以来，人们对罗贯中的籍贯、交游等问题进行了积极的探讨，主要围绕其籍贯问题的“东原”、“太原”两说展开争鸣。持“东原”说的代表性论文有刘知渐的《重新评价〈三国演义〉》(载《社会科学研究》1982年第4期)、王利器的《罗贯中与〈三国志通俗演义〉》(载《社会科学研究》1983年第1—2期)、沈伯俊的《关于罗贯中的籍贯问题》(载《海南大学学报》1987年第2期)等;持“太原”说的代表性论文有李修生的《论罗贯中》(载《山西师院学报》1981年第1期)、孟繁仁的《〈录鬼簿续编〉与罗贯中种种》(载《三国演义学刊》第2辑，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版)、刘世德的《罗贯中籍贯考辨》(载《文学遗产》1992年第2期)等。在两种观点的碰撞中，刘颖在《罗贯中的籍贯——太原即东原解》(载《齐鲁学刊》1994年增刊)中提出，《录鬼簿续编》所说的“太原”，很可能是指东晋、刘宋时期设置的“东太原”，即山东太原，与“东原”实为一地。杨海中的《罗贯中的籍贯应为山东太原》(载《东岳论丛》1995年第4期)、杜贵晨的《罗贯中籍贯“东原”说辨论》(载《齐鲁学刊》1995年第5期)也进一步论述了“太原”应指“东太原”，亦即“东原”。这一具有启发意义的思路，为“东原”说与“太原”说打通了联系，朝着问题的解决前进了一步(参见拙作《新的进展，新的突破——新时期〈三国演义〉研究述评》，收入本人所著《三国演义新探》，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金文京：罗贯中的生平籍贯，是中国学者的热门话题，却被日本学者冷落了。主要的原因在于日本学者一般对罗贯中的作者地位持不置可否的态度，因为有关罗贯中的惟一可靠的文献是《录鬼簿续编》，而没有具体的资料足以证明《录鬼簿续编》所说的罗贯中就是《三国演义》的作者。日本学者并不积极地探索罗贯中籍贯诸问题，原因也即在此。我的《罗贯中的本贯》(载《中国古典小说研究动态》1989年第3号)大概是目前惟一的论文，文中主张金末元初北人南徙为人口流动的主要动向，正如元曲四大家之一的白仁甫原是山西河曲人，在金末元初先寄居河北真定，后定居南京。罗贯中或他的父祖辈也很可能先是太原人，后来移居东平，再转到杭州，因为我们有理由相信写定《三国演义》的作者不熟悉北方地理，可能是南方人。
沈伯俊：80年代以来，中国《三国演义》研究中第二个引人瞩目的问题是：关于《三国演义》的成书年代。长期以来，学术界公认《三国演义》成书于元末明初。一些学者不满足于“元末明初”的笼统提法，对《演义》的成书年代问题作了进一步的探讨，提出了五种有代表性的观点：一、“成书于宋代乃至以前”说。持此观点者主要是周邨的《〈三国演义〉非明清小说》(载《群众论丛》1980年第3期)一文。此说完全忽视了《三国演义》吸取元代《三国志平话》和元杂剧三国戏内容的明显事实，难以成立，因而至今无人赞同。二、“成书于元代中期”说。持此说者以章培恒的《三国志通俗演义》排印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前言和袁世硕的《明嘉靖刊本〈三国志通俗演义〉乃元人罗贯中原作》(载《东岳论丛》1980年第3期)为代表。章培恒认为“《三国志通俗演义》似当写于元文宗天历二年(1329)之前”，袁世硕则认为《演义》成书于14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近年来，杜贵晨又进一步认为《演义》“成书于元英宗至治三年(1323)至元文宗天历二年(1329)之间，即泰定三年(1326)前后”(《〈三国志通俗演义〉成书及今本改定年代小考》，载《中华文化论坛》1999年第2期)。三、“成书于元末”说。持此说者以陈铁民的《〈三国演义〉成书年代考》(载《文学遗产增刊十五辑》，中华书局1983年版)和周兆新的《〈三国志演义〉成书于何时》(载其主编之《三国演义丛考》一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为代表。四、“成书于明初”说。持此说者较多，如欧阳健的《试论〈三国志通俗演义〉的成书年代》(载《三国演义研究集》，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3年版)、任昭坤的《从兵器辨〈三国志通俗演义〉的成书年代》(载《贵州文史丛刊》1986年第1期)等。五、“成书于明中叶”说。持此说者有张国光的《〈三国志通俗演义〉成书于明中叶辨》(载《社会科学研究》1983年第4期)、张志合的《从〈花关索传〉和〈义勇辞金〉杂剧看〈三国志通俗演义〉的成书年代》(载《河南大学学报》1990年第5期)、李伟实的《〈三国志通俗演义〉成书于明中叶弘治初年》(载《吉林社会科学》1995年第4期)等。近年来，张志和(与上述张志合为同一人，仅署名有异)接连撰文，力主此说(见其《透视〈三国演义〉三大疑案》一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面对上述诸说，我曾经提出：要确定《三国演义》的成书年代，必须具备三个条件：第一，对作者的生平及其创作经历有比较清晰的了解。第二，确认作品的原本或者最接近原本的版本。上述诸说，大部分把嘉靖壬午(元年，1522)本《三国志通俗演义》(简称“嘉靖壬午本”)视为最接近原本面貌的版本，甚至径直把它当作原本，并在此基础上立论。然而，近年来的研究表明，嘉靖壬午本乃是一个加工较多的整理本，这样，以往论述的可靠性就不得不打一个相当大的折扣。第三，对作品(包括注文)进行全面而细致的研究。直到今天，我们尚未充分具备上述三个条件。因此，要真正形成令绝大多数学者信服的结论，仍有待于更加深入、更加系统的研究。
金文京：对于《三国演义》的成书年代，日本学者很少研究。上面我已说过，日本保存了中国早已失传的多种《三国演义》版本，这就构成了研究上得天独厚的有利条件。也因此，日本学者的贡献主要表现在版本系统的研究上。
沈伯俊：正好，我要谈的80年代以来中国《三国演义》研究中第三个引人瞩目的问题就是：关于《三国演义》版本的整理与研究。先谈谈版本的整理。二十五年来，《三国》版本的整理出版形成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按照出版形式，可以分为影印、排印两大类别。关于影印本，就我所见，比较系统地影印《三国》版本者主要有四家：一、台湾天一出版社影印的《明清善本小说丛刊》。其中的“《三国演义》专辑”共收书8种，除最后两种系续书外，包括以下6种：(1)《三国志通俗演义》，万历十九年(1591)金陵周曰校刊本;(2)《三国志传评林》，明万历年间余象斗刊本;(3)《通俗演义按鉴三国志传》，万历三十三年(1605)郑氏联辉堂三垣馆刊本;(4)《三国志演义》，杨春元校，万历三十八年(1610)书林杨闽斋刊本;(5)《李卓吾先生批评三国志》，清初吴郡绿荫堂覆明刊本;(6)《第一才子书》，清三槐堂刊本。二、陈翔华主编，中华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影印的《三国志演义古版丛刊》。其第一辑包括5种版本：(1)《全像批评三国志传》，万历二十年(1592)余氏双峰堂刊本;(2)《汤学士校正全像通俗三国志传》，江夏汤宾尹校正，明万历间刊本;(3)《通俗演义三国志传》，明万历间刘龙田乔山堂刊本;(4)《三国志传》，明朱鼎臣辑;(5)《三国英雄志传》，清宝华楼刊本。第二辑包括7种版本：(1)嘉靖二十七年(1548)建阳叶逢春刊本《三国志传》;(2)上海残本散叶;(3)夏振宇本;(4)周曰校本;(5)熊清波刊本;(6)熊佛贵忠正堂刊本;(7)李卓吾评本。三、中华书局影印的《古本小说丛刊》，包括6种《三国》版本(按《丛刊》编辑顺序)：(1)《全像三国志传》，万历三十九年(1611)郑世容刊本;(2)《三国志传》，万历年间乔山堂刘龙田刊本;(3)《三国志传》，万历三十三年(1605)联辉堂郑少垣刊本;(4)《三国志传评林》，万历年间余象斗刊本;(5)《三国志传》，万历二十年(1592)双峰堂刊本;(6)《鼎峙三国志传》，明藜光堂刘荣吾刊本。四、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的《古本小说集成》，包括2种《三国》版本：(1)嘉靖元年本《三国志通俗演义》;(2)《二刻英雄谱》，全称《精镌合刻三国水浒全传》，明崇祯末年雄飞馆刊本，二十卷，每页上层为《水浒》，下层为《三国》，其中《三国》为“李卓吾评本”。此外，还有一些出版社影印了某些《三国》版本，如北京大学出版社影印的《钟伯敬先生批评三国志》，浙江人民出版社、中国书店分别影印的《增像全图三国演义》。
金文京：台湾天一出版社的《明清善本小说丛刊》、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古本小说集成》等大型丛书中的《三国演义》影印本，无不利用日本所藏的版本;而在日本国内，因经济条件所限，却几乎没有出版过影印本。惟一的例外是井上泰山影印的《三国志通俗演义史传》(关西大学出版部1998年版)，即现藏于西班牙的叶逢春本。此书一出，很多中国学者始能借以目睹叶本面貌，影响颇大。不过，此书的影印并不完善，它把原本版框上的号码全部删掉，不能不说是功亏一篑。由陈翔华主编、去年出版的《三国志演义古版丛刊》第二辑收录此书，保留了原本编号，才算弥补了这一不足。
沈伯俊：关于排印本。80年代以来，《三国》的各种排印本纷纷问世。其中相当一部分并未经过认真整理，缺乏学术价值。不过，确有一些排印本贯注了整理者的研究心得，在底本选择、整理方法、整理质量等方面各具特色，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其中值得注意的有这样两类：一、底本具有较高价值者。除了毛本《三国》已有多种标点本、校注本之外，若干重要版本都已有了标点本或校注本。如嘉靖壬午本《三国志通俗演义》(汪原放标点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沈伯俊校注本，花山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周曰校本(刘敬圻、关四平点校本，北方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李卓吾先生批评三国志》(宋效永、奚泉民整理本，黄山书社1991年版;沈伯俊校理、李烨注释本，巴蜀书社1993年版)、《钟伯敬先生批评三国志》(李灵年、王长友校点本，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二、在整理方法上有所开拓者。如我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先后出版了《校理本三国演义》(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毛本《三国》整理本(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嘉靖壬午本《三国志通俗演义》整理本、《李卓吾先生批评三国志》整理本，以很大力量校正底本中的大量“技术性错误”(指那些并非出自作者的创作意图，并非作品艺术虚构和艺术描写的需要，而纯粹由于作者一时笔误或者传抄、刊刻之误而造成的，属于技术范畴的错误)，得到学术界同行的高度评价。
金文京：对于沈教授的几种《三国》整理本，日本学者也比较重视。上田望博士就曾在日本《中国古典小说研究》1996年第2号上发表《排印本〈三国演义〉的新面貌——以沈伯俊校理本为中心》一文，对您的几种《三国》整理本和《三国演义》评点本作了介绍，并予以充分肯定。
沈伯俊：其次，谈谈对《三国》版本源流的研究。现存的《三国演义》明代版本将近30种。过去一个长时期中，人们普遍认为：现存最早的嘉靖壬午本就是最接近罗贯中原作的版本，或者就是罗氏原作;《演义》只有由嘉靖壬午本派生的一个版本系统。上世纪80年代以来，学者普遍承认《演义》版本分为“通俗演义”和《三国志传》两大系统。前者以嘉靖壬午本为代表，后者以叶逢春刊本《三国志传》为代表。这两大系统究竟何者更接近原作面貌?主要有两种观点：一、认为嘉靖壬午本是反映了《三国演义》原本面貌，或更接近原作面貌的版本，以刘世德为代表。二、认为《三国志传》的祖本更接近罗贯中的原作，以张颖、陈速、陈翔华、周兆新、沈伯俊等为代表。
金文京：关于版本系统的问题，日本学者小川环树在1965年发表《关索的传说及其它》(原载岩波书店日译本《三国志演义》第8册，后收于1968年出版的《中国小说史研究》)，便指出毛评本所见有关关索的故事为嘉靖本所无，却见于周曰校本，而郑少垣本等建阳出版的部分版本都有跟周曰校本不同的关索故事。这无疑对《三国演义》版本系统的研究具有极大的启发性;只因当时资料不足，没能展开进一步的探讨。1979年成化本说唱词话《花关索传》影印出版，便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重大线索。1989年我和几位朋友(古屋昭弘、大木康、冰上正、井上泰山)共同研究、撰写的《花关索传研究》(汲古书院出版)一书中，我就指出：不管是周曰校本系统或郑少垣本系统，其中有关关索的故事都是后来加上的，而并不是原有的，否定了当时有些学者所持的罗贯中原本就有关索故事，被嘉靖本编者删掉的看法。且根据这一观点，把《三国演义》的版本分为五类，即：一、没有关索故事的嘉靖壬午本(后来加上西班牙所藏另一嘉靖本即叶逢春本);二、有关索征云南的周曰校本系统(包括李卓吾本、毛评本等);三、有花关索荆州认父的建阳繁本《三国志传》系统;四、有关索故事却与周曰校本系统同中有小异的建阳简本《三国志传》系统;五、既有关索故事又有花关索故事的《英雄谱》本系统。
同一时期，中川谕的《〈三国志演义〉版本研究——毛宗岗本的成书过程》(载《东洋学集刊》1989年61号)一文指出：周曰校本系统的版本在嘉靖本系统的基础上，除关索故事之外，还增补了十处根据史书的内容。我的《〈三国志演义〉版本试探——以建阳诸本为中心》(亦载《东洋学集刊》61号)一文则提出具体的例子来证明余象斗本等建阳繁本系统的部分文字保留了比嘉靖本更早的原始面貌。上田望的《〈三国志演义〉版本试论——关于通俗小说版本演变的考察》(载《东洋文化》1990年71号)一文则从晚明时代背景及地域性出版文化的角度去分析《三国演义》版本的分化过程。以上三篇论文的中文译本都收入周兆新主编的《三国演义丛考》(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中川谕的《三国志演义版本研究》(汲古书院1998年版)吸收了这些研究成果，把版本分为三大系统：一、二十四卷本系统;二、二十卷繁本系统;三、二十卷简本系统(他的分类虽比我少了二类，其基本观点是一样的)，并对每一个系统的各种版本加以详细的说明。另外，上田望的《毛纶、毛宗岗批评〈四大奇书三国志演义〉版本目录(稿)》(载《中国古典小说研究》1998年4号)、《毛纶、毛宗岗批评〈四大奇书三国志演义〉和清代的出版文化》(载《东方学》2001年101辑)和中川谕的《关于继志堂刊〈三国英雄志传〉》(《中国社会文化》2006年20号)分别研究毛评本的情况，打破了以往长期流行的清朝以后毛本独占天下的主流看法,证明毛本其实到了清朝中期才获得独占的地位。
沈伯俊：日本学者的上述论著，我都拜读过，确实有许多重要见解，对我很有启发。
金文京：日本学者对版本的研究都是经过对各种版本的严谨比对，得到的结论具有较高的客观性，因此，学者之间没有很大的意见分歧。而这些结论目前大部分已被中外学者所接受，成为共识。英国魏安的《三国演义版本考》(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是一部内容扎实、记述详细的好书，而它的主要论点也跟日本学者的看法基本上是相同的。至于目前中国学者争论的嘉靖壬午本和叶逢春本究竟哪一个更接近罗贯中原作的问题，日本学者一般认为确定原本面貌现在言之过早。这两种版本无疑是属于同一系统，但文字上互有得失，难以遽定孰先孰后，需要更细密的比对研究。以上关于版本研究的情况，请参看石昌渝主编的《中国古代小说总目·白话卷》(山西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中由我撰写的《三国演义》部分。
沈伯俊：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三国演义》研究中第四个引人注目的问题是：关于《三国演义》的主题。有关讨论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关于《三国》主题的多种概括。一些学者先后提出了“赞美智慧”说、“天下归一”说、“讴歌封建贤才”说、“悲剧”说、“总结争夺政权经验”说、“向往国家统一，歌颂‘忠义’英雄”说等十余种观点。二、关于主题研究的必要性与合理性。由于对主题的概括一时众说纷纭，曾有学者对此表示怀疑和否定，认为主题根本就不存在，对主题的研究毫无意义。对这类观点，沈伯俊撰文予以辨驳，肯定了主题研究的必要性及其学术价值(见《向往国家统一，歌颂“忠义”英雄——论〈三国演义〉的主题》，载《天府新论》1985年第6期)。三、关于主题的观念和研究主题的方法。沈伯俊认为：“主题乃是作者通过作品内容所表达的看法和主张。因此，我们对主题的概括既要提挈作品的全局，又要反映作者的思想。”“同一部作品，在不同时代、不同阶级、不同经历、不同性格的读者心中所唤起的感受，往往是大相径庭的。人们可以阐发自己各不相同的感受，却不应该把这些感受都称为‘主题’。”(同上括注)欧阳健则认为：“主题这个概念也应该看作是一个模糊概念，它既可以指作家想告诉人们什么，也可以指作品实际上提供了什么，还可以指读者从中领悟到了什么，以及这三者的统一。”“主题探究的模糊性就相应地造成了主题研究成果的相对性。”“从这个意义说，对于《三国演义》主题的说法的五花八门，正标志着研究的深入。这个过程永远不会完结。”(《有关〈三国演义〉研究的两个问题的思考》，载《明清小说研究》第2辑，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年版)。
金文京：对于《三国演义》的主题，日本学者的兴趣不是很大。中国学者的研究，可供我们参考。
沈伯俊：中国《三国演义》研究中第五个引人瞩目的问题是：关于《三国演义》的人物形象。《三国演义》总共写了一千二百多个人物，其中有名有姓的大约一千人，堪称古代小说中写人物最多的巨著。其中，形象生动、性格鲜明、家喻户晓的人物就有几十个，而曹操、诸葛亮、关羽等形象更是文学史上所公认的典型。80年代以来，《三国》人物形象研究取得了显著成绩，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研究范围明显扩大。对过去很少论及的人物，如刘备、张飞、赵云、魏延、庞统、司马懿、孙权、周瑜、鲁肃、陆逊，以及谋士、使者等群体形象，出现了一批专题论文。二、研究的深度、角度、方法都大大拓展，新见迭出。如刘上生运用系统论方法分析曹操的性格结构，认为它是由相互联系的追求、掩盖和调节三种机制和相互渗透的心理、伦理、政治三个层次组成的复杂网络系统，以追求机制为轴心的性格机制相互作用的平衡和失控，形成性格基本稳态特征和动态变化的矛盾统一，便颇有新意(《试论曹操性格的整体结构及其意义》，载《湖南教育学院学报》1988年第3期)。三、对人物形象塑造理论进行了深入的探讨，集中表现为《三国》人物是否“类型化典型”的争论。傅继馥提出：“《三国志通俗演义》中的重要人物形象，是古代文学中类型化艺术典型的光辉高峰和不朽的范本。”(《类型化艺术典型的光辉范本》，载《社会科学战线》1983年第4期)石昌渝认为，“类型化典型”的提法是不正确的(《论〈三国志演义〉人物形象的非类型化》，载《三国演义学刊》第1辑)。张锦池则认为，《演义》塑造人物的方法具有多样性，很难用类型化艺术典型或非类型化艺术典型来论定。其总的特点是博采雅俗，因材成型(《论〈三国志通俗演义〉的创作原则和人物描写》，载《明清小说研究》1993年第1期)。
金文京：对于《三国演义》的人物形象，日本学者的研究不及中国学者。不过，也有一些论文值得注意。如土屋文子的《隆中·武当山·卧龙冈——诸葛亮的道教性格》(载《中国古典小说研究动态》1993年第6号)、竹内真彦的《〈三国志演义〉中关羽的称呼——围绕〈演义〉的形成》(载《日本中国学会报》2001年第53集)、角谷聪的《三国志故事的形成——以蜀地方所传张飞庙说话为中心》(载《中国古典小说研究》2005年第10号)等论文，都从不同的角度阐发《三国演义》中一些重要人物形象的某些特征，展现了年轻一代的研究成果。
沈伯俊：除了上述五个问题，中国研究界讨论热烈、进展较大的还有三个问题：关于《三国演义》的创作方法与艺术成就;关于毛宗岗父子和毛评《三国》;关于“三国文化”研究。限于篇幅，这里姑且从略。
金文京：在日本，研究成果比较突出的还有几个方面。一是关于《三国志平话》的研究。上面说过，元代《三国志平话》的两种版本都保留在日本。其中元至治间建阳虞氏所刊本大家早就知道，而与之同一内容的《三分事略》(天理图书馆藏)则是在1990年影印本(东京八木书店)出版以后才渐为人们所知。中国部分学者因《三分事略》题目中有“至元新刊”字样，曾认为《三分事略》的刊刻比《三国志平话》早;不过日本学者一般都同意影印本解题中入矢义高的意见，即《三分事略》是一部粗糙的坊刻本，其刊刻年代应晚于《三国志平话》。对于《三国志平话》和《三国演义》的比较，在中国自从孙楷第《〈三国志平话〉与〈三国志传通俗演义〉》(载《沧州集》，中华书局1965年版)之后，似乎没有多大进展。而日本方面，小川环树的《〈三国演义〉的发展踪迹》(载《中国小说史研究》)一文，讨论了《三国志平话》开头部分的佛教性质及张飞人物形象的突出;我也写过《试论〈三国志平话〉的结局》(在2005年8月在北京举行的“第四届中国古代小说数字化研讨会”上发表)，分析《三国志平话》的结局和元明两代正统思想转变的关系。至于《三国志平话》和元杂剧中三国戏的比较，有高桥繁树的系列论文《三国杂剧和三国平话》(1—4)(载《中国古典研究》19、20号，1973—1974年);我所著《三国志演义的世界》(东方书店1993年版)中也有所论及。二阶堂善弘、中川谕合著的《三国志平话》(光荣社1999年版)，是日文全译加以注解，也有较大的参考价值。
沈伯俊：中国学者关于《三国志平话》的研究，我在《三国演义辞典》的《研究情况》部分和另外几篇文章中曾作过介绍。不过，这一研究并未形成热点，进展也不大。
金文京：日本学者研究成果比较突出的另一方面是对《花关索传》的研究。《花关索传》无论对研究《三国演义》的版本或内容都具有极大的资料价值。上面提到的我与几位朋友合著的《花关索传研究》，内容包括原本的影印、对原文的校注，以及对语言特征、《三国演义》版本和关索的关系、有关关索的传说研究，还有相关的资料目录，是迄今为止有关《花关索传》最详实的研究。另外，我的《关羽之子与孙悟空》(原载《文学》1986年54卷，中文译文载于《中外文学》1986年15卷4期)，专门讨论《花关索传》的英雄史诗和神话特点;大冢秀高的《关羽的故事》(《中国小说生成史研究》第二章，中文译文收入周兆新主编之《三国演义丛考》)则针对关羽的神话形象进行了分析。
沈伯俊：对于《花关索传》，中国学者除朱一玄先生出版过校点本(收入其校点的《明成化说唱词话丛刊》，中州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并发表过《校点记》之外，仅有个别学者发表过论文，研究深度不及日本学者。
金文京：日本学者研究成果比较突出的还有一方面是编纂研究文献目录。中川谕、上田望合编了《〈三国志演义〉研究文献目录稿》(载《中国古典小说研究动态》1990年第4号)、《订补》(同上刊1991年第5号)。对此，俄国李福清编有《补遗》(同上刊1994年最终号)，收录了中日、欧美的相关著作及论文。而中林史朗、渡边义浩合编的《三国志研究要览》(新人物往来社1996年版)，则是文史的综合目录。
沈伯俊：对于研究文献目录的整理编纂，我多年来一直比较重视。在《三国演义研究集》(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3年版)、《三国演义学刊》第一辑(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年版)、第二辑(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版)、《三国演义辞典》(巴蜀书社1989年版)中，先后收入了我逐年分类编排的《〈三国演义〉研究论著索引》。中川谕、上田望二位合编的《〈三国志演义〉研究文献目录稿》，吸收了我这些索引的大部分内容。而我后来进一步充实《〈三国演义〉研究论著索引》时，也参考了他们的《目录稿》。这一点，可算中、日学者的一次值得纪念的交流吧。
二、特点、问题与不足
沈伯俊：综观中国的《三国演义》研究，可以看到这样几个突出的特点：第一，初步形成了多层次、多角度、多元化的研究格局。例如：郑铁生的《〈三国演义〉叙事艺术》(新华出版社2000年版)是国内第一部从叙事学角度研究《三国演义》的专著，它运用叙事学的基本理论，从《三国演义》整体艺术特色出发，系统地论述了《演义》的叙事结构、人物叙事、战争叙事和罗贯中艺术创造的总体特征，表现了研究方法的多元化。邱岭的《楠木正成与诸葛亮——兼考〈三国志通俗演义〉之成书年代》(载《〈三国演义〉与罗贯中》论文集，中州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一文，将日本战争题材文学的代表作《太平记》与《三国演义》进行比较，特别是有关“三顾茅庐”和“死诸葛走活仲达”这两个故事的对照比较，指出：“《太平记》中的三国故事只能借自《三国志通俗演义》，而不可能来自《新全相三国志平话》或其它。”由于《太平记》成书于1368—1374年之间，因此，“对《太平记》产生了影响的《三国志通俗演义》则必定成书于更早时候。明初不可能，至晚也应是元末较早时期。”文章进一步认为，《三国志通俗演义》大约成书于14世纪的20、30年代。作为研究日本文学的专家，邱岭在比较研究基础上所作的这一考证，另辟蹊径，颇有新意，值得关心这一问题的学者重视。
金文京：邱岭先生这篇文章确实颇有新意，日本学者过去似乎注意得不够。
沈伯俊：第二，研究的系统性、综合性逐步增强。例如：陈翔华的《诸葛亮形象史研究》(浙江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在作者多年研究的基础上，准确地概括了诸葛亮形象演变的历史过程，肯定了诸葛亮形象在《三国演义》中的中心地位，剖析了诸葛亮形象的复杂性，并对历史人物艺术形象塑造的规律作了富有创见的探索，堪称诸葛亮形象研究的代表性成果。关四平的《〈三国演义〉源流研究》(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将《三国演义》的成书、文本与传播作为一个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整体，进行全方位的系统的考察与研究，探求这一文学和社会精神现象的形成机制及其所包含的文化意蕴与美学特质，进而总结中国长篇小说演进的某些规律性东西。这样的著作，就是在吸收前辈时贤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经过本人潜心钻研而得，反映了研究水准的整体提升。
金文京：陈翔华先生的大著确是一部力作。此外，周兆新教授的《三国演义考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您的《三国演义新探》、关四平教授的《〈三国演义〉源流研究》和其他一些有特色的著作，我也比较关注。
沈伯俊：第三，《三国演义》数字化工程已经初见成效。1999年，周文业先生率先提出“《三国演义》数字化工程”的概念。从2000年起，我和他共同倡导开展这一工程，并于2001年9月、2003年9月、2005年8月先后三次在北京举行“中国古代小说数字化研讨会”，均以《三国演义》的数字化为重点。几年来，这一方面的实际研究工作主要由周文业承担，已经取得的主要成绩有：一、实现了毛本、嘉靖元年本、叶逢春本、周曰校本、李卓吾评本、钟伯敬评本、黄正甫本、李渔评本等八个重要版本的数字化，包括文字版、图像版和图文对照版三种形式。其中文字版采用文本方式，可用于检索。二、出版了《〈三国演义〉〈三国志〉对照本》。三、建立了初步的《三国演义》电子史料库，包括上述八个重要版本和有关文献(如《三国志》、《后汉书》、《晋书》、《华阳国志》等)的电子文本。四、绘制了比较系统的《三国演义》地图。这些工作，受到了国内外同行的欢迎和好评。
金文京：我认为周文业设计的数字化工程是近年来《三国演义》研究中最值得重视的收获。众所周知，数字化是当前全球的大潮流，文学研究自不例外，而白话小说的研究应是数字化工程最容易有收效的领域。《三国演义》数字化工程不仅是《三国演义》研究的重大突破，也为整个白话小说的研究开了风气，其功不可没。
沈伯俊：第四，学风比较端正。二十五年来，绝大多数研究者都能注意掌握资料，实事求是，避免凿空之论。尽管在许多问题上存在不同观点，争鸣不断，但多数学者都能遵循学术规范，互相尊重，平等讨论，并能注意吸收对方意见的长处。这种求实、创新的学风，使整个研究发展比较平稳，很少有游谈无根、哗众取宠的所谓“热点”，很少有逞才使气、惟我独尊的无谓之争。
金文京：对于这一点，我和其他日本同行也颇有同感。正因为如此，我们很乐于参加在中国举行的《三国演义》研讨会。
沈伯俊：第五，中外学者的交流，特别是中、日、韩三国学者的交流取得了一定进展。例如：我主持的三次“中国古代小说数字化研讨会”，均有中、日、韩三国学者参加。2004年9月，由韩国中国小说学会主办的“第三届中国古代小说数字化研讨会”在韩国首都汉城(今名首尔)举行，也有中国、日本学者参加。这四次接连举行的研讨会，大大增强了三国学者在《三国演义》乃至整个中国古代小说数字化方面的沟通与合作。再如：我的《三国演义辞典》已由日本学者立间祥介、冈崎由美、土屋文子译成日文，由著名的潮出版社出版(1996年初版);并由韩国学者郑元基译成韩文，由韩国泛友社出版(2000年版)。我的《三国漫话》也已由郑元基译成韩文，由韩国书村出版社出版(2001年初版)。而日本、韩国学者的论著，也常常被中国学者翻译、介绍和引用。我就翻译过狩野直祯的《〈三国志〉的诞生和流传》、城野宏的《现在向孔明学什么》等论著，并多次介绍您和中川谕、上田望等先生的学术观点。
金文京：日本学者也比较重视学习、借鉴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如上田望的论文《三国说唱研究》(载《金泽大学文学部论集·言语文学篇》2003年第23号)，其注11便特别说明：“凡引用《三国演义》，均据沈伯俊校理本。”
沈伯俊：在与日本学者的交流中，我深深感受到你们治学的三大特点：一、高度重视对资料的全面占有。例如您和中川谕、上田望对《三国》版本的掌握。中川谕通过不同版本的文字比较，认为黄正甫本属于二十卷简本系统，其文字是由删略繁本而成;既然如此，黄正甫本就决不是最早的《三国》版本。他还发现了能够证明黄正甫活跃在万历末年前后的有力证据——日本内阁文库收藏的《兴贤日记故事》。该书卷首题署为“洪都詹应用竹校正/书林黄正甫绣梓”，木记则写明“万历辛亥孟夏月/书林黄正甫绣梓”。“万历辛亥”即万历三十九年(1611)，可见黄正甫活跃于万历末年。而黄正甫本序文所署“癸亥”即天启三年(1623)，因此，它应该刊行于天启三年(沈伯俊：《第二届中国古典小说数字化研讨会暨第二届〈三国演义〉版本研讨会综述》，载《明清小说研究》2003年第4期)：二、观察细密。例如您发现嘉靖壬午本中一个重要的、以往一直被忽略的现象——“圈发”问题。所谓“圈发”，是指用圈点的方式表示字的声调。嘉靖壬午本中某些字有圈发，而《永乐大典》也多有圈发，明代宫廷出版的所谓内府本中，几乎都有圈发。据此，“似乎可以初步肯定嘉靖本是内府本。”这一点对中国学者很有启发，我在《第二届中国古典小说数字化研讨会暨第二届〈三国演义〉版本研讨会综述》中特别作了介绍。三、研究方法的多样化。例如：您的《关羽的儿子与孙悟空》、大冢秀高教授的《关羽与刘渊——关羽形象的形成过程》、上田望博士的《明代通俗文艺中的三国故事——以〈风月锦囊〉所选〈精选续编赛全家锦三国志大全〉为线索》，都善于从通俗文艺作品中发掘中国古代小说题材和人物形象的渊源。这种严谨细致的学风，很值得我们中国学者学习。
金文京：日本学者以往对《三国演义》虽有不少贡献，但日本研究《三国演义》的学者远远不如中国之多，力量自是有限的，研究的视野也不够开阔。可以肯定地说，中国学者也有许多长处值得日本学者学习和借鉴。
沈伯俊：尽管中国的《三国演义》研究成就突出，但存在的不足之处也是相当明显的。我认为主要有这样几个问题：第一，研究的系统性、深刻性仍嫌不足。例如：尽管有关毛宗岗父子和毛评的研究比之过去大有进步，但至今尚无一部全面研究毛宗岗父子和毛本《三国》的专著，尽管已有部分学者开始注意到从传播和接受的角度进行研究，但至今尚无一部全面梳理《三国演义》接受史的专著。第二，题目陈旧、内容浮泛、缺乏新意的平平之作相当多。一些文章，一望而知是“炒冷饭”，作者既无卓异的见解，自然也就谈不上对他人的启示意义。平庸之作之所以频频出现，原因当然很复杂：有的是由于学术功力不足，有的是由于治学态度不够严谨(或为了评职称而临时拼凑，或为了取得某次学术会议的入场券而草草应付，或对论题浅尝辄止，率尔操觚);此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对研究的历史和现状缺乏了解。第三，研究的思路不够开阔，方法不够多样。例如：母题学的方法、原型批评的方法、比较研究的方法就使用得不够。第四，部分学者的思想方法存在明显缺陷。例如：在讨论罗贯中的籍贯时，有人为了证明罗贯中祖籍为今山西清徐，从《三国演义》和《三遂平妖传》中找出一些词语(以《三国》为主)，名之曰“清徐方言词语”。在他们看来，只要是清徐人在使用的词语，就等于“清徐方言词语”，就可以证明罗贯中是清徐人。这在概念上是错误的，逻辑是混乱的。其实，稍加辨析就可发现，这些所谓“清徐方言词语”，大多是明清小说中的常用词语，而不是某一地区独有的“地点方言”，并不具有惟一性和排他性，因而不应作为考证作者籍贯的依据。有的研究者企图从某些民间传说中寻找小说作家的行踪，却忽视了这样两个问题：一、必须对相关的民间传说予以准确的时间定位：究竟是小说创作之前的，还是小说完成之后的?如果把受小说影响而产生于晚近的传说当作考证小说的依据，那就颠倒了因果关系，其结论往往是站不住脚的。二、更重要的是，作家籍贯与民间传说，并没有什么必然联系。有人根据民间传说，把貂蝉这个虚构人物说成山西定襄人，再进而根据这类传说来考证罗贯中的籍贯，这有什么可靠性?第五，中外学者的交流渠道仍然不够畅通，有效的合作更是少见。
金文京：沈教授指出的《三国》研究中的不足之处，概括非常精当，值得所有的研究者共同注意。
三、 研究前景的展望
沈伯俊：展望今后的《三国》研究，我想强调五个问题。第一，进一步深化《三国演义》的基础研究。例如：一些基本事实的认定(如关于关索和花关索的情节，究竟是罗贯中原作就有的，还是在传抄刊刻中增加的)，一些重要概念的厘清，都需要通过精细的研究，争取逐步统一认识，不能长期处于模糊不清的状况。迄今为止，学术界对《三国》版本的研究仍然不够深入、不够系统。对于诸本《三国志传》，人们至今研究得不多;对于《三国志通俗演义》和《三国志传》两大版本系统内各本的递嬗关系，以及两大系统之间的互相吸收，人们已有的掌握还相当粗略;对于不同版本中一些内容的认识，还存在较大分歧。这些问题若不解决，直接影响到对《三国演义》的成书年代和罗贯中原作面貌这两大问题的研究;而这两大问题的研究，又直接关系到对一系列问题的定位。就拿《三国演义》的成书年代问题来说，尽管二十几年来出现了几种不同的观点，但受版本研究水平的局限，一时还难以定论，我们仍不得不沿用“成书于元末明初”的说法。然而，“元末明初”毕竟是一个笼统的时间概念，“元末”和“明初”分属于两个时代，能否加以判定，直接牵涉到整个作品的时代定位。长期以来，绝大多数文学史、小说史著作实际上都把《三国演义》列为明代作品;如果能证明它成书于元代中期或元代后期，那就必须把它列入元代文学史的范畴。若如此，以往对《三国演义》的各种分析，都应当重新加以审视，许多方面的认识不得不作出修改。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因此，我们必须在现有的研究基础上，继续深化对版本的研究，以版本研究的突破来促进整个研究的突破。
金文京：关于版本系统的研究中，诸如周曰校本系统和建阳本系统、建阳繁本和简本之间的关系如何、周曰校本系统和建阳简本有关关索故事的先后关系等问题，目前都没有弄清楚，这些问题在研究上的重要性绝不亚于对罗贯中原本的探索。只有全面了解《三国演义》版本的整个系统脉络及其演变过程，才有可能追溯到原本或祖本问题。部分学者过分热衷于原本的追求，是不足取的。为此，应更加努力介绍各种版本，发掘尚待发现的版本。近年来，由于各方面的努力，很多《三国演义》的秘本已经陆续影印出版，给研究者提供了极大的方便，打破了很多研究上的障碍。不过，还有很多重要版本的真实面貌尚未公诸学界，这不得不说是一大缺憾。而因为日本所藏的有关版本较多，这一方面的工作显然有待于日本学者的努力。最近日本有一家古书店出售明万历四十八年(1620)与耕堂费守斋所刊的《三国志传》残本，中国也出现了与国家图书馆的藏本不同的另一汤宾尹本的残本，这些都是新的发现，足以增加我们对《三国演义》版本的知识。茫茫人寰，当有更多的宝贵版本等待我们去发掘，我们不应松懈这一方面的努力。
沈伯俊：第二，必须在研究的思路和方法上有所创新。对此主要想谈两点：一、在大文化的广阔背景下深入开拓。自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随着人们对《三国演义》进行多层次、多方位的观照，文学的研究日益拓展到文化的研究。这既是一个历史时期的“文化研究热”在《三国演义》研究中的反映，又是《三国演义》研究自身向广度和深度进军的必然要求。一部内容丰富、底蕴深厚的作品，不仅是一种文学现象，而且是一种文化现象。像《三国演义》这样对中华民族的精神生活和民族性格产生了深远影响的巨著，更是如此。从纯文学的角度来看，《三国演义》以其对小说体裁的历史性开拓、丰富多彩的故事情节、绚丽多姿的人物形象、宏大严密的总体结构、雄浑豪放的艺术风格，当之无愧地成为中国古代最优秀的长篇小说之一。同时，《三国演义》又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作品，积淀着极其丰富的文化内涵，具有多方面的文化意义。因此，对《三国演义》的研究，既可以从纯文学的角度进行，也可以从文化的角度进行。这至少包含三个层面：一是对《演义》的文学特征和成就继续进行精深的探讨;二是将《演义》置于中华文化发展的长河中，深入发掘其文化内涵;三是全面总结《演义》对我们民族的精神生活和民族性格的广泛影响。这样，《三国演义》研究的天地将是无限宽广的。二、积极运用新的研究方法。学术研究的历史证明，研究方法的更新具有重要的意义。研究方法问题不只是一般的工具问题，还有一个哲学上的方法论层次和认识论深度问题。古代小说研究的每一次历史性进步，都与研究方法的变革有关。二十五年来《三国演义》研究发展的历程，也证明了这一点。例如：对于诸葛亮形象，许多学者都作过精彩的论述，而黄钧先生则独辟蹊径，从母题学的角度进行探讨，指出诸葛亮作为一个悲剧英雄形象，他那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奋斗精神，“欲与天公试比高”而终遭失败的悲剧结局，其实是我国包括神话、传说、小说在内文学创作中的一个永恒的母题。诸葛亮从历史人物到艺术形象的演进过程，必然受到远古神话中悲剧英雄，特别是夸父所留下的“种族记忆”的影响和制约。“夸父、诸葛等英雄与自然、天命所开展的这一场极其庄严壮烈的竞赛，只能以薪尽火传的方式一代一代地延续下去。”(《欲与天公试比高——诸葛亮形象史外部研究浅议》，载《〈三国演义〉与荆州》论文集，中州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这样的论述，颇能给人以新的启示。随着社会的全面进步，随着人们思想的进一步解放，新的文艺理论、新的研究方法将不断涌现。我们应当以开放的态度和求实的精神，认真鉴别，选择吸收，推动《三国演义》研究的继续深入。
金文京：对沈教授谈的这个问题，我表示赞同。
沈伯俊：第三，必须进一步加强对研究史的研究。1998年，我曾撰文指出：“任何一门学问，都有其创立和发展的过程，都是在逐步积累中不断丰富和完善的。只有充分掌握已有的研究成果，才谈得上发展和创新;只有站在前人的肩膀上，才能比前人看得更远。因此，研究任何一个课题，都应该首先把握其研究史，了解在自己着手之前，别人已经研究了多少，研究到什么程度，有些什么观点，存在哪些问题，从而确定自己的研究起点，选取适当的研究角度，这是学术界公认的治学之道。”“只有重视和加强对研究史的研究，才能从整体上提高《三国演义》研究的水平。为此，应当逐年整理《三国演义》研究论著索引，系统收集和整理新的研究资料，撰写专门的研究著作，为今后的研究提供路标。同时，应当大大强化研究者重视研究史的意识，把这与树立严谨求实的学风联系在一起。”(《面向新世纪的〈三国演义〉研究》，载《社会科学研究》1998年第4期)此后，这一问题越来越受到学界同行的重视。仅以2004年10月在四川绵阳举行的全国第十七届《三国演义》研讨会为例，会议收到的论文就有3篇属于《三国演义》研究史范畴：一是陆勇强的《二十世纪罗贯中研究鸟瞰》，二是卫绍生的《新世纪〈三国演义〉作者之争》，三是纪德君的《“千秋功罪任评说”——〈三国演义〉中曹操形象研究百年》(均已收入《三国演义学刊》2004卷，四川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我和谭良啸编著、即将由中华书局出版的《三国演义大辞典》，附录有迄今为止最详细的《〈三国演义〉研究论著索引》，足资研究者参考。目前，已有不止一位学者正在撰写比较系统的《三国演义》研究史，这对于帮助研究者掌握有关信息，避免低水平重复劳动，提高研究水平，显然是大有裨益的。
金文京：加强对研究史的研究，本是学术研究的应有之义，又具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我同意沈教授的主张。
沈伯俊：第四，积极推进《三国演义》数字化工程。2004年9月在韩国举行的“第三届中国古代小说数字化研讨会”上，上田望的《明清小说数字化应用研究》报告，介绍了他借助检索系统软件“GramaticalPatternScannerfor 《三国演义》”(简称GPS)和统计处理软件“自己组织化图解”，从词汇、语法等角度对《三国演义》的电子文本加以具体分析的情况。GPS便于检索六种版本，还具有计算各个则目中的词语的出现频率，以及根据此数据而显示图表的功能。借助“自己组织化图解”软件，他研究了下列语词现象：(1)出现在《三国演义》的特定则目中的宋元时代的词汇;(2)出现在《三国演义》的特定则目中的明清时代的词汇;(3)在《三国演义》前后部中出现频率不均等(差异程度很大)的词汇;(4)在《三国演义》中使用频率高的汉字。通过分析，他发现：“从语言风格来看，《三国演义》在词汇、语法上与元代的《三国志平话》竟有甚多不同，元杂剧的常用词也不多见于《三国演义》。”“前半部分与后半部分的语体相差悬殊，后半部分文言使用得多一些，这部分罗贯中自己写的可能性很大。”他还进一步指出：“利用GPS和‘自己组织化图解’对《三国演义》以外的古代小说的电子文本加以解析的话，应该一定会发现小说本身具有的语体特点等。而且在我们阅读时没有意识到的古代小说之间的亲疏关系、继承关系也未必不能发现。”上田望的工作具有开拓价值，其认识也极具启发性。我在题为《关于推进中国古代小说数字化研究的思考》的报告中，就今后的工作提出了五点建议：一、古代小说专家和电脑专家各有所长，必须进一步紧密结合。二、各类小说的数字化研究应该彼此打通，互相促进。三、大力开发电脑的工具优势。例如，《三国演义》研究涉及元明三国戏，自然应将这些三国戏全部数字化，设计强大而有效的检索功能和比较功能，以利深入的研究。四、充分发挥人脑的创造性主导作用。电脑是为人服务的，无论其工具作用如何强大，都不可能取代人的研究。强调“充分发挥人脑的创造性主导作用”，主要想突出两点：其一，研究者要为电脑提供正确的资料信息，设计良好的程序，提出最佳的要求;其二，利用电脑进行独立的判断和创造性的研究。五、积极探讨网络的交流互动功能，特别是中、日、韩三国学者的网上讨论，交流互动。
金文京：是的，应该全面地展开《三国演义》数字化工程。周文业先生的数字化工程，限于目前中国大陆的情况，全用简体字，既不能真实地反映原本面貌，又与使用繁体字的中国台湾地区和日本、韩国等国家的同类成果难以互换，这是一个明显的美中不足之处。因此，电脑上的字体统一应是目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沈伯俊：这就涉及我想到的第五个问题——努力加强中外学术交流与合作。回顾《三国演义》研究走过的道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是：中外学者的交流，对于推动研究的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首先，在研究资料的收集上，由于历史的原因，外国学者在某些罕见资料(如某些稀见版本)的掌握上，比之中国学者较为便利，可以为我们提供重要的参考。其次，由于知识结构、社会背景、文化心理的差异，外国学者在研究角度、研究方法、文化阐释等方面有自己的特长，可以与中国学者互相交流，优势互补。再次，进入数字化和网络时代以后，中外学者交流与合作的现实可能性越来越强。因此，中国学者应该以诚挚而恳切的态度，与海外学者，特别是日本学者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加强合作，共同推动学术的发展。
金文京：诚如沈教授所言，近年来日中两国的学者通过几次研讨会的交流，加深了彼此的了解，取得了可观的成果。不过，有些问题在两国学者之间仍有意见分歧，却没有彻底讨论，仍是各持己见。今后应该更加努力地以实事求是的精神进行讨论，共同追求真理，以期达成共识。另外，东亚各国都有其独特的《三国演义》文化，2004年在韩国召开第三届中国古代小说数字化研讨会，得以跟韩国学者进行交流;不过，与越南方面的交流似乎几近阙如，也是一大憾事。以后应该扩大视野，展望东南亚各国的《三国演义》文化。
沈伯俊：是的。中日两国学者应该加强学术交流与合作，亚洲各国，特别是中日韩三国也都应该加强学术交流与合作。例如，在推进《三国演义》数字化工程的问题上，韩国的赵宽熙教授在题为《中国古代小说数字化方案探索》的报告中，提出了一个重大课题：“为了迎接信息化社会，韩中日三国应如何建立一个中国小说研究数字化的方案。”他认为，建立中国小说研究基础的全部工作原则上必须排除商业性，而应立足于学术性。这一工作的目标是：一、中国小说原著文本的数字化。除了制作古代小说的数字化正本文件，还应收集有关中国古代小说的硕士、博士论文资料，建成电子图书馆。二、建立中国小说文本目录数据库。目前，韩国学者正在建立20世纪发表的全世界有关中国小说的论文目录数据库，并正在准备数据整理和程序开发。为此，还需准备服务器和网站服务。三、最需要的是中日韩三国之间形成更紧密的协作体系。目前，三国学者正分别构筑数据库，这必然造成对同一作品的重复作业;但因学术环境不同，要形成协作关系并非易事。因此，三国学者应该在持续召开的中国古代小说数字化国际研讨会上，确认彼此的立场，相互交换意见，以建立相应的方案。赵宽熙的意见极富前瞻性，应是我们共同努力的方向。
金文京：近年来的学术交流，促使日本学者增强了联合意识。日本现在只有中国古典小说研究会，还没有专门研究《三国演义》的学会组织。最近，大东文化大学的渡边义浩教授(研究三国历史)带头倡导成立三国志学会，打算以文史结合为宗旨，集中力量全面展开相关的研究活动，加强国际交流。今年七月将召开成立大会，也要邀请一些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学者参加。我希望通过这些活动，更加促进《三国演义》各方面的研究。
沈伯俊：金教授，我们这次对话，可以说是一次具有国际视野的学术回顾与展望。我相信，这对今后中日两国的《三国》研究都将发挥积极的促进作用。
金文京：我也很满意这次对话，相信不远的将来能够得到更为美满的研究成果。关心《三国演义》的读者，可拭目以待。
作者：沈伯俊 金文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