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一共涵盖3篇精选的论文范文,关于《经济思想论文范文(精选3篇)》相关资料，欢迎阅读！[摘要]著名经济思想史家马克·布劳格在其精心著述的《经济理论的回顾》中，讨论了“绝对主义”与“相对主义”的经济思想史观和“理性重建”与“历史重建”的经济思想史研究方法论，这对于推动经济思想史学科建设具有重要启发价值。
第一篇：经济思想论文范文
世界经济思想文明进程中的民国经济思想
摘要：民国时期中国海外留学生积极吸纳世界经济思想文明成就，进行全新的学术建构，创造中国现代经济思想文明的学术体系，彰显了学术的独立性与生命力。其中，留学生在无形资产理论、货币理论和发展经济学三个方面甚至取得了跻身世界经济学学术之林的辉煌学术成就，影响了世界经济思想文明进程。
关键词：民国时期;留学生;学术建构;学术体系;无形资产理论;货币理论;发展经济学;民国经济思想
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中国古代创造了引领世界文明发展的农耕文明成就。与农耕文明的发展相适应，中国古代农耕经济思想也在17世纪以前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自17世纪以后，随着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停滞，中国经济思想的发展也步入下行的轨迹。与此同时，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与工业文明相互激荡，开创了现代工商文明新时代，工商经济思想文明崛兴。随着中国传统的农耕经济思想文明开始逐渐落后于西方工商经济思想文明，世界经济思想文明的传播路径亦发生逆向转移：从东学西渐转向西学东渐。从此，中国开始脱离农耕经济思想运行故道，转向以移植西方经济思想文明为路向的近代经济思想发展的新途。
在中国近代百年(1840～1949)向西方学习的历程中，前半个世纪把重点放在器物与制度层面，直到20世纪初学习西方思想文化，包括学习西方经济学才开始全面起步。民国时期以后，中国经济学的先行者开始新的学术建构，开始创造现代经济学学术体系。由于受各种条件特别是研究资料的限制，以往的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更多地把精力放在民国时期经济学者运用西方经济理论研究中国经济问题(如财政、金融、贸易、农业、工业、合作等领域)取得的成就上，对于民国时期中国学者在世界经济学发展的原创性贡献的研究方面着力不多(这方面的成果大多集中于张培刚在发展经济学方面的贡献的研究)。局限于对民国时期研究中国现实经济的经济思想的研究难以树立中国现代经济学学术典范，难以形成中国现代经济学学术传统。为了深化民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有必要把民国经济思想史放在世界经济思想史的背景下去观照，从世界经济思想的文明进程中把握民国经济思想史的历史方位，从中国近代经济学者树立学术典范、形成学术传统中找到当下中国经济学创新的源泉与动力。
囿于文献及目前笔者研究的进展，本文仅从无形资产理论、货币理论和发展经济理论三个视点管窥民国时期中国经济学者对于世界经济思想发展的原创性贡献。
一、杨汝梅的无形资产论
杨汝梅(1899—1985年)，字众先，河北磁县人。1920年毕业于北京铁路管理学院(现北方交通大学前身)，因成绩名列榜首，由交通部公派赴国外留学，1921年夏前往美国留学，是该校派往美国的第一批留学生。在美国就读于密歇根大学，1926年获得博士学位。回国后任北京交通大学教授，讲授《会计学》。1927年夏调上海国立暨南大学，任教务长兼《会计学》教授。后历任光华、齐鲁、沪江等大学教授。1933年受邀担任盐务稽核总所副监理兼账务股长。1937年转任上海所得税税额审核处(隶属中央信托局)总审核。1942年到重庆，担任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银行联合总管理处(简称四联总处)会计长。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历任中国银行汉口分行经理及总行会计处处长。1949年去香港，1950年在新亚书院先后任系主任、商学院院长及会计长等职。香港中文大学成立后曾任大学商学院院长及系主任等职。后即转往浸会学院任教并担任商学院院长等职。1985年杨汝梅逝世以后，已届97岁高龄的恩师派登(W.A.Paton)教授发函致哀：“杨博士为我20年代的优秀学生，其博士论文卓越，他的逝世不仅意味着丧失了一位著名人物，也使我失去了近年来长相通信的好友”。[1](P136-137)
杨汝梅在密歇根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在泰勒(F.M.Taylor)教授和派登(W.A.Paton)教授的精心指导下，1926年完成博士论文《商誉及其他无形资产》(Goodwill and other intangibles)。1927年，该论文在纽约由The Ronald Press Company出版。
从世界范围看，无形资产方面的理论研究起源于19世纪末，最早论及无形资产的著作是Bithelld1882年出版的《一本计数字典》(A counting House Dictionary)。第一部系统论述无形资产问题的著作是L.R.Dicksee1897年出版的《商誉及其会计处理》(Goodwill and Its Treatment in Accounts)一书。但直到20世纪20年代，西方有关无形资产方面的问题的研究还非常不深入，特别是无形资产的性质及其会计处理方法一直是会计学界最难处理的学术问题。当时西方会计学界对于商誉等无形资产的论述，多囿于无形资产法律上的特点及其估价问题，而且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没有能够从理论上阐明无形资产的本质特征，没有具体地解决无形资产的会计处理问题。
杨汝梅在《无形资产论》一书中详细分析、归纳了当时西方学术界关于无形资产的各种见解，全面、系统地论述了无形资产的性质，提出了无形资产的会计处理原则和方法。该书对于健全我国工商企业的管理与会计科学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全书共分九章，①内容包括三个方面：第一章为总论，介绍无形资产的概念与特质;第二至第五章详论无形资产的性质及其与企业收益能力的关系;第六至第九章分别研究购入与非购入无形资产的会计处理方法及企业改组时无形资产的处理。
Goodwill and other Intangibles一书问世后，很快受到中国学者的关注。中国最早的会计专业杂志《会计季刊》在1931年的创刊号上登载的吴世瑞的《英文本重要会计书籍目录》在“其他会计书籍”(Other Accounting Books)下，列入其中的有Yang，J.M.Goodwill and other Intangibles Pitman 1924(出版年代与出版公司有误)。1934年，《立信会计季刊》以连载形式编发杨氏的《无形资产论》，所加的按语是：“本文著者杨博士，对于会计一科，有深切之研究。前在美国著有Goodwill and other Intangibles一书，立论精审，欧美学者，奉为佳臬。即会计名家Paton氏所编会计学大全(Accountants’Handbook)一书中，亦数数引用其议论。我国学者，对于会计一科之研究，年来渐涉高深，惟对于无形资产一项，则注意者尚少。兹特恳请杨博士于百忙中撰著此文，凡我同志，幸珍视之。”当时著名会计学家潘序伦高度重视该书，1936年杨汝梅的博士论文列入当时由潘序伦主编的《立信会计丛书》出版，并定名为《无形资产论》(施仁夫译)。潘序伦在中文版序言中高度评价《无形资产论》的学术贡献，他认为无形资产的性质及其会计处理方法“为会计学上最难解决之一问题”“有不少学者，咸致力于此问题之研究，然终学说纷纭，莫衷一是，未能得一统一完善之答解”，而杨氏的博士论文“对于一切无形资产之性质及其会计处理方法，分析至为详尽。”“其立论之精审，无与伦比，欧美学者久已奉为圭臬”。[2]李鸿寿在1936年出版的《商务印书馆出版周刊》上撰文指出：“杨众先博士(Dr.J.M.Yang)著英文本《商誉及其他无形资产》一书，出版于美国Ronald Press Company，此实为国人会计著作出版于美国之创举。该书理论宏深，文笔流利，其独创之处，极为欧美会计学家所重视。会计名家派登(W.A.Paton)氏于其所主编之《会计大全》第七九五页到八三三页(Accountant’s Handbook，P.795～833)及史屈莱托夫(Frank.H.Streightoff)于其所著之《高级会计学》第一一五页至一二二页(Advanced Accounting，P.115～122)中，均一再引用，奉为佳臬。于此足征该书之价值，实占有国际会计学中之重要地位也”。[3](P11-13)
1993年，当代著名会计学家杨时展教授将该书与蔡锡勇的《连环账谱》(1905)、谢霖和孟森合著的《银行簿记学》(1907)一并选入其主编的“中华会计思想宝库(第一辑)”(中国财经出版社1993年出版)。杨时展教授在序言中指出：“河北杨汝梅的《无形资产论》”中的“不少见解，在W.A.Paton教授主编的《会计师手册》1934年再版时，曾和当时会计界泰斗Kester、Hatfield等人的作品一起，多次有时乃至成段地引用。在美国纽约大学R.P.Brief教授编辑的再版系列经典名著中，这部专著也被列在其中”。李鸿寿教授在为《无形资产论》列为杨时展教授主编的《中华会计思想宝库》再版的推荐语中再次高度评价该书：“从1933年到1947年，十几年中世界上还没有研究无形资产超过杨氏者，这的确是中国会计界足以引为自豪的。因此，我认为杨汝梅先生是我国会计界闻名世界的巨星”。[4](P18-23)
Goodwill and other Intangibles一书在西方世界也产生了重要学术影响。该书中文版离英文版的撰成仅仅10年时间，潘序伦先生就断言该书“欧美学者久已奉为圭臬”，可见其在西方会计学界的影响之快且巨。1922年美国著名会计学家、曾任美国会计学会会长的派登(W.A.Paton)教授主编了在美国会计学界享有盛名的《会计师手册》(Accountants’Handbook)，在其1933年出版第二版时，所撰第十四部分“无形资产”就全面地接受了Goodwill and other intangibles中有关商誉问题的研究成果，“并以其观点为主体对无形资产和商誉问题进行了多层次介绍，特别是在‘商誉的性质和持续价值’这一核心内容中着重讨论了商誉性质、销售商誉、制造商誉、理财商誉以及持续价值等相关问题，由此而对《无形资产论》中有关商誉理论的传播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4](P18-23)1947年《会计师手册》第三版出版时，“内中第838页和841-843页仍引用杨著”。[5](P36)
美国会计理论的奠基者之一亨利·兰德·哈特菲尔德②(Henry Rand Hatfield)1927年在《会计评论》(The Accounting Review)、Glover·C·A 1927年在《美国经济评论》(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著名成本会计学家陀耳(James L·Dohr)1927年在《会计学报》(Journal of Accountancy)上发表了哥伦比亚大学博士杨汝梅1926年完成的博士论文《无形资产论》的书评文章。亨利·兰德·哈特菲尔德在书评文章中指出：“已有Dicksee和Leake所著的两部优秀著作的情况下，再出版一部由一位年轻、不知名的学者所著的关于商誉问题的博士论文，多少有些不知天高地厚。但此书的出版有充足的理由，作者的成就值得祝贺，不必担心其著作与先前的著作比有逊色之处。作者没有象Leake那样将研究的范围扩展至商誉与国家资本、所得税的关系等领域;没有涉及法律方面，也没有详细的数理分析和簿记条目。但另一方面，作者对无形资产的基本会计特点作了迄今为止更广泛的探讨”。[6](P409-411)陀耳在书评论文中指出：“近年来，由于所谓的‘无形资产’引发的人们对会计问题的兴趣的与日俱增使杨博士的著作受到追捧，除了其提供的会计文献及讨论的问题有趣之外，该书确实是非常耐人寻味的”。“该书的最主要的优点在于它能激发人的思想，而不仅仅是有趣。”“每一位会计人员都应阅读该书”。[7]
此后，杨汝梅在Goodwill and other intangibles阐述的有关无形资产的观点一直为西方会计学界所推崇，其博士论文成为驰誉世界的会计学名著。1978年杨汝梅的博士论文被列入“当代会计思想的发展”(The development of contemporary accounting thought)丛书，由纽约阿尔莫出版社(Armo Press)再版发行。1983年，Johnk Courtis在《会计史杂志》撰文指出：“杨汝梅的著作对有关无形资产的概念发展和澄清作出了巨大贡献”“他是真正扩展消费者商誉的第一人”。[8]直到1996年，由世界著名会计学家迈克尔·查德菲尔德(Michael Chatfield)和Richard Angermeersch所著的《会计的历史：国际百科全书》(The History of Accounting：An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一书在论述无形资产的理论发展史时仍将杨汝梅的博士论文列为5部最重要的参考著作之一，而且认为杨汝梅的著作是“有关无形资产方面的最好的理论著作”。[9](P283)
二、林霖的货币论
由美国经济学会主办、创刊于1911年的《美国经济评论》是美国影响最大、全球最有名的经济学期刊之一。1937年，中国留美博士林霖在该刊同一期发表两篇学术论文，这既是华人经济学家的空前之事，恐怕也是绝后之举。
林霖(1905—1970年)，广东梅县人，1926年毕业于大夏大学商学院，任职于中山大学。1930年考取公费中山奖学金留学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1931年6月获该校经济学硕士学位，1934年12月获该校经济学博士学位，博士论文题为《联邦储备货币》(Federal reserve currency)，指导教授是Charles A.Dice。林霖攻读硕士、博士学位期间，正值美国大危机时期，他非常关注大危机期间美国罗斯福总统推行的新政，1933年8月他为上海《国际译报》撰写了“美国之新经济政策”的通讯，介绍罗斯福的反危机的经济政策，特别是“全国实业复兴法”(National Industrial Recovery Act)的实施情况。[10](P122-127)1935—1937年，担任布鲁金斯研究院研究员。中日战争爆发后，1938年赴纽约就任纽约中国经济社会咨询委员会研究员，次年转任中国国民党宣传部国际宣传处驻北美办事处研究组专员，不久调升主任，1944年转到墨西哥担任该地办事处专员。1947年6月奉召返国，担任中国国民党宣传部秘书，曾就外汇、物价、通货膨胀等问题发表论文③和讲演。1949年1月，应聘为台湾大学经济系教授、系主任，法学院院长，直到1970年在任内过世。除发表多篇英文学术论文外，著有《如何稳定物价》(钟鐄书社1947年版)、《借贷抵销说与钱币革命》(中国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台北)1952年版)、《货币银行学》(中国台北，“大同出版社”1954年版)及《中国经济之出路》(中国台北，“税务旬刊社”1952年版)。
林霖早期的学术研究非常杰出。他的《定期存款是货币吗?》(Are Time Deposits Money)一文发表在《美国经济评论》第27卷第1期(1937年3月)上。该刊物同期还刊登了林霖撰写的仅有两页的短文《格雷厄姆教授关于储备货币及百分百货币的提议》(Professor Graham on Reserve Money and The One Hundred Percent Proposal)。前一篇论文是林霖关于定期存款是货币问题的正面论述，后一篇论文是介绍林霖论文相反观点的材料性文献。《美国经济评论》在同一期刊登同一作者的两篇论文是非同寻常的，表明了林霖所论述的问题的极端重要性。
《定期存款是货币吗?》一文，对货币理论贡献很大。当时定期存款是否属于货币供给，在西方学术界是一个尚无定论的学术问题，该文对此进行了缜密的理论分析，推翻了当时西方学术界货币权威的货币观点，明确得出了定期存款属于货币供给的结论。留美经济学博士、燕京大学教授袁贤能1939年11月7日在燕京大学所作的“如何研究经济原理”的学术演讲中就注意到了林霖的这篇文章：“中国已有许多研究自然科学者，能立足于世界学者之林;然以往经济人材，尚未有能蜚声海外者，此盖由于学经济者，多投身政界而从事继续研究者太少之故。然近几年来，情形渐好，中国人亦有在外国有名经济杂志上发表过理论文章者。例如Lin Lin，李卓敏，黄邦桢等皆在美国著名的杂志上与彼邦有名之教授对经济学的理论打过笔墨官司。由此可证中国人之头脑并不比别国‘差’”。[11]袁贤能这里提到的“Lin Lin”就是林霖。
胡寄窗的名著《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大纲》亦提到林霖的这篇论文：“在货币理论方面，总的说来是述而不作。但也有一位名叫Lin Lin的中国留学生，抗日战争时期曾在美国的权威杂志《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论文批判费雪耳的货币数量公式，这在那时的中国经济学家中也算是一件非凡之举，可惜我们还未查出他的真名实姓”。[12](P457)胡寄窗提到的Lin Lin就是林霖，但林霖的学术贡献不是批评“费雪耳”(Fisher)的货币数量公式，而是开创性地论证了定期存款是货币这一在当时西方学术界尚无定论的命题。
1929—1933年大萧条后引起美国银行体系、货币体系以及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权力的变革。当时，通过调节货币供应量从而调控宏观经济的管理通货理论在美国盛极一时，管理通货论不同于传统的货币理论主要论述一些纯货币问题如货币的起源、职能、本位制等，而是结合储蓄和投资的关系，利率、价格水平、就业等问题进行理论分析，开创了货币经济学的新体系。管理通货理论颠覆了传统货币理论的货币供应量概念，如何对货币进行分层——厘清货币的内涵，进而统计货币的供应量成为重要的学术课题和货币当局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
当时美国的一些专家包括耶鲁大学货币学大家费雪(Irving Fisher)赞同所谓“100℅货币”，认为只有活期存款才是货币，“定期存款作为一种支付手段的前提是它必须能转化成活期存款。因此，定期存款并不像活期存款那样被认为是货币”“以此为依据，他们制订了新的银行改革和商业周期调控措施”。④其中，劳奇林·卡瑞⑤(Lauchlin Curries)便是积极为改革建言献策的专家之一。他是一名货币交换媒介论者，认为只有那些作为商品交换媒介的替代物才是货币，他在1934年出版的《美国货币供给与调控》一书中，将货币直接等价于“支付手段”，认为货币只包括现金和经过调整后的活期存款。他引用了1921—1933年美国货币供给总量的一系列数据，“在这些数据中，他根据定期存款只有转化成活期存款才能成为货币这一原则，剔除了所有定期存款数据”，得出了货币供给与货币借贷之间没有关系的结论，主张取消银行系统所有的定期存款准备金要求，将银行系统划分为金融管理局和储蓄银行两部分，“金融管理局凭借它能创造活期存款的能力来控制货币供给，其他类型银行，作为一个整体，借以其稳定的存款增长额继续满足当地客户的贷款需求”。
林霖指出：“从银行改革和商业周期调控的角度看，定期存款是否属于货币至关重要”。他对劳奇林·卡瑞货币定义及其改革措施提出了质疑，认为“如果定期存款如同活期存款一样，属于货币的一种形式，支撑卡瑞博士的货币供给调控蓝图的大部分数据将变得毫无根据，并且调控本身也将比想象中更加复杂、困难”“卡瑞博士论证的不完备性也正是因为定期存款数据被剔除这一事实。”
林霖认为定期存款应该被包括在货币供给之内，他从以下几个方面论述定期存款属于货币。
1. 部分定期存款属于支票。林霖指出，1933年前，一些会员银行发明了一种特别储蓄账户——支票，能在存款人不在场的情况下被取出，支票没有活期存款有活力，但又比许多定期存款账户有活力。因此类似支票一样的部分定期存款已经像活期存款一样，被当作一种支付手段，应该如同活期存款一样，属于货币。
2. 相当数量的定期存款是银行间及银行内存款的补充品及复制品。林霖指出，“相当数量的定期存款被当作两种特殊形式活期存款——银行间及银行内存款——的补充品或复制品”。林霖通过银行间的资产负债表的分析证明和解释了这一结论，他认为，银行间存款是存放在其他银行的活期或定期存款的复制品，储户资金的转移行为“只不过是存款账户户头从一个人转移到另一个人，既无新的货币产生，也没有旧的货币消失，事实上货币供给总量保持不变”。卡瑞博士“将定期存款和银行间存款都不包含在货币供给内”“这一分析显然与现实不符”。此外，“当存款人在同一银行内将其活期存款转存为定期存款，将会导致银行内存款的增加以及商业部门活期存款的减少，但整体上货币供给并没有增加或减少”，显然如果定期存款不是货币，存款人将活期存款转为定期存款将会使统计的货币供给减少，这与事实不相符合。林霖并不认为所有的定期存款都是银行间或银行内存款，或者所有的银行间和银行内存款都是定期存款，“而是说到目前为止，作为银行间和银行内存款复制品的那部分定期存款应该包含在货币供给中”。
3. 货币创造与货币借贷之间关系紧密。卡瑞认为，货币创造与货币借贷之间不存在任何关系，正是基于这一理论，“他构建了‘完美’的货币体系”。对此，林霖从两个方面作了辨析：首先，他针对卡瑞储蓄银行的贷款和投资不能像商业银行一样创造定期和活期存款的论点指出，储蓄银行和商业银行一样，可以创造定期存款和活期存款。“在银行体系内，储蓄银行可以通过扩大贷款量或购买证券来创造定期和活期存款，也可以通过收回贷款或卖出政府债券来消灭定期和活期存款。”其次，他针对卡瑞认为货币供给总额与贷款与投资总额不相关的论点指出，“贷款与投资总额与货币供给间存在紧密的关系”“贷款总额和投资总额会引起包括定期存款和活期存款在内的存款总额的变动”。基于上述两个方面的分析，林霖认为，“卡瑞博士的‘完美’计划缺乏一个稳固的基础，这一‘完美’计划终有一天走向破产。这是因为，如果不对储蓄银行发放的贷款加以任何限制，定期存款将会无限增加。只要储户愿意，这些定期存款都能转换成活期存款;在定期存款数量迅猛增加的时期，储蓄银行和商业银行都乐于充当储蓄机构，发行数倍于存款总额的贷款量，这将进一步导致定期存款的增加”“一旦公众信心出现动摇，这个‘完美’的体系将彻底崩溃”。
4. 定期存款和活期存款本质相同。林霖认为，活期存款与定期存款的区别在于资金周转速度，而不是存款的本质。从本质上看，定期存款和活期存款都属于银行负债;从银行负债的角度看，定期存款和活期存款都仅能周转一次;定期存款和活期存款之间可以“一比一”的比率自由兑换，并且不会影响银行负债总额的变动;定期存款和活期存款同通货的互换相同;在公众眼中，定期存款和活期存款具有相同的购买力。
5. 定期存款与政府债券本质上不同。卡瑞和费雪等学者认为，定期存款与政府债券一样，“实际上也是一种投资”，二者都必须转换成现金或活期存款才能使用。林霖认为，定期存款与政府债券在本质上是不相同的，“政府债券需按照随着债券市场波动不断变化的‘市场价值’进行兑换，而定期存款是按照‘一比一’的比率进行等价兑换。并且前者在使用前‘兑换’是必须的，后者则不是。定期存款属于银行负债，政府债券则不是。银行持有的政府债券，就像贴现票据一样，属于银行资产，这和属于银行负债的定期存款具有本质上的不同”。如果比较债券交易与定期存款与活期存款、现金间的互换对于银行及货币体系的影响，“两者之间的差别将更加明显”。“银行存款和现金的互换并不会对货币供给总额产生影响”，而“当个人大规模向银行出售政府债券时，意味着货币供给的增加;个人从银行购买政府债券，会导致货币总额供给的减少”。
6. 定期存款准备金应与活期存款准备金的要求一致。通过以上分析，林霖认为，定期存款的准备金应与活期存款准备金的要求一致，“定期存款不仅需要准备金，而且关于定期存款准备金的不公平政策应被废止，因为定期存款和活期存款具有相同的基本特征”。他认为，“相对较低的定期存款准备金，正是导致1921—1929年银行存款巨额增加、定期存款的增长幅度远高于活期存款和现金存款之和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1931、1932年发生的令人震惊的银行倒闭风潮，在此期间的定期存款的疯狂挤兑不得不说是一个主要因素”。
林霖的研究结论将定期存款纳入货币体系之中，颠覆了当时在西方学术界颇有影响的“货币=支付手段=现金+活期存款”的货币公式。这对于管理通货理论及其政策运用都有重大意义。在此基础上，他对货币概念重新作了定义：“货币是偿付各公众的银行负债或免息财政负债，或者能够通过‘交付’或‘转移所有权’清偿债务契约的资产。”林霖关于定期存款是货币的观点后来成为货币经济学的定论，他作为这一观点的最早全面、系统的论述者，为世界货币思想的发展作出了独创的贡献。
林霖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的两篇论述定期存款是货币的论文在国际上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如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罗斯巴特(Murray N.Rothbard，1926—1995)就在其所著的《美国大萧条》(America's Great Depression)、《经济学争论》(Economic Controversies)、《银行的秘密》(The Mystery of Banking)等著作中多次征引林霖的上述两篇文章的观点。美国学者斯坦德尔(Frank G.Steindl)在其所著的《理解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复苏：大萧条时期的内源性传播》(Understanding Economic Recovery in The 1930s：Endogenous Propagation in the Great Depression)、Steklac在其所著的《货币理论的本体论反思》(The Ontological Reflection of the Monetary Theories)都评析了林霖在定期存款是否是货币问题上与卡瑞的争论。美国经济学家萨勒诺(Joseph T.Salerno)1999年10月1日在《自由人》(The Freeman)发表的《20世纪20年代和20世纪30年代的货币和黄金：奥地利学派的观点》(Money and Gold in the 1920s and 1930s：An Austrian view)一文中，认为林霖的《定期存款是货币吗?》是一篇“辉煌但被忽视的论文”。
三、张培刚的经济发展理论
张培刚(1913—2011年)，湖北黄安(今红安)人。1929年春插班考入武汉大学文预科，次年秋预科毕业，进入经济系本科。1934年6月毕业，获学士学位。毕业后被选送到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从事农业经济的调查研究工作。先后撰成《清苑的农家经济》《广西的粮食问题》和《浙江省食粮之运销》三本著作，并在《独立评论》等刊物上撰文参与了当时学术界关于“以农立国”还是“以工立国”的辩论。1941年考取清华庚款留美公费生“工商管理”门，同年9月进入美国哈佛大学研究生院工商管理学院，次年转入文理学院研究生院经济系，1943年通过硕士学位考试，取得博士论文撰写资格，在布莱克(John D.Black)⑥和厄谢尔(A.P.Usher)⑦两位教授的指导下，1945年10月完成博士学位论文，年底通过答辩，获得哲学博士学位。1946年回国，担任武汉大学经济系教授兼系主任，1948年任联合国亚洲及远东经济委员会顾问及研究员。1949年再度回国，先后任教于武汉大学和华中理工学院(华中理工大学、华中科技大学)。
《农业与工业化》(Agriculture and Industrialization：The adjustments that take place as an agricultural country is industrialized)是张培刚所撰写的博士论文。它获得1946—1947年度哈佛大学经济学专业最佳论文奖和威尔士奖金(David A.Wells Prize，诺贝尔经济学奖设立前国际经济学界影响最大的经济学奖，张培刚是第一个，也是迄今唯一获得该奖的中国学者。与张培刚同时获得该奖的是保罗·萨缪尔森，后者于1970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并列为《哈佛经济丛书》第85卷，于1949年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1951年被列入“经济文化丛书”，由墨西哥著名经济学家弗洛雷斯·埃德蒙多⑧(Flores Edmundo，1918—?)译成西班牙文，在墨西哥出版。1969年英文本在美国再版。
《农业与工业化》一书在当时国际上亦产生了较大的反响，美国学者威廉·H·尼科尔斯、海曼·库柏林、许烺光、威廉·W·洛克伍德等在该书出版不久纷纷发表了书评文章，他们基于自己的知识背景，从各个角度评述《农业与工业化》一书，这些评论有的比较精准，有的并不得要领甚至存在误读。
美国农业经济学家、时任范德比尔特大学教授的威廉·H·尼科尔斯⑨1949年11月在《农业经济学杂志》上发表的书评文章认为该书旨在探讨“工业化过程中农业与工业之间调整的理论、实践及历史，特别关注农业内部的调整”，其主要贡献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总结和综合了该领域的多方面文献”“有助于对工业化和农业发展问题感兴趣的学者的进一步研究”;二是“对中国工业化作了实证研究”。但尼科尔斯认为，张培刚的博士论文也有不足，主要是理论与实证都没有独创性，所有的结果都是“过于肤浅，带有学究气”“没有充分展开论述”“而且其实证部分的绝大多数资料、数据，对大部分美国人来说，都是十分熟悉的”“有些数据直接来自于科林·克拉克的调查数据”。[13](P746-747)
美国汉学家、历史学家海曼·库柏林⑩1950年在《太平洋历史评论》上发表的《农业与工业化》一书的书评文章，肯定了农业国工业化问题研究的学理与实践价值，特别提及该书关于“工业化是实现农业改革的必要不充分条件”和“工业化分为演进型与改革型”的观点。中国工业化需要足够的资本，有必要吸引大量外国投资，张培刚在论文中认为可以引进美国投资。库柏林发表书评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成立，因此，库柏林对此提出了疑问，认为美国投资于中国，需要以“美国人认为其政权足够友好并且可以长期执政”为前提，“根据共产党在中国的表现来看，人们只能认为，在美国看来中国的投资风险较大”。[14](P87-88)作者在书评文章中的这一引申显然超出了学理的范畴。
美籍华裔社会学家、人类学家许烺光1950年在《美国社会学评论》上发表《农业与工业化》一书的书评文章，囿于知识的局限，该书评并未从经济学的角度评析《农业与工业化》一书的学术观点。许烺光肯定了张培刚对于文献整理的贡献，认为“凭借对时下流行的经济学文献的高度了解，张先生至少为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作出了一项巨大的贡献——将绝大多数与该主题相关的文献紧凑简洁地展现在一本厚度适中，可读性又较强的书中”。但该书评对于经济学研究包括《农业与工业化》一书的研究方法提出了质疑，认为经济学“为了实现科学上的完美，为了简单起见而将复杂的现实武断而激进地进行简化”。许烺光认为，张培刚的博士论文也存在同样的缺陷，“作者在开篇时便认识到‘经济理论与经济的历史事实之间’存在‘巨大的差异’，但是他却显然没有尝试去弥补这样的‘差异’。”“他将经济学家的一般性结论应用于中国时甚至更加不尽如人意。”“阅读了整篇文章，笔者想起了一则被认为是来源于公元三世纪一位君主的历史轶事。朝中一名大臣向他的君主报告说人民正在忍受饥饿。国王厉声说：‘为什么他们不吃肉呢，”?
以研究日本经济发展著称的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洛克伍德{11}1950年在《远东季刊》上发表了张培刚《农业与工业化》一书的书评文章。由于洛克伍德本身是研究经济发展的学者，他对张培刚博士论文的评论是较为中肯和具有经济学学理性的。他首先指出了《农业与工业化》一书所研究的问题的价值：“工业化是当今亚洲每一个民族主义者和改革举措的一句口号，工业化在不发达国家的进展也受到西方国家的广泛关注”，“针对这一领域目前仍缺少深刻到位的分析”。“张博士关注的是正在经历工业化的农业国家所发生的经济调整。他从分析工业中技术的相互依存关系及农产品市场、农业原料市场、农业劳动力市场着手，然后将视角放到更为动态的视图——在过去一个世纪中逐渐展开的工业化进程之中”。“作者引用了大量西方的权威性理论，从理论和经验上详细阐述了这些一般性结论。张博士是一位勤奋的学生，熟读了大量文献，并针对该领域作了范围极广的研究。”“他的研究成果将不会昙花一现”。作为一位研究亚洲经济发展的学者，洛克伍德也对《农业与工业化》一书过多引用西方案例，而较少引用亚洲案例提出了批评：“令读者失望的是张博士对于西方经验的过多关注。几乎所有的数据证据都来自于美国和西欧的历史，尽管东南亚的农业生产已经实现了广泛的商业化，作者却没有提及该地区。而对于日本这样一个唯一实现了大范围工业化的亚洲国家，作者也很少予以关注”。作者认为，西方经验不一定适合于亚洲发展中国家，“二十世纪美国的大规模工业生产及农业机械化与中国或者爪哇的农民所面临的问题和解决之道并非有很大关联”。[16](P97-99)
在国内，该论文在1947—1948年间以中文方式发表了一部分{12}，1984年该论文由华中工学院出版社首次出版中文版。
《农业与工业化》一书在人类经济思想史上第一次系统探讨了农业国的工业化问题，其在国际上的影响历久弥坚，在中外学术界获得了极高的学术声誉，好评如潮。即便是对民国时期留学生经济学学术成就不看好的胡寄窗先生也认为它“实为现代发展经济学的首创著作”。{13}2009年哈佛大学出版社总编辑迈克尔·费希尔(Michael Fisher)在《农业与工业化》一书出版60周年给华中科技大学校长李培根的贺函中说：“哈佛大学出版社很荣幸于1949年在《哈佛经济研究》系列丛书中出版了此著作。张教授的著作是该系列丛书中最具影响力的巨著之一，此书被誉为发展经济学的奠基之作。哈佛大学出版社发表如此具有深远与持久影响力著作的机会屈指可数”。[17](P55)
张培刚能够在留学美国期间写出在经济思想史上不朽的经济学著作并非偶然。
首先，中国具有研究农业国工业化的深厚的思想文化土壤。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就产生了发展近代工业的思想，到19世纪60年代洋务运动时期，中国已形成发展近代工业的思潮。到19世纪末中国已产生“以工立国”的经济思潮。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学术界还产生了“以农立国”还是“以工立国”的大讨论。20世纪40年代，特别是抗战胜利以后，中国废除了自鸦片战争以来与西方签订的不平等条约，获得了国家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外部条件。受此影响，南京国民政府和国内知识界热衷于战后工业化问题的研究，工业化思想盛极一时。
不少中国留学生受国内高涨的工业化思潮的影响，着力研究发展中国家如何实现工业化的理论和现实问题，张培刚是其中最突出的代表。
其次，张培刚留学前对中国农业经济的深入的调查研究为他研究农业国工业化问题打下了深厚的学术基础。1941年留学美国以前，张培刚在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从事了长达7年的扎实的农业经济的调查研究工作，足迹遍及河北、浙江、广西和湖北的一些乡村、城镇，相继撰成《清苑的农家》《广西粮食问题》《浙江省粮食之运销》等著作，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作为“以工立国”派的代表，张培刚还发表了“第三条路走得通吗”(载于《独立评论》杂志1935年2月第138号)的论文参与讨论，批评主张在中国既不要“以工立国”，又不要“以农立国”，而是要走第三条路——在农村发展乡村工业的思想。可以说，留学美国以前的张培刚已经是一位成果丰硕、对农村社会有深入了解的农业经济问题专家，这是他的同代留学生及后来的西方发展经济学家{14}所不具备的优越条件。对中国这样一个农业国的深入的调查研究为他的博士论文的写作准备了扎实的材料，他的博士论文“当初是作为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关于中国农业经济的一个系列研究项目之一”[18]，是原来在国内研究的继续，是在中国当时经济学界有关中国工业化、现代化问题讨论基础上的理论化、系统化。
再次，哈佛大学前沿的经济学理论为他提供了先进的分析方法与广博的文献资料。如果没有留学美国的机缘，张培刚只能成为中国经济问题的专家，不可能成为发展经济学的开拓者。他在《农业与工业化》中运用了当时国际上最前沿的经济理论，如熊彼特(Joseph A.Sohumpeter)的“创新理论”、张伯仑(Edward H.Chamberlin)的“垄断竞争理论”、哈伯勒(Gottfried Haberler)的“投入—产出”理论及里昂惕夫(Wassily W.leontief)的工业化理论等分析农业与工业化，使该书对农业国工业化的一般规律的探讨极具理论色彩，从理论和历史两方面系统探讨农业工业化问题。另外哈佛大学广博的文献资料对于《农业与工业化》的完成也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条件。“张培刚阅读了涉及180多名经济学家的200多本经济学论著，浏览了大量的历史文献和统计资料，仔细研读有关英国、法国、德国、美国、日本、苏联自‘产业革命’以来各自实行工业化的书刊。”他阅读的文献包括英文、法文和德文，“看的参考书超过任何写这类书的、这样范围的人”。[19](P81)
发展经济学是“主要研究贫穷落后的农业国家或发展中国家如何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问题”。[20](P2)作为经济学的分支，发展经济学形成于20世纪40年代。从世界范围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西方经济学家主要立足于西方市场经济运行的研究，很少有人关注殖民地国家及落后的农业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15}早在19世纪60年代，像中国这样(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状态)的落后农业国就已经启动了艰难的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但由于在当时还不算是一种主流现象(趋势)，不足以引起西方国家政府及其经济学界的注意，创建一门分支经济学来专门研究落后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似无必要。因此，关于20世纪40年代以前发展中国家(地区)的现代化问题，自然被划入了经济史学、社会学的范围。而当时落后的农业国由于教育水平特别是经济学发展的落后，也少有人研究农业国工业化和现代化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纷纷独立，这些落后的农业国家面临向工业化和现代化艰难转型的历史任务，农业国的工业化现代化成为世界潮流，在此背景下，农业国工业化和现代化开始受到西方学者的关注，作为经济学分支的发展经济学异军突起。
中国是世界发展经济学的原产地之一，它具备最早形成发展经济学的独特的历史条件。首先，中国在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是所有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农业国经济学教育水平最高的国家之一，不仅国内建立了仿效西方现代大学体制的高等教育体系，而且派出大批留学欧美的高端经济学留学生向西方学习经济理论，他们不断将世界最新的经济理论输入国内，为中国经济问题的研究提供先进的分析工具。其次，中国自19世纪60年代开始就启动了工业化的历史进程，与东亚的日本同时起步，这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也是领先的，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国向工业国和现代化国家迈进的艰难性、复杂性是世界各国所仅见的，这也为中国经济学者研究中国的发展问题提供了思想动力和最良好的现实条件。
注释：
①英文版《Goodwill and other intangibles》一书分10章，译为中文版时将原书的第五及第六章并为一章。
②亨利·兰德·哈特菲尔德(1866—1945年)，美国著名会计学家，1897年获芝加哥大学博士学位，先后任教于芝加哥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曾任美国会计学会会长。在会计理论、比较国际会计、会计史方面均有建树。1951年入选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为美国著名会计学家设立的会计名人堂。其1909年出版的《现代会计学》是当时美国会计界最有影响的著作之一。
③林霖发表的这方面的论文如：“如何改善外汇政策”(《中央日报周刊》1948年第4卷第4期;“短期国库卷与通货膨胀”(《中央日报周刊》1948年第4卷第8期);“实行‘备现’建立币制稳定基础”(《中央周刊》1948年第10卷第10期);“如何稳定物价”(《南华学报》1948年第1期);“论出售国营事业资产充实发行准备”(《经济评论》1948年第3卷第4期)。
④以下引文凡未注明出处者均见Lin Lin.Are Time Deposits Money?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Vol.27，No.1(Mar，1937)。
⑤劳奇林·卡瑞(1902—1993年)，美国官员，经济学家。1925年伦敦经济学院毕业。1931年获哈佛大学博士学位。后执教于哈佛大学。早年协助罗斯福推行新政，1934年任联邦储备局研究与统计处助理处长。1939—1945年任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的行政助理和经济顾问，主张增加军费以增强美国防卫能力。协助制订美国对华政策。1941年和1942年两度作为总统代表到中国，指导《租借法案》在中国的实施，曾会见中国共产党代表周恩来。支持陈纳德和蒋介石提出的对日空战计划并向空军联合委员会提交JB-355文件，以实施对日空中作战行动。在蒋介石与史迪威的矛盾冲突中，主张召回史迪威。后改变态度，主张放弃对国民党的支持。罗斯福去世后离开白宫。战后曾任哥伦比亚政府顾问，并在美国与加拿大的一些大学执教。
⑥布莱克(1883—1960年)，为美国农业经济学奠基人之一，曾任1927年美国农业经济学协会会长和1934年美国经济学会会长，其代表作有《生产经济学导论》(1926)、《美国农业改革》(1929)。
⑦厄谢尔为著名的经济史家，“是最早写技术革命史的经济史学家，他用动态区位理论即科学技术的进步来解释历史，解释经济发展，是美国现代最负盛名的经济史学家之一”(参见武汉地方志办公室：《张培刚传》，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76页)。
⑧洛雷斯·埃德蒙多为墨西哥经济学家，出生于墨西哥城，1947年获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博士学位，博士论文题为《威斯康辛的墨西哥移民工人》。著有《秘鲁和墨西哥的农业问题比较研究》(1948)、《墨西哥的增长：经济原因和影响》(1959)、《拉丁美洲的农业改革》(1970)等著作，其论著在20世纪50、60年代对墨西哥的经济政策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⑨威廉·H·尼科尔斯(William H.Nicholls ，1914～1978)，美国杰出的农业经济学家，1941年获哈佛大学博士学位，博士论文题为《不完全竞争理论应用于农业产业》。先后任教于爱荷华州立大学、芝加哥大学、范德比尔特大学。著有《战时政府的运作》(1943)、《卷烟业的价格政策：“一致行动人”和它的社会控制研究(1911～1950)》(1951)、《欠发达国家农业剩余的重要性》(1962)等著作。
⑩海曼·库柏林(Hyman Kublin，1919～1982)，美国汉学家，史学家，毕业于波士顿大学，任教于布鲁克林大学，着力于东亚史、特别是中国史、日本史研究。著有《中国古代逻辑方法的发展》(1963，与胡适合著)、《中国神话字典》(1971)、《旧中国的犹太人：西方的视野》(1971)、《中国》(1972)等著作。1949年5月在《太平洋历史评论》上发表《中国对琉球之争的态度：1871～1881》一文。
{11}威廉·W·洛克伍德(William W.Lockwood，1906～1978)，美国学者，担任过太平洋关系学会研究秘书、执行秘书，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亚洲研究协会主席，研究方向主要为日本经济发展。著有《美日之间的贸易和贸易竞争》(1931)、《英美在远东的关系》(1938)、《日本经济发展：增长与结构变化(1868～1938)》(1954)、《日本对西方的反应：与中国的比较》(1956)、《美国和共产主义中国》(1965)等著作。
{12}《工业演进理论的一个研究》，《社会科学杂志》第9卷第2期，1947年(张培刚在该文的“作者按”中指出：“此文系作者用英文所写“Agriculture and Industrialization”的一小部分，现经曾启贤、万典武两君译成中文，并由作者校阅一过，先在本刊发表，其他两篇文章亦有相同说明);《农国工业化对于国际贸易的影响》，《中央银行月报》第2卷第10期，1947年10月;《农国工业化与国际资本移动》，《中央银行月报》新3卷第2期，1948年2月。参见孙大权：《张培刚学术与思想几个问题的探析》，《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1期。
{13}胡寄窗：《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大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420页。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艾玛·阿德曼教授(Irma Adelman)也指出：“《Agriculture and Industrialization》这本书应看做是发展经济学的最早作品。”(见谭慧编：《学海扁舟》，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5年版，第259页)。
{14}正如张五常教授在《农业与工业化》一书英文版(中信出版社2012年版)的序言中所指出的“大哥(指张培刚，引者注)不仅是个中国的农业专家，而且深知中国穷人的生活及意识是怎么样的。相比起来，西方从事经济发展研究的学者对落后之邦的农民生活一无所知，只是胡乱地猜测下笔。我知道纳克斯是个正人君子的学者，但他只到亚洲的穷国游览了一个月，其他的倡导经济发展学的根本没有到过”。
{15}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西方仅有少量论著研究农业国的工业化问题。这方面的成果主要有：1938年威廉·吕彼克(Wilhelm Ropke)发表的法文论文《农业国家的工业化：一个科学的问题》(《国际经济评论》7月号);1943年保罗·罗森斯坦·罗丹(P.N.Rosenstein Rodan)在英国《经济学杂志》(6-9月合刊)上发表《东欧和东南欧工业化问题》一文;1944年斯塔利(Eugene Staley)出版《世界经济发展》一书，探讨了工业化问题，并认为“工业化”所着重的不是农业及其他“初级”生产的增加，而是制造业及“次级”生产的增加;1945年曼德尔鲍姆(K.Mandelbaum)出版《落后地区的工业化》一书，提出了人口过多而又落后的东欧和东南欧地区工业化的数量模式(参见张培刚发展经济学研究基金会：《发展经济学与中国经济发展——第一、第二届张培刚奖颁奖典礼暨学术论坛文集》，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2-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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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William H.Nicholls.Review：Agriculture and Industrialization：The Adjustments That Take Place as an Agricultural Country Is Industrialized[J]. Journal of Farm Economics，1949，(4).
[14]Hyman Kublin.Review：Agriculture and Industrialization：The Adjustments That Take Place as an Agricultural Country Is Industrialized[J]. 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1950，(1).
[15]Francis L.K.Hsu.Review：Agriculture and Industrialization：The Adjustments That Take Place as an Agricultural Country Is Industrialized[J].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1950，(3).
[16]William W.Lockwood.Review：Agriculture and Industrialization：The Adjustments That Take Place as an Agricultural Country Is Industrialized[J]. The Far Eastern Quarterly，1950，(1).
[17]张培刚发展经济学研究基金会.发展经济学与中国经济发展——第一、第二届张培刚奖颁奖典礼暨学术论坛文集[M].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9.
[18]张培刚.农业与工业化·英文版序言(上卷)[M].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2.
[19]武汉地方志办公室.张培刚传[M].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3.
[20]张培刚.新发展经济学[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
责任编辑、校对：秦学诗
Key words： Republic of China; Overseas students; academic constitution; academic system; intangible assets theory; monetary theory; development economics; economic thought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作者：杜林远 邹进文
第二篇：浅议经济思想史观与经济思想史研究方法论
[摘要]著名经济思想史家马克·布劳格在其精心著述的《经济理论的回顾》中，讨论了“绝对主义”与“相对主义”的经济思想史观和“理性重建”与“历史重建”的经济思想史研究方法论，这对于推动经济思想史学科建设具有重要启发价值。但马克·布劳格并没有解决上述两对概念之间的矛盾，其原因在于马克·布劳格对“相对主义”史观的定义是不全面的，他也没有深入思考“历史重建”与“理性重建”的关系问题。马克·布劳格的著作基本上仍是对西方主流经济学传统的“理性重建”，对比较大范圈的非主流经济学思想史内容涉之甚少，对“历史重建”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付之阙如，这不能不说是布劳格方法论上的一个重大缺陷。
[关键词]经济思想史观;经济思想史研究方法论;绝对主义;相对主义;理性重建;历史重建
[文献标识码]A
经济思想史，顾名思义，即以经济思想本身作为研究对象，专门研究历史上各个时期具有代表性的经济思想、经济观点，研究它们的产生、发展及其对后世的影响。作为一门学科，相对于经济史学科的发展而言，经济思想史学科建设上要落后许多，主要表现于尚缺乏一套系统的经济思想史观和经济思想史研究方法论，这是“新经济思想史”研究需要突破和发展的重要主题。按照我们的初步研究，经济思想史观至少涉及到以下三方面的内容：第一，经济学是一种还是两种传统?这种讨论涉及到作为经济学说基础的哲学传统等问题;第二;经济学的渐变和革命问题;第三，“绝对主义”与“相对主义”。而经济思想史研究方法论主要包括“历史重建”、“理性重建”和“创造的解释学”等方法。本文通过对马克·布劳格《经济理论的回顾》中有关“绝对主义”与“相对主义”和“历史重建”与“理性重建”相关论述的解读，提出了如何进一步改进相关研究的建议。
一、经济思想史观论争及其启示
马克·布劳格(Mark Blaug，1927-)，著名的经济思想史家和经济学方法论家，因对经济思想史研究工作做出很大的成绩而在经济学界享有盛名，他热情致力于研究、阐发、评价经济学家们的学术思想及其著作，撰写出数目可观且影响甚大的文章、辞典和传记，还提出不少独具一格的学术见解。尤其是他精心著述的《经济理论的回顾》(以下简称《回顾》)，篇幅宏大，视角独特，内容丰厚，阐述精到，受到了西方经济学界的普遍赞誉和推崇，被誉为经济思想史和经济理论史方面的经典，自1962年发行第一版至今已出了第五版(1997年)，第五版最近已由姚开建教授翻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予以出版。在该书绪论中，马克·布劳格花较大篇幅详细讨论了两种经济思想史观之间的争论——“绝对主义”与“相对主义”。而所谓经济思想史观是指经济思想史家对各种经济思想及理论产生和发展规律的基本看法，也即经济思想史家对人类经济心智历史的世界观。
所谓“绝对主义”史观，即是着眼于主体的心智发展，将历史视为一个从过去谬误到现今真理稳步不懈的演进过程，即“真理在很大程度上是集中在经济的边际增量上”。因此，它强调学科内部力量(如经济学与日俱增的专业化)，以此来解释经济思想的发展，认为思想理论的进步不仅仅是历史环境的反应，而主要取决于受过严格训练的专业人士通过专业领域内知识进展的职业反应，探索和解释尚未解决的问题或是令人困惑的悖论，发展了解释经济现象或推理分析的专门技巧。经济理论的发展是经济学专业研究工作自身进展的结果。“根据这种观点，可以将各种理论的地位在时间上进行排队，距现在最近的理论与较早的理论相比可能错误更少而更接近真理。”相应地，对过去的经济学家仅仅依据其接近某种绝对真理的程度予以评价。“相对主义”史观则着眼于具体情境，将过去时代提出的每一个理论或多或少地看作是对当时状况的反映，每个理论在它所处的背景下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反对简单地认为最近的理论比较早的理论错误更少。因此，相对主义史观主张用历史、经济、社会与政治的力量来解释经济思想的成长以及这些力量影响经济理论的方式。历史在每一个经济理论中都起作用，对以往经济学家，相应地，则依据其所处的时代、过去相关研究主题的发展以及当时的社会和政治环境进行评价。
在对“绝对主义”和“相对主义”这两种经济思想史观进行细致评比解析的同时，布劳格也表达了作者自身的经济思想史观。从《回顾》全书来看，作者表现出在“大脑”与“心灵”之间的某种程度的“分裂症”——理智上，他是一个绝对主义者;但在著作许多章节中显示出他在情感上非常同情“相对主义”史观的处境。在绪论的开头，布劳格便表明《回顾》的主题——“这是对以往经济学理论的一种批判性研究”以及“批判隐含的判断标准”——“我的标准是现代经济理论的标准”，这鲜明反映作者所持有的“绝对主义”史观，这种史观贯穿于《回顾》全书的经济理论分析与阐释。然而从该著作许多具体章节来看，却又显示出作者具有“相对主义”史观，如在对重商主义辩护的考察、边际革命和凯恩斯革命的阐析时等都表明了作者的“相对主义”立场。在布劳格看来，“经济思想的发展在趋向现实真实性上并不是采取直线式的进展，它在进步中由于不同时间、地点的不同情况经历了许多曲折，因此，我们是采用相对论者还是绝对论者关于事物的解释完全取决于我们所希望提出的问题。”
其实，“绝对主义”与“相对主义”这两种经济思想史观都具有一定的解释力，从时间向量上来看，在1952年以前，对经济思想发展的解释是“相对主义”史观占优势;而之后则是“绝对主义”史观占优势。我们认为，“绝对主义”史观则往往把经济范畴变成了脱离历史、超社会超历史的东西，这种史观的缺陷决定了其片面性。而目前对“相对主义”史观的定义是全面的。“相对主义”只是针对“绝对主义”，强调了历史环境对经济思想史研究的重要性，它并没有必要忽视经济思想本身的发展逻辑与线索，因此，更“健全的”“相对主义”不仅能够对当时的经济、社会、政治和科学环境如何导致一种学说的产生以及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进行分析，也能在经济思想本身发展逻辑的脉络中评价其得失。“相对主义”史观的合理性还可以从经济思想供给一需求这一角度予以说明：一种经济思想(理论)产生、发展与演化的影响因素都可以纳入到需求和供给两类途径。从需求方面看，一种经济思想的产生、发展，往往源于当时社会的经济、政治等状况变化对其的客观需要;而从供给方面来看，经济思想的产生、发展，又离不开以往积累的经济思想、一般的科学一文化背景以及研究人员的专业化分工进展等条件。因此，相对于“绝对主义”史观，“相对主义”史观更能较正确地把握经济思想产生和发展的客观规律。
二、马克·布劳格关于经济思想史研究方法论的洞见
所谓世界观决定方法论，经济思想史观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经济思想史的研究方法。
布劳格借用哲学史的术语，以哲学解释学的思想为基础区分了“理性重建”(rational reconstruction)和
“历史重建”(historical reconstruction)两种不同的经济思想史研究方法，“这是一种同‘绝对主义’和‘相对主义’几乎等价的划分”。作者采纳了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与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在结构主义上的洞见，认为过去所有的文本都需要重建，因为这些文本的意义并非全无晦涩之处，而且并非只能有一种诠释，甚至连作者也没能完全掌握文本的意义，故需要重建，即对过去的经济思想予以重新阐述。
布劳格认为，一种是按照现代思想来重建，突出表现就是把经济思想史简化成经济分析史，给过去的思想穿上现代的外衣，即运用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分析工具——通常是数学模型——来重新表述过去的思想，这种方法被称作是“理性重建”;另一种方法则是“历史重建”，这是布劳格从当代哲学家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有关哲学史编撰的讨论中借用来的术语，其含义就是按照过去的思想家实际上是如何思考的方式来重新表述其思想，尽可能忠实文本写作时的背景进行重建。在布劳格看来，“理性重建”无法帮助我们理解已故经济学家的思维方法和经济思想的发展历程，因此，虽然“历史重建”困难重重，但它却是着眼于经济思想史这门学科题材独特性质的“唯一”正确方法。
然而，布劳格在这部名著《回顾》绪论中，却认为“‘历史重建’和‘理性重建’都是经济思想史写作的完全正当的方法。”这种观点是与上述所坚称的“历史重建”是“唯一”正当方法的观点相冲突的。在《回顾》绪论开头，布劳格已指出“批评隐含判断的标准……我的标准是现代经济理论的标准”，这正是“理性重建”的要义，倘若按照作者原本所认为的——“历史重建”是研究经济思想史的“唯一”正当方法，那么作者在《回顾》中理论回顾所采用的方法便自然被认为是非正当合理的方法。作者这种观点不一致的矛盾需要我们“历史重建”他的本意。问题似乎首先出在布劳格对“理性重建”内涵的把握和强调，布劳格最初提出“理性重建”的目的在于反对和批判历史的“辉格(Whig)诠释”，于是将“理性重建”与历史的“辉格诠释”纳入同一个范畴，即将“理性重建”仅限于“按照个人的信念来描述和编撰历史”，正如他在《回顾》绪论中对“理性重建”所下的定义——“把过去的伟大思想家假想为与我们处在同一时代，并与我们面对面交换意见，我们用我们的术语分析它们的观念，以便找出它们的错误，证实我们所喜好的信念，在心智历史的进程中，这种信念在进步”。正是对其定义后半部分的强调，才令作者放弃将“理性重建”作为经济思想史的研究方法。然而，正如西格诺里诺(Signorino)所极力反对的，“理性重建”并非仅仅等价于追求“辉格”目标，运用现代术语分析过去的思想可能完全不同于仅仅“证实心智历史在进步的信念”。倘若划清“理性重建”与历史的“辉格诠释”所谓等价定义的差别，着眼于运用现代术语以及现代分析工具对过去思想进行考察和重新表述，则其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如布劳格所言“‘理性重建’显然与时代不合，不过如果对它们与时代不合的东西，在全面认识的基础上进行处理，‘理性重建’是无可非议的。”正是基于作者对“理性重建”内涵的重新认识，才使他改变初衷，承认它也是研究经济思想史的完全正当的方法。
确实，“理性重建”，往往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阐明和澄清过去的思想，可能有助于增强对过去经济思想及理论连贯性和脉络的把握和理解。在《回顾》中可以找出许多这方面的例子：例如布劳格对斯密关于公祭期间黑布价格“局部均衡分析”予以“理性重建”，运用现代马歇尔的供求分析工具阐释并证明斯密在论述黑布价格影响因素时对需求忽视的合理性，这无疑使读者能更深刻地理解斯密的思想;又如作者对李嘉图体系的“理性重建”，通过构建一个现代数学模型——“谷物模型”，在此框架内阐述和证明李嘉图的论点，这虽然可能有悖原作者愿意，但不可否认，这种简化的数学模型在一定程度上确实有助于表达和验证经济学家的理论逻辑;再如，作者在详尽阐述某位经济学家的某些经济理论(如地价税、利润理论等)时，不仅考虑到可能影响他们的前任者，还考虑那些被他们所影响的或批评他们的后继者，以及相关理论的后期发展，将早期理论与其近期的讨论和发展联系起来，这种“理性重建”方法突出强调了经济思想的内在逻辑与连贯性，利于理解和把握经济思想发展的脉络。
然而，“理性重建”具有显而易见的缺陷，正如布劳格所指出的，“它们威胁到使过去的思想变得不相关，因为它们经常仅仅显示我们现在比过去那些经济学家知道的多得多”，这“显然与时代不合，如果过度使用，无论如何都会歪曲和损害历史。”针对这种弊端，作者在《回顾》中多次提出和强调“理性重建”违背和歪曲历史的典型事例。布劳格认为，瓦尔拉斯和帕累托完全竞争理论中的“竞争”概念与斯密“看不见的手”理论中的“竞争”概念具有本质差别。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理论中的“竞争”是一种结局状态(end-state)概念，而斯密所说的“竞争”是现代奥地利学派所称的“过程竞争”(process competition)概念，二者内涵的本质差异电导致相应配置效率的差异——前者为“静态效率”，后者为“动态效率”。然而阿罗一德布鲁以及现代一般均衡理论的阐释者，将斯密“看不见的手”的过程竞争作为现代福利经济学基本定理的渊源或理论基础。在布劳格看来，这是“缺乏历史依据的‘理性重建’，确实是对历史事实的歪曲，”作者坚决反对和批判这种“理性重建”——“若要援引历史来替当代的信仰背书，则漠视文本证据是没水平的做法。”也正是对“理性重建”这种弊端的忧虑和担心，才令布劳格在先前主张只有“历史重建”才是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唯一正当方法。
我们认为，布劳格之所以在“历史重建”与“理性重建”的关系问题上陷入前后矛盾的状态，是因为它没有处理好两个问题：第一个是如何定义“理性重建”的问题。“理性重建”，非得像布劳格所定义的那样，运用数学模型来重新表述过去的思想吗?实际上，“理性重建”可以使用文字的和解释学的方法重新表述过去的理论或思想，并讨论其得失;第二个问题是“历史重建”渗透着“理性重建”。任何“历史重建”都离不开经济思想史家既有的知识结构，而运用经济学思想的最新成果则有可能更利于这种“历史重建”，这也就是说“历史重建”本身就含有某种“理性重建”的成份，但是，“理性重建”必须置于“历史重建”的框架之下，才能避免“绝对主义”的缺陷。因此，按照我们对这种“理性重建”的理解，“历史重建”和“理性重建”两者均是经济思想史的正当研究方法。
鉴于“理性重建”与“历史重建”二者的互补性，研究经济思想史应当把这两种方法有机结合起来。首先，经济思想史本质上作为一门历史科学，经济思想史学科研究素材的独特性质决定了“历史重建”方法的极端重要性与基础性，它是研究经济思想史首先应遵从的研究方法。在对已故经济学家的经济学说或某种经济思想的兴衰进行“历史重建”时，不仅要考虑当时社会、政治、自然科学和哲学思潮的影响，更重
要的是要考虑当时重大的经济、社会和制度问题所产生的影响，这是一种情境特定的解释学方法，需要仔细阅读已故经济学家的文本以及他们之前的思想家著作来了解他们写作时所处的大环境。其次，在客观反映历史，遵从作者本意的前提下，可采用“理性重建”的方法以便于澄清和阐述已故经济学家的思想、理解和把握经济思想产生与演进的内在逻辑和脉络。运用现代主流经济学的分析工具及现代术语对过去思想进行考察和重新表述本身无可厚非，关键要把握一个度，不能把经济思想史变成一门令人生厌的全能知识的训练而使其残障。它的发挥要以尊重历史为前提，以便于分析和表述经济思想为目的。其实，“历史重建”与“理性重建”这两种研究方法与马克思的历史与逻辑的方法本质上应该是一致的。“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该从哪里开始，不同的是，逻辑方法抛开历史过程中所包含的个别的偶然的因素。思想进程的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而已。”历史与逻辑方法的统一要求将“历史重建”与“理性重建”方法相统一。
三、马克·布劳格研究的不足和改进的路径
马克·布劳格的《回顾》为我们提供了经济思想史观及研究方法论方面的教益。“绝对主义”与“相对主义”这两种史观的“论争”为我们发展经济思想史观提供了借鉴。我们认为，正确的经济思想史观应该是重新定义的“相对主义”史观之下的“历史重建”与“理性重建”的有机结合。尽管“理性重建”与“历史重建”的分类在实践上甚至在理论上存在问题，但它确实有利于我们澄清经济思想史研究涉及的方法论问题，有助于我们坚持历史与逻辑方法的统一，在客观地反映历史、比较忠实地遵从原作者本意的“历史重建”前提下，同时不放弃注重把握思想逻辑与脉络的“理性重建”。总之，《回顾》为经济思想史研究提供了讨论其方法论方面的门径，对推动经济思想史学科建设乃至“新经济思想史”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但是，马克·布劳格的研究存在着明显的不足。布劳格的著作基本上从事的是对过去经济思想的“理性重建”，而“历史重建”基本上仍是付之阙如的。如前所述，作者在“绝对主义”与“相对主义”史观之间存在“分裂症”，在理智上，作者坚持“绝对主义”立场，并且在实践上一直贯彻着这种立场，虽然情感上接受“相对主义”的解释，终究只是一种同情。这种“绝对主义”立场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作者经济思想研究基本采取的是一种“理性重建”的方法，从《回顾》及其他著作整体来看，布劳格基本上写的是经典历史，从当代经济学的视角，采用现代的理论工具，重新表述历史上各个经济学家的思想。诚然，作者非常清楚地知道“理性重建”的弊端，并对其深恶痛疾，正如其所言“如果重点只是在运用现代工具，那么‘理性重建’终必会是经济思想史残障。如果你很想展现新武器，那有许多地方可以大展身手，不一定要在这里”，但是阅读了他的著作后，我们，包括他自己也不得不承认，布劳格自身就是这么做的——“我自己也犯过上面所鞭挞的罪行”。作者这种言行不一的做法正如他在《经济学方法论》中对新古典主流经济学提出的批评——它们经常宣扬证伪主义，但在现实实践中却很少这样去做。布劳格对“理性重建”的过度使用以及对“历史重建”的较大忽视在很大程度上源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毒害”，必定会导致如他所痛斥的缺陷，将会令经济思想史残障。
针对马克·布劳格的这种不足，未来的经济思想史研究方法论应该主要致力于发展“历史重建”和“创造解释学”的研究方法。对于“历史重建”的方法，我们建议通过采用与经济史、经济政策史、哲学，以及自然科学发展、重大的经济、社会和制度问题相参照的研究方法，发展这种方法。而“创造解释学”的方法则旨在于发挥经济思想史研究在经济理论创新上的重大作用，它是比“历史重建”的方法更高一级的方法。例如，按照这种方法，我们可以假设，倘若马尔萨斯今天还活着，他会修正或扬弃他过去提出的“两个级数”概念以及放弃对未来社会的悲观预测吗?作为创造型的解释学家，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是：为了解决当代重大的经济、社会和制度问题，我们是否需要增添新的视角和新思路?我们现在应该说什么?通过这种“创造的解释学”，我们可以批判性地继承传统但又不拘泥于具体理论，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从而成为创新型的思想家或经济学家。
马克·布劳格研究的另一重大缺陷则是其对西方主流经济学传统的“理性重建”，而非主流经济学的许多流派基本上没有涉及。例如，作者在《回顾》中详细地论述了从斯密到凯恩斯的主流经济学的经济理论，而忽视了诸如德国历史学派、美国学派等非主流经济学理论。作者在《回顾》中对重商主义仍沿袭了主流经济学对重商主义的简单化甚至错误的评价。这些问题说明了，马克·布劳格的研究仍局限于西方主流经济学只推崇或者只承认其先驱，而贬低非主流经济学思想史的藩篱之中。布劳格的经济思想史观只涉及了“绝对主义”和“相对主义”的问题，而本文第一部分所提到的经济学研究传统问题以及经济学的渐变和革命的问题则是是其研究所缺乏的。
我们曾经讨论了经济学研究两大传统，以及运用两大传统重新梳理经济思想史的问题。作为一种经济思想史观，经济学不同研究传统问题仍需要进一步研究。而经济学的渐变和革命问题则是有关经济理论及理论体系建立和进步的方式问题。目前在这方面，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观点：第一种是以马歇尔为代表的“渐变说”，认为经济理论和理论体系的建立具有渐进性和累积性;第二种是以库恩为代表的“范式革命说”或者“渐变与革命交替说”。即使是“渐变与革命交替说”也是在单一经济学传统的思维下对经济学说的渐变与革命相交替的解释。很明显，对于自文艺复兴以来两种并行的经济学研究传统来说，目前的这两种观点都无法做出很好的解释，因此，在这方面仍需要创造新的理论对此加以解释。
责任编辑：黎贵才
作者：贾根良 李黎力
第三篇：邓小平非公有制经济思想对列宁新经济政策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1917年,俄国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到1921年3月,列宁根据形势的变化提出了新经济政策,率先从粮食税开始。邓小平继承发展了列宁新经济政策和商品经济思想,坚决实行经济体制改革,率先从农村改革开始,提出并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极大地推动了非公有制经济发展。
一、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思想
十月革命后,列宁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建设伊始,由于十四个帝国主义国家的联合进攻,使列宁不得不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战争结束后,这种政策因余粮征集制,引起农民对苏维埃政权不满,和农民发生了尖锐的矛盾。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从俄国的实际出发,决定满足农民占有和支配自己的劳动产品的要求,以刺激农民生产和经营的积极性,恢复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1921年3月初,新经济政策开始实行,以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经济开始复苏。
新经济政策,其真正意义表现为恢复了商品货币关系。在很大程度上转而恢复了资本主义,新经济政策必然会引起资本主义关系的某些活跃。列宁指出,不去试图禁止或堵塞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努力把这一发展纳入资本主义的轨道。“这在经济上是可行的,因为凡是有自由贸易成分以至任何资本主义成分的地方,都已经有了—这种或那种形式,这种或那种程度的—国家资本主义”列宁认为,资本主义在一定的限度内的发展对工农国家有利,实行国家监督就能把在一定限度内不可避免并为苏维埃国家所必需的资本主义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
二、学习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思想,率先在农村改革
新经济政策思想,是邓小平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思想的重要理论来源,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许多观点,都是对列宁新经济政策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20世纪70年代的中国同十月革命胜利后的俄国相比,虽然时代不同,但是在经济上、文化上都有着许多惊人的相似之处,它们都是经济文化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都是农民在全国人口中占大多数的农业国。列宁认为,由于农业问题、农村问题,决定了俄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必须走一条特殊的道路,必须从解决农村问题起步。邓小平也认为,农业问题、农村问题、农民问题,关系到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全局,改革也必须从农村开始。邓小平指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我们的经济改革首先从农村开始,并不是因为我国当时的农业政策与农民有尖锐的矛盾,而是从全面考虑。改革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指出:“为什么从农村开始呢?因为中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在农村,如果不解决这百分之八十的人的生活问题,社会就不会是安定的。工业的发展,商业的和其他的经济活动,不能建立在百分之八十的人口贫困的基础之上。”“城市搞得再漂亮,没有农村这一稳定的基础是不行的。”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是任何部门都不可代替的。邓小平从中国实际出发,指出改革要从农村开始,率先解决农村问题,这就抓住了我国社会发展中的薄弱环节,抓住了关键。
我国农村改革的成功主要是所有制改革的成功。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中央果断地决定,解散三级所有,政社不分的人民公社,废除统购统销政策,支持广大农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就是农民用家庭个体所有的生产资料耕种集体所有的土地,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农户开始变成一个完备的经济核算单位。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内容,完全符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农村的现实,解放了农村的生产力,使农村出现了超常规的发展,整个80年代,世界粮食增产的40%是由中国农民增产的。农村问题,农民问题、农业问题的深刻变革,推动了中国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
邓小平对农村改革的设计之一,便是搞多种经营,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三中全会指出:“社员自留地、家庭副业和集贸市场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补充部分,任何人不得乱加干涉”。农民听到三中全会的声音,开始大力发展家庭副业,搞好自留地,从事市场贸易,使中国农村出现了生气,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起来了。1981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国家农委《关于积极发展农村多种经营的报告》,大力提倡农村的专业户、专业队、专业组、专业工,发展个体经济。报告指出,要通过订立合同和其他形式,积极鼓励和支持社员个人或合营经营服务业、手工业、养殖业等。鼓励农民搞家庭副业,允许存在群众所说的“自留人”。提出农、林、牧、副、渔多种经营,农工商综合发展的战略性措施。1987年1月中共中央发布的关于《把农村改革引向深入》的文件指出,我国的“全民所有制经济进行了初步改革。合作经济正在完善。个体私人企业有一定发展。农村经济将形成以公有制经济为主导,多种经济成分、多种经营形式并存的格局。”这个文件第一次提出应当对私营企业采取“允许存在,加强管理,兴利抑弊,逐步引导”的十六字方针。随着农村的私营经济迅速兴起,农村集贸市场也开始大跨度发展,1976年全国农村集市有29227个,到1982年已达41184个。随着经济快速发展的趋势,依据邓小平因地制宜的思想,农业结构作了调整。目前,农业结构进一步优化,粮食等农作物生产布局进一步向优势产业集中,优质专用农产品面积进一步扩大,畜产品、水产品保持高速增长,我国棉花、油料、水果、肉类、禽蛋,水产品产量都跃居世界首位。随着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优化,农村居民收入快速增长,从1990年到2001年家庭人均纯收入增长了62%。农村多种经济形式和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加快了农村整个经济的发展速度
农村改革内容总的说就是搞责任制,抛弃大锅饭的办法,调动农民的积极性。这就出现了许多剩余劳动力,怎么办,1987年8月,邓小平说:“十年的经验证明,只要调动基层和农民的积极性,发展多种经营,发展新型的乡镇企业,这个问题就能解决。”乡镇企业发展的速度、规模和成效,超出了邓小平的预料,他说“我们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最大的收获,就是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突然冒出搞多种经营,搞商品经济,搞各种小型企业,异军突起。这不是我们中央的业绩。”乡镇企业通过改制,绝大部分已成为名副其实的民营经济和私营经济。目前,乡镇企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近三分之一,占农村社会总产值的三分之二。乡镇企 【下转第103页】【上接第93页】
业的发展,带动了农村及全国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
中国农村改革是一次影响中国和世界进程的伟大事件,为经济起飞铺平了基础和道路。邓小平作为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的总设计师,他继承发展了列宁的新经济政策,选择农村作为中国改革的起点,发展非公有制经济,这是极其英明的。这一选择,保证了中国的稳定,从而也创造出将来在稳定基础上的全面发展。
三、继承列宁的商品经济思想,提出并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
列宁指出,直接过渡到纯社会主义的经济形式和纯社会主义分配,不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并于1921年果断地提出并实施了“新经济政策”,恢复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
邓小平在领导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以巨大的理论勇气和务实求效的实践精神,对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商品经济问题作了深入的研究分析,提出并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1979年邓小平指出,“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这一论断实际上就揭示出了市场经济的一般性。就市场经济、商品经济而言,它们不是哪种所有制或社会经济制度的产物,因而它们也就不为哪一种所有制或社会经济制度所独有,只要它们得以产生的条件存在,它们就必然存在。可以说,在当今世界,任何国家都不能逾越商品经济、市场经济。市场经济一般规律及其发挥作用所形成的管理方法,没有阶级性。它既可以为资本主义服务,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出发,对各种经济成分的政策进行了积极稳妥的调整和改革。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思想一开始即结合中国实际,直指纯粹计划经济或以计划经济为主的僵化的经济关系体制,要求人们在观念上彻底摆脱传统理论的束缚,摒弃不符合现实经济条件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按商品经济所要求的市场经济组织国民经济运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
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包括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在内的完整的经济体系,没有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市场经济不可能是社会主义的。但是只有单一的公有制经济,没有非公有制经济的竞争与合作,也不可能是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它们在市场这个条件下相互联接、相互融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是对商品经济的否定,而是以商品经济充分发展为基础的,以具有独立经济利益的各个市场主体的存在为前提,亦即社会经济是有社会分工体系中众多的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相对独立的经济实体组成,不涉及经济成份的性质,没有众多的独立经济利益主体,就不可能形成市场经济。这些经济实体不仅应当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还应包括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和外资经济。它们各有长处,各有短处,相互竞争,相互补充,强化各自长处,弱化各自短处,互相联系、互为条件、不可分割。各个非公有制经济单位与公有制经济单位一样,都是按市场经济的活动方式进行商品生产经营的,必须在国家的宏观调控下以市场为导向根据市场的需要,受市场价格的引导来从事生产经营活动,从而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加速我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邓小平继承发展了列宁新经济政策和商品经济思想,坚决实行经济体制改革,提出并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发展,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具有重要历史地位。
(王媛,1966年生,宁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作者：王 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