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职称或毕业的时候，都会遇到论文的烦恼，为此精选了《经济类学术论文范文(精选3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摘要]经济类学术期刊只有建立高品质作者库，才能提高刊登论文的质量，从而使期刊整体质量得到大幅度提高。经济类学术期刊高品质作者可以分为知名经济学家、重点研究机构研究人员和文章被引与转载率较高的作者。建立高品质作者库的路径有：通过重要的会议或论坛发现作者，通过重要的研究机构联系作者，通过重要的转载与收录机构搜寻作者。作者库建立后要及时进行更新、维护。
第一篇：经济类学术论文范文
新政治经济学的学术旨趣
摘要：新政治经济学是现时代经济和社会转型的产物，是人们对社会、政治、经济运动规律认识进一步深化的结果，尤其是经济学和政治学相互渗透、相互融合对社会、政治、经济运动规律研究方法创新的必然结果。综合学术界的各种主张，新政治经济学的学科范围和主要内容至少包括以下几个方面：比较政治经济学、公共选择理论、发展的政治经济学、政治的经济学、新制度主义经济学、法律经济学、规制政治经济学、国际政治经济学，等等。可见，新政治经济学是一个相当宽泛的理论体系，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经济学流派。它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在经济学和政治学等研究领域中重新占有主流地位的一系列方法的集合、学科的集合和理论的集合，它的学科方向和地位尚处于凝练之中。新政治经济学的真正意义并不在于其理论体系的广博性，而在于其研究取向或学术旨趣，其学术旨趣为观察、分析中国经济问题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带来诸多有益的启示。
关键词：政治经济学;新政治经济学;学术旨趣;制度结构：方法论
随着全球化、信息化和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以及西方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环境的变化，西方社会科学跨学科、交叉研究以及整体化发展趋势不断加强，新政治经济学理论得到了广泛的发展，并逐渐成为国内外学者关注的热点。有关新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成果逐渐增多，在许多方面都取得突破性进展。但由于新政治经济学尚处于发展之中，新政治经济学还是一个相当宽泛的理论体系，学者们对于新政治经济学的阐释仍存在很大的差异。有人认为，新政治经济学从本质上讲属于经济学，是经济学的一个分支，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复归;有人认为，新政治经济学是“经济学帝国主义”扩张的结果;有人认为，新政治经济学的“新”是相对于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综合派以及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而言的。本文以政治经济学的演进与新政治经济学产生为出发点，站在时代和社会科学发展的高度来认识新政治经济学的学术旨趣——新政治经济学研究取向，以期从中获得有益的借鉴。
一、政治经济学的演进与新政治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
政治经济学演进的历史可以说是政治学和经济学关系变动、发展的历史，也是新政治经济学产生的前史。从政治经济学到新政治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大致经历以下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17世纪初，“政治经济学”一词出现。最初，作为社会科学，政治学与经济学并没有分家，甚至经济学从属于政治学，如亚里斯多德的《政治论》论述了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家务。1615年，法国重商主义者孟克列钦写了一本名为《献给国王和王太后的政治经济学》的书，第一次使用“政治经济学”这个术语。孟克列钦使用“政治经济学”这一术语是为了同以往的奴隶制经济和封建家庭经济区别开来。因为“政治”一词，希腊文的原意是指“社会结构”、“国家”，用“政治经济学”一词表明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已经由家庭经济转向整个国家或社会的经济问题。
第二阶段，18世纪中叶以后，政治学和经济学共存于作为单一学科的政治经济学中。此时，随着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工业社会的来临，政治经济学逐渐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1767年，斯图亚特出版了《政治经济学原理之探究》一书，从此，研究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的理论通常都冠以“政治经济学”的头衔。如大卫·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1819年)、西斯蒙第的《政治经济学研究》(1819年)、让·巴蒂斯特·萨伊的《政治经济学概论》(1803年)、纳索·威廉·西尼尔的《政治经济学大纲》(1836年)、李斯特的《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1841年)、约翰·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原理》(1848年)、卡尔·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1959年)，等等。
第三阶段，19世纪末20世纪初，政治学和经济学分道扬镳。其标志就是致力于纯粹的经济学研究与政治学研究的职业组织开始出现。促成经济学独立的因素有：一是19世纪70年代，随着边际革命的发生，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表述发生改变——由古典时期对财富的生产、消费、交换和分配的研究转向研究如何合理地配置稀缺资源。二是英国经济学家斯坦利·杰文斯在《政治经济学理论》第二版序言中曾明确提出用经济学(Economics)代替政治经济学(Political Economy)。他认为，Polit-ical Economy这一个双名是麻烦的，应尽早放弃;Economics这个名称最好，它既与旧名称比较接近，又在形式上与其他各种科学的名称可以类比。三是1885年美国经济学会成立。其主旨是致力于经济问题的研究。四是1890年英国经济学家马歇尔出版了《经济学原理》一书，“经济学”取代“政治经济学”这一学科名称。促成现代政治学自立门户的因素有：一是1880年10月在美国成立了“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研究院”，进行具有学科意义的政治学研究;二是1886年美国《政治学季刊》创刊;三是1903年美国政治学会成立，随后《美国政治学评论》创刊。从此，经济学家将政治与制度结构视为既定的条件，重点研究个别厂商和消费者行为在完全竞争市场中的行为。而忽略了任何的政治学考量。政治学家则致力于研究在没有市场的状态下制度如何与个体互动，以及个体如何为制度塑型。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40年代末，在政治学家和经济学家的努力下，政治学和经济学在各自的领域里都获得了迅速的发展。当然。20世纪20-30年代的福利经济学的兴起、凯恩斯革命的出现，标志着经济学领域中对国家和政府作用的关注开始回潮。
第四阶段，20世纪40年代末以来，政治学与经济学出现整合的趋势，新政治经济学得以产生和发展。从历史过程看，政治学和经济学的分道扬镳“尽管有利于特定科学的发展，但却令经济学家与政治科学家在许多问题的看法上出现了分歧。学科的分离帮助它们建立了相应的适当方法与最有效的研究路径，也对许多重大社会问题的研究设定了人为的束缚。”于是从20世纪40年代末开始，一些经济学家又开始致力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新政治经济学逐渐浮出水面。“1949年，在JPE(政治经济学杂志)上，布坎南发表了他的第一篇文章，呼吁主流经济学家关注新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当时还没有这口号，就是关注北欧学派的政治经济学的方法。”重新关注政治经济学就是为了在那些个体、制度与市场的互动至关重要的领域中将分立的观点重新统一起来，从而深化我们对政治、经济行为的理解和分析。20世纪90年代。西方政治学者明确主张“政治学研究不能孤立于社会问题和经济问题之外”。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在思想认识上逐渐趋向一致，从而推动了新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可见，新政治经济学的繁荣只不过是最近20多年的事情。
二、新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取向
当下，新政治经济学尚处于进一步完善的过程之中，其体系结构尚未形成统一定论。对于新政治经济学的范围和内容，詹姆斯·麦基尔·布坎南(James Mcgill Buchanan)、迪帕克·莱尔(DeepakLal)和明特(H·Myint)、安德鲁·盖保尔(AndrewGamble)、《新政治经济学》杂志等人或组织给出了不同的主张。综合学术界的各种主张，新政治经济学的学科范围和主要内容至少包括以下几个方面：比较政治经济学、公共选择理论、发展的政治经济学、政治的经济学、新制度主义经济学、法律经济学、规制政治经济学、国际政治经济学，等等。可见，新政治经济学是一个相当宽泛的理论体系，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经济学流派。它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在经济学和政治学等研究领域中重新占有主流地位的一系列方法的集合、学科的集合和理论的集合，它的学科方向和地位尚处于凝练之中。然而，新政治经济学的真正意义并不在于其理论体系的广博性，而在于其研究取向或学术旨趣。
一是时代性，即新政治经济学是对时代要求的回应。新政治经济学的兴起，是现时代经济和社会转型的必然反应。“西方新政治经济学是在国际经济日益一体化和自由化，而民族国家的政治和主权走向高度民主和独立的大背景下产生的。它是现代市场经济中政治与经济、国家与市场、社会与个人这些矛盾激化的产物。”各国社会发展中经济与政治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要求人们在研究经济问题时考虑政治因素，分析政治问题要使用经济学的方法。“现代‘国家’与‘市场’的共存及其相互作用产生了政治经济学，没有国家和市场就不可能有政治经济学。没有国家，经济活动的结果将完全由价格机制和市场力量来决定，这是纯经济学的领域。没有市场，经济资源将由国家或类似的权力机构来分配，这是纯政治学家的研究领域。”所以，新政治经济学总是从社会现实出发，从整体上和结构上强化对社会、经济、政治背景的认识。凯波拉瑟和莱温(D.Levine)在《政治经济学理论》一书中指出，新政治经济学与传统的政治经济学的主要区别是前者承认以下两个核心假设：一是政治和经济过程与制度是联系在一起的，它们应该作为一个复合体来研究，它们是一个内在联系的整体而不是彼此分离的研究领域;二是正确地理解政治需要对经济结构和经济过程的解释给予特别的重视。它重点在于试图解释总体的经济政策中政治和经济力量之间的相互作用。在这样的前提下，新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更贴近社会现实，更具有政策性、实践性以及可操作性。
二是公共性，即对公共事务的关注是新政治经济学各子系统之间联系的纽带。社会越是发展，公共权力、公共服务、公共政策、公共利益等公共事物越引人注目。新政治经济学把端正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解决社会问题、促进社会发展视为天职。新政治经济学“关注社会集体选择中多元互动的行为者，在选择、决定公共政策时的行为动机、行为过程、行为方式;关注为有效提供各种公共物品而构建激励制度的努力;关注公共资源配置：关注社会公共福利提高中政府组织与市场组织组成及相互作用。”通过对公共权力、公共服务、公共事务的研究，促进了公共选择理论、发展的政治经济学、新制度主义经济学、规制政治经济学、国际政治经济学等多学科的相互包容和互为促进。
三是政治性，即把目光聚焦在政府角色、政府职能以及政府缺陷的分析上。新政治经济学的出现，反映了经济学研究领域的拓宽，经济学开始涉及越来越多的国家经济事务和政府的作用。新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目的是为了理解在现实社会中政治对经济的影响，特别是政府的经济政策和经济改革决定的形成和实施。“新政治经济学把研究的目光投向政府，关注政府政策、制度对经济的作用，形成了涉及政治问题的经济学说，是对二战以来西方社会政治经济发展中出现问题的深层原因的揭示和解答。”在用经济方法分析政治学的内容时，“新政治经济学把政府行为与制度过程看作是经济政策的化身，看成是影响经济体系的内生因素，其目的是要从对政治过程的分析中探索财政赤字、通货膨胀、资源浪费和政府管制(干预)失灵以及政府规模过大等经济困境的根源。它得出的结论是经济问题的根源不在于经济领域，而在于政治过程。因此，纠正市场失灵不是要用政府来取代市场，而是需要另一套规则来纠正市场失灵，因为市场失灵的根源是现行的法律一政治规则的失灵。”从而使政府的行为更具现实性和可预测性。
四是制度性，即借助“制度”这一概念来实现政治学和经济学的互动。经济学家已经充分认识到，政治是决定经济资源配置的核心因素之一，并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新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以寻求经济运行的制度基础和政治基础。新政治经济学家，尤其是制度经济学家以强有力的证据向世人表明，制度是经济理论的第四大基石。制度至关重要，土地、劳动和资本这些要素，有了制度才得以发挥作用。制度通过提供一系列规则界定人们的选择空间，约束人们的行为和人们之间的关系，从而减少环境中的不确定性，减少交易费用，保护产权，促进经济活动的开展。“新政治经济学研究不仅具有时代的针对性，更以综合性、创新性的特点，把制度对经济发展的作用纳入一个系统的分析框架，包容了政治、法律、文化、历史、习俗等超经济因素，揭示制度要确保人们进行各种选择的自由，以便改变资源的配置状况，甚至改变资源的结构，进而促进经济增长和发展，反映了人类对社会运行规律及其本质特征认识的深化，引起了世界范围内政治经济制度创新的浪潮。”
五是跨学科性，即用跨学科的视野来增强对现实问题的理解。新政治经济学打破学科界限，形成了“以问题为中心”的知识产生途径，它从各个学科不同侧面或视角展开对同一问题的研究。“在专业性政治科学的最新发展中，再没有什么事件比政治经济学的出现并迅速成长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更引人注目……，它所产生的论著已经跨越且侵入传统上被认为是政治理论、比较政治、国际关系、行政学尤其是美国政治等的研究领域。”在经济领域也是如此。例如，同样是对政府的关注，国际政治经济学关注的是国家(政府)在形成国家经济政策时的作用问题，规制政治经济学则直接研究政府规制职能对经济过程的影响：公共选择理论关注的是政府失灵问题。新制度经济学则关注国家与产权制度形成的关系，等等。“政治经济学跨学科的视野对分析现代社会所面临的问题并对之作出反应具有巨大的潜力。”新政治经济学“提供了扩展和改进现有经济学与政治科学研究边界的自然方法。政治科学家强调制度，而且他们的工作可以帮助经济学家搞清楚经济制度的结构是如何影响经济绩效的。反过来，经济学家的个体选择方法也已令政治科学更为严肃地反思它关于制度的形成、演化与维护的理论。毫无疑问，这样一种跨学科的交流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研究从企业管理到宪法设计等一系列重要的政策问题。”
六是综合性，即运用综合的分析方法实现对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整合。新政治经济学试图以社会科学的各种研究方法为基础，发展出一种综合的分析方法，从而超越了现有的多学科之间的方法论分歧和僵化的思维模式。“这种研究方法有其科学性，更进一步说，这种综合的分析方法集中地反映了新政治经济学对布雷顿金融秩序崩溃以来世界政治一经济体系的变化，对各国政府管理庞大的公共部门以及发达国家维持福利资本主义越来越困难的敏锐把握。”因而新政治经济学的实践性、应用性和解决社会问题的能力大大增强。运用综合的分析方法，有利于说明和解释市场经济社会普遍存在的政治与经济、国家与市场、社会与个人的矛盾：有利于解决将市场、政治与制度的概念分离的问题：有利于“将政府经济政策制定、产业管制、立法结构和绩效，以及经济与政治制度的发展或变换等问题连接起来。”总之，新政治经济学“是19世纪古典政治经济学视野的宽度与20世纪社会科学分析方法进步的融合，打破主体与结构、国家与市场之间的二分法，其采用的主要理论方法是：(1)经济学中的制度一组织方法;(2)经济学和经济史中制度和经济变迁的比较理论;(3)社会学中的结构理论和战略相关理论;(4)国际关系的批判理论;(5)新公共选择 (6)文化政治和认同理论。”
三、新政治经济学的繁荣引领中国经济学发展的路径
长期以来，我们有一种传统的思维定式，即把经济学的实用性视为主旨，而经济学的历史性与社会性等都是附属的。总以为只有实用主义的经济学才是我们的现实经济生活必需的，忽视了经济学流派之间的交融与综合。这是经济学的方法论演进使然。新政治经济学的繁荣和发展在于其适应了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引领了社会科学发展方向。新政治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及其学术旨趣为我们观察、分析中国问题，促进中国经济学发展提供了诸多有益的启示。
首先，研究、分析中国问题必须从中国实际出发，而不能从本本或教条出发。新政治经济学的繁荣和发展告诉我们，环境塑造人们的思维，是现时代的社会、政治、经济环境界定了经济学家所提问题的实质和特定时代经济理论的内容和方法。所以，研究中国问题、制定方针政策，必须从中国实际出发，从中国特有的社会、政治、经济环境出发，而不能套用国外现成的理论模式。中国最大的实际就是：中国是历史上商品经济不发达，又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国家;中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目标是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新政治经济学的繁荣和发展告诉我们，中国问题是发展中的问题：如发展中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科技创新能力不强、产业结构不合理问题：体制改革不到位问题;收入分配不公平问题;发展中的不合理、不道德、信念不坚定问题，等等。这些问题只有在经济与政治、社会与个人、国家与公民的相互关系中才能找到答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须正确处理好政治和经济、社会和个人、国家和市场之间的关系，处理好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关系，充分调动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激发各类市场主体的活力。
其次，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是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重中之重。从政治经济学的演进和新政治经济学的产生、发展的过程我们可以看到，政治与经济、政府(国家)与市场的关系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面临的永恒主题。从一定意义上讲，从“政治学与经济学的一体到政治学与经济学的分道扬镳再到政治学与经济学的融合”的逻辑视野，再次验证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就是在政府和市场之间寻找平衡的历史。这种演进的轨迹再次证明了——尽管市场有缺陷，市场仍是经济运行的基础;尽管政府有失灵，政府仍是依靠力量;只是政府作用的方式将随着经济的发展变化而不断变化;政府和市场不是谁取代谁的问题，而是两者之间如何协调发展的问题。中国既然选择了市场经济，就必须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既要更加尊重市场规律，又要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政府如何行使职权、通过什么方式行使职权将成为两者关系的核心和焦点。而且，在当今社会，单纯地依靠政府已经很难解决复杂的公共事务问题，政府需要更多地和私人部门、非营利组织或公民个人合作，共享公共权力，共同管理公共事务，实现多主体的“共同参与、合作共治”将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
第三，吸收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任何理论的发展都离不开社会科学的根基。新政治经济学是人们对社会、政治、经济运动规律认识进一步深化的结果;是在广泛吸收社会科学优秀成果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如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完善也是如此。从历史上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产生与社会科学的发展息息相关。马克思主义是19世纪社会科学发展的必然产物;是对19世纪社会科学主题的回答;是对19世纪人类三个最先进国家的三种主要思潮的批判、继承和发展。从现实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的完善更需要社会科学的支撑，需要与其他社会科学理论的碰撞以及对人类文明成果的借鉴和扬弃。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也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也罢，只有是开放的，才是有生命力的。
第四，加强制度体系建设，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供制度保障。新政治经济学强调制度的地位和作用，强调制度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内生变量。而制度又有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之分。正式的制度是指人们有意识创造的一系列政策法则，它涵盖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多个方面，从宪法到具体法规，再到特殊的细则，它们共同约束人们的行为。非正式的制度主要包括价值信念、伦理观念、风俗习惯、意识形态等内容。因而，在现实生活中，一方面，我们要加强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理论研究，对正式制度与价值信念、意识形态等非正式制度对资源配置、收入分配、经济发展的影响要有清醒的认识。另一方面，要不失时机深化重要领域的改革，加强正式制度建设和价值信念、意识形态等非正式制度的建设，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化、系统化，从而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供正式的、非正式的制度保障。
(责任编辑 陈孝兵)
作者：时家贤 武巍
第二篇：经济类学术期刊建立高品质作者库的路径分析
[摘 要]经济类学术期刊只有建立高品质作者库，才能提高刊登论文的质量，从而使期刊整体质量得到大幅度提高。经济类学术期刊高品质作者可以分为知名经济学家、重点研究机构研究人员和文章被引与转载率较高的作者。建立高品质作者库的路径有：通过重要的会议或论坛发现作者，通过重要的研究机构联系作者，通过重要的转载与收录机构搜寻作者。作者库建立后要及时进行更新、维护。
[关键词]经济类学术期刊编辑;经济类高品质作者库;智库
[DOI]10.13939/j.cnki.zgsc.2015.46.044
1 序 言
经济类学术期刊是指图书馆藏中归于F类的刊登学术论文的期刊。主要分为综合性经济科学类、经济学(除会计，企业经济)类、世界经济类、中国经济、经济计划与管理类、会计类、农业经济类、工业经济(含企业经济)类、贸易经济类、财政类、货币/金融、银行/保险类等。 新时期提高经济类学术期刊的影响力与受关注度，与编辑的各项能力密切相关。经济类学术期刊只有建立高品质的作者群，才能提高刊登论文的质量，从而使期刊整体质量得到大幅度提高。因此，建立一个高品质作者资源数据信息库对于经济类学术期刊来说，至关重要。下文从高品质作者的分类及其建立路径方面展开具体分析。
2 经济类学术期刊高品质作者分类
经济类学术期刊的高品质作者一般有三种类型：知名经济学家、重点研究机构研究人员和文章被引与转载率较高的作者。
知名经济学家是经济类学术期刊高品质作者首要组成部分。知名经济学家文章一般针对当前经济热点问题提出新观点、新思路、新方向;高屋建瓴地探索经济前沿理论，促进经济发展实践，能够推动经济学术研究，引领经济改革方向。经济类学术期刊登载知名经济学家的文章可以借助经济学家的知名度提高杂志的知名度、扩大阅读面，引起中央政府、各级地方政府及重要研究机构对杂志的重视。
寻找高品质作者也可以从作者的工作单位入手，重点研究机构一般承接国家省部级研究课题，研究人员不一定是知名经济学家，甚至有可能是非常年轻的学者，但其研究能力较强，所写文章节选自所承接的课题，针对当前实际发生的经济问题，研究该问题的现状，存在的解决难点，针对问题构建评估体系或者对新的领域进行已有研究的系统性综述，并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与路径。重要的基金课题在开题时，专家团队已对课题的架构、内容、研究方向已做了论证与评价，因此选择这些课题的承接人作为期刊作者库的成员，可以减少编辑在选题与编辑标题时的工作量。此类文章的刊登也可以提高杂志的关注度。因此，重点研究机构的研究人员也是经济类杂志高品质作者组成部分。
提高学术文章被引率与转载率是提高杂志影响力的重要途径。《新华文摘》、《中国人民大学书报复印资料》、《社会科学文摘》等对于期刊文章的全文转载或目录索引，对于提高杂志的关注度与社会认可度具有重要的意义。在北京大学图书馆组织编选的《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中，经济类学术期刊所刊文章在中国知网的下载率与转载率是入选核心期刊要目的重依据。而入选“全文中文核心期刊”的学术期刊也受到大多数高校及研究机构的青睐。
3 建立高品质作者库的路径
建立高品质作者库的主要路径是：通过重要的会议或者论坛发现作者;通过重要的研究机构联系作者;通过重要的转载机构搜寻作者。
3.1 通过重要的会议或论坛发现作者
通过重要的会议或论坛方式发现或者认识作者，较为适用于建立经济学家或者知名经济学者的作者库。经济类学术期刊登载知名经济学家的文章如果单凭约作者写稿件这一种方式往往会遇到周期长、沟通难的问题。通过整理会议发言这种方式来形成本刊登载的学术论文，一方面可以快速捕捉当前的经济热点;另一方面经济学家的观点也更具有时效性，因为是会议发言，整体上会更通俗易懂，便于阅读;同时，会议发言的整理也为与会者形成了较为整齐的会议资料。在文后将发言者所写书籍与文章作为参考文献在杂志上刊登，起到了宣传作者观点与向读者推介作者研究成果的效果。这需要编辑事先盘点本年度的主要经济会议。年度重要经济会议可以通过“新浪财经频道——会议栏目”查找，一年12个月的重要经济会议名称、主办方、时间及地点均可查到。通过会议索引，既而可与主办方媒体联系人取得联系，现场参加会议，与参会的重要发言者交换名片，获得知名经济学家的邮箱及助手联系方式，会后在会议的媒体联系人处获得会议资料与发言速记实录，整理发言实录并进行精编辑加工，形成学术论文的形式并署上发言人的姓名作为论文的作者，列上与发言内容相关的发言人所写的书或者文章，以及发言中提到的观点所涉及的其他经济学家所写的书或者文章作为论文的参考文献，与发言人或其助手确认文章，与经济学家建立起编辑与作者的关系。除了新浪财经频道——会议栏目是搜索重要经济年度会议的引擎之外，重要研究机构的官方网站也是搜索重经济会议的途径。
3.2 通过重要的研究机构联系作者
研究经济问题的中国重要研究机构有：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科学院、国家信息中心、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天则经济研究所、中国国际战略学会、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中国太平洋经济合作全国委员会、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等。这些机构的举办方大多为中央政府机关或者是著名的高等院校，因此可称为我国经济问题研究的官方或半官方智库，而民办的智库可以查询为各大公司提供战略咨询服务公司。国内较为著名的机构有和君咨询、长城战略，也可以查询各个上市公司，尤其是各大银行及有跨国业务的公司均下设有研究部，对国家经济的发展趋势、行业发展持续进行短、中、长期的分析与预测。通过这些机构的官网可以搜索到其月度会或季度会。如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的“经济每月谈”、中国经济50人论坛长年设在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的“长安讲坛”、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的“中国经济观察”季度论坛等。
另外一个途径是通过对各个重要研究机构的官网，对其内设研究部门进行了解与研习，如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网站上的每一个研究所均有其研究人员名单，有些重要的研究人员标明电话与邮箱联系方式，负责不同栏目的编辑可以根据自己栏目文章的需要与不同研究所的相关人员取得联系，获知其正在进行研究的课题，并从课题中找到自己需要的文章，与作者建立起联系。具体承担课题的研究人员一般是年轻的博士或博士后，他们年富力强，是单位重点培养对象，且有发表研究成果的愿望与需求。在不断地发表研究成果的过程中，杂志与年轻的研究人员共同成长。
第三个途径是通过查找重要研究机构的内部刊物，与刊物负责人取得联系，获取刊物，选择文章，相应地就与文章的作者，即该研究机构的研究人员建立起联系，建立经济类学术期刊的作者库。上文所列的重要研究机构一般会有自己的内部交流刊物登载研究人员的研究成果，关于国家经济发展与行业动态的数据新，信息量大，如果登载在公开发行的经济类学术期刊上，容易引起其他的同行业研究人员及高校研究人员的兴趣，受到他们的关注。
3.3 通过重要的转载与论文收录机构搜寻作者
下文就人民出版社的新华文摘杂志社和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这两个目前国内影响力较大的、重要的转载机构来展开分析。《新华文摘》系人民出版社主办的，综合性、学术性、资料性的文摘半月刊，栏目设置有政治、哲学、经济、历史、文学艺术、人物与回忆、文化、科技、读书与出版等，受到党政中高级干部领导;宣传、咨询机构国家公务员;大型国企、事业单位的中高层管理人员;科研单位、大学及其他教育部门的研究、教学、管理人员知名的专家学者、重要媒体的主要负责人的认可。期刊登载文章得到《新华文摘》的转载，对于编辑与作者而言都是一种荣誉与认可。有些单位还规定了相应的奖励制度。由于刊期相对少，还需涵盖各领域的重点文章，使得《新华文摘》对文章的转载要求质量非常高。从经济栏目来看，每期登载篇数不超过4篇，作者要求一线经济学家或者是重要研究机构高级研究人员，选题要求新颖，内容上解决问题要求具有可操作性和指导意义。对每期《新华文摘》杂志的研习可以发现高转载率作者，摸索到转载文章的选题规律。
编辑还可以通过订阅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经济、管理类“复印报刊资料”，通过对“复印报刊资料”的研习，找到在复印报刊资料中转载率较高的作者，并通过互联网查找其工作单位与联系方式，与作者取得联系，向其约稿。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是新中国最早从事人文社会科学文献搜集、整理、编辑、集成、发布的信息资料提供机构，也是中国重要的智库之一。被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复印报刊资料”全文转载文章数量多的杂志，受到重点研究机构、高等院校与各级政府机构的重视。一些单位设立了对转载文章作者的奖励制度，视同刊登于核心期刊。
通过中国知网按全文转载率情况排列，查找高被引率与下载率经济类文章及其作者。经过查找发现，中国知网文章被引率与下载率较高的作者不一定是知名度高的经济学家与职称高的教授或博导，中国知网被引率与下载率与文章的选题有关，与作者的身份关联度相对小。初级职称、中级职称、本科生、硕士研究生通过知网下载文章的需求量较大，他们通过知网将已发表的文章下载下来，主要参考文章的结构框架、文章对相关问题的论述角度与观点。对于文章的选题要求具有贴近本人工作环境、与专业的相关性及自我驾驭性的特点。教授、博导与经济学家的文章大多具有专业性、针对性，构建的经济模型大多具有独创性，选题较为宏观，重在解决国计民生重大问题，行业评估及未来发展方向，区域或地域的经济问题，国家与国家之间、区域与区域之间的经济合作，与绝大部分作者的选题在内容与水平要求上贴合度不强，他们的文章多被同层次作者下载引用。由此可见，中国知网的转载率与被引率取决于刊登文章选题，与作者的身份联系不密切。
4 作者库建立后的维护
可以按知名经济学家、重要研究机构的重要研究人员、文章高被引率与转载率作者对数据库进行分类，建立起包含作者身份、工作单位、电话号码、邮箱的信息数据库，对相应的信息要及时进行更新。通过与作者的交流，及时了解作者的研究方向，发展情况，发生工作变动、电话号码变更、邮箱变化要及时更新。除了文字联系以外，编辑还可以通过节日问候、会议、论坛通知、文章转载祝贺等方式加强与库内作者的交流与联系。总之，经济类学术期刊建立高品质作者库需要持之以恒，工作需要具有连续性，作者库才能在稳定的基础上继续扩大，为期刊提供更多更好的文章。
参考文献：
[1]孙书平.论学术期刊编辑的策划意识[J].山东省青年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7(6).
[2]刘红霞.策划编辑要有一双善于发现的慧眼[J].中国编辑，2011(2).
[3](日)鹫尾贤也. 编辑力从创意设计到人际关系[M].陈宝莲，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
[4]孙湛波.策划编辑与加工编辑的角色定位[J].新闻研究导刊，2015(9).
作者：韦京
第三篇：文化经济学学术史三部曲[1]
自威廉·鲍莫尔(WilliamBaumol)于1966年开创学科之后，文化经济学就开始其独立发展的历程，在文化经济学的诸多应用研究领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并构筑了学科的基本问题框架。特别是2006年，文化经济学界通过集体的努力，撰写《艺术和文化经济学手册》，并纳入爱斯维尔的《经济学手册》序列，标志着文化经济学学科的基本成型并得到社会的认可。而在此之前，著名文化经济学家露丝·陶斯(RuthTowse)编撰的《文化经济学手册》，则通过学术史的梳理，集中呈现了文化经济学几乎所有具有分量的“建筑物”，从而为文化经济学学科圈定了“城墙”的范围，所有这些都标志着文化经济学已经走向独立与成熟。[2]
与西方相比，我国的文化产业理论似乎缺乏学术自觉性，虽然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就有学者以“文化产业”之名讨论相关问题，但是这些讨论多是在改革开放背景下文化事业能否产业化的问题。[3]其实，这些讨论本质上是政治问题，即文化的产业化或经济化是否具有政治合法性问题，自然就没有多少学术的厚度。只是到了政治上关于文化产业的合法性争论尘埃落定之后，有关文化产业合理性的问题才呈现出来，学术性探讨才走上正道。这就是为什么罗宾斯在解释经济科学时认为，经济学是关于稀缺资源配置的学问，而应该搁置目的论问题。[4]而向勇教授更是据此以2002年为界，将我国文化产业学术研究分成两个截然不同的阶段。[5]对于这个观点，我深有同感，只是我将这个时间点稍微延后至2004年前后：这不仅是因为全国首批文化产业专业设立，于是有了不少可以不那么“务实”的研究者，他们开始探索能够让其安身立命的学术与学科问题;而且因为文化產业被纳入国家经济统计目录，作为国民经济新兴产业面临不少棘手的“怎么样”之类的问题，需要学术界提供务实的答案。
如此看来，我国文化产业学科的开始恰恰是西方文化经济学学科走向成熟。但是，这两者之间并无多少交集，这一方面是因为我国文化产业所面临的“怎么样”的问题太特殊，以至于无须也不太可能借鉴西方的学术成果;另一方面是因为这个新兴学科面临我国文化产业棘手的难题而忙得焦头烂额，几乎无暇顾及学术体系之类的问题。当然，这样的言辞也许有些苛责，谁能期望一个牙牙学语的孩童去规划人生，而且这个学科确实也在蹒跚前行。且不说2004年之前的学术界在论证合法性之时其实已就概念、政策等宏观问题做了很多基础性工作，2006年前后出版了不下10本“文化产业概论(或导论)”等教材与专著，而且上海交通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著名学府均领衔出版文化产业系列丛书。也就是在此期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商务印书馆开始引进西方文化产业著作，其中大多有分量的“建筑物”已经移植至中国，并为国内学术界所熟悉，为我国文化产业学术体系建设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但是，毋庸置疑，这些译丛由于缺乏学术史支撑，遗漏了这个学科不少经典的代表作，如学科创始人威廉·鲍莫尔的《表演艺术：经济学的困境》，著名文化经济学家艾伦·皮考克(AllanPeacock)的自传体学术专著《打赏艺术：文化、音乐与金钱》，文化经济学的版图并不完整。
这种情形也让我这个研究者开始思考，文化产业学科建设的短板在哪里，在我看来，恐怕在于学科缺乏扎实的学术根基，特别是缺乏西方文化经济学成果的系统梳理与总结，以至于我们的很多成果只是在自说自话，存在虚假繁荣的现象。文化经济学家露丝·陶斯曾经在《文化经济学刊》的“编者按”中抱怨，西方文化经济学界对于文化经济学学科历史及其文献置若罔闻，殊不知学术界的前辈已经在艺术价格、艺术家劳动力市场、表演艺术财务问题、艺术的经济影响、遗产、艺术家资助、趣味养成等重要议题取得了丰富的成果，是后辈学者应该接着说的重要学术资源。[6]显而易见的是，陶斯所批评的这种现象在国内学术界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我们常常为了一个西方学术界原本界定清晰的概念争论不休，争论各方几乎不去做必要的文献梳理，而争相去写那些空洞无物的檄文，这几乎成了笑谈。
这种情形显然不能让我有职业的荣誉感，更何况作为一名教书匠，每天要面对文化产业专业的学生，我每次只能带着那本“薄薄”的教科书，总是觉得有些愧疚：为什么别的学科动辄数千年的历史，其间的经典更是汗牛充栋，而我的学生只能汲取如此贫瘠的营养，这些自然会影响人才培养的质量。这两重身份都让我倍感焦虑，觉得要做些什么，起初想法很简单，就是翻译陶斯主编的《文化经济学手册(第二版)》(2011)，让学生在专业学习时有本权威参考书。差不多从2015年开始，《文化经济学手册》就是本科生的参考书，所有学生都要求翻译其中的章节，我也无数次校对他们的译稿，并按图索骥寻找其原始的文献，相关内容早已熟稔于心。正因如此，我对文化经济学的材料有了更为宏观的格局，并开始系统收集文化经济学的经典文献，同时利用收集到的文献给研究生开设经典导读课。几年下来，我终于有了文化经济学学术史的基本框架，也有了一个电子版的《文化经济学经典读本》，再加上陶斯教授在得知我将组织翻译《文化经济学手册(第二版)》时，告知我马上将出第三版，并许诺授予我《文化经济学手册(第三版)》(2020)中文版权。于是，我开始筹划出版文化经济学学术史三部曲，即《文化经济学手册(第三版)》(译著)、《文化经济学经典导读》(编译)与《文化经济学学术史》(专著)。这些年我也在不少学术场合推荐三部曲，如今这些图书将陆续出版，更觉得有必要做一个集中的推介，既是宣传更是交流，希望与学界同人共同为学科建设添砖加瓦。
众所周知，2006年《艺术和文化经济学手册》出版，是文化经济学学科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这不仅是因为文化经济学作为经济学的分支学科，被列入全球知名出版集团爱斯维尔(Elsevier)出版的《经济学手册》(HandbooksofEconomics)之中，而且在于该书是文化经济学学术史上最为系统、权威的集大成之作。[7]而就在《艺术和文化经济学手册》出版的三年前，陶斯教授就出版了文化经济学学术史上的第一本手册——《文化经济学手册》，其首创之功当彪炳史册。作为文化经济学的第一本参考书，该书较好地履行了参考书的职责，即在作者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读者提供权威、通俗的文化经济学知识。就权威性而言，该书所涉及文化经济学话题多达61个，几乎涵盖了文化经济学领域的所有重要话题的权威解释：既包含绝大多数的艺术门类、艺术领域的重要现象，也包含了艺术管理的核心环节，甚至涵盖了艺术经济研究的基本方法;涉及权威作者53位，囊括了文化经济学领域几乎所有的知名学者，从文化经济学的创始人鲍莫尔，到文化经济学的中生代代表人物布鲁诺·费雷(BrunoFrey)，直至文化经济学的后起之秀吉安·道尔(GillianDoyle)。就通俗性而言，正如崔恩·比尔(TrineBille)在书评中所述，“应用福利经济学、艺术价格、艺术家劳动力市场、鲍莫尔成本病、艺术的经济影响、遗产、国际贸易、非营利机构、公共选择、公共资助、艺术家资助、趣味养成等章节，不仅对该领域的现有认知有着很好的概括，而且表述方式也通俗易懂，十分值得推荐”[8]。这本手册其后更新了两版，即2011版与2020版，各版手册均保有这两个核心特征，并保持文化经济学自身的体系性与时效性，能够为“所有创意产业的生产和消费提供通用方法”。2017年陶斯教授受邀访问中国，提及现有的手册缺乏对数字文化产业发展现状的回应，文化经济学需要为此做出改变：“文化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已经取得了实证层面的进展，有一些颇具意义的理论应用。但自鲍莫尔的成本病概念以来，并未出现重大的理论突破。文化经济学研究的意义在于打破了现有的模式，并激发了适用于数字时代的一系列新经济学模式的研究，如网络经济学和平台经济学。数字供应商正在使用新的商业模式，这既包括定价，也包括非价格策略，例如，搭售和产品版本控制。注意这些新的发展会让教师和学生对文化经济学兴趣倍增。”[9]
也正是如此，陶斯教授力促我直接翻译第三版。2020年，我终于拿到电子版的手稿，欣喜地发现新版添加了不少于10章关于数字文化产业的内容，这些内容基本涵盖了数字文化产业几乎所有重要方面的内容：创意经济中的数字化问题，主要是针对数字化给经济带来的革命性影响及其相关分析理论;创意经济中的技术发展，主要是研究诸如媒介融合等新技术在创意经济中的应用与影响;数字创意经济中的政策与版权问题，主要研究各国应对新的经济形态的政策应对，特别是版权政策;创意产业研究，主要研究数字化对具体行业的影响，如音乐、电影等。[10]我至今还记得首次接触《文化经济学手册》第一版的震撼感[11]，如同第一版手册在15年前给我的震撼感——对于初涉这个领域的研究者，手册就是这门学科的“寻宝图”或“工具箱”。15年后这个版本仍然保有手册该有的体系性与时效性，始终能够作为这门学科的“工具箱”，无论是传统的文化产业，还是新兴的数字文化产业，无论是数字技术如何颠覆商业生态，还是商业模式与消费方式发生怎样的变化，手册都能提供通用的解读方法。我们认为，就我国学术成果的积累水平与现实的需求而言，手册的引进显然是相关领域学术建设的重要基础，也应该是文化产业专业教学的重要参考书。
如前所述，做经典导读的重要初衷是为学生提供充分的思想养料，这是大学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而且从学科的角度来看，经典的确认往往是学科自觉甚至是成熟的重要标志。不过，这里我们确认经典的方式是先确认经典作家，再确认经典作品。在我们看来，经典作品是目，而经典作家才是纲，只有纲举目张，才能见得体系。就此而言，我们也得问道于陶斯教授，早在1993年她作为《文化经济学学刊》编辑时就对此有着系统化的见解：“文化经济学已经吸引很多重量级的经济学家，如鲍莫尔、布劳格(Blaug)、皮考克、杨潘(JanPen)、加尔布雷斯(Galbraith)、西托夫斯基(Scitovsky)，而在他们之前，凯恩斯(Keynes)和罗宾斯(Robbins)不仅在艺术经济问题上有所涉猎，而且在英国的艺术管理中贡献巨大。”[12]从凯恩斯到布劳格，陶斯教授构筑了十分清晰的学科发展史，这里所列举的学者大多数是文化经济学经典作家。当然，陶斯教授只是在“编者按”中有些随意的列举，并没有什么严格的标准，而我们这里则要确定明确的标准来判定什么样的学者才能是文化经济学的经典作家：其一，他们都是经济学界具有相当影响力，并在文化经济学领域有着标志性的成果，从这个角度来看陶斯所列举的这些学者似乎均符合条件，他们在各自成名的领域都有着广泛的影响力，且其在文化经济学领域的著作也是标志性的;其二，这些学者对于文化有着持续的学术性关注，积极参与文化经济学界的活动，并对这个领域有着持续的学术贡献，就这个标准而言，迪克·纳策(DickNetzer)的表现就差强人意，同样情形的还有加尔布雷斯，他虽然也有诸如《富裕社会》这样的经典作品，但是他对文化经济问题缺乏持续性的学术关注与贡献，因此，本文也不打算将其列入文化经济学家之列。按照这两条标准，另外几位学者，如文化经济学界的新秀便走向前台，这就是泰勒·考温(TylerCowen)，他对美国政府资助艺术方式的总结极其到位，其所著《好又多：美国艺术资助的成功之道》无疑是这个领域的经典。按照这个逻辑，我们明确10位经典作家，他们分别是凯恩斯、罗宾斯、威廉·鲍莫尔、艾伦·匹考克、泰勒·考温、大卫·索斯比、理查德·凯夫斯(RichardCaves)、西托夫斯基、布鲁诺·费雷以及露丝·陶斯。有了这个纲，我选择了20篇经典文献作为目，于是就有了这本经典导读。作为导读者，我引领各位领略这个领域近100年以来10位思想大师的20篇经典文献：其时间跨度既包括1966年之后我们所熟知的历史，也包括之前常常被遗忘的历史序幕;人物既涉及威廉·鲍莫尔等学科创建者，也包括学科的奠基者，如凯恩斯与罗宾斯;其经典文献既涵盖了学科肇始的开创之作——《非均衡增长的宏观经济学：城市危机的剖析》，也包括学科奠基或拓展之作，如《经济学的内容》《文化、经济与可持续发展》等。我深信读者诸君经历了这样的思想历程，经过这些经典文献的洗礼，不仅有更为清晰的学术史脉络，而且其问学之路将有着更为强大的精神支撑。我始终认为这样的经典阅读是一个人进入这个学科的不二门径，最起码对于那些以此作为专业的学生而言，这些经典文献无疑将是他们毕生的精神财富。
众所周知，文化产业作为学科的定位并不清晰，其重要表现就是学术界往往从不同的学科视野来研究文化产业问题，如国内权威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12)》，就将文化产业专业归于管理学和艺术学两大学科，作为新兴学科，采用这种“临时”的做法其实并无置喙之处。但是，毋庸置疑的事实是，“文化产业概念在当前的运用实质上指称文化产品的经济功能，如增加产出、促进就业、创造利润以及消费者的需求”[13]，文化产业就其学科而言，更多的是运用经济学方法研究文化问题，应该归属于应用经济学之下的文化经济学。这种思路在西方是清晰的，西方文化产业研究学科建设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就定位为应用经济学之下的二级学科——文化经济学与旅游经济学、信息经济学等大体相当。如美国经济学会就将文化经济学置于应用经济学之下的Z1名下，與其他诸如体育经济学、旅游经济学等经济学分支学科并列。当然，更为重要的原因是，文化产业研究在最近的半个多世纪时间中，艺术学或管理学领域并无太多建树。倒是文化经济学，自威廉·鲍莫尔提出成本病概念并创立这个学科以来，颇有建树，拥有不少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建筑物”;而且在新时期开始的几年间，学者们修建“城墙”的努力，让这个学科有了自己的雏形。著名经济学史家马克·布劳格评价道：“文化经济学的发展程度介于教育经济学与卫生经济学之间，较之教育经济学更有创新精神，但是较之卫生经济学则在研究成果方面略有逊色，这可能要归因于文化经济学有些孤立，不太愿意借鉴经济学其他领域的发展成果，更不要说心理学、社会学和政策分析等领域的成果，尽管如此，文化经济学还是不断为文化热衷的问题提供了各种新的经济学方法应用。总而言之，文化经济学在新的领域生气勃勃。”[14]
作者：周正兵